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滿主審法官

① 為什麼打官司不要買通法官

人民給了主審法官的審判權，審判權之大，責任之重，這是法官的共有的認識。主審法官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要為人民行使好審判大權，首先是在政治上要有堅定的信念，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保持共產黨員光榮稱號的純潔性，任何時都與黨保持高度的一致。第二是作風上要公道正派，不貪不佔，在金錢美色誘惑面前不動搖，不被糖衣炮彈所擊中。第三是業務要精通，熟悉各種基本法和三大訴訟法，能主審各類案件，在審判領域能獨擋一面，為此，筆者對主審法官終身負責制談點膚淺的見解，拋磚引玉，與同仁探討。

一、主審法官必須忠於事實真相

主審法官終身負責制，是指對自己所主審的案件的質量終身負責。要把案件辦成鐵案，使案件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大多數案件經過了公安機關偵查、預審，檢察院審查起訴的，經過了兩關，到人民法院是第三關，也是關鍵的一關。我們的主審法官怎樣才能把好這一關呢？筆者認為：主審法官任何時候都要忠於事實真相，事實是案件的基礎，是案件的靈魂，是案件的生命線。只有把事實搞清了，才能決心大，才能放心判。

例如，平江縣的袁某姦淫幼女案，主審法官審查證據後，被姦淫的幼女是被遺棄的私生女，被一單位撿到送交平江縣民政局，民政局支付費用請人帶養的，後被一戶人家收養。該案沒有民政局和帶養人的證據，我們的主審法官與時任刑庭庭長到民政財會上調取了逐月逐年向帶養人支付費用的憑證，在帶養家裡調取了該女孩出生年月日的文字依據。這兩方面的關鍵證據證實，該女孩早已滿十六周歲，每次發生兩性關系都是在被告人家，都是這名少女主動自願的，完全是一種通姦行為，案件事實真相大白，建議檢察院撤銷了案件，釋放了被告人，防止了錯案的發生。

主審法官在審理案件時，要堅持去精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裡，由此及彼分析判斷，善於開動腦筋，從中找出疑點。上面的案件就是主審法官發現疑點調取了新的關鍵的證據而破解了疑點。

上個世紀五十年初的土地改革中，平江縣一件錯殺案，1983年下半年全國第一次嚴打鬥爭中，河南省的錯殺案，前些年內蒙古的錯殺案，中央電視台本月13日報道的陳滿的國家賠償275萬元案等等，這些案件都是事實錯了，歷史證明：事實錯了，一切皆錯。

上面正反兩方面的案例說明，主審法官終於事實真相是何等的重要。

二、主審法官必須忠於人民

政治機關打擊犯罪，搞綜合治理，就是為了保護人民。主審法官怎樣才能做到忠於人民呢？第一，在審理案件時對那些構成犯罪的人，堅決依法懲處，不心慈手軟。第二，對於沒有犯罪的人，絕不能讓他受刑法的懲罰。例如：李某與張重婚案，李某是被人販子拐賣給余某為妻的。李某被拐賣後多次逃跑，均被余某抓回去嚴加看管，時間稍久，李某先後生育一男一女孩，盡管生育了兒女，但從未進行結婚登記，一次李某乘余某外出之機，逃離了余家，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邊，半年後李某與張某登記結婚。余某獲悉李某與張結婚後，以李與張犯重婚罪向人民法院起訴。筆者當時主審了該案，經過開庭審理，我認為李某與余某的「婚姻」關系不受法律保護，被告人李某與張某不構成重婚罪，其理由是：第一，李某與余某不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1、李某被拐賣時是十六歲的少女，不到法定的結婚年齡；2、結婚必須自願，李某是被拐賣的被害人，無自願可言；3、結婚必須依法進行結婚登記，盡管李某與余某有了共同的子女，但從未登記結婚。第二，如果認定李某與張某構成重婚罪，就是從事實上與法律上承認了拐賣婦女的合法性，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根據上述理由，宣告兩被告無罪。

自訴人余某在宣判後，天天找法院時任院長鬧，鬧得不可開交，院長召開審判委員會討論研究案決定再審定罪。再審時對上述兩被告人均判處了拘役。

雖說判得很輕，但作有罪判決是錯誤的，絕不能使無罪的人受到法的懲罰，我立即寫了一篇文章，郵寄到湖南高級人民法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研究室將文章在當時的《湖南審判》刊登。時任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甘俊賢從《湖南審判》中看到我寫文章後，作為院長發現，指令中院刑事審判庭調卷再審，岳陽中院調卷再審後，宣告被告人李某、張某無罪，這時我才感到心裡舒坦。

三、主審法官必須忠於憲法和法律

現在的法官誓詞，把忠於憲法和法律擺在首位，可見忠於憲法和法律是特別的重要，特別是基層人民法院的法官絕大多數是本地人，都有自己的親朋好友、同學，難免有人說情、請吃、送禮、求你幫忙，我們的法官在這種環境辦案，必須做到潔身自好，請吃不去（吃了人家的嘴軟），送禮不受（拿了人家的手軟）。只認法、不認情、六親不認。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兩袖清風，公平正義，公正執法，才能理直氣壯，剛正不阿，不辦人情案，不辦關系案，使自己所主審的案件立於不敗之地。

做到了上述三個忠於，就是人民的好法官，就能把自己所主審的案件辦成鐵案，就能經得起歷史與法律的檢驗，就可以問心無愧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

② 精神損害撫慰金如何裁量 國家賠償「四問」待解是怎麼回事

念斌、許金龍、聶樹斌等一系列國家賠償案件近日又被披露新進展。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注意到，這些案件讓國家賠償制度一直存在的爭議重回公眾視野：精神損害撫慰金如何裁量？財產的間接損失該不該賠？申訴費用是否該賠、怎麼賠？法定賠償之外的「暗補」是否合理？記者采訪了有關律師、學者。

江先路家屬提出了2.3億元國家賠償申請，其中企業倒閉造成的損失達2.25億元。江先路的妻子告訴記者，如果不羈押，他們可以用名下其他財產處理租賃糾紛，而一旦江先路被羈押，原先合作夥伴找上門來，加之沒有江先路出面處理，企業無疑陷入危險。

事實上，江先路的家屬正試圖挑戰國家賠償中「間接損失」的魔咒。福建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丁兆增表示，一般認為，直接損失是已取得財物的損失，間接損失是可得利益的喪失，也就是應當得到的利益因受侵權行為的侵害而沒有得到。在該案中，嚴格意義上說，江先路的不少財產損失可能會被認定為「間接損失」，而一些被拍賣或變賣的財產損失系原有債權債務關系導致，可能不會納入國家賠償范圍。

法院認為，財產損失賠償的前提是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財產權且造成損害，本案的羈押行為系針對人身權，故家屬主張的企業損失並非由羈押造成，該賠償請求不予支持。

丁兆增告訴記者，因國家機關職權行為導致江先路人身自由遭受損害且造成經濟損失，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現行法律卻無法對其經濟損失給予合理彌補，這有悖國家賠償的立法精神，「立法者應對國家賠償法作出相關修改，實行『懲罰性賠償』，對於受害人的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都應給予經濟賠償」。

參與國家賠償法立法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國家賠償的要點之一是「直接損失賠償」，也就是說，「對財產權造成損害按照直接損失賠償，間接損失是不進行賠償的，哪怕是必然可得利益損失」。「間接損失就比如，你扣了我一輛車，我這輛車有可能出去拉貨，拉3年沒准能掙幾萬元。這種損失屬於不確定的，因為商業投資都有風險，不可能穩賺不賠，如此一來就不容易計算損失金額。」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兼國家賠償委員會主任陳春龍告訴記者，國家賠償法應進一步擴大刑事賠償范圍，將目前的「撫慰性標准」調整為「補償性標准」，不以法定賠償為限，應以實際損害為准，盡可能地彌補受害人在國家機關侵權過程中所受到的損失。

申訴費用是否賠、如何賠？

記者注意到，不少平反者在申請國家賠償的時候均提出了申訴費用，如住宿費、交通費、列印費、律師費等。但從一些輿論關注的大案來看，這些請求幾乎均未獲支持。

申訴費用是否可支持？各省級法院對此做法不一。馬懷德教授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國家賠償法採取的是法定賠償原則，即法律規定的損害按照法律規定的標准、方式和金額來支付賠償金。「有些損害雖然是實際發生的，比如申訴費、訴訟費，但是沒有納入法定賠償的標准，有些法院嚴格執行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就不可能給他支付這筆賠償金。」

與此同時，國家賠償法另一原則「直接損失」並沒有清晰界定，「這就留出了一定的餘地讓法官去解釋，有的法官將申訴費、上訪費納入直接損失，有的不納入，就導致了實際操作中的差異。」

這些損失能不能賠、該不該賠？馬懷德表示應該賠償，但確實找不到明確的法律依據，「所以，我們一直呼籲下次修改國家賠償法的時候，可以把賠償范圍由法定賠償和直接損害賠償改為合理性賠償。只要是合理的損失都應該給予賠償，而不是說限於直接損失。」

曾有地方試圖改變。2015年，浙江高院在《關於當前國家賠償工作若干問題的解答(一)》第12條中明確，「國家賠償法第36條第(八)項規定，對財產權造成其他損害的，按照直接損失給予賠償。何謂直接損失，最高法院沒有作出司法解釋和相關規定。實踐中，賠償請求人往往要求賠償律師費、多年申訴上訪支付的交通費、住宿費等，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浙江高院認為，在不超過受害人實際支出的前提下，法院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經協商確定適當賠償金額，將其以其他直接損失名義納入賠償范圍，以促使受害人服判息訴。

馬懷德建議應統一標准和尺度，「通過法律的方式，至少要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把賠償范圍和賠償標准進一步明晰，點明具體有哪些費用。」

模糊的「法外賠償」

事實上，除了存在國家賠償之外，一些地方會「暗中」給一些平反者支付「法外賠償」。

多個平反者及其國家賠償代理律師均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確認存在這一現象。最多的「法外賠償」數額可占「法定賠償」的一半，此外住房、社保、安置費等方面優待也出現在了「法外賠償」的協商當中。也有人稱，拿到「法外賠償」的前提是答應對方不再追責、對該賠償數額保密等。

在法學學者看來，國家賠償法的撫慰性原則、直接損失賠償等原則，導致其實踐上無論財產權損害還是人身權損害，客觀上都不算高，因而，「法外賠償」的好處是可提高申請人獲得的賠償數額，使權利得到更完整、充分的救濟，促進爭議得到解決。但弊端同樣是明顯的。

「公權力的行使一定要依據法律規定。」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張紅認為，如果默許提供法外賠償，就有可能造成同類案件中賠償申請人的要求不同，最後得到的賠償數額不同，「從結果上來看，這是不公平的」。與此同時，「法外賠償金」也是公共經費的組成部分，如果允許其存在，就可能折射出某些地方政府公共經費的支出和管理存在漏洞。

馬懷德也認為，「法外賠償」應當能避免就避免。「如果目的是為了息事寧人，不該賠的也賠了，我覺得不合適。」他建議，可以通過加大精神撫慰金的賠償數額來彌補受害人的損失，但原則上仍要按照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在法定標准和范圍內進行賠償，「畢竟是國庫資金，賠償要合理合法」。

一些學者認為，未來或許可以允許各地政府在財力可承擔的前提下，對所謂「法外賠償」做變通處理，例如設最低值，但不封頂，政府財力雄厚就可以多賠，弱則可按照最低額補償。還可允許法院提供正當的司法救助，幫助申請人獲取補償，避免走法外途徑。不過，最根本的做法，還是對國家賠償制度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