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進步

㈠ 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哪些進步

中國抄法治建設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人人享有平等權利，人人都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活動，做事不超越法律底線，為了國家安全，制定了《反分裂法》，為了環境保護，制定了《環境保護法》，為了國家的利益，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不受損失，制定和修改了一百多部法律，這些法律對於建設祖國，保障人民生活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保證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向小康社會邁進。

㈡ 說明黨在依法治國方面的進步

1978年，隨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法治建設應運而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認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新時期法治建設的邏輯起點是保障人民民主的政治要求。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隨著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發展，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即實現小康的戰略構想。他在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是硬道理的同時，提出了沒有民主法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著名論斷。

黨的十三大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從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高度，強調指出，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民主和專政的各個環節，都應該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治建設必須貫穿於改革的全過程。

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要高度重視法治建設，加強立法工作，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

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強調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確立，是我們黨治國理念和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任務，總結了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十條基本經驗，其中就包括了發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內容。黨的十六大強調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任務。民主法治是和諧社會的首要特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原則。

黨的十七大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基本內涵和要求，強調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我們黨對法治的認識不斷深化和拓展。從保障人民民主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改革開放到國家長治久安，從建設政治文明到構建和諧社會，法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和發展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必然要求。

都是通過一些會強調依法治國重要性,並落實

㈢ 孫中山的法治思想進步有何意義

孫中山是中國來法治現代自化的啟蒙者和奠基人。他的法治思想，不僅在內容上博大精深，而且在實踐上也影響深遠，對中國的法治現代化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力陳「人民主權」，力倡「法律至上，以誓死的決心維護憲法」，力崇「保障人權」，開啟了中國現代法治理念的新篇章；他重視立法，試行「五權分立」，推行現代法制，試行「權能分治」，構建了中國現代法治實踐的新框架；他以開放的胸襟研習法律，以民主的情懷制訂法律，促進了中國現代法治精神的新提升。

㈣ 十大案件讓中國法制進程有哪些進步

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㈤ 關於世界歷史上推動法治進步的人物有哪些

查士丁尼一世、拿破崙、孟德斯鳩等

㈥ 關於世界歷史上推動法治進步的人物有哪些

中國
1商鞅
商鞅的法律思想具體來說，可以歸納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依法治國的思想。這是商鞅最根本的法律思想，也是商鞅的其他法律思想生存的基礎。作為前期法家的代表，肩負著反對「禮治」、「德治」和「人治」的使命，商鞅在論證依法治國的合理性上是不遺餘力的。他的理論邏輯大概是這樣的：首先，他認為，人人都有「好

利惡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這是法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1]。正因為「人好爵祿而惡刑罰」，所以只能用賞罰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義道德來統治。法家的人性論是是當時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商品等價交換在人民權利義務方面的反映。法家正是利用這種人性論來否定溫情脈脈的宗法關系和儒家的「禮治」、「德治」、「人治」，並為實行法治的必要性提供依據的。[2]與此同時，商鞅強調了反對復古保守的觀點，主張「不法古，不循今」，「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4]。他之所以這樣強調，是為了在理論上說明，即使是伏羲、神農、皇帝，他們都是「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因此，「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智不慧也。」總之，現今的社會只能用以力量為特徵的法治。[5]由此，商鞅論證了推行法治的必要性。

由於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因此，其依法治國的思想在變法中得到了實踐，其內容筆者認為可用章太炎的一句話來概括「盡九變以籠五官，核其憲度而為治本」[6]。

二、嚴刑峻法的思想。或者說是「重刑主義」，是商鞅的一個重要的法律思想。這一點從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驗證：「不告者腰斬」，「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被刑」「禁奸止過莫過於重刑」商鞅的重刑思想是出名的，那麼為何其要選擇與傳統的明德慎罰思想迥然不同的道路呢？筆者認為，這和商鞅的統治方略有關，而非其思想的落後和殘暴。商鞅為秦國臣民設計的是「自治」的道路，也就是主動擇利避害的道路，而為國家設計的是用賞導，用刑督的「禁使」之法。二者的統一，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使賞足以使民擇而不旁求他利，；使罰足以禁而民不得避其害，從而實現法治所要追求的目的。當然，在厚賞和重罰之間，商鞅雖也重視厚賞，如「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10]，但無疑，他更加重視的是重罰。商鞅認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姑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他把重刑的意義說得很清楚，也就是去「奸」，「以刑去刑」，可見，商鞅的重刑論就是預防論。

三、刑無等級的思想，或者說是法的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先秦法家普遍強調法的平等性，而商鞅最為堅決。他聲稱，「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一刑，則就是「刑無等級的思想。這一點在「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中體現得更加明確：法的實施不因出身、地位的不同而有輕重，法律根本不能屈從權貴。從而否定了「刑不上大夫」的傳統。

商鞅緣何會堅持「刑無等級」？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很顯然，這是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的需要，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重新分配權利和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強烈願望，事實上，也正是奴隸主貴族反對最多，「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其二，應該是商鞅樹立法律威信的需要。變法之初，法必不能馬上為民所信，商鞅對這點也非常重視，此後著名的「徙木賞金」也正是為了取信於民。而此時假如法律再不能平等待民，要推行法律幾乎是不可能的，商鞅說的「一刑則令行」也正是這個道理。

以上是我認為商鞅最重要並且是影響最深遠的三點法律思想，當然，他的法律思想遠遠不止這些，還有一反前朝「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思想的法必須「布之於百姓」的思想；法令必須統一、穩定、沒有溯及力的思想：「法莫如一而固」，「刑罰已錯又移之，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定分止爭，即確定名分，防止爭奪，維護等級制度也是商鞅的法律思想，「法定不定，以下為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

2韓非子

一）本體領域------道的無為和奉法治國的「體道」無為的關系

韓非認為，奉法而治是符合道的無為原則，是「體道」的具體表現。韓非是道本體者。認為道是宇宙本體和萬物本原。對此，他說「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他還說，道是一種「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的存在，之所以成為宇宙萬物的總根源，是由於道虛靜無為、能放任自然而無所不為。人們要成功，必須要效法道的虛靜無為。這便是「體道」。「體道」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行動的原則。對於君主來說「體道」的最好方法是無為而治。其具體方法是：擺脫喜惡之心，做到無喜無惡、任其自然。「喜之，則多事；惡之，則多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韓非告誡君主，治理國家應該清靜淡泊，不存喜惡之心。那如何做到呢？就是：奉法而治。

（二）人性領域------人的性情和「緣理」推導出法治的必要性

韓非從人性的角度論證，君主奉法而治是「緣理」的表現。按韓非的思想，世間萬物都是稟道而生的，萬物稟道所獲得的內在規定性（德）反映在外部屬性上就是「理」。「體道」的原則要求人們在對待萬物時應「緣理」而為，因循萬物的本性。君主統治天下必須因循人性的本來面目和事實情況。他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在他看來，人性好逸惡勞、自私自利。在此基礎上，如果奉行法治，就能避免犯罪，杜絕混亂。而且法治迎合了「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的人性趨利的本性。奉法而治是「體道」「緣理」在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

（三）價值領域------法的功能性、效益性伸張了法治的合理性

韓非指出，法家主張法術，並非好法而法，而是為了治理好國家。實行法治，暫時痛苦而可長久的利；實行仁政，苟樂而後患無窮。君主採用法治並非出於殘忍，而是出於長久的考慮。君主奉法而治是應為法治的合理性，依靠法治治理國家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歷史領域------時代的變遷與道德的軟弱共同印證了法治的優越性

在「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問題上，針對儒家所說的古代聖賢德治而國富民豐的傳說，韓非反駁說，古今的社會狀況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古代資源多、人口少，生活不費力就有充足的資料，人們所以不爭。如今人口越來越多，致使財貨短缺，紛爭激烈。時代發展了，社會環境和物質情況也隨著發生變化，治國之策也要隨之變化。如果再用老辦法應付新問題，就會顯得力不從心、束手無策。應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制定出新方法、新對策。這就是他所說的：「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世異而事異」，「事異則備變「。具有非凡的現實主義的韓非不恪守陳規，而是強調時代和歷史的變遷，要求因時制宜，不斷更換、調節新的統治政策，這就是法家所遵循的」法後王「原則。韓非的」法後王「原則是其社會變化論的必然結果，也是他治國方針的理論依據。道德手段也許適應於古代，卻不適應於當今。對當今來說法治優於德治。

總之，為了證明自己的奉法而治的思想，韓非進行了多方論證，涉及到本體哲學、人性哲學、歷史哲學、道德哲學多個方面。而在論證中，韓非更堅定了他的治國理念，他的法治信心，建立了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3孟德斯鳩 《論法的精神》這個最厲害
該書所倡導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權力分立是對神學和封建專制的有力抨擊，成為此後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政治綱領。特別是為孟氏所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權與制衡理論，對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政治實踐和政治思想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經過法、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國家構建民主制度和政權體制的組織原則。孟氏所集中討論的不是具體的法律規範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類理性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於決定地位，認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而專制則是對人性的蔑視和對自由的踐踏。他進而深入探討了自由賴以存在的體制條件，並藉此找到恢復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權分立，以權力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主張憲法統率下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與憲法結合起來，奠定了憲政理論的基本框架，這也是孟氏對政治理論最傑出的貢獻。

我就想起來這三個人，其他的你再找找。

㈦ 請你談一談我們黨在依法治國方面所取得的進步。

一、具體而言：
（1）依法治國的目標更加明確，
（2）依法治國的措施更具專體和具屬有可行性，並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具體要求。
（3）提出了要依法行政，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
（4）黨員和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更要遵守法律，突出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
二、總體而言：
（1）黨的領導方式更加現代化。表現在黨的領導方式走向法治化、科學化，推動了領導方式整體的現代化，以適應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需要。
（2）黨的領導制度更加制度化。主要體現在黨政關系、黨的幹部制度、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黨與各社會團體的關系以及黨自身領導體制與黨委集體領導體制上。
（3）黨的路線方針更加法律化。表現更加重視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
（4）黨的領導幹部更加廉潔化。表現在有關法律和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表現在監督機制和監督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5）黨的領導作風更加民主化。黨的領導作風民主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官僚主義。表現在為使人民群眾能更加有效地監督黨的領導，提供了更多有效的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

㈧ 說說社會生活中反映在依法治國方面的進步

實行「依法治國」，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方略，只有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才能從根本上維護社會的穩定，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從而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具體說來，實行「依法治國」的必要性為以下六點：

一，為了堅持黨的領導，把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面的領導核心作用，就必須實行「依法治國」。在中國，如果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如果不能堅持貫徹實施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那麼我們國家勢必出現混亂的政治局面和不安定的社會環境，勢必極大的影響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發展，極大的損害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顯然，只有依法治國，才能從法律和制度上保證黨在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中的領導核心作用，才能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從而維護國家政治局面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二，為了使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必須實行「依法治國」。如果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公民個人都無視憲法和法律的規定，而各行其是，那麼就不可能維護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事業的有序發展，勢必損害和影響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為了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正確處理國家、社會、集體、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正確處理各民族和社會各個階層的關系和利益，從而增強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增強人民之間的團結，改善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關系，以保證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順利進行，必須實行「依法治國」。

四，為了嚴格依照法律規定，懲治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掃除社會丑惡現象，切實做到不狂不縱，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各項合法權益，從而維護社會的穩定，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必須實行「依法治國」。

五，為了處理好我國與各國及國際社會的對外關系和交往，增強同各國人民的了解與友誼，從外部創造有利於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和平環境，同時依法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促進和保障國內的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必須實行「依法治國」。

六，為了在新形勢下堅持黨的領導的同時，不斷改善黨的領導，使各級黨組織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避免和制止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必須實行「依法治國」。同時建立和健全對權力的監督約束機制，防止濫用職權，不斷消除黨政機關的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才能實現真正的政治局面和社會秩序的安定。

㈨ 依法治國如何體現社會主義文明的進步

依法治國，作為一種先進的治國方略與法律文化，是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依法治專國不是從來就有的屬，而是一種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相當發達的社會文化共存亡同興衰的社會現象。真實意義與成熟形態的依法治國，即法治國家，是以市場經濟的相當發展為經濟基礎、以民主政治的相當完善為政治基礎、以發達的權利義務觀為核心的精神文明為思想文化基礎的。

從這種意義上說，雖然依法治國作為一種理論學說古已有之，作為一種治國手段也曾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個別地方個別時期部分地實行過，但由於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完全具備真正實行依法治國的三個基本條件，因此，當時的思想家們不能對其作出全面的、深層次的科學分析，當時實行的所謂依法治國也往往不過是專制與人治的陪襯而已。濫用權力、野蠻擅斷、枉法裁判，在生產力和文化不發達的奴隸制與封建制時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那種不發達社會的內在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