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問題

⑴ 中國法制的現狀

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現行憲法頒行 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

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執法司法問題還比較突出；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執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嚴重損害國家法制權威；公民包括一些領導幹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具體來講，中國法治建設和依法治國事業還面臨以下主要問題和挑戰：

一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與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領導幹部中的人治現象、公民中的非法治現象、社會上輕視和無視法治的現象，在有些地方、部門、領域和群體中有所抬頭和蔓延。

二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要求，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實際上被統一於黨委的「一把手」，法治被「人治」所弱化，依法治國從黨領導人民實行的「治國基本方略」，演變為某些地方和部門「維穩」以及發展經濟的工具。

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有待不斷完善，立法質量需要不斷提高。立法中存在的部門利益、特殊群體利益問題，部門立法爭權奪利問題依然存在。國家立法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合法化的現象仍未消除，一些明顯帶有部門或集團利益痕跡的立法，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行政部門借立法擴權卸責、立法不公等從制度設計的基礎上影響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權威和法律的實施。

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後，中國法治建設的主要矛盾，是憲法和法律實施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普遍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許多法律形同虛設（參見表2）。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和執行難的問題時有發生；法治缺乏權威，司法缺乏公信力；公民「信權不信法」，「信訪不信法」，「信關系不信法」，「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等問題。加強法治教育，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仍是一項艱巨任務。

五是政府多頭執法、多層執法和不執法、亂執法問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為、失職瀆職、違法行政等行為；少數執法人員知法犯法、執法尋租、貪贓枉法甚至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出現了一些不正確的執法傾向，如釣魚執法、尋租性執法、非文明執法、限制性執法、選擇性執法、運動式執法、疲軟式執法、滯後性執法等等；粗暴執法激發沖突，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或極端惡性事件，突出表現在征地拆遷領域。

六是司法改革轟轟烈烈，解決了辦公條件、經費、人員編制以及一些長期制約法院、檢察院建設和發展的體制機制等老大難問題，基本上實現了各個階段司法改革方案預設的目標，但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司法權威、司法效率、司法公信力和干預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等深層次問題依然存在。

七是「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一些領域腐敗現象仍然易發多發；公職人員貪贓枉法、權錢交易、執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對法治造成損害；執法不公、行政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比較突出。如何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應對和解決腐敗問題，是對黨領導的中國法治建設事業的極大挑戰。

中國法治的未來發展

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的民主法治建設任務和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民主法治建設目標，未來中國法治發展的總體思路，應當努力實現四個基本轉變：

1.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在依法治國實踐進程中和社會主義法治軌道上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實現從法治到社會主義憲政的轉變，從制度上程序上實現「三者有機統一」。

2.是在我國法律體系如期形成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民主法治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從法律體系構建到法治體系建設的轉變，盡快從法律大國走向法治強國。

3.是在有法可依的目標基本達成後，中國法治建設的重心實現從注重立法到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的轉變，從紙面的法律向生活中法律的轉變，確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真正實現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四是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維護黨權、建設政權和保障民權中的重要作用，實現從法治的表面「維穩」向深層次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和權力腐敗問題的轉變，用法治更好地鞏固和發展黨和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權威，更加夯實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民意基礎和法律基礎，為國家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⑵ 解讀中國法制難題 造成司法不公的客觀原因有哪些

我不懂法律政治，來以下自觀點僅是個人理解，不代表任何團體。
我認為，中國法制難題，司法不公的客觀原因有一下幾點：
1.人們根深蒂固、耳濡目染的封建思想還沒有完全根除，在一定程度上還抱有「咸吃蘿卜淡操心」的「路人思想」。不想，也不敢管關於法律等看上去與政治有關的事。
2.歷史遺留影響
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一些事情對當時中國的法制、政治、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不利於法制社會的建設。
3.法律反饋
違法者不能受到嚴厲的懲罰在一定程度上也間接影響著中國司法不公等問題。

⑶ 請教下幾個關於中國法制史的問題

1、1908年《欽定復憲法大綱》；1911年《十制九信條》；1911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3年《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14年《中華民國約法》；1923年《中華民國憲法》；1928年《訓政綱領》；1931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6年《五五憲草》；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

2、調解原則：調解雙方自願，不得強迫威脅或命令；調解須以法律為准繩，照顧善良風俗；調解不是訴訟必經程序。調解范圍：初期僅限於某些民事案件，後來甚至命案也調解。調解種類：民間調解、群眾團體調解、政府調解、司法調解。它解決矛盾，增強民間團結；增強了民眾法制觀念，減少紛爭；有利於司法機關集中精力處理重大刑事案件，提高辦案質量。是人民司法的一大特色和補充。

3、古代的司法特權：上請，八議，…………

都是看書自己歸納。書上都有的~~~手都打酸了~~~~

⑷ 關於中國法制史的問題

我幫你補充一下你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在京死刑案件實行「五復奏」；各州案件實行「三復奏」；犯「謀反」等重罪及部曲，奴婢犯殺主罪的實行「一復奏」。

⑸ 當前我國法制建設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同時，重視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相繼頒布了婚姻法、「五四憲法」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規，為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新生政權的鞏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但後來不太重視法制的作用，甚至出現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無法無天的狀態，使黨的領導也受到嚴重沖擊，黨和國家的事業遭到嚴重挫折。慘痛的教訓告誡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必須發揮好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否則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堅持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同時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這艘航船順利前行。

這30多年，我們之所以能創造發展的奇跡，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良好局面，可以說經驗有很多條，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正確地處理黨的領導和法治的關系，為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怎樣完成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怎樣應對嚴峻復雜的矛盾風險挑戰？

說到底，一個是要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一個是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用法治方式調節社會利益關系、化解各種社會矛盾。

因此，在當代中國，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所在。要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就要始終正確把握兩者的關系，妥善處理兩者的關系，確保法治中國建設行穩致遠。

(5)中國法治問題擴展閱讀：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國因法而治，因法而興。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國家；一個先進的政黨，必然是依法執政的政黨。

對於行進在現代化之路上的中國，法治是繁榮穩定的基石；對於掌舵民族復興航船的中國共產黨，法治是執政興國的支柱。現在，面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面對改革攻堅期和深水區，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我們黨要提高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帶領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

法治是黨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要在黨的領導下使國家治理能力跟上時代潮流，就必須轉變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治國理政。

只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真正做到「三統一」「四善於」，才能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法治是黨完成執政任務的可靠保障。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的規矩，規定了每個公民、法人、政黨、社團必須遵守的基本行為規范。我們黨要實現長期執政，帶領人民走好「中國道路」，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以法治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

法治為黨攻堅克難提供有力武器。今日中國，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可以說前所未有。矛盾凸顯期，面對多元利益訴求如何定分止爭，促進公平正義？

改革深水區，面對多樣實踐探索如何劃定邊界，掌握改革航向？社會深刻變革階段，面對多變思想觀念如何廣泛凝聚共識，找到「最大公約數」？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越是在關鍵時刻，越需要發揮法治的作用，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在實現中國富強振興的征程中，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社會主義法治的有力保證，瑰麗動人的中國夢想將逐步變為現實。

⑹ 中國法治化進程中的主要問題與對策

中國的法治化進程在立法，執法，守法方面都沒有問題,

有問題也不在法治之內,而在法治之外.

⑺ 中國法制史問題

有一定區別。恤刑是整體上針對所有人，尊老憐幼特別關注老、幼

⑻ 關於中國法制史的幾個問題

二
1.《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天壇憲草」與「袁記約法」，《中華民國憲法（1947）》

2.調解范圍的規定基本相同，多限於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調解的過程，各邊區規定不盡相同，但大多是採取坐談的形式，以快捷、簡便為基本的出發點。有些根據地成立了專門機構負責調解工作。比如晉西北由行政村調解委員會負責調解，如沒有成立調解委員會，暫由民政委員會負責；調解以自願和合法為原則。

3.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三
1.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禮治」的基本特徵。「禮不下庶人」主要指禮所賦予各級貴族的世襲特權，平民和奴隸一律不是享受。平民和奴隸毫無權利，卻必須承擔禮所加給的各種義務。特別是奴隸，只是權利的客體，可以由奴隸主貴族任意宰割。周孝王時的《曶鼎銘》記載，五個奴隸的價格僅值「匹馬束絲」。「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罰的鋒芒不是針對大夫以上貴族，而是指向廣大勞動人民的。這種禮、刑的分野，充分說明西周實行的是一種公開不平等的特權法，即奴隸主享有特權的奴隸製法。西周的「等級劃分」首先就表現在剝削者和勞動人民兩大貴賤等級的區別上,並被固定下來，絕對不許逾越：貴者恆貴,賤者恆賤，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在貴族內部也因等級不同而待遇各異。所以在西周的「禮治」下，等級非常森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2.特點：
第一，在立法指導思想上，修律自始至終貫穿著「仿效外國資本主義法律形式，固守中國封 建法制傳統」的方針。清政府迫於激變的時局，不得不「改弦更張」、「參酌各國法律」進行變法修律，但在根本問題上又堅持修律應「不戾乎中國數千年相傳之禮教民情」。因此，借用西方近現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堅持中國固有的封建制度內容，即成為清朝統治者變法修律的基本宗旨。
第二，在內容上，修律表現出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和西方資本主義法學最新成果的混合。一方面，清末修律堅持君主專制及倫理綱常「不可率行改變」，在新修新訂的法律中繼續保持肯定和維護專制統治的傳統；另一方面，又標榜「吸收世界各國大同之良規、兼采近世最新之學說」，大量引入西方法律理論、原則、制度和法律術語，使得保守的封建內容與先進的近代法律形式同時顯現於新訂法律法規之中。
第三，在法典編纂形式上，修律改變了中國傳統的「諸法合體」的形式，明確了實體法之間、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間的差別，分別制定、頒行或起草了有關憲法、刑法、民法、商法、訴訟法、法院組織法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規，形成了近代法律體系的雛形。
第四，修律實質是為維護清王朝搖搖欲墜的統治。修律是在保持君主專制政體的前提下進行的，既不能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和願望，也沒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地位：
清末修律活動雖然在主觀上講是一種被動的立法活動，本身也存在著根本的缺陷和局限性，但在客觀上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在中國近代法制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首先，修律導致中華法系走向解體。隨著修律過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規的出現，不僅傳統的「諸法合體」的形式已被拋棄，而且中華法系「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特點也受到了極大的沖擊。
其次，修律為中國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通過清末大規模的立法，參照西方資產階級法律建立起來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和司法體制，對後世特別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黨政府法律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條件。
再次，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進和傳播了西方近現代的法律學說和法律制度。修律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向國內介紹和傳播了西方法律學說和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使得近現代法律知識在中國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從而促進近代法治觀念的逐步形成。
最後，修律在客觀上有助於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法學教育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