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法治

❶ 商鞅法制與法治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
「法制」與「法治」是我們日常社會生活中常見的兩個詞，人們有時甚至不加區分地使用。實際上，「法制」與「法治」是有一定內在聯系但內涵並不完全相同的兩個詞。「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軔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遑論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在那裡，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會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❷ 有人說商鞅是我國歷史上唯一實行法制的人，怎麼看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版，衛國（今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梁庄鎮）[1-2] 人，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3-4] 。
商鞅通過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制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商鞅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織，軍事上商鞅作為統帥率領秦軍收復了河西。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其子秦惠文王繼位。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誣陷謀反，戰敗死於彤地，其屍身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後示眾。

❸ 秦惠文君把商鞅五馬分屍，卻又為何繼承了商鞅的法治和耕戰改革

殺商鞅和延續他的法治和耕戰改革是兩碼事，這就像公司新換了老闆，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開除了一個非常厲害的部門領導，但是這個牛人的做事方式方法，他短時間內一定不會改變，為了什麼，為了公司能繼靠這套已經被證明過是成功的模式賺錢。秦惠文王也是如此，他殺商鞅是為了自己，繼承法治和耕戰改革是為了強秦。

事實也正是如此，商鞅的死並沒有引起太大的轟動，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秦國上下一心的目的是國家強大，所以法治和耕戰改革必須延續下去。

❹ 歸納商鞅的法治思想，結合所學知識分析其對當時秦國的影響

集中了國家一切資源,為秦過的崛起奠定了國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基礎.如軍功授爵,為秦國的軍事崛起奠定了基礎,在戰爭中通過這一制度涌現出大批傑出的軍事人才,如白起.

❺ 商鞅主張什麼，這個主張具體內容是什麼

一、商鞅主張「法來治源」。

二、這一主張的具體內容

1、頒布法律，制定什伍連坐制度，輕罪用重刑。

2、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學習法律者「以吏為師」。

3、改法為律。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歸於一」的功能。「緣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論。商鞅以重法著稱，他極力主張以「法」代「禮」，反復告誡國君「不可須臾忘於法」。他認為，法之重要，是因為它有「定分止爭」和「興功禁暴」的作用。

4、輕罪重罰，強化法律意識，不赦不宥。主張凡是有罪者皆應受罰。商鞅指出：「法者,國之權衡也。」他將法律看作是稱輕重的權衡，量長短的尺度，判斷是非功過和行使獎罰的公平標准。

5、反對禮制，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特權。如廢除世卿世祿制度。規定除國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沒有軍功就取消其貴族身份。
商鞅反對「刑不上大夫」的舊傳統，否定貴族的特權，主張法律的統一性和平等性。強調在行賞施罰時要做到「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❻ 商鞅是不是想建設一個法治的秦國社會

商鞅是戰國時期的法家，法家的理想就是用法治來治理國，

❼ 回復：商鞅那是法治嗎，我認為那恰恰是最大的

商鞅所處時代是新興地主階級興起的時代。戰國末期，社會與文化層面都有了較大變革。功利內思想、崇尚投機、容君臣之間血緣關系弱化，商鞅認為若圖王霸當以刑罰為根本。法律在商鞅看來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這是商鞅法律起源論的必然結果。商鞅在秦國輔佐孝公進行法制改革，分兩次進行。第一次主要是以剝奪舊貴族的特權為主，兼及其他；第二次是以廢除舊貴族賴以統治的經濟基礎為主，兼及其他。商鞅變法通過限制特權，來追求社會的公平與公正。變法有利於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但嚴刑酷法會激化社會矛盾。

❽ 法治中國的路上誰是商鞅

筆者認為，觀察中國古代歷史的兩次重大改革，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其成敗之內論，並非在於商鞅容亦或是王安石的變革能力，而在乎於當代君主，秦孝公與宋神宗對變法的決心堅定與否。如若君主能堪其人，一心興強國富民之變更，則雖無商鞅，法亦可變，國亦可強！！

❾ 商鞅變法和依法治國有什麼不同

戰國時期法家著名人物商鞅在秦國進行了兩次政治改革。主要內容包括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此次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改革，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的諸侯國，為後來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此次變法有三個重點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首先是徙木立信。商鞅在國都集市的南門外豎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告示：有誰能把這根木條搬到集市北門，就給他十斤黃金。有人壯著膽子把木頭搬到了集市北門，商鞅立刻命令給他五十斤黃金，以表明說到做到。接著商鞅下令變法，新法很快在全國推行。毛澤東早年在評論「徙木立信」這段故事時指出移動一根木頭並非難事，關鍵是以此而樹立的千金難買的誠信，這也說明立法重點在於取信於民。
其次是一視同仁。在變法的過程中，遭到了較大的反對，太子的老師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立法只是針對平民百姓，對於貴族的約束力不足，認為要按照周禮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對於法令沒有遵行，最後都被商鞅依法進行處罰，秦孝公對此採取了支持的態度。
最後是堅持變法。商鞅在變法過程中得罪了權貴，包括太子在內的權貴多對商鞅有不滿，商鞅也因作法自斃而遭到五馬分屍，但秦惠王和他的子孫都繼續實行新法最終奠定了秦滅六國的強大基礎。

❿ 商鞅提出的法無等級 法不阿貴的法治思想內涵是什麼

1、刑無等級是先秦法家倡行法治。刑罰不論等級、貴賤、親疏的主張。商鞅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記·商君書列傳>）。針對「刑不上大夫」的禮治，提出「壹刑」：取消貴族特權，勵行法治。《商君書·賞刑》：「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

韓非進一步提出：「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篇》）。以法為本，事斷干法，否定奴隸主貴族「禮有差等」的舊傳統。「刑無等級」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為建立封建法制提供了思想基礎。

2、以刑去刑是指對犯罪用重刑懲處，使人畏刑而不敢犯法，從而達到不用刑罰的目的。這是先秦時期法家重要的法律思想，以商鞅．韓非為代表。商鞅主張「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其「重刑」的含義，一方面是「刑多而賞少」、「先刑而後賞」、「重刑輕賞」，另一方面是．加重輕罪的刑罰，這樣才能"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10)商鞅法治擴展閱讀

法家思想

商鞅在變法之爭時提到的「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就成為了秦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使秦國領先於山東六國。其次，商鞅執法不避權貴、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堅決貫徹了法家的這一主張。最後，法家還有一個共性就是，商鞅一樣抱著法家「明法」的態度和精神來推行政治改革，讓百姓知曉法律。

獨立思想

商鞅獨立的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布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

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第三，商鞅主張重戰尚武，具有軍國主義思想。最後，商鞅主張國家應統一民眾的心智，制定統一的制度，實現統一的目標。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後經過發展逐漸形成一門學派，名為商學派。商學派經過建立、開拓、發展、定型和後勁五個階段，配合秦的歷史，逐漸成為主宰秦國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