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權立法

Ⅰ 我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特點，詳細一點，字數多一點，不要從其他知道上復制的。滿意的話增加財富值。

中國《侵權責任法》的主要特點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侵權責任法》是民主立法、開門立法的成果，其中凝結了廣大立法工作者、司法工作者以及法學工作者的智慧和貢獻，是民商法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集體智慧結晶。立法者在制定法律過程中，尊重專家學者的意見，廣泛聽取司法工作者的聲音；司法界積極配合，為立法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民法學界廣泛討論，各抒己見，為《侵權責任法》提供理論支持。《侵權責任法》的每一章節和條文都廣泛徵求了意見，是一次民主的立法，確確實實適應中國當前的情況。
第二，《侵權責任法》體現以人為本的立法精神，是一部建設和諧社會進程中體現以人為本理念的一個民事權利宣言。在內容上，突出了現實生活的需要，重點解決20年來出現的突出問題，如「同命不同價」、網路侵權、建築物倒塌責任、產品的警示召回、保險責任的分擔等問題，在《侵權責任法》中都有了切實可行的規定。
第三，《侵權責任法》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一是第2條採用開放式列舉的方式規范了本法保障的權益范圍，廣泛全面地對各種私權以及各種利益提供了保護；二是自始至終都貫徹體現了對人和生命健康的最重要、最首要的關懷，把它放在首位來進行保護；三是按照歸責原則建立了一個獨特且完整的侵權法體系，非常科學、嚴謹；四是巧妙地做到了一般條款和具體列舉的結合；五是在《侵權責任法》第15條全面規定列舉了各種侵權責任形式，而且在責任形式的規定方面也實現了一般規定和具體列舉的結合。
學者從歷史角度闡釋了中國侵權責任法的發展，認為《侵權責任法》是外國立法經驗借鑒與本土國情的密切結合，它體現了立法者博採眾長、兼收並蓄的立法風范，以及中國民法學者既有學習他人的胸懷，也有屹立於世界之林的勇氣，因而形成了鮮明中國特點，已經受到各國民法學家的重視，將會對外國侵權法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中國《侵權責任法》獨具中國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侵權責任法》單獨立法。《侵權責任法》採用單獨立法的形式，是成文法國家第一部以侵權法的名稱制定的法律，這是對傳統民法典體系的重大突破，是對各國民事立法的重大貢獻。這部法律的制定之所以能夠廣泛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的普遍關注，就是因為制定這部法律所具有的創新和重大突破意義。
第二，規定了獨具特色的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有的專家認為《侵權責任法》第2條是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有的專家認為《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是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有學者指出，《侵權責任法》第2條和第6條第1款都是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是一個大小搭配的雙重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是獨創性的立法模式。在成文法國家的侵權法中，只有一個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或者是小的一般條款，或者是大的一般條款，而中國《侵權責任法》規定了兩個侵權責任一般條款，第2條是大的一般條款，全面概括全部侵權責任；第6條第1款是小的一般條款，規范一般侵權行為；二者相互結合，構成《侵權責任法》的完整邏輯結構。
第三，突出強調私權優先規則。《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私權優先規則，賦予侵權請求權以優先權保障，當侵權人因同一行為同時承擔侵權責任、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而其財產不足以支付的，首先支付侵權責任。有了優先權的保障，就能夠保證第3條規定的侵權請求權得到擔保物權的保障。這表現了中國立法的昌明，表達了私權的尊崇地位，體現的是國家、政府不與民爭利的思想。
第四，著重解決死亡賠償的「同命同價」問題。學者認為，城鄉體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立法是要維護這種體制還是消除這種體制，有一個立場問題。在死亡賠償金的問題上不自覺地維護二元體制，「同命不同價」的結果就是歧視農民。《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校正了這種做法，拋棄了按照城鄉居民戶口確定賠償標準的做法，實現了城鄉居民的平等保護。
第五，在具體制度構建方面，與會專家學者指出以下侵權責任制度具有中國特色。
（1）醫療損害責任。《侵權責任法》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綜合平衡受害患者利益、醫療機構利益和全體患者利益的關系，借鑒各國醫療損害責任制度的經驗，對醫療損害責任作了詳細、具體的規定，打破了世界各國侵權法都不規定醫療損害責任的傳統做法，解決了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2）環境污染責任。《侵權責任法》把《民法通則》以及環境保護法中關於侵權法規范進行整合，協調了《侵權責任法》與《環境保護法》以及其他環境保護單行法的關系，補充了新的責任規則。
（3）飼養動物損害責任。《侵權責任法》第十章專門規定飼養動物損害責任，除了規定一般性條款之外，還專門規定違反安全措施飼養動物、禁止飼養的烈性犬等危險動物、動物園飼養的動物以及遺棄、逃逸的動物造成損害的責任，有助於消除社會危險因素，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4）物件損害責任。有學者系統解析了《侵權責任法》第85條、第86條、第87條的規定，認為既借鑒了羅馬法的歷史傳統，又體現了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造，內容有重大突破。特別是《侵權責任法》第86條規范建築物倒塌造成損害，由建設單位與施工單位承擔連帶責任，對於規范豆腐渣工程，警戒不法開發商，保障建築物的質量安全，意義重大。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

Ⅱ 中國隱私法有哪些

綜觀我國現行立法，有關隱私權的法律規定少之又少，並且沒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保護體系。我國立法中，沒有明確規定「隱私權」的含義，也未直接對隱私權的法律保護作出規定。涉及隱私權的保護主要體現在憲法和民法有關人身權和財產權的規定中。
憲法規定了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原則，而隱私權正是人格權的一種。
《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公民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對公民進行侮辱、毀謗和誣告、陷害;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民法對隱私權的保護。
我國的《民法通則》中沒有明確規定「隱私權」保護，僅對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提供保護。在人身權的保護中，明確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毀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等。未提及隱私權保護。
直到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第一條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起訴要求賠償的，法院應當依法受理。第一次肯定了在違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法律對「隱私權」的保護。
我國司法實踐中對隱私權的認定。
由於我國法律沒有直接規定「隱私權」的法律依據和歸責原則，實踐中對侵犯隱私權的案件往往有兩種認定方法。一種，是將侵犯隱私權的行為，認定為侵犯「名譽權」，加以保護;還有一種，如果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可以認定為侵害「隱私利益」。
由此可知，中國有關隱私權的保護目前仍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在隱私權領域法律缺位。

Ⅲ 網路隱私權的立法保護

1．以美國為代表的行業自律模式。1996年底，美國政府發布《全球電子商務政策框架》一文，其中關於個人隱私保護方面的觀點是:只有當個人隱私和信息流動帶來利益取得平衡時，全球信息基礎設施上的商務活動才可能興旺起來。「政府支持私人企業開發有意義、使用方法簡單的隱私權自律機制。對於自律機制不能解決的問題，政府將與產業合作，共同研討解決策略。」該文表明了美國政府對互聯網商業活動中隱私權保護主要採取行業自律、減少法律限制的態度。美國之所以這樣規定，是為了為了鼓勵和促進互聯網產業的發展，避免給網路服務商施加過多壓力。
2．軟體保護模式。這主要是採用技術的手段，，由互聯網消費者自己選擇、自我控制為主的模式。該模式是將保護消費者隱私的希望寄託於消費者自己手中，通過某些隱私保護的軟體，來實現網上用戶個人隱私材料的自我保護。
3．以歐盟為代表的立法規制模式。這種模式由國家通過立法從法律上確立網路隱私保護的各項基本原則與各項具體的法律規定、制度，並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司法或者行政救濟措施。如歐盟1995年10月通過的《個人數據保護指令》，要求歐盟各國根據該指令調整制定本國的個人數據保護法。
以上三種保護模式各有利弊，行業自律模式表明以美國為代表的有關國家的隱私權觀念是建立在自由基礎之上的，其有利於促進該行業的發展，但在發生利益沖突時卻容易引發侵犯網路隱私權的行為；而軟體保護模式依賴相關技術的發展，其安全性和可信度有待考察；立法規制使網上用戶的個人隱私更容易得到保護，但另一方面增加了網路服務提供商的法定義務，有可能傷害其進行網路服務的積極性，從而阻礙整個行業的發展。因此，學者認為可以採取三者相結合的保護模式：以立法規制為主導，輔之以行業自律和技術。 從目前我國隱私權保護的立法來看，隱私權並未成為我國法律體系中一項獨立的人格權。我國法律對隱私權的保
護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依據僅是《憲法》所確立的保護公民人身權的基本原則和《民法通則》中所規定的個別條款。最高人民法院於1988年頒布的《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40條以及1993年頒布的《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民法通則》未直接規定隱私權的不足，但其所採用間接保護的方式明顯不能全面保護個人隱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頒布的《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 中隱含關於隱私權保護的內容，這不失為一種立法的進步，但仍未從法律上明確隱私權作為一項獨立民事權利的地位，這又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關於我國網路隱私權的法律保護，1997年12月8日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審定通過的《計算機信息網路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不得在網路上散發惡意信息，冒用他人名義發出信息，侵犯他人隱私。」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發布施行的《計算機信息網路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用戶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規定，利用國際聯網侵犯用戶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2000年10月8日信息產業部第4次部務會議通過的《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辦法》 第12條規定：「電子公告服務提供者應當對上網用戶的個人信息保密，未經上網用戶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可見，在我國現階段還沒有關於網路隱私權比較成形的法律，僅是在一些部門規章中有所涉及。因此，目前我國對網路隱私權的法律保護基本處於一種無法可依的狀態。
學界對我國網路隱私權的立法完善的建議：
1、採用綜合模式，制定一些行業標准
從網路隱私權的立法趨勢上來看，現今主要有立法模式和行業自律模式兩種。立法模式可以較好地保護公民的網路隱私權，但單純的立法模式又可能束縛網路經濟的發展。我國網路經濟還處於起步階段，尚不成熟同時考慮到我國的法治體制和一貫的法律傳統，應採用綜合模式兼采兩種模式之長處。可以先由行業自律組織制定一些行業標准。
2、制定網路隱私權保護的專門法律
將隱私權作為公民的一項獨立的人格權利由法律明文確定下來，由於各種原因，我國立法一直忽視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憲法》也只是規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秘密權受保護。《民法通則》也沒有將隱私權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加以保護，司法實踐中侵犯隱私權的案件也是侵犯名譽案件處理，公民不能單獨以自己的隱私權受到侵犯為由進行起訴。應加強針對網路隱私權的專門立法，我國現有的法規都是國務院下屬的部委制定的，法律位階較低，不能有力的保護公民的網路隱私權。另外全國各地方也大都有地方性的保護網路隱私安全的法規或規章制度，但我們知道網路是沒有區域限制的，很多網路侵權案件甚至是跨國界的，這些地方性法規、規章對公民的網路隱私權的保護根本起不到很好的保護作用。所以在網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網路與人們的生活聯系越來越緊密，急需一部全國性的針對網路隱私權保護的專門立法，使得網路隱私權的保護有法可依，同時也使得侵犯網路隱私權的行為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使受害者得到應有的補償。
3、完善相關配套法律法規，使網路隱私權的保護切實可行
首先，在侵權法律責任中增加相關條文，規定侵害公民個人隱私權的民事責任，任意或者不法侵害公民的隱私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權要求停止侵害，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特別要規定對受害人精神損害的賠償。其次，建議在我國刑法中增設「侵犯隱私權罪」這一罪名，使嚴重侵犯公民隱私的行為受到刑法的制裁以增強其威懾力。最後，行政法律法規應強化工作人員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在現實生活中由於工作的原因，行政機關很容易收到公民相關的個人信息，所以強化行政人員對公民隱私的保護意識尤為重要，對其侵犯公民隱私的行為應予嚴懲。
4、加強行業自律和政府管理。由於網路信息的虛擬性，以法律法規的剛性去管理必然會影響到網路的順利發展，所以，在世界電子商務的發展過程中，對於網路隱私權的保護，以政府的管理促成行業自律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共識。一方面，經營者對於隱私權的保護負有絕對的義務，其內容應該包括信息收集者的告知義務，合法收集義務，依法使用義務和防範泄密義務。經營者應切實貫徹實施，即一旦違反，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這樣從制度上保證網路用戶的利益不受到侵犯，建立一種真正的互信關系。另一方面，明確政府角色定位，構架促成市場自治和行業自律的主導型與服務型相結合起來的政府。從政府管理的性質和方式講，社會主義國家對經濟生活是管理而不是干預，是作為一種內部力量，且是作為一種內部領導力量進行管理的，而不是從外部介入干預的，所以，政府重在引導，培育和規范，是站在經濟全球化的高度看待中國的網路行業的，以網路的方式管理網路，從而實現科學的，經濟的，互動的和可操作的管理，實現合法自律。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13年11月26日一致通過了一項保護網路隱私權的決議。這項決議由巴西和德國發起，在美國被曝大規模監聽各國的背景下提出。
巴西大使表示，該決議第一次確立了人權在網路上也需要保護。德國大使則反問道：「在數字技術的世界裡人類隱私權還受到保護嗎？技術上可行的事情就應該被允許嗎？」 德國與巴西稍早前共同向聯合國提交有關反對大規模監控的決議草案，要求結束大規模監控行為，同時保障民眾享有通信的隱私權。草案呼籲聯合國的所有成員國對大規模監控造成的侵害予以關注。
這份決議草案沒有指明針對任何國家，但外界普遍認為，該決議草案是針對美國近來被不斷揭發的全球范圍內大規模監控行為的憤怒回應。

Ⅳ 為什麼美國要立法遏制公權對私人的騷擾私權在公權面前處於天然劣勢嗎

這個問題想不明白？私權在公權面前是處劣勢的，這個沒有爭議。美國這一舉動就是否定部分無謂的騷擾。但是無法逆轉劣勢地位，一旦公權認定私權侵害其利益（國家利益），這個法律一樣無效。
畢竟制定這個法律的只國家（公權主體），一旦協議受到制約，法律無效。所以私權在任何時候在公權面前都是劣勢的，也就是天然劣勢。

Ⅳ 立法原則的重點環節

總結二十四年來的立法實踐經驗，為了更好地堅持立法原則，提高立法質量，在立法活動中需要正確重點處理好若干關系，比如： （一）立法與改革的關系
法律、法規的特點是「定」，是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一旦定下來，全社會都要一體遵守。改革的特點是「變」，是突破原有的體制和規則。用特點是「定」的法律、法規去適應特點是「變」的改革要求，難度是很大的。那麼，立法應該怎樣體現、適應改革的要求呢?有人提出，要大膽改革，就要敢於突破法律「框框」，甚至敢於突破憲法「框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如果這個人認為這個法要突破，那個人認為那個法要突破，誰想怎麼干就怎麼干，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和權威就會盪然無存。
（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並不意味著減少政府的責任和作用。這里需要明確的問題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主要的方面是政府，關鍵在於轉變政府職能，力求做到：一不越位，決不要再把那些政府機關不該管、管不了、實際上也管不好的事情攬在手裡；二不缺位，該由政府機關管的事情就要把它管住、管好；三不錯位，政府機關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四不擾民，該由政府機關管的事情，只要能把它管住、管好，辦事手續越簡便、越透明越好，以方便基層、方便老百姓。而做到這一點，首先又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卸下兩個思想認識上的包袱：一是，政府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等於把一切經濟活動都由政府機關包攬下來；二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不等於把老百姓的一切事情都由政府機關包攬下來。總的來看，從發展趨勢看，政府實施的是公共行政，政府是有限政府，而不是無限政府，它的權力、責任都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只有「有限」，才有可能「高效」。這個思想認識問題不解決，不可能轉變政府職能。
（三）權力與權利的關系
轉變政府職能，在立法活動中，特別是制定行政法、經濟法，不可避免地會涉及行政權力同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的關系。按照傳統法學概念，行政權力屬於「公權」。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屬於「私權」。在權力與權利的關系問題上，原則上講，權利是本源，權力是由其派生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行政權力是人民通過法定程序授予的。但是，行政機關一旦取得行政權力並對管理相對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行使這種權力，它就居於「強者」地位。因此，正確處理權力與權利的關系，主要的方面應該是對權力加以規范、制約、監督。立法不僅是對行政機關的授權，而且是對行政機關的控權。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規范行政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行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權，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確保一切行政機關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正確行使權力，防止濫用權力。
（四）懲罰與引導的關系
法律規范是確定社會活動准則的。對那些嚴重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法律、法規當然應該規定懲罰手段、制裁措施，並且所規定的懲罰手段、制裁措施能夠罰當其過、制裁得力，真正達到懲罰的目的，維護法律、法規的權威，保證法律、法規的實施。同時，又要看到，法律規范除了對違法行為的懲罰、制裁功能外，它本身又具有重要的引導功能。規范是為人們設定的社會行為預期，本身首先就是引導。立法應該根據行為人不同的行為方式來確立能夠有效發揮法律規范引導功能的相應制度。在中國，法律、法規既然是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它就應該並且能夠建立在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自覺遵守、執行的基礎上，從而具有更明顯的引導功能。因此，在立法活動中，需要重視法律、法規對人們的引導，從制度上預防、制止違法行為的發生。即使對違法行為設定必要的懲罰手段、制裁措施，也要考慮懲罰手段、制裁措施的多樣化，根據違法行為的性質、後果的不同，設定相應的懲罰手段、制裁措施。這就要求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積極研究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預防、制止、制裁違法行為的新機制、新措施、新辦法。
（五）法治與德治的關系
黨的十六大明確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要求，這是總結古今中外治國經驗所得出的結論。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的重要方式。但是，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的性質、功能是不一樣的。法律規范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性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其實施主要（不是唯一）靠他律；道德規范以其感召力和勸導力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其實施主要（不是唯一）靠自律。調整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必須把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結合起來，使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有些道德規范（如誠實信用等）與有關法律規范（如民商法律規定的誠實信用原則等）是相互融通的。如果法律規范背離了人們普遍認同的道德標准、道德要求，就會失去民眾的誠服，在實踐中就難以行得通；如果一切都依靠道德，就難以有效地制止、制裁那些破壞社會秩序、侵犯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也難以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甚至會妨礙公共道德的形成。因此，立法必須重視法律規范的道德基礎。看一個法立得好不好，在實踐中能不能行得通，一條重要的標准就是看它是否體現了多數人認同的道德標准、道德要求。

Ⅵ 立法過程中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的關系

行政立法中的民事制約

2004-12-9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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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約是指某些行政法規、規章在調整行政法律關系時，同時涉及到對一些特定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從而使該部分行政立法具有民事立法的性質並產生民事制約作用的現象。筆者認為行政立法民事制約問題的本質是公權與

私權的沖突問題。本文試圖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行政立法民事制約中權力（權利）的結構性平衡問題

行政立法民事制約中權力（權利）的結構性平衡，主要是指行政立法權力與民事自治權利范圍的平衡問題。從《立法法》目前的規定來看，盡管對各級立法機構的立法權作了相應的限制，但行政立法許可權仍然十分龐大，幾乎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種情況形成了行政立法權力與民事自治權利的不平衡。要實現這一領域的平衡，應遵循以下兩個原則：

（一）實施行政立法要堅持成本效益原則。如對市場進行立法干預，應考慮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必須證實市場失靈確已發生。其二、實施行政管制能否減少或控制不合理的市場資源配置。其三、必須確保管制政策的實施不會導致政府錯誤干預可能承擔的行政責任。

（二）實施行政立法要堅持利益均衡原則。行政立法對私人權利的干預是必要的、適當的，但干預所期待的社會效果應當是行政主體權力與相對方權利的相對均衡，且採取的干預手段應當不損害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利益均衡。

行政立法民事制約中激勵與制約的機制性平衡問題

行政立法權力與民事自治權利的平衡，僅僅是一種結構上的平衡。要讓其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讓行政立法主體與相對方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博弈的同時，減少或降低摩擦成本，實現公益與私益的雙贏。實現這一目標應建立兩種機制：

（一）建立行政立法的激勵與制約平衡機制。從世界范圍內行政法的發展過程來看，行政立法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機關希望運用立法手段加強政府對市場的有效干預。但是，政府只是「有限理性」的，政府的不適當干預往往會造成社會資源的大量浪費，使行政立法的成本遠遠高於收益。因此，應當運用制約機制將政府配置資源的作用限定在合理的范圍之內，減少對市場的失當干預。另一方面，由於「市場失靈」的客觀存在，政府不可能讓市場放任自流，因此應當激勵政府在必要時以「看得見的手」來糾正「市場失靈」，以防範政府失靈。運用激勵機制來支持政府彌補市場缺陷，這樣既達到節減交易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市場失靈」的出現。

（二）建立行政立法中公權與私權的平衡機制。在一個行政化的國家裡，行政機關往往會傾向於擴大行政立法的范圍，增強行政立法的強度，以便實現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手段，促進社會公益的最大化。與之相反，相對方則傾向於嚴格制約行政權，擴大社會自治范圍與企業經營自主權，尋求私益最大化。這對矛盾的解決有賴於建立公權與私權發生博弈時互相妥協的機制，從而實現公權與私權在行政立法中的有效平衡。

行政立法民事制約中實體與程序的制度性平衡問題

制度是行政立法機制的載體，激勵與制約機制必然要依賴具體的制度來實現。在行政立法過程中要想讓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法律地位真正平等、激勵與制約機制能順利運作、公益與私益可以協調平衡，從而使行政立法產生良好的民事制約效果，就必須確保在行政立法中實現以下三種實體制度與程序制度的平衡。

（一）確保立法動議權與公眾知情權的平衡

在行政立法過程中行政機關享有行政立法動議的優先權。但由於公眾利益本身的多樣性，一項立法動議所涉及的相關利益主體行政立法機關有時是事先無法完全確定的。要想讓各方的利益在最終立法結果中得以體現，必須確定相關的利益主體，這就要求行政立法機關必須公開相關的立法動議信息，在更大范圍內讓利益主體知道與自身利益相關的立法動議並參與其中。

（二）確保利益平衡權與相對方參與權的平衡

行政立法的過程，實際上是各方利益的博弈過程。博弈的前提是利益各方能夠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其中，並自由地表達利益要求。這就要求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參與程序。另一方面，由於利益主體的多樣性和相互對立的尖銳性，在博弈過程中，為節約有限的立法資源，體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賦予行政立法機關以利益的平衡權是必要的。

（三）確保行政立法權與司法救濟權的平衡

行政立法結束後，各方利益在行政法規中有的得到了體現，有的沒有。這樣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就可能會引起抽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之間的矛盾，甚至可能因立法的缺陷侵害部分權利主體的利益。因此，在行政立法中應擴大行政訴訟的范圍，允許更多的人具有原告資格，從而使行政立法過程中形成的或缺在行政訴訟中加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