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立法權

『壹』 地方政府有沒有稅收立法權

你好，地方人民政府一般來講對於我國立法體系屬於中央立法，地方立法除西藏、特別行政版區外權是有制定稅收法律和法規的許可權，但要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或國務院備案的。像內地除稅收法律法規有立法授權，也可以制定稅收規章。

『貳』 代表提議，稅收立法權回歸人大的意義何在拜託各位了 3Q

稅收法定原則有利於約束征稅機關的公權力、維護納稅人的基本權利。

1.人大是具有立法權的權利機構，國務院是行政機構理論上不具有立法權，人大的作用就是將權利關進籠子，盡可能的使人民受益；
2.要立法得要經過人大，也就是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同意才能通過，而國務院授權立法則不需要這一前提條件；
3.假設人民代表能代表人民利益，而國務院作為一個行政機構要絕對服從領導人的命令，那麼國務院授權的立法必定不是以滿足人民的意願為先決條件，而有可能是在服從領導及其所屬的利益集團的利益為先決條件，也就是說不需要經過人大的認可就可以擅自頒布或修改稅收制度。

『叄』 目前我國的稅收立法存在哪些問題

目前稅收立法權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及其部門稅收立法權過大
198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授權國務院改革工商稅制發布有關稅收條例（草案）試行的決定》，在我國開了授權立法的先河。從目前情況來看，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等三部法律由全國人大立法外，其他有關稅收方面的法律、法規等全部授權國務院及其相關主管部門頒布、發布、制定、修訂等。為此筆者認為，授權立法雖然順應了稅收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新情況，但同時也生以下問題。
1．大量的立法授權，其透明度不夠。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各種性質的企業層出不窮，企業的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職工和個人的收入也隨之不斷增長，稅收已涉及到千家萬戶和每個公民。任何法律、法規或者規章，都要有人來執行和遵守。因此稅收立法程序透明、公開、公正顯得尤為重要。按照目前我國的立法程序，稅收法律是經國務院提議，由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具有相當的廣泛性、代表性和透明度，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的意志。而國務院及其稅務主管機關制定的稅收法規，尤其是稅務主管機關制定的稅收法規，其廣泛性、代表性、透明度可以說很低。首先立法不講程序。如我們在日常工作看到的稅務機關頒發的文件中，常常用到「經國務院領導同意……」的字眼，或者乾脆把某某領導同志的講話作為文件下發也不乏其有。在行政立法過程中普遍存在「有程序規定不照辦，沒有程序規定更好辦」的情況。其次對稅收立法缺少有力的監控機制。在我國現行的立法體制中，對稅收立法的監控規定不是很完善，不論是事前的監督，還是事後的監督，具體的監督部門、監督措施甚至監督程序無法落實，從而使得帶有部門利益傾向的稅收立法紛紛出台。如稅收任務作為考核指標後，有的地方把稅收收入作為對稅務部門主要的考核指標，任務完成有獎，完不成一切免談，實行一票否決，於是在一些地方稅務部門為了本部門利益，出現收取「過頭稅」、「寅吃卯糧」虛假入庫等種種奇怪現象。
2．立法層次較低，缺乏權威性。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作為國家經濟生活中重要的稅收立法，很少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絕大部分由其授權政府部門來制定，如當前我國稅收收入中，絕大部分是增、消、營流轉稅、企業所得稅等，而這些稅收立法權、解釋權、修訂權等在國務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門。誠然，作為國務院及其主管的行政部門制定的法規和規章，是在人大授權的范圍之內，也具有相當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但不可否認的，這些並不是法律，不具有與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有同等的地位。
3．絕大部分稅權具有濃厚的行政命令。在任何國家或地區，凡是涉及到國民財富的調整，涉及到企業財產的再分配的稅收制度的問題，其稅權立法權必須由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律，政府和行政部門必須嚴格執行。然而我們國家恰恰相反，幾乎所有涉及到企業和個人的財產和財富的分配，均由政府部門及其行政部門制定相關制度，然後命令下級政府部門及其行政部門遵照執行。如1993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國發[1993]85號）、《批轉國家稅務總局工商稅制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國發[1993]90號），這兩大牽涉到中央與地方經濟利益，牽涉到所有國人和企事業單位財富分配的重大財稅體制改革的制度，全部由政府部門制定，時至今日，始終沒有超越這種行政行為的局面。
4．立法權與執法權出於同一主體，不能保證執法的公正。這里講的立法權是指稅務機關在其職權范圍內制定的法規、規章、決定等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稅收規范性文件的權力。從法理上講，稅務機關在法律規定的授權范圍內制定相關稅收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它也是稅收執法部門。首先，它是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廣大納稅人參與的機會少，且程序相對簡單，有的根本不按程序，並不能保證依法治稅和保護納稅人權利；其次，有些稅務法規具有很強的特需性，即稅務機關往往根據自身的需要制定一些特定的規定。
（二）政府部門稅收立法權部門利益化傾向日趨嚴重。
1．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非常明顯。現代社會利益多元化趨向日趨明顯，行政管理領域內除了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個人利益以外，還有不容忽視的行政利益，即行政機關在上述利益之外所獨立主張和追求的、純粹出於行政考慮的利益。就與公共性相對應的行政自利性而言，行政機關是由人組成的，自然不能擺脫人所固有的自利性。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是非法定的，但卻是客觀存在的。如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的問題，主管財稅財政部認為，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過渡期以來，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均，既有悖於稅收的國民待遇原則，不利於平等公平競爭，也影響內資企業進一步提高競爭能力，強調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並軌必須進行；而在同一問題上主管外國企業投資管理和吸引外資的商務部對此並不認同，認為給外資企業一定的優惠並不違反世貿組織的國民待遇原則，不同意馬上取消這一稅收優惠政策。這本來是全國人大立法機構的事，而由於我國目前的稅收立法體製造成了國務院兩個主管部門出於不同利益考慮，對同一問題得出相反的結論，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2．稅收法規制定權不符合規定。根據我國目前的稅收管理體制，稅收法規的制定權應在國務院及其主管全國稅務機關的國家稅務總局。如《稅收徵收管理法》規定，凡由稅務機關徵收的各種稅收徵收管理，均使用於該法，同時規定，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主管全國稅收徵收管理工作，這就意味著，國務院對凡涉及《稅收徵收管理法》所轄的一切涉稅事務，能授權的均應授權給國家稅務總局負責管理。但就目前情況看並非如此。如全國人大授權給國務院的《增值稅條例》、《消費稅條例》等，其實施細則均由財政部負責頒布，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負責對其進行解釋 。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的職能和職責范圍有很大區別，財政部參與類似上述純粹稅收法規的制定，與全國人大頒布的《稅收徵收管理法》有關立法精神不符。
3．立法活動與立法過程中的利益驅動現象。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過程中廣泛存在，尤其是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過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由於每一件立法的出現，都必然意味著某種國家權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權力則意味著某種潛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種五花八門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雖然我國《立法法》就關於立法許可權的分配問題已經十分明確，但除了客觀方面的原因外，在立法過程中對自身利益、部門利益追求現象存在不爭的事實。如中央三令五申要維護國家稅收法律、法規的統一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各地方政府和部門不得擅自出台稅收優惠政策。但各地政府和部門為了吸引外來投資，以發展地方經濟為由，競相設立所謂的經濟開發區、工業園區，大開稅收優惠政策口子，今天這個地方出台企業所得稅二免三減半政策，明天那個地方馬上出台更優惠的稅收政策，為了自身利益，濫用《立法法》所賦予的權力，完全把國家稅收法律置於腦後。
4．行政「立法」，實質上就是利益分配的產物。所有的立法，都是權力和權利的再分配，涉及稅收立法權的爭奪也是如此，不客氣地借用經濟學的術語，是「設租」與「尋租」的產物。通過這些立法，某些政府部門所擁有的審批權、管理權、許可權得到了擴張，其所謂的利益（隱性的、潛在的、不易人們發覺的）得到了維護，因此，有些部門在立法過程中根本不顧社會公正與大眾利益，甚至是國家利益，不怕麻煩，想方設法地拚命把所謂的權力攬在懷中，以在社會管理中取得最大權力。這種情況在某些社會性立法及政府對經濟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極為常見。
（三）征納對象之間的法律地位及不對稱。
從目前立法程序和立法精神的情況來看，由於我國的稅收立法主要是行政立法，幾乎所有涉及到納稅人的法規、規章等，主要強調的國家權力和納稅人的義務，而相對忽視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和對納稅人權利的保護。這種情況從我國的稅收法規中最高法律《稅收征管法》中就有體現。如《稅收征管法》中規定，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並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等等。這些行政處罰的幅度過大，會造成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在《稅收征管法》 未明確、全面規定納稅人的權利，稅收征管中侵犯納稅人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如前幾年國家大量賒欠企業出口退稅現象十分嚴重，要知道享受國家出口退稅是國家給予出口企業法定的優惠政策，也是國際慣例，納稅人這些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

『肆』 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一名人大代表建議全國人大按照《立法法》規定收回稅收立法權，並終止國務院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