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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道德論文

發布時間: 2020-12-18 23:47:56

A. 道德與法律的論文

道德與法律的嬗變

內容摘要: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

關鍵詞:禮;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

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2〕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禮,引禮入法

周公制禮就是對夏殷之禮進行整理補充、厘訂,使禮的規范進一步系統化,禮的原則趨於法律化。「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5〕「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6〕「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7〕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親親與尊尊的一致性,表現了族權與王權的統一。「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8〕禮與刑在性質上是相通的,在適用上是互補的,違禮即是違法,違法即是違禮,出禮入刑。但是禮與刑的適用對象各有所側重。正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獨尊儒術,德主刑輔

漢儒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說為德主刑輔的哲學基礎,以陰陽五行相輔相成之理,來論證德主刑輔符合天道運行的規律。「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也」,「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減其刑」,〔9〕即「德主刑輔」。

漢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現為把符合儒家原則的通過法律表現出來,另一方面表現為董仲舒的春秋絕獄,即在司法中引經絕獄。董仲舒對春秋絕獄的解釋是:「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著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由此可見,「春秋絕獄」的要旨是:必須根據案件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無惡念者從輕處理。此絕獄固然是要解決法律使用過程中的問題,但如果從一個更大的層面上看,就是他同時在重建古代法的倫理結構。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11〕

通過春秋絕獄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親親、尊尊等總的原則上與漢律是相同而且互補的,也就是說經義與律令絕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漢朝法律即使體現了完全意義上的法家思想,但內中也有許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條的內容。這表明了儒、法兩種思想實際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們在早期法律實踐中的融會貫通。

3、德禮為本,刑罰為用

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以來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體現宗法倫理關系的禮,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準乎禮」成為對唐律的主要評價。具體說來,第一,禮指導著法律的制訂。如貞觀修律時根據「為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罪,為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12〕儒家教條,調整了謀反大罪應誅連父子、祖孫、兄弟的血親范圍。第二,禮的基本規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子孫違反教令,供養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於禮以為出入。第四,禮法由互補,發展為統一的體用關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請看下面兩個案例:

案例三: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姓吳千乙兄弟與之摺合,並挈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有所歸,置而不問。未幾,吳千乙、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為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實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歸家,至十一月,復嫁給李三九為妻,……阿吳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著。萬一生產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九必興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跡,官司亦多事矣。當廳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廳,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產,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乙、吳千二、吳重五犯,在赦前且免於斷引,監三名備元受錢會,交還翁七七。〔13〕這篇判詞絕妙之處不僅在於它解決了一起糾紛,更在於它注重當事人之間關系的調停,以避免日後再因此事起糾紛。執法者著意由道德上立論,使案件的判決合情、合理、合法。從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則支配,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謝登科控戚徐有才往來其家,與女約為婚姻,並請杖殺其女。余曰:「爾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斷令出財禮若干勸放,謝以女歸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譽江南,謝女久擅其才名,既兩美之相當,亦三生之湊合,況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嫁伯比以為妻,雲夫人權衡允當,記鍾建之大負我楚季革,從一而終,始亂終成,還思補救,人取我與,畢竟圓通,蠲爾嫌疑,成茲姻好。本縣亦冰人也耳,其諏吉待之。〔14〕此案為兒女自由戀愛引起,謝登科以女兒私訂終身,違反了禮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執法官卻對傳統禮法重新釋義,「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緣。這二則判例說明一個問題:當時的執法者已將法律內化為道德,追求一種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國古代禮與法關系嬗變的特點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道德與法律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至少可歸結為:

1、產生的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並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盡相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並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與法律的嬗變

法律與道德因存在差別而有不可調合之矛盾,同時又因二者之間的聯系使矛盾之協調成為可能。

法律道德化表達了社會規范系統的最佳結構及各要素之間的協調配合狀態。法治社會形成的最基本條件是亞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後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類良知與正義道德的法律。稱之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後的法律,至少應包含人權性、利益性、救濟性三種內在的品格。其中人權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礎,失去人權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實際價值不合理,最終會被人類所唾棄。〔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三方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動中來。「越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則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規則的匯編」。〔17〕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一致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撐,讓法律精神深入到人們的心靈,成為人們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造就這種法律,才能使法律獲得普遍性和權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違反道德的並不能當然就是違反法律的。原因在於並非所有的違反道德的行為都能上升為法律或確立為法律。能夠上升和確認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認的社會道德的一部分。有相當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領域,由道德規范來加以約束和調整。如果將全部道德問題變為法律問題,那就等於由道德取代了法律,這是不符合人類創設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標的。道德規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國家的財力都不能支撐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後所需要的執法成本。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必須盡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18〕但法律並非萬能,其設定的「中人」標准不同於道德倡導的「聖人」標准,因此對雖「缺德」而不犯法的行為往往無能為力。在現代社會中,法律的他律約束作用與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補充和密切配合,才能達到建設社會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規則、道德觀念法律化的過程中,要注意道德與法律在本質和內涵上的一致性,否則會給法治帶來災害。〔20〕不論法律中的道德原則實際上能夠被貫徹到什麼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執行道德,其結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這種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們的界說,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歷史與現實之間

(一)現實中的矛盾

在現實社會中,道德與法律存在著不和諧之處。中國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們企圖擺脫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隨心所欲地實踐道德、弘揚道德。人們並不是以崇尚道德來追求一種更趨於合理、科學。德國大哲人黑格爾曾有過如下論斷:在中國人心目中,他們的道德法律簡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積極的命令——強迫規定的要求——相互間禮貌上的強迫的義務或者規則。「理性」的各種重要決定要成為道德情操,本來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們並沒有「自由」。在中國道德是一樁政治事務,而它的若干法則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機關來主持。〔22〕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請先看下面一則案例:

案例五:一對農村老年夫妻鬧離婚,按照法律判決,離婚後的一間住房應判歸男方。但如果這樣下判,女方離婚後就將無所居住,顯然與情不合。於是,法院綜合考慮後判決將一間房隔為兩半,一人一半,解決了女方離婚後的住所問題。這樣的判決並未引起男方的「鬧事」,雙方相安無事。〔23〕這是來自執法第一線很具體的案例,問題隨即而提出:在司法實踐中要不要考慮道德評價標准?如果要,那麼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該怎樣取捨?

美國法學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國》中也曾舉過一則案例:

案例六:埃爾默用毒葯殺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現有的遺囑中給他留了一大筆遺產,他懷疑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會更改遺囑而使他一無所獲,因此他殺害了他的祖父。〔24〕紐約州法院針對該案例確立了一條法律原則,即:任何人都不得從其錯誤行為中獲得利益。問題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條文是否沖擊了法治原則?

(二)讓歷史告訴未來

古人雲:「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通過以上對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歷史考察及對二者關系的法理分析,針對前面的問題可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1、情法沖突——法治的尷尬。

法治社會要求人們在處理問題時,首先考慮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官判案時,只能以現行法律為依據,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這樣勢必導致法律無法適應新出現的情況,而道德等非強制性社會規范則可以其主觀性調解新生的行為現象。這就是前面談及的一元法體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國家制定法與道德之間缺乏過渡、緩沖機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無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與大眾心理、社會風習之間的脫離與隔閡,也造成了道德的無力感和被蔑視,甚至鼓勵了對道德的違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斷案,就違背了法治的原則。因此,只有在法的體制上作出調整,才能實現情與法的協調、德與法的並治。

2、儒家倫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種道德價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體現了法治與道德的深刻關系。失去了道德基礎的法為惡法,惡法之治與法治精神是根本背離的。我國古代的儒家倫理法體現了道德與法律的一種結合模式,即把社會普遍承認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納入國家強制實施的行為規范。解決現實社會中的人們道德缺位、法律的尷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倫理法的合理內核,靈活適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職能,從而使司法過程成了宣教活動,法庭成了教化的場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質。

法的品質在於公平、正義通過法而得到實現。中國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種和諧、平衡、穩定。中庸主義在法律上的意義就是審判案件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徹底解決糾紛,平息訴訟。現代法同樣面臨著效率與正義的挑戰。一方面,法律要體現其威嚴,不可侵犯,人們必須遵守;另一方面,法律還要有其緩和的一面,比如法要體現人道,法要尊重私權等。

4、禮法結合——德法並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當我們執著於法律的繼承於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時候,請讓我們把視角拉到社會調控這個高度上來。我們會頓時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發現西方的法治精神對我們進行征服的時候,傳統的德治精神正在歷史深處遙遙呼喚。應該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盡管並不排斥道德,但無疑在宣揚法律至上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機與道德淪喪就是明證;傳統的德治卻是主張德主刑輔,法是德的附庸,貶抑了法的作用,也與時代的發展不相適應。所以,對二者都要加以揚棄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內核,進行結構重組,建立全新的德法並治的二元製法體制。

注釋:

〔1〕郝鐵川,法治的源頭是德治〔N〕,檢察日報,2000-06-14(3);

〔2〕楊鶴皋,中國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9;

〔3〕許慎,說文解字〔M〕;

〔4〕同〔3〕;

〔5〕左傳。隱公十一年〔M〕;

〔6〕禮記。曲記〔M〕;

〔7〕左傳。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漢書董仲舒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九朝律考。漢律考〔M〕;

〔11〕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華書局,1960;

〔12〕全唐文。黜魏王泰詔〔Z〕;

〔13〕宋本名公書判清明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4〕蒯德模。吳中判牘〔Z〕;

〔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鄧正來譯,華夏出版社,1987,361-365;

〔16〕范進學,論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J〕,法學評論,1998(2);

〔17〕王一多,道德建設的基本途徑〔J〕,哲學研究,1997(1);

〔18〕郝鐵川,道德的法律化〔N〕,檢察日報,1999-11-24(3);

〔19〕吳漢東,法律的道德化與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0〕劉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與文明,1999(5);

〔21〕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22〕〔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北京:三聯書店,1956,P11;

〔23〕轉引自劉作翔,法律與道德:中國法治進程中的難解之題〔J〕,法治與社會發展,1998(1);

〔24〕參見〔美〕德沃金:法律帝國〔M〕,李常青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14-19;

〔25〕范忠信,中國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希望對您有幫助。

B. 尋找一篇論文,關於法律與道德的。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是法哲學之永恆主題與難解之迷。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道德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法律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法與道德屬於上層建築 SUPERSTRUCTURE 的不同范疇。法律屬於制度的范疇;而道德則屬於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法律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權利與義務,強調兩者的衡態;道德強調對他人、對社會集體履行義務,承擔責任。法律規范的結構是假定、處理和制裁或者說是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而道德規范並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後果。法由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主要憑借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觀念、宣傳教育以及公共譴責等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現為有關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潛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經歷一個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它最終將被道德所取代,人們將憑借自我道德觀念來實施自我行為。 一、道德與法律的學理含義: (一)道德的含義: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道德根源於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恩格斯講:「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這表明道德的內容最終由經濟條件決定,並伴隨經濟的發展而有相應的變化;基於不同的物質生活條件的不同社會集團,有著不同的道德觀,在階級社會中的道德具有階級性。因此,我們可以把道德簡單的概括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質生活條件下的自然人關於善與惡、光榮與恥辱、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見、野蠻與謙遜等觀念、原則以及規范的總合,或者說是一個綜合的矛盾統一體系。 (二)與道德密切相關的法律的含義。 沒有亘古不變的永恆道德,也沒有亘古不變的永恆法律。今天的社會,代表不同利益的統治集團仍然還存在,但是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對立的。不同的統治集團各有各自的階級利益,以及與其階級利益相適應的道德。法律在本質上是統治集團的整體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體化,而道德當然屬於意志范疇,那麼法律當然反映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從側重道德的角度,我們可以將法律定義為:在主觀方面,法是國家意志和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客觀方面,法的內容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前者體現了法的國家意志性和統治階級意志,後者體現了法的物質制約性。法就是這兩個方面的矛盾統一體。 結合中國國情,我國法律與道德的現狀: 1.一國范圍內的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都是統治階級的整體意志的體現。 2.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相互滲透。忠孝節義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維護其階級統治的道德規范,在其立法中體現為「十惡」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實踐中,甚至是將儒家思想的教義作為辦案的根據,《春秋決獄》一書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與道德相輔相成,共同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孟子《離樓上》中講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個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狀況制約立法的發展。 5.道德對法的實施起著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 6.道德有助於彌補法律調整的真空。 7.法必須以道德作為價值基矗 8.法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一)道德與法律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至少可歸結為: 1.產生的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並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盡相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並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二)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C. 法律與道德八百字議論文

如今這個人才濟濟的世界上,擁有一個人必備的道德和法律意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些人卻把這兩樣不放在心裡,偏偏會導致一些悲劇發生。
13日,在廣東佛山,一位年僅2歲的小女孩小悅悅在馬路上被兩輛汽車碾過,在短短7分鍾內,18位路人全部視而不見,莫然而去。這時,一位拾荒的阿姨上前施手援助,於14日送往廣東醫院進行治療,盡管小悅悅的病情一直惡化下去,但是大家依然在祈禱。但是,7日之後,大家的期盼還是沒有實現。小悅悅走了,但是我們的譴責和反思沒有停止。當我看到這個悲劇之後,我被那些無情的路人作出的的行動嚇到了。在這種時刻,有些人就會猶豫不決,是救...
又怕時候別人以為是他乾的,會得到譴責。是不救...
那麼一個幼小的生命將離開人世。到底是救還是不救呢,這時法律在這時已經顯得微不足道了。到底是什麼原因,讓眾多人懼怕助人為樂呢?
事後,竟然還有一些沒道德的人說這位救小悅悅的阿姨是個破罐子,這次救人只是為了出名。那麼,我在想:哪有一個人在有可能會背黑鍋的情況下,還去救一條生命呢?這種有是有但是已經十分罕見了。這是我不禁納悶,中國在5000年前就被稱為「禮儀之邦」,那麼如今的人們為什麼會個個都是冷血動物呢。
同樣的案例:2011年10月,在南昌市廣場東路的某商場區,一輛轎車失速奔來,先後撞上了一輛自行車和另一輛轎車。又將一名女子捲入車底。現場一片混亂,百名旁觀者爭論不已,卻沒有一個人去就那名女子。這時候,騎車路過的農民工朱春才帶領數十名余干籍的農民工沖進現場去救那名女子。時候,他們對媒體說:「我們不偉大,但是也不『冷漠』。」
這兩件悲劇發生的同時,難道18位路人和百名旁觀者,這事故的發生而置之不理,難道你們不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嗎?
如今我們這個共同生活的社會,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沒了法律,這個世界將是多麼可怕,所以,需要大家互相照顧,互相關愛。這樣才可以讓我們的社會越來越沒好。只有在關鍵時刻仍然遵守自己的道德的人,才值得我們尊重,讓我們伸出援手,讓這個社會充滿愛。

D. 關於道德法律類論文範文文獻,與法律和道德的關系相關

變形蓮瓣邊飾,有的為一組、有的畫二組,構成上下對應的仰、覆蓮瓣版紋裝飾。除盤以外,權其他型器上的蓮瓣,均呈單體形式排列,蓮瓣間留有空隙、互不相連。明洪武時,除部分執壺和盞托外,瓶、罐、盤及碗的蓮瓣紋邊飾均呈並攏(共邊)型、此後,這種繪法貫穿於明清兩代

E. 大學論文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1500字

撰寫論文注意事項:

1、不得簡單重復題名中已有的信息,忌諱把引言中出現的內容寫入摘要,不要照搬論文正文中的小標題(目錄)或論文結論部分的文字,也不要詮釋論文內容。

2、盡量採用文字敘述,不要將文中的數據羅列在摘要中;文字要簡潔,應排除本學科領域已成為常識的內容,應刪除無意義的或不必要的字眼;內容不宜展開論證說明,不要列舉例證,不介紹研究過程;

3、摘要的內容必須完整,不能把論文中所闡述的主要內容(或觀點)遺漏,應寫成一篇可以獨立使用的短文。

4、摘要一般不分段,切忌以條列式書寫法。陳述要客觀,對研究過程、方法和成果等不宜作主觀評價,也不宜與別人的研究作對比說明。

例文: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道德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根源於風俗和習慣,在原始社會,人們生活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社會中,氏族成員之間主要靠風俗習慣調整的,從食物分配到婚姻締結,都體現了風俗習慣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社會關系愈變得復雜。

單純的靠風俗和習慣已不可能完全調整,因此道德便產生了,所以道德的產生並不是抽象的來源於人們的內心,更不是來源於宗教神學,而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產生的。哲學上將道德劃入上層建築,是維護本階級經濟基礎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

以習慣風俗和道德去調整全部的社會關系已不可能,社會需要更有力,更廣泛的標准和規范去調整,法律便應運產生。法律的出現,並不是意味著社會關系的調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調整方式,調整范圍上也有著局限性,道德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

法律與道德彼此都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具有重要作用。法律與道德屬於不同的上層建築,不能將法律完全等同於道德,當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那麼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這恰恰不利於人類的進步,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本質的區別。



第一、法律與道德產生的歷史與方式不同,從產生的歷史過程看,法律是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原始社會沒有法律,而道德風俗則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時期,任何社會都有的行為准則,另外,道德隨民族,種族,宗教,習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國或一定區域內。

法律是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制定修改和廢止的,只有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才能將本階級的意志轉化為具有國家強制性,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則是由人民長期的生活習慣轉化而來,法律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會輿論和人民內心的信念良知來遵守。

第二、法律與道德適用的范圍不同,法律是劃分罪與非罪,合法與違法的標准,道德則主要是劃分善與惡的界限,這兩種界限在一定的范圍內可以互相重疊,也可以互相獨立,有多種情況:

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殺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為。

2、某些道德規范不否定,而法律則是禁止的。如過失犯罪。

3、道德規范所肯定,而法律則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會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統治階級的惡法。

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卻許可,如:離婚,但是如果一個人長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離婚,現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

綜上所述,法律與道德所調整和適用的范圍,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單就與道德相關的法律而言,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這些法律規定,是道德的起碼義務,但是法律不幹預或是無法干預道德可以干預。

如個人操守品質或是人際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德適用的范圍比法律廣。那些與道德無關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調整,只能由法律調整。如新崛起的經濟法律,行政法律,環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規定,與道德關系較少,或是沒有關系。

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樣僅憑道德就可以判斷,因此,從這方面看,法律所調整的范圍比道德廣。

F. 從道德和法律角度分析大學生論文抄襲和學術造假現象

1、處罰機制的缺失
對於曝光的國內學術剽竊事件,在反思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目前的監督和處罰機制的缺失。要根絕類似的現象,社會必須建立一套科學、嚴厲的處罰體系,讓所有的人不敢「以身試法」。參加第三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的代表表示,中國學術界和政府要及時行動起來,共同捍衛學術尊嚴,讓剽竊、造假行為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指出:「我建議政府採取嚴厲的措施,在打擊學術腐敗方面一定不能手軟。今天容忍一個偷竊,明天就有十個偷竊。」目前,我國對論文剽竊的處罰手段還沒有一個統一、客觀的基本標准。國內對待大學生抄襲和剽竊的處罰案例經常見之報刊。2005年12月,北京大學出台了《本科考試工作與學術規范條例》,對論文作弊的學生不再手下留情。北大決定本科生有下列情況之一,學校可以開除學籍:提交的論文、實驗報告、科研論文存在抄襲事實,抄襲篇幅超過總篇幅50%的;提交的畢業論文、設計中存在抄襲事實,抄襲篇幅超過總篇幅30%的;由他人替自己撰寫論文和替他人撰寫論文的[10]。北京大學希望通過嚴厲的處罰杜絕剽竊行為。無獨有偶,2006年6月,暨南大學一名研究生因為兩次遞交的課程論文被認定為抄襲,被學校開除學籍。暨南大學認為依據《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學校可以對學生行使管理和獎懲權。條款明確規定: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學校可以給予開除學籍的處分:剽竊、抄襲他人研究成果,情節嚴重的。後來,當地法院支持學校決定,駁回原告的上訴。除高校學生之外,高校和科技界對學者抄襲行為建立處罰制度設想也很多:例如,為了杜絕高校學術和科研腐敗,教育部2002年專門出台了《關於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2006年5月,為了在我國科技工作者中形成良好的學風和職業道德,中國科協起草了《科學家行為准則》,科協主席周光召呼籲制訂科學道德公約和規范,建立科技人員誠信檔案。同月,教育部宣布將要成立學風建設委員會,負責制訂處罰學術不端行為的基本准則與實施細則,給有關單位參考。我國的相關法律也有類似條款:《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46條明確規定: 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並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給予沒收非法所得、罰款等行政處罰:剽竊、抄襲他人作品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營利為目的,復制發行其作品的。我們需要一個統一、客觀的第三方監控機制,對抄襲、剽竊的認定有基本的定性,當然我們要求量化指標,達到什麼程度可以認定。在這里,我國可以借鑒國外一些成功的經驗。例如,美國國際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對論文的剽竊區分得很詳細,列出剽竊的5個層次,根據情節輕重給予相應的處罰。美國還在1989年初成立「科學求實辦公室」負責處理科學家的越軌行為。美國的公共衛生服務部也專門成立「研究誠實辦公室」,負責處置由美國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隨時公布違規者的姓名、單位、情節、處罰決定。一旦某個人「榜上有名」,其學術生涯基本宣告結束。
2、學術道德的缺失
學術沒有道德便失去了靈魂。作為學者和科學家,誠實是最起碼的基本素質。中國古人認為,誠是真實、表裡如一的品格,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說人文本質是「求善」,藝術的本質是「求美」,科學的本質便是「求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科研人員必須以嚴肅的態度對待學問,努力鑽研一個方向,潛心塑造精品論著,成為該方向的專家。學術造假之所以讓人痛心疾首,是因為學者和教師――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道德的最後底線。學術和學者腐敗了,就會動搖這個社會的道德基礎。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認為學術腐敗的發生並不單純是制度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誠信缺失,價值導向出了問題在教育界的反映」。 中國政法大學楊玉聖教授也強調「學術道德是一項基礎工程」,並以此呼籲學術者要保持「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北京大學校長許志宏院士也呼籲高校教師在科研中要以德修身,率先垂範,「用心血做學問,用生命寫文章」。中國政法大學徐顯明教授指出「學術的本質是發揚真理,學術一旦腐敗了,真理就失去存在的空間。大學一旦出現了學術腐敗,其社會意義和社會價值就會喪失。」學術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根脈,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形而上」,是不能工具化、實用化的。然而,今天的學術評價體制,把學術和學術研究當成一種工具,用以獲取學術之外的實際利益。由於一些人道德操守的淪喪,弄虛作假成為謀取個人利益最便利的「捷徑」,於是學術成了某些人的升降機和敲門磚。對於學術和學術研究,正確的觀點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研究而研究」。
3、對策和思考
(1)建立客觀、科學的監督機制
僅僅靠道德的力量去維持學術的純潔性是遠遠不夠的,應該在國內建立一個統一的、客觀的、科學的學術規范機構,專職調查和處理學術領域的違規行為。美國的類似機構我們可以借鑒:1989年,美國建立「科學求實辦公室」,從科學研究的不同環節加以防範,例如,從選題、研究、論文發表、成果公布等階段監管。美國的公共衛生服務部設立有「研究誠實辦公室」,調查和處理由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的造假行為,最近幾年接連曝光了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研究人員在《自然》雜志上的不誠實行為、南卡羅納醫科大學博士的論文捏造數據行為、哈佛大學醫學院教師的研究報告造假行為、密蘇里大學教授研究成果的變造行為,令這些越軌者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有的人從此失去了學術生命。可以設想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科學道德監督機構,專門接受舉報、調查、處置,由這樣一個機構做出客觀、中肯的報告,依照規定處置。在處置過程中接受人們的申訴,公布越軌情節,展示具體證據,讓人們口服心服。同時公布違規者姓名和情節,通過處理給更多的人以警示。讓所有的學術界人士明白一個道理:不具備誠實品格的人不配搞科研和學術研究。
(2)加大相關立法和處罰力度
要杜絕科技造假行為,必須通過立法去制止。目前,國內很多學者呼籲採取有效的立法手段預防和防止類似現象的發生。我國目前還沒有懲治剽竊他人成果的法律,有關部門應該著手考慮如何制訂一部有效的行政法規或著作權法規的具體細則,在學術和科技領域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治局面。此外,加大目前規則的處罰力度,讓人知道應該「有所不為」。美國現有的處罰措施是相當嚴厲的: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的「誠實辦公室」一旦發現學者涉嫌造假,隨時公布其姓名,並與越軌者簽署「自願排除協議」。在未來3―5年內不得參與任何由政府資助的所有項目,同時向被侵權者公開道歉和賠償。美國的一些雜志處罰的力度也相當厲害,國際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規定:未註明出處地全文復制一篇論文,將導致在該文章記錄中註明違規,並吊銷違規者在(IEEE)刊物上發表權利達五年;未註明出處的大量復制(達一半篇幅的),處罰同上;未註明出處地照搬句子、段落或插圖的,可能在該文章記錄中列入違規,必須向原作者道歉以避免吊銷發表權利3年。

G. 求一篇論文 800-1000字左右`有關道德和法律的!

法律意識是公民理解、尊重、執行和維護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的重要保證,公民的遵紀守法行為不會自然產生,而是在一定法制觀念,法律意識的指導下實現的,具備了社會主義法律意識,就會做到不僅不犯法,而且能積極維護法律的尊嚴。大學生樹立法律意識,是現代化法制建設的要求,也是成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的需要。而作為大學生應當具備哪些法律意識呢?首先,應培養學生依法辦事的思想觀念,不僅要遵紀守法,而且要監督社會主義法律的遵守和執行, 堅決同一切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使社會主義法製得以真正實現。其次,培養憲法和法律具有最高權威的觀念。樹立法律權威即尊重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任何個人和機關、組織都不具有超越干法律之上的權力,都必須依法辦事,堅決反對「權大幹法」,「人情大幹法」的法律虛無主義觀念。使大學生認識到自己在國家生活中所處的地位,無條件地服從和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再次,也即最重要一點,即培養大學生權利義務相一致的觀念。法律最主要的精神即強調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性。公民要正確對待權利義務關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也要履行法律賦予公民的義務,讓大學生形成正確的公民意識,以社會主義法律為武器,捍衛自己的正當權利,在享有個人所擁有的權利時,不忘記尊重和承認他人的合法權益,不忘履行對國家,對社會,對他人的義務。同時,應杜絕一切不勞而獲的錯誤思想,培養只有付出才有收獲的良好觀念。另外,應培養大學生法律與自由相統一的觀念。我國憲法和法律從各個方面規定了公民的權利義務,人們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以內,有著極為廣闊的自由活動天地。公民在行使自己權利時要慎重考慮自己的言論、行為的社會效果,不得損害國家、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全民的合法權益。大學生應樹立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密切聯系的自由現,珍惜和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最後,應培養公民在法律面前八人平等的觀念。公民在法律面前人入平等,主要指公民不分性別、民族、種族、職業等一律平等地享有法律規定的權等地承擔法律規定的義務,不管是什麼人,只要是犯了法,都要依法受到追究。公民在運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享有特權。平等原則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律的精髓,所以要教育大學生樹立公民在法律面前八八平等的觀念。青年大學生正處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的大學生思想、道德和心理等方面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總的來說,社會生活經驗還不夠豐富,思想還不夠成熟,還存在有明顯的知行脫節的現象。比如在成才問題上,一方面具有強烈的成才願望,另一方面又缺乏勤奮刻苦、勇攀科技高峰、耐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的決心和恆心。這就需要在學校教育和引導下,不斷學習,加強思想道德修養,完善自己。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課是在高校德育工作經驗總結和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關於大學生政治、思想、道德品質修養和心理行為訓練的系統理論和知識。學習思想道德修養課,對於提高大學生的政治理論素質和思想認識水平,幫助大學生分辨是非,汲取精神營養,獲得真、善、美的心靈啟迪,不斷提高思想道德修養,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青年大學生所處的社會環境看,當代大學生正處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歷史條件下,正置身於利益主體多元、思想道德多元和價值取向多元的歷史背景中。一方面,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西化」、「分化」之心不死,極力通過多種途徑加緊進行思想和文化滲透,在對我國大量輸出的書刊、影視、電子游戲、電腦軟體等精神文化產品中,宣揚資本主義價值觀,同我們爭奪青少年一代。另一方面,目前社會上出現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及各種社會丑惡現象和封建迷信思想都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帶來許多負面影響。特別是在電子信息網路廣泛覆蓋的今天,一些錯誤的思想觀念以網路為載體,具有傳播速度快、覆蓋范圍廣、聲勢大、難於控制的特點,對青少年影響極大,對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對此我們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僅要從治理社會大環境入手,為大學生的健康成長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而且,要從加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入手,開設思想道德修養課,對大學生進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傳統,艱苦奮斗創業精神等方面的教育。實踐證明這是一個有效的措施。它對於引導青年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增強抵禦市場經濟負面效應的影響及資本主義、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使這成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需要的高級專門人才具有重要的意義。

H.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600字論文,急需!!!

淺談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及沖突

浙江大學法學院法學系 郭芳

作為治國方略的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歷來就是一個爭論很大的問題。如何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是當前人們面臨的難題之一。

一、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法律是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下的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量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而道德是調節人們之間關系的善惡價值取向和應該不應該的行為規定。因此,這兩者有著明顯的不同點:

第一,形式性與實質性。作為可量化操作的形式規范,法律所能規范的是人們的行為方式,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只能以行為的效果,並要求行為必須結合具體的環境和條件來實現動機和效果的統一。

第三,事後性與事前性。法律是懲惡於已然的,因此,它具有事後性,而道德則不同,它是防患於未然的,具有事前性。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手段,更多地側重於事後調節,而道德作為社會大多數人的價值取向,主要體現在它是人們事前的評價准則。

第三,懲惡性與揚善性。法治以性惡論為基礎,側重於站在壞人的立場上看待問題,以性善論為基礎的德治是側重於站在好人的立場上看問題的。

第四,清晰明確性與抽象模糊性。法律是具體明確的行為規范,並伴有相應的制裁措施,有客觀普遍的明確的標准。道德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它的內容存在於社會成員的道德意識中,並通過人們的行為和言論表現出來。

第五,他律性與自律性。法律的實施是靠國家和強制力(

如: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作為後盾的,以保證人倫關系的和諧,社會秩序的穩定。而道德只是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人們的內心信念等精神力量來維持,靠社會成員的自覺性來發揮作用。

第六,系統性與分散性。法律是統一的國家意志的體現,它是一個由不同法律部門的法律規范按不同的效力位階有機組成的邏輯嚴謹的體系。道德則不具有這種特徵,它可能來自於不同的階級、階層,不同的民族和種族,並形成不同的體系,每個體系中的道德規范也沒有明確的部門和效力等級劃分。

既然法律和道德自有個性,那麼這兩者之間又有什麼內在聯系呢?

第一,法律與道德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互相依賴,互為支持。只講法律,廢除道德,往往會造成嚴刑峻罰,最終造成社會的混亂,同時不講法律,只講所謂道德,則使人的行為沒有畏懼,不知收斂,最終也會造成社會混亂。

第二,法律是手段,道德是目的。法律的最高目標並不是打擊了多少罪犯,調處了多少糾紛,而是通過國家強制力的干預,引導人們依法辦事。法律的目的,就是達到道德的效果,而道德的效果也有賴於法律來實現。

第三,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必須以道德為基礎,只有提高了全民道德水準,以先進的道德觀念引導人、教育人,才能使人人遵紀守法,法治才有可能實現。同樣如果沒有嚴格的法律作保障,沒有對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的嚴厲處罰,沒有對各種矛盾的最終調處標准,就會使人們的行為失去准則,道德也就成為一場空。

二、解決法律與道德沖突的途徑

(一)立法途徑:

這是指法律確認或吸收的道義標准,使之成為法定標准以直接促進道德建設。

第一,對能夠成為法律規范的道德規范的要求

1、確保道德規范的進步性。作為道德規范,其形成就是要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其變化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道德規范相對於社會經濟、法律都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如果將不符合社會發展要求、不符合法律要求的道德法律化,勢必造成惡劣影響,起到反作用。

2、是較低層次的道德規范。一般認為,道德包含著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反映義務要求的道德,這是維護社會秩序所必須的,屬於低層次的道德;二是反映人們願望追求的道德,這屬於高層次的道德。對於低層次的道德可以通過立法用強制力量使之得以實現。而高層次的道德主要體現了人們對未來美好社會的一種嚮往,是不可能法律化的。

3、該道德規范應符合時代發展和各國具體情況的要求。新加坡在1996年確立了一條法律,在自己家中裸體,也屬違法。其立法理由是,現代城市的建築高度密集,可視度很強,如果一個人不拉窗簾,在自己家中裸體,便可被鄰近樓群的人看見,有傷社會風化,這條法律與另外一些國家存在著的「裸泳海灘」合法化形成鮮明的強烈對比。因此,在將道德規范引入法律規范時,要考慮其是否符合時代發展和各國的具體情況。

第二,道德如何入法

將道德規范收入法律規范可以有以下三種方式:

1、盡可能將在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明確化、具體化、規則化,並使之上升為國家意志的法律規范。比如說將婚姻家庭領域中的父母撫養子女、子女贍養父母、夫妻之間的相互忠誠義務等道德規范具體化、規則化,並明確規定違反者的法律責任,使之具操作性。

2、將難以具體化、明確化的道德原則直接引入法典,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由於法律規則永遠是有限的,而社會生活中的法律問題、道德問題卻是無限的,所以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常常因缺乏明確的規則或者法律條文而無法解決。而由於道德規則的概括性、抽象性、適用范圍的廣泛性,這樣,上升為法律規范的道德原則就可以成為法庭審判的依據,從而使這些問題得以解決。

3、通過立法規定準用性的道德規范,使其成為國家立法的有效補充。如在立法中肯定習慣或道德規范在法律實踐中作為認定行為是否合法的標准。

(二)執法、司法途徑

由於現實的法治和理想的法治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在執法和司法過程中要正確處理「法」與「德」的矛盾。

首先,一般情況下,法官應依照法律的「普遍性」、「一致性」的要求,對各種行為,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處理,不論該行為是否違反道德。因此,假如法官在個案的審判中經常地置法律規定於不顧,而追求社會道德目標,那麼法律就會形同虛設。

其次,在特殊情況下,道德在執法、司法領域也應具有相應的作用。道德對法律實施的保障體現在「從政道德」和「司法道德」的作用上。法律必須由一大批行政管理人員的司法人員來加以執行和適用,如果握有執法權和司法權的國家官員缺乏基本的職業道德品質,以權代法,以權廢法就會隨時出現。這就對執法、司法主體自身的職業道德因素提出了高層次的要求。首先,文明、嚴格是執法者的基本道德。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的簡單粗暴、恣意放任,就損害了法律、法治應有的權威。其次,客觀、公正是司法者的基本道德。司法腐敗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司法職業道德的滑坡和司法者不能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因此,加強司法者的客觀、公正的司法職業道德就尤為重要。而客觀、公正的司法職業道德,需要司法獨立的制度保障,也需要視正義為司法首要價值的司法者的大量涌現。

(三)加強在守法中的道德引導

撇開守法主體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財產狀況等具體差別,我們可以把守法主體大致分為法律職業群體與普遍社會公眾全體。兩大群體因法律知識、法律意識等存在差異,守法時的道德遵從度往往有層次差別。

法律職業群體,特指從事法律服務與法學教育工作的人。對於該類群體,所設立的標准應比普通公眾的道德標准高。首先要求其在復雜的多變的社會中有效、持久的進行道德自律;其次,要引導該類群體理性地對法律進行道德評價。對實在法進行道德評價是法律工作者必備的素質,而這種評價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修正實在法的動力。而對於普遍的社會公眾的守法的道德引導,第一,要強化守法道德宣傳,強調其行為方式的合法性。許多普遍公眾平素對司法腐敗深惡痛絕,但當自身與案件有利害關系時,卻又千方百計地想打通關系以便使案件結果對自己有利,這樣就形成了民眾還普遍存在對法治的渴求心理與行動的非法律範式的錯位。第二,要樹立普通社會公眾為權利而斗爭光榮的信念。不管是國民的權利,還是個人的權利,大凡一切權利的前提就在於時刻准備著去主張權利。我國民眾權利意識淡薄,致使政治上經濟上的強者恃強凌弱,法律規定的權利很多成了紙上宣言的情形時常可見。因此,應加強對普通公眾的守法的道德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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