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春秋
Ⅰ 從周朝開始的古代幾種審判方式
中國歷史悠久，司法審判經驗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司法文明一脈相承。現將其中要者試述如下：周司寇的「三刺」、「五聽」裁判方法 周朝的司法官為大、小司寇。他們在前人審判經驗和自身司法實踐基礎上，總結出切實可行的新裁判方法，使中國古代司法官的裁判方法完全從「神意裁判」中解脫出來，首次形成一套較先進、科學的裁判方法。 其一，以「三刺之法」裁決獄訟。所謂「三刺」乃為分別徵求群臣、群吏和萬民的意見，然後裁決案件糾紛。此法相當於後世公審咨詢裁決制度。其二，以「五聽之法」斷獄。所謂「五聽之法」，乃「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g）（參見《周禮·秋官·小司寇》）。 周司法官所創的「三刺」、「五聽」裁判方法，系夏、商、周三朝千百年來司法審判經驗的升華，由神意裁判演進到對訴訟當事人的察言觀色，引入並熟練地運用社會心理學為司法裁判服務，是一個司法裁判方法論上質的進步，影響深遠。尤其「五聽」法，在證據裁判主義確立之前，乃為中國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之一。時至今天，「五聽」裁判方法仍不失其鏡鑒意義。 孔子的「仁恕論刑」裁判方法 孔子的仁恕論刑方法論集中體現在其對「刖人救季羔」故事的評述上。衛國士師（司法官）季羔，經常向犯人施刖刑，即把犯人腳趾砍掉。後蒯聵叛亂，季羔棄城逃走，當他逃到外城城門時，被一個他判處刖刑的守城犯人所救。季羔不明白刖人為何救他，就問刖人：過去我下令砍掉你腳趾，現我處落難時候，正是你報仇的好機會，為何你不僅不報仇，反而再三救我？刖人答道：你審理案件治我罪時，先人後我，我想你是在等待免除我罪責的機會；待罪定臨刑時，你又面呈憐憫的愁容。可見你是一位德高心慈的好官！這就是我之所以要救你的原因。孔子非常推崇季羔，認為其裁判案件，適用法律的造詣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既執行了法律又考慮到仁恕。適用法律時，如心存仁恕之道就樹立了道德，如一味使用嚴刑暴力就會樹立仇恨（參見《孔子家語》）。仁恕論刑的裁判方法論，經孔子及其儒家子弟大力推崇，在中國司法裁判史上得到發揚光大。仁恕論刑為儒家裁判方法的精義之一，其引入仁義之道調和了法律的嚴酷性，可感化罪犯、服訟息訴，其作用與社會意義不可低估。 「三刺」「五聽」董仲舒的「春秋決獄」裁判方法 董仲舒認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進而提出當律有疑義時應以經學義理為其基礎解釋之；在發生疑難案件，應引援經義作參考裁決。此即著名的「春秋決獄」裁判方法。董氏在其《春秋繁露·精華》中解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可見「春秋決獄」裁判方法論的要旨乃為：法官裁判案件，應根據案情事實，研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違法、犯罪未遂也不免其責；首惡者應從重懲處，主觀上無惡念、過錯者應從輕論處。後董氏病老退隱，朝廷每有政議，遣使者及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其對皆有明法；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董氏倡行的「春秋決獄」，風行於兩漢及漢朝以後，歷久不衰。「春秋決獄」裁判方法論，對中國法律發展影響至遠：其一，其使引經入律、以律注經，儒法合流，漸進式地重塑了中國法律之精神。在解決立法之不足的同時，把春秋義理作為司法的衡平原則，緩解了法律的嚴酷性，引導中國社會走上儒教文明之路。其二，成功地改造了法家的裁判方法論，使儒家裁判方法論自此占據了主導地位。 狄仁傑的「斷獄如流」（速裁）裁判方法 狄仁傑在唐高宗和武則天在位期間，曾長期作司法官。唐高宗儀鳳年間，狄氏「為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舊唐書·卷八十九狄仁傑傳》）。又載「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狄仁傑傳》）。可見狄氏在不到一年內，審結長久未結的疑難積案一萬七千件，並且沒有一件冤案。他一天最起碼應審理裁決四十多件滯案，創造了中國司法裁判史上審案又快又好的最高紀錄，可謂「斷獄如流」的真正速裁高手。狄氏精通法律，講究策略，重實際，體恤民情，善斷滯獄，效率驚人。由此觀之，狄氏的裁判方法，可謂真正的「斷獄如流」速裁方法。經荷蘭人羅伯特·梵·古利克用英文撰寫的《狄公辦案大觀》的推介，狄仁傑裁判案件的事跡在世界范圍內廣為流傳，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其速裁方法亦影響及其他國家。 宋慈的實證檢驗裁判方法 宋慈出身司法官世家，憑賢能被薦任大宋提刑官。宋公為司法官數十年，處理獄訟，特別重視實證檢驗，從不輕信訴訟當事人陳言、口供。宋公認為 「告狀切不可信，須是詳細檢驗，務要從實」，對疑難案件尤「須是多方體訪，務令參會歸一，切不可憑一、二人口說，便以為信」。他還提出司法檢驗官必須親臨現場、屍檢必須由其親自填寫的檢驗原則，對疑難獄訟，須充分調查取證，經深思熟慮後才能裁決。由於宋公採取科學實證的裁判方法論，其一生裁斷疑獄無數，而無冤訴，名重朝野。宋公善於總結審判經驗，勤於鑽研疑難問題，對當時傳世的屍傷檢驗著作詳加整理、核定，並結合自己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著成《洗冤集錄》這部中國乃至世界最早、最系統的法醫及裁判方法論名著。
Ⅱ 春秋時期楚國的最高司法官叫什麼
春秋時期楚國的最高司法官叫延理。
Ⅲ 論漢朝的治獄思想
一、引言
「春秋決獄」是中國古代司法官根據儒家經典特別是孔子編撰的編年體史書《春秋》之義理作為決斷復雜、疑難案件依據的一種特殊審判方式，其應起源於漢以前，並盛行於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明確的法律制度，法律規定遇疑難案件應以儒家經義來決斷，實際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春秋決獄」的明顯案例到唐代基本結束。中國法律人對「春秋決獄」多有詬病，但筆者認為其作為一種比較特殊的斷案方式，在中國法制史上至少存在900多年，佔中華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時間，「春秋決獄」的精神要義植根於中國法律的深層土壤，對整個中國法制的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研究「春秋決獄」，對現代司法無疑有較大的借鑒價值。本文簡要闡述「春秋決獄」的基本理論，評價其積極作用，結合現代司法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進行分析，尋求漢代春秋決獄與現代法制的淵源聯系，進而試圖思考中國現行法制中的某些法律、司法政策的利弊。
二、「春秋決獄」的基本理論
（一）在孔孟時代，儒家思想尚不具備法律化的條件
儒家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不能成為統治思想，可能和儒家代表人物很少身居要職、沒有實踐儒家政治抱負的條件有關系。孔子本人長期在多個國家間巡遊講學，同時也尋求做官機會，雖然孔子在魯國做過短期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三個官職，但終不被重用，鬱郁不得志，游學生涯直到68歲，5年後去世。孔孟生活的年代，儒家思想僅存在於民間，原因還可能是當時那麼一個戰亂紛爭的時代，儒家「仁、禮」等思想實際上不利於中國的大一統。確實，秦王贏政以韓非的「法、術、勢」法家思想縱橫天下，特別強調法律的作用，主張「以法治國」，為後來封建的中央集權的秦王朝之大一統奠定了理論依據。法家治國，誇大了法律的作用，主張用重典、輕罪重罰，這又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及早覆滅埋下了伏筆。秦王朝以苛刻的《秦律》橫征暴斂，終至百姓揭杠而起。
（二）漢武帝獨尊儒術及「春秋決獄」的提出
秦滅後，由於法律的延續性及統治者認識上的局限性，漢代法律多抄襲秦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百姓生活質量的提高，社會逐步趨於穩定，這樣的酷刑就不能再適應當時社會，百姓多有反感，酷刑反而不利於社會和諧。隨著時間的推移，儒家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在民間的影響力得到空前擴張，更多的接受儒家思想洗禮的人逐漸進入到封建官僚隊伍中。漢朝初期的統治者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曾宣布廢除秦朝嚴酷的法律，並採取「與民休息」、「寬省刑法」等積極措施。漢武帝劉徹即位後，志在探索新的治國之策，在全國范圍內大量選拔人才，使越來越多的儒家思想人物被選拔到高層。董仲舒在參加人才選拔的「求賢良策問」中，以「《春秋》之義大一統」為題參加策問，取得漢武帝的贊賞後被提拔重用，後漢武帝採納董仲舒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董仲舒過大中大夫、江都相、膠西相等職，就連辭官回鄉之後，朝廷每有重大案件，都會去請教，使其有機會、有條件更多地參與到司法中去。在司法審判的實務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經典為指導，還組織編輯《春秋決事比》（又稱《春秋決獄》），收錄232個以《春秋》決案的典型案例，在整個漢朝的司法審判中，《春秋決事比》實際上成為當時的判例法。任何思想，一旦成為統治思想，必將以極快的速度全面地反映到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任何領域。既然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那它就必將成為司法等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進而實現統治思想法律化，使統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長期固定下來。好比現在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那麼我們的政治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法律也是馬克思主義化的。因此，「春秋決獄」雖為董仲舒提出，可他無非就是順應了當時政治社會的發展，推動了儒家思想法律化進程，符合了封建王朝的統治需要。
（三）漢朝司法官對「春秋決獄」的運用
董仲舒倡導的「春秋決獄」，一般用在復雜、疑難案件的審理中，或者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案件適用儒家經典義理決斷，但即使法律有明文規定時，如果某個案件的審判如果適用法律時與儒家經典義理相違背，那麼，儒家經典義理就有高於法律的權威。這些儒家經典著作主要有《易經》、《詩經》、《書經》、《儀禮》、《春秋經》等，其中放在特別重要位置的是《春秋經》。為了後人決斷案件的方便，董仲舒精選232個典型案例編輯《春秋決事比》，司法官以《春秋決事比》作為審判案件的標准，在《春秋決事比》中沒有類似案件時，再以儒家經典義理判決。
《春秋決事比》中的案例，現多以遺矢，但仍能從尚有記載的幾個案例中管窺漢朝司法官對「春秋決獄」的運用原則。一是「原心定罪」。在犯罪事實清楚的前提下，主要考察犯罪者的動機，如果一個人的行為符合仁、忠、孝等儒家精神，那麼即使他的行為產生了社會危害，也可以減輕處罰；如果一個人的行為違背了儒家的仁義精神，即使造成的社會危害不大，仍然可以處以重刑。例如，某人的父親和別人發生口角而斗毆，對方用刀刺殺父親，這時，兒子用棍子相救，本來要打對方，卻誤傷了自己的父親。在這件案件的審判中，司法官間產生了意見分歧，有司法官認為兒子犯了毆打父親的重罪，當時的法律規定毆打父親必須處死，因此這件案件中的兒子應判處死刑，而有的司法官認為兒子的本意並不是要故意毆打父親，兒子不應該被判處死刑。這樣的案件放在今天是很好判的，但古人不會有「正當防衛」、「過失傷害」等思維，司法官們覺得很為難，因此把這個案件作為一個疑難案件報給董仲舒來處理。董仲舒以「原心定罪」為原則，認為兒子的動機不是打父親，相反是為了救父親，還很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所以免其罪。即使同樣的案件發生在今天，當今的各國法官們的判決結果應該和董仲舒所處理的差別不大。二是「親親相首匿」，即近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匿其犯罪行為，除非是嚴重破壞了當時的封建統治秩序或者侵犯了皇權。《春秋決事比》中的案例是：甲沒有兒子，從路上揀了個嬰兒乙並把他養大，乙長大後殺了人，甲把乙藏匿起來。按照當時法律，藏匿殺人犯要受到重罰。可董仲舒按照《春秋》中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可互相藏匿，董仲舒認為他們是父子關系，所以不判甲的罪。到了唐代，法律明確規定父子互相藏匿罪行的行為不屬於犯罪。
三、「春秋決獄」的影響與價值
董仲舒首先倡導的「春秋決獄」無疑是具有較大負面作用的，主要體現在：第一，導致了封建司法腐敗。由於當時法律十分的不完善，許多案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春秋》等儒家經典又有較大的解釋空間，還有許多前後矛盾的地方，且《春秋決事比》作為當時的判例法，僅200多個案例，更是不可能窮盡社會生活的全部，這就為封建司法官根據自己的好惡解釋儒家經典提供了方便。第二，不利於封建法制的完善。筆者認為，漢朝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使用，這本身並無壞處，可無論成文法還是判例法，均沒有以應該有的速度繼續完善、充實，如果說沒有「春秋決獄」的審判方法，那麼司法官在遇到疑難案件後，不按照儒家經典來決斷的話，雖然會暫時增加審判難度，可也會逼著司法官們去思考如何完善現有法律的問題，從而促進法律的修改、充實、完善。在遇到疑難案件時，司法官們可依據儒家經典決斷，這就給司法官們帶來了思想和實踐上的極大惰性。
任何事物均有兩面性，對「春秋決獄」同樣應以一分為二的觀點進行評價。實際上，「春秋決獄」的貢獻和價值遠遠超過其缺陷，它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同時，亦可為現代司法提供重要的參考和借鑒價值。一般認為，「春秋決獄」對古代司法的貢獻和價值主要體現在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推動法律儒家化、糾正法律人性化不足、緩和社會矛盾、推動了古代犯罪構成理論的完善等方面，筆者則從促進了社會和諧、體現了樸素的人本思想、對現代司法的一些啟示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促進了社會和諧
從法律制度上來分析，漢朝初期法律由於在很大一部分范圍內抄襲秦朝的法律，即「漢承秦制」，致使當時的法律過於嚴酷，繼續使用黥、劓、宮、斬左右趾等肉刑，對勞役刑亦無明確固定的刑期規定。嚴刑酷法在戰亂紛爭的年代或許有其積極意義（當然，也肯定有其明顯弊端），有利於促進社會政治的穩定安寧。可隨著漢朝的大一統，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酷法就再也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人們必然對其十分仇視，從而引發社會動亂。經過漢初二三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迅速恢復，政治形勢趨於穩定，犯罪現象大為減少。殘酷野蠻的刑罰制度，愈來愈不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為此，廢除酷刑，改革刑制，已成為大勢所趨。在許多繁酷的法律應該廢除而沒有廢除之前，董仲舒適時提出「春秋決獄」的法律主張，適應了社會的發展，促進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有利於維護政治的穩定。儒家倡導的「仁、愛、孝」等思想，具有相當的人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嚴酷的法律所帶來的社會矛盾糾紛。從「春秋決獄」的審判實踐上來看，以儒家經典義理審判的案件多以「從寬」為主，這也有利於社會的和諧，避免產生更大的矛盾。比如，《春秋決事比》中記載的一個案例：甲把自己的親生兒子乙送給了別人，乙長大後，甲對乙說「你是我兒子」，乙一氣之下打了甲。按照當時的法律，乙打了自己的親生父親，應判決死刑。如果真的判乙死刑，那麼，矛盾糾紛就「升級」了，乙的養父、妻兒等與甲就產生了較大的矛盾，同時也導致他們仇視法律。董仲舒不按照死板的法律條文來決斷此案，董認為甲生了兒子不撫養，其父子關系已名存實亡，所以乙不應處以死刑。實際上，甲作為乙的生父，也不可能希望乙被判處死刑，因此，筆者認為該案是一個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的典型案件。
從社會制度上來分析，漢初吸取秦朝苛捐雜稅繁多而逼民起義的深刻教訓，以老子無為思想為指導，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經過長期的休養政策，百姓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同時，也培養了大批非常富裕的商賈和地主，富裕商賈和地主的子弟多無法無天、橫行鄉里、欺壓百姓、為非作歹、目無尊長，導致綱常敗壞，社會矛盾越發突出。漢王朝比較清醒地看到了這點，順勢「獨尊儒術」，把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比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等綱常理論在當時確實能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春秋決獄」以極快的速度推進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使儒家的統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發揮了司法對政治、社會應有的作用。因此，「春秋決獄」對社會穩定和政治的穩定均有十分重大的貢獻。
（二）體現了樸素的人本思想
「春秋決獄」的審判方法，從多個方面均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一是尊重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儒家特別強調親人之間的關系，認為為了親人而做的某些雖然不合法的事情也應該體諒，即「親親相隱」等。在前面提到的養子殺了人，養父把養子藏匿了起來，按照當時法律，藏匿殺人犯應處以重刑，但董仲舒考慮到父子之間的親情，在任何遇到這樣的事情，也是非常難以選擇的，因此他認為養父藏子是人之常情，不應判罪。二是尊重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詩經》中說：「食色，性也」，也就是把食、色作為最自然不過的事情，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春秋決事比》中的一個經典案例就是不依據法律規定，而可能是根據這句話來決斷的。有個年輕女子的丈夫在坐船時掉到大海里，找不到屍體安葬。四個月後，這個女子的父母做主將女子改嫁。按照當時法律，在丈夫的屍體未安葬前改嫁應判處死刑，當時就有司法官這樣認為。法律的原意是懲罰女子的淫盪和為了財富等私利而改嫁的行為，但董仲舒認為女子改嫁不屬於淫盪，也不是為了私利，所以無罪。董仲舒判女子無罪，可能是從如下三個方面考慮：1、該女子的丈夫屍體掉到大海里，根本找不到，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屍體很顯然是永遠找不到了，那麼，該女子就得永遠守寡，不得再改嫁嗎？很顯然，這樣的結論是荒唐的，所以該女子無罪。2、該女子改嫁是遵從父母之命，儒家強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反而說明該女子遵從孝道，顯然不是為了私利。3、「食色，性也」，這也應該是人家的基本生理需求吧。這個案例顯著的反映了「春秋決獄」的尊重客觀實際和樸素的「以人為本」的理念。
（三）結合現代司法的一些思考
從2006年起，中央政法委決定在全國政法系統廣泛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黨的領導」，就是說全國政法工作必須服從服務於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我們的提法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法官之上，只有法律」等，這話本來是不錯的，但中國現階段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時期，社會矛盾層出不窮、新情況新問題迅息變化，法官在審判中往往遇到根據法律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加強黨的領導、依靠黨的領導來處理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依靠黨來處理社會矛盾糾紛，而不僅僅依靠法律。當前，通過全國政法系統正在開展的解放思想「大討論、大學習」活動，各級政法部門特別是司法機關深刻認識到：不能僅僅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而要尋求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的統一。例如在許霆惡意取款案中，許霆在自動取款機程序出錯的情況下，惡意取款17.5萬元，廣州中院依照《刑法》以盜竊金融機構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個案件在全國影響了許多思考、轟動，在媒體及廣大法律人和群眾的關注下，此案二審廣東省高院判處許霆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廣東省高院的判決，許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正式生效。此案在一審中不得不機械適用法律，但廣東省高院順應民意，判處許霆法定刑以下刑罰，最終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結合「春秋決獄」來思考現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也就不難理解。建國初期，我們強調的是「嚴打」，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嚴打」制度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因此，中央適時倡導「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寬嚴相濟」意思是「當寬則寬，當嚴則嚴」，但在實際操作中注重「寬」的一面，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死刑執行方式由槍決改為注射及緩減免訴訟費用、實行新的《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等制度，則表明法治的人性化方面。在新一輪的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中，全國各級政法官員和司法機關負責人反復強調不要死搬法律條文，要注重案件的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這總體是好的，有利於彌補法律規定的不足，同時，我們也要借鑒因「春秋決獄」而導致司法腐敗的教訓，盡量避免主觀辦案現象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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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史， 2003年2月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3、《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Z]。
4、趙曉耕，《春秋》與「春秋決獄」，2003年1月13日《人民法院報》
Ⅳ 春秋時期的祁黃羊為晉平公推薦人才時,完全以什麼為標准
他：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任人唯賢！
這個故事出自《呂氏春秋·去回私》。晉平公作皇帝的答時候，有一個叫南陽的地方缺一個官。晉平公問祁黃羊：「你看誰可以當這個縣官？」祁黃羊說：「解狐這個人不錯，他當這個縣官合適。」平公很吃驚，他問祁黃羊：「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嗎？你為什麼要推薦他？」祁黃羊笑答道：「您問的是誰能當縣官，不是問誰是我的仇人呀。」平公認為祁黃羊說得很對，就派解狐去南陽作縣官。解狐上任後，為當地辦了不少好事，受到南陽百姓普遍好評。
過了一段時間，平公又問祁黃羊：「現在朝廷里缺一個法官，你看誰能擔當這個職務？」祁黃羊說：「祁午能擔當。」平公又覺得奇怪，「祁午不是你的兒子嗎？」祁黃羊說：「祁午確實是我的兒子，可您問的是誰能去當法官，而不是問祁午是不是我的兒子。」平公很滿意祁黃羊的回答，於是又派祁午當了法官，後來祁午果然成了能公正執法的好法官。
孔子聽說這兩個故事後稱贊說：「好極了！祁黃羊推薦人才，對別人不計較私人仇怨，對自己不排斥親生兒子，真是大公無私啊！」希望能幫到你，好用採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