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的法治思想

⑴ 韓非子的法治主張，做簡要評價

韓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諸家的一些觀點，以法治思想為中心。他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被稱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韓非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未盡」，「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韓非子 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 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系，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面有了發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 「重罰」。

尤可稱道的是，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制思想的重大貢獻，對於清除貴族特權 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韓非認為，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他贊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難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的論點。

韓非的全部理論導源於荀子「性惡論」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的政治目的。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利害關系，人的心理無不「畏誅而利慶賞」（《二柄》），人君的職責就在於利用「刑」 「德」二手，便民眾畏威而歸利。

韓非的法治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

韓非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把人類歷史分為上古 中古 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韓非的進化歷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的過去 現在和將來。

韓非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系起來，這在當時是極其難得的。韓非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系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寡的關系，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韓非反對天命思想，主張天道自然。他認為「道」是萬物發生發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萬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宇內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韓非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這個哲學概念，並論述了它與「道」的關系。他認為，「道者萬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韓非看來，就是事物的特殊規律，人們辦事應該尊重客觀規律。

韓非的認識論繼承了先秦哲學中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他提出的反對「前識」和「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觀點，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

韓非反對「前識」的觀點。所謂「前識」，就是先驗論。韓非主張「虛以靜後」，通過觀察事物得到認識而非妄加揣測。

韓非提出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君》）的著名論題。「參」就是比較研究，「驗」就是用行動來檢驗。韓非認為，不經過「參驗」而硬說是如何如何，是無知的表現；不能確定的東西而照著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張「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顯學》）。 簡單說韓非的法制,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新興地主的權利,瓦解了奴隸主的特權,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但是刑法觀點為秦的暴政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秦的覆滅埋下了禍根.希望能幫助你哈.

⑵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強調什麼相

1、依法治國。法抄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韓非子著作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
2、法不阿貴。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遵守法律，運用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

⑶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強調什麼相結合

一、主要強調：

君王應該用『法』、『術』、『勢』三者結合起來治理國家。

1、法：法是指健全法制。

2、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3、勢主要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要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二、韓非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3)韓非子的法治思想擴展閱讀：

著作《韓非子》：

《韓非子》是後人收集整理韓非所著的文章而編纂成的著作。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

《韓非子》內容共二十卷分為五十五篇，總字數達十多萬言。在體裁上，有論說體、辯難體、問答體、經傳體、故事體、解注體、上書體等七種。辯難體與經傳體為韓非首創。在內容方面，則論「法」、「術」、「勢」、「君道」等，文裁條理清楚，用意深刻。其中以下列五篇最能代表其思想：

1、《孤憤》論述自己對當代法家對更法之志的憤概。

2、《說難》第十二，論述對君主進諫的困難，反映韓非對君主的心理分析之清楚，為論說體。

3、《奸劫弒臣》第十四，前半部論述奸臣的奸行及治奸之法，後半部則反對儒家思想，倡導法家思想治國之道。

4、《顯學》，批判儒家與墨家，闡揚法治，該篇是韓非對法治思想的代表作，亦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重要史料來源。

5、《五蠹》，『蠹』字意指由內部危損整體的木中之蟲，五蠹指五種蛀蟲，韓非認為為學者（儒家）、言議者（縱橫家）、帶劍者（墨家俠者與俠客）、患御者（怕被征調作戰的人）、工商買賣者等，為擾亂君王法治的五種人，考量歷史應除掉他們。本篇亦為歷史上公認的韓非子代表作。

6、《扁鵲見蔡桓公》，以扁鵲躲避蔡桓公寫出了當時統治的殘暴，被收錄在魯教版初中《語文》教材中。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韓非子（法家三治）

⑷ 梁啟超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不同

內容提要：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關系，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學術思想主題。按照梁啟超的界分，在先秦法家思想中，既包含了法治主義，同時也包含了作為法治對立面的術治主義與勢治主義。因此，先秦法家思想是法治主義及其對立面的混合物。而且，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優越於術治主義與勢治主義。法家的法治主義雖然是一種積極的思想觀念，但較之於儒家的仁治主義，依然還有很大的局限性。梁啟超對於法家思想的界分及其比較，既對西方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同時也是以西方思想作為參照來觀察法家思想的產物。梁啟超關於法家思想的界分，尤其是對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的彰顯，展示了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糾纏，以及物質與精神之間的權衡，因而具有強烈的、值得解讀的思想史意義。
一、問題意識與基本思路
關於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關系，學界的看法差異較大，甚至嚴重對立。譬如，有學者認為，先秦法家表達了一種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因為，「法家有關法的許多見解構成了當代中國法治問題的『遺傳共業』。雖然不能把『以法治國』作為現代法治概念加以使用，但它無疑是法治概念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法家的法思想與普世主義法治觀的某些觀點的異曲同工之處」，可以從多個方面體現出來，譬如，關於法律規則的看法、形式主義法治，等等。①這就是說，先秦法家思想與現代法治是相通的，有很多方面是異曲同工的。但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先秦法家與現代的法治甚至法律，根本就沒有任何關聯，「把法家思想與法律和審判聯系起來是錯誤的，用現代的術語說，法家所講的是組織和領導的理論和方法，誰若想組織人民、充當領導，誰就會發現法家的理論與實踐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處，但是有一條，就是他一定要願意走極權主義的路線」②。既然先秦法家與法律、審判都沒有什麼聯系，那麼，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聯系更是無從談起了。
應當如何理解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關系呢?它們之間到底有沒有關聯呢?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視角來分析。一方面，從現代法治的角度來看先秦法家，先秦法家表達的某些思想能夠為現代法治所吸納(詳見下文的分析)，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之間，確實存在著一些交叉地帶。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從法家思想的角度、立場來看法治，則可以發現，當代中國興起的依法治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傳統法家的延伸。這就意味著，進一步思考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關系，是一個既有思想意義，同時也有現實意義的學術主題。
從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關系著眼，法家思想的演進歷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先秦法家代表了法家的第一期;20世紀上半葉，從清末至民國的「新法家」，是法家的第二期;20世紀中葉以來的法家，尤其是20世紀晚期以來日漸興起的「依法治國」，代表了法家的第三期。③多年來，學界較多地注意到了法家第一期與法家第三期——關於先秦法家的研究文獻，以及關於新時期以來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但對於法家第二期，則有所忽視。在法家第二期的代表人物中，既包括顯現的陳啟天，也包括隱匿的梁啟超。關於陳啟天的法家思想，學界已有專門的研究，④但從法家第二期的角度，研究法家思想譜系中的梁啟超，似乎還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二、梁啟超早年對法家思想的界分
梁啟超早年關於法家思想的界分，是他界分法家思想的第一次嘗試。這次嘗試主要體現在1904年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一文中。這篇關於先秦時期法理學的論文，論述的焦點與軸心是法治主義。根據這篇論文的觀點，中國的法治主義萌生於春秋初年，鼎盛於戰國末年。其間，與法治主義對峙的思想主要包括四種：放任主義、人治主義、禮治主義、勢治主義，遺憾的是，這「四者皆不足以救時弊，於是法治主義應運而生焉」⑤。
其中，放任主義主要出於道家，道家的「無為」、「以不治為治」，可以概括為放任主義。禮治主義主要代表是儒家。至於人治主義，既是墨家的主張，也是儒家的主張。大致說來，梁啟超分述的多種「主義」，並不能與各個學派一一對應。因此，法治主義雖然是法家的主張，其主要思想也主要是由法家來闡述的，但是，法治主義並不是法家的專屬標簽，因為，勢治主義也是法家的主張，法家同時還闡述了勢治主義。
在法家學派內部，慎到是勢治主義的主要代表，管子則是法治主義的先驅。《管子·任法篇》稱：「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就是關於法治主義的概括。《韓非子》也記載了很多法治主義的言論，譬如《韓非子·難一篇》稱：「人主當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也是對法治主義的正面表達。相比之下，《韓非子·難勢篇》則體現了法家內部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之間的對立。顧名思義，「難勢」就是對「勢治主義」的責難與批判。
正是依據《難勢篇》，梁啟超對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的關系進行了初步的界定。一方面，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因為，「法治必籍強制而始實現，強制必籍權力而後能行。故言法治者，動與勢治相混，幾成二位一體之關系(法家以勢治立言者甚多，今不暇枚舉)」。這就是說，法治離不開以權力支撐的強制力，而權力與權勢沒有本質的區別，甚至是同一個事物的不同側面。因此，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總是混在一起的，或者說，法治主義不能離開勢治主義而獨立存在。但是，另一方面，法治主義並不認同勢治主義，「法家決非徒任勢者。且決非許任勢者，凡以勢言法者，非真法家也」⑥。梁啟超的這個論斷，對法家進行了限縮性的解釋：「真法家」是講法治的;講勢治的法家，以勢治立言的法家，並不是「真法家」。
這樣的判斷，與前面所說的「法家以勢治立言者甚多」，在邏輯上是相互矛盾的。按照「真法家」的標准，「以勢治立言者」並不屬於法家。但是，法家又包含了甚多的「以勢治立言者」。這種前後不一的觀點，表明了梁啟超的價值立場：對法治主義的推崇。因為，正是在這篇《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梁啟超提出了「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的論斷。⑦這種唯一可以依靠的法治主義，正是法家闡述的法治主義。由此可見，梁啟超在價值上偏好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排斥法家思想中的勢治主義。正是這種價值上的強烈偏好，沖擊了梁啟超在理論邏輯上的自洽：把主張勢治主義的法家排斥在法家之外，至少是排斥在「真法家」之外。當然，在寬泛的意義上，主張勢治主義的法家也可以歸屬於法家。由此，法家學派中，就存在著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兩種不同的思想。而且，「法治與勢治之區別，甚明。勢也者，權力也。法治固萬不能舍權力。然未有法以前，則權力為絕對的。既有法以後，則權力為關系的。絕對的故無限制，關系的故有限制。權力既有限制，則受制於其權力下者，亦得確實之保障矣」⑧。概而言之，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的區別在於：勢治主義的要義是權力之治、權勢之治，其特徵主要體現為：權力是無限的、絕對的、不受限制的，這樣的勢治主義，大約可以等同於現代所謂的專治主義或極權主義。而且，在勢治主義的支配下，被治理者的權利得不到保障。與這樣的勢治主義相對應，法治主義的要義是權力受法的嚴格限制，法治主義也需要權力作為支撐。沒有權力及其強制性的力量，法治也不能存在。但是，在法治主義的支配下，由於權力受到了法的限制與約束，權力不能肆意行使，這可以有效地保障被治理者的權利。這些觀點，體現了梁啟超早期對於法家思想中法治主義及其對立面的界分。
三、梁啟超後期對法家思想的界分
1922年完成的講義《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梁啟超後期思想的定型化表達。在此書之第13章《法家思想》(以下簡稱《法家思想》)中，梁啟超對法家學派與法治主義進行了理論上的切割：「法家成為一有系統之學派，為時甚晚，蓋自慎到、尹文、韓非以後。然法治主義，則起源甚早。管仲、子產時確已萌芽。其學理上之根據，則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為之先導。」⑨這就是說，法治主義與法家學派不能畫等號。法治主義是一種淵源於管子的思想，作為一個學派的法家，則是慎到、尹文、韓非時代才出現的。從法家學派的角度看，在「當時所謂法家者流中，尚有兩派與法治主義極易相混而實大不同者，一曰術治主義，二曰勢治主義」⑩。換言之，法家學派的思想可以一分為三：法治主義、術治主義與勢治主義。法治主義與其他兩派的差異可以分述如下：
1.法治主義與術治主義
法治主義與術治主義之間，是相互對立的關系。它們之間的對立緣於法與術是「相反之兩名詞」。概而言之，「術治主義者，其作用全在秘密」，與「編著諸圖籍布之於百姓」之公開而劃一的「法」，其性質完全不同。術治主義的主要代表是申不害。「申子一派，殆如歐洲中世米奇維里輩，主張用陰謀以為操縱，戰國時縱橫家所最樂道，亦時主所最樂聞也。而其說為法家正面之敵。」(11)把中國的申不害比作義大利的馬基雅維里，術治主義也可說是傳統中國的馬基雅維里主義。這樣的術治主義，完全處於法治主義的對立面，是法治主義的正面之敵。
術治主義由申不害表達，關於法治主義的表達同樣見於《管子》、《韓非子》。譬如，《管子·任法篇》說「任法而不任智」，意思是，要實現國家治理，只能依靠法律，不能依靠計謀。《管子·明法篇》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根據這句被反復引證的管子之言，現代學者得出的結論是：「法治者管子治術之主幹也。」(12)《管子·君臣篇》又說：「有道之君，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其私者也……為人君者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正是為了防亂，為了求治，《韓非子·有度篇》才提出「奉公法，廢私術」這一格言式的論斷。
可見，法治主義與術治主義之間的對立主要體現在：第一，法治主義所依據的法是公開的、確定的;術治主義所依據的術是秘密的、隱藏的，因而也是不確定的。第二，法治主義是約束君主的，「實於好作聰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吳起，最能致國於盛強而身終為謬也」(13)。術治主義則是迎合君主的，就像馬基雅維里主義是迎合君主的。第三，法治主義是「為公」的主義，它依據的是「公法」，因而是實現國家強盛、國家治理的主義;術治主義是「為私」的主義，它依據的是「私術」，只是為了滿足君主的一己之私，最終必將導致混亂。
2.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
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也是相互對立的。勢治主義代表人物慎到的名言是：「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韓非子·難勢篇》對這樣的勢治主義進行了批判：「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惰性，賢者寡而不肖者眾，而以威勢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者。」梁啟超由此發現，「勢治者正專制行為，而法治則專制之反面也。勢治者自然的惰性之產物，法治則人為的努力所創造。故彼非人所得設，而此則人所得設也，是法與勢之異也」(14)。
由此，可以看到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之間的對立：第一，勢治主義的產物是專制，法治主義的產物是專制的反面——梁啟超雖然沒有指出專制的反面是什麼(譬如民主之類)，但法治的產物顯然不是專制。第二，勢治主義是自然形成的，是隨機產生的。如果占據權勢者是堯那樣的人，那就天下大治;如果占據權勢者是桀那樣的人，那就天下大亂。勢治導致的結果也是自然形成、隨機產生的。但是，法治卻是政治家積極努力的結果。因為，無論是制定法律還是執行法律，都需要發揮政治家的創造性、能動性，甚至也是整個政治共同體積極努力、共同合作的結果。第三，勢治主義很難導致天下大治，因為在政治共同體中，勢治所期待的賢者總是很少，而不肖者卻很常見。但是，法治主義卻能形成天下大治的局面。因為法治主義並不指望賢人當政，「中者」依據法治主義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正如《韓非子·難勢篇》所言：「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者亦不為桀紂。抱法則治，背法則亂。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
比較梁啟超早期與後期的代表性論著，可以看到，梁啟超對法家思想的界分大同而小異。「大同」的方面體現在：都是站在法治主義的立場上，界分了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與非法治主義，都是推崇法治主義而貶斥非法治主義。「小異」的方面體現在：在1904年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法治主義的對立面是勢治主義;在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法治主義的對立面既包括勢治主義，也包括術治主義。這就意味著，梁啟超關於法家思想的界分是發展的、變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體現了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定型化表達。
四、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域外影響
由於勢治主義與術治主義都處於法治主義的對立面，因此，先秦法家思想可以分為兩大陣營：法治主義與非法治主義。梁啟超關於法家思想的這種界分，早在20世紀20年代已經引起了域外學術思想界的注意。
1926年，亦即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正式發表4年之後，其中的《法家思想》部分，亦即本文討論的部分，就被法國民法學家、比較法學家讓·埃斯卡拉(Jear Escarra，1885-1955)譯成法文，並以《先秦法的概念與法家理論》之名予以出版。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埃斯卡拉於1921年至1930年之間，曾經擔任民國政府法律顧問。他於1936年出版的《中國法》(Le Droit Chinois)，受到了西方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他本人則被哈佛大學安守廉教授(William Alford)稱為「歐洲中國法頂尖專家及中國法國際先驅之一」(15)。正是這位中國法的研究者，把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關於法家思想的部分傳播至西方世界。
1927年，年僅25歲的法國思想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萌生了對於中文及中國思想文化的興趣，(16)他在閱讀了法文版的《先秦法的概念與法家理論》之後，以「評梁啟超《先秦法的概念與法家理論》」為題，為該書寫下了一篇評論。在這篇評論中，科耶夫寫道：「譯者(大概也包括作者本人)在出版這本書的時候，都追求現實的政治目標：在法家學說中尋求親西方的中國思想流派(方向)，他們致力於恢復那些被希望的學說，從而使新的中國的建設以及中國與西方的彼此接受變得更容易。」(17)這就是說，《先秦法的概念與法家理論》的作者梁啟超與譯者埃斯卡拉一樣，都希望在法家學說中尋求親西方的中國思想，或者是，尋求能夠被西方接受的思想。梁啟超對法家思想進行界分，把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單獨提煉出來，並予以進一步的凸顯，使之與術治主義、勢治主義形成某種對照，就是在法家思想中尋求西方可以接受、能夠理解的法治主義。
因而，梁啟超對法家思想的劃分，尤其是對法家法治主義的彰顯，讓科耶夫產生了這樣的印象：「所有中國對法的理解中有價值的地方都是法家創造的，這些東西為新的中國奠定了基礎，新的中國只需要發展這一基礎，來達到西方已獲得的成就。」(18)在這里，科耶夫認同法家的法治主義，在相當程度上是基於對梁啟超觀點的認同，因為梁啟超把法治主義歸屬於法家，而法治主義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促成了「西方已獲得的成就」。
對於法家的法治主義，科耶夫的看法是，法家「關於法的學說並不是源於實際上的新思想，而是來源於現實政治的實際需要：他們與儒家的爭議不是中國思想不同流派間的爭議，而是實踐政治家與哲學理論家(如果合適的話，可稱為烏托邦主義者)間的爭議。所以他們的法的概念與羅馬的法的思想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他們的法不是絕對的，它僅僅是國家手中的一種實用工具，而這種工具還處於與國家的職能關系中，或者確切地說是與其首領間的關系。如梁啟超說的，這不是因為法家學者們沒有考慮好自己的前提條件，而是他們基本觀點的直接後果。這樣一來，在科耶夫那裡，剛被梁啟超從術治和勢治中解救出來的法家思想再一次遁入其所謂的『米奇維里』輩之列。科耶夫甚至認為，不能把法家看作親西方的思想，他們學說的理論方面並沒有任何創新之處，對中國的思想不具有深刻的影響」(19)。
科耶夫進一步指出：「即使希望在法家理論中尋找關於法的新學說，也不該忽略這種學說其實與中國一點關系都沒有，甚至，當今的中國『西方主義者』也不完全贊同他們。」換言之，梁啟超在法家思想中挑選出來的法治主義，如果把它理解為西方意義上的法治，那麼，它與古代中國沒有關聯，因為古代中國不可能有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對於梁啟超本人及其翻譯的《先秦法的概念與法家理論》，科耶夫的看法是，「梁啟超無法完全站到接近他自己支持的西方的法家觀點那邊去」，而且，梁啟超的「闡述帶有某種主觀局限性。一方面，他所採用的法家學派的概念極其寬泛，將所有觀點與此學派採用的主要觀點的定義相符的人都納入了這個學派，而從另一方面看，他著重強調了支撐這一定義的引文，自己卻什麼都沒有說」(20)。
這些出自異域思想家的評論，無論是肯定性的評論還是否定性的評論，無論是否恰當，無論是否帶有評論者自己的立場(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都可以說明梁啟超關於法家思想的論述與界分在西方主流思想界產生的影響。
五、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西方背景
梁啟超對法家思想的界分，一方面，對西方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受到了西方學界的關注;另一方面，從根本上說，則是西方思想影響下的產物。而且，從影響的程度看，西方世界影響梁啟超的程度，遠遠大於梁啟超影響西方世界的程度。那麼，是西方世界中的哪些思想影響了梁啟超對於法家思想的界分呢?倘若要全面地看，1922年之前的梁啟超所接觸到的所有西方思想，都對他界分法家思想產生了間接的影響。不過，即使只在《法家思想》一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多個方面的西方思想。梁啟超把多種西方思想與法家思想混在一起予以論述，說明這些西方思想直接地、明顯地影響了梁啟超對於法家思想的界分。
1.自然法
梁啟超對於中國現代法學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率先把自然法的概念引入中國。早在1904年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一文中，梁啟超就以自然法比附儒家、道家、墨家的法律觀念。據學者考證，這是中國人以自然法概念解釋中國古代法的肇始。(21)在《法家思想》一章中，梁啟超同樣習慣於以自然法的概念解釋法家關於法的概念。他說，「廣義的法」，「即以自然法為標准以示人行為之模範也。法家所謂法，當然以此為根本觀念，自不待言」(22)。梁啟超舉出的例子，是《管子·七法篇》之所言：「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百姓、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管子》中的這些論述，在梁啟超看來，就表達了法家的自然法觀念。梁啟超以西方的自然法概念解釋法家關於法的概念，一個基本的理論預期就是為法家的法治主義正名：因為法家關於法的概念，能夠在西方的自然法理論中得到解釋，這就意味著，法家關於法的概念、特別是法家的法治主義，能夠在西方世界中得到承認。
2.立憲政體
在關於法家思想的界分中，西方的立憲政體也是一個重要的思想參照。梁啟超認為，法家思想有一個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在立法權問題上不能正本清源。法家的法治主義理論雖然提醒君主：「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管子·法法篇》)但是，法家面對的法，畢竟還是君主制定的。君主既可以立法，也可以廢法，這就讓法家的法治主義在實踐過程中面臨著重大的危險。因此，法家所謂「抱法以待，則千世治而一世亂」的設想，根本就不能成立。「欲法治主義言之成理，最少亦須有如現代所謂立憲政體以盾其後。」但是，法家的法治主義與現代的立憲政體畢竟沒有任何關聯。《管子·七法篇》雖然指出了「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所導致的弊端，但卻無法加以解決。因為：「『使法必行之法』，在民本的國家之下，能否有之，且未可定。在君權的國家之下，則斷無術以解決此問題。」(23)
這就是法家法治主義的內在難題：在君主政體之下，法律隨時可以被廢除，法律的執行得不到保障，這就使「抱法以治」從而實現「千世治」的目標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梁啟超為此提出的對策是，以「立憲政體」盾其後，通過創設「使法必行之法」，以保障「抱法以治」、目標的實現。梁啟超所謂的立憲政體，並沒有一個嚴格而精準的定義。按照他早期的理解，立憲政體的簡稱即為憲政，(24)立憲政體的核心標志是：設立議會，制定憲法。在這樣的立憲政體之下，憲法和法律由議會制定，並由議會監督執行，這就在立法權上實現了正本清源。以這樣的「立憲政體以盾其後」，有可能克服法家法治主義的最大缺陷。梁啟超的這個觀點，被學者稱為解決「商鞅難題」的「梁啟超方案」。(25)
3.君主立憲
在立憲政體中，君主立憲是一種特別的、具體的形式。梁啟超不僅強調立憲政體，而且還反復提到了立憲政體中的君主立憲。從梁啟超的思想歷程看，西方的君主立憲思想與虛君共和實踐，尤其是英國的君主立憲，是辛亥革命之前梁啟超認同的思想與實踐。寫於1905年的《開明專制論》堪稱梁啟超君主立憲思想的集中表達。(26)遷延至1922年的中國，即使在君主立憲或虛君共和已經沒有現實可能性的背景下，源於英國的君主立憲也是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一個重要參照。
在《法家思想》中，梁啟超寫道：「法家根本精神，在認法律為絕對的神聖，不許政府動軼法律范圍之外。」這種關於法律神聖、政府守法的思想，見於《管子·法法篇》：「明君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這樣的法家精神，「可謂與近代所謂君主立憲政體者精神一致」(27)。而且，按照法家的設想，君主也不必勞神費力地去承擔更多的責任，「現代法治國元首不負責任，理論亦半同於此」(28)。可見，法家的法治主義，還可以在君主立憲理論和虛君元首實踐中得到解釋，君主立憲亦是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一種具體參照。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⑸ 韓非子的主要思想是什麼

韓非子是中國戰國時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韓國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是韓非死後後人搜集其遺著，並加入他人論述韓非學說的文章編成的。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有人說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採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韓國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韓非子生活於公元前3世紀，是戰國後期韓國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辭卻善著書。

韓非子生活的時代，韓國國勢日益削弱，他出於愛國心，屢次上書韓國國王，建議變法，主張統治者應當以富國強兵為重要任務；但國王並沒有採納。於是，他根據歷史上治國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社會狀況，寫出了《五蠹》、《孤憤》、《內外儲說》、《說林》、《說難》等十餘萬字的政治論文，輯為《韓非子》一書。他的這些論文在韓國不受重視，卻傳到當時的強國秦國，很受秦始皇的喜歡。秦始皇舉兵攻韓國，韓國國王派遣韓非出使秦國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備重用，當時任秦國丞相的李斯是韓非子的同學，深知韓非子的才能高過於他，出於嫉妒，於是向秦始皇進讒言誣陷他。秦始皇聽信讒言，將韓非子投入監獄並毒死了他。

韓非子的主要著作《韓非子》是先秦法家學說集大成者的著作。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當時，在中國思想界以儒家、墨家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復古」，韓非子的法家學說堅決反對復古，主張因時制宜。韓非子攻擊主張「仁愛」的儒家學說，主張法治，提出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韓非子提倡君權神授，自秦以後，中國歷代封建專制主義極權統治的建立，韓非子的學說是頗有影響的。

韓非子的文章說理精密，文鋒犀利，議論透闢，推證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國家可亡之道達47條之多，實屬罕見。《難言》、《說難》二篇，無微不至地揣摩所說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趨避投合，周密細致，無以復加。

韓非子的文章構思精巧，描寫大膽，語言幽默，於平實中見奇妙，具有耐人尋味、警策世人的藝術效果。韓非子還善於用大量淺顯的寓言故事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作為論證資料，說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體現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對社會人生的深刻認識。在他文章中出現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豐富的內涵，生動的故事，成為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至今為人們廣泛運用。

⑹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強調什麼

1、依法治國。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韓非子著作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

2、法不阿貴。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遵守法律，運用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

韓非在國家政體方面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韓非還繼承了荀子關於封建專制的一些思想，並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化，從而成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倡導者。

(6)韓非子的法治思想擴展閱讀：

韓非主張社會歷史進化論，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人們應該按照現實需要進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傳統。韓非子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

他把人類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韓非子的進化歷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

韓非子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系起來，這在當時是難得的。韓非子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系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少的關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⑺ 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實質是什麼

C、法律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工具

韓非子的思想其實很難說是「法治」 充其量是「規則」 實質上他的「法」是君主制定的游戲規則，用來規范其他人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