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法治故事

『壹』 有關法制的小故事

扶起跌倒的老奶奶，卻被老奶奶訛詐，在路上有上了年紀的人借故不會用手機來請教，借過手機發現是壞的，反而唄誣陷。有陌生阿姨迷路讓小學生給指路卻是誘騙學生的販子。最後故事的結局就寫上想起老師的教導和普及的法律只是及時識破，這些故事都是現實中發生頻率很高的，在完成作業的同時希望你提高警惕

『貳』 十個法律小故事

青少年法律故事一
16歲的小興，自打接觸網路游戲CS後，就著了迷，經常往網吧里鑽。苦於家裡管得嚴，小興就想出這么一招：每天一大早打著上學的旗號，背著書包直奔網吧，差不多到放學點兒了再回家。就這樣持續了半年多時間，小興不僅把父親給的學費等都送進了網吧，還因為錢不夠，不斷向父親索要周末補習費等各種費用。後來到期末，小興拿不回成績單，父親起疑找到學校，才知道兒子竟然已經半年沒有上學，學校也沒有和家長溝通！而就在小興父親深受打擊的時候，又傳來另一個「噩耗」：小興因為上網缺錢，從家裡拿了水果刀去打劫了一名女中學生身上的20元零花錢，結果被少年法庭判處緩刑。
青少年法律故事二
身患殘疾的母親病重在床，父親是普通工人，年僅15歲的兒子小剛品學兼優，還是班幹部。家裡的困難小剛都看在眼裡，他非常清楚錢對於母親及整個家庭的重要。暑假期間，街坊一在工讀學校就讀的孩子找到小剛，對他說有辦法能弄到錢，並向小剛保證，只要跟他一起混，一定可以發財。孝順的小剛動搖了，憧憬著「要是能弄到好多錢，就可以給我媽媽動手術了」。兩人一合計，目標鎖定在了小剛一個家裡很有錢的小學同學明明身上。於是兩人借口找明明玩，由小剛敲開了明明的家門。兩個半大孩子進去後，在明明父母在場的情況下，鄰家孩子掏出事先准備好的菜刀，大聲宣布：「搶劫，把錢拿出來！」明明的父親將其制服，傻在當場的小剛也被送進了派出所。孫小明是某中學初一學生，不久前，他在學校參加勞動時受了傷，心情很郁悶。

小明所在學校是一所農村初中，其中幾間教室年久失修，學校決定利用寒假將這些教室拆除重建。為了省錢，學校讓初一兩個班的全體男生來學校參加「義務勞動」，勞動的內容是搬廢墟的碎磚。勞動中，由於沒有老師在現場指揮，小明在休息時與同學追逐打鬧，同學將一面尚未拆完的牆推倒，將小明砸傷。後來小明家長找學校提出賠償，學校卻認為小明不是在勞動時受的傷，而是因為沒有遵守勞動紀律，與同學打鬧受的傷，應由那個同學的家長賠償。

小明受傷的責任要由學校來承擔。學生參加義務勞動應該提倡，但組織者一定要選擇未成年人力所能及的勞動，而且要充分保障其安全。小明所在學校為了省錢，讓學生參加建築勞動，這本身就不合適，何況在勞動中又沒有老師看管。從這一點來看，學校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如果因此造成學生重傷、死亡或多名學生受傷，學校領導就可能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

『叄』 關於法治的故事600字

法制在我身邊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我們生活的環境也是一樣，只有在法制社會下，人們才能安居樂業。所謂法制社會，就是用法律來規范社會上的各種行為，使一切社會行為有法可依、有規可循。「法制」時時刻刻伴隨著在我們身邊，並一直在提醒著我們：「時刻遵紀守法，安全伴我一生。」
法制是社會安全和穩定的保障，是體現社會公平的准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要遵守法律，不做違法的事，一旦做了違法的事就要受到相應的處罰。一次，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小偷在行竊時被攝像頭拍攝了下來，失竊的人後來向公安局報了案，我問媽媽，如果警察叔叔將小偷抓住了會怎麼樣呢？媽媽跟我說：「小偷就會被關進牢房裡進行改造，因為偷竊屬於非法將他人的東西據為己有，是違法行為，我們可不能學他哦！」對！小偷幹了壞事就應該受到懲罰。
我經常可以從街道上的宣傳欄里、電視上、廣播里看到或聽到「遵紀守法」的宣傳標語，我漸漸知道了很多不可以做的違法行為：例如不能造謠、不傷害他人、不非法佔有物品、不違反交通規則……，作為一個學生，首先我們就要遵守校紀校規，不損壞公共財物，不和同學打架。其次，我們在上下學的途中也要嚴格遵守交通法規，紅燈停、綠燈行，過馬路走斑馬線等等。我的爸爸媽媽也都是遵紀守法的人，每次我們外出用餐，爸爸只要喝了酒就不開車了，由媽媽開車，因為法律規定不允許酒後駕車，我也經常看到電視上報道有人酒後駕車造成了很嚴重的交通事故，給自己和他人都帶來了難以磨滅的痛苦，這都是司機平常沒有按照法律的准則規范自己行為的結果。
有了法制，才會有和平和安全。我們雖是小學生，我們也應該隨時隨地遵守規則，遵守法制，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遵守法則也是從小事做起的，從你、我、他做起，讓我們一起大聲說：「遵紀守法，從我做起！」

『肆』 關於法治的小故事有哪些急，急，急，明天就要啊

幾個法治小故事
2015-11-12 禪修纏休 閱 21428 轉 252轉藏到我的圖書館微信分享：

幾個法治小故事

一、敬畏法律
什麼是法治國家？有兩件事情和兩個人給了我答案。
前些日子，公司接待了一位美國的客戶。這位叫尼爾森的美國商人一直生活在美國。談判結束後，公司宴請尼爾森，了解到尼爾森喜歡吃魚，我們就點了一道清燉虹鱒魚。
這道菜上來以後，尼爾森眼睛一亮，連說「謝謝」。看得出，他真的很喜歡這道菜。尼爾森在我們的謙讓之下，夾了一塊魚肉。然而，肉還沒有送到嘴裡，就被他放回了盤子里。他很失望地對我們說：「很抱歉，我不能吃這條魚了。」我們十分驚詫，很擔心是衛生方面出了問題，引起了他的警覺。尼爾森卻解釋說：「根據我們美國的法律規定，為了保護生態環境，不能吃有籽的母魚。你們看，這條魚有籽啊，我不能吃。」公司的老總忙說：「沒關系，這是在中國，中國沒有這樣的法律，你可以盡情品嘗。」尼爾森卻說：「在哪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美國人，我要遵守我們的法律。」尼爾森自始至終沒有吃一口魚肉。他的行為讓在座的每一位都肅然起敬。
一名普普通通的美國商人，在異國他鄉都能夠不受主人熱情的影響，如此遵守法律、敬畏法律，這就是一個法治國家在自己公民身上打下的烙印。
聖安東尼奧市的市長卡斯特羅有個不良的嗜好，就是抽煙。當時，中方的接待人員正在前台辦理住宿手續，卡斯特羅的煙癮上來了，坐卧不安。他的助手說：「再忍耐一會，等到自己房間里就可以抽煙了。」我看了看酒店的大堂，沒有發現禁止抽煙的提示牌，就說：「在這里可以抽，這里沒有禁止吸煙的規定。」卡斯特羅說：「這是酒店大廳，公共場合是不能抽煙的，這是法律規定的。」我說：「建議你去洗手間抽。」卡斯特羅搖搖頭說：「洗手間也不是自家的，再等會吧。」我沒有再解釋。之前尼爾森的行為已經告訴了我，即使在中國，卡斯特羅也會遵守美國的法律。之後，我通過卡斯特羅的助手了解到，美國許多州都將公共場合禁止抽煙納入到法律條文中，對違法者最高可判處十五天監禁。
普通商人尼爾森敬畏法律不吃有籽的母魚，而身為市長的卡斯特羅也因為法律規定而不在公共場合抽煙。哪怕他們身在中國，依然遵守本國的法律。這說明，他們守法不是因為在意違法所要付出的代價，而是因為他們自覺地對法律存有敬畏之心。美國有許許多多奇怪的法律，洛杉磯的一條法律禁止市民在街燈下捕捉飛蛾；加州中部的帕洛阿爾托市有一條法律，禁止在牆壁和其他任何垂直表面溜冰……這些不可思議的法律條文即使有人違反了，當事人也不會付出多大代價，甚至沒有相應懲罰，但卻很少有人去碰觸。像尼爾森和卡斯特羅一樣，在一個法治社會里，法治意識已經深入到公民的靈魂里，每個人都對法律存在著極強的敬畏之心。
在法治社會，無論你是普通人還是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都要服從法律，居於法律之下，而不是法律之上。如果有某種勢力凌駕於法律之上，那麼，人們就不會對法律有敬畏之感，法治也就會遭到破壞。蘇格拉底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從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到普通民眾，只有敬畏法律，信仰法律，一切以法律為准繩，社會才會是一個法治社會。
二、遵守規則
1:《列寧守紀的故事》 「按次序理發」 有一次列寧去克里姆林宮理發室理發。當時，這個理發室只有兩個理發師，忙不過來，很多人都坐著排隊，等候理發。列寧進去後，大家連忙讓座，並且請列寧先理，可是列寧卻微笑著對大家說:「謝謝同志們的好意。不過這樣做是要不得的，每個人都應該遵守公共秩序，按照先後次序理發。」他說完後，就隨手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最後一個位置上。
2:《我也要遵守制度》 那還是在延安的時候，毛主席去醫院看望關向應政委。兩人愉快的在病房裡交談起來。護士進來說:「同志，醫生吩咐，病人要安靜，不能會客。」毛主席謙和的說:「對不起，小同志。」隨即辭別關向應離開了病房。
3:《無論誰都要遵守制度》 一次，周恩來去北戴河，需要看世界地圖和一些書籍。工作人員給北戴河文化館打電話，說有位領導要看世界地圖和其他一些書籍。接電話的小黃回答:「我們有規定，圖書不外借，要看請自己來。」周恩來便冒雨到圖書館借書。小黃一見是周總理，心裡很懊悔，總理和藹的說:「無論誰都要遵守制度。」
4:《這個戰士應該表揚的》 有一次,劉少奇同志去散步，走到某炮兵陣地，想進去看看。站崗的戰士不讓進。隨行人員上前對戰士說:「少奇同志想去看看陣地。」戰士認真地說:「上級有規定，要有上級指示才能看。」隨行人員很生氣，少奇同志卻沒有生氣。反而笑著說:「回去吧!」說著就往回走。一邊走一邊告訴隨行人員:「回去告訴那個戰士的領導，不要批評他，他做得很對。」後來部隊領導知道了，要批評那個戰士，少奇同志再次讓工作人員轉告部隊領導:「這個戰士認真執行規定製度，不但不應批評，還應該表揚.」

『伍』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有哪些

1、陳毅制定「入城守則」

1949年5月24日夜裡，上海街頭響起半夜激戰的槍聲。第二天，天蒙蒙亮，市民們小心地打開一點門，從門縫里望出去，只見馬路兩側，整齊地躺滿了抱著槍，合衣而睡的解放軍戰士，市民們感到奇怪，「這些軍隊怎麼和以前不一樣的呢？」

不一會，市民們開始走出家門。他們看到戰士已經起來了，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吃飯，吃的是饅頭、鹹菜。於是，不少市民拿出熱水瓶，給戰士們倒開水。戰士們笑嘻嘻地搖著頭，謝絕了。

天大亮了，「解放軍露宿街頭」，「解放軍秋毫無犯」的消息，迅速傳遍了整個上海，市民蜂擁上街頭，歡迎人民子弟兵，慶祝上海獲得新生。

原來上海大戰役打響前，陳毅就讓秘書長起草了《入城守則》，為接管上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陸』 從朱元璋的經歷看法治和人治

一 重典治國政策出台的背景

第一，前車之鑒，吸取元朝滅亡的教訓。元朝統治末期，政治腐敗，綱紀廢弛。官僚系統更是腐朽不堪，「內用聚斂之臣，外興無名之師，嗜利黷武」（1）是當時統治階級腐朽現狀的寫照，民生凋敝，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水深火熱。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起義風起雲涌，迅速瓦解著元朝的統治，最終，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通過合並、征戰和較長時間的成長，力挫群雄，消滅元朝政府，奪取天下，建立明王朝。朱元璋通過總結元朝覆滅教訓，認為元朝滅亡的最大教訓在於吏治腐敗，綱紀廢弛，統治者失去民心。此外，他認為元朝法律過於寬松，很不利於統治。「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儉也。」「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2）鑒於此，朱元璋決定施行重法，打擊貪官污吏，肅清統治環境，恢復經濟。
第二，鞏固新生政權，促使經濟復甦的需要。明初社會經濟凋敝，百業待興，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政局動盪不安。各種社會安定與發展的難題困擾著明初的政局。朱元璋認為，這是亂世的表現，「刑亂國，用重典」成為他的首選的治國理念，對此，他制定一系列法律制度，推行嚴刑峻法，整飭明初社會經濟環境。
第三，朱元璋的個人經歷和個人性格因素。朱元璋自幼出身於貧民家庭，元王朝的黑暗統治和貪官污吏的剝削壓榨使得朱元璋從小失去父母，家破人亡，過著逃亡漂泊的生活。從四處乞討的游僧，到起義軍的首領，再到明朝的開國皇帝，這些經歷使得朱元璋深刻體會到民間疾苦和底層生活的悲慘不堪，更深知貪官污吏對於百姓的殘酷冷漠和無情壓榨。「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3）不凡的個人經歷造就了朱元璋獨特的心理和性格，使得他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並造就了朱元璋性格暴戾的一面。這些因素使得朱元璋上台後迅速推行以整頓吏治為重點的重刑主義。

二 重典治國在明初法治實踐中的體現

第一，《大明律》。朱元璋親自指導制定的《大明律》，於洪武三十年五月頒行，共四百六十條。《大明律》與被成為古代法律基準的《唐律》相比，在以下幾個方面呈現出重刑主義的傾向。

（1）增設刑罰種類，刑罰措施的嚴厲性和殘酷性大為提高。在《刑名》部分，《唐律》規定的刑種為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為絞、斬，徒流刑不加杖。然而《大明律》則在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尚有凌遲刑和刺字之法，還有閹割枷號之刑，另外徒流刑加杖，徒有總徒四年、准徒五年，流有外遷、充軍。此外，由於明太祖十分注重「重典治吏」，所以在明律中還特地取消了唐宋律當中的「官當」、「除免」等優待官員的制度。（4）

（2）擴大罪名內容，增加了律文的條款。例如，鑒於唐宋幾朝內外官「吏勾結，皇權旁落的教訓，明律專設了奸黨律條，規定：「凡姦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斬，若犯罪律該處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者亦斬。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門官吏，不執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5）為重懲「賊盜」，明律增設了刺字和「起除刺字」之法以及「盜賊窩主」、「白晝搶奪」等專條，規定：「凡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皆斬。」（6） 「凡盜賊曾經刺字者，俱發原籍收充警跡，該徒者役滿充警，若有起除原刺字樣者，杖六十補刺。」（7）

（3）提高同一罪名的法定刑幅度，擴大株連范圍。例如，同為謀反及大逆罪，《唐律》規定本人不分首從皆斬，連帶處死的范圍除父子年十六以上者外，其他人可不處死。謀反「詞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斬，父子可不處死，篤疾、廢疾者亦免。但是相形之下，明律對此罪之規定則令人不寒而慄：「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孫、父母、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又如同為強盜罪，《唐律》規定不得財者徒二年；得財者十匹以上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而明律則規定已行而不得財這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8）。

第二，頒布《明大誥》。《明大誥》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時的一種特別的刑事法規。它的名字來自於《尚書》中的《大誥》篇，原本是周公東征時對臣民所說的訓誡。朱元璋為了從重處理犯罪特別是官吏犯罪，就將自己親自審理的案件加以匯總，再加上就案而發的言論，合成一種訓誡天下臣民必須嚴格遵守的刑事特別法。它是在朱元璋親手處理了包括「空印案」和「郭桓案」等貪污害民案後，編成的從洪武十八到洪武二十二年懲辦犯法官吏的四部案例匯編，包括《御制大誥》、《御制大誥續編》、《御制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雖然不能算正式立法，但由於其所涉及的案例是朱元璋親辦親懲的，且親自主持編定的，因此，它具有法外之法的作用。朱元璋特別重視《大誥》的普及，要求各家各戶都有一本。家裡藏有《大誥》的，犯罪在審判的時候可以罪減一等。《大誥》減刑的這種規定後來成為明朝法律的一個制度。

《大誥》規定，對於犯罪官吏逐層追查，相關層級和人員負連帶責任。《重視預防的皇帝——朱元璋》中說,「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糾贓自何而至；若布政使賄於部，則拘布政使至，問斯贓有何得，必詣於府，府亦拘至。」可見其對於官吏犯法責任追究的徹底性。另外，《大誥》的處罰措施相對《大明律》要嚴酷得多，不僅法外用刑合法化，還恢復了很多自漢文帝時就廢除的殘酷肉刑，如：墨面文身、剁指、刖足、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等。這裡面就包括特別針對官吏所規定的「剝皮實草」之刑，其殘酷程度與威懾作用可見一斑（9）。《明大誥》不僅是重刑治罪、鎮壓吏民的根據，也是朱元璋政治思想的直接體現。它在打擊奸頑的同時教導天下良民遵守法度，配合皇權，維持社會秩序。《明大誥》是政治的產物，它的頒布是朱元璋「刑亂國用重典」思想的充分落實。

第三，法外用刑。在司法實踐當中，除了對堪稱重典的《大明律》以及《大誥》予以嚴格的執行之外，朱元璋還把法外用刑作為鎮壓平民和懲治貪官的重要手段：

首先，皇帝直接控制審判大權，司法變成了任意生殺的工具。這使得生殺大權任由皇帝的喜好而定，既可以該殺不殺，也可以任意錯殺，導致司法審判全亂了套。有史記載，「蘇人範文從，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年間，拜御使，忤旨下獄論死。」後來，朱元璋發現範文從是「仲淹十二世孫」，於是一反常態，免其死罪，還為其御筆賜詞。

其次，擴大株連范圍，屢興大獄，殺戮功臣，本來按照法律的規定，除「謀反」、「大逆」之外，不能族刑連坐，但是朱元璋為了清除異己和懲治貪奸，便肆無忌憚地擴大株連的范圍。無論是「熊羆之宿將」還是「帷幄之謀臣」，不管其是否有罪和罪情大小，往往被加上「大逆」之罪名，被殺頭、抄家、滅族。像胡惟庸黨案、郭恆貪污案、藍玉黨案等等都是洪武年間駭人聽聞的大獄，被株連殺害的官吏竟達十餘萬人之眾。

再次，以檢校、錦衣衛參與偵察審判。作為專設之特務人員，檢校「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而作為軍事特務組織的「錦衣衛」，則設有監獄和法庭，全國重大的政治性犯人，都要交它審判和處刑。《通鑒輯覽》記載：「明天下重囚，多收系錦衣衛斷治」，「帝時有誅戮，輒下鎮撫司雜治，不由法司」，可見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權力無邊的特別法庭。

三 重典治國思想對明朝政局的影響

首先，朱元璋實行的一系列明刑重法措施扭轉了明初惡劣的吏治環境。不可否認，在吏治腐敗，百業待興，民生凋敝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典治國的舉措，在社會各個方面尤其是整頓吏治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幾有兩漢之風，且駕唐宋之上」（10）社會風氣得到極大改善，為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朱元璋的重典治國一系列立法措施建立了整個明朝的基本法律體系，對明朝的法治進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明代的後世諸君，基本沿襲明初的典章制度。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既促成了明中前期比較繁榮的社會經濟局面，也為明朝後期極端腐敗的政治埋下了禍根。明朝中後期的吏治腐敗，宦官專權，以及無法扭轉的頹勢局面，無不跟明初的重刑主義有直接聯系。

四 對於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認識。

第一， 重典治國根本在於為專制和集權服務。

「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完成高度集權和直接控制行政權利的典型案例。洪武十三年，丞相胡唯庸謀反案發，胡本人被處死，受誅連人數之眾達一萬五千人，而此案最大的影響則是朱元璋將自秦以來沿習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徹底廢除，形成皇帝直接管轄六部的行政組織架構。自秦漢以來，皇權與相權的爭奪伴隨著封建制度的不斷發展從未停歇，且有越演越烈之勢。相權對於皇權的削弱，甚至威脅成為封建君主維護自身政權的首要障礙，封建制度發展到明初，相權也成為皇帝對國家進行直接控制的最大障礙，因此，廢除丞相制度是封建制度發展的必然選擇。朱元璋所推行的重典治國，顯然也是其完成封建集權統治，完全達到個人專制的顯著表現。

第二，重典治國強調「重其所重，輕其所輕」。

首先，不能簡單地把「刑亂國用重典」理解成為朱元璋的重刑主義思想。「刑亂國

用重典」語出《周禮?秋官?大司寇》，原文為「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

曰刑亂國用重典」，意思是刑罰應該根據不同的社會情況和社會時期而制定。太平盛

就可採取條文簡約、處罰從寬的法律，而對於亂世則應堅持重典治國。可見，「刑亂國用

重典」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重刑主義。其次，從明初時期的立法及司法實踐來看，並不是一味的強調刑罰，而是表現出很大程度的寬猛相濟、禮刑並用的原則。雖然貫穿洪武一朝始終的法治主線始終是明刑重典，但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先正綱紀」、「懲創奸頑」，懲治朋黨及貪污腐敗，以鞏固新生政權。這從朱元璋後來特別告誡繼任者朱允炆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11）。故而，筆者認為對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理解仍應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世輕世重」原則（12）。

第三，重視法制宣傳，務求立法簡明彰顯歷史進步。

朱元璋十分重視法制的宣傳和普及工作，這與歷代君主所認為的法為「神秘利器」不同，他認為法律的普及與宣傳能使普通百姓知法而不致犯法，使萬民「奉法守分」。《明大誥》制定完畢，朱元璋親御午門，面諭群臣。闡明其制大誥示臣民的目的。他說：「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下令「使民知法」，要求「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要「臣民熟視為戒」，並「令天下府、州、縣民，每里置塾，塾置師，聚生徒教誦御制《大誥》，欲其自動知所遵守。」「民間子弟於農隙時講讀律令」，規定村社節日、民眾集會時，官府專人負責講解《大誥》內容。為了強化普及法律，他甚至還規定民家有《大誥》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13）。如此重視法律的宣傳和普及，這在古代社會可謂是空前絕後的。

朱元璋同時強調立法一定務求簡明，朱元璋認為法律簡當則無出入之弊，嚴明則民知畏而不敢輕亂，立法簡當可以言直理明，人人易曉；相反，若法網嚴密則國無全民。《大明律》在制定過程中，充分吸收各朝立法成功經驗，務求簡約通用。在簡明務實的思想知道下，《大明律》的制定完全擺脫《大元通制》的繁冗體例，甚至比有古代法律基準之譽的唐律還要簡約，篇目從唐律的十二篇減為七篇，條文從唐律的500條減為460條，但卻含蓋了比唐律更為寬泛的內容，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的重大進步。

第四，全力反腐，整肅吏治是重典治國思想留下的歷史光輝。

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重要落腳點就在整頓吏治上，《明大誥》的制定和頒布，以及令人驚嘆的普及程度，是朱元璋全力治貪，整肅吏治的集中表現。《明大誥》中，絕大部分的條款是針對官員貪污地方豪強地主，只有一小部分是對強盜、賊殺等行為的懲處。作為底層農民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清醒地意識到官員的貪贓枉法和地方豪強的不法行為會是危脅國家的長治久安最大隱患，「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因此，朱元璋始終堅持重典治吏方針，對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毫不留情。朱元璋言出必行，執法不分親疏、不論功過，只要犯法，一律重處。例如，駙馬歐陽倫販賣私茶被處死，對侄子朱文正橫行不法嚴懲不怠。他對貪官污吏施以最殘酷的刑殺，官員貪污只要上六十兩即梟首示眾，還特別發明「剝皮實草」的刑法，專門針對官員的腐敗犯罪。可見，朱元璋的重典治國方略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官員的貪贓枉法。這是朱元璋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

第五，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明太祖通過廢除宰相建立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但事實證明，這種集權制度在封建社會是行不通的，它不但要求執政者不僅要勤於政務，而且還要有高超的執政能力，這必然與封建社會的世襲君主制發生嚴重抵觸。朱元璋自己恐怕也做不到皇帝丞相一起做，從而管理好整個龐大的帝國。他的後繼者們就更難做到了，如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居然連續罷朝28年，明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只會對精細的木工活感興趣，導致封建皇權旁落，給明代的宦官專權和廠衛特務的橫行留下最大機會。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指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14）是不無道理的。事實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入明清時期已經發展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但卻並沒有帶來統治者所期待的「天下太平」與「皇位永固」，反而使人治體制下的種種弊端暴露無遺，這說明封建專權里的人治因素早已成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桎梏。

其次，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與法治體制，重典治國的成效註定是曇花一現。朱元璋在打擊官員腐敗方面挖空心思，費盡心力。但並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狀態，反而使得他以後的明王朝怪相叢生，貪腐橫行，整個國家陷入癱瘓。究其原因，這是由封建集權制度本身所決定的。君主集權制度要求國家一切權力集中於皇帝，「朕即國家」，「國者，君之車也」，但皇帝卻不可能事必躬親，必須通過官僚集團來執行自己的意志，皇帝雖然痛恨官僚集團的腐敗，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這個官僚集團，這就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吏治整頓上的惡性循環規律，嚴厲打擊則官員個個自危，政局萬馬齊喑。一旦放鬆則腐敗馬上反彈，無法控制。歷史表明，官僚的腐敗根源在於封建專制體制，民主法治才是防治腐敗的根本措施，只有人民成為國家的主體，真正實現依法治國，才能把政府官員納入有效的權力監督之下。

最後，朱元璋任意踐踏法治，大搞殘酷的法外用刑，是中國的法制進程倒退。誠然，朱元璋是中國古代集權政治和人治思想的理論大師，他的一整套理論和措施對當時社會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但破壞作用同樣也是巨大的，特別是廠衛特務組織的設立，其權力凌駕於「三法司」之上，控制司法大權，破壞國家正常的法治秩序，這都必然導致朱元璋重典治國藍圖的落空和整個帝國大廈的傾塌。此外，他還大興殘酷刑罰，恢復了自漢文帝以來就被逐步廢止的肉刑，使明代法製表現出及其殘忍和野蠻的一面，也讓後世理解這個朝代時都心生陰暗。所有這些，都阻礙了中華法制文明的發展與進步.

『柒』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頒專布了臨時屬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