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限制
Ⅰ 立法法里有哪些層面限制公民權利
法律是比較完善了，問題是，執法是選擇性的！
Ⅱ 罪刑法定原則,限制了司法權、行政權、立法權中的哪幾項權力
三權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稱三權分治，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則，三權分立制度就是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別由三個機關獨立行使，並相互制衡的制度。以美國為例，行政權指政府，立法權指國會的上下議院制度，司法權指法院。三權分立很好的實行了「憲政」的主旨思想，實現了依憲治國的目的，三權分立制度在反對封建勢力復辟、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斗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三權分立制度為絕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採用，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機關組織與活動的基本制度。但因各國國情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在政治體制上根本否定並排斥三權分立制度，堅持實行民主集中制和議行合一制。
立法權：國家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的權力。立法權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制定和修改憲法的權力；第二類是制定和修改普通法律的權力。一方面，立法機關自己制定法律，另一方面，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制定法規、條例、決議和命令等，它們都具有法律規范的性質。
司法權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通過開展依其法定職權和一定程序，由審判的形式將相關法律適用於具體案件的專門化活動而享有的權力。通說認為，人們提到的「司法權」多指狹義司法權，即雖包括檢察權在內、但卻明顯偏重於審判權，或僅僅指審判權（即以法院為相應機關）而言。
行政權是依照法律規定，組織和管理公共事務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力，行政權是由國家憲法，法律賦予或認可的，國家行政機關執行法律規范，對公共事務實施行政管理活動的權力，是國家政權和社會治理權的組成部分。
在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立法權，司法權包括審判權和檢察權。根據我國憲法規定，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不存在實行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土壤。
Ⅲ 我國應該立法限制汽車數量嗎
理論上應來該
實際上我國沒有源條件立法限制汽車數量
第一這觸及很多相關企業的利益
第二 中國的交通擁堵是道路建設問題 而不是汽車本身的問題 限制汽車數量是本末倒置
第三 騎車帶來的環境污染在不遠的將來是可以解決的
Ⅳ 我國立法上對商號的限制有哪些方面
一、商號單一制原則的限制。為了維護商事主體交易的正常秩序，商主體原則上僅能使用一個商業名稱。在一般情況下，不允許一個商主體使用一個以上或變相使用一個以上的商業名稱。但是，確有特殊 需要的，經省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核准，企業可以在規定的范圍內使用一個從屬的商號。
二、商號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根據《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的相關規定，企業名稱不得含有有損於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內容和文字。
三、不得使用不具有唯一性或可辯認性的商號。 根據《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的相關規定，企業名稱不得含有下列文字：可能對公眾造成欺騙或者誤解的；外國國家（地區）名稱、國際組織名稱； 政黨名稱、黨政軍機關名稱、群眾組織名稱、社會團體名稱及部隊番號；漢語拼音字母（外文名稱中使用的除外） 、數字；其他法律、行政性法規規定禁止的。
四、禁止以不正當目的使用商號。 使用人不得以不正當目的使用可能使人們誤認為是他人營業的商號。依《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 ，企業只准使用一個名稱，在登記主管機關轄區內不得與已登記注冊的同行業企業名稱相同或者近似。擅自使用他人已經登記注冊的企業名稱或者有其他侵犯他人企業名稱專用權行為的，均屬違法行為，應依法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
Ⅳ 授權立法的限制
在西方，有句格言：被授予的權力不得再委任。因為代議制本身就是人民的授權，所以，在美國不奉行「人民或制憲者賦予國會議員以制定法律的權力，且該權力不得再委託他人行使」的觀念。由此，便嚴格禁止授權立法，「立法部門、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擁有的權力是人民授給它們的。既然這三個部門是人民所授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接受者，那麼它們就必須是這種權力的唯一所有者」[2]。而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早期是不承認授權立法的，一再宣布國會授權立法是違憲的、無效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英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都陸續承認了授權立法。二戰之後，日本、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國所制定的憲法也都對此予以承認並加以規范。
但是，本文所說的對授權立法的限制，是指允許代議機關(國會或議會)授權給行政機關等，以制定法律，只是這種授權要受一定限制。就是說，不是議會(或國會)所享有的全部立法權都可委任，而只能就特定事項(不一定就是不重要的事項)進行授權。由於各國所保留的立法權有所不同，所以，不得授權的范圍大小不一。但通常包括：憲法和法律有明文規定，要由法律加以規定的事項；涉及三權分立原則，即授權立法不得破壞這一原則，並不得逃避來自議會、法院等的監督；涉及人民主權；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關繫到國家機關的組織；以及其他應由法律進行規定的事情。以下著重談談西方幾個發達國家的作法。 英國作為議會主權國家，立法權只屬於議會，議會以外的其他組織(包括內閣)要立法，須有議會的授權。「英國行政機關不像法國那樣不需要法律的授權就享有制定自主的條例和補充的條例的權力，因此，英國行政機關制定行政管理法規的權力主要是根據議會授權的委任立法」[3]。但是，英國議會在授權時，並不僅僅以行政機關為限，有關法院、教會(如英國教會全國代表大會)、社會團體(如全國名勝古跡保護協會)依據議會授權制定法規的活動，也屬於授權立法。
在英國授權立法的發展史上，陸續制定了規范授權立法的法律。早在1539年議會通過公告法，授權國王為了治理國家和維持秩序所發布的公告，與議會所制定的法律有相同的效力。1893年議會制定了行政規章公布法，賦予大部分授權立法以法律文件的名稱；認定授權立法是具有立法權性質的，而非行政權性質，特別是由政府部門制定的條例具有立法權性質；還規定法定的行政管理法規的公布方式等。英國的行政管理法規不僅名稱很多、很亂(主要有命令、條例、規劃、計劃、指示等)，而且制定的程序和公布的方式也很混亂。而行政規章公布法只是規定了一些重要的授權立法的公布方式。所以，議會於1946年制定了法定條規法(Statutory Instruments Act，又譯行政法規法)，於1948年1月實施。雖然該法也只調整行政法規和重要的行政規章，並未規范所有的授權立法，但它的調整范圍畢竟擴大了；而且對制定程序、法規公布和議會監督也作了一些規定。總之，議會對授權立法的限制主要有：必須根據法律並為了執行法律而制定法規，授權立法應符合授權法所要求的目的和內容，法規必須在各該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內頒行；法規必須按規定的程序和形式制定等。
同時，英國輿論界還對如下特殊類型的委任立法進行了批評：決定原則(法律有時授予行政機關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決定重要的原則事項)、征稅權力(這本是議會控制行政機關的一種手段，必須由議會掌握，不能由行政機關決定，卻交由行政機關決定)、次級授權立法(即再委任)、溯及既往的權力、排除法院的監督、修改法律的權力。[4]這些特殊類型的授權立法是不能也不應隨意使用的。 在實行三權分立的美國，授權立法受到三種觀念的阻礙。這三種觀念便是：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怎樣才能和三權分立的原則協調一致；被授予的權力不得再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曾多次作出判決，國會的立法權不得授予。[5]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逐漸轉變禁止授權立法的觀念。「憲法從不否認國會可以採取必要的、靈活而又實際的措施，以使它能夠完成制定政策、規定標準的任務，同時委託指定的機關在規定的范圍內制定從屬的規章，認定事實並據此事實裁定適用立法機關宣布的政策。」[6]就是說，美國逐步地承認了授權立法，一部法律不能僅因其授出立法權而無效。但是，為了鞏固國會作為主要立法者的地位，授權立法就不能不有所節制。
這種制約表現為必須對國會所要授出的立法權規定明確的限度。授權立法權本身必須受到制約，或者受法定的目的、方式甚至細節的制約，或者受授權范圍的制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巴拿馬煉油公司訴瑞安一案時，就以授權法中沒有規定適當標准為由，宣布一項授權立法無效。美國有的學者認為：「如果在授權法中沒有規定任何標准制約委任之權，行政機關則等於拿到了一張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權的領域里任意制定法律。」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適當標准」的解釋愈益朝著放寬「授權標准」的方向發展，以至於允許行政機關自定標准，而在授權法中不必定出標准。在美國的授權法中，「適當標准」已被「方便公眾、公共利益和公眾需要」之類的模糊概念所取代，對於這種只是「一種形式，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的標准，「授權法只要不放棄國會職權，即便它的唯一標准空泛得令人不可捉摸，也可以被認可」。
總之，美國的授權立法制度已較完善，它對授權立法主要有如下限制：首先，按聯邦憲法第一條第一款規定：「本憲法所規定的各項立法權，均屬於合眾國國會」，所以憲法上明確規定應由國會立法的范圍，原則上不得授權。其次，國會確實無法行使其全部立法權時，就以「骨骼立法」或以偶發性事件之立法的方法，而將次要及細節部分授權行政部門以命令形式加以補充。再次，授權應有標准或制約，不得無所限制或含混其辭。第四，國會只能授權給公務員或行政機關，不得授權給私人或團體，這是與英國不同的。最後，任何違反法規的處罰都必須由國會親自加以規定。當然，美國與英國等國家一樣，有著數量巨大的授權立法。 1946年日本《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國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國家唯一立法機關」；第五十九條規定：「法律案，除本憲法有特別規定者外，經兩議院通過後即成為法律」。這是一個重要原則，明確「表示依法行政的原理，不承認行政權固有的立法權」。但是，卻有例外，即國會兩院可以制定各自的議事規則、最高法院也可以制定相應規則以及地方自治團體可以制定條例。就是說，只有國會把應由法律規定的事項授權內閣制定，才屬於授權立法。
在日本，行政立法分為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兩種。「法規命令是行政機關制定的、有關國民權利義務的、具有作為法規性質的規范」，「只有在法律(或條例)的授權之下方可制定」[9]。日本《憲法》第七十三條第六項規定：內閣「為實施本憲法及法律的規定而制定政令。但此種政令中，除法律特別授權者外，不得制定罰則」。《內閣法》第十一條規定：「政令若無法律委任，不得設立科以義務或限制權利的規定(《國家行政組織法》第十二條第四款也同此旨趣)。」[10]日本最高法院1958年7月9日的判例就該規范的制定權指出：「正如立法權賦予行政機關這種許可權一樣，根據憲法第73條第6款正文及但書的規定是很清楚的。」
在日本，不允許法律對政府以一般性的空白委任，只能在可以肯定其合理的范圍內得到承認。具體地說，日本在進行授權立法時，施以如下限制：(1)不允許莫視國會立法權那樣的一般性、包括性的委任即所謂空白委任，而必須是個別的，具體的授權。授權法必須具體寫明授權的相對人、目的、授權事項，盡可能明確規定委任的范圍、程序。(2)由憲法或法律規定專門授予行政機關以制定法規，這類授權不得再授權。(3)就法規的內容而言，不許超越授權法所規定的范圍，並不得與憲法、法律相抵觸；不得改變或廢止法律本身的規定；法規的內容應有可能實現並應明確具體。(4)法規一般是登在官報上。 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統一後，以聯邦德國於1949年制定的基本法為臨時憲法，同時，聯邦德國的其他法律也在民主德國地區有效。所以，這里只敘述原聯邦德國的授權立法規定。
二戰後，聯邦德國成了聯邦制國家，在基本法中規定立法權受憲法的限制，這一點與美國憲法類似。需要說明的是，同時，在德國，只有議會授予行政機關等制定的法律才屬於委任立法。而「行政機關及其機構制定的兩種規范不需要議會的委任：一是命令，它是行政機關用來調整行政內部事務的規范；二是特別法規，它指特定行政機關制定的與國防、中小學、大學和公共事業等部門相連的規范。上述規范的制定，不屬於委任立法。」[
聯邦德國《基本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律可以授權聯邦政府、聯邦部長或各州政府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授權立法應符合授權法的內容、目的和范圍等要求；依據授權而制定的法規必須引證授權法(因為行政機關和自治組織並不能直接依據《基本法》的授權而進行授權立法)；行政機關只能制定執行、施行或補充法律的法規；行政機關可在其內部再授權；法規應經有許可權的機關簽署；原則上均應公布並註明生效日期。在德國，授權立法並不僅僅限於行政機關，還包括自治組織，這與英國是一樣的。因為《基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各鎮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自己負責規定一切地方公眾事務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聯合鄉也應按照法律並在法律賦予它們的職能的限度內擁有自治的權利。」德國的自治機關行使立法，必須由議會用法律具體授權。 相對來說，法國的授權立法不發達。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國1958年《憲法》沒有規定議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第三十四條只是以列舉的方式規定議會的立法許可權；第三十七條則規定，議會不得就第三十四條規定以外的立法事項進行立法，而是由行政部門以條例形式進行規定，從而賦予行政部門廣泛的立法許可權。就此而論，議會可以授權立法的范圍相對較小。
在法國，行政機關為了執行法律和進行行政管理，依據法律規定有權制定行政條例，而這種行政條例的地位「比英國行政機關的行政法規和美國行政機關的行政規章高得多」。凡屬於1958年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由議會以法律規定的事項，由於議會的授權，行政機關可用法令條例(屬行政條例中的一種，也是法國的授權立法)加以規定。法令條例和議會制定的法律其效力相等，可以變更或修改法律。
在法國，「負有執行公務使命的私人團體，特別是同業公會，根據法律的授權也有制定條例的權力。這種條例是內部規則，只對團體的成員適用，而且不能和法律以及上級條例抵觸，不能超越它所執行的公務范圍。」[16]
在法國，議會授權立法要有明確期限。「議會的授權必須目的性明確，同時規定一個條例有效的期限，通常比授權的期間長。政府在期限屆滿前，可以請求議會批准已經頒布的法令，使它成為法律。政府不在期限內提出請求，法令因期限屆滿而失效。在政府提出請求後，議會未作決定的，法令繼續有效。法令經議會批准後，政府不能再以條例更改議會所批準的法令。」 義大利憲法第七十條規定：「立法職能由兩院集體實現之」。在第七十六條、七十七條中對授權立法有一個原則性的規定：「只有當確定了原則和領導性指示，在被限定的時間內，並就一定范圍內之問題始得將立法權交給政府實行。」這是對授權立法的限制。而「政府未經兩院委任(授權)，不得頒布具有普通法律效力之法令」。實際上，義大利有著大量的法令。
Ⅵ 法律作用的限制因素有哪些
限制因素存在以下5點：
1、有限性：法律不能作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些領域需要靠道德、紀律等其他規范調整；
2、滯後性：社會生活發展很快，而法律的發展是相對滯後的；
3、僵硬性：法律考慮的是一般情況、共性情況，可能會導致個案的不公正（如許霆案）；
4、有漏洞：法律是人制定的，由於人在認識和能力上的差異，可能會存在漏洞；
5、不確定性：法律文本在理解上是有差異的，因而需要解釋，不同的解釋方法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6)立法限制擴展閱讀：
我國立法的現狀、問題與原因分析：
第一，立法決策和制定過程通常表現為由上而下，過多體現黨政組織和上級意志，與主權在民的立法民主精神相違背。
首先，黨中央和上級的意志對立法的決策、立法的過程和立法的結果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全國人大工作報告曾經指出：「黨通過人大黨的組織、在人大工作的共產黨員，實施黨對人大工作的領導，支持人大依法履行職權，充分發揮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作用。」
在立法決策方面，需要制定什麼法律、何時制定、具體由哪一個部門來負責，往往都由黨政組織決定。在立法起草之前的協商階段，黨也會發揮很大的作用，重要的法律案往往要由全國人大委員長一級的黨組會議審查通過之後，才可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其次，行政法規和國務院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制定過程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上級政府和黨的意志。
以國務院部門規章制定為例，國務院某部門的法制工作部門草擬規章的立法計劃，在徵求相關部門意見之後，規章的草案須提交該部門的黨組辦公會議審查，黨組辦公會議審查通過，才可以向國務院備案。
可見，無論法律，還是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其制定過程都過多體現了中央和上級的意志，廣大人民群眾無法直接向全國人大或其他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提出立法議案，這直接違背了立法的民主精神。
第二，立法過多地體現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
在一個習慣於依靠政策管理經濟的國家裡，政策往往具備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內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動改革的進程中，誰先獲得了政策優惠，誰就可以在市場上領先一步而獲益，而誰掌握政策許可權，誰就有更大的支配裁量權。
新舊經濟體制之間蘊含著的大量制度性或政策性利益差額，強化了立法中的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傾向，為立法保權、擴權提供了強大的驅動力。
第三，民眾參與立法不夠。
廣泛的民眾參與是立法民主的重要體現，是法律獲得正當性的源泉。在我國以往的立法實踐中，對民眾參與立法重視不夠。近年來，國家開始重視民眾參與立法並提供了一些機會，但就制度設計本身而言仍存在很多漏洞。
總體而言，我國現有的立法監督制度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
第一，立法監督的組織機構不健全，缺乏集中行使立法監督權的專門機構。由於立法監督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沒有專門的組織機構和專門的人員，很難保證監督活動取得較好的效果。
第二，立法監督的程序不完善。對於立法監督主體應當怎樣進行監督，對監督對象的哪些內容進行監督，以及不同監督主體意見不一致時應如何處理等一系列問題，法律規定並不明確。
第三，整個立法監督體制缺乏有效的啟動程序。
參考資料：共產黨新聞網——我國立法的現狀、問題與原因分析
Ⅶ 不應該立法限制廣場舞
其實立法不是為了限制廣場舞，只是限制部分老年人廣場舞擾民問題。用意是在控制擾民行為，不讓公眾矛盾激化，讓廣場舞在法律的約束下有法可依。
Ⅷ 強烈呼籲國家應該立法限制城市養狗
城市小區不要養狗強烈呼籲城市小區不要養狗！ 強烈呼籲立法禁止城市小區養狗！近來，養狗的話題活躍於各大媒體，不斷撞入我的視野。本月初，我在小區也看到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一邊絕望而凄厲地哭叫著，一邊極端恐懼地拚命逃跑，而後面一條狗在追著她。我揮舞雙手大聲喝住了狗狗，但小女孩的神情卻依然恐懼未減，哭著跑著回了家。看來可憐的她這段時間都可能要被噩夢纏繞了。這樣的事情，我是第二次遇到了。 在很多文章里，甚至是某些社會學者的文章里，貌似為了平衡公正，在呼籲公眾注意養狗的諸多弊端之餘，總是提到「養狗也是博愛的表現」。但是，正是這種「博愛」說法助長了養狗風氣，甚至使得養狗人士大膽到敢於對制止瘋狗害人的警察聚眾攻擊的地步。實際上，大家應該理直氣壯地呼籲「一切有愛心的人們，請不要在城市小區養狗！」養狗明明給小區環境的衛生，鄰居的休息，鄰居尤其是小孩的安全，防止像非典一類的傳染病的傳播，以及人們的生命健康免於瘋狗威脅，等等，都產生不小的危害，事實上絕不是博愛的行為！清楚然而罔顧這么多危害，那就是嚴重沒有愛心的表現！ 我還曾經看到某些人，牽著大狗招搖過市，看到路人畏懼而躲避的時候，狗主人露出的居然是洋洋得意，人仗狗勢的神態！事實上，某些人養狗的目的本就在於此。其心正位於愛心的對立面！ 小孩有愛心，我們要珍視培養這種愛心，可以引領他們關心善待家人，關心善待周圍的人們，可以帶他們去做公益活動，去和貧困兒童貧困老人結對幫扶，為什麼一定要養狗呢！對人充滿愛心的情懷，與人和諧相處的能力，比愛狗狗重要多了，必要多了！千萬要避免小孩將來變成跟某些人一樣，與人溝通與人相處很困難，而只能與狗相處了！ 一切有愛心的人們，請不要在城市小區養狗！鄙視那些罔顧這么多危害在城市小區養狗的人！
Ⅸ 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的行政處罰有哪些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一條規定：
第十一條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銷企業營業執照以外的行政處罰。
法律、行政法規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地方性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
即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行政處罰的種類有：警告；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除企業營業執照外的其他執照；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的行政處罰，但不能夠設定限制人身自由、吊銷企業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
公民的人身權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之一，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人身權未經法律規定的程序，不受侵犯。只有違反了法律規定，同時依照法律明確規定的程序，公民的人身權利才受到限制。地方性法規不能對公民的人身權利作出限制性或者懲罰性規定。
拓展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自1996年10月1日施行以來，對於規范行政處罰的設定和實施，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維持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行政處罰法是為了規范行政處罰的設定和實施，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憲法規定製定的法律。
參考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Ⅹ 限制外國法的立法方式目前有哪三種
沖突規范在國內立法中的表現形式（立法方式）（1）散見式。即將沖突規范分散規定在民法典或其他法典的有關條款中。在民法典或有關的單行法規中，就某個方面的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