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道德沖突

❶ 有哪些道德和法律相互沖突的例子

一個女的把自己剛幾個月大的孩子送人了，還收了人家幾萬塊錢。過了幾年又想把孩子要回來，人家不給她就去法院起訴，理由是這家人沒有辦理領養手續。

❷ 怎樣看待法律與道德的沖突

法不違常理！
如果一部法律違背常理，那它肯定就是部錯法，而且肯定不回會予以執行。
為救護答生命而致人重傷或死亡，屬於正當防護，是不違法的。
見死不救是因為根據法律人們沒有救助的義務，也不違法。
法律是人們日常生活規范的底線，而道德則是在法律之上的，所以有時違背道德准則卻不一定違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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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急求幾個關於法律和道德沖突的案例 最好有結果的案例。 不要太短。

1、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講述了美國20世紀法理學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的舉世聞名的「假想公案」：洞穴探險人受困山洞，水盡糧絕，無法在短期內獲救。

為了維生以待救援，大家約定抽簽吃掉其中一人，犧牲他以救活其餘四人。威特摩爾是這一方案的最初提議人，但在抽簽前又收回了意見。

其他四人仍執意抽簽，並恰好選中了威特摩爾做犧牲者。獲救後，這四人以殺人罪被起訴並被初審法庭判處絞刑。

這是美國20世紀法理學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的假想公案，富勒還進一步虛構了最高法院上訴法庭五位大法官對此案的判決書。

作者編出這個案件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以一些更為聳人聽聞的真實案例為基礎的。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案例，就是1842年美國訴霍爾姆斯案和1884年的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

這兩個案件都是極端環境下的救生事件，都是在海難之後發生了殺人和追訴。在霍爾姆斯案中，殺人是為了讓嚴重超載的救生艇減輕負荷。在杜德利和斯蒂芬案中，殺人是為了給行將餓死的倖存者果腹。

2、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樓區某小學被一名不符合入學報名條件的新生之家長以返還原物為由告上法庭。
根據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規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適齡入學新生按照所劃片區學校入學時必須提供戶口本、房產證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原件，且戶口本與房產證所記載的住址必須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長持戶口本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原件到鼓樓區一小學為其女兒報名上一年級，學校開具了一張收條給該家長。經過學校工作人員審查，發現該學生家長提交的證件中缺少報名必備的房屋產權證，於是當面告知該家長因證件不齊全不符合入學條件。

該家長當即表示要回去開具證明，並於當天上午持兩張小區物業證明到學校要求讓其女兒報名，並稱其家庭住址與戶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學校工作人員當場告訴該學生家長證明不能代替房屋產權證，並當場將兩張證明退給家長。

8月20日當天晚上，學校工作人員按照該家長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門家訪核實，發現該家長並不住在其向學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實上其實際家庭住址是在晉安區，其女兒小學劃片也應在晉安區）。

學校於8月22日通知該學生家長到學校領回證件，並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無法接受其女兒的入學報名。該學生家長22日到學校領取證件，學校工作人員要求其交回收條，該學生家長稱來時匆忙忘記把收條帶來，答應過一兩天帶來。

學校老師考慮到學生報名在即需要證件，就答應了家長先把證件退還給家長，收條沒有當場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該學生家長作為學生的法定監護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學校告上法庭，要求學校返還原物即返還戶口本及兒童預防接種證。

其證據是學校的為其開具的證件收條一張。作為被告的學校進行了答辯，要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並提供了證據。

本案件經過法院三度開庭，並由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本案還在審理過程當中。

3、高樓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著火，1401的某先生及時發現了火勢，並且作為一個素質公民，某先生報火警並且去找物業，由於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員暫時趕不過來，物業先派人來滅火，但是無法正面進入1301，於是決定從14樓滅火。

但是14樓的住戶都不願意讓物業進入他們家裡作為滅火通道，這個時候某先生主動要求物業通過他們家來滅火，這時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樓，過了半個小時火勢被控制，物業得知消防員快到了，於是陸續從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發現樓道內水漫金山，往上看發現都是從他家裡溢出的。

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攔住，說火勢還沒有完全撲滅。這時某先生抓住一個物業人員詢問他是否關閉了消防龍頭，那人說忘記了。10分鍾後消防員來了，成功撲滅火勢，又10分鍾後消防員撤出。

這時某先生回家發現自己的木質地板已經完全濕透，室內有20cm的積水，半年之後完全腐爛，家裡電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節滿屋子的蟲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條蟲子，無法住人，於是將物業告上法庭，但是物業以住戶沒有證據證明是他們所為，也可能是消防員所為，最終一審判決原告某先生敗訴。

4、2006年4月21日，廣州青年許霆與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取款，許取出17.5萬元，郭取出1.8萬元。事發後，郭主動自首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而許霆潛逃一年落網。

2007年12月一審，許霆被廣州中院判處無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發回廣州中院重審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06年4月21日晚10時，被告人許霆來到天河區黃埔大道某銀行的ATM取款機取款。結果取出1000元後，他驚訝地發現銀行卡賬戶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許霆連續取款5.4萬元。當晚，許霆回到住處，將此事告訴了同伴郭安山。

兩人隨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後反復操作多次。後經警方查實，許霆先後取款171筆，合計17.5萬元；郭安山則取款1.8萬元。事後，二人各攜贓款潛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並全額退還贓款1.8萬元。經天河區法院審理後，法院認定其構成盜竊罪，但考慮到其自首並主動退贓，故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並處罰金1000元。

而潛逃一年的許霆，17.5萬元贓款因投資失敗而揮霍一空，今年5月在陝西寶雞火車站被警方抓獲。日前，廣州市中院審理後認為，被告許霆以非法侵佔為目的，夥同同案人採用秘密手段，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遂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許霆隨後提出上訴，2008年3月，廣州中院認定許霆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許霆再度上訴，2008年5月，廣東省高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5、「辱母殺人案」一經曝光，就引發熱議，一是被刺殺者杜志浩的極端侮辱於歡母親的行為引起公憤，二是對當地警方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引起質疑，三是當事人於歡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的結果引起公眾不滿。

「辱母案」從一開始可能就註定了悲劇，首先於歡為周轉資金而借款高利貸，後因欠款未能即使還上而招致暴力催款，中途母子二人有打過市長熱線110卻無人幫助，就在實發當天，警察還介入過此事，但只是說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草草了事。

造成警察走後於歡看到母親被羞辱後，情緒崩潰，拿刀捅傷了三個催款人，其中杜志浩因失血休剋死亡，其他兩位一重傷一輕傷。

法院予以判處於歡無期徒刑的判決，一部分人認為法律即是法律無關於同情，一部分人認為，法律是為人而定，應該符合人性。歸根究底是法律和道德之間的沖突。

於法，法院認為，於歡拿刀捅傷他人不在正當防衛范疇，屬於故意傷人，並造成一死兩傷，又鑒於暴力催款行為惡劣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於德，人性上，如果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收人百般凌辱，又求救無助的情況下，人的情緒會處於崩潰狀態，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後，出於防止母親再受到非人的侮辱，當事人只能動起殺人的念頭，也可以說是預防性殺人。

(3)法律與道德沖突擴展閱讀：

法與道德的聯系

社會主義法與共產主義道德共產主義道德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

它在思想建設方面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科學理論，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集體主義思想，為人民服務的獻身精神和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等等。概括起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紀律。

❹ 當法律與道德發生矛盾時應該如何選擇

你問的這個問題屬於法理問題，必須先理解法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才能做出選擇。
法與道德的關系：
1、在本質上，二者的關系有三種觀點：一是非實證主義即自然法學派，他們認為法與道德在本質上有必然的聯系，符合道德的善良的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實證主義法學派中的法也只有符合上述觀點才是真正的法。最終得「出惡法非法，公民沒有遵守惡法的義務等觀點」。代表人物有阿列克西等；另一個就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他們認為法與道德在本質上沒有必然的聯系，世界上不存在適用於一切時代、民族的永恆不變的正義與道德准則，法律不會因為違反道德而喪失其存在的性質和效力，即「惡法亦法」。代表人物如凱爾森。
2、在內容上：近代以前的法在內容上與道德重合程度極高，甚至渾然一體。比如我國古代從西周開始就有「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到後來的「禮刑合一、禮刑並用」以及漢代的「德主刑輔」等觀點，這些都充分體現出道德與法律在內容上的緊密聯系。
當道德與法律發生矛盾的時候，如果是在法律調整的范圍，那麼只能遵守法律，不知道法律只知道道德的觀點不能成為免除法律責任的理由。另外，法律也不是萬能的，有一些道德倫理范疇的關系是法律不能解決的，你比如戀愛關系、朋友關系等，不可能通過法律上的合同來加以調整。最後，法律也有其僵硬性和漏洞，常常會導致某些案件判決合法而不合理，這個不合理就是指不符合一般人的道德評價標准。但不管怎麼說，在法治國家，如果法律與道德發生矛盾首先應當遵守的是法律而不可能選擇道德，在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才考慮道德的成分。畢竟，道德的強制力只不過是依靠人的內心強制，其力量比起法律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制要弱很多。

❺ 當道德和法律發生沖突時，會怎麼看

當道德和法律發生沖突時，道德與法律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會失效，進而導致社會的不和諧，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❻ 當道德和法律產生沖突，我們是遵循道德還是服從法律

當然是法律。這是因為：
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為，也是道德所禁止版和譴責的行為；凡權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勵的行為，也是道德所培養和倡導的行為。反言之，許多道德觀念也體現在法律之中，許多道德問題也是可以訴求法律解決的問題。

❼ 當法律與道德產生沖突時應該怎麼辦

法律是死的
人可以改
但道德卻不行
還是道德重要
而且法律也不一定都對
該堅持道德

❽ 法律和社會道德之間的矛盾

法治從人類的理想成為實體的制度，道德是功不可沒的。法治，源於道德和政治上的假設，源自對法律的「善」、人性和權力的「惡」的思索，源自「去惡求善」這一原始訴求構成的法治的正當依據。法治的價值告訴我們，法治追求「善治」，而這正是人類追求了千年的夢想。法治以道德為基礎。而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之過程，實質上也是推進人和社會的道德意識，對人和社會進行具體、生動的道德教育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同受制於物質生活條件的社會主體道德與法律應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協調性。時至今日，市場經濟如火如荼，對這所謂的內部一致性和協調性削弱和破壞，已不言自明。「傳統」的道德觀與當代中國法律的矛盾沖突不斷凸現出來，這將對我們現在的法治建設造成諸多不利影響，並進而影響社會生活的優良順序。因此，毫無疑問，對「傳統」道德觀與當代法律之矛盾沖突，以及如何協調道德與法律的關系的研究分析和探討就有其必要性了。

一、「傳統」道德觀與當代法律之間的矛盾

任何社會的變革，往往在思想領域會有深刻的反應。舊體制的瓦解，新體制的建立，不能不使得人們的思想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於是很自然，一系列的矛盾就出現了，尤其是「傳統」的道德觀與當代法律之間的矛盾，且日益突出，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和深思。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中，為了確保改革的順利實行，樹立了平等競爭的法律觀念。然而道德觀念的轉變卻比較遲緩，計劃經濟的「鐵飯碗」和平均觀念仍深深地紮根於人們的頭腦中，於是產生了許多法、理、情的觀念沖突。

在我國「傳統」的道德觀中，歷來是重義輕利的，片面地強調精神而輕視物質利益。並且把義與利的選擇作為衡量和評價一個人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於是大量的歌頌「捨生取義」，痛斥「見利忘義」的論調出現了。然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利益的最大化是經濟活動的目的和宗旨。法治國家的法律保護的正是（合義）求利的原則。因此（合義）求利的法律觀與「重義輕利」道德觀之間的矛盾也就顯現了，在法治國家的法制環境下，本來贏利的觀念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目前，在道德領域它卻遭到了排斥。傳統的道德觀在處理經濟利益糾紛中顯得無力，於是人們開始認為是整個社會道德滑坡了，進而，面對所謂義與利的選擇，人們陷入了種種矛盾當中。

計劃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道德的主體精神之一是公的觀念，在人們的道德觀中，公的利益是絕對地高於私的利益。私的利益要絕對無條件地服從公的利益。這種道德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遇到挑戰。市場經濟中，法律以調整經濟利益關系為根本，不僅保護「公」的利益，同時也要保護私人的合法權益，這必然就動搖了人們道德觀念中公的利益的絕對性，從而造成了重公益而輕私利的道德觀與公私並重的法律觀之間的矛盾。特別在現在的這個情況下，私有經濟如火如荼的發展，而國有企業改革困難重重，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到底要不要優先保護公有制資產，要不要實現對民營和公有企業的平等保護，焦點很突出，爭論也很激烈。道德的「重公輕私觀」與法律的「公、私並重觀」之間的矛盾並不緩和。

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權利與義務早已密不可分，但是「傳統」的道德觀中人們常常把義務與責任的履行作為評價一個人的基本標准。道德的內容側重個人對社會、對他人履行的義務，即應當做或不應當做什麼，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意味著他享有相應的權利，也不以義務的履行者取得一定權利為條件。而實行法治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利本位的法律觀則是在不拋開義務的前提下大力弘揚權利精神，提倡人的個性解放和人對自身利益的正當追求。市場經濟是以商品交換為前提的，商品交換的實質是利益和權利的交換，交換的主體平等、交換自由。 所以「權利本位」是市場經濟的前提、基礎和客觀要求。離開了權利本位，市場經濟就會失去動力和活力。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看到「義務本位」的道德觀與「權利本位」的法律觀相碰撞的現象發生。因此，面對傳統道德觀與當代法律觀的矛盾沖突，一些人的人生觀、倫理觀、法律觀、價值觀發生了變化，有的人開始推崇個人主義、一切向錢看，有的人則是焦慮不安，對改革缺乏承受力、應變力，甚至滋生了逆反心理，最終導致部分社會主體追求的物慾化傾向、個體行為的無責任化傾向、社會風氣的虛假化傾向、人際關系的冷漠化傾向現象的出現。

面對這種種的矛盾，我們應當有何作為以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呢？我們知道，道德價值的等級體系中第一類包括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第二類包括極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和增進入與人之間緊密聯系的原則。法律本質上是一種規范，強調的是秩序,當然也應該體現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與道德價值等級體系中的第一類是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的，隨著時代、觀念和形勢的變化和發展，法律和道德相交叉的邊緣地帶總是隨之而上下浮動。有時表現為部分道德歸化為法律，有時又表現為部分法律回歸於道德。因此我們可以：

二、樹立新型的道德觀，與當代法律觀念協調發展

任何現象，都不會沒有緣由的發生，一定有其原因，「傳統」的道德觀與當代法律觀的矛盾沖突自然也是有其客觀原因的。一般來說，社會道德轉型相對法律而言較為滯後，法律規范的轉型可以更直接地依賴社會現實，由國家通過立、廢、改的形式確立。而道德規范的轉型則需要人們在現實社會中重新創建、逐漸積累、認可新的道德規范而完成，所需時間較長。同時道德在轉型過程中，由於導向不明、價值取向混亂、缺乏國家強制力 推動等，盲點較多，也就容易出現道德過渡性失衡。但是，任何一種社會秩序的產生與鞏固都離不開道德與法律兩個因素的優化組合和協調發展，因此，促進法律與道德的協調發展對我國法治建設，從人治走向法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樹立新的道德觀念是有其重要的現實性的。

馬克思說：「觀念的東西無非是傳入人們頭腦並在人們頭腦中改造物質的東西而已。」 「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傳統」的道德觀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產物，隨著社會的發展，它必須也要與時俱進。我們在繼承傳統優秀的道德觀念基礎上，以當代法律觀為參照，融合時代精神，樹立新的道德觀念。

第一，重塑平等、競爭觀。利益是競爭的根源，市場經濟通過競爭的手段來劃分利益的數量和確定利益的歸屬。優勝劣汰決定了市場的主體必須打破平均主義的道德觀，樹立平等競爭的道德觀。

第二，重塑公正、效率觀。傳統的道德觀把社會公正放在首位，輕視效率，片面追求一種不講效率的公正。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進程中，我們必須樹立重效率兼顧公平的觀念，以追求高效率為目標，以公正、公平原則為社會平衡的杠桿。

第三，重塑「公私觀」。傳統的「公私觀」是重公輕私，把二者對立起來，這不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要樹立公私兼顧的觀念，要同等對待。

第四，重塑「義利觀」。義與利的選擇歷來是衡量人們道德水平的標尺之一，中國古代，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義利觀對後人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今天，仍有借鑒意義，但我們必須賦予它新的內容，要義利並舉，義利有機地統一。一方面以利扶義，使義有物質依託，不至於成為空洞的說教。另一方面是以義取利，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基礎上，追求正當的利。君子愛財，取之 有道。

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過程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過程中，在整個社會的從傳統向現代的融合過渡過程中，所謂傳統的道德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必定會失效，新的道德規范卻尚未確立，這些會致使道德領域出現了一些空白和失范現象，這就急需我們建構新的道德規范體系。第一，吸收各方面精華，體現開放的時代精神。魯迅先生說「拿來主義」正適合於我們此時的法制和道德建設。我們應當立足於現實，對古今中外的道德元素，吸收其精華，革除其糟粕。倡導符合時代的正義公平的社會精神。第二，注重道德標準的現實性和理想性的結合。傳統的道德觀標准多以道德純朴、民風淳厚、君子人格、仁義精神、利他主義等理性主義為核心，追求的是一種務虛而不務實的浪漫主義道德境界，結果往往是與現實生活相脫離，導致道德標准理想化，使人們可望而不可及。人們喪失了追求崇高道德境界的信心而產生了懷疑主義。因此，構建新的道德體系時一定要注重國情，創建一些切實可行的道德規范。第三，法制和道德體系應體現多元化和層次性的特點。所謂道德規范的多元化和層次性是指，根據社會和行為特徵的不同、道德對象的不同，有針對性地建立不同的道德規范，從而改變過去道德規范的籠統、抽象的狀況。法治社會是符合現代社會精神的目標性社會，法治社會又是富有創造和效率的社會。如果一個社會僅僅以法律作為其控制和調節自身的唯一方法，那麼就必然會喪失自我協調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會生活的活力就會減退，這也正是目前西方（後現代）社會中顯露出來的一個缺陷，彌補這一缺陷，有賴於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的重新定位。欲治癒道德與法制之間的矛盾，則法律和道德的建設必須要同步協調發展，同時這也是建設法治社會進而使社會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法律和道德的有機結合和和諧發展，才能使合理、合情、合法的和諧社會的建立成為可能。

❾ 如何解決道德與法律的沖突

法律能夠為社會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構架，為個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環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夠凈化人們的內心，讓人們激濁揚清、去惡存善。因此，雖然法律規則不等同於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發人們的道德良知。

一個社會，如果人人都講規則，都按照法律規則處事，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不壞的社會，雖然可能還不是一個美好的社會。而法律要深入人心、發揮作用，也必須符合社會的道德追求。換言之，法律規則要有道德性。這個道德性不是法律規則自身生長出來的，而是法律規則吸收了道德理念，從而彰顯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

與此同時，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們強化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弘揚社會公序良俗，自覺遵守法律。另外，實踐中被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為法律規則。

對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我們不能簡單地分割或統合。使二者絕緣甚至截然對立起來肯定不行，但混同亂用的做法也行不通。應當明確，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義秩序，是任何一個社會都離不開的基礎。今天，我們既要贊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

法治社會從來不排斥道德在其中的作用，甚至過去傳統社會那種由自然情感演化的道義必須升華為經由理性熏陶才能擁有的社會責任感，才能與法治相輔相成，去彌合那些法律與現實之間的縫隙，去潤滑法律在人與人之間搭建起的冷冰冰的社會關系，從而大大降低一個社會良好運行所耗費的成本。

(9)法律與道德沖突擴展閱讀

法律與道德向來是相互合作的。我國古代儒學家就特別注重德的作用，強調禮法並治。孔子主張德治，「以政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這一思想為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所採納，證明了其強大的生命力。秦王朝只重視「治政以法」，焚書坑儒，雖大統於一時，但終歸迫使老百姓揭竿而起。歷史已經很明了地向主政者發出警示：在強調法的重要性的同時，德也同樣不能忽視。

法律與道德的碰撞並不意味著二者的相互排斥，卻恰恰可以看做是二者交融過程中的磨合和借鑒。

如果把法律看做是武者，把道德看做是文人，則二者之間的微妙關系有如和珅和紀曉嵐一樣：和珅再怎麼強勢有時候也需要紀曉嵐的不溫不火式微調和，紀曉嵐再怎麼足智多謀有時候也需要和珅的果敢強硬適度平衡。法律和道德只有相互補充，才能真正描繪出社會治理的絕佳藍圖。

❿ 如何解決道德與法律的沖突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法律與道德因存在差別而有不可調合之矛盾，同時又因二者之間的聯系使矛盾之協調成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會規范系統中道德與法律的結構趨於合理，以實現系統本身的功能優化。通過立法確認某些道德標准為法律標准。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當我們執著於法律的繼承於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時候，請讓我們把視角拉到社會調控這個高度上來。我們會頓時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發現西方的法治精神對我們進行征服的時候，傳統的德治精神正在歷史深處遙遙呼喚。應該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盡管並不排斥道德，但無疑在宣揚法律至上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機與道德淪喪就是明證；傳統的德治卻是主張德主刑輔，法是德的附庸，貶抑了法的作用，也與時代的發展不相適應。所以，對二者都要加以揚棄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內核，進行結構重組，建立全新的德法並治的二元製法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