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現狀

Ⅰ 一個制度的立法現狀一般都包括哪些方面

一個制度的立法現狀一般都包括：
制定、認可、修改、補充、廢止。
供參考。

Ⅱ 我國民事立法的現狀

好大的抄問題哦。
民事實體法簡單實用，一部《民法通則》寥寥數字，支撐已多年，各位大腕爭論不休，民法典屢屢難產；民事特別法雜亂無章，《民法通則》老大地位不保，屢受挑戰；
民事程序法倒也實用，未來繼續修改的空間不大。
盡管問題多多，但與刑事法規相比，還要安穩的多哦。

Ⅲ 我國民法立法現狀如何你有啥看法

逐步完善，已基本形成以民法通則為總則，以物權法，侵權法，合同法，婚姻法，繼承法等為補充的民法法律體系

Ⅳ 集資詐騙罪的立法現狀是怎樣的

您好：
一、集資詐騙罪在刑法中的相關條款
(一)第一百九十二條 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二)第一百九十九條 犯本節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之罪，數額特別巨大並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三)第二百條 單位犯本節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巨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四)第二百八十七條 利用計算機實施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二、與集資詐騙罪相關的法律法規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印發《關於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四)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的通知
(五)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關於非法集資刑事案件性質認定問題》的通知
(六)最高檢、公安部2010年《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
(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整治非法證券活動有關問題》的通知
(八)最高法《關於依法嚴厲打擊集資詐騙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活動》的通知
(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
以上就是集資詐騙罪的立法現狀，集資詐騙罪在刑法中涉及4個條款，分別規定了個人在一般情況和情節特別嚴重情況下犯本罪的處罰，單位犯本罪的處罰，以及涉及利用計算機集資詐騙的處罰;同時，與集資詐騙罪相關的法律法規也達到了9條。

Ⅳ 什麼叫立法現狀

皇上太少，都想立法，連一個有獎銷售的小超市，都標榜最終解釋權歸本店所有。

Ⅵ 我國反壟斷法的立法現狀

反壟斷法》背後的部門「卡位」
眾多行政部門對立法主導權「青睞」，根本動因是為了獲取法案執行權，進而獲得相應的機構設置權和財權

2005年初，一則有關三部委角力《反壟斷法》立法權，從而導致該法十年難產的報道，再度引發了外界對《反壟斷法》的關注。商務部相關負責人隨後進行了澄清，表示該法案經過商務部努力，已經上報國務院進行審議。

商務部的反應相當迅速，但在澄清說明中卻對另外兩個涉及角力的部委——國家工商總局、發改委——是否參與了立法隻字未提。這似乎更印證了人們的種種猜測。

誰是主導者

據本刊記者了解，早在1987年8月，國務院法制局就成立了《反壟斷法》起草小組，1988年就提出了《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暫行條例草案》。

1993年9月，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但《反壟斷法》卻未能出台。1994年《反壟斷法》被列入八屆人大的立法規劃。當時人大委託國家經貿委和國家工商總局兩部門起草該法案。此後，兩部委成立了工作小組，開始了法案的起草工作，一些法學專家也受到邀請加入其中。但是，這部法案卻遲遲沒能順利出世，以致該法案又相繼被九屆人大和十屆人大列入立法規劃。

2003年，國家經貿委在機構改革中被裁撤，經貿委有關反壟斷的立法工作轉交給了商務部。《反壟斷法》的起草也相應變成了商務部和國家工商總局的合作。

盡管存在延續十年之久的合作關系，但兩部委在如此長的時間沒能完成反壟斷法的起草工作，讓民間產生了有關兩部委間相互角力的猜測。

而這種猜測在2004年似乎明朗化了。當年3月，商務部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送審稿)》單獨提交了給國務院法制辦，而作為一直參與反壟斷法起草工作的國家工商總局卻並沒有出現在提交者名單之內——按照常規，如果屬於兩部門共同起草，則應當由雙方一起提交到國務院。

當年6月，商務部聯合國務院法制辦、監察部、財政部、交通部、稅務總局、質檢總局等七部門發出《關於清理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實行地區封鎖規定的通知》，要求各地對屬於排斥外地產品和服務、對本地產品和服務予以特殊保護的各種分割市場的規范性文件以及其它相關文件進行清理。當年11月8日，商務部等七部門又組成了聯合工作組開始到各地進行監督檢查。

細心的人們不難發現，無論是發出《通知》還是聯合檢查，這樣一個涉及市場監管和反壟斷的活動，卻偏偏漏下了部門職責為市場監管和行政執法，並一直進行反壟斷工作的國家工商總局。

及至2004年年末，發改委研究機構發布題為《當前經濟形勢及2005年的政策取向》的報告，呼籲「盡快制定和出台《反壟斷法》，從依法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價格監管等方面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管理」。此舉令圍繞《反壟斷法》立法權的角力更形復雜化。

主導權的含金量

民間評論普遍認為，眾多行政部門對立法主導權「青睞」，根本動因是為了獲取法案執行權，進而獲得相應的機構設置權和財權。而這一點在圍繞《反壟斷法》的角力中頗為明顯。

本刊記者從有關渠道了解到，在向國務院提交的《反壟斷法》草案中，商務部將反壟斷的執行權劃歸自身所有。但此舉卻並沒有得到國務院的首肯，同時也遭到其它部門的反對。而在2004年9月，商務部即成立了反壟斷調查辦公室。商務部對其職能的定位是「承擔有關反壟斷的國際交流、反壟斷立法及調查等相關工作」。盡管目前該機構還是虛置的狀態，但它的設立無疑是在為《反壟斷法》的執行而做的「熱身准備」。

發改委則在2003年通過了自己制定的《制止價格壟斷行為暫行規定》，規定中明確賦予發改委對價格壟斷行為的認定、處罰、解釋等權力。

在此一輪對執行權的「卡位戰」中，國家工商總局的表現相對較為低調，除了在2004年6月推出一份《在華跨國公司限制競爭行為表現及對策》的報告外，別無其它行動。

評論人士指出，這與工商部門擁有行政執法權的「天然」優勢地位不無關系。實際上，早在10年前，國家工商總局就在其公平貿易局下設了反壟斷處。根據國家工商總局官方網站提供的信息，反壟斷處的第一條職責即是「參加《反壟斷法》的立法工作。研究擬定有關反壟斷的規章制度及具體措施、辦法。」

同時該處還負責「市場壟斷狀況的調研和動態分析，搜集、處理、分析反壟斷的數據資料」以及「協助辦理反壟斷案件的行政復議」等工作。

據本刊了解，工商總局從1999年開始，每年都要進行查處壟斷行為的專項執法行動，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執法經驗。從1995年到2004年，工商部門共查處行業壟斷6000多件，行政壟斷500多件。不但查處數量多，涉及的壟斷性行為的種類也非常豐富，涉及供水、供電、供暖、供氣、鐵路、電信、郵政、保險、商業銀行、煙草、石油、鹽業壟斷行業。同時還對經營者之間通過協議聯合劃分市場、統一價格等卡特爾行為進行了查處。

超越部門分割之途

長期研究反壟斷法、並參與草案制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律所經濟法室主任王曉曄認為，為了避免部門分割減弱執法效力，應當設立一個獨立、權威的反壟斷執法機關。

王曉曄向本刊解釋說，《反壟斷法》與其他法律制度不同，它的任務不僅是要同大企業集團或者壟斷企業限制競爭的行為作斗爭，而且還要同政府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的行為作斗爭，這就要求執法機關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和足夠大的權威性。

特別是行政性限制競爭的案件，往往有著盤根錯節的復雜關系，調查難度大，如果反壟斷法的主管機關沒有相當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它的審案工作就會受到其他行政部門的干擾和影響，不利於依法做出裁決。

一位長期從事工商執法工作的人士也向本刊表示，工商部門在查處壟斷行為時，的確會遇到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責任不明確、調查取證困難、處罰力度輕、行政干預多、執法權被肢解等諸多難點。「這些問題的解決最終要還是要依靠法制的完善。」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李曙光教授認為，阻礙《反壟斷法》出台的難點不僅在於統一的反壟斷機構如何設置，同時也在於國有壟斷企業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企業擁有強大的博弈能力，同時各行政部門為了本部門的利益，也會「主動」維護本部門下屬企業的利益。這也使得反壟斷法出台的過程變得極為艱難。

2005年2月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2005年立法計劃中，《反壟斷法》又一次被列入立法計劃。

參考文獻：中國新聞周刊

Ⅶ 夏朝的立法狀況

下車的女發狀況想說這個立法狀況也是特別不錯，特別可以，這個你放的之類的語言也是特別可以的，我三天故事主要發生地。

Ⅷ 授權立法的現狀

授權立法制度
中國最早的授權立法出現於1955年，當時的全國人大通過了關於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單行法規的決議，1959年又通過了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法律的決議。1982年憲法的頒布實施，從最高的法律效力上規定了授權立法，根據《憲法》第89條第1款規定，國務院有權「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2000年3月九屆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進一步使授權立法趨於制度化。
授權立法不同於職權立法，行政機關有固定的立法權。行政機關的職權立法是指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職權而進行的立法，其立法權產生於憲法和法律的直接規定[4]。例如《憲法》第90條規定：「國務院的各部、各委員會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內，發布命令、指示和規章」《立法法》第56條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又如該法第73條的規定。
中國學術界認為授權立法可分為兩種：一般授權立法和特別授權立法。前者是指立法權來源於授權機關所制定的法律、法規中的法條授權的授權立法。後者是指立法權來源於授權機關專門制定的法律性或法規性的決議或決定的授權立法。例如根據《著作權法》第54條的規定：本法的實施條例由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准後實施。這就屬於一種一般授權立法的情況。又如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廈門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廈門市經濟特區實施；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珠海市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珠海經濟特區實施。這就是特別授權。
事實證明，授權立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健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及在立法實踐中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授權立法的理論在我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可見研究授權立法對我國授權立法水平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Ⅸ 民商合一的立法現狀及問題

在我國，至今沒有頒布民法典，更談不上商法典。但我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堅定不移地走民法法典化之路，本著制定一部完整、完善的民法典的目標，並且該目標已經被堅持了幾十年，目前為止民法典仍在積極的起草過程中。在80年代的時候，國家經濟性質還不明確，經濟體制改革正在進行，實行民法法典化的確是困難重重，因此將製作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計劃作了改變，改為分別制定民法典中的各個部分，那時將這種做法稱為「批發零售」，因此1986年只是制定了民法通則。到目前為止我國不僅頒布有民法通則，還頒布有繼承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維護交易安全特點的單行法。這是我國民法和商法獲得發展的重要事實。我國的民法和商法雖然均是以單行的形式出現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則和基本制度早已融通到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制定具有我國特色的民法典，已經成為我國民法理論和實務界的共同呼聲。
對於我國要不要單獨制定商法，現有幾種意見：有人主張制定一個獨立專門的商法典；有人則主張制定一個類似《民法通則》的《商法通則》，在深圳市便制定了一個《深圳市商事條例》。大多數學者則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不必單獨制定商法典，他們認為，盡管商事活動有其特殊性，但仍無法迴避對民法一般規則的適用，而且另外製定商法典或商法總則，即便不出現與民法典內容重復的現象，也無法避免兩者間的矛盾沖突。 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始建立私法制度時起，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是不清楚的(這個時期長期存在的是民法和經濟法之爭，商法被人們所忽視)。有學者對我國商法制度的狀況進行過這樣的描述「中國從有大清商律開始，商法的歷史至今將近一個世紀。但人們對商法的研究卻沒有這么長時間。以商法制度支撐的商法研究，由於商法歷史在中國的中斷，也不得不留下歷史的空白。」我國自1980年就開始了所謂的事實交易規則的創制，不過這個時候人們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商法在我國的存在。我國1980年頒布的經濟合同法規定有買賣、倉儲、保險等多種交易制度，若視其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點也不過分；民法固有的理念原則和制度幾乎包括了我國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內容。
在我國，商事領域有三個基本問題仍然是我國立法中相當薄弱的環節：
商事企業制度
我國在商事企業應如何分類，商事企業種類要不要採取法定主義，以及如何確定有限合夥、無限公司、法人獨資公司、連鎖店等企業新形態的法律地位等問題上存在較多爭議。
商事代理制度
經理的許可權問題非常重要，對各類企業組織形式中作為全權代理人的經理的許可權的確定；對經理的越權行為的效力的認定，以及能不能對抗善意相對人等問題的規定還有待完善。
商事人格權問題
在我國，商業信用的價值認定及其保護機制、商業秘密的界定與保護商業注冊問題等問題，在立法上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規范。

Ⅹ 個人破產制度的立法現狀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未規定自然人破產制度。
1991年4月9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九章「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亦未規定自然人破產還債程序。1994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著手組織新破產法的起草工作，起草組擬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草案）》初稿，後經多次討論、修改，1995年9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將該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當時該草案未付諸審議。
雖然該草案未付諸審議，但是該草案將破產法的適用范圍擴大到一切法人和非法人企業，以及對非法人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自然人。
立法機關在2004年6月提交首次審議的破產法草案中破產法的適用主體范圍包括「合夥企業及其合夥人、個人獨資企業及其出資人」。但在同年10月的二次審議稿中，該法的適用范圍有重大調整，僅被限定為「企業法人」。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是我國現行破產法，該法將適用范圍限定為企業法人，包括國有企業法人和承擔有限責任的其他企業法人。該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其他法律規定企業法人以外的組織的清算，屬於破產清算的，參照適用本法規定的程序。」這意味著，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的破產對本法規定的適用，由有關法律規定，
但仍未設立自然人破產制度。我國迄今為止僅將企業法人納入適用破產法的主體。因此，在司法實務中，遇到自然人債務人全部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時，均通過民事訴訟程序（主要是通過執行程序）解決該類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