中國書法院2016

1. 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485條

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四百八十五條規定： 人民法院有權查詢被執行人的身份信息與財產信息，掌握相關信息的單位和個人必須按照協助執行通知書辦理。
2、2015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下發了《人民法院、銀行業金融機構網路執行查控工作規范》。2016年2月，法院與全國40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實現網路對接，對被執行人在全國任何一家銀行的賬戶、銀行卡、存款及其他金融資產，執行法院可直接通過網路方式採取查詢、凍結、扣劃等執行措施。執行法官足不出戶，滑鼠一點，就能對被執行人在全國40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金融財產查得到、凍得住、扣得了。
3、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專題會議，研究部署破解執行難問題，通過了《關於落實「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的工作綱要》。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周強在講話中強調，法院信息化建設快速發展，覆蓋全國范圍以及各種財產形式的執行查控體系已經建立，在解決「被執行人難找、財產難尋」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同時公開曝光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加強信用懲戒等措施，都為解決執行難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提供了可靠保障。

2. 在承包方拖欠工程款的糾紛中,發包方是否可以成為被告.有什麼法律依據嗎

06 . 保修期未滿，提前使用工程，拖欠工程款全部支付

工程未經驗收，發包方提前使用，合同約定工程保修期雖未屆滿，承包人主張支付尚欠全部工程款的，應予支持。

標簽：｜工程款｜質保金｜提前使用｜保修期｜未經驗收

案情簡介：1995年，建築公司與開發公司簽訂施工合同。1996年，工程基本完工。1997年，在未經驗收情況下，開發公司開始使用上述工程。1998年，建築公司訴請開發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3800萬余元及利息。開發公司以雙方系閉口價、1年保修期未滿應扣10%工程款為由抗辯。

法院認為：①建築公司與開發公司所簽施工合同有效。對閉口價合同以外的裝修等工程，開發公司與建築公司雖未達成書面協議，但在施工過程中雙方對此項工程進行過協商，開發公司多次出具工程變更單，建築公司已施工完畢，開發公司已實際使用，該部分工程款應據實結算，以委託鑒定機構審計確定的工程款為准，由開發公司支付給建築公司。②根據有關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工程未經驗收，發包方提前使用的，發生質量或其他問題，由發包方自行承擔。開發公司在本案所涉工程未經驗收情況下使用，由此發生的質量或其他問題，應由其自行承擔，故合同約定的一年工程保修期雖未屆滿，開發公司向建築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不違反合同約定。判決開發公司支付建築公司工程餘款3800萬余元及利息。

實務要點：工程未經驗收，發包方提前使用，合同約定的工程保修期雖未屆滿，承包人主張支付尚欠全部工程款的，應予支持。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0）民終字第125號「某開發公司與某建築公司工程款糾紛案」，見《上海福海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與上海市第五建築有限公司工程款糾紛上訴案》（審判長程新文，審判員於曉白，代理審判員張章），載《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選登》（200102/6:334）。

3. 最高院：債務加入的認定和處理

2021年1月1日實施的《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條規定，第三人與債務人約定加入債務並通知債權人，或者第三人向債權人表示願意加入債務，債權人未在合理期限內明確拒絕的，債權人可以請求第三人在其願意承擔的債務范圍內和債務人承擔連帶債務。這是我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債務加入。在此之前，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首先明確使用了「債務加入」的概念，其在《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討論紀要(一)》(蘇高發審委[2005116號)第17條規定：「債務加入是指第三人與債權人、債務人達成三方協議或第三人與債權人達成雙方協議或第三人向債權人單方承諾由第三人履行債務人的債務，但同時不免除債務人履行義務的債務承擔方式。」或者在法學論著裡面出現。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對債務加入這一理論運用在判決書裡面。債務加入屬於單務合同、諾成合同、不要式合同、無名合同。

債務加入與第三人擔保有很大區別：1、債務加入後與主債務人並列承擔債務，與債務人的債務具有同一性，二者之間不存在主從關系，即與債務人一起成為共同債務人；第三人提供擔保後，其與主債務人屬於主從關系，合同也屬於主從合同。2、債務加入則不受保證期間的限制，僅受訴訟時效的制約；帶保證受到保證期間與訴訟時效的雙重限制，保證期間屬於除斥期間，在當事人沒有約定的情況下為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後6個月，在連帶保證中，債權人必須在保證期間內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否則保證期間經過後，債權人未主張權利的，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3、債務加入後，債務加入人在清償債務後，是否可以向債務人追償，取決於其在債務加入時與債務人之間的具體約定；保證人享有追償權，即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後，享有債權人對債務人的權利，有權在承擔保證責任范圍內向債務人追償。故此，債務加入人比保證人承擔了更重的責任。

一、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16號《民事判決書》認定及處理：

關於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的效力以及法律性質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具備下列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本案中，2015年1月4日，張剛良等人與午時陽光公司及天一公司、魚海軍等簽訂《借款協議》，約定午時陽光公司因公司周轉，向張剛良等人借款2200萬元。2015年8月，張成雙登記成為午時陽光公司股東，持股19.6%。2016年1月，張成雙登記成為午時陽光公司財務負責人。2016年6月22日，張成雙（乙方）與張剛良、梁波、趙栩甜（甲方）簽訂《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約定「剩餘貳仟叄佰萬元整（2300萬元），乙方確保在18個月內支付甲方，必須以現金方式支付，此借款18個月不計利息。」再審審理中，張成雙自認其當時承接了午時陽光公司案涉施工項目中的2、6、8號樓的施工，而張剛良因本案借款多次到工地阻撓施工。本院認為，案涉債務產生後、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簽訂前，張成雙作為午時陽光公司的股東和財務負責人，沒有證據證明張成雙簽訂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時，對案涉債務的產生以及其簽訂合同的法律後果不知情。如前所述，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合法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一條規定：「合同一方將合同的權利、義務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第三人的，應當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並不得牟利。……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十四條規定：「債務人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者部分轉移給第三人的，應當經債權人同意。」以原債務人是否繼續承擔債務為標准，債務承擔可以大體劃分為免責式債務承擔和並存式債務承擔。債務承擔人與債權人約定債務承擔時，未明確約定原債務人是否脫離債權債務關系的，構成並存式債務承擔。債務承擔人以自己的名義另行向債權人出具債務憑據並承諾由其按期履行債務等行為表明由其獨立承擔原債務人的債務，債權人表示同意的，構成免責式債務承擔。本案中，張成雙（乙方）與張剛良等人（甲方）在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中約定：「一、乙方原借甲方人民幣肆仟叄佰萬元整（¥4300萬元），因考慮乙方目前實際困難，雙方同意乙方借甲方人民幣為叄仟叄佰萬元整（¥3300萬元），具體計算方式為，乙方將『丹鳳朝陽』一期5號樓附屬鋼結構共五層，單層面積890平方（現狀空地），沖抵壹仟萬元整(¥1000萬元)，作為乙方支付甲方的借款。二、剩餘貳仟叄佰萬元整（¥2300萬元），乙方確保在18個月內支付甲方，必須以現金方式支付，此借款18個月不計利息。三、『丹鳳朝陽』一期5號樓附屬鋼結構自簽訂之日起，保證在1個月之內作購房合同並在政府備案。四、甲方在建設施工5號樓附屬鋼結構時，乙方要確保三通（水通、電通、路通）……。」從該協議的文義來看，案涉4300萬元系張成雙的借款，張成雙承諾償還，經張剛良同意，張成雙只需還款3300萬元，其中1000萬元以案涉丹鳳朝陽房地產項目的房產抵償，抵償後張成雙還需還款2300萬元。張成雙以自己的名義另行向張剛良出具債務憑據並承諾由其償還，張剛良同意張成雙承擔還款責任，但雙方沒有約定午時陽光公司脫離債權債務關系，張剛良沒有明確表示免除午時陽光公司的還款義務，也沒有其他證據或行為表明張剛良同意由張成雙獨立承擔午時陽光公司的債務，故本案應認定為並存式債務承擔。張成雙作為借款合同外的第三人向張剛良承諾承擔午時陽光公司的債務，其行為並非創設新的債權債務關系，而是加入到午時陽光公司與張剛良之間原有的債權債務關系中。張成雙加入債務的行為是為了保證張剛良債權的實現，但《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約定的內容並非擔保法意義上的保證，張成雙與午時陽光公司之間亦不是保證人與債務人的關系，而是並存式債務承擔中共同債務人的關系。債務加入與保證的本質區別在於債務承擔人並非從債務人，而是共同債務人，與原債務人無主次之分，債權人為實現其債權，可以直接選擇由債務承擔人償還債務，無需待債務人遲延履行，債務承擔人即具有完全清償債務的義務，其履行的法律效果及於債務人，而保證人則是在主債務遲延履行時方承擔責任。綜上，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雖名含「保證」字樣，但名不符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關於「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的規定，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的性質不是保證合同，而是債務加入協議，張成雙的法律身份不是保證人，而是債務承擔人，張成雙應向張剛良償還《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約定的債務，該還款承諾非經債權人張剛良許可，不得撤回。

二、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19號《民事判決書》認定及處理：

（一）關於甘綠公司應否承擔還款責任的問題。根據本案查明事實，甘綠公司自認其債務人身份，承諾還款，並以債務人身份履行了部分還款義務，應視為其屬債務加入人，對博瑞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主要理由是：1、2001年甘綠公司為增資擴股需要向中國銀行甘肅省分行提出《關於將原甘肅省張掖市脫水蔬菜總廠的商標及利用國外政府貸款購置的設備進行入股的申請》申請將原以甘肅省張掖市脫水蔬菜總廠利用外國政府貸款引進的國外生產線投入到甘綠公司，以增大公司股本。在該申請中，中國銀行甘肅省分行的王姓負責人雖在批註中提出應由新公司承擔債務並應辦理相關法律手續，之後，甘綠公司沒有再就該申請出具書面同意，但自2004年至2007年其主動償還了本案買方信貸121萬余美元以及部分政府貸款，簽收了債權人中國銀行甘肅省分行向甘綠公司發出的數次催款通知書，出具了還款計劃書，並向本案借款的保證人張掖市甘州區電力局提供了反擔保。上述行為表明，甘綠公司已經承認其為本案借款的債務人並已履行部分債務。2、2013年6月24日，甘綠公司向中國銀行甘肅省分行出具還款計劃書明確同意願意償還本案《轉貸協議》剩餘本金及利息。至此，甘綠公司作為債務人的意思表示進一步明確。3、甘綠公司一直佔有使用本案貸款所購設備，是實際受益方。對此，甘綠公司在再審中並不否認。甘綠公司雖稱博瑞公司將該部分設備投資入股到甘綠公司以後，資產即轉換為博瑞公司的股權，且博瑞公司又將其股權對外轉讓已經取得該設備的對價，但甘綠公司對此並未舉證，且博瑞公司是否取得對價與甘綠公司作為債務加入人並不沖突。據此，中國銀行甘肅省分行等請求甘綠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依法有據。二審判決免除甘綠公司民事責任，確有不當，本院予以糾正。

三、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501號《民事判決書》認定及處理：

本院認為，本案二審爭議的焦點問題是：一、金爵公司應承擔責任的性質是擔保責任還是債務加入；二、金爵公司應承擔債務數額是多少；三、一審程序是否存在不當之處；四、本案債務是否超過訴訟時效。

第一，關於金爵公司的責任性質問題。2005年6月1日中行廊坊分行曾與金爵公司簽訂《抵押擔保合同》，約定為相應借款合同項下債務本金、利息和費用提供抵押擔保。雙方後於2008年7月23日簽訂《補充協議》，該協議約定了兩項內容，一是金爵公司同意對前述《抵押擔保合同》所擔保的債務本金總計2.32億元承擔還款責任，二是同意繼續以《抵押擔保合同》所約定的抵押物提供擔保。就第一項內容，協議還詳細約定了金爵公司分四筆履行還款義務的具體數額和時間，同時約定對未償付部分的債務本金利息自2008年6月1日起計算並支付利息。隨後，金爵公司還於2009年11月5日向中行廊坊分行出具《代還欠貸款計劃》，承諾：「爭取在2009年內代還2700萬元，其餘資金計劃在2010年下半年、2011年底前分兩年還清」。根據上述內容，可見雙方後續協商的內容並非如何實現抵押權或者提供保證擔保，金爵公司承諾直接向中行廊坊分行還款的意思表示明確，並非僅有承擔擔保責任的意思。故金爵公司主張系擔保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原審判決關於金爵公司系本案爭議債權直接債務人的認定，事實依據充分，本院予以維持。

四、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終字第434號《民事判決書》認定及處理：

本院認為，本案二審當事人爭議焦點問題有兩個：一、高洲酒業公司發出的2.10函是否屬於對涉案債務的加入；二、南岸糧食公司基於2.10函而產生的對高洲酒業公司的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是否已經屆滿。

一、關於高洲酒業公司發出的2.10函是否屬於對涉案債務的加入。

原判決查明，2008年至2013年，南岸糧食公司、騰龍酒業公司、會和商貿公司先後簽訂了涉案的五份糧食購銷合同。前三份是南岸糧食公司和騰龍酒業公司簽訂，後兩份是南岸糧食公司與會和商貿公司簽訂，當事人不同，簽訂時間有先後。但是，在後的合同均明確約定，在先的合同尚未支付的貨款全部延續轉移至「本合同」。該約定清晰地表明五份合同的連續性、合同債務的同一性。該筆債務即涉案債務。涉案債務以2.10函為界，此前涉案的債務為騰龍酒業公司對南岸糧食公司的債務，此後會和商貿公司成為債務人。高洲酒業公司稱，其2.10函發出時，會和商貿公司對騰龍酒業公司的債務尚未發生，故不可能構成債務加入。本院認為，將來發生的債務也可以設立債務承擔，債務是否已經實際發生，並不影響債務加入人加入債務意思表示的效力。高洲酒業公司向南岸糧食公司發出的2.10函稱：「會和商貿公司和騰龍酒業公司是我公司所控制的下屬公司，負責我公司部分物資的采購，我公司承諾貴公司與該公司發生的物資及糧食采購的相關經濟與法律責任概由我公司承擔。」高洲酒業公司承諾承擔南岸糧食公司與「該公司」發生的糧食采購法律責任，結合函的前文，「該公司」既包括騰龍酒業公司，也包括會和商貿公司。在2.10函發出時，會和商貿公司尚不是本案債務的債務人，其指向的法律責任自然是將來的債務。2.10函的表述，體現了高洲酒業公司承擔將來會和商貿公司對南岸糧食公司債務的意思。高洲酒業公司主張2.10函的意思是提供抵押而非債務加入，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的規定，抵押是指為擔保債務的履行，債務人或者第三人不轉移財產的佔有，將該財產抵押給債權人的，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抵押權的情形，債權人有權就該財產優先受償。2.10函的表述並未體現出抵押的意思，且債務加入可以與抵押並存，二者之間並不排斥。至於會和商貿公司與高洲酒業公司之間有無關聯關系，對其2.10函是否構成債務加入並無影響。兩份《支付計劃書》的落款時間均為2014年7月，本案一審受理時間為2014年8月。高洲酒業公司聲稱兩份《支付計劃書》系本案一審訴訟期間為達成和解，其向南岸糧食公司出具，但其未提交其他證據證明，本院無法採信高洲酒業公司的主張。《支付計劃書》清楚地表明高洲酒業公司是無力支付「糧食貨款」而非無力承擔「擔保責任」，其償還貨款的數額亦與本案會和商貿公司的債務數額吻合，高洲酒業公司未主張其與南岸糧食公司有其他債權債務關系。《支付計劃書》也印證了高洲酒業公司發出的2.10函的意思是對涉案債務的加入。

高洲酒業公司2.10函所表示的債務加入的意思不違反法律規定，真實有效。此後實際發生了會和商貿公司對南岸糧食公司的債務，南岸糧食公司依據2.10函要求高洲酒業公司承擔債務加入的責任，應予支持。原判決認定高洲酒業公司發出的2.10函屬於對涉案債務的加入有事實依據，適用法律正確。

4. 現代書法家名字大全

1、曾翔

曾翔，號一夫、木木堂、曲堂。祖籍湖北隨州，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辦公室主任，中國書法院展覽館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生導師，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中國國家畫院曾翔書法工作室導師，北京印社副秘書長。

中國書法家協會青少年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北京書畫藝術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美院、中國書法家協會培訓中心等全國十六所大學特聘教授。

2、王鏞

王鏞，別署凸齋、鼎樓主人等。1948年生於北京，太原人。1979年考取中央美院中國畫系李可染、梁樹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畫和書法篆刻，得到葉淺予、梁樹年等先生的指導，1981年在研究生畢業展中獲葉淺予獎金一等獎並留校執教。

現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書法藝術研究室主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篆刻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中青年書法篆刻展評審委員會副主任、滄浪書社社員。作品曾多次在國內外展出和發表，被多家美術館、博物館收藏，並出版專集數種。現任中央 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東方美術交流學會副理事長。

3、沃興華

沃興華，1955年5月出生，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書法院研究員，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曾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73年起，不斷有作品參加上海市、全國及國際間的重大展覽並多次獲獎。多次舉辦個人書畫展，作品為國內外許多博物館收藏。除在歷史學、古文字學等方面發表了許多著作和論文外，歷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全國中青年書法篆刻展評委、上海市書協秘書長、流行書風展主持人等。

4、劉彥湖

劉彥湖，1960年3月生於黑龍江省，原籍吉林磐石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物理系，1983年獲物理學學士學位。1981年拜羅繼祖教授為師，學習書法及古典詩文，後又師從周昔非、王鏞兩位先生。

1983年至1988年在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任資料員，並在此期間進修了中國古文字研究班的全部課程，1993年在中國書法社任特聘編輯，1995年在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攻讀古埃及學博士學位，199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

1998年任職於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現為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篆刻院研究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5、於明詮

於明詮，1963年生，本名於明泉，別署於是乎等。中國書協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研究員，山東書協副主席，滄浪書社社員。

現為山東藝術學院美術學院書法工作室主任、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山東省高校重點學科首席專家，南京師范大學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

多次參加全國書法展覽並獲全國第六、七、八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家作品展一等獎，全國第八屆群星獎銀獎，全國第三屆書法蘭亭獎教育二等獎。

5. 機動車掛靠關系的認定及交通事故的責任承擔

▌相關法律法規：
(一)《交通運輸部辦公廳關於「掛靠經營」含義的復函》【交辦運函(2016)703號】：「湖南省交通運輸廳：你廳《關於予以明確界定「掛靠經營」含義的緊急請示》收悉，經交通運輸部同意，現答復如下：《道路旅客運輸及客運站管理規定》所稱「掛靠經營」，是指道路客運車輛的機動車登記證書及行駛證的所有(權)人不具備道路客運經營資質，但以其他具備資質的企業名義從事道路旅客運輸經營活動的行為。掛靠經營者的相關經營行為由被掛靠的企業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2〕19號)第三條：「以掛靠形式從事道路運輸經營活動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當事人請求由掛靠人和被掛靠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三) 《最高法關於實際車主肇事後其掛靠單位應否承擔責任的復函》((2001)民一他字第23號)：「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你院關於「關於實際車主肇事後其掛靠單位應否承擔責任的請示」收悉。我們研究認為，本案的被掛靠單位湖北洋豐股份有限公司從掛靠車輛的運營中取得了利益，因此應承擔適當的民事責任。」
(四)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會議紀要(魯高法〔2005〕201號)》：「(七) 關於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確定問題。道路交通損害賠償案件是一類特殊的侵權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的精神，其責任主體一般應根據對機動車運行支配權與運行利益的歸屬來確定。對於機動車掛靠經營情形下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則上應由掛靠人或者實際車主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被掛靠人從掛靠車輛的經營中取得利益的，應承擔適當的賠償責任。」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五十條：「當事人之間已經以買賣等方式轉讓並交付機動車但未辦理所有權轉移登記，發生交通事故後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不足部分，由受讓人承擔賠償責任。」
▌裁判規則：
一、關於機動車掛靠是否成立的問題：
(一)【案例裁判觀點：具有道路貨物運輸、汽車銷售資格的公司，將機動車賣於他人，但機動車行駛證、道路運輸證均在公司名下，允許買受人實際經營，公司與買受人之間形成掛靠關系。】
【再審申請人固原經濟開發區得軍貨運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杜玉珍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申請再審(2015)甘民申字第463號民事裁定書】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得軍公司經營范圍是道路貨物運輸、汽車銷售，其將涉案機動車出售給馬國榮，合同約定該車由買受人經營，但機動車行駛證、道路運輸證均在得軍公司名下，馬國榮亦實際經營該車兩年有餘，故一、二審認定涉案機動車系掛靠於得軍公司名下經營並無不當。2012年4月2日，馬國榮將該車轉讓於李龍經營時，車輛的道路運輸證仍在得軍公司名下，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車輛仍在經營中，固原市道路運輸管理局的證明也表明該車道路運輸證屬於得軍公司，2013年營運手續合法有效，故涉案機動車的轉讓並沒有改變該車道路運輸經營權實際仍掛靠於得軍公司的事實。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自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有關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應適用該解釋的規定，解釋第三條規定：「以掛靠形式從事道路運輸經營活動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當事人請求由掛靠人和被掛靠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涉案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損害，得軍公司應就相關損害承擔連帶責任。」
(二)【案例裁判觀點：在掛靠關系中，被掛靠人是車輛名義所有人，掛靠只是掛靠人和被掛靠人之間的內部關系，受害人作為第三人對此既無從知曉也無需知曉。車主將機動車賣與掛靠人，現雖稱與掛靠人並無掛靠關系，且沒有收取任何掛靠費用，車輛沒有過戶非意志以外原因。但該主張除車主的陳述和掛靠人的自認外，沒有其他證據予以佐證，不以排除機動車掛靠的事實。】
【廈門榮利達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2017)閩民申105號民事裁定書】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所謂掛靠即掛靠人為了滿足車輛運輸經營管理上的需要，將自己出資購買的機動車掛靠於某個具有運輸經營權的企業，由該企業為掛靠車主代辦各種法律手續，並以該企業的名義對外進行運輸經營的行為。在掛靠關系中，被掛靠人是車輛名義所有人，掛靠只是掛靠人和被掛靠人之間的內部關系，受害人作為第三人對此既無從知曉也無需知曉。案件事實表明，榮利達公司系閩D×××××車的登記車主，榮利達公司雖主張其與李秋榮之間並無掛靠關系，且沒有收取任何掛靠費用，之所以車輛沒有過戶，是由於廈門市拖車協會的歷史原因無法過戶。但上述主張除榮利達公司的陳述以及李秋榮的自認外，榮利達公司並無證據予以證實，且其陳述與該掛車登記在榮利達公司名下的事實相矛盾，故原審認定榮利達公司和李秋榮之間存在掛靠關系並無不當。」
(三)【案例裁判觀點：《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適用條件是掛靠人以被掛靠人的名義對外從事道路運輸經營活動，並未要求被掛靠人具有道路運輸經營資質。】
【海口建發機電設備安裝工程有限公司與譚義學、王綏策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2016)瓊民申428號民事裁定書】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建發機電公司主張其並無交通運輸經營資質，且肇事車輛並未以建發機電公司的名義對外經營，鄔崇敏出資以建發機電公司名義購買肇事車輛從事運輸經營活動，不屬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的掛靠形式。從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以掛靠形式從事道路運輸經營活動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的規定來看，本條適用的條件是掛靠人以被掛靠人的名義對外從事道路運輸經營活動，並未要求被掛靠人具有道路運輸經營資質。換言之，被掛靠人是否具有道路運輸經營資質不是認定掛靠關系成立的必要條件。從一、二審查明的本案事實來看，鄔崇敏、陳建宏的證人證言及建發機電公司的自述，均認可鄔崇敏出資以建發機電公司名義購買肇事車輛從事運輸經營活動的事實。故原審判決依據上述證人證言及當事人自述，結合本案其他證據，認定鄔崇敏與建發機電公司形成了車輛掛靠關系並無不當。關於車輛掛靠關系是否解除的問題。雖然肇事車輛經歷了兩次轉讓，但均未辦理車輛過戶手續，肇事車輛在事故發生時仍登記在建發機電公司名下，且建發機電公司並未舉證證明肇事車輛瓊A號車被轉賣給吳禮和、王康銹後掛靠關系解除，故原審判決認定建發機電公司與鄔崇敏尚未解除車輛掛靠關系的認定並無不妥。」
(四)【案例裁判觀點：道路交通損害賠償案件是特殊的侵權案件，對責任主體應根據機動車運行支配權與運行利益的歸屬來確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中的掛靠是指為了滿足車輛運輸經營管理上的需要，個人將自己出資購賣機動車掛靠於某個具有運輸經營權的公司，向該公司繳納或不繳納一定管理費用，由該公司為掛靠車主代辦各種法律手續，並以該公司名義對外進行運輸經營。】
【綿陽波鴻出租汽車有限公司、陳友順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2017)川民申5349號民事裁定書】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系因機動車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損害產生的糾紛，道路交通損害賠償案件是特殊的侵權案件，對責任主體應根據機動車運行支配權與運行利益的歸屬來確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以掛靠形式從事道路路交通運輸經營活動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當事人請求由掛靠人和被掛靠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是對掛靠情形下主體責任的規定，該條中的「掛靠」，是指為了滿足車輛運輸經營管理上的需要，個人將自己出資購賣機動車掛靠於某個具有運輸經營權的公司，向該公司繳納或不繳納一定管理費用，由該公司為掛靠車主代辦各種法律手續，並以該公司名義對外進行運輸經營。」
二、關於機動車掛靠期間發生交通事故的責任承擔問題：
(一)【案例裁判觀點：機動車掛靠關系是內部關系，掛靠人與被掛靠人之間關於責任承擔等的約定具有相對性，不能對抗第三人。掛靠機動車在從事道路運輸發生事故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當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時，當事人請求由掛靠人和被掛靠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鄭妹仔、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建甌支公司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2016)閩民監19號民事裁定書】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掛靠是掛靠者以被掛靠者名義對外從事民事法律行為，通常是不具備某種經營資格的當事人，為進入該特定行業，經具有經營權的相關主體同意，以該主體的名義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道路運輸車輛應當隨車攜帶車輛營運證，不得轉讓、出租』，因此，不具有運輸業經營資格的個人或企業，為了滿足車輛運輸經營管理上的需要，將自己出資購買的機動車掛靠於某個具有運輸經營權的公司，向該公司繳納或不繳納一定的管理費用，由該公司為掛靠車主代辦各種法律手續，並以該公司名義對外進行運輸經營的機動車掛靠現象。其中，實際車主為掛靠人，運輸企業為被掛靠人，也是持有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的主體，機動車掛靠關系實質是道路運輸經營權的掛靠。掛靠關系是內部關系，掛靠人與被掛靠人之間關於責任承擔等的約定具有相對性，不能對抗第三人。本案中，案涉閩H×××××/閩H×××××車的使用性質是營運貨車，柯全忠系通過分期付款保留所有權車輛買賣方式取得該車所有權，但其個人沒有掛車營運資格，車輛的行駛證等均登記在萬通物流公司名下，並使用萬通物流公司的資質從事貨物運輸，故案涉車輛在經營模式上與萬通物流公司存在掛靠關系。因涉案事故是該車在從事道路運輸時發生，故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關於「以掛靠形式從事道路運輸經營活動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當事人請求由掛靠人和被掛靠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的規定，萬通物流公司應當對因案涉掛車對鄭妹仔造成的交通事故損害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但原審對此未予認定，明顯不當。」
(二)【案例裁判觀點： 作為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的主體，可以通過對掛靠人的選擇、管理、監督，對車輛的技術維護、檢查和各項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來減少和預防交通事故的發生。同時，被掛靠人通過掛靠車輛的運行獲得利益，其獲得的利益不限於收取管理費，也不限於經濟利益，如因接受掛靠而使單位規模擴大、市場佔有比例提高、影響力增大等。】
【張文民與四平市華辰物流有限責任公司、張立波、霍金銳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再審(2016)吉民再249號民事判決書】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華辰公司是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的主體，肇事車輛在華辰公司名下，受害人無從知曉車輛實際所有人與登記所有人是否一致，因此受害人張文民要求華辰公司承擔責任符合民法上的外觀主義原則。華辰公司可以通過對掛靠人的選擇、管理、監督，對車輛的技術維護、檢查和各項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來減少和預防交通事故的發生，這些也屬於對車輛支配的一種表現形式。華辰公司未履行前述支配權利，並允許肇事車輛車籍保留在其名下運營，開啟了危險作業的大門，其應當承擔肇事車輛運營中可能帶來的風險。同時，被掛靠人通過掛靠車輛的運行獲得利益，其獲得的利益不限於收取管理費，也不限於經濟利益，如因接受掛靠而使單位規模擴大、市場佔有比例提高、影響力增大等，均是其所獲利益。

6. 長沙彭旭峰，長沙軌交外逃原董事長彭旭峰之弟受審

被通緝的湖南長沙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彭旭峰外逃已有兩年多，對和他相關的涉案人員的追查仍未結束。2017年3月下旬，彭旭峰外逃美國時，他在境外至少已擁有3889萬余元的錢財。檢方信息披露，按照哥哥的安排，彭耀峰將其受賄所得的上述金額兌換成外幣轉移至境外。兩兄弟被檢方指控共同受賄超2億元。

6月18日，澎湃新聞（ www.thepaper.cn）從湖南嶽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獲悉，彭旭峰的弟弟彭耀峰，因涉嫌受賄及洗錢已於2019年3月28日進行了一審開庭，目前尚未宣判。

中國裁判文書網近日公布的湖南嶽陽縣人民法院作出的《嚴實行賄、串通投標一審刑事判決書》，則清晰呈現了彭旭峰及其弟彭耀峰共同受賄的一部分犯罪事實，以及彭旭峰昔日下屬、長沙地鐵多名管理人員涉案情況。

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公布的彭旭峰弟弟彭耀峰被控受賄、洗錢兩罪案情。 截屏圖

通過彭旭峰弟弟攬工程，行賄上千萬

據法院判決認定，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被告人嚴實等人在承攬長沙軌道一號線機電安裝項目、長沙地鐵一號線地面「四小件」工程項目、長沙地鐵三號線部分項目中，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感謝長沙軌道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彭旭峰及其下屬陳某、黃某達等人提供的職務幫助，給予彭旭峰及其弟彭耀峰、陳某、黃某達等人財物共計人民幣1236.6萬元，其中既遂1211.6萬元，未遂25萬元。

上述判決顯示，被告人嚴實稱自己與彭旭峰弟弟彭耀峰以前是同事，兩人關系較好，他認為憑彭耀峰的能力可以接到工程。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嚴實與湖南賽能機電公司程某旭、樊某文、楊某合作想承攬長沙軌道一號線機電安裝項目。為得到彭旭峰的關照，嚴實找到彭旭峰的弟弟彭耀峰，要彭耀峰向彭旭峰以及該公司合約部部長陳某打招呼，為其承攬工程提供職務幫助，並承諾給予中標價6.5％的好處費。

通過彭旭峰、陳某的幫助，嚴實等人順利中得長沙軌道一號線機電安裝項襲旁嫌目01標和06標，中標價1.8億余元。2015年5月至2016年底，嚴實分6次送給彭耀峰人民幣共計1000萬元，分3次送給陳某人民幣共計5萬元。

2015年下半年，通過找到彭耀峰讓其向彭旭峰打招呼，嚴實順利中得地面「四小件」工程項目，中標價3700餘萬元。彭耀峰要嚴實給其好處200萬元。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嚴實分4次送給彭耀峰人民幣共計175萬元。

長沙地鐵一號線腐敗背後

上述判決還呈現了長沙地鐵一號線拍手部分工程背後串通投標的腐敗內幕。

法院查明，2014年下半年，嚴實與程某旭、樊某文、楊某為承攬長沙軌道一號線機電安裝項目，與湖南和信工程公司的賀某江合作，商量採取圍標的方式投標。嚴實先後聯系了多家建設單位參與投標，互相串通標書報價，並提出設置「三個一級資質」的報名條件，以減少競爭對手。2015年1月23日，嚴實等人掛靠的兩家公司分別中標了長沙地鐵一號線機電安裝項目01標段、06標段，中標項目金額分別為1.1億余元和7500餘萬元。

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嚴實得知長沙地鐵一號線「地面四小件」項目要招標，便安排其項目經理羅某蛟聯系，掛靠其他公司投標，並另外找幾個陪標單位參與投標。羅某蛟便找了多家建築公司參加投標，嚴實付給各單位保證金利息、標書製作費用等共計30萬余元，並互相串通投標報價。2015年11月16日，嚴實掛靠的公司中標「地面四小件」工程，中標項目金額3700餘萬元。

上述通過串通投標獲得工程的事實，也獲得了彭旭峰兄弟的幫助。

據彭耀峰證言，他利用與彭旭峰的特殊關系，通過向軌道交通合約部部長陳某打招呼以及介紹賀某江給嚴實認識並一起圍標等手段，幫助嚴實及其合夥人承接了長沙地鐵軌道一號線相關工程。在賀某江、嚴實等人為減少競爭對手，提出設置報名門檻時，彭旭峰表示同意並指示下屬陳某對嚴實予以關照。

兄弟倆合夥收錢，商議一人一半

澎湃新聞注意到，在彭旭峰外逃兩個多月後，嚴實因涉嫌犯行賄罪於2017年6月15日經長沙市人民檢察院決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同年8月22日被刑事拘留。

2018年10月8日，岳陽縣人民檢察院指控嚴實犯行賄罪、串通投標罪，向法院提起公訴，並2019年1月8日追啟好加起訴。

在法庭上，嚴實的行為是構成行賄罪還是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一度是控辯雙方的辯論焦點。

嚴實辯稱，他並不認識彭旭峰，只是跟彭旭峰的弟弟彭耀峰以前是同事，關系較好，他送的錢都給了彭耀峰，而且其中「四小件」工程是彭耀峰找他索要的。嚴實稱，他送的錢來源於合作夥伴，只是由他出面送給彭耀峰，他只佔15%的股份。

嚴實的辯護人則提出，嚴實沒有行賄彭旭峰的故意，也沒有行賄彭旭峰的行為，應定性為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

彭耀峰證言，其收受嚴實賄賂的事實都主動告訴了其兄彭旭峰，彭旭峰均知情，二人商議收受財物一人一半，由彭旭峰對被告人嚴實等人獲得工程項目提供幫助。

岳陽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嚴實與合作夥伴程某旭、樊某文、楊某等人，為中得長沙地鐵工程項目，共同籌集賄賂款，由嚴實將賄賂款送給彭耀峰，應認定為共同犯罪。被告人嚴實負責打通關系、送交賄賂款，從中獲得15%的股份，在共同行賄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是主犯，應按其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同時，彭旭峰是長沙軌道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彭耀峰是彭旭峰的弟弟。嚴實及其合作夥伴為獲得彭旭峰的幫助，給予其弟財物，利用彭耀峰與彭旭峰的關系，順利中得地鐵工程項目。彭耀峰收受的賄賂款，彭旭峰均知情，且該財物為二人共有，故應以行賄罪定罪處罰。

2019年2月27日，法院一審認定被告人嚴實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並處罰金人民幣200萬元；犯串通投標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並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決定合並執行有期徒刑11年6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20萬元。同時，依法追繳被告人嚴實的違法所得，上繳國庫。

長沙地鐵多名管理人員涉案

澎湃新聞從上述判決書中獲知，彭旭峰昔日下屬、長沙地鐵多名管理人員也涉案其中。

據上述判決認定，通過彭旭峰、陳某的幫助，嚴實等人順利中得長沙軌道一號線機電安裝項目01標和06標後，嚴實曾分3次送給長沙軌道交通集團合約部部長陳某人民幣共計5萬元。

2015年底至2016年11月，嚴實在承攬長沙地鐵三號線管片螺栓業務、因地鐵搬遷的湖南大學宿舍及裝修等工程業務時，為感謝長沙地鐵三號線總經理黃某達提供的職務幫助，分6次送給黃某達人民幣共計31.6萬元。

上述判決顯示，長沙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招標中心原主任許某楠，於2012年至2017年，利用職務便利為賀某江承接軌道交通集團項目提供便利，並分23次收受其賄賂41萬余元。

據澎湃新聞此前報道，2018年3月20日，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一審對長沙市軌道交通三號線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原總經理黃志達作出判決：被告人黃志達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法院查明黃志達在擔任長沙地鐵三號線公司總經理後，借工程收受多名包工頭所送人民幣共56.3萬元。

2018年3月16日，長沙市雨花區人民法院一審對長沙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公共關系部外聯科原科長雷鐵山作出判決，以雷鐵山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

雷鐵山的主要職責是擔任彭旭峰的司機。法院查明雷鐵山於2014年至2017年期間，利用其擔任彭旭峰司機的影響力，通過彭旭峰、曠某某等人的職務行為，為請託人陸某謀取不正當利益，三次接受陸某賄賂共計人民幣32萬元。

哥哥外逃美國兩年多，弟弟已在湖南受審

2018年6月6日，中央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關於部分外逃人員有關線索的公告》披露，彭旭峰涉嫌受賄、洗錢罪於2017年3月24日外逃至澳大利亞，後逃往美國。

官方信息顯示，彭旭峰是湖南雙峰人，1966年5月生，本科學歷，工程碩士，高級工程師，曾任長沙市建委副主任、長沙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湖南基礎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等職務。

上述《公告》披露，彭旭峰涉嫌受賄、洗錢罪，於2017年3月24日外逃至澳大利亞，後逃往美國。事實上，彭旭峰外逃的時間距離其調任湖南基礎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還不到一個月時間。

2017年3月，彭旭峰被媒體爆出「失聯」，並且已經安排了家人出國。據媒體披露，有人告發他插手長沙地鐵工程，彭旭峰得知後畏罪潛逃。

2019年3月6日，湖南嶽陽市人民檢察院在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公布消息，2018年12月26日，該檢察院依法對彭耀峰受賄、洗錢案提起公訴，檢方指控案情顯示，彭旭峰、彭耀峰兄弟倆共同非法收受財物超2億元。

據公訴機關指控：2012年至2017年，彭耀峰夥同其兄彭旭峰，利用彭旭峰擔任長沙市住建委副主任、長沙市軌道交通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承攬工程、承租土地、設備采購等事項上謀取利益，共同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21892.79978萬元，彭耀峰還按照彭旭峰的安排，通過其實際控制的他人銀行賬戶，將彭旭峰受賄所得人民幣3889.8856萬元分別兌換成美元、歐元、澳元轉移至境外，其行為分別觸犯受賄罪、洗錢罪。

澎湃新聞從湖南嶽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獲悉，2019年3月28日，彭耀峰受賄、洗錢案在岳陽中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岳陽中院官網披露，彭耀峰原本只是婁底市國土資源局拆遷處三科科長。檢察機關指控彭耀峰夥同其兄彭旭峰（在逃），職務上的便利，為張某、湖南某工程有限公司等11個單位和個人謀取利益，共同收受上述單位、個人給予的財物，數額特別巨大。

法庭上，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被告人彭耀峰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充分發表了意見，彭耀峰進行了最後陳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罪。目前，該案尚未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