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功能

A. 法律的功能是什麼

法律，是國家的產物，是指統治階級（泛指政治、經濟、思想形態上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為了實現統治並管理國家的目的，經過一定立法程序，所頒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國家的統治工具。

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來落實。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體系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闡述人們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其中一種區分的方式便是分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有些國家則會以他們的宗教法條為其法律的基礎。

拓展資料

法律是維護國家穩定、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最強有力的武器，也是捍衛人民群眾權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統治者統治被統治者的手段。

法學家們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法律，包括從法制史和哲學，或從如經濟學與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方面來探討。法律的研究來自於對何為平等、公正和正義等問題的訊問，這並不都總是簡單的。法國作家阿納托爾·法郎士於1894年說：「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時禁止富人和窮人睡在橋下、在街上乞討和偷一塊麵包。」

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中，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政府的三大部門：公正不倚的司法、民主的 立法和負責的 行政。而 官僚、 軍事和 警力則是執行法律，並且讓法律為人民服務時相當重要的部分。

除此之外，若要支持整個法律系統的運作，同時帶動法律的進步，則獨立自主的法律專業人員和充滿生氣的公民社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 如何理解程序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限製程序義務人的主觀隨意性。由於程序的設置，當事人（程序義務人）沒有選擇行為手段的自由。當程序所預先確定的要件成就時，程序義務人必須按照程序的規定作出既定的行為，而無法利用手段選擇的自由隨意加速或者阻撓程序目標的實現。由於程序具有限制義務人主觀隨意性的特性，因而常被用於規范程序義務人的行為，防止程序義務人濫用或越出他所擁有的權力或權利。

第二，保證效率最高的手段。當事人為實現某種目的所選擇的手段在效率上有高下優劣之分，這取決於當事人的知識、能力、經驗等。如經過總結、比較和篩選，事先運用程序將最具效率的手段固定下來普遍推行，則即便當事人的知識、能力和經驗有欠缺，也能保證選擇效率最佳的方案，多快好省地達到程序目標。

第三，維護和促進手段的正當性。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遺害無窮，為此，程序的預定者需要綜合考慮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將體現了必要正當性的手段（在效率上可能並非最優）上升為程序，使之成為標准化和規范化的手段，從而排斥其他正當性不充分或者不正當手段的適用，以期通過程序的正當性來保證結果的正當性。如禁止使用非法取得的證據即為通過程序規則維護調查手段的正當性而不惜犧牲調查效率的一個例子。

第四，運用程序阻礙實體目標的實現。程序是一把「雙刃劍」，既可用來促進程序目標的實現，又可起到阻礙與特定程序相聯系的實體目標實現的作用。程序的設計者如將成本高、難度大、耗時長的手段上升為規范化的程序即可為實體目標的實現設置一道「程序壁壘」，阻礙程序目標的實現。

C. 從國家民族的角度說說法治有怎樣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目標以來，黨中央就法治建設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吹響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軍號，標志著我們黨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戰略高度。我們要深刻領會建設法治中國的新要求，切實增強法治建設的責任感，積極探索法治建設的基本規律，不斷提高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法治化水平，為法治中國建設作出探索、積累經驗。
一、建設法治中國的重要意義
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法治以維護公民權利為宗旨，以限制和規范國家權力為要義。法治不僅要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而且要維護公民的各項民事權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現實中各種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仍時有發生。只有有法必依，堅持公正司法、規范行政行為，讓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證公民權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主體需要法律確定其地位，保障其權利；市場經濟的各種活動需要法律來規范，各種矛盾需要法律來解決；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需要法律來確認；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需要法律保駕護航，離不開法律作用的充分發揮。沒有法律和法治，就沒有市場經濟。確立了法治國家的目標，有利於全社會名正言順地開展法制和法治建設，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環境。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形勢仍然嚴峻，正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任務艱巨。在此背景下，強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維護穩定，尤為緊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實踐中出現的分配不公、勞動者權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權力產生的「暴利」、利用壟斷地位產生的「暴富」等問題，其重要原因就在於規則的缺失或者是對現有規則的漠視。社會公平是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目標，而公平正義只有通過法治的途徑才能實現。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僅僅是GDP的提升並不等於民富國強，中華民族的復興、國力的富強，人權得到尊重，人民享受著良好的治安、優美的環境和健康的飲食的「中國夢」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是否把法治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

D. 如何評價行政權力公開運行的積極法治功能

充分發揮政府信息公開的「互動功能」，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治理科學化水平。當前，全市上下正在推進以陸海統籌發展綜合配套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也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政府所面對的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要實現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須廣開言路，集思廣益，最大限度的傾聽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心、匯聚民力。特別是在重要政策制定、重大民生項目安排上，通過信息公開機制的溝通，會使政府決策更加科學、精準、貼近實際，也會為將來政府施政贏得更多理解和支持。
充分發揮政府信息公開的「透視功能」，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治理民主化水平。要依法保障人民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的權利，首先就得依照憲法，充分保障公民對政府信息的知情權。沒有知情權，也就談不上其他的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等。因此，主動打開政府信息公開這扇「窗戶」，可以讓公民更加透明地看到政府內部的運行狀態、更加清晰地了解政府決策的目的意圖，他們參與政府治理的積極性才會高漲，表達個人意願的聲音才會響亮。
充分發揮政府信息公開的「消毒功能」，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治理廉潔化水平。政府信息是一種隱形的壟斷性資源，背後關系著、牽扯著多方利益。如果行政權力的行使不透明、不公開，就容易滋生暗箱操作、權錢交易、蘿卜招聘等問題。推進政府信息公開，有利於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打破政府信息的壟斷性、消除權力運行的隱蔽性，強化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壓縮權力尋租的空間，促使政府公職人員廉潔自律，建立起拒腐防變、反腐倡廉的長效機制。

E. 我國法律主要功能是什麼

指引作用：體現在用法律指引自己應該如何行為；評價作用：體現在通過法專律判斷他人的行為是否屬合法。

預測作用：體現在掌握法律以後,就可以預測到某種行為會否受到法律制裁，受怎麼樣的法律制裁；教育作用：是指法律教育所有公民如何守法；強製作用則體現在，對個別違法犯罪的人，法律會強制性地制裁犯罪者。

(5)法治的功能擴展閱讀：

法的特徵：法律是一種概括、普遍、嚴謹的行為規范；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行為規范；法律是國家確認權利和義務的行為規范；法律是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法律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規范。

法的本質：法是被提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法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

法的社會性：法的基本屬性——階級性；法的社會性。在階級社會中，法在實現統治階級職能的同時，還"執行由一切社會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職能。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進步，法所具有的為公共利益服務的社會職能，在有關經濟、科技、環境等法律部門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正日益取得發展。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律

F.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實現途徑有哪些不同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G. 論述依法治國中《憲法》的作用。

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

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依法辦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國（法治）；另一種是專橫非法、為所欲為的方法，即以人治國（人治）。要法治還是人治，這是任何政治體制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歷史證明，依法治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社會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體現。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法治國家最初是相對於「警察國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義之法來治理國政與管理社會從而使權力和權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國家類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是指依靠正義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從而使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和諧配置的國家類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治與人治的比較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是巨大的：依法治國強調法律的規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國提倡聖君賢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國強調法的一般性規則對每一個人的平等適用，以人治國主張國家政策因人而異；依法治國推崇法律的權威，以人治國推崇個人權威。

法治與人治相比較，居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1. 多數人的意見不會是最好的，但絕不是最壞的；聖人的意見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壞的。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講，「法治優於一人之治，因為在作出決策時，群眾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較好的裁斷」。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無法去除，並進而影響到國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實現；法治考慮的是法的規定而非個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決。「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
3. 依法治國，必然對公權力有完善的監督體系，能有效防止個人專斷和腐敗。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
4.依法治國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民主經濟、自由經濟，要求主體平等、產權明晰、交換自由、私權神聖，只有依法治國才能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5.依法治國是社會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國，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國要建設民主政治，就必然實行依法治國。
法律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律卻是萬萬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會穩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國才能使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穩步向前發展，「法者，國之權衡」。

二、中國實施依法治國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依法治國雖然有其特定的含義和要求，但不同的國家受不同的國情與歷史傳統的制約，其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完全一樣。針對中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行政權歷來為中國政治的中心等特點，筆者認為，中國在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的進程中，應遵循以下原則：
1. 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施依法治國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核心。《憲法》序言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因此，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依法治國也就成為空談。
2. 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原則
《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保障，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統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實現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權嚴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權的范圍內，才能使人權被推崇、被保護。

三、我國依法治國的進步表現

自從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偉大戰略目標後，我國在建設法治國方面取得了極為顯著的進步。
1. 依法治國入憲
1999年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依法治國寫入憲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國家也不多。這充分說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決心與信心，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大成就。
2 .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規則，採用注射方式執行死刑，嚴禁刑訊逼供，拆遷中保障民眾利益，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公開舉行聽證等，無不體現我國在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1997年3月14日修訂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類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三大基本原則的確立，使我國刑事法律在注重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受害人權益的同時，也注意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體現了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162條第3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從而確立了「疑罪從無」、「無罪推定」規則，反映了我國司法機關司法理念的進步，體現了1993年3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保護人權的司法思想。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終確定有罪之前，應被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不是為了發現犯罪事實，而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訴訟中把被告人視為訴訟主體，並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無罪推定』被視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權的邏輯起點。」
「疑罪從無」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如果檢察機關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不夠充分確鑿、不足以形成對指控犯罪的確證，不能確定被告人有罪與否，從而推定被告人無罪，對被告人作出無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疑罪從無』的核心實則是『疑證從無』，有了『疑證』才會有『疑罪』。因此，對於刑事證據來說，『疑證』就一定要『從無』，這樣才能避免錯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疑罪從無」是從無罪推定原則派生出來的一項規則，也是證據採信規則的重要法則。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開處理大會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頭套，讓人看不到他們的面孔。據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長李運憲解釋：所用頭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專門訂制的棉質頭套，在透氣性和舒適性方面都非常講究。為犯罪嫌疑人戴上頭套，是一種人性化執法的表現，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措施。
拆遷關系著千家萬戶，在拆遷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時有發生，為此，中國建設部2003年12月3日發布了《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條規定：「拆遷估價應當堅持獨立、客觀、公正、合法的原則。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拆遷估價活動和估價結果。」2005年8月1日，為了動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蠻拆遷損害民眾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司法解釋，規定被拆遷者不服拆遷裁決可提起行政訴訟。
聽證一詞始於普通法系，原為西方國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證結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價格審議制度，開創我國聽證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通過，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確立（《行政處罰法》第五章第三節專門規定了聽證程序）。從此，「聽證」一詞在我國由一個學術名詞成為了法治實踐。199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價格法，把聽證程序引入我國行政決策領域。發展到今天，對於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相關行政機關都會舉行聽證會，以廣大民眾的意見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煙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眾主張有條件地開禁，為此，北京市於2005年8月14日舉行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草案)立法聽證會，並將聽證報告向社會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國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發展，如輿論監督作用的發揮、官員問責制度的確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等。
輿論監督作用發揮的程度，可以從一個側面衡量依法治國的進程。當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在民主化進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災難性突發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敗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賴於新聞媒體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記者。
官員問責制度是一個國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從2004年4月起，「引咎辭職」、「官員問責」已成為中國社會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彙。僅2004年一年，從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員丟官於「官員問責」，其中既有地方領導幹部和部門負責人，如吉林市長剛占標、北京密雲縣長張文、浙江海寧市長張仁貴、江蘇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又有大型國企負責人，如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川化集團總裁謝木喜、成都公交集團董事長李祥生。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官員問責制度，從邏輯關繫上說，包含了三個概念：權利；責任；問責。而權利，是指「老百姓擁有的問責政府的權利」。官員問責制度表明一個官員不僅僅要對上級負責，更要對公眾負責。公眾越能更多地影響官員的去留，民主之風越盛，依法治國越有成效。
與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剛解放時就已出現，如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進入21世紀，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全國人大繼承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的光榮傳統，對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萬戶切身利益的法律，將草稿公之於眾，廣泛聽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見，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討論，今年的物權法大討論。全民參與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權對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見，充分反映了我國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取得的成就。
綜上所述，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會的必然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全國人民的共識，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
望採納！！！

H. 司法行政如何在法治中發揮作用

法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徵，法治的進程必然影響著和諧社會的構建，進而影響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的步伐。加強法治建設已成為廣大政法部門的一項光榮而神聖的歷史使命。作為司法行政機關，擔負著法治建設的重要職能，在面臨著法治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同樣肩負著重要的使命。如何履行自身的職能，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為法治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是當前我們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一、司法行政要嚴格履行普法教育的職能

推進法治建設，就是要提高各級領導幹部、行政執法人員以及全體公民的法律素質。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在依法行政中，要知法懂法，善於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社會各項事務，始終做法律實踐者的表率。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領導幹部和行政執法人員法律知識水平和法律素質的提高給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因此，司法行政在履行普法教育的職能中，要始終把各級領導幹部和行政執法人員作為普法教育的重點對象，積極研究和探索出一條普法教育的新路子。在普法教育的實施上，力求做到規范化、制度化，把普法教育真正納入經常化軌道，做到年初有計劃，月月有安排，年終有考核。要堅持把自學與培訓相結合，把舉辦專家法制講座與組織集體討論相結合，把學法與考試相結合，時刻用法治建設的目標和要求來衡量普法教育的效果，使普法教育在法治建設中由過去的軟指標變為硬指標，更能適應法治建設的新要求。同時，還要抓好全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全社會的法治化建設水平，需要全體公民的參與和支持，只有全體公民都學法、懂法、守法了，法治建設的進程就會加快。司法行政機關要通過新聞媒體宣傳、送法進萬家活動、舉辦法制講座和報告會以案釋法講解等方式，深化廣大公民的普法教育，在法治建設中，確保廣大公民的法律知識水平有一個大的提高，使廣大公民都能積極投入到法治建設之中。

二、司法行政要嚴格履行法律服務的職能

在法治化建設中，如何為各級政府的依法決策及依法行政當好顧問和參謀顯得尤為重要。當前，司法行政系統內部有一批長期從事法律服務的律師隊伍、公證員隊伍和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這三支隊伍共同構成了法律服務的精英骨幹。只有發揮好他們的智囊團、顧問團、參謀團作用，才能充分彰顯法律服務在法治建設中的重要功能。首先，要為政府的依法決策當好顧問和參謀。司法行政部門必須從律師、公證員和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中選出強兵強將，組成一支精英骨幹隊伍，為政府決策層提供最佳的顧問和參謀。同時，司法行政機關還需要對法律服務人員進行必要的培訓，提高他們參與決策的本領，使法律服務精英骨幹隊伍為政府的決策播種一片綠蔭。其次，搞好依法論證和調查考證工作。法律顧問隊伍要始終參與政府的重大決策，從決策草案的制定、修改、聽證到組織實施以及在實施過程中需要進行決策調整等諸方面給予法律指導和規范，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准確性。再次，組織精英骨幹隊伍參與政府機關的仲裁和行政復議工作。政府機關的仲裁和行政復議工作是法治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司法行政要組織法律顧問團參與政府機關的仲裁和行政復議工作，依法規范和依法監督政府機關的仲裁行為和行政復議工作，在法治建設中真正把政府機關建成法治機關、服務型機關、廉潔高效的便民型機關，為法制化建設樹立標桿。

三、司法行政要嚴格履行人民調解的職能

由於司法行政長期擔負著人民調解工作的職能，積累了化解社會矛盾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在法治建設中，司法行政部門要搞好在矛盾化解工作中的指導、示範作用。一是要搞好依法調解中的業務指導。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社會各種矛盾不斷上升。在法治建設中，司法行政機關要靈活形式，採取組織現場觀摩、查閱調解協議書等方法，認真組織調解人員學習《人民調解工作條例》，使廣大調解員熟練掌握調解技能，提高調解素質。二是做好社會矛盾的調處工作。司法行政機關在政府機關矛盾的調解中，要積極參與和主動配合，組織骨幹小組介入社會矛盾糾紛調解。在調解中，要向群眾宣傳國家的法律法規，宣傳人民調解工作的作用和調解協議書的法律效力，要規范調解的程序和調解協議書的製作，對不履行調解協議的要督促履行義務，確保矛盾化解工作真正做到社會滿意、群眾滿意。三是要著力構建新的社會大調解機制。當前，社會大調解機制正在各地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大調解機制是法治建設的需要，是確保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需要。司法行政機關要不斷總結經驗，挖掘典型，探索社會大調解的新路子，為法治建設過程中的社會矛盾化解作出應有貢獻。

四、司法行政要嚴格履行依法治理的職能

司法行政部門長期擔任著普法依法治理的職責，履行著一個地區的法治建設職能。一是要發揮組織協調作用。司法行政機關要把法治建設的目標、任務和要求列入普法依法治理的規劃來落實，定期組織檢查考評、組織召開研討會、經驗交流會等。同時，注意總結經驗，挖掘與宣傳先進典型。以普法依法治理的開展，提高社會化法治水平，推進法治建設的進程。二是要發揮檢查監督的作用。司法行政要充分發揮依法治理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協調作用，積極參與法治建設的檢查監督，要加強與人大部門、宣傳部門、組織部門協調溝通，聯合力量對政府機關的依法管理、依法辦案情況進行檢查監督，特別是要對辦案人員的辦案情況進行調查和考察，對案件當事人進行走訪和了解，掌握和了解辦案人員是否公正辦案、依法辦案，發現問題及時糾正，以檢查監督促進行政機關公正執法，依法辦案。三是要發揮考核考評的作用。司法行政機關要將各部門依法行政的情況納入年度考核考評的范疇，並根據法治建設的內容，進行細化量化考核，以考核考評推進各部門的依法行政，確保法治建設取得實效，從而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I. 如何進一步發揮法治服務的功能和作用

■ 無論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無論是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還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都需要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 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法治的生命線。要增強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必須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付出更大努力，讓人民群眾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社會公平正義就在身邊。

■ 法治文化是更好發揮法治引領和規范作用的重要支撐。要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深入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和誠信體系建設，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 法治體系是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的前提和基礎。必須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加強這五大體系建設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制度支撐。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鮮明提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這「四個更好」，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深刻闡明了法治對於提高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意義（+微信關注求是網）。

一、全面准確理解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引領和規范是法治發揮作用、顯示價值的兩種重要形式。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指引國家發展方向。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規定了國家的國體、政體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的基本制度及活動准則，規定了黨和國家發展的根本任務和奮斗目標，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憲法反映了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反映了社會發展的根本要求，是一個歷史時期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基本原則、基本方針、基本政策在法制上的體現。因此，法治的作用首先體現在保持國家制度穩定，引領和確保國家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二是確立行為規則。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法律就是國家的最大規矩，規定了每個公民、法人、政黨、社團必須遵守的基本行為規范，賦予國家管理的權力並明確其邊界。法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明確告知人們，國家希望社會成員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哪些行為是允許並受到保護的，哪些行為是禁止並將受到懲罰的，並要求所有社會成員必須遵守這些行為規則。

三是整合社會利益。我國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一方面，法律是社會關系和人的行為的調節器和平衡器，通過法定程序制定法律能夠最大限度凝聚各方面利益訴求，最大限度達成共識;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是平等，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功能在於平等保護每個人的合法權益，以法律為准繩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有利於在尊重個人權益基礎上構築全社會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實踐證明，法治是整合社會利益的最有效機制，法律制定和實施的過程實質上就是社會利益的整合過程。

四是化解社會矛盾。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任何時候都會存在利益沖突和矛盾糾紛，關鍵在於怎麼去解決。法律是定分止爭的最有效手段。這是因為，法律明確規定了社會成員的行為和利益邊界，是社會利益關系的最大公約數，能夠被全體社會成員普遍認同和遵守。以法律為依據構建沖突解決機制，在法治軌道上解決矛盾和糾紛，可以避免或減少矛盾激化和社會沖突，確保社會正常秩序。

五是凝聚社會力量。寶劍和天平作為法律的象徵，向人們昭示了法律懲惡揚善的功能。懲惡，就是對違法行為進行懲處，防止違法行為造成更大危害，同時也警示人們不能逾越法律紅線、觸碰法律底線，從而維護社會公正、弘揚社會正氣。揚善，就是清晰告知人們法律是保障自身權利的有力武器，只要遵守法律，就能在法律保護下實現自身利益、保障自身權益不受侵犯。充分發揮法律懲惡揚善的功能，有利於在全社會樹立守法者得利、違法者吃虧、犯罪者必懲的價值導向，扶正祛邪，增強社會凝聚力、向心力。

六是保障經濟發展。引導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既靠政策又靠法律。法律和政策本質上是一致的，兩者相輔相成、互聯互動，都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定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都是人民意志的體現，都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指明方向、營造環境、提供保障。但相對於政策而言，法律更具穩定性、長期性，成熟的政策可以上升為法律，使之發揮更為長遠的指導作用。同時，法律和政策一樣，也要與時俱進，只有適時制定新的法律，及時修改和完善現行法律，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因此，健全的法治能規范經濟行為，創造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社會環境，提供穩定的社會預期，引領和保障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