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思想

⑴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麼

法家學派在政治來上、理論上，一般自說來都是主張變法革新,要求加強君權,提倡以「法治」代替「禮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鼓勵「耕戰」，力求做到「富國強兵」，以達到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

拓展資料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純粹的理論家，而是積極入世的行動派，它的思想也是著眼於法律的實際效用。

法家思想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成熟在戰國時期。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

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⑵ 戰國時法家思想和現代法治思想不同點

法家主張「抄以法治襲國」以「權，術，勢」逐級統治為根本。 講究「以刑去刑」「輕罪重罰」

假如你偷了東西， 就有可能被砍頭， 如果你殺了人或是更嚴重的罪，就會被腰斬。

和現在的「以法治國」 有很大區別， 一個是用重罪來威懾人們，一個是用一個適當的刑罰來給予告誡。

至於中央集權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淵源。 法家也正是將一切的權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讓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來威懾人他人，以達到懲罰威懾他人的作用。

而現在的「以法治國」更多的是來保護受害者的權益。 也讓那些違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應的處罰，以與警示。

⑶ 簡述戰國時期法家的法制指導思想。

在戰國時期一系列的變法過程中，大致遵循了一個共同的立法指導思想，即春回秋時期法家思想：答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依法律論罪處刑。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制定成文法，向百姓公布，使人人皆知法而又有法可依。
3、「重其輕者」——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許多都是與現代法制精神相符合的。比如說罪刑法定原則，公布法律原則等。其實，在這些變法過程中，本人個人認為，是一種人治的法律化。從變法者看來，都是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持，最後都以最高統治者的改換而停止。以商鞅變法為例，秦孝公的當權是他變法的動力，秦孝公的死亡是他變法停止的原因。所以，個人一直在這里起的作用太大了，是與法制的更本指導思想不相符合的。但是，法制是一個逐步發展，逐步深入人心的過程，有了法律形式，至少是一種大的進步。就象清末洋務派倡導的那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從這些變法的國家來看，確實也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發展了封建經濟，獲得了在亂世存在與發展的前提條件，為國家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⑷ 戰國時法家思想和現代法治思想不同點

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以「權，術，勢」逐級統治為根本。 講究「以回刑去刑」「輕罪重罰答」

假如你偷了東西， 就有可能被砍頭， 如果你殺了人或是更嚴重的罪，就會被腰斬。

和現在的「以法治國」 有很大區別， 一個是用重罪來威懾人們，一個是用一個適當的刑罰來給予告誡。

至於中央集權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淵源。 法家也正是將一切的權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讓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來威懾人他人，以達到懲罰威懾他人的作用。

而現在的「以法治國」更多的是來保護受害者的權益。 也讓那些違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應的處罰，以與警示。

⑸ 法家思想，真的是倡導依法治國的嗎

法家思想真的是倡導依法治國，不過這是一種極端做法。法家思想過分強調法制在治理國家中作用，忽視了人們身心發展正常規律，忽視了德治的地位，人是一個有感情的動物，不是一個沒有感情機器，法律之外還有人性，這種完全依靠法制治理國傢具有隨意性和主觀性，忽視人性發展和對世界的認知，法家思想誕生於春秋戰國時代，這是一個處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間過渡時代，人們都在下個時代尋找出路，出現了百家爭鳴局面，涌現出批具有優秀思想人物，提出了自己對世界和時代思考，法家思想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

法家思想主張“以法治國”以“權,術,勢”統治為根本。人們個人感情在這里不重要，人性被排除在外，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在古代完全是服務統治階級，體現統治階級意志。

⑹ 法家的政治思想有哪些

法家的政治思想

（一）法家政治思想的一般特點

1、強調以法治國是法家學說的核心。他們主張一切按法辦事，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至上性。在全國要人人知法、守法。要嚴刑重罰，使人們不敢犯法，以達到令行禁止，信賞必罰。

2、絕對尊君，強化獨裁。法家主 張國 君必須是至高無上的，臣民都只 能是 君主進行統治的工具和材料。 國 君說一不二，他的話就是法。他們還主張採取一切辦法加 強國 君的權力，大權完全集中於一人之手，保證君主絕對地成為國家之「主」，有效地進行專制和獨裁。

3、人性好利與以法治民。法家把人性惡推向極端，認為人人唯利是圖，本性不可改。因而，不能信任任何人。對待民眾的行動，只能用嚴刑峻法進行鎮壓，或者用高獎重賞，以利誘導，為我役使。對民眾說來，知法、守法是每個人在知行上最高的要求，其他一切知識、文化和道德教育，都是不必要的。

4、歷史進化與變化圖強。他們認為歷史是不斷進化的，今異於古，今勝於古。因而，他們主張治國之道，不能因循守舊，止步不前，而要有所變化，勇於革新。治國的方略必須是「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

（二）商鞅的政治思想

商鞅（約前 390 ——前 338 年），姓公孫，名鞅，因是衛國破落貴族的後裔，故亦稱衛鞅，後因在秦國變法有功，封給商十五邑，因此而號商君，故又稱為商鞅。
商鞅從公元前 359 年到公元前 350 年，先後大規模地進行了兩次變法。變法的主要內容有：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軍功，建立軍功爵制；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普遍推行縣制；獎勵告奸，建立什伍連坐制；統一度量衡。商鞅進行的這場封建化改革運動，使原來比較落後的秦國一躍而成為戰國七雄中的強國，為日後統一六國打下了監視的基礎。但是，秦孝公死後，商鞅遭到一些在變法中受到打擊的宗室貴族的報復，被誣告謀反遭酷刑車裂而死。
商鞅既是戰國時期變法改革的實踐者，又是當時著名的地主階級的理論家。他繼承了前期法家李悝、吳起的變法思想，並在實踐中加以完善，進而形成了他自己較成熟的法家思想理論體系。現存《商君書》二十四篇，為商鞅及其後學所作，是今天研究商鞅政治思想的主要資料。

1、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

（ 1 ）歷史進化論
商鞅認為社會歷史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今天的社會是過去社會演變而來的。
（ 2 ）人性好利論
商鞅認為人們迫於生存的慾望和需求，一切社會活動都是為了趨利避害，哪裡有名利，人們就會往哪裡跑。他還進一步指出了人性好利的內容不外乎官爵田宅而已。商鞅認為人們有這些慾望並非壞事，當政者正可利用人的好利本性，操賞罰大權，以實施對社會的有效管理。

2、法治理論

商鞅在歷史進化論和人性好利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法治學說。
在商鞅看來，法對治國如此重要，主要是因為法有下列作用：
首先，法律能夠「定分」，也就是用法律形式確定私有財產關系。
其次，法律使「權制斷 於 君」，也就是法律能夠君主的權力。
第三，法律能夠勝民，也就是說法律能制服民眾。

3、富國強兵的農戰思想

商鞅在秦國進行變法的目標，就是富國強兵。為此，他主張把「農戰」作為一項基本的國策。他認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耕」與「戰」，只要抓好這兩件事，就可以富國強兵。
總起來看，商鞅的政治思想適應了戰國時期的歷史發展趨勢，他的變法改革主張和農戰思想促進了秦國的富強，為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他的人性論和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一定借鑒價值。

（三） 韓非的政治思想

韓非（約公元前 280 ——前 233 年），韓國人，是韓國諸公子之一。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同師事於荀子。

韓非是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觀往者得失之變，在總結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法」、「術」、「勢」相結合的 封建 君主專制主義理論，對當時和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1、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

（ 1 ）歷史進化論
韓非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的，且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即使是「聖人」也無法改變的。
（ 2 ）人性好利論
關於人性，韓非發揮了他的老師荀子「性惡論」的觀點，也延續了楊朱、商鞅的利己思想，認為人事絕對的利己主義者，人與人的關系完全是一種利害的關系。

2、君利中心論

在君主與國家的關繫上，韓非認為君主是國家的主人， 國家是 君主的私有，因此，君主的利益也就體現著國家的利益。
在君主與臣下的關繫上，雖然韓非也說過君主霸天下離不開臣下的輔佐，但在君主與臣下的利益誰重要的問題上，韓非則堅決主張一切以君主的利益為轉移，臣下的利益應該絕對服 從 君主的利益。
在君主與民的關繫上，韓非認為民眾的價值就在 於能為 君主所利用。
總之，臣下和民眾，一切要以君主為中心，只有對君主有用、有利，才有存在的價值。這些思想比民貴說是一種極大的反動，這種君利高於一切的主張，是封建專制主義的核心。

3、「法」、「術」、「勢」相結合的極端君主專制論

在韓非之前的法家，慎到貴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而 韓非從 君利中心論出發，兼取三家之長，形成了他自己的極端君主專制的理論體系。
韓非認為法是君主進行統治的基本手段，而推行法的關鍵在 於 君主掌握刑、賞二柄。
關於「術」，韓非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明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即君主駕馭群臣的南面之術，類似陰險狡詐之權術，不述也。
關於「勢」，即君主的地位、權力和威勢。韓非認為君主所以能為君，就是由於有勢，離開了勢，就不成為君。所以君主一定要牢牢把臣下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時時刻刻防止為臣下所制。
總之，韓非的「君利中心論」和「法、術、勢」理論都是圍繞加強君主專制而展開的，為中國走向極權道路起了極大的助惡作用。但這些主張在當時對於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根據。

⑺ 法家的基本主張和主觀理論是什麼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是適應百家爭鳴的社會大變革應運而生的產物，在諸子百家中自成一體，獨成一家。春秋時期，法家還沒有成為獨立學派，法治思想還在萌發時期。當時，管仲、子產已有重視法治的思想，是法家的先驅者，戰國時期，法家正式形成，商鞅是法家法治思想體系的奠基者，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從管仲提出「以法治國」的主張，到商鞅治國重「法」，再到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的構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經歷了一個從萌芽到發展再到成熟的衍變過程，本文擬通過對《管子》、《商君書》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剖析，來揭示這一衍變過程。一、{(管子》「以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法治思想的萌芽管仲是春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盡管他不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以法治國」概念，也是先秦法治思想的最初萌芽。「以法治國」語最早出《管子·明法》：「威不兩錯，法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意思是說，統治者治理國家，不必要把自己的權威建立在更多的基礎之上，只要以法治國，就會象人們舉手抬足那樣，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了。1．《管子》對法的闡釋《管子·形勢解》中說：「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管子·七法》中又說：「盡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管子》的這兩段論述准確地闡述了「法」的概念，指出了「法」是衡量人們言行是非、曲直、功過及行事的客觀標准，是普天下之民眾應該遵守的行為准則，是保證國家得以平穩順利發展的根本保障。這是《管子》對我國古代法治思想的偉大貢獻。『2．將「以法治國」上升為治國理念基於對法的認識，《管子·論法》篇中說：「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強調法是最高之至道、治國之根本。如果沒有這個根本則民無保障、國無秩序、民心不向、國將不國，可見《管子》將「以法治國」上升為一種治國的理念。並且，《管子》在不同的篇章中又多次提及並且反復告誡君主要依「法」治國，《管子·任法》篇說：「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立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明法》篇還以先王的榜樣來教誨現任統治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甚至，為了做到「以法治國」，《管子·論法》還要求統治者以身作則，帶頭守法：「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日：禁勝於身。」然而，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土壤中註定不可能產出如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所講的「法治」，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只能是作為統治者的「人」工具性地「以法治國」。這種認識奠定24了以後法家對「以法治國」認識的根基。同時，在主張「以法治國」的同時，管仲也很重視德、禮。管仲把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管仲從來沒有否認過禮的作用，在某些場合他依然把禮作為頭等需要維護的大事，但是他在提升法的作用時無疑已經不自覺地降低了禮的功能。3．「法自君出、法道」這是《管子》在立法方面所體現出的思想。雖然管仲認為「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管子·任法》)，但又主張法自君出，只有君王有權立法，人民不過是法所役使的對象，還有貴賤之別。而且「憲律制度必法道⋯⋯此正民之經也」(《管子·法法》)。君主雖然有權立法，但不能隨意立法，而應以「道」為法。這就要求：必須「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管子·七法》)，即必須注意適應「天則」，即自然法則，必須從民情的好惡出發，必須「量民力」，切忌強迫人民去干力所不及的事情和對人民作過多過苛的欲求。所以他們說：「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管子·形勢解》)，否則「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同上)。立法必須統一、嚴肅和具有相對穩定性。如果「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管子·法禁》)。法令雖然必須適應時代要求。「隨時而變，因俗而動」(《管子·正世》)，但不可朝令夕改。4．「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這是《管子》在行法方面所貫徹的思想。《管子》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認為關鍵在於善於運用賞罰：為了使法令成為行賞施罰的標准，法令的內容必須明確，而且必須公諸於眾，使人們有所遵循，即所謂「號令必著明」。法令公布後，必須信賞必罰，要求「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管子·七巨七主》)，使「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同上)。反對君臣，特別是君主「釋法而行私」(《管子·君臣》)。管仲認為阻礙法令貫徹的禍害，莫過於執法者行私，而能否杜絕行私，關鍵在於君主。要求君主本人必須以身作則，「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管子·法法》)。主張「重令」與「尊君」。但是《管子》沒有把賞罰特別是刑罰的作用絕對化，《管子·君臣下》說：「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至賞則匱，至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還說「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疲民力」，就必然會造成「誅罰重而亂愈起」的結局。所以《管子》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管子·治國》)。這種思想源於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顯然受到儒家「富民」和道家「無為」思想的影響。《管子》在對法的系統性認識基礎上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並且將其上升為一種治國的理念，認為君王治理國家需「以法治國，法禮並重」，充分體現了其禮法兼顧的思想。在立法和行法方面，《管子》則提出通過使法令內容明確、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方法保障法令深入人心的思想，非常有借鑒意義。但是「以法治國」畢竟是在明君臣之別的君主政體問題中提出來的，所以《管子》的「法治」概念是君主專制政治的產物。二、《商君書》「緣法而治」理念的施行——法治思想的發展商鞅作為先秦法家的一個主要代表人物，其法治思想在《商君書》中有較為完整的體現。商鞅重「法」，是法家法治思想體系的奠基者，在《管子》提出較為系統的「以法治國」概念的基礎上，《商君書》更加強調「法」的重要性及「法」的應用。1．《商君書》對法的認識《管子》對法的認識大多從法的特性和功用方面體現出來，《商君書》則對法的起源有了更為詳盡的論述。商鞅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他在《開塞》篇中說：在上古時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這時，既沒有國家，也沒有法律。「刑政不用而治」，後來人口越來越多，民眾則爭，爭則亂。為了避免爭奪與混亂，就要「定分」、「立禁」、「立官」、「立君」，於是就產生了國家和法律。所謂「定分」，是指「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其中主要是指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財產所有權。這就是說，法律是為確定與保護財產所有權而產生的，被稱之為「定分止爭」的法律起源論。2．《商君書》的治國理念——以法治國與管仲「以法治國，德禮並用」的治國理念不同，商鞅主張「以法治國」，根本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商鞅認為，「好利惡害」是人的天然本性：「民之性，飢而求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商君書·錯法》)正是「人生而好惡，故民可治矣⋯⋯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同上)因此，不能用所謂的仁義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只能實行法治。同時，商鞅是從獎勵農耕、富國強兵以及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為出發點來論證實行法治的必要性的。商鞅認為，要富國強兵，最重要的是君主要重視農戰、推行農戰、獎勵農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蕁」(《商君書·農戰》)，而為達到這一目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賞罰為主要內容的法治，獎賞有功於農戰的人，懲罰破壞農戰的人。3．「刑無等級，一斷於法」商鞅「刑無等級」思想是其法律思想中最為精彩的部分。商鞅反對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論點，首先正式提出了「刑無等級」的主張。他認為有了法就必須得到遵守，而要使法得到遵守，僅靠一般民眾遵守是不夠的。他說：「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書·賞刑》)即無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處刑，矛頭直指舊貴族，這是對商周以來「刑不上大夫，札不下庶人」思想的直接否定。正如司馬遷所概括的那樣：「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史記·太史公自序》)4．「嚴刑峻法，以刑去刑」商鞅不僅重視以法治國，還認為君主用以治理人民的法律一定要嚴厲。他在上引「開塞」篇中說：「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奠深於嚴刑。」就是說，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說到底，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設立君主，以嚴刑峻罰控制人民。《商君書》將法視為治國之本，重視「變法」取向，把法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手段，造成法與禮的尖銳對立。而且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商鞅認為需立足於法之實行，但是他將法不能實施的原因歸結為「刑輕」，因而提出「重刑」主張。商鞅認為。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導致「無刑」。他主張通過重刑達到「無刑」，是其法治的最高理想。三、《韓非子》「以君為主、法術勢相輔」法治思想體系的構建——法治思想的成熟韓非到秦時，距離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已經大約有123年之久，韓非在保留了商鞅等對「法治」的重要理論的同時，對治國之道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保證「法治」更好地實施上面來。1．韓非對法的認識韓非在管仲、商鞅、申不害等法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而追本溯源研究了法是什麼和世界上為什麼會有法存在的問題。「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韓非子·難三》)「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子·定法》)這是韓非對法的簡要定義，也指出了法的一些基本特點：一是法應該是公布於眾的成文法；二是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三是法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與現在我們對法的基本特徵的認識基本相同。他和商鞅一樣，也認為法律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擺脫了天命神權的束縛，力求從社會內部並緊密聯系物質生活條件來探索法律的起源。2．以君為主，法術勢相結合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某些法治思想，如片面誇大法律的作用、治國只能靠法而不能靠仁義道德、重刑等思想，但是作為先秦時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綜合三家，以君勢為體，以法術為用，復參以黃老之無為，逐創成法家思想最完備之系統」，[1]在其綜合的過程中，還對法家的一些核心問題進行了深化。韓非批判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指出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雖從不同角度提出過「法」、「術」、「勢」等思想，但「皆未盡善也」(《韓非子·定法》)。商鞅治秦只講「法」不講「術」，雖然國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同上)，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同上)。因為不善於權術，人君得不到利益，大權旁落，未能達到帝王之治；申不害治韓「徒法而無術」，「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同上)。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所以韓國不能稱霸。在韓非看來，只有堅持以法為本，做到「抱法」、「處勢」與「行術」三者的有機統一，方為明主治國之道。「法」和「術」是人主統治臣民最重要的26工具，而「勢」是運用法和術的前提條件，三者不可或缺。即：「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勢者，勝眾之資也」(《韓非子·八經》)；他還說：「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難三》)。同時韓非又認為，要推行法術必須佔有權勢地位，「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失去權勢地位就無法推行法治，法治和權勢的關系是「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韓非子·難勢》)。韓非明確提出將「法」、「術」、「勢」結合起來，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論，構建了「以君為主，法、術、勢相輔」的法治思想體系。「法術勢皆帝王之具，它們三者都是達到君權目的的法治方法。韓非法治思想同君權一開始就是並行不悖的，他的法治觀，不僅不限制專制，而且是加強專制、鞏固專制、服務於專制。韓非法治思想體系表現出極其強烈的權治特點。」可見，韓非的思想體系在綜合以往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已經超越了對法治重要性的論證。在充分肯定這個前提的情況下，他將法家思想的發展更加推進了一步，將重點放在了如何保證法的實施上面來，形成了完整的法治理論，使得法家法治思想臻於成熟。從管仲提出「以法治國」的主張，到商鞅重「法」，竭力為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而「垂法而治」，再到韓非構建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體系，「法治」成為法家的口號，進而成為其法治思想的核心。在對法的認識方面，更加全面和准確，包括對法的定義、法的功能和作用、法的特點、法的起源乃至本質等問題有了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在治國方略方面，由最初強調法的功能和作用，但並未拋棄德禮，到後來完全否定德禮的作用，只主張「以法治國」，說明商鞅、韓非等後期法家對治國方略的認識已有了質的變化，片面強調法的作用，鼓吹法律萬能論，這對樹立法的權威、推行法治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立法方面，《管子》就認識到君主的立法權問題以及法令制定時應遵循的一些原則，商鞅則進一步提出了「刑無等級」的主張，盡管在理論上具有積極意義，但現實中，這卻成了一張幾乎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在行法方面，《管子》提出通過使法令內容明確、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方法保障法令深入人心的思想，非常有借鑒意義。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後期法家則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加之性惡論的影響，他們主張重刑，使管仲通過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德治措施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將嚴刑峻法當作保障法令實施的至上法寶，在法治思想發展史上無疑是退步的。但是韓非在集中之前法家思想的基礎上，獨樹一幟，創立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將法家對法治問題的研究推向了高潮，這意味著法家的法治思想已趨向成熟。法家的法治思想在秦統一中國的歷史過程中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家的「以法治國」無論如何都與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遠，始終沒有脫出君主專制下「以法治國」的巢臼。鑒於《管子》、《商君書》和《韓非子》的代表性，筆者以它們為中心闡述了其中所體現的法家的法治思想，展示了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變過程。事實上，在眾多先秦法家中，還有李悝、申不害、慎到等前期和後期法家在「法治」問題上都有過很多論述，提出了豐富的法治思想，對後世影響亦為深遠，限於篇幅，這里不再論列。[參考文獻][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95．

⑻ 法家的「法治」思想和現在的「以法治國」有何不同

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以「權,術,勢」逐級統治為根本.講究「以刑去刑」版「輕罪重罰權」
假如你偷了東西,就有可能被砍頭,如果你殺了人或是更嚴重的罪,就會被腰斬.
和現在的「以法治國」 有很大區別,一個是用重罪來威懾人們,一個是用一個適當的刑罰來給予告誡.
至於中央集權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淵源.法家也正是將一切的權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讓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來威懾人他人,以達到懲罰威懾他人的作用.
而現在的「以法治國」更多的是來保護受害者的權益.也讓那些違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應的處罰,以與警示.

⑼ 論述：法家的主要法律思想

法家，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一個以法治為核心的思想學派。這個學派否定了世襲貴族天然傳承的等級制度，認為「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商君列傳》)他們在政治實踐中，獎勵耕戰，毀棄詩書，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主張以法治國。

這種流派主要盛行於戰國時的韓、魏、趙三國，而早期的法家學派人物亦來自這三國，如商鞅來自魏國、申不害來自韓國、慎到來自趙國等。法家中有三個學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這些學派思想由韓國人韓非子集以大成，構成法家思想的終極核心。

法家這種學說乃一種純功利主義的思想體系，內容核心主要是針對君主如何加強統治。在戰國時代那種「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的殊死競爭的情況下，法家這種思想在斗爭中確是相當實用，如秦統一六國就是明證，而儒家那種固守傳統的溫和政治主張就未免顯得有些「愚遠而闊於事情」了(《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西漢後期，法家思想被「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所吸收，並開始以儒法並用「儒表法里」的理論治理國家，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被排斥掉。

有人認為法家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意識形態。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由柳洪平創建。

b]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韓國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也就是韓非的作品《韓非子》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有人說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採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 ž 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 ž 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 ž 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 ž 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 ž 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 ž 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 ž 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 ž 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韓國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韓非「法」「術」、

「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

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

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

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

有較高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