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論道德

㈠ 梁啟超論諸子百家之「正人心」的唯心主義傾向

老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人，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碩大的頭顱內究競包含著多少人生的智慧；他還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額際密密的皺紋中不知隱藏著多少陰謀與陷阱；當然，他還是一位令人望而迷憫的人——他神奇般地出現在我們民族的孩童時代，大約是失望，或另有使命，又神奇般地消逝他方。在夕陽的余暉中，他晃動著遠去的身影，棄我們如棄敝屣。他對我們竟沒有一毫的留戀之意，讓我們世世代代為此難堪自慚。老子出關而去是一件意義嚴重的事件，它表明，我們已經不配受哲學的引導；而我們自己由於迷醉與迷失於物質世界，也可恥地拋棄了哲學。一個絕頂的哲人，不屑與他的同胞為伍，甚至不願埋骨鄉梓，這難道不使他的同胞自信與自尊受挫嗎？我寫這篇文章時是真心感到了一種難以自掩的羞慚的。我的祖先怎麼了？真的是墮落得萬劫不復了嗎？真的是不配這樣的一位哲人來教導嗎？
老子的行蹤可以用得著這樣一個詞：神出鬼沒，令我們悚然。有人說他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在雲端里半隱半顯。——只是，他現在還在那裡么？
不過，就算他是飛鴻，偶然經過我們的時空，也還是留下了雪泥鴻爪，還是給我們留下了憐憫和慈悲。司馬遷不知有何依據，斷言他是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苦縣原屬陳，陳又為楚所滅。所以又屬楚了。當時南方北方的民風與學風已有較大不同，楚國也就以道家學派及由此而生成的文化傳統，自豪地與齊魯大地的儒家、三晉大地的法家比肩而立鼎足而三。
老子的著作是有名稱的，這和其他諸子著作統以作者姓氏加「子」命名者不同。他著作的名稱就叫《道德經》，或者，根據《德經》、《道經》之先後又叫做《德道經》。何謂德？一物之所以為一物謂之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事物的本質屬性，特殊屬性；何為道？萬物運行之規律謂之道。所以，老子研究的，感興趣的，是較為純粹的哲學問題，是對客觀具象事物的抽象。
他也是一位深諳歷史的學者，司馬遷說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就是周王朝政府檔案館的館長。那時的政府檔案館中所保存的文獻，不外乎是史官們記事記言的歷史罷了。他整天關在陰冷的屋子裡讀這些東西，能不「一篇讀罷頭飛白」？難怪他「生而發白」。他生在那麼多既有的歷史之後，如歷史的一個晦氣重重的遺腹子般。是的，對於有些人來說，人類集體的經歷和創痛往往就如同他個人的經歷和創痛，人類已往的體驗也就是他最個性的感性體驗，老子正是這類超常人中的一個，面對著「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歷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變為雞皮「老子」，並在他額頭上深深淺淺密布的皺紋中，埋下與陰謀、與冷酷甚至與殘忍難分難解的智慧？班固說，道家出於史官，是有感而發吧。
看多了罪惡，不是與世同濁，心腸隨之冷酷，便是脫胎換骨，超凡入化，蛻化出一顆大慈大悲的心靈。綜觀老子的遺著，好像他這兩者兼而有之，猶之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寧宙。不過我相信，當老子帶著滿頭風霜，一臉慈悲，走出守藏室時，他已洞穿人生的厚壁。在陽光下他眯眼看人間，人間混亂而無道，正如一塌糊塗的歷史。他心如止水。一切把戲他都已了如指掌，各色人物他也都似曾相識，周朝的大廈將傾，山河將崩，九州輻裂，小小的守藏室亦將面臨一場浩劫，「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那些厚重的典籍守不住也藏不住了。他抬頭看看西天的晚雲，去意滿懷，是的，該走了。
不過，我們還算幸運。據司馬遷的記載以及後來神仙家的推衍，當老子騎著青牛要出關而去時，被關令尹喜擋住了。這位尹喜對老子說： 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在你拋棄我們之前，能否勞神一下，為我們留下你的思想？）
多年以前，我揣摩老子此時的心情，假託老子口吻，寫過一篇《老子出關》：我已經沒有什麼故事告訴你們了。
我曾預言過劫數的到來。我曾以薄薄的柳笛吹起晚嵐。然而那時你們甜寐於未朴的歲月之夢，白白地錯過了時光。
召喚已經傳來，我將離去，在另一國度的土地上播撒幻夢之粒。在我走進血紅的夕陽之前，我留下這五千言的零亂緘言，在世紀的廢墟中如潑散的彈子。願你們仔細地收撿，當一切都已墮落，一切都已不可為，你們就去玩彈子。

㈡ 梁啟超的故事。

1，梁啟超一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又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前後矛盾，以致難以令人信服。

2，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隨康有為亦步亦趨，無論辦報或教學，都注意並且用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他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宣傳西方科學文化，充分顯露了年輕愛國志士的朝氣和銳氣。

3，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一度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進行一次「破壞」：「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 但是這種居於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搖擺，在梁啟超的身上並沒有持續多久，他仍然和康有為一道，鼓吹改良，主張「斥後保皇」。

4，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後，梁啟超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 使梁啟超難堪的是，正當他還在口乾舌焦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制的時候，清廷卻正式宣布要「預備仿行憲政」了。

5，以後，梁啟超又高唱憲政，在立憲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經行將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權，共和之制勢在必行，梁啟超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

6，直到民國之後，這種多變的特徵，在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時有反映，從擁袁到反袁，從護國到擁段。一變再變，終於技窮。

(2)梁啟超論道德擴展閱讀：

1，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

2，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3，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

4，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

5，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4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㈢ 梁啟超的教育主張

（1）「開民智」、「伸民權」與教育作用

梁啟超認為國勢的強弱隨著人民的受教育程度而轉移，並明確地將「開民智」與「伸民權」聯系起來，揭示了專制與愚民、民主與科學的內在聯系。他的「開民智」實具有科學與民主啟蒙的內涵。後來梁啟超覺察到「民智」和「民權」並不能劃等號，因此他提出教育應該有宗旨。

（2）培養「新民」的教育目的

梁啟超的教育目的是培養新民，新民必須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質，諸如國家思想、權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險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氣、毅力等。

可以看出這種新民正是具有資產階級政治信仰、思想觀念、道德修養和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知識技能的新國民。

賦稅思想

梁啟超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

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雲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㈣ 梁啟超提出了什麼觀點

• [liáng qǐ chāo]

• 梁啟超

• （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 編輯

•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1]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2]

• 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2]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㈤ 簡要概括指出梁啟超的法治思想精髓

1、內容上：法治思想是梁啟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其分為法治的「依據」「、基礎」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
2、實行：「三個相結合」,即「法治與民權相結合,法治與道德相結合,中法與西法相結合」。
3、意義：有利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振興中國實業；他認為「法治主義是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

補充：梁啟超法治五大主張：
（一）以大陸法系為楷模，制定資本主義「六法」體系。
為了仿行西方資本主義法律制度，梁啟超建議不僅要廣泛地翻譯、 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學說，而且要翻譯、引進西方各國的「國律、民 律、商律、刑律等書」以此為楷模，在中國首「立憲法」，制定包括民法、 商法、刑法、訴訟法、行政法等在內的國內法。同時，還應加強研究 和發展國際法。

（二）為民立法，立法應以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為宗 旨。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必須立「善法」、制「良法」。他說： 「管子之言法治主義，以得良法為究竟者也。」什麼是「善法」、 「良法」？如何區分「良善」之法與「不良善」之法？梁啟超認為區 別兩者的標准就在於法是為誰的利益服務？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如果
法的主旨是為了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循所謂最多數最 大幸福之正鵠」，就是「善法」、「良法」。因為「眾人之利重於一 人，民之利重於吏，多數之利重於少數，昭昭明甚也。」

（三）立法權應歸多數之國民，由專門獨立的立法機構行使。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極重要的問題是解決立法權問題。「立法 權之附屬」問題，不僅是「為立國之大本大原」，是國家「政治之本 原」，而且它直接決定法律的性質，關繫到「國民之能得到幸福與否， 得之者為多數人與否」，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實現。

梁啟超又遵循孟德斯鳩論立法、行政分權之理，參照西方 各國關於立法機構的設置，主張設置獨立的、專門的行使立法權的立 法機構。他說：中國「因事勢，從民欲」，迫切需要設立一個獨立、 專門的立法機構，「立制改變，以利國民。」

（四）實行法治必須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梁啟超認為，一個國家實行法治，除了首先根據國內外形勢制定 出「良善」的「新法」之外，還必須強調法的嚴肅性，堅決認真貫徹 執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他說：「法也者，非將以為裝飾品 也。而實踐之之為貴。」又說：「立法非以為觀美也，期於行焉。欲 養成人民遵守法律之習慣，則當一法之將頒，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實 力以盾其後。若法意雖甚善美，而形格勢禁，不獲舉而措之，則毋寧 暫緩焉。」立法不是為了裝飾門面，美觀好看，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 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義與價值，徒具虛文。有法等於 無法，還不如不立法。他說：天下古今之國家其得失的標准在什麼地 方？「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他贊揚先秦法家法治 主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法令不立則已，立則期以必行而無所假借」。

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梁啟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 一些主張，認為要實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還必須注意 以下幾點：（1）賞罰嚴明；（2）不得濫用法權；（3）劃一性，簡要 性；（4）要適時，勿保守；（5）治於法律，一律平等；（6）不脫離 國民文化程度、素質水平。

（五）司法獨立。
梁啟超根據孟德斯鳩的法理以及中外歷史實際，明確提出要建立 近代法治，必須充分認識「司法獨立為立憲政治之根本」原則，「以 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因為「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 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亦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 合，則國人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至危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中國封建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

㈥ 梁啟超提出了什麼觀點

梁啟超認為，「救亡圖存」是變法維新的出發點，「變法維新」是救亡圖存的必由之路。首先，他以資產階級進化論的觀點，來論評「變法」是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其次，他以具體事實批駁了清朝統治集團中的頑固派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謬論。說明法隨時變乃「古今之公理」，法制是不能「一勞永逸」的。最後,他分析中國當時的現狀，指出「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 梁啟超認為，中國要「救亡」、「自強」，實行變法，必須改革中國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至國家的政體。首先，變法「必先變人」。其次，變法「必興民權」。再次，變法必須變專制政權的為立憲政體。具體做法是：第一，設立民選議會。第二，制定憲法。第三，實行「三權分立」。 梁啟超借用西方資產階級倡導的「三權分立」原則，結合我國情況，創造了他自己的三權分立說，即由國會行使立法權，由國務大臣行使行政權，由獨立審判廳行使司法權。並且，他把統一「三權」的統治權稱為「體」行使「三權」稱為「用」，即所謂「三權之體皆莞於君主」。這就是說，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的「體」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憲里的「君主」同君主專制里的「君主」一樣，享有最高的權力。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權使用上，立憲政體對君主有某些限制罷了。 梁啟超在法治與人治的關繫上，堅持法治與人治不可偏廢的觀點。首先，他反對只要人治的主張。他認為人治的弊端重重： （一）人治發揮作用的時間短，范圍小，「人亡則政息」，而法治發揮作用的時間長，范圍廣。 （二）人治是一種賢人政治，而世上賢君少於昏君，所以世上多無長治久安之時。 （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國大，政務繁，若專靠人治，是行不通的。 其次，他也反對只靠法治。他認為： （一）人能製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制定，具備了一定的「德」與「智」的人，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後才能有「善治」。 （二）「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後才有善治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運用才可發揮作用。 此外，梁啟超還強調指出：「法不能獨立」，在他看來，道德具有社會制裁力，法律具有國家制裁力，兩者要「相須為用」。 綜上所述，梁啟超具有豐富的法律思想，他在近代思想史上的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

㈦ 梁啟超評價

梁啟超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影響巨大的人物，但對他的評價卻褒貶不一。過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幾十年才對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給予正確的評價。我對梁啟超先生的評價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奇才，並歸納了他對近現代中國的十四大貢獻。
一、梁啟超是中國傑出的啟蒙思想家 梁啟超先生最早將西方的民權，民主自由思想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促使了國人的覺醒，使國人產生了近代化意識。以戊戌變法為界，中國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統思想，此後是啟蒙思想興起。他將民權思想引進實務學堂，培養新式人才，開創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階段。他的啟蒙思想還影響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具有國際意義。 二、梁啟超先生堅決不妥協地反封建專制，倡導民主憲政，開創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時代。 三、梁啟超是中國傑出的宣傳家 梁啟超先生把報刊作為宣傳思想的陣地，先後創辦了《中外紀聞》、《實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國聞報》、《大中華》、《申報》等有重大影響的報刊。他的文章反映了當時最科學的思想，廣受知識分子的歡迎，影響廣泛。他將西方的哲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財政學和法學等當時先進的學科和學說介紹到中國。 四、梁啟超是世界史上罕見的社會活動家和傑出的政治家 梁啟超先生是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主將，君主立憲的倡導推動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憲派領袖。辛亥革命後任進步黨黨魁，熊希齡主閣時任司法總長兼財政總長。袁世凱稱帝，他憤然拒絕重金收買，發表著名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公開討袁，與蔡鍔等組織護國運動。一戰後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極力主張力爭國權。他事先探聽到日本欲接管山東這一帝國主義圖謀，及時將消息傳回國內並在報紙上發表，引發了標志中國民主革命轉入新階段的五四運動。 五、梁啟超是堅決反帝的旗手 梁啟超組織領導了公車上書反對簽定《馬關條約》。發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國主義欲瓜分中國的野心。堅決地反對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六、梁啟超是中國傑出的教育家 由於過去對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啟超的教育思想沒引起國人的重視。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導教育救國，提出培養人才是基礎的教育救國論。（2）興辦學堂等教育機構，主張廢八股，設立京師大學堂和國內各級學堂。他率先引進西方學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針。（3）設立圖書館，他先後設法組建了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松坡圖書館，組織建立了中國圖書館學會。（4）實地講學，早年在東莞辦學，後任萬木草堂學長，主講於實務學堂。辛亥革命後任清華大學教授並為清華題寫了 「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校訓。（5）教育以育人為本的教育思想。主張首先教學生做人，次則傳授知識，貫徹「立志，愛國，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個兒女中有八個出國留學，又都學成歸國，其中三個是院士。他在理論和實踐上為中國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礎。 七、塑造國民精神 梁啟超畢生致力於倡導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秀精神 ，引進西方先進文化。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歷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國民懦弱性的學者，主張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國民，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啟超是網路全書式的學者 梁啟超先生把當時幾乎所有的西方社會科學都介紹到中國並結合中國實際加以推廣。他廣泛研究中國歷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為帝王作譜牒，提出了新的史觀。因此我們可以說梁啟超先生是中國舊學的終結者，新時代中西結合新文化的開創者，是劃時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創思想解放，反對儒訓 梁啟超開創了中國學術的新時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第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人並不是李大釗，而是梁啟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啟超就發表文章宣傳這一學說，李大釗是在梁啟超創辦的《申報》供職期間受他的影響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 十、學術著作頗豐，學術觀點價值高 據上海社科院研究梁啟超著述的學者說，梁啟超的已出版學術著作約有1400萬字，未錄入著作的約是2000多萬字，可見他的文章之多。 梁啟超最早提出中國處於由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觀點，並設想了過渡社會的發展模式¬¬¬¬¬¬¬—漸進的，分階段的。在這種觀點影響下他主張實行開明君主制，反對激進的暴力革命。他認為開明皇帝是改革的重要人物，對社會歷史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梁啟超反對跨越論，主張把中國實際與國外經驗結合起來，反對照搬外國的經驗。他在政治上主張實行開明君主專制，經濟上反對節制資本，提倡大力發展民族資本來增強國力，反對激進的社會主義。回望他的思想觀點同黨的十五大制定的 「社會發展的速度，力度要與社會的承受度相適應」的社會發展方針是多麼得吻合呀！ 十一、梁啟超首倡道德革命，猛烈抨擊三綱五常的儒家倫理道德。 十二、崇高的人生觀，價值觀，科學先進的學術觀 梁啟超先生以他高尚的個人情操，淵博的學術，博愛的社會革命活動受到了國內外人士的高度評價。愛德加·斯諾評價他是「中國精神之父」。日本首相伊騰博文稱他是「中國珍貴的靈魂」。 十三、開創文學革命 早在新文化運動之前，梁啟超就用語言通俗的新文體寫文章，開創了新文體「實物體」，影響廣泛。他積極倡導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史學革命，提出了新的史學觀點。 十四、首倡女學，宣揚婦女解放 梁啟超先生極力反對婦女纏足，指出了纏足對婦女的殘害，對中國社會的毒害。指出天下民之體始於婦女，娘胎決定體質，人最早接受的教育是母親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興女學，男女平等。提出女學是衡量國家強盛的重要指標的著名論斷。 結論：梁啟超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奇才，劃時代的人物和網路全書式的學者。 討論問答 一 、問：請董老師就梁啟超的女學問題作一下詳細介紹。 答：梁啟超非常關注女學和婦女教育問題，他的幾個女兒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都有所成就。他與上海的有識之士創辦了中國的第一所女學並親自製定了學校章程，部分章程至今仍在沿用。同學們具體可參考《飲冰室合集》中〈〈論興女學〉〉這篇文章。 二 、問：我認為戊戌變法失敗於程序問題，應先推翻慈禧的權力再變法，請問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答：我認為變法過於激進。僅在百日內就頒發了100多道變法文令，使各級官吏無法適應。另外大量裁撤機構，使很多官員失業，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其實慈禧並不反對變法，前提是中央官吏不得任意罷免，祖宗成制不得任意變更。我認為是變法的速度 和力度超過了社會的承受力，這才是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 三 、問：梁啟超在政治思想上發生多次轉變，請問董老師這和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有什麼關系？ 答：我認為梁啟超思想的轉變是由於他個人經歷，和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關系不大。梁啟超受西學影響主張君主立憲。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國外，考察了歐美尤其是美國的民主制度，轉而擁護民主共和。當他注意到西方社會的弊端後，認為民主共和弊端橫生，還是君主制好，於是同革命派展開論戰，主張實行開明君主專制。 四、問：請董老師結合梁啟超研究的經歷講一下有關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 答：過去我們對梁啟超主要是批判，說他是保皇派，反革命等，連他的子女都受到了牽連，直到近幾年才對他有了較客觀的評價，我認為研究評價歷史人物應通過他的社會背景，個人學術著作或文集及活動來分析研究和評價。 五、問：江門電視台一記者說，董老師我在學習社會發展簡史時了解到武裝奪權是革命的唯一道路，您是怎麼看這個觀點的。 答：馬克思說「革命是新社會的助產婆」但我認為這個助產婆要把握時機，過晚或過早都會造成重大犧牲。因此助產婆重要，新社會的孕育者更為重要，否則她將失業。 希語：我希望在坐的各位同學有興趣研究梁啟超，因為他著作豐厚，涉獵廣泛，影響巨大，褒貶不一，研究梁啟超是很有意義的。 筆者感悟 作為一名學習歷史的研究生，我想我們研究歷史應盡力還歷史一個真實的面目。梁啟超先生認為二十四史只為帝王作譜牒，大量野史的可信度又值得懷疑，這為我們尋求真實的史料帶來巨大困難，畢竟董狐筆太少了。我們的國家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但文化劫難也難以數清。焚書坑儒，珍貴史書陪葬，篡改歷史，惡前朝美化今代已把們和真實的歷史遠遠地隔開。農民起義，王朝戰爭，讓文化典在刀光劍影和戰火中煙飛灰滅。階級論又使歷史貼滿了階級的標簽，無數文化遺產毀於階級斗爭，文化學者受盡了靈與肉的折磨甚至死於非命，連後代也成了另類。歷史走到了今天，我們給子孫一個什麼樣的歷史，這是我們歷史學習研究者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責任。

㈧ 梁啟超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什麼

梁啟超認為，「救亡圖存」是變法維新的出發點，「變法維新」是救亡圖存的必由之路。首先，他以資產階級進化論的觀點，來論評「變法」是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其次，他以具體事實批駁了清朝統治集團中的頑固派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謬論。說明法隨時變乃「古今之公理」，法制是不能「一勞永逸」的。最後,他分析中國當時的現狀，指出「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

梁啟超認為，中國要「救亡」、「自強」，實行變法，必須改革中國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至國家的政體。首先，變法「必先變人」。其次，變法「必興民權」。再次，變法必須變專制政權的為立憲政體。具體做法是：第一，設立民選議會。第二，制定憲法。第三，實行「三權分立」。

梁啟超借用西方資產階級倡導的「三權分立」原則，結合我國情況，創造了他自己的三權分立說，即由國會行使立法權，由國務大臣行使行政權，由獨立審判廳行使司法權。並且，他把統一「三權」的統治權稱為「體」行使「三權」稱為「用」，即所謂「三權之體皆莞於君主」。這就是說，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的「體」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憲里的「君主」同君主專制里的「君主」一樣，享有最高的權力。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權使用上，立憲政體對君主有某些限制罷了。

梁啟超在法治與人治的關繫上，堅持法治與人治不可偏廢的觀點。首先，他反對只要人治的主張。他認為人治的弊端重重：

（一）人治發揮作用的時間短，范圍小，「人亡則政息」，而法治發揮作用的時間長，范圍廣。
（二）人治是一種賢人政治，而世上賢君少於昏君，所以世上多無長治久安之時。
（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國大，政務繁，若專靠人治，是行不通的。
其次，他也反對只靠法治。他認為：
（一）人能製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制定，具備了一定的「德」與「智」的人，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後才能有「善治」。
（二）「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後才有善治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運用才可發揮作用。
此外，梁啟超還強調指出：「法不能獨立」，在他看來，道德具有社會制裁力，法律具有國家制裁力，兩者要「相須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