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道德

『壹』 法與道德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階級和國家的消失而消失

我看起來，只不過隨著階級和國家的消失，而失去階級性。還是存在共產主義道德和法律的。

『貳』 法律與道德誰更重要

法律和道德一樣重要。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法理學中一個歷久彌新的問題，許多法理學教科書均有專章討論這一問題。在古代，古希臘哲學中就有正義與美德之爭，我國先秦時期也有德治與法治之爭。這些爭論其實都與這一問題有關。

無論西方柏拉圖式的道德理想主義，還是我國儒家為萬世開太平的高遠追求，都把道德擺在首位，主張以德立國創制、以德生成社會、以德化育萬民；認為依靠道德就能構建一個美好社會，法律規則不過是道德的附屬物，是用於規范與懲戒不軌行為的，只要人人在道德上成為完善的人，就不需要法律規則。

這種道德至上主義從邏輯上看似乎是自洽的，問題在於這樣的道德社會只存在於理想中，現實中又何曾有過？當然，我們不排除任何時代都有一些道德高尚之人，他們熠熠生輝，成為人們的楷模。但我們也要承認，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是普通人，無法成為道德完人。

正是這些普通人成為歷史人群或現世人群的主流。對於這樣一個「主流」，僅僅依靠道德顯然難以建成一個有序、美好的社會。

對於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來說，提升人們的道德修養十分重要，制定法律規則同樣重要。法律與道德二者各有各的邊界，道德是道德，法律是法律，它們有各自發揮作用的范圍，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范疇，不能簡單偏重於某一個方面。

對於法律規則來說，無論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還是社會習俗演化而成的法律，都適用於社會公共行為領域。在法律規則管轄的公共領域，維護社會正義、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權利是根本要求。

而道德更多涉及個人內心的自我修為，它可以高標特立，但只能針對自己，不能強迫他人。因此，法律以公共利益為指針，道德以效法聖賢為理想；法律講求的是底線正義，道德追求的是高尚人格。

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法律能夠為社會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構架，為個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環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夠凈化人們的內心，讓人們激濁揚清、去惡存善。

因此，雖然法律規則不等同於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發人們的道德良知。一個社會，如果人人都講規則，都按照法律規則處事，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不壞的社會，雖然可能還不是一個美好的社會。

而法律要深入人心、發揮作用，也必須符合社會的道德追求。換言之，法律規則要有道德性。這個道德性不是法律規則自身生長出來的，而是法律規則吸收了道德理念，從而彰顯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

與此同時，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們強化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弘揚社會公序良俗，自覺遵守法律。另外，實踐中被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為法律規則。

可見，對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我們不能簡單地分割或統合。使二者絕緣甚至截然對立起來肯定不行，但混同亂用的做法也行不通。應當明確，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義秩序，是任何一個社會都離不開的基礎。

今天，我們既要贊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法律並不排斥道德，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長。這個促成不是代替，而是為道德提供一個制度環境。一個法治昌明的社會，才有望成為一個道德純凈的社會。

就像是一片良莠不齊的草地，法治猶如一個農夫，用獵槍抵禦強權的侵奪，用鐮刀去除蔓生的雜草。這樣，美麗的道德之花才會芬芳開放。

(2)國家與道德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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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是萬能的,在法律不完善或者缺失的情況下,道德應該成為我們內心的價值判斷標准。法律和道德相互碰撞和融合是內在的規律,而核心應該落在社會個體的自律、自覺和對德行的遵從

《論語·為政》中記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表明,刑政固然有治理國家的功效,但卻無法使社會大眾獲得善良；一個安定有序的國家必然將法律與道德並重,只重其一難成氣候。

實際上,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早已是人類歷史發展史中老生常談的話題。法律在與其他事物交融與碰撞中不斷發展和完善,對人類的法制建設和社會和諧有著重要影響。在法律還沒有產生之前,人們依靠社會習俗、習慣來規范行為。

法律是建立在社會道德的基礎上而發展起來的,故二者的產生有母子衍生的關系。在當今的社會狀態下,法律與道德相輔相成的關系基本不會改變。孟子曾經說「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其原因就在於此。

道德是人們內心的行為准則,通過人們的內在意識影響人們的行為,需要人們自覺自願地遵守,不具強制性。而法律是社會強制性的規范准則,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施行於社會的行為規范。法律作為最低限度的道德,本身應當具有善的意旨,是人們應當遵守的起碼價值標准。

關於法律和道德的區分原則,日本十九世紀末舊派刑法學家瀧川幸辰曾有過論述:「在社會價值標準的考量中,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現的那部分就是法律；依靠個人的內心期待實現的那部分就是道德。」

這是一句極其簡單的話,並不難理解,但它卻向我們昭示一個深刻的道理:國家治理過分強調剛性規制,社會就會變得死氣沉沉,也容易產生來自底層的反抗；

而過分專注於柔性指引又會使治理國家的方案難以落實,使整個社會喪失合理的預期,最終也將很難獲得進步,因此,剛柔相濟才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法律與道德不能分道揚鑣,更不能相互對立,而應當相互補充、渾然交融。

法律與道德向來是相互合作的。我國古代儒學家就特別注重德的作用,強調禮法並治。孔子主張德治,「以政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這一思想為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所採納,證明了其強大的生命力。秦王朝只重視「治政以法」,焚書坑儒,雖大統於一時,但終歸迫使老百姓揭竿而起。歷史已經很明了地向主政者發出警示:在強調法的重要性的同時,德也同樣不能忽視。

在當今商品經濟的大潮下,我們似乎只重視法律的作用,而越來越忽視道德的存在。依法治國作為社會的主流意識的思路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人是法律的制定者,必定有所不足,這是人的認識局限性使然。

道德可以彌補法律之不足,其作用應引起人們重視。市場化的浪潮下,人們的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越來越明顯,社會存在一種道德漏洞和缺失,與社會的發展極不相稱,這時候就需要法律在一定的道德領域施以合理的規制。

當然,法律與道德的碰撞並不意味著二者的相互排斥,卻恰恰可以看做是二者交融過程中的磨合和借鑒。

如果把法律看做是武者,把道德看做是文人,則二者之間的微妙關系有如和珅和紀曉嵐一樣:和珅再怎麼強勢有時候也需要紀曉嵐的不溫不火式微調和,紀曉嵐再怎麼足智多謀有時候也需要和珅的果敢強硬適度平衡。法律和道德只有相互補充,才能真正描繪出社會治理的絕佳藍圖。

法律不是萬能的,在法律不完善或者缺失的情況下,道德應該成為我們內心的價值判斷標准。法律和道德相互碰撞和融合是內在的規律,而核心應該落在社會個體的自律、自覺和對德行的遵從。

『叄』 為什麼說，國家和社會的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

法律是調整人們行為和社會關系的規范，是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硬約內束。實際上法律所禁止的行容為，已經是人們道德行為的最底線，一個人如果連法律禁止的行為都要去做，也就是說他的道德已經淪喪到必須動用國家強制力來制止、糾正、懲戒他的超越道德底線的行為。所以要治理國家管理人民，法律約束遠遠不夠，必須配合以道德水準的軟約束，加強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設，當人具備一定的道德水準，人就會自覺約束自己的思想言語和行為，而不容易做出危害社會危害他人觸犯法律的行為，只有法律和道德互相輔助緊密結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社會才能夠真正和諧穩定。希望我的答案能幫到你，阿彌陀佛！

『肆』 道德和法律對國家和社會治理各有什麼優缺點

談談道德和法律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
沒有法律是不行的。沒有法律的約束，這世界和各個社會不知道要亂成什麼樣子了。誰的法律維護誰的社會制度，在社會主義國家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對置身於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中國的地理條件，文化，倫理道德，就形成了中國的國家的性質。不能與其它國家等同！因此，法律在國家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道德是發展先進文化，構成人類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道德是以善惡為標准，調節人們之間和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道德總是揚善抑惡的。道德與法律不同，它是依據社會輿論、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來判斷一個人的品質，主要依靠人們自覺的內心觀念來維持。人都是社會中的人，離開社會，人就無法生存。人一出生，便生活在家庭和社會里，便和別人發生這種或那種聯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這句話，就說明了個人如果離開別人幫助就無法成長和生存。人來到世界上，總要和別人發生關系。在家裡要處理好與父母、兄弟、姐妹及夫妻的關系，在學校要處理好和老師、同學、工友們的關系，參加工作後要處理好和單位領導、同事、客戶之間的關系．在社會上要處理好和朋友、親戚等的關系。這些關系裡面就包含著許多復雜的道德關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道德的作用十分寬泛．它幾乎無處不在．並長期起作用。
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
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
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伍』 從道德的形成與發展來看,道德反應了具體的民族或國家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對嗎

從道德的形成以及發展來看道德，的確反映了具體的民族國家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它是一種側面的體現，甚至也可以是一種直接的體現。

『陸』 道德與法制在個人生活和國家建設中的異同和作用

道德是一種理念。是人應該遵守的一種行為規則。法制是約束每個人的行為准則。不可逾越。
道德與法治在生活和國家建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每個人都應該擁有道德，自覺遵守法律。

『柒』 道德和國家的關系

好像沒什麼關系！！！

『捌』 哪些國家和中國存在著風俗習慣和道德規范的差異

中西文化差異

中西文化有所不同:中國人信奉儒教, 講順從孝順。而西方人就有所不同了!他們講民族自由.個人權力。中國人民與外國人的吃飯習慣也有所不同：中國人常常圍著一大桌，同吃一盤菜，雖然熱鬧，但一點兒也不衛生。西方人自己吃自己的，這就是自助餐，既衛生又方便；中西方教育也大不相同，中國人教育學生，大多是一種封閉教育，得遵守校規，西方教育完全是一種開拓自由思維的空間，他們是在玩中學習，在學習中思考。

中西方文化在請客吃飯方面的差異 ,如：中餐通常先上菜，後上湯，西餐相反；中餐主人一般多次向客人敬酒、敬萊，而西餐主人通常只敬一次；西餐主人通常不會堅持要客人非吃非喝不可，而是希望客人自己動手（Help yourself），不要拘謹，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筷子與刀叉折射中西文化差異 暗藏科學原理

提起筷子大家再熟悉不過了，每天吃飯的傢伙什，一雙在手方便實用，除了湯以外，保您可以席捲全桌。很多用慣了筷子的國人對老外的刀叉很不以為然，就是吃個飯嘛，還要刀子、叉子、勺子一長排，一不小心遇到大塊的食物還要雙手啟動，實在是麻煩。每每想到此處，心中便禁不住生發出很多自豪感來。也許你猜不到，其實這簡簡單單的兩根小棍里，可是大有學問。

?? 筷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之所以得名與江南民間忌諱有關

說起為人類飲食服務的歷史，這筷子可以算得上刀叉的老祖宗。遠古時期，我們的祖先"茹毛飲血"，主要靠手抓吃食物，自從"人猿相揖別"之後，人們發現把食物做熟了吃更有滋味。先秦時代，人們吃飯一般不用筷子。根據《禮記》中的記載推測，當時人是用手把飯送入口內的。後來由於人們在燒烤食物時，不可能直接用手操作，需藉助竹枝一類的工具來放置和翻動食物，在炊具中燒煮肉塊和蔬菜的羹湯，也要用它們來取食，久而久之，聰明的先民逐漸學會用竹條來夾取，這就是筷子最早的雛形。

筷子古時候單叫箸，箸的起源可追溯到周代，《禮記》、《荀子》、《史記》都提到箸，在《韓非子》特別提到以荒淫奢侈聞名的紂王，使用"象箸"進餐。浙江大學游修齡教授認為：東西方出現進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環境有關系，筷子要發源於有竹子的地方。而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說："箸從竹聲。"則恰好驗證了這樣的結論。

不過《札記》上說："羹之有菜者用祛，其無菜者不用梜。"而從造字法來看，"梜從木"被有些學者認為是木頭筷子。回想我國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為我國最原始的筷箸原料還是可能的。研究表明大約到了漢代以後，才普遍使用筷子。後來，"箸"又演變為"筷"，與我國古代江南水鄉民俗諱言有關。民間行船時諱言"住"，而船家行船又偏偏在吃飯時離不開箸，二者同音，索性改成"快"，後來為了和常說的"快"區分開來，便加上了竹子頭。

刀叉因為適應歐洲人飲食習慣而出現，它和筷子影響了東西方不同的生活觀念。

刀叉的出現比筷子要晚很多。據游修齡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歐洲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慣有關，他們馬上生活隨身帶刀，往往將肉燒熟，割下來就吃。後來走向定居生活後，歐洲以畜牧業為主，麵包之類是副食，直接用手拿。主食是牛羊肉，用刀切割肉，送進口裡。到了城市定居以後，刀叉進入家庭廚房，才不必隨身帶。由此不難看出今天作為西方主要餐具的刀和筷子身份很是不同，它功能多樣，既可用來宰殺、解剖、切割牛羊的肉，到了燒熟可食時，又兼作餐具。

大約15世紀前後，為了改進進餐的姿勢，歐洲人才使用了雙尖的叉。用刀把食物送進口裡不雅觀，改用叉叉住肉塊，送進口裡顯得優雅些。叉才是嚴格意義上的餐具，但叉的弱點是離不開用刀切割在前，所以二者缺一不可。直到17世紀末，英國上流社會開始使用三尖的叉，到18世紀才有了四個叉尖的叉子。所以西方人刀叉並用只不過四五百年的歷史。

刀叉和筷子，不僅帶來了進食習慣的差異，進而影響了東西方人生活觀念。游修齡教授認為，刀叉必然帶來分食制，而筷子肯定與家庭成員圍坐桌邊共同進餐相配。西方一開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講究獨立，子女長大後就獨立闖世界的想法和習慣。而筷子帶來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單元，從而讓東方人擁有了比較牢固的家庭觀念。

雖然不能將不同傳統的形成和餐具差異簡單對應，但是它們適應和促成了這種分化則是毫無疑問的。筷子是一種文化傳統的象徵。華人去了美國、歐洲，還是用筷子，文化根深蒂固，而老外們在中國學會了用筷子，回到自己的國家依然要重拾刀叉。

筷子刀叉到底誰更先進，各家說法不同，其實各有各的智慧。

筷子的特點是"不變應萬變"，料想方的扁的，長的短的，硬的軟的，統統可以一夾就起來，確實神奇。這一直很讓中國人驕傲，並將其視作先進的象徵。

不過最近卻有學者反思認為："從真正人類學發展科學角度來看，筷子是一種極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多數人種在剛開始學會使用工具時，都懂得用幾根樹枝來取代手夾起食物。不含任何復雜的工藝技術。歐洲人卻率先進化，以石刀替代樹枝，進而發展到金屬刀具，最後又發展出叉子。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繁瑣的西餐禮儀。刀叉正是歐洲人工業文明、理性精神的一種最直接反映，自己動手，獨立性強，重推理，重解析，更有利於鍛煉思維能力。而拿筷子的華夏人則是吃現成的，不必思考，一點東西你推我讓，團團圓圓模稜兩可，凡事愛持模糊概念，所以思維能力不發達，未能產生工業革命。"

這種聲音確實有些讓人振聾發聵，不過所謂率先進化的觀點卻有失科學了，將刀叉概括為工業文明和理性精神更是牽強。不過有一點需要肯定，同筷子的簡單相比，刀叉種類較多，屬於專用工具，但由於這種"專"往往表現出"大巧若拙"而被國人忽視。回到餐桌上，也許應對燉得稀爛的黃豆豬蹄，筷子還能游刃有餘，一旦碰上牛排，恐怕筷子就要自慚形穢了，刀叉這時表現出它們的專業特長。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關於筷子和刀叉與思維方式的關系很難得出結論。不過關於使用筷子更有利鍛煉思維能力的說法卻著實有科學依據。科學家們曾從生理學的觀點對筷子提出一項研究成果，認定用筷子進食時，要牽動人體三十多個關節和五十多條肌肉，從而刺激大腦神經系統的活動，讓人動作靈活、思維敏捷。而筷子中暗藏科學原理也是毋庸置疑的。

著名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一位日本記者采訪時，也有一段很精闢的論述："中華民族是個優秀民族，中國人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使用了筷子。如此簡單的兩根東西，卻是高妙絕倫地運用了物理學上的杠桿原理。筷子是人類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幾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溫與寒冷。真是高明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