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法治的含義

⑴ 法治對當代中國的意義

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根本任務和原則，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版義政治的一個基本目標權。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實行依法治國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措施。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代表和體現人民的意志與利益的。
第二，實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並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最大限度的調動億萬人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生產力落後的狀況。
第三，實行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
第四，實行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

⑵ 簡述 法治的基本含義

（一）法治意指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對立的治國方略.
（二）法治意指依法辦事的原則
1、法治作為一個動態的或能動的社會范疇,其基本的意義是依法辦事.
2、現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辦事.
3、人人平等地依法辦事是法治的要求和標志.
4、「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社會主義法制（法治）四個缺一不可的要素.這四個要素的實質是依法辦事.
（1）「有法可依」是依法辦事的前提.
（2）「執法必嚴」是依法辦事的中心環節.
（3）「違法必究」是依法辦事的保障.
（三）法治意指良好的法律秩序
1、無論是作為治國方略,還是作為依法辦事的原則,法治最終要表現為一種良好的法律秩序.
2、達到某種法律秩序,既是法治的目標和結果,也是檢驗是否厲行法治的一個重要指標.
3、法律秩序是法律規范實行和實現的結果.
4、法律秩序是各種法律關系的總和,它表現為：
（1）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已經法律化和制度化.
（2）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都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
（3）每個法律主體都忠實地履行法定義務,積極而正確地行使和維護法定權利.
（四）法治代表某種具有價值規定的社會生活方式
1、法治不是單純的法律秩序.
2、不是任何一種法律秩序都稱得上法治狀態,法治是有特定價值基礎和價值目標的法律秩序,即是有價值規定性的社會生活方式.
3、就現代社會來說,法治的價值基礎和取向至少應包括：
（1）法律必須體現人民主權原則,必須是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反映,並且是以維護和促進全體人民的綜合利益為目標的.
（2）法律必須承認、尊重和保護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法律 敎育 網
（3）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4）法律承認利益的多元化,對一切正當的利益施以無歧視性差別的保護.

⑶ 現代西方國家所講的法治是什麼

「法制」、「法治」、「人治」的詞義分析（1）

一、「法制」的三種含義
「法制」一詞在我國古代就已出現。「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詞較少使用。解放後、「文革」前，一般稱「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通稱「社會主義法制」。近年來，「法制」一詞，大體指以下三種含義。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僅指法律制度。這里應注意的是，在現代社會中，與中世紀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應法律規定或都在相應法律范圍內發生作用，就這一意義上講，「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這兩個片語可以說基本上是同義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詞有時是有區別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種制度化，反過來，並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體現黨內民主或社會組織、企事業民主管理的制度，並不屬於或不一定屬於法律范疇。再有，這里講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靜態意義上的，主要指有關法律和制度的條文規定，少數是習慣法或其他慣例。
第二，動態意義上的法律，即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對法律實施的監督等各個環節構成的一個系統。類似西方社會學法學家所講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國社會學法學家龐德（R. Pound）就將法律稱為「社會工程」（3），並對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廣泛的解釋。近年來，我國有些中青年法學工作者將系統論引入法學，往往將法制稱為「法制系統」或「法制系統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辦事」的原則，也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所講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一意義上的「法制」，就詞義而言，相當於17、18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所講的「法治」、「法治國」等原則。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種含義有時單獨使用，有時結合使用，依不同情況而定。例如當我們講應有「完備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種意義上的法制，即應制定齊全的法律、法規。當我們講「法制建設」時，主要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制—法制系統工程，即對從立法到監督法律實施各個環節都 要建設。當我們講應「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種意義上的法制，即根據「依法辦事」的原則。有時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種含義，例如當我們在講「加強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語時，就可以將法制的三種含義都包括在內。
這里還應注意，以上第三種含義，即「依法辦事」原則這一意義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語言中有不同表達法。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場合下分別使用過「法治」、「法治國」、「法制」三詞。在列寧的著作中，無論是對蘇維埃政權還是對資產階級國家，都用法制一詞。蘇聯法學著作一般也是這樣用法。我國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詞在報刊上都曾使用過。但直到粉碎「四人幫」止這一長時期內，一般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這一現象看來也是受蘇聯法學影響所致。
二、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不同理解
歷史上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儒法兩家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儒家主張人治（或德治、禮治）；法家主張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前者主張人治，後者主張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紀資產階級先進思想家為反對封建專制提出的有關法治的觀點。
在這三次爭論中，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是怎樣理解的？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就需要了解雙方的分歧究竟是什麼。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詞義而論，這些分歧大體上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個主要分歧是；國家治理主要依靠什麼？是法律還是道德？人治論者認為國家主要應由具有高尚道德的聖君、賢人通過道德感化來進行治理。法治論者則認為主要應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實際上指刑法）來治理。
中國古代儒法雙方的不同觀點就體現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認為，「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5）反過來，法家則認為，「聖人之治國，不能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因而，就「不務德而務法」（6）。
在古希臘思想家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中也體現了上述分歧。柏拉圖在其代表作《理想國》中力主「賢人政治」，並主張除非由哲學家成為國王，人類將永無寧日（7）。他極為蔑視法律的作用，認為不應將許多法律條文強加於「優秀的人」，如果需要什麼規則，他們自己會發現的（8）。只是在他的「賢人政治」的理想國方案失敗之後，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將法律稱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與柏拉圖相反，亞里士多德主張「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9）在西方歷史上，這是法治論的第一個經典性論述。這里還應注意，亞里士多德對這一問題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統治，哪一方面較為有利？」（10）他主張法治優於人治的一個主要論據是：法治等於神和理智的統治，而人治則使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因為一般人總不能消除獸欲，雖最好的賢人也難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時引起偏見。「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和理智的體現。」（11）同時他還主張，即使是一個才德最高的人作為統治者的國家中，「一切政務還得以整部法律為依歸，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權威的問題上才可讓個人運用其才智。」（12）再次，他為法治作辯護的論據中還涉及到本文下面將討論的其他兩個主要分歧。
第二個主要分歧是：對人的行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規則，還是依靠針對具體情況的具體指引？人治論強調具體指引，法治論強調一般性規則。
這一分歧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人治、法治之爭中有所體現，特別是一些法家強調法律的特點在於它是一種尺寸、繩墨、規矩等，即能作為對人的行為進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則。但總的來說，儒法雙方並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體指引的分歧展開明顯爭論。
與此不同，在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相當突出。柏拉圖反對法治的一個重要論據是：法律就像一個愚蠢的醫生，不顧病人的病情而機械地開葯方。然而，人類個性不同，人的行為紛繁復雜，人事變化無常，法律不可能規定出適合每一特殊情況的規則。所以「對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權而是了解君主之術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權。」（13）亞里士多德在反駁上述觀點時指出，「法律確實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這些原可留待人們去審議。主張法治的人並不想抹殺人們的智慮。他們就認為這種審議與其寄託一人，毋寧交給眾人。」（14）他在《尼可瑪可倫理學》一書中也進一步探討了一般性規則和具體情況之間的關系，「法律總是一般規定，但實際情況中又有一般規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採取糾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執法者根據法律精神來解釋法律，容許法官離開法律條文作出判決等。
第三個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應實行民主還是專制？法治論者主張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憲），人治論者主張君主制、君主專制或寡頭政治。
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和哲學家國王，在政治制度上講就是維護君主制和寡頭政治。亞里士多德在主張法治優於一人之治時，也提出了擁護民主和共和制的觀點。他認為，「群眾比任何一個可能作較好的裁斷」，「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不易腐敗。」（16）在平民政體已經興起的情況下，以一人為治的君主政體也不適宜了；在君主政體下，如果繼任的後嗣是一個庸才，就必然會危害全邦，而在實行法治的情況下，就不會發生這一問題（17）；同時，平民政體意味實行輪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也就是「以法律為治」（18）。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已將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聯系起來。
法治論和人治論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現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一些先進思想家在反封建專制時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綱領中。在我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中從未涉及民主與專制的分歧。因為儒法兩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維護君主制或君主專制的（法家更主張嚴刑峻法）。因此，我們不能把我國古代法家的法治論同17、18世紀西方國家反封建專制的法治論相提並論或者把前者錯誤地解釋為反對君主專制的君主立憲論。
還應指出，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和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爭中都直接、明確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詞。與此不同，西方國家17、18世紀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主要體現在當時一些先進思想家在抨擊封建專制、等級特權並鼓吹建立君主立憲、三權分立或民主共和國等政制的同時要求法治和反對人治，而當時維護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的代表人物並沒有直接、明確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類的口號。
17、18世紀先進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們所主張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綱領密切聯系的。例如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英國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認為，立法權是最高的、不可轉讓的國家權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等自由權利。國家立法機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國的法國盧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認為，「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不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稱之為共和國；因為只有在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統治著，公共事物才是作數的。」（20）美國獨立前夕猛烈抨擊英國君主專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21）。
在西方國家歷史上，繼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優於人治」之後，第一個直接明確提出類似觀點的是英國17世紀思想家哈林頓（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國》一書中一開始就指出，通過法律這一藝術，人類的世俗社會才能在共同權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根據亞里士多德和李維（22）的說法，「這就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23）
美國政治家、第二屆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將哈林頓關於法治的思想寫進1780年馬薩諸塞的憲法中，它規定該州實行三權分立，「旨在實現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從三個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時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賦予多種含義。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爭論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聖賢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法治則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來治理國家。在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爭中，人治和法治的含義比較復雜。人治不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來治理國家，而且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應依靠根據不同情況而定的具體指引，也還指君主或少數寡頭的統治。法治則不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還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通過一般性的規則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紀反封建斗爭中所講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則代表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等。
三、80年代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和人治之爭中對有關詞義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國家，自17、18世紀起，民主、共和制意義上的法治論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語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語。但西方法學家對法治的具體內容或原則始終眾說不一。19世紀末英國憲法學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國政制和法律傳統為基礎，提出了法治的三個著名的原則：任何人都不因從事法律不禁止行為而受罰；任何人的法律權利和責任都應由普通法院審理；每個人的個人權利不是憲法的產物而是憲法所賴以建立的基礎。但這些原則以後不斷遭到反對，被認為已不符合20世紀的現實（25）。50、60年代，西方法學家曾圍繞法治這一主題召開過幾次國際會議，但並未就法治的具體內容和原則取得一致的意見。隨著「福利國家」方案的興起，國家權力日益擴大，西方法學家中一度展開了「福利國家」與「法治」是否矛盾的爭論。但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爭，因為爭論雙方都主張法治，分歧主要在於一方認為福利國家意味著國家權力加強，從而危害個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則認為福利國家、個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結合（26）。
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爭論（27），不同於上述三次爭論。首先，這一爭論中一方固可稱為「法治論」，另一方似可稱為「法治與人治結合論」（以下簡稱「結合論」）而不能稱為「人治論」。即80年代中國法學界存在「法治論」和「結合論」之 爭，但不存在「法治論」和「人治論」之爭。其次，這一爭論同各自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有不同理解有關。為說明這點，不妨將雙方基本論點簡化如下：
法治論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與人治是對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法律為准，人治則指以個別領導人意志為准。換一句話說，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獨裁。
結合論者：法治與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須結合；法律是由人制定並由人實行的，沒有人的作用，還有什麼法治？換句話說，法治指依法辦事，人治指要由人來制定和實施法律，必須重視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雙方都主張我國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張我們應以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的法律為准而不以個別領導人的意志為准；都會主張法律是由人來制定和實施的，如果沒有人的作用，是談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結論能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分歧主要在於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們不妨再進一步探討一下：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詞義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據什麼？法治論者認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這種理解顯然直接間接來自西方17、18世紀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這種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來是與我國古代儒法兩家爭論中所提出的觀點有聯系的。如上所述，當時儒法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實際上可以歸結為：治理國家主要依靠道德還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據我們現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對治理國家來說不可偏廢，因而也就可以推論出法治和人治應該結合。而且當時儒家還強調「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漢以來，儒法合流、法治與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實際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與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須結合的結論。
但這里也應著重指出，80年代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理解，僅從詞義講，也不同於古代儒家對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強調的是人治，強調道德在治理國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結合論者強調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結合，強調法律規則和人的作用的結合，就這一意義上講，我們也不妨認為80年代結合論者提出了他們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另一種理解—在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各種理解之外的一種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領先法律規則治理國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來制定和實行法律，這種意義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須結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學會組織的一次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曾提出，當時法治論者和結合論者「爭論之點似乎不在法治與人治應否結合或應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卻在於到底什麼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發言中，我也講到無論歷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對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學的地方，特別是後一種解釋顯然是與資產階級的「法學世界觀」密切聯系的，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宜將『法治』和『人治』作為一種口號來提倡。在我國，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又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克服重重困難和阻力。提倡幾個口號，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加強能起什麼推動作用我是有懷疑的。」同時，我在發言中也反對當時有些人主張法治人治兩個概念都不科學，因而都不適宜用的簡單否定態度（29）。現在回顧這一發言，我覺得它表達的基本思想與本文還是一致的，但當時自己認為我們不必將法治與人治作為口號來提倡這一觀點應該修正。近十年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無論在我國法學界或一般輿論界已廣為傳播。社會上多數人已接受了這種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我們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對於詞的選擇，一般地說，除非是特別不科學或不合適的，我們應尊重社會上多數人的理解，這也就是尊重「約定俗成」的原則。對法治、人治二詞詞義的理解，就像對作何詞義的理解一樣，它們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變化的。
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中的有關詞義
「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之類的命題可以引起一些問題，例如為什麼必須要從人治轉向法治？「過去」存在（甚至「現在」還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對這種現象（包括對過去或現在實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評價？現在為什麼不能立即實現轉變，為什麼需要逐步轉變，甚至還要從雙軌制轉向單軌制？等等。當然，我們可以從上面所講的法治論的理解出來來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因而我們要「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但這里應注意，對我們目前來說，「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為一個抽象的原理，而現在「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至少包括了以下具體含義：我國在「過去」以至現在還存在著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而這里講的「過去」一般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時期，甚至還可能指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國內戰爭時期。顯然我們在講「過去」（三中全會以前時期或甚至新中國成立以前）以至現在還存在「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時，對這里講的「人治」的詞義又需要作進一步探討了。
就提出「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的人來說，他們所講的「人治」可能指以下兩種含義：一種是指：有的領導人由於受封建思想意識的影響，因而表現出專橫、獨斷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風。對人治的這種理解可以說是對17、18世紀關於人治、法治詞義的引申。另一種是指：由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不可能有完備的法制，或者是由於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上有失誤，不重視法制，因而使各級領導人不得不就各種具體問題作出決定。當然也可能是以上兩種情況的交錯並存。當我們在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時，應該考慮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前一種情況是應該加以否定的，對後一種情況，或者不宜稱為「人治」，如果要稱之為「人治」，那就需要賦予另一種特定的含義，即在法制不完備或法制不受重視的情況下不得不由領導人作出決定。這種意義上的「人治」既不同於古代儒家所講的人治，也不同於80年代結合論者所講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為專制或專橫獨斷等。

⑷ 中國傳統法制的現代意義

傳統社會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法律文化的「本土資源」，然而如何有效地利用版這些「本土資源」則權成為人們所熱切關注的問題。目前，中國學界對中國法治的發展方向大致有兩種觀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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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觀點被稱為「激進主義」，主張中國應當加強立法進程，盡可能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國構建西方式的法律體系；另一種觀點被稱為「保守主義」 ，主張要充分發掘中國傳統社會的本土資源，對西方法律制度進行適當的改造，使之適應中國社會的土壤。筆者顯然贊同後一種觀點，即認為中國在學習西方法律的過程中應當借鑒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從中發掘出對當前法治建設有價值的東西。對於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我們應該抱著一種「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深刻發掘傳統法文化的現代價值。

⑸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含義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現實和全局出發，借鑒世界法治經驗，對近現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和法治發展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它既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劃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執政黨對中國法治經驗的理論追求和升華.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社會主義法治的精髓和靈魂，是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法治領域的基本指導思想，必須反映和堅持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必須反映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必須反映和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反映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必須反映和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的原則要求，必須反映和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精神。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基本內容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指出的，包括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大方面，其中每個方面又包括若干具體內容。在這五大方面內容中，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服務大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五大理念相互補充、相互支持，協調一致地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⑹ 法治的意思是什麼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專體，小到個人屬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⑺ 法治的含義是什麼

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

法治的優越性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而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

第一，法治社會的法律作為成文的衡量是非對錯的標准，由於沒有特別針對某一部分人群，所以具有普遍適用性；

第二由於條文明確規范，所以能夠約束社會每個人和每個全體的行為；

第三法律不隨時間或者具體應用情況而改變，這些保證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權威；

第四法治社會的法律出發點為保證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位法律制定的本身提供了正當性。而對於以上的每一條，人治社會都無法給予保證。

(7)現代法治的含義擴展閱讀：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法制指法律和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與司法等領域的各類法律規范及其制度。

任何一個政權要維持正常的國家機構的運作與社會秩序的穩定，都必須用法制規范人們的行為，調整不同利益群體和個人的利益。法治則意味著不僅要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制度，而且要求樹立法律的權威，以此保障社會主體認真對待和遵從法律，切實依照法律治理國家。

從另一個方面看，法制存在於各種政體之中，有國家就必然有維護國家秩序的法律和制度，而法治的實踐只會存在於民主與共和的政體之中。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治

⑻ 法治的基本內涵是什麼

法治的基本內涵為：

1、法治作為一個動態的或能動的社會范疇，其基本的意義是依法辦事。

2、現代法治的精髓是依法辦事。

3、人人平等地依法辦事是法治的要求和標志。

4、「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社會主義法制（法治）四個缺一不可的要素.這四個要素的實質是依法辦事。

5、法治不是單純的法律秩序。

6、不是任何一種法律秩序都稱得上法治狀態，法治是有特定價值基礎和價值目標的法律秩序，即是有價值規定性的社會生活方式。

(8)現代法治的含義擴展閱讀：

在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政治清明、社會公平、民心穩定、長治久安，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法治。法治建設推進得越持久、越深入，其成效就會成倍放大。

政法機關是黨領導下的執法司法力量，行使的是國家權力，服務的是人民群眾，在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進程中發揮著特殊重要作用。

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動搖，緊緊圍繞建設法治中國的總目標，以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重點。

切實將加強法治建設貫穿於政法工作全過程，帶頭嚴格依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肩負起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者、實踐者的重任。

要把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作為基本要求，嚴格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權力，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

要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靈魂，緊緊抓住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關鍵環節，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訴訟法律制度，規范執法司法行為，進一步提升執法司法公信力。

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重要目標，深化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圍。

⑼ 怎麼理解現代意義上的法治

依據法律管理國家和民眾的各種事務的一種政治結構與「法制」通用.
（一）法治的涵義
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
（二）法治的具體體現
1.立法方面：亞氏強調立法必須遵守以下原則：一是反映中產階級的利益；二是研究國家的情況；三是考慮對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強教育；四是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
2.執法思想。國家執政人員要嚴格執行法律。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應嚴格依法執行；法律規定不同詳的或沒有規定的，必須按照法律的原則來公正地處理和裁決案件。
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關鍵。國家必須加強對公民守法觀念的培養和訓練。
（三）法治的優越性
法治的優越性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而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第一，法律是集體智慧和審慎考慮的產物；第二，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會說話，不能象人那樣信口開河；第四，法律藉助規范形式，具有明確性；第五，實行人治容易貽誤國家大事，特別是世襲制更是如此；第六，時代要求實行法治，不能實行人治；第七，實行一人之治較為困難，君主的能力和精力畢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剝奪了大家輪流執政的權利。
（四）法治缺陷的彌補
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採取三種補救措施：以個人的權力或若幹人聯合組成的權力「作為補助」；對某些不完善的法律進行適當的變更；加強法律解釋。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來對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和裁決。
法治的重要性
現代大部份國家都認同法治的重要，雖然他們產生法律、立法代表的方法不太相同。法治的好處在於能防止有特定的個人凌駕法律而傷害其他大多數人的利益。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