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香港立法

㈠ 香港立法會的概述

《基本法》第六十六至七十九條就立法會的成立及職權訂立規定。立法會的主要職能是制定法律；審核及通過財政預算、稅收和公共開支；以及監察政府的工作。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亦獲授權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並有權彈劾行政長官。
《基本法》第四十九條及五十條訂明，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可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而立法會如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原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一個月內簽署公布或按《基本法》第五十條的規定解散立法會。然而，經重選的立法會如仍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原案，行政長官必須簽署公布法案，否則便須辭職。立法會獲賦予這些新權力，是為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能充分地互相制衡。
《基本法》亦詳述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何種程度上享有自行制定法律的自主權。根據《基本法》第十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屬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但該法律的失效無追溯效力。

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性質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性質、地位和職權

㈢ 香港立法權 是不是國家立法權

不是，香港只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怎麼會是國家立法。這只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表現形式罷了。這種權力不可能也絕對不會永久持續下去，一國兩制結束之時差不多也就是這種特權消失之日。

㈣ 香港的立法會與政府是什麼關系

立法會是香港特區的立法機關，香港特區政府是行政管理機構。舉個簡單的專例子就是我屬們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常務委員會與國務院的關系。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可簡稱為香港立法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組成（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也可以當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香港，1997年7月1日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同日根據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時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而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㈤ 香港基本法23條為何不立法

香港《基本法》第23條內容如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系。
香港基本法23條為何不立法原因：
1、中國內地境內如有組織被中央人民政府定性為「危害國家安全」而遭禁制，政治人士和市民普遍認為。逗留香港的人，對香港作為中國民主制度的實踐參考。諮詢文件引起市民憂慮的部分；
2、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均屬違法，刑事條文泛政治化。檢控「煽動叛亂」罪行不設時限，但建議的條文使反對「政府」等同於反對「國家」，有害無益。民主的制度容許市民監察政府。
3、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香港政府有權查禁該組織的香港分支而無需經任何調查，此文件過於嚴苛，不利於一國兩制的實施，實屬製造白色恐怖之舉。知情不報者可被檢控，也受法律約束，疑當局即可無限期地追究「煽動叛亂罪行」，不論國籍，其中「國家安全」被誇大，加上法案表決前夕代表自由黨的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辭職，基本法23條的立法過程引起香港各界反彈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通過，《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確保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得以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㈥ 香港立法會和區議會有什麼區別

立法會是全香港的立法機構，有真正的立法權。區議會是香港18個區的議事機構。

香港區議會雖然是香港議會制度的一部份，但在香港政治架構中只是區域咨詢組織，並無很大的法定權力，尤其不具有現代議會最重要的兩項權力：立法和審批政府公共開支的權力，因為香港並沒有區域性的法律及稅收。只有在立法會個別授權下才有部分立法權。

18個區分別是：港島4個區，中西區、灣仔區、東區、南區；九龍5個區，油尖旺區、深水埗區、九龍城區、黃大仙區、觀塘區；新界9個區，葵青區、荃灣區、屯門區、元朗區、北區、大埔區、沙田區、西貢區、離島區

㈦ 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沒有立法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二條見樓上。

第十一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

第十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

㈧ 香港立法會的解釋可不可以作為約束力的先例

一、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並非僅僅只是基本法第158條

任何法律制度總是由一系列有內在邏輯聯系的法律規范所構成，這些法律規范可能來自於一部法律，也可能來自數部法律。基本法的解釋制度及其機制也是如此。的確，直接規限香港基本法解釋制度（體制）的規范是香港基本法的第158條。但不能說基本法解釋機制僅僅由香港基本法第158條所規限，如果考慮到解釋機制所應當包含解釋權力來源、解釋主體的性質地位、解釋案的提起主體、解釋程序等等衍生因素的話，它還邏輯地應當包括香港基本法的其他有關條款以及被基本法所允許保留下來的香港原有的相關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的話，我們就無法理解1999年人大常委會第一次釋法中特區政府提請解釋基本法行為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因為當時一些香港法律界的人士就批評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提出報告請求國務院提請釋法於法無據，他們認為基本法全文中沒有明文規定這樣的做法，根據第158條的規定，只有特區終審法院才享有提請權。「反對人大釋法的人認為，無論是在第158條所設立的《基本法》解釋權分布體系裡，還是在《基本法》其他條文里，都找不到可以支持行政長官在這次事件的情況下請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法理依據。……行政長官請求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權，便是邀請中央干預，『自毀長城』」。[2]民主派大狀湯家驊甚至指責特區政府的做法是「出賣法治的交易」。[3]其實，特區政府並非依據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而是依據基本法第43條和第48條（2）所賦予的職權，向中央政府提交《關於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協助解決實施有關條款所遇問題的報告》，請求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此外，根據基本法第17條的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完全可以也應當通過備案審查的方式解釋基本法。盡管實踐中尚未出現備案發回的情形，但理論上、邏輯上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一旦出現備案發回的情形，勢必需要附上為什麼發回的理由，這個理由必然涉及到基本法的解釋問題。

根據基本法第18條第3款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增減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時，也可能在作出的相關決定里需要「解釋」相關法律是否「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的法律」的問題。

二、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僅由香港基本法所規限

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建基於和受制於中國的憲政體制。因此，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體系還應當包括中國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國務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律的相關規范。比如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但這項權力並不只源於基本法，而是直接來自憲法第67條（4），立法法也有類似規定。這說明，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機制來源於並受限於國家的憲政體制，它必須回應和適應國家憲政體制的需要，必須站在一國憲政體制的高度去審視和解構。[4]

如果不從中國憲法、國家體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法地位和憲制責任等高度去審視基本法的解釋制度，我們可能無法正確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和第24條第2款第（3）項的解釋》中闡明自己的解釋依據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的正當性和合法性。[5]在香港法學界和法律界影響很大的前港大法律學院包玉剛講座教授佳日思就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把中國《憲法》第67條第（4）項作為它解釋的依據之一，而並非僅依靠《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的規定。……這對《基本法》的完整性有嚴重影響。……這將對《基本法》的發展以及香港法院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關系產生嚴重影響。」[6]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釋實踐證明，恰恰相反，如果按照佳日思教授狹義地、機械地理解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對《基本法》的完整性才真正造成嚴重影響。如果我們只是孤立地認為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僅僅由基本法所規限，那我們也無法正確解答僅看基本法第158條那些原則性、概括性條款所留下的不確定性問題和引起的種種爭議，比如非訴訟情形下的解釋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可以主動解釋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特區法院自行解釋自治范圍內的條款後還有無權力解釋這些條款等等問題。

這里，我們還需要回到基本法第158條作進一步的分析。第158條的四款條文如下：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系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仔細分析第158條的含義，本條第2款、第3款的內容僅僅只是針對進入司法程序的訴訟案件中基本法的解釋權安排、解釋范圍和解釋程序等問題作出規定，而沒有對非訴訟中實施基本法的情形作出規定。而根據本條第1款的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里的「解釋權」是一個完整的、解釋基本法實施中所有需要解釋的問題的權力。而第4款規定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前需要征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的原則程序。需要細究的是，法律解釋是為了正確實施法律而對有關法律或法律條文的含義、立法意圖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術語、定義等所作的說明，而法律的實施包括法律的遵守、法律的執行和法律的適用，顯然，司法僅僅只是法律實施中的一個環節，但司法無法涵蓋所有法律實施的情形，這樣，在法院無管轄權或沒有訴諸司法的情形下，基本法實施過程中需要進行解釋的情況發生時，例如解決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理解爭議[7]以及解決行政長官缺位時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上的認識分歧[8]需要解釋基本法時，第158條第2款、第3款的規定根本無法適用，只能根據第1款和第4款來展開解釋程序。進一步的問題是第1款和第4款都沒有規定由誰提請解釋的問題。顯然，必須從基本法的其他條款和立法法等法律尋求法律依據。2004年和2005年的兩次人大常委會解釋實踐也表明，基本法的其他條款、立法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等有關條款均構成釋法的法律依據和法理基礎。

三、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僅受制於制定法

前已述及，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由香港基本法所規限，它的法源規范體系還應當包括中國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國務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律的相關規范。前述規范都是制定法規范，但既然基本法賦予了香港法院的終審權以及香港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權，考慮到香港的普通法傳統，法院釋法中創造出的先例顯然具有判例的效力，從而構成解釋機制的規范。因此，筆者認為，既往釋法實踐所創造出來的行之有效的釋法先例或者憲法慣例也應當構成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不排除未來還有新的慣例可能成為基本法解釋制度的法源規范體系之組成部分。

㈨ 香港不是享有高度的立法權嗎為什麼還會由人大發布基本法基本法在香港有什麼地位釋法又是怎麼回事

香港是享有高度的立法權，但是香港的立法也必須是在規定的范疇內，對於香港地區的立法，人大有發回權（認為與憲法或其他想抵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