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立法

⑴ 哪些地區擁有地方立法權

有些地方人大享有一定的立法權。我國的地方人大立法分為一般地方的立法和特殊地方的立法。 （1）一般地方的立法權。 一是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二是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如：齊齊哈爾、吉林、撫順、鞍山、大連、唐山、邯鄲、大同、包頭、青島、淄博、洛陽、淮南、無錫、寧波等）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並由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 （2）特殊地方的立法權。還有三種特殊地區，比一般地方的立法許可權要大。 第一，民族自治地方，即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可以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根據這一規定，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范圍，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已有法律、行政法規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有關變通規定；二是國 家尚未制定或不可能制定法律、行政法規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當地實際需要制定單行條例。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因為可以變通法律的規定，所以規定須報上一級人大常委會批准才能生效，這是為了維護法制的統一。 第二，全國人大特別授予立法權的地方。 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廣東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有關的法律、法令、政策規定的原則，按照該省經濟特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制定經濟特區的各項單行經濟法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1988年、1992年、1994年和1996年全國人大先後四次分別授權海南省、深圳市、廈門市、汕頭市、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經濟特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遵循憲法的規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制定法規，在各自的經濟特區實施，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或所在省的人大常委會備案。 第三，特別行政區。根據"一國兩制"方針，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有權制定法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香港、澳門特區除外交、國防以及其他屬於中央政府管理范圍的事務不能立法外，有權對特區高度自治范圍內的一切事務立法。但兩個特區的立法權是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授予的，特區行使此項權力，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是否超越國家的授權，應由中央監督，因此又規定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憲法和有關法律的這些規定表明，我國的立法體制既是統一的，又是分層次的，是由國家立法權和行政法規制定權、地方性法規制定權、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制定權以及授權立法權所構成的。這樣一個立法體制，說明地方立法，從性質上講，應當是對中央立法（制定法律、行政法規）的補充，行政法規也是對國家法律的補充，都是國家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樣一個立法體制，也可以說主要體現了以下兩個精神：一是在中央與地方關繫上，既堅持中央必要的集中統一，又注意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二是在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的關繫上，既堅持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立法權掌握在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更有利於直接反映群眾意願和要求的國家權力機關手裡，以保證立法的民主性；同時，又注意提高國家的管理效率，保證國家行政機關有足夠的權力對社會進行有效管理。 總之，我國的立法機關只有一個，即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享有一定的立法權。地方人大是否享有立法權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部分地方人大享有一定的立法權：如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民族自治地方，即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全國人大特別授予立法權的地方；特別行政區等享有一定的立法權。當然地方立法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特別行政區立法應符合基本法）。

⑵ 地方性法規由誰設定

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地方性法規制定許可權如下：
一、省、直轄市、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制定。
二、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須報經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批准。
三、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決定，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
四、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

⑶ 有哪些地方立法權造成了地方保護主義

首先，地方立法權擴容謹防「法盲立法」。當前大多數設區的市，不論是組織機構還是人員素質皆難以擔當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權的49個城市，包括直轄市、省會城市、經濟特區所在地城市等等，其一般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人大常委會的組織機構比較健全，常委會委員或人大代表的素質相對較高。而此次擬新擴容的設區的市，其不僅大多沒有專司立法的專門委員會或者是工作機構，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極低，熟悉立法理論與實踐的人才幾乎缺乏儲備，在此種情況下，未經任何試錯即輕率打開地方立法之門，其後果委實難以想像，此種後果在實踐中最突出的體現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簡單拼湊乃至直接抄襲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權擴容提防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賦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權，雖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積極性得以發揮，但地方黨委、政府藉助地方立法權以加強其地方保護主義和地方利益的擔憂亦絕非杞人憂天。立法是一項妥協的藝術，也是權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達、意志設定過程。享有立法權主體的行政層級越低，其與具體公民、企業、社會組織的利益糾葛越緊，對公民和社會權益的損害就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權主體過多過濫，定會助長地方保護主義、本位保護主義的盛行。通俗地講，便是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難免不將自身的利益「塞進」地方性立法當中，使其地方保護主義在「法律化」的掩飾下顯得「名正言順」，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眾參與制度、地方立法監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種擔憂表現得更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權擴容避免危及法制統一。我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法制統一的意義尤為重大，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更是作為一項憲法原則。又由於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各地之間在經濟、文化方面的差距較大，為此形成了多層次的立法體制，除國家層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進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權的迅速擴容，在一定程度上會挑戰我國法制的統一。具體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時，有意或者無意地突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立法許可權，或是地方在國家立法已有規定的情況下制定與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轟動一時的「洛陽種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便被認為違反了作為上位法的《種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規定，但由於上位法立、改、廢活動較為頻繁，而地方性立法由於諸方面的緣由未能及時進行相應的調整，如此一來便出現了地方性立法與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違憲審查制度和司法審查制度闕如的情況下，地方性法規依法又是司法裁判必須援引的依據，地方立法權主體的率爾擴容弄不好會顯在或潛在地助長司法的地方化。
誠如上述，地方立法權擴容背後的原因諸多。賦予更多的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即便有諸多積極效應和客觀需要，但真得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劇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數量？答案應是否定的。其中最關鍵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於降低試錯風險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趨向於「分步走」的改革路徑。於此層面而言，分批賦予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或許更為穩妥與合理，當然賦予地方立法權的條件可不如批准「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此所做的制度設計可謂合理，其規定：「前款規定的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等因素確定」。
地方立法權的擴容除選擇「分步走」的路徑之外，尚須確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學性，具體而言，以下舉措值得考慮：
第一，委託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現有的體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機關或是人大有關機構直接起草，此種作法自有其優勢，但由此導致的後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機關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難免不受部門利益的影響。試舉一例，在交通管理領域的地方立法過程中，實踐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門負責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來，交通管理部門既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亦是游戲的參與者，這不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並間接導致了執法的不公。基於此，委託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門利益對立法的挾持與干涉。二是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為受委託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專業性知識。十八屆四中全會亦提出：「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在過去的地方立法實踐中類似的舉措亦不在少，1993年通過的《廣東省經紀人管理條例》即為我國首次委託專家學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項制度的建立尚存諸多問題有待明確與解決，譬如第三方選擇的方式，是直接委託還是公開招標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確保第三方不受相關機關的牽制，如何實現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徵求意見制度的後塵，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不至於流於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時就採納，不符合其利益時便棄之一旁。
第二，健全對地方立法權的監督機制。為了避免地方立法權的濫用，有效的監督勢不可缺。此種監督無外乎事前與事後兩種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國《立法法》要求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方可施行。後者則是對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進行合憲性、合法性審查，並對其中違憲、違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銷，我國《憲法》、《立法法》對此均有所規定，但該制度設計在實踐中並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現如今，隨著地方立法權的擴容，地方立法的數量勢必增加，違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數量同樣會隨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審查、撤銷制度依舊處於「冰凍」狀態，其後果不言自明。於此層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權擴容不至於遭到濫用，對地方性立法的審查與撤銷制度無疑需要「解凍」。
第三，劃定設區的市在進行地方性立法中的許可權。在立法體制中，許可權劃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負面清單的模式，即只要不屬於國家立法權的專屬范圍，地方皆可進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單的模式，即唯有明確授權的事項，地方始可進行立法。二者各有優劣，我國現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種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為國家立法權所專屬，除特別授權外，不容許由法規、規章等進行規定，其中諸如犯罪和刑罰等內容甚至不允許進行特別授權。為防止擴容後的地方立法權出現尚難以預期的濫用，對設區的市的地方立法權可通過正面清單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這些地方擁有城市發展所需的立法許可權的同時，又不至於為地方性立法僭越國家立法創造「條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其許可權的規定為：「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限於城市建設、市容衛生、環境保護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項。」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立法許可權的限制是否溯及過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關較大市的規定與憲法相關規定對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許可權並非一成不變的，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調整。

⑷ 談談對文化立法的看法

現階段，文化已成為我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影響、改變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影響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通過立法方式管理文化領域的事務，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因為：

經濟方面的原因：

（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以立法的方式確認文化主體的地位和權利義務，維護文化市場秩序。

（2）文化現今已成為國家的一個產業，通過立法的方式確立文化主體靈活的所有制形式，吸引民間、外國資金，在資金、稅收等方面予以扶持，以壯大文化產業，已是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後進國家的成功經驗。

（3）就我國情況而言，加入WTO後，一方面應通過立法與WTO的規則相協調，另一方面，尤為重要的是，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文化事業相比，在資金、技術、經驗等方面處於明顯的劣勢，因而面臨「文化侵略」的危險。在不違反WTO規則的前提下，以立法的方式保護我國的文化事業發展，抵禦外國資本的沖擊，顯得十分重要。

技術方面的原因：

以立法方式管理文化事業，還有技術方面的原因。如電台、電視台頻道的分配，互聯網的出現對傳統法律的沖擊，單單依靠市場，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

國家治理方式轉變方面的原因：

我國已實行法治。而在文化領域，過去部分靠政策調整，這種狀況顯然與我國國家治理方式的轉變不相適應。文化立法勢在必行。

我國現在已有一些文化方面的法律，還有大量的與文化有關的行政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這說明我國文化立法的任務已基本完成。這種看法是嚴重錯誤的。在民主社會，由立法機關立法，行政機關執法，是民主最基本的要求和體現。雖然現代社會出現了大量的行政立法和授權立法，但其范圍主要限於對法律的具體化和部門管理方面。文化領域內的事務大多與公民的憲法權利和組織機構建設密切相關。

這些都屬於傳統的立法機關調整的事項。目前我國國家權力機關在文化方面的立法屈指可數，絕大多數文化領域還缺少法律規范，這些缺項主要是由行政機關的行政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來填補的。這種狀況與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悖。而且，行政機關的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簡略，缺乏公開性、民主性，某些帶有部門利益色彩，致使規章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通過全國人大立法，填補我國公民文化權利和文化組織機構建設方面的立法空白，是一項十分緊迫而重要的任務。

⑸ 地方人大具有立法權嗎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七十二條：「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法律對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設區的市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報請批準的地方性法規，應當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不抵觸的，應當在四個月內予以批准。

(5)地方文化立法擴展閱讀：

地方立法這兩年：設區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權全面推進

立法法修改之前，除省級之外，地方立法權僅為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所享有。這些市被稱為「49個較大的市」。一些市夢寐以求，甚至申請二十多年，希望成為「較大的市」，以獲得地方立法權。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的數量。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明確地方立法許可權和范圍，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2015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修改立法法，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

據統計，從2015年3月立法法修改至2016年12月底，可以開始行使地方立法權的268個設區的市、自治州和不設區的地級市中，已有174個市州經審議通過並經批准地方性法規270件，其中，立法條例124件，其他方面的地方性法規146件。65%的市州已經有了自己的法規。

在146件「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事項的法規中，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湖北、廣東等中東部6省在前領跑，共批准89件(每省批准超過10件)，佔到了61%。有的市已出台了多部法規，鎮江、鹽城、泰州、濟寧等已各有4部法規入賬。

不僅發達地區積極推進地方立法工作，位於西部的一些市州也先後出台了首部法規，例如新疆的《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立法程序規定》、西藏的《日喀則市市容和環境衛生條例》、甘肅的《武威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立法程序規則》等。

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更是已先後出台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電磁波寧靜區環境運行保護條例》等3部地方性法規。總體而言，設區的市立法正在有序進行、全面推進。

⑹ 立法制度的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指特定的地方國家政權機關，依法制定和變動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區域范圍的規范性法律文件活動的總稱。
這里所說的特定的地方國家政權機關，在中國現階段，指憲法和立法法確定的可以制定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地方國家機關，以及根據授權可以立法的地方國家機關。依法，指依照憲法、法律、法規和授權決定規定的立法許可權、程序和其他要求。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區域范圍，與「在本行政區域范圍」不盡相同。前者既可以指效力在本行政區域全部范圍都有效，又可以指在本行政區域范圍的部分區域有效；後者則可以被人誤解為任何法都在本行政區域全部范圍有效。由於事實上不是每個法都在本行政區域全部范圍都有效，因此前者比後者確當。規范性法律文件，是地方立法的各種法的形式的總稱，在中國現階段包括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和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被授權的主體制定的效力及於一定地方行政區域的規范性法律文件。
地方立法是相對於中央立法而言的立法，是構成國家整個立法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少國家的地方立法本身也是個體系，由多類別、多層次的立法構成。中國地方立法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特區地方立法所構成。特區立法又包括經濟特區和特別行政區兩方面立法。在一般地方立法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內部，又有層次的區別。
對中國地方立法的含義，至今仍然有一些較為普遍的誤解。一是對地方立法的主體作過狹或過廣的理解，把地方立法僅看作國家權力機關進行的活動，或是把地方立法主體擴大到所有的或過多的地方國家機關。二是對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作過狹或過廣的理解，把地方立法僅看作產生和變動地方性法規的活動，或認為所有地方國家機關的規范性文件都是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三是對地方立法的行政區域范圍、法的效力范圍作過狹或過廣的理解，或限定在省一級，或擴大到縣一級。為正確理解地方立法的含義，應當消除這些誤解。 第一，地方立法具有地方性。
地方立法的主體只能是地方國家機關。中央國家機關不能是地方立法的主體，即使中央國家機關制定專門解決地方問題的法律、法規，如全國人大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樣的立法活動也不屬於地方立法的范疇。地方立法的任務是解決地方問題，尤其是注重解決應當以立法解決而中央立法不能或不便解決的問題。地方立法可以有或應當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其基本原則之一是要從本地實際出發，保持地方特色。地方立法的效力范圍限於本地行政區域內。
第二，地方立法更具復雜性。從總體上說，地方立法比中央立法更復雜。
首先，地方立法有更多的關系需要處理。在中國，制定地方性法規，至少要處理六種關系：與憲法和法律的關系；與行政法規的關系；與部門規章的關系；與地方政府規章的關系；與上級或下級地方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的地方性法規的關系；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規還要處理與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的關系。
其次，地方立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更具體，在總體上規定的事項更多，許多不宜由中央立法解決的問題便由地方立法解決，這也增加了它的復雜性。
再次，各地經濟、政治、文化等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在使地方立法異彩紛呈的同時，也使地方立法復雜化。當然，地方立法更具復雜性，是從地方立法的總體情況來說的，不是任何一種地方立法，都比中央立法更復雜。
第三，地方立法具有從屬與自主兩重性。
一方面，地方立法與中央立法相比，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一般要以中央法律、法規為依據，或不能與其相抵觸。在立法功能方面，地方立法一般都負有貫徹實施中央法律、法規的責任。在中國，地方立法還有補充中央法律、法規以及先行一步為中央立法積累經驗的任務。一國法制統一原則還要求地方立法的法的體系、法的形式或淵源及其他有關方面，應當與中央立法保持一定的協調性。
另一方面，地方立法作為一國立法體制的組成部分，也有相對獨立的地位，地方立法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調整地方社會關系、解決地方問題，它可以在不與中央法律、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獨立自主地立法，積極地解決應當由自己解決的問題。地方也可以根據本地情況，在堅持或顧及法制統一的前提下，在法的體系、法的形式或淵源及其他方面，自主地形成自己的風格。在有的國家，地方立法的從屬性是更主要的屬性；在另一些國家，自主性是更主要的屬性；還有些國家，這兩重屬性平分秋色。在中國現階段，地方立法對中央立法的從屬性，下級地方立法對上級地方立法的從屬性，是更主要的屬性。認清地方立法具有從屬與自主兩重性，就要防止兩種片面性：一是只看到地方立法從屬於中央立法的一面，把地方立法當作單純是為執行、補充中央立法和為中央立法積累經驗存在的，在地方立法問題上視野狹窄，認識保守，缺乏應有的主動性、積極性。一是過於強調地方的特殊性，把地方立法看成是可以脫離國家法制大局的一種純粹的地方性活動，陷入偏狹的地方主義泥坑。
第四，城市立法在地方立法中逐漸占據重要位置。城市尤其是重要城市在現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決定了它們應當行使地方立法權。城市的發展狀況是社會文明發展狀況的標志。在現代社會，城市承擔著比一般地方繁重和復雜得多的組織、管理經濟文化和其他方面事項的職責，日益成為整個政治、經濟、法制、科學、文化、教育和居住的中心。城鄉融合的過程，城鄉差別消滅的過程，主要是更多鄉村實現城市化的過程。美國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英國約有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這些情況，再加上城市自身的人口密度大、社會分工細、生活節奏快、矛盾和復雜問題多的特徵，決定了應當注意給予城市特別是重要城市地方立法權。西方國家的市議會一般都有地方立法權。中國雖然自古以農立國，但今天城市的發展速度也頗為可觀，居住在城市（包括市轄縣）的人口已近4億，工農業總產值佔全國總額的85%以上。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日益突出，尤其是這些年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狀況如何，漸成整個改革成敗的關鍵。因而城市地方立法也十分必要和重要。

⑺ 在地方立法中歷史文化保護事項包括什麼內容

沒地方立法中，歷史文化保護思想包括什麼內容歷史文化保護思想，包括了很多內容，包括歷史文化的推進發展。

⑻ 十八以來,文化立法先後頒布

十八大以來，各地和有關部門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著眼供給側用勁發力，積極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提高文化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努力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完善文化產品創作生產扶持引導機制。出台《電影產業促進法》《關於支持電影發展若干經濟政策的通知》《關於支持戲曲傳承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等法律及政策性文件，改進國家藝術基金、國家出版基金、電影精品專項資金、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等運行機制，加大對優秀產品的引導扶持力度。制定《關於全國性文藝評獎制度改革的意見》，將全國性節慶活動中文藝評獎壓縮87.5%、常設全國性文藝評獎壓縮75.4%，文藝評獎的權威性和引導力大大提高。

改革釋放創新活力，優秀作品不斷涌現，《築夢路上》《海棠依舊》《焦裕祿》《長征》《湄公河行動》《三八線》等影視作品叫好叫座。2016年，全國電影票房492.83億元、比2012年增長137%，其中國產片票房287.47億元、占總票房的58.33%，票房過億元的影片86部、國產影片有45部。

——發展壯大文化市場主體。推動國有文化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並重組，加快培育實力、競爭力強的骨幹文化企業。從2017年第九屆「文化企業30強」整體情況看，規模實力、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不斷增強，主營收入3515億元、凈資產4318億元、凈利潤381億元，與2012年的相比，分別增長了120%、155%、69%。

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專、精、特、新的小微文化企業「鋪天蓋地」。根據工商總局數據，截至2017年6月底，全國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數量超過322萬戶，同比增長22.4%，比全國企業數量平均增速高出3.1個百分點。

——深化文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推動文化資源與多層次資本市場有效對接，更好發揮資本平台促進文化企業發展的乘數效應。截至2017年4月底，滬深兩市文化上市公司達103家，約佔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21%，形成特色鮮明的「文化板塊」。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啟動以來，掛牌的文化企業有690家，約佔新三板掛牌企業總數的6.2%。

——培育文化產業發展新動能。對接「互聯網+」戰略，實施「文化+」行動，推動文化與科技、教育、信息、旅遊、體育、建築設計及相關製造業等深度融合。2016年，以「互聯網+」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超過30%，全國備案上線的網路電影5556部，40家主要網路文學網站推出作品1454.8萬種。

擴大和引導文化消費，支持大中城市建設文化娛樂綜合體，支持藝術街區、特色書店和小劇場等建設，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適當補貼居民文化消費。截至今年6月份，全國銀幕總數達到4.5萬塊，已經超過美國和加拿大總和，躍居世界第一。

⑼ 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是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法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並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從目前情況看，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主要有三大類：

1、根據國家法律的規定，制定實施細則和辦法。國家在制定有關法律時，一般都明確授權地方立法機關根據本行政區域內的實際情況，制定實施細則和辦法，以進一步明確法律的內容、范圍、權利和義務關系等等，使法律更加具體、明確，有針對性地解決本地的特殊問題。

2、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授權，制定地方性法規。此類授權立法的內容，一般屬於中央立法的事項，但由於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只涉及全國部分地區的特殊問題，故將這方面的立法權授予地方行使為宜。如1984年7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刑事案件辦案期限的補充規定》第二款規定：「可以延長辦案期限的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由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

3、根據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的有關原則、精神，結合本行政區域和實際需要而進行地方立法。這實際上就是地方立法先行一步。

雖然省、自治區、直轄市、省會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都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但從實際情況看，絕大多數地方性法規是由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並且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草案也都是在常委會主持下起草的。所以，地方立法的工作主要是由常委會來承擔的。

⑽ 地方政府對哪些方面具有立法權

我國的立法抄權歸屬於全國人襲大和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有權制定行政法規，正部級單位有權指定部門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有權制定地方性規章。

憲法第99條「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通過和發布決議，審查和決定地方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公共事業建設的計劃」
第100條「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常務委員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向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107條「地方各級人民按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發布決定和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