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指數

『壹』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2015-12-22 10:11:27 來源：《財經》

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 季衛東/文

2015年10月27日，在達沃斯論壇全球議程峰會的分組會上，世界正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的執行主任波特羅（Juan C. Botero）把前些時公布的國際評估報告《WJP法治指數2015》贈送給筆者。

不出所料，對中國大陸地區法治水準的打分仍然很低，與2011年的結果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

根據2015年法治指數評估結果，中國大陸整體得分48，在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15個國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個國家中排序第71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整體得分76，在亞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整體得分81，在亞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國正在強調依憲執政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針的落實，看到法治指數評估的如此結果，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難堪和愧疚，也有可能會在某些群體中激起抵觸情緒。

WJP法治指數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認，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標體系還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盡管「法治」的概念很難定義和測量，但這個指標體系經過研究、論證以及反復推敲，給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1）政府及其官員和代理者以及企業、公民個人都可以在法律體系之下問責；（2）法律是清晰的、公開的、穩定以及公正的並被平等適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3）法律制定、運用以及執行的過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稱職的、有道德的和獨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機構達到充分的規模、具備足夠的資源、反映社會的需求從而能及時提供司法救濟。

世界正義工程根據這樣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構成因素和47個次級因素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內容是限制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司法、監察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公務員紀律、民主監督、權力依法轉移等）、廉政（包括沒有行政官員以權謀私、司法腐敗、軍警貪瀆、立法不正等現象）、政府公開（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權、公民參與、申訴機制四個次級因素）、基本權利（包括平等對待和無歧視、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隱私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勞動權等主要憲法性權利）、秩序與安全（包括抑制犯罪、減少民事糾紛、私人排難解憂不訴諸暴力等方面）、規制執行（包括政府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政府執法沒有不良影響、行政手續不被無理延宕、正當程序原則受到行政人員尊重、非經法定程序和充分補償不得徵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訴訟的便民和廉價、杜絕歧視、廉潔、不受政府幹預、不無理延宕、裁決執行力、法院外解紛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偵查的效率、刑事審判及時而有效、矯正和減少犯罪、刑事系統的公正和廉潔以及避免政府不當干預、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時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當干預、尊重和保護基本權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義工程再通過十個步驟來設計問卷，進行電話調查、網路調查或面談調查並採集、分析數據。

2015年的法治指數報告對評估方法做了進一步改進，最突出的變化是擴大了政府公開的外延和內涵，把統計數據公開、信息質量、信息獲取、信息更新都納入視野之中；關於知情權的設問特別強調了獲準的時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續費的合理性等因素；關於公民參與的設問涉及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以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導入申訴機制的范疇等等。這樣就使得打分標准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當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評價。

相比之下，中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很多評估標准或者設問內容是多義的、曖昧不清的，導致問卷答案和測評結果難免主觀任意性較大。

社會環境影響制度運行

冷靜地對照法治指數的評估指標和中國大陸地區的現狀，可以說整體得分不高乃理所當然，根本就沒有必要刻意辯解或掩飾，更不可通過提高分值的方式來營造虛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們應該以這樣的低分為鞭策，有針對性地彌補短板，進一步加強法治國家建設。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可以詬病的地方。

實際上，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法治指標得分過低，是有悖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這就表明，世界正義工程的測量標準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主觀性或者視覺上的若干盲點。

一般而言，法治指標體系的設立很難考慮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徵。然而社會環境勢必影響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又不容人們忽視。在這里，存在方法論上的困境。

中國及其他特別重視家族團結和人際關系的社會，都具有網路化的結構特徵。在網路社會，各種平面互動比較活潑、比較多樣化，並在縱橫交錯的各種通道中傳遞著復雜的漣漪效應，甚至還有可能誘發混沌現象，因而某個指令對行為的影響很難進行單一維度的、確定的預測。

因此，法律也就很難採取「君臨天下」的支配者姿態，而必須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在人們的互動關系中進行滲透，並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這就會使得行政過程勢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機，使得規范體系本身復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組織機制發揮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體秩序互相交錯和競合，最後自然而然會演化出一個綜合治理、辯證協調的模式。

由於網路社會存在很多結構上的空洞，需要藉助權力來搭橋、整合，所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就變得比較困難。

網路社會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變成多層多樣的，因此是集中而強大的國家權力、而不是統一的規則體系成為主要的整合機制。關系網造成的相對性、不確定性還會使得承包責任制以及對結果責任的嚴格追究成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因此，嚴格適用規則的要求不得不放緩，「適當均衡原則」成為法律秩序的基調。法律實效也主要靠追蹤性監控的方式來保障。這種狀況設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為監控的可追蹤性，民主參與也往往被理解為決策者對民意的觀察、提前反應以及臨機應變的調整。

中國的法治指標體系

因為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上述特殊的社會結構對法律運作機制的重要影響，所以測量出來的某些數值難免顯得有些失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不太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在解讀這些調查資料時有必要把這些相關因素都考慮進去進行權衡，或者適當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設問內容。

即使純粹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也並非無懈可擊。

例如僅就個人權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訴訟的原告申訴率和撤訴率、民事侵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和行政罰款之間的比例之類的客觀數據對法治水準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應該適當納入問卷調查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對法治指標體系進行適當的合理化改進，以使評估結果更准確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實際情況並能有效促進改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各種計劃指標和詳細的績效考核指標已經存在幾十年，成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標體系在不斷改變實務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訴案件起訴准確率、上訴改判率、調解結案率等使得司法過程中的制衡機制在不經意間蛻變成了互相庇護、推卸責任的誘因。

一般而言，中國既有的法治指標分別發揮著設定管理的目標值、落實承包責任的抓手、對績效進行考核和監測的工具性框架、對職能部門及其人員獎懲的具體依據等功能。

在法治指數體系方面，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餘杭法治指數和司法透明指數（由錢弘道、齊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數（由張保生、張中、吳洪淇等提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數體系有意識地借鑒了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標的概念框架和評估方法，由10個維度（一級指標）、50個命題（二級指標）、97個賦值問卷題目以及190個變數組成。

仔細斟酌已經存在的各種中國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概念框架和調查方法，可以發現，在問題的清晰性、客觀性以及關系合理性等方面還有不少有待改進之處。

也許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礎上加強與世界正義項目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進法治中國的目標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績效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准確地反映到法治的國際評價之中。

至少，需要學者、法律實務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法治指數，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並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華而不實、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

『貳』 「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近日，浙江杭州市餘杭區發布2008年度「法治指數」，得分71.84。據悉，這套數據體系具體可用「149」三個數字來概括:一個法治指數，四個「評估層面」，包括區本級、區級機關部門、鄉鎮街道、村社區；九種面向老百姓的調查問卷，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權利救濟、社會法治意識程度、市場秩序規范性、監督工作、民主政治參與、社會治安等9方面。（見21日《人民日報》）
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政府形象工程！法治不可能量化，而且也不需要量化。因為法治的根本就是社會共同治理；法治的核心要素是權力的來源、使用及其監督和糾正等方面的問題；在法治的框架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其中，政府的職責就是依法行政。即使需要對政府進行評估，也是社會自治的內容；政府不應該浪費人財物，組織其服務對象對自身搞評估，因為自己監督自己必然是無效勞動。
然而，在一幫專家的忽悠和撮合之下，「這套數據體系」還是出台了。他們都是國內赫赫有名的「法學家」：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法治餘杭」評估體系課題組組長錢弘道，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李林，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鄭成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張志銘。這些人一起鼓吹「餘杭的經驗是餘杭的，也是全國的」。其中，張志銘教授一句道破天機：「餘杭法治指數的示範效應取決於它的含金量高低」。
筆者就在這里為這些無知的專家們算一算，「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首先，全國首創的「法治指數」是「餘杭邀請了多位國內知名法學專家參與課題組」的結果，這肯定花費了不少納稅人的錢。其次，四個「評估層面」，包括區本級、區級機關部門、鄉鎮街道、村社區，他們在落實「法治指數」方面的總動員不知道要開多少會吧？這也是錢啊！再次，九種面向老百姓的調查問卷（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權利救濟、社會法治意識程度、市場秩序規范性、監督工作、民主政治參與、社會治安等9方面），以200萬人口計算，為了組織一次這樣的評估，究竟需要多少錢？大概至少幾千萬吧。最後，經驗推廣的費用，大概是一個天文數字。不要說「餘杭的經驗也是全國的」，就算只是杭州的，如果繼續折騰下去，也是了不得啊！
今天聽廣播說，每年大學生就業時在簡歷上浪費的紙張成本，共計超過了兩億元人民幣。我想，這個「法治指數」的政府形象工程的花費肯定高於這個數字。最後，我要正告這些「知名法學家」的是，法治不是花錢能夠買來的，而恰恰是限制政府亂花錢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