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法治社會

⑴ 全面建設法治社會五方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具有六個重要特徵,即:人民性、普遍性、系統性、全專面性、平等性、公正屬性。全面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迫切需要,是全面維護人民群眾權益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⑵ 如何構建新型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

一是要深刻領會過去一年來，尤其是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取得的新進展和新成效。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深化改革的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建立法治國家的決定，這兩個決定實際上是「姊妹篇」，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總思路的邏輯延伸。深刻領會這一年多取得的成就，對我們進一步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非常重要。

二是要深刻領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要深刻地認識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深刻總結了我們國家政治與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所作出的重大抉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保證，也是著眼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考慮。

三是要深入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要求。總書記在全會上明確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道路，這是貫穿全會決定的一條紅線，是一個管「總」的東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際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問題，我們必須牢牢把握、始終堅持、不斷拓展。

四是要深刻領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全會指出，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是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要形成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五是要深刻領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全會明確指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就是要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深入推進依法執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建設、社會建設；加強法制工作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這些任務抓住了關鍵，抓住了當前的突出問題，有明確的思路，有創新的舉措，有具體的要求，指導性、針對性都很強。

六是要深刻領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全會深刻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根本保證。

⑶ 如何構建社會主義法制社會

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科學回答 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周本順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偉大實踐，需要有科學的理念指導。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已經形成了正確的法治理念，有效地推進了法治建設的實踐。很多法治理念都是突破性的，沒有這些理念上的突破，就沒有法治建設今天的大好局面。 但也要看到，目前法治理念指導受到的干擾也是很多的，其影響不可低估。主要表現在：一是西方法治思想的影響，一些人總認為我們黨委、人大、政協和「一府二院」「多條腿」的體制不如西方議會、政府、司法「三條腿」的體制合理，自覺不自覺地以西方的法治模式來評價我們的法治狀況，來設計我們的法治建設方向。二是「左」的殘餘思想影響，一些執法者管理的意識、斗爭的意識相對比較強，而人權保障的意識、和諧的意識相對比較弱。三是市場經濟利益法則的影響，有少數人往往把執法權力與自身利益掛鉤，追求自身利益比追求公平正義更重要。四是封建人治思想的影響，不少人仍把行政官與司法官混為一體，或者違法干預司法部門依法獨立辦案，或者特權思想嚴重，習慣以「父母官」、「管人者」自居。這些理念上的偏差，必然導致實踐上的混亂。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概括的五句話，科學地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法治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是對各種非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的正本清源。依法治國，表明我們不能搞「人治」，一定要把國家政治生活規范到法治軌道上來；執法為民，反映我們的法治是人民的法治，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公平正義，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社會主義法治就是要消除一切不公平的現象；服務大局，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它不是為法治而法治，而是服務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格局，必須服從和服務於黨、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的大局；黨的領導，反映了我國的法治建設是在黨領導下進行的，從而保證我國的法治建設能夠沿著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積極穩妥地推進。這五個方面是一個有機整體，彼此互為條件，互為前提，相輔相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統一。這就很好地解決了堅持什麼，澄清什麼，反對什麼，更新什麼的問題。今後不管人家怎麼說，我們只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法治理念，就能夠保持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正確方向。 進一步提高和諧執法能力 最高人民檢察院政治部主任張常韌 堅持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武裝檢察隊伍，服務構建和諧社會，既需要具有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更需要具有踐行先進理念、服務工作大局的執法素養和能力。因此，深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必須緊緊與加強執法能力建設結合起來，不斷增強服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領。 加強法律監督，維護司法公正，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障。檢察機關必須不斷強化監督意識，著力提高敢於監督、善於監督、依法監督的能力。要依法監督糾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罰代刑等問題；依法監督糾正濫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經濟糾紛、違法立案等問題。要強化對嚴重違反法定程序、侵犯人權問題的監督，維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要嚴格依法掌握抗訴標准，提高抗訴水平，對有罪判無罪、量刑畸輕畸重等刑事判決、裁定提出抗訴。對確有錯誤的判決、裁定，依法提出再審檢察建議。注重提高做好申訴人的服判息訴工作的能力。對違法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等問題進行監督，加強對偵查、審判環節超期羈押問題的監督。通過有力的司法監督，維護司法的公正和權威。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也是檢察機關在服務和諧社會過程中不斷運用法律手段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提高運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的能力，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減少不和諧因素，自覺把解決矛盾、促進和諧貫穿於執法辦案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同時，要正確貫徹黨和國家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堅持區別對待。 化解矛盾糾紛維護公平正義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 依法治國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政法工作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我們堅持依法治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落腳點就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人民法院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肩負著運用法律懲罰刑事犯罪、維護社會穩定、調解民事經濟行政法律關系的重要任務。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國家既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嚴峻的挑戰。我們的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還存在很多不和諧的因素。當前可以用三句話概括我們面臨的基本形勢：一是對敵斗爭形勢復雜，階級斗爭，包括內部斗爭和外部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二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這是最為普遍、面最大、量最廣的一種矛盾，其中有一些如果處理不好，甚至還有可能激化。三是刑事犯罪高發，這和人民內部矛盾凸顯有內在聯系。有些內部矛盾演變到一定階段就可能轉變為刑事犯罪。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人民法院面臨的任務很繁重，工作壓力很大。全國四級法院大概每年要通過訴訟程序處理案件800萬件，主要是民事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在70萬件左右。我們要履行好憲法和法律賦予我們的審判職責，維護穩定壓倒一切。現在我們的工作重心是運用法律調整民商事法律關系，化解人民內部矛盾，這方面的案件大約有500萬件。這些案件所涉及的訴訟標的額在一萬億元以上，與我們國家的金融、經濟運行關系密切，與人民的生產、生活也關系密切，所以這是目前工作的重心。根據黨中央的要求，我們對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加大調解力度，盡量做到案結事了，為了應對案件高發期，提高辦案效率，把矛盾糾紛解決好，以維護公正和正義。 構建和諧社會應堅持依法治國法治理念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基本內涵。我們必須在各項工作中秉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 構建和諧社會應當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是因為和諧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法治社會。和諧社會的建立必須以法治為中心，構建一個秩序井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人人能夠安居樂業、和睦相處的社會，可以說和諧社會就是法治社會，只有加強法治，才能保障社會有秩序的運行，確保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人民享有殷實安康的生活。所以，和諧社會和法治社會的目標是一致的，二者都追求在規則和秩序范圍內的社會和諧與進步。 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是和諧社會得以實現的基本保障。理念是一種觀念，是行動的指導，也是為人民群眾普遍認同的一種價值取向。理念的偏差直接導致行為的偏差。我們要厲行法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首先要有正確的理念作為指導，這就是要堅持實行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依法治國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尊重社會發展規律，順應世界潮流，體現人民意願，落實執政為民理念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體現了一種高層次的政治文明，是已經被人類歷史所證明的一種進步的治國方式，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必須將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納入法治的軌道，用法治的權威來保障國家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安定。 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樹立與法治理念相適應的觀念：一要堅持憲法和法律至上的觀念;二要堅持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執法為民的觀念;三要堅持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觀念;四要堅持權力應當受到監督與制約的觀念。 從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實現公正與和諧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陳光中 和諧社會首先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這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從刑事司法的角度來看，貫徹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要注意處理好懲治犯罪和維護人權的關系。懲治犯罪是必要的，判處死刑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不注意保障人權。人權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在刑事司法中保障訴訟參與人、當事人的權利，除了被害人，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兩者的關系要處理好。從實體上說，我們要貫徹寬嚴相濟的政策。要慎殺，少殺，可殺可不殺的時候不殺。這樣有利於社會和諧，也是世界的潮流。 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關系要處理好，要平衡兩者的關系。過去我們很大程度上重實體，輕程序，對程序的法治價值重視不夠。程序實際上有很大的價值作用，在法治中不重視程序，法治規則是建立不起來的。但是也不能矯枉過正，不能認為程序就是本位，比實體更重要，程序公正了，一切價值就實現了。程序和實體是兩個標准，兩種價值。我們在程序上要防止刑訊逼供，在實體上要防止冤假錯案。程序是實現實體的手段，程序本身就是體現社會公平，社會正義，有其獨立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目的。忽視程序的價值自然不對，過分強調其獨立價值也會出問題。我們要處理好二者的矛盾。目前社會上的一些冤假錯案，盡管是極少數，但反映了實體上的不公正，並根源於程序上的不公正。程序和實體都不公正，能使我們的社會和諧嗎？當事人必然要申訴，怨恨，甚至對社會有報復心理，所以我們必須要保持兩方面的公正，保障社會公正與和諧。 樹立執法為民理念要實現三大轉變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袁曙宏 牢固樹立執法為民的理念，必須以制度建設為保障，以觀念轉變為先導。具體而言要實現三大轉變:從缺乏群眾觀點的單純執法向以人為本、注重疏導、加強服務的執法觀念轉變;從重實體輕程序、重形式輕效果向實體與程序並重、形式與效果統一的執法觀念轉變;從片面強調公民責任向同時強化執法機關責任的執法觀念轉變。 執法不是一項孤立、簡單的法律技術和法律操作行為，而是與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活動和社會系統工程。它要求執法機關必須破除一定程度存在的單純執法的觀念，樹立大局意識和群眾觀念。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門執法中存在著某些不考慮執法宗旨和執法目的，簡單執法、粗暴執法、機械執法的現象，要求公民履行義務多，主動保護公民權利少；講方便執法多，講方便群眾少；處罰制裁多，提供服務少；硬性管理多，說服疏導少。結果表面上看似乎完成了執法任務，但往往是法了事不了，案平理未平，實際上擴大或激化了社會矛盾，在深層次上損害了人民群眾對法律的信仰，影響了法律權威。 執法為民重點在「執法」，核心是「為民」。樹立執法為民的理念，要求執法機關在執法工作中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始終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權利和利益，始終體現國家意志與人民意志的一致性，對上級機關負責與對人民群眾負責的一致性，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權。

⑷ 如何建立法治社會

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對於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大的意義。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們所說的法治，不應是「治民」，而應是「民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治理國家。

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具體來講，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要加強立法工作，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第二，要加強執法工作，行政機關要依法行政，司法機關要公正司法。

第三，要完善民主監督制度。

第四，要大力開展普法教育，廣泛進行法制宣傳，不斷提高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特別是提高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形成良好的社會法治環境。

⑸ 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

跟黨走

⑹ 如何建立健全法制社會

（1）實行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2）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我國的憲法和法律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相統一的體現，是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實踐經驗的總結。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3）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我國法制是符合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統一法制，任何地方和部門都必須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我國法制的一項基本原則，一切國家機關、團體和個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憲法和法律。（5）依法行政。各級政府的權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須嚴格依法行使職權，努力為人民服務。（6）司法公正。我國的司法機關要嚴格依法行使獨立的審判權和檢察權，維護司法公正，保護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7）違法必究。公民、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嚴格遵守法律，對違法行為必須依法予以追究。

⑺ 依法治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性

「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這段話是胡錦濤同志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的，簡單明了的指出今後我國社會發展的方向，也蘊含著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規律的新認識。然而，社會和諧絕不會自發生成，也不會自然實現，只有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六條基本特徵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有機結合下才能實現。

在這個意義上，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社會；和諧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和諧社會是充滿活力的社會；和諧社會是誠信友愛的社會；和諧社會是安定有序的社會；和諧社會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其中，社會主義法治應該作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保障，只有以法律手段來治國理政，使國家權力的行使和社會成員的活動處於嚴格依法辦事的狀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整個社會才能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易言之，法治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調控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依法治國，離不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貫徹落實。

一、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是社會安定有序的基本保障。

理念是一種觀念，是行動的指導，也是為人民群眾普遍認同的一種價值取向。理念的偏差直接導致行為的偏差。我們要厲行法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首先要有正確的理念作為指導，這就是要堅持實行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依法治國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尊重社會發展規律，順應世界潮流，體現人民意願，落實執政為民理念的最佳方略。

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體現了一種高層次的政治文明，是已經被人類歷史所證明的一種進步的治國方式，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必須將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納入法治的軌道，用法治的權威來保障國家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安定。

二、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為協調各種社會利益關系和矛盾創造有利條件。

社會公正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維護和實現社會公正，關鍵在於妥善處理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在全社會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我國利益主體和利益需求的多樣化，使得社會利益關系更加復雜。如果各種利益關系和矛盾不能及時有效地得以調整和解決，就會在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之間造成對立，甚至引發社會不穩定。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通過在民主基礎上制定的法律法規，確定利益主體、界定利益范圍、指導利益分配、協調利益關系，並對生活困難群眾給予救助，就能維護社會公正，避免社會利益之爭的激化，使各個階層實現共贏共榮，共享社會發展進步的成果。

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為人們之間的誠信友愛創造良好環境。沒有人與人之間的誠信，就沒有相互的合作和普遍的社會認同，也就沒有社會和諧。和諧社會要求社會成員之間團結友愛、和睦相處。法治社會可以創造誠信友愛所需的社會環境，有利於培養人們內心的寬容、謙讓和互助友愛地相處。

三、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為激發社會活力創造寬松氛圍。

社會活力不斷增強，是推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動力源泉，也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揮各方面的創造活力。依法治國通過法律的形式確認和維護勞動者的創業動力、經濟利益和創造成果，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鼓勵人們創新的良好氛圍，營造平等競爭和共謀發展的社會環境。

四、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提供製度支持。

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前提和物質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空前發展，但面臨著人口膨脹、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等嚴重問題。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以法律的形成確立人與自然和諧的基本原則，抑制和制裁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是建成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社會的必由之路。

綜上所述，構建和諧社會應當堅持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是因為和諧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法治社會。和諧社會的建立必須以法治為中心，構建一個秩序井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人人能夠安居樂業、和睦相處的社會，可以說和諧社會就是法治社會，只有加強法治，才能保障社會有秩序的運行，確保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人民享有殷實安康的生活。所以，和諧社會和法治社會的目標是一致的，二者都追求在規則和秩序范圍內的社會和諧與進步。

⑻ 建立法治社會有什麼建議

一、 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法制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從理論上講，似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人們都認同對其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在論及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優良傳統時，仍是泛泛而論、空洞無物，而在說到其消極因素時卻生動具體，給人一種傳統法律文化「糟粕大於精華」的感覺，好像一部中國法律史除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之外，沒有多少積極意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除了對基本的法律資料了解和研究不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囿於先入為主的框架，還沒有完全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去審視中國法律史，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還沒有給予恰當和充分的闡述。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如何對待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問題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虛無主義、「階級斗爭為綱」等左的思想影響，傳統法律被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毒瘤，屬於被肅清的對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批孔批儒，中國歷史被全面歪曲，更談不到傳統法律文化有什麼優良傳統。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期以後，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加強，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近二十多年來法史研究的實踐表明，凡是有建樹的學術成果，其成功之處都在於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評析傳統法文化，注重依據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結論。但也應當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學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法論仍有市場。表現在脫離歷史實際，把中國傳統法制視為現代法治的對立物，割裂二者的傳承關系，簡單地以現代法學理念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現代法學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舊的「以論代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是論從史出，而是摘錄史籍中的只言片語去證明自己預設的、批判傳統法制的觀點。受這種非科學的思想方法論的影響，就很難對中國傳統法製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原則，也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實事求是原則運用於法史研究，就是要以歷史實事為根據，客觀地再現中國法制史的面目，探討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無視古代法制在推進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認為中國傳統法制漆黑一團，都是落後的、反科學和反民主的東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種是苛救古人，無視古今法制的概念、內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現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繪和拔高古代法制。這兩種傾向都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制史，也無法區分古代法制的精華與糟粕，達不到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目的。在這兩種傾向中，前一種傾向是主要的，應特別注意予以克服。
以實事求是的認識論研究中國法制史，要求我們必須按照科學的發展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評價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評價中國傳統法制。中國古代法制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維護和推動當時社會文明的法律保障。盡管古代法制與現代法治在許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來也存在不少消極因素，但它總體上是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歷史進程相適應的。中華法系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為發達，並對周邊國家法制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評析中國古代法制，應該說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學的發展觀而不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去認識中國法制史。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社會在進步，法制也隨著不斷完善，後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既使當代中國的法制，也與歷史上的法制在許多方面有著傳承關系。因此，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斷歷史，更不能以今天的進步否定古人的貢獻。而應當以科學的發展觀，對歷史上的法制產生的原因、社會作用、功過是非作出客觀的評價。其三，要用辯證的而不是絕對的觀點去研究中國法制史。對於中國古代法制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應以事實為依據，進行科學的分析。有些在我們今天看來屬於消極的部分，在當時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應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古代法律注重禮教，維護等級制度，致使法有等差，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拋棄的。但是，禮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則，親屬相容隱不為罪的原則，仍有借鑒的價值，不能因其屬於禮教範疇一概否定。總之，只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評價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學科的內容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正確地區分古代傳統法制的精華與糟粕，更好地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服務於當代法制建設。
二、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法律體系
要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必須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有一個全面認識。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律典是國家的刑法典，其內容是對有關違反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規定。律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只是諸多法律中的一種。從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僅名目繁多，有關法律形式的名稱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如秦有律、命、令、制、詔、程、式、課等；漢有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於律令、格、式之外，重視編敕、又有斷例和指揮；元有詔制、條格、斷例；明、清兩代於律和各種法律形式的單行法外，廣泛適用例等。此外，歷朝還頒布了多種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規。每一種法律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以唐代為例，「律」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令」是指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各種單行敕令、指示的匯編，「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的辦事細則，各種法律形式共同組成唐朝的法律體系。我們在了解中國古代法制的面貌時，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視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如按內容分類，是由行政、經濟、刑事、民事、軍事、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構成的法律體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法律，其體例結構既有綜合性編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類單行法律法規。以明代為例。除《大明律》、《問刑條例》和一些單行刑事法律外，有關行政方面的單行法規有數十種之多，如《諸司職掌》、《六部條例》、《吏部條例》、《憲綱事類》、《宗藩條例》等。明代還制定了不少經濟、軍事、學校等方面的單行法規，制定了《教民榜文》這類民間訴訟和鄉里管理的單行法律，縣以上地方長官或衙門還以條例、則例、禁約、告示等形式頒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規。要全面地認識中國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須對各種形式的法律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每一種法律都進行深入研究，但起碼應做到不能把中國古代法律僅僅理解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僅僅理解為是打擊犯罪。
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應充分評估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對中華法系的貢獻。如北魏拓跋氏創立的《北魏律》，宗承漢律，並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結構體系和基本內容都為隋唐律奠定了基礎，唐律實際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綜合體。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與元代的條格相同，說明明初修律時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經驗。滿族入關前的一些民族習慣和行為規則，也融進了大清律、例。對於少數民族貴族集團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三、客觀地論述中國古代的社會矛盾與法律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層社會原因，都是為了解決某些社會矛盾，適應時局的發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必須正確分析社會矛盾。傳統觀點在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往往把當時的社會矛盾概括為階級矛盾。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社會，並非只存在階級矛盾，還有大量的並不屬於階級斗爭范疇的各類社會矛盾，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平民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還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在社會矛盾之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進行的各種立法活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社會矛盾並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針對性也是很具體的。在分析古代社會矛盾時，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那些用於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予以評判。但對於那些用於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就應當按照歷史實際客觀地闡述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歷史上的各種類型的法律，因其內容不同，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如西晉的《晉令》，南北朝時期的《梁令》，隋朝的《開皇令》、《大業令》，唐代的《貞觀令》，宋代的《天聖令》等，其內容都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詳細規定了國家的各種基本制度，屬於令典性質，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條法》、明代的《諸司職掌》、清代的《欽定吏部則例》，其內容是有關國家官制及其職掌的規定，是吏治方面的單行行政法律。至於行使國家經濟管理職能方面的法律，內容也十分豐富，其內容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等各個方面。就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漢以後各朝，都制定了鹽法、茶法，禁止私人經營，實行國家專賣。唐代的兩稅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條鞭法，也都是為了簡化稅制、減輕人民負擔，確保國家財政收入而制定的。至於明清兩代頒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為了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及時處理民間糾紛，維護社會治安。可以說，歷朝頒行的上千種法律，每一種法律都有特定的內容和功能，這些法律共同發揮著維護統治集團的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實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協調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相互關系和權益等各種功能，因而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只有正確地認識和區分法律的屬性和功能，才能正確地評價不同形式、不同內容法律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點由於只肯定法律的階級性而否定法律的社會性，所導致的後果不僅是許多著述忽視了對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還在評價律典與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關系和歷史作用時，把兩者對立了起來。如在對宋代的編敕、元代的條格、明清的條例等論述和評價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對後者採取貶低或否定態度。事實上，律典的刑事職能，並不能包羅萬象般地替代古代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的多種職能。律典頒行後，因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歷代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時局變化的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以補充律典的不足。離開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實踐的許多方面也很難操作。因此，我們絕不能貶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兩代為例。雖然在某一時期也曾出現過「以事制例」、「條例浩繁」的弊端，但從現知的數百種條例來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補律」的立法原則制定的，與律文和律義沖突的條例極其罕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以前的研究結論是否正確。
四、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法律作為歷朝治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社會生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由於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復雜的，法律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極其紛雜的現象。但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法律發展史，從總體上說，「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進的主旋律。法律條文從表面上看是靜態的，而法律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歷來都是動態的。即便是在國家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法律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司法活動的實踐，在逐步發展和完善，並未處於停頓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用發展的、動態變化的觀點去論證和闡述中國法制史。
關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進程，學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歷史分期闡述它的發展線索。然而對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階段的斷限，因對我國古代的社會性質和法律的屬性認識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一種見解是從階級和社會形態分析的角度上闡述的。認為法是階級和國家出現後才產生的，但對中華法系的斷限看法不一。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是指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奴隸制和封建製法律的泛稱，至20世紀初期，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中華法系也就壽終正寢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歷經封建社會、近代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雖有重大變化，但作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關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國自有法以來，直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均屬中華法系。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是涉及到中華法系是死法系還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無傳承關系的問題。對於這一爭論，包括中國有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和是否存在奴隸製法制的問題，應繼續予以探討。然而，無論按照何種標准劃分法制的發展時期，古今法制存在著傳承關系這一點卻是無疑的。
另一種是從中華文化與法律相互關系發展史的角度闡述的。認為中國古代法律起源於國家產生前的遠古時期，但對其發展階段的認識也存在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從太古終於戰國，是中國法律的創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稱之發達期；隋唐至明清，可稱之確定期；清末以後，可稱之改革期。也有學者則認為，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可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即：上古到堯、舜為黎明時期，夏、商至戰國為光輝時期，秦漢至隋、唐、五代為發達時期，宋至近代為沿襲時期。還有的學者認為先秦、秦漢為形成期，魏晉南北朝為發展期，隋唐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為延續期。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宋元明清是中華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國內外學術界歷來存在爭論。對此，應依據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地下挖掘，對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階段和斷限繼續進行學術探討。
對中國法制史的基本線索和規律，學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有些著述認為唐代以後法律制度沒有大的發展。事實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時期，也是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的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頒行了大量的經濟類法律，其涉及內容之廣泛，為前代所不及。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強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兩代成績斐然，僅現見的這類單行法規就達上百種。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頒行了許多重要的法律，達到了中國歷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無論從內容上還是法典編纂體例上，也都有創新和發展。這一歷史時期的西夏、遼、金、元、清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習慣，更體現出了中華各民族共創中華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據幾部律典而貶低唐以後法律制度的發展。
法律思想是中國法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國法制史必須與研究中國法律思想史相結合，這樣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層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對立法司法的影響。中國歷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導下制定和實施的。一些著述認為自西漢中葉「德主刑輔」成為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之後近兩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處於停滯乃至僵化、衰退的狀態。這種觀點顯然是與歷史實際相悖的。在封建社會中後期法律不斷完善、歷朝頒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況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變，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會中後期歷朝奉行的是經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張，其發展變化是在儒家學說的總框架內進行的。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不斷變化和治國實踐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調整和發生變化。比如，形成於兩宋、盛行於明清的宋明理學，就對中國法律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行政、經濟、民事、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刑弼教」思想經過朱熹新的闡發，強調先刑後教，成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論支柱；明清兩代的律學不斷開拓了律學研究的領域，在應用律學、比較律學、律學史、古律輯佚和考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廣的《律解辨疑》，張楷的《律條疏議》，王肯堂的《律例箋釋》，雷夢麟的《讀律瑣言》；清人王明德的《讀律佩觿》，吳壇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對律學有所建樹。現存大量的判例判牘及題本奏本，也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司法思想。明清兩代在法律思想領域最重大的建樹，是確立了律例關系理論，這一理論曾長期指導了立法和司法活動。我們應當開闊視野，以發展變化的觀點研究中國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互動關系，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律史。
五、實事求是地評析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中國古代的訴訟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形成了「德主刑輔」、「明德慎刑」、便民訴訟和慎刑等司法指導原則，建立起諸如起訴與管轄制度、上訴與直訴制度、聽訴迴避制度、會審制度、錄囚制度、死刑復奏制度、審判監督制度、司法官員責任制度、民事糾紛調解制度等相當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審判中確立了區分公私罪、首犯與從犯、過失罪從輕、自首免罪或從輕、二罪俱發以重論、刑事年齡責任等一系列詳細的審判原則，這些制度和審判原則與現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傳承關系，其中許多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長期以來，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環節。近年來，一些學者注意了這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但與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較，司法研究仍顯得滯後。加強對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研究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同樣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國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產物。我們在研究這類制度時，必須結合時代條件做出有分析的、恰當的評價。比如，人們通常把「司法與行政合一」概括為古代法制的特徵，認為這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重要根源。誠然，在現代法制建設中，必須堅持司法獨立，反對行政干涉司法，清除歷史上「司法與行政合一」的消極影響。但在評價古代這一制度時，採取簡單否定的做法卻是不公允的。其一，這種概括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古代地方的司法與行政機構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機構，如唐代設有大理寺，明清兩代設有刑部、大理寺，專主司法審判和覆核，稱其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當。其二，對地方官府的司法與行政合一，應就這種機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確分析。就縣級機構而言。當時各縣管轄的人口有限，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縣官的主要職責是理訟和徵收錢糧，每縣只設幾名官員和數額有限的吏員，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國家的財力還是從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設立行政與司法、立法分立的龐大機構。其三，就古代知縣的審判許可權而論，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詐偽和姦、盜等重大案件，對刑事案件只有判處笞、杖刑的權力；對於徒罪以上案件，則只能擬出審判意見，供上級官府復審。至於流罪以上案件，決定權在中央司法機構，死刑案件還需經中央司法機構復審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們在闡述古代「司法與行政合一」這一歷史現象時，應客觀地闡述其歷史面貌，正確評價它的歷史作用及歷史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說明這一制度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不能繼續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罰」概括古代司法審判的狀況，不加區分地把歷朝司法都描繪為君主專橫、官吏任意用法、冤獄泛濫。這種結論缺乏歷史根據。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司法腐敗的現象，也存在著某一君主在一定時期內因政治斗爭的需要濫殺官吏和臣民的問題。但縱觀一部中國司法制度史，幾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對「一任刑罰」。從現存的歷代判例判牘看，司法審判程序是很嚴格的，絕大多數案件的審理是依法進行的。因此，對各個歷史時期的司法審判情況，應依據史料作出具體的有分析的判斷，而不能籠統地概括為「一任刑罰」，全面否定。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司法制度，必須把立法與司法結合研究，把司法制度與判例判牘結合研究，把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結合研究。民事訴訟是司法研究中最為薄弱的領域，存在的爭議也較多。現存的民事訴訟資料相對較少，且散存在歷史檔案、地方誌、古人文集、野史筆記和判例判牘中，應當加強這方面資料的搜集和整理。

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