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辯海南

① 我是辯論賽反方我該如何以法治不能消除腐敗為題反駁

法制即法律制度，消除即使不存在，使之消除為零。而腐敗是指國家公務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從而使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態變化的過程。是一種人性貪欲引起的利用手中的權力來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心理及其行為，屬於人性惡的方面，人性的惡是腐敗產生的根源。目前，腐敗問題是各國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國腐敗現象發展迅猛的勢頭，既危及和破壞法律的權威性和有效實施，又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動搖著我國社會的政治基礎。腐敗問題已經對黨，對國家和社會構成了潛在的威脅。海南紀委查獲原文昌市委書記藏匿贓款18箱2500萬巨款等等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很多。
腐敗包括腐敗的心理和腐敗的行為，其本質是一種對利益的無限慾望，所以只有根除這種慾望本身，才能消除腐敗。而慾望是無法根除的，所以腐敗也無法根除。
從總體上看，法治只能遏制腐敗的再發生，通過對腐敗行為的制裁，起到一個心理上的威懾作用。但只要人性中惡的方面沒有根除，那種無節制的慾望就還會存在，所以腐敗就沒有可能被消除。
從局部上看，法治只是在腐敗行為發生後，對其進行制裁，所以法治從作用上來看從來都沒有消除過腐敗，它僅僅是在已經發生腐敗行為後，去懲罰腐敗行為的人。這樣又如何能稱法治可以消除腐敗呢？人性的陰暗面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所以要用法制來約束，但是法制也有漏洞，所以不可能消除腐敗
從立法的角度講，立法是滯後於經濟發展的，而腐敗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所以「消除」在時間的角度上不成立。
而光有法制還不行，還要有依法辦事的人，和依法辦事的社會環境。最重要的是要有廣泛的監督制約，包括社會監督、新聞單位的輿論監督、廣大人民群眾（含網路）的積極監督。要加強幹部隊伍的建設，加強黨風建設，加強全民道德素質建設。治理貪污腐敗，一靠法制，二靠民主，三靠監督。

法制只是一個約束，需要很強的監督執行，現在社會的法律已經對腐敗設置了很多，但是，腐敗真的杜絕了嗎？
有權力就會產生腐敗，它是一中心理的扭曲和慾望，任何法制社會，任何體制都不能杜絕腐敗，只是多與少的問題。
法律的主要作用是懲治違法的人。腐敗只有在被發現之後才能被繩之以法、即使法律有警示的作用，但畢竟還是小的。腐敗的人那麼多，被揭發的人那麼少，警示的作用太小了。而且法律的懲治力度也不夠大。法律對於腐敗最多隻能是有些遏制的作用，法制終究無法消除腐敗.法制只能在客觀上為消滅腐敗開一個頭,指明一個方向.
法制並不能消除腐敗,那是因為腐敗的原因不在於法制,法制只能約束腐敗,而不能將其徹底的鏟除掉.一個具有文明的社會必然具有相應的社會體制.體制的不同也能直接反應出當時社會的現狀.不同時代的社會體制是不同的,就像封建社會和我們現在社會的體制是不法拿來比的.同一個時代的不同社會也具有不同的體制.資本主義體制和社會主義體制的法制也大同小異.你也可以比較一下,所舉的幾個社會里腐敗的程度.相信你也想到了,法制是有社會體制所決定的,而一個社會體制的副產物之一就是腐敗.
今天對方的論證顯得相當有條理，但是對方顯然模糊並弱化了一個概念：即消除。何謂消除？消除即使之不存在。它必須作到兩點：1.現實中存在的被消除。2.潛在可能的完全喪失。因此，所謂消除腐敗必須是標本兼治，斬草又除根。

② 德治與法治辯論賽

所謂「法制」與「德治」，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從「法制」與「德治」或者說「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本質，去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

要看清二者的本質，我們得首先弄清法律和道德的本質。

所謂法律，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即把統治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並頒布，並由國家強制力（軍隊、法庭院等國家暴力機關）保證實施的規范總稱（網路解釋為法律是全體國民意志的體現）。是國家統治工具。

所謂道德，按照詞典的解釋，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起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作用。 道德是指以善惡為標准，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人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行動規范的總和。道德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如此，我們暫且拋開道德的階級性不談，可以簡單理解為道德的基礎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也可以說道德體現的是人民大眾的意志，是廣大人民的意志體現。

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所謂「法治」即「依法治國」，就是用統治階級的意志治理國家。所謂「德治」即「以德治國」，就是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意志治理國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法律作為「國家統治工具。」實際上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

首先，我們任務以中國為例，按照《憲法》中「工人階級是國家的統治階級」，那麼中國的法律是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廣大工人階級的意志體現。《憲法》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說人民民主專政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手段。主體是指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勞動人民；對象是指那些違反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勞動人民意志（道德+法律）的人或事。不僅僅是指違反工人階級的意志。如此一來，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即工人階級的意志體現，無法滿足人民民主專政的需要，而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又是占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廣大勞動大眾意志！所以說 「德治」，無疑成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真正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必須！

綜合以上，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依法治國」和建設所謂「法治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如果對此感興趣的話我們以後可以專題探討）;「以德治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應有之義！是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主要特色之一！「以德治國」無論從概念或內涵上都已經包括了「依法治國」的意思！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單純建設所謂「法治國家」或「法治社會」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也無異於痴人說夢！

③ 關於法治高於德治的辯論材料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民族浩劫,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和社會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狀況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人們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中國應當如何從"人治"過渡到"法治"。人們在提出"官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呼喚的是"依法治國",所以法治建設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法治建設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毫無疑義。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單憑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夠解決當前中國存在的所有的社會弊病和問題呢?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對於源自西方社會的"法治"的真正含義和實行的條件並不清楚,或者說認識並不統一,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指責中國"人治"弊病的同時,認為西方式的"法治"是萬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詳盡的法律,在解決社會矛盾和人們行為規范方面的一切問題也就統統迎刃而解。可是在現實社會當中,問題卻並不這么簡單。首先,近年來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的各項法律已經相當多了,應當說人們的行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姦犯科"的人卻越來越多,案子也越來越大。其次,隨著我國社會近年來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人們的收入和消費水準不斷提高,按過去的說法是人們應當有物質條件來遵守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了("知恥"),但是近來反映在現實社會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現的問題不是減少了,反而有不斷增加之勢。

現在無論是從人們的街談巷議還是新聞媒介的報道來看,對於社會上普遍的道德水準均有"世風日下"之議。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無可指責"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邊有人受重傷須送醫院搶救,許多過路車輛就是不停車;有個別過路人好心把傷者送到醫院,反被傷者家屬訛詐。遇到歹徒行凶,許多人畏縮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與歹徒搏鬥,其餘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觀。公園里兒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數千人圍觀而無人下水。至於製造偽劣商品、偽造證件文書、在經營交易中的損公肥私等現象,更是比比皆是。當你詢問人們對這些行為的看法時,他們會一致地譴責其為"不道德"的行為,但一旦這類事件再次發生,你會發現大多數當事人、旁觀者的行為依然如故。為了防止和懲罰這些不道德的行為,國家不斷頒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懲罰辦法,對不贍養老人、虐待兒童、見死不救、造假等行為進行懲罰。但是實際效果又如何呢?憑靠不斷地增加和細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轉當前"世風日下"的趨勢?近年政府對"見義勇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從人們的內心深處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問題。

我們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標前進,但是憑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決中國社會中當前普遍存在的道德問題?何況在現實社會中有許許多多的不道德行為其本身並不直接觸犯法律。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幾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的傳統社會都採用了哪些辦法來使人們的行為符合普遍的道德規范?其中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對於今人是否能夠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罪"與"孽"

從古至今,中國人常常用"罪孽深重"來形容做壞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細思考,應當說"罪"與"孽"在其與法律的關繫上是有區別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觸犯了法律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刑事訴訟、法庭判決來對其行為違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測度並給予具體懲罰的。而"孽"則主要是指不直接觸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違反了社會普遍道德准則的行為,這些行為受到世人的道德輿論譴責,當事人如有良知,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對於"犯罪"與"作孽",中國民間社會把兩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將會受到朝廷刑律的懲罰,而後者則會遭受"天譴",受到神靈和冤鬼的懲罰。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雲南知識青年返城後經歷的電視連續劇《孽債》。為了取得婚姻上"單身"的資格而能夠返回上海,他們與當地的妻子離異、相互離異並把孩子寄養給當地農戶,他們當時的動機可以理解,行為也沒有觸犯法律,但卻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們受到傷害,並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責之中,通過幾個赴上海尋親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瀾而生動地表現出來,一個"孽"字在這里使用得就十分貼切。

《辭海》對於"孽"的解釋有五種:(1)古時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壞事,罪惡(《書·太甲中》:"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災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種解釋久已不用,人們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說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種解釋,指的是人做的壞事和罪惡,而且其懲罰是無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小孩子自懂事時起,人們就在對他灌輸樸素的道德規范,當他由於無知而折磨小動物時,老人就會搖頭說,"不要作孽呀"。當一個貧苦的童養媳被餓飯、被毆打時(這在當時既不犯法也不違禮)

,鄰居們就會搖頭說,"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戰爭時期,當一個村民為邀賞向日寇出賣抗日戰士時,人們會說,"作孽呀,他怎麼不怕出門被雷劈死"。可見,"孽"是與良心和良知相關的,不一定由這個世俗社會的法律來評判與懲罰,而且有時甚至與當權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違背的(如漢奸的行為符合當時"政府"的規則,但被民眾所不齒)。

官方的法律總會有漏洞,執法者也難得做到"明察秋毫"並把犯法者統統繩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師爺所說"大致古今律法,不論如何細密,總有漏洞",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在設法利用這些漏洞以謀私。但是,與觸犯世俗法律的行為相比,"作了孽總是要遭報應的",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報應也許在現世("現世現報"),也許在陰間,也許在來世;這些報應也許應在本人,也許延及子孫。從"報應"的觀點看,"孽"與我國的民間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律法"與皇權有著密切的關系,"禮教"與儒家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樣。

法治的刑律所針對的是對人身、財產的侵害,並制定了詳盡的懲罰辦法,也就是所謂"他律",憑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間所謂的"作孽"觀念主要譴責的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圍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婦女、兒童甚至其他生靈(牲畜、貓狗等),譴責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強欺弱、詐騙、無信義、向官府進讒言等)。對於"作孽"行為的懲罰主要是"天譴"式的報應(死後在陰間地獄中受苦、來世托生變驢變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為償還孽債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懲罰。人們根據社會普遍倫理與道德規范來行為,自覺自願地不去違背或觸犯這些規范,即是人們的"自律"。

薩姆納(W.H.Sumner)認為,在行為規范方面的民俗為社區大眾所長久接受之後,會產生一種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會過程,而轉化為"民德"(Mores,民間道德規范),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宗教或懼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原本產生於民眾日常生活與行為中的民俗(習慣性行為),經由原始宗教或懼鬼或魔術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轉化之後,成為具有約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間道德規范)。違反這一"民德"的行為,就是作孽。

二、"人治"、"禮治"與"德治"(道德規范)

"所謂人治與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那種把"人治"理解為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關系,而沒有一定的規范可守,這種"人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中國傳統社會中實行的乃是一種"禮治秩序"。當然,那些"開國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規范時是會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多少會帶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們也會受到社會傳統規范的束縛,不可能隨心所欲。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是通過紳權來實施的"禮治",並把其與西方社會的"法治"作為相互對立的兩種法律制度。但是,與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區紳權的)"禮治"相對應的,應當說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還存在著由於民間道德規范約束而在民眾生活中實際發生作用的"德治"(以"積德"為宗旨,以善惡之報為法則),或者說存在著民間的對於一般行為的普遍性的道德規范。當然這一提法(稱之為"德治"並與"法治"、"人治"、"禮治"相並列)還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論證,但只講"禮治"並不能完全涵蓋我國民間的全部道德規范。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禮治"是有其特定含義的,"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禮"是特定文化中由聖賢制定的行為准則,而不同於民間樸素的倫理規范(民間的"積德")。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治"、"禮治"、"法治"這些列於經傳的、與政治權威相聯系的行為規范都可以歸類於人類學所說的"大傳統",而一些流行於民間樸素的道德規范(民間的"德治",訓誡人們"不要作孽")也許可以歸類於"小傳統"。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了"法律"、"禮"和"道德":"禮……顯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於普通所謂道德。法律是從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力所加之於個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網,逃得脫還可以自己驕傲、得意。道德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見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棄,是恥。禮則有甚於道德:如果失禮,不但不好,而且不對、不合、不成。……禮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講明了"法律"、"禮治"和"道德"三者之間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禮"被傳統社會認為是士大夫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但這是由統治者為維護"三綱五常"和"尊卑有別"社會秩序而倡導並"教化"民眾的正統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規范。而民間的道德則源自於民眾中多少帶有些自發性的如"積德"、"從善","惻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樸素的觀念。

所以,"禮治"與"德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禮治"的行為規則是維護君權、族權、父權、夫權和鄉紳利益的,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電影《家》非常生動地說明了"禮教"的"吃人"與不道德。在一些社會場景中,"禮治"壓制了民間的樸素道德觀。如"禮"所維護的"三綱五常"推崇"烈婦",年輕寡婦自殺殉夫是會受到家族、社區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貞節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後會嘆息落淚,說這是"作孽"。雖然儒家推崇的"守禮"與民間流行的"積德"在某些行為規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時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說明兩者之間也存在沖突(如寡婦殉夫),所以"禮治"並不能等於以樸素道德觀念來規范人們行為的"德治"。這里稱"德治"並不是指由統治者推行的"治理之術",而僅僅表示一種行為規范和相應形成的多少帶有自發性的民間的社會秩序。

我國傳統的農村,幾乎村村都有廟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觀,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龍王和當地"有靈驗"的地方神癨\。人們會到城隍廟里去求簽問卜和哭訴自己的冤屈。民眾對於"作孽會遭天譴"的敬畏形成了他們在思想和行為方面自我約束的某種"德治"的精神基礎和文化氛圍。但是這種民間樸素的"德治"自解放以來,隨著歷次政治運動的滌盪已不復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義"對其他人(包括親戚、同事、鄰居、老師等)進行的關押迫害、人身侮辱、武鬥等等行為,從傳統道德的觀點來看都是"作孽",但是卻成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時髦行為。"鬥私批修"可以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禮",而這種"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的"紅色禮治"與封建社會的"禮治"一樣在實踐中同樣有違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時,解放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運動直接與全面地沖擊了民間宗教,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摧毀了民間關於"積德"和"作孽"會遭報應的信仰體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遠山區與世隔絕的村落里的人們,現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們已經不大會對孩子們講"不要作孽"這樣的道德訓誡了,恐怕向孩子們重復頻率最高的是功利主義的訓誡"好好讀書,將來才能掙錢做官,才能有出息"。"孽"這個詞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現得越來越少了。這標志著社會的發展呢?

還是某種意義上在道德方面的墮落?

在強調法律的同時,社會中關於"孽"的意識的普遍淡化,不考慮做了"缺德事"是否會"遭報應"或者根本否認"報應"的存在,是否是當今人們行為中道德水準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認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會權威,那必然是一種強權就是公理的混亂狀態"。

中國民間的傳統道德規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國在規范社會行為方面的某種民間鄉土資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梳理中,在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再認識與達到"文化自覺"的過程中,這也許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罪與孽:中國的"法治"與"德治"概說

⊙馬戎

三、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與實為"治法"的"法治"

人類自形成為社會之後,就必須產生一定的規范來防止個人、群體之間的沖突和相互損害,為處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糾紛制定一系列調解和懲罰規則。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並強制執行的國家法(訴諸於國家法的稱做"打官司"),也有流行於民間"約定俗成"的習慣法(訴諸於民間習慣法的稱做"私了",即糾紛的"私下了結")。

人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法律的作用評價不一,有的人批評中國缺乏西方社會那樣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會的發展缺乏明確的規則;另一些人則基於對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懷疑,從而從自然法的角度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倫理的重視和追求"無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於中國傳統社會法律的這兩種不同觀點,可以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從法律所涵蓋的不同行為對象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運作。

費正清認為中國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則為基礎的,是支持國家權力而不是限制專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統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眾避之惟恐不及的東西"。中國歷史可分為"亂世"與"治世","亂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罰來把偏離社會規范的各種行為糾正回來。

在西方,"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而"人治"被認為是隨意性的、沒有客觀標準的、體現的是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中國傳統社會通常被認為是"人治"的社會。但是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除了個別皇帝的意志給當時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歷朝歷代還是循著"禮法"在統治。儒家主張"禮治",重視道德倫理對人的教化作用,提倡"無訟";法家主張"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視的是刑律的實施,用懲罰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當然,法家強調法律的作用,也暗含著對君主"人治"的限制在裡面。但是,這種"依法而治"(Rulebylaw)與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與其稱之為"法治"不如稱之為"治法"。

四、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國家法、民間法與民間的道德規范

④ 辯論賽：國家需要德治還是法治 德治比法治更好的地方在哪裡

作為一名法律人。我當然會說國家需要的是法治。
國家近年來的意圖也很明顯。
之前鄧提出法制。江提出法治。胡提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這是層層遞進的關系。
不過看問題，你是站在德治這一方。
那麼德治的優點在於：
1、法治需要好的法律制度來支撐，法制不完善，法治也難以實現。而德治只需要一般的社會普遍倫理道德，無需強力的制度支撐，簡單易行。
2、法治的缺點同時在於法律的穩定性和社會發展的迅捷性的沖突。法律條文的更新往往跟不上社會發展的節奏，這導致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往往無法得到公平正義的解決。德治則可以審時度勢，妥善解決。
3、法治需要的完善的法律體系條文繁雜，名目眾多。不容易為普通民眾所熟知、理解。事到臨頭，民眾往往不知如何依法辦事。德治依照社會基本道德處理事務，民眾容易理解、接受。也易於施行。
4、法治的施行需要培養一大批法律精英，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嚴格按照程序辦事，社會成本較高。德治簡單易行，易變通。社會成本較低。
5、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義。但是在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中，偏重於程序正義。而且若果法律本身制定的不恰當，也會導致社會中不公平的產生。德治追求實質正義。
不過，法治優於德治在當今社會是毫無疑問的。所以作為反方，難度比較大。
所以，個人建議你，第一，研究法治優於德治的地方，尋找對方的破綻。
第二，論點可以採取迂迴戰術。不否定法治，也不必強調德治優於法治。但是一定要凸顯德治的重要性。說明德治乃是社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⑤ 這樣做律師的《這樣做律師》述評：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逐步推進，我國律師已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力量之一，肩負著「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神聖使命。作為一名法制媒體的記者，我一直在尋找律師參政體會與執業心得相結合的書籍，但都不如意。要麼是簡單的案例堆砌；要麼是拿虛構的案例說事、「忽悠」人；要麼是編輯們的剪刀加糨糊、報紙加雜志、七拼八湊，毫無系統可言，難以讓人讀下去；要麼是專家編的教科書，枯燥乏味，滿是看不懂的術語和陳年老案。 難道就沒有一本由執業律師編寫的，站在社會活動和執業活動角度，能讓普通人看明白，並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的法律書籍嗎？有，我終於找到了，這就是趙建平編著的、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樣做律師》。?
關於本書的編寫體系和內容。《這樣做律師》是繼趙建平編著的《辯護與代理》《追求公正》之後的又一新作，該書以收錄作者參政議政的文章和親辦的典型案例為特色，具有很強的真實性和實踐性，反映了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期的一些現象，展示了一位執業律師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構建和諧社會所做的工作。該書絕對不是專家學者式的坐而論道，而是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以深厚的法律功底為基礎，立足我國社會現狀，「跳出法律談法律」， 為廣大讀者總結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論政和法律實踐。?
上篇為議政，介紹作者自2003年成為海南省政協委員的八年間，真情關注民生，深入調查研究，高度關注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先後撰寫的部分優秀提案和連續六年在海南省政協會議上所作的專題發言及政論文章。?如《關於律師行業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思考》一文，系趙建平在海口市司法局舉行的律師行業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大會上作的報告。如在政協海南省四屆二次會議期間，趙建平執筆撰寫的《關於人民法院應採納律師合法有據的辯護意見的建議》，引起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視，法院在提案的答復中稱，各級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必須注重採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合法有據的意見。尤其是趙建平連續六年在海南省政協會議上的發言，引起海南省委、省政府領導的重視。如針對越來越嚴峻的信訪問題，2005年趙建平在政協海南省四屆三次會議上作了《從體制上解決人民群眾信訪問題的建議》的發言，得到了時任海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吳昌元同志的充分肯定，並作了重要批示，該提案後被政協海南省委員會評為優秀提案。?
下篇為維權，收錄了趙建平近年來代理的大案要案，以清晰的刑事辯護和民事行政代理為主線，講述案情簡介，答辯、辯護（代理）詞，判決結果，辦案啟示，將讀者帶進鮮活的司法實務中。?
作者親辦的眾多大案要案和切身感受，區別於「拿來主義」者蜻蜓點水式的道聽途說，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可以使讀者免犯同樣的法律錯誤，也為青年律師提供了開啟律師職業生涯的金鑰匙。透過辦案歷程，讓讀者欣賞作者如何在紛繁復雜的疑難案件中一針見血，如何在激烈的庭辯中唇槍舌劍。?
作者在刑事辯護時，能准確形成辯護觀點，有很強的刑辯應變能力。如2007年10月，連某向某公安局舉報海南某房地產公司副總經理申某挪用本單位資金。2008年4月23日，龍華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該案，趙建平依法出庭為申某辯護，一審判決申某犯挪用資金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二審趙建平繼續為申某辯護，最後龍華區人民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書》，決定對申某不起訴。申某在被無辜羈押一年零一個月十九天後，終於獲得了本該屬於他的自由。讀著趙建平鏗鏘有力的辯護詞，被他巧妙的辯護角度和靈活的庭辯技巧所吸引，彷彿被帶進了一次法律實務演練。?
作者民事行政案件的庭辯技巧同樣高超。如在代理《真假股東之辯》一案時，作者在認真核查和分析對方提供的一系列證據後，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證據只具備形式真實性，不具備實質合法性，不能證明原告已實際出資，不能作為有效證據使用，人民法院依法不應予以採信。作者嫻熟地運用證據與相關法律規定，巧妙地利用對方的證據，有理、有據、有節地進行反駁，使對方無反駁之力，原告最後只好申請撤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站在政治、經濟、倫理、法律和社會實踐高度，窮盡作者議政體會和律師職業生涯，以理性的議政觀點，符合國情的多方協調溝通，尤其是靈活的庭辯技巧，帶領讀者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實務演練，絕對是議政和法庭論辯的實戰寶典。本書一經出版就引起巨大反響，在沒有任何商業炒作、宣傳的情況下，備受讀者熱捧及各界好評，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被有關人士譽為「中國律師參與法治社會建設與運行的開山之作」，具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實務類政治法律書籍。?
關於本書的作者。1980年，高考取得優異成績的趙建平帶著兒時就嚮往的律師夢，考取了北京大學法學院。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他如飢似渴地吸吮著知識營養，不斷地充實自己。1984年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後，他又考取本校碩士研究生，1987年獲碩士學位。在做了五年大學教師、兩年政府公務員後，趙建平終於在1995年圓了兒時的夢，成為一名執業律師，開始了人生旅程的加速階段。?
趙建平自成為律師之日起，就立志做一名好律師。他認為，律師不是商人，也不僅僅是「法律工匠」，律師應該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必須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在執業過程中，律師要把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法律的正確實施有機地結合起來，肩負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推動我國政治文明和民主法治建設進程的神聖使命。為此，趙建平在承擔繁重的律師工作之時，仍滿腔熱情地參與社會工作，盡到了一名新時期優秀律師的社會責任。?
作為身兼數職的一名執業律師，趙建平在繁忙的工作與公務之餘，仍然濡墨揮毫，筆耕不輟，將自己實踐之所見，心中之所感披之於社會，這種精神難能可貴，令人佩服!
王建榮 （作者系資深法制媒體記者）

⑥ 社會發展主要靠法治攻辯問題

依法治國，醫德治國！

⑦ 海南省2020初中學業考試道德與法治參考答案 我想要

1、學好道德，才能立身做人；
2、學好法律，才能不進監獄！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因為不懂政治丟掉飯碗的案例層出不窮。

⑧ 急求幾個辯論會自由辯論階段的問題 辯題 德治，法治哪一個對和諧社會更重要 我是德治，問題要犀利一點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問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基本原則和重點舉措,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檢察機關作為黨領導下的國家司法機關,是法治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擔負著重要使命。深入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是檢察機關當前的首要政治任務。我們要緊密結合檢察工作實際,確保全會精神落地生根結果,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檢察工作全面上水平。
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牢牢把握檢察工作正確方向。《決定》規定,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為依法獨立公正行使檢察權提供了制度保障。檢察機關要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的關系,正確處理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系,把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體現和落實到各項檢察工作中,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得到統一正確實施。
要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為全面深化改革營造良好法治環境。全面深化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天津檢察機關緊緊圍繞市委「促發展、惠民生、上水平—推動萬企轉型升級」、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建設美麗天津等重大部署,開展一系列司法調研服務活動,制定實施了檢察機關依法保障和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意見、依法嚴厲打擊環境污染違法犯罪有關問題的意見等,充分發揮服務大局促發展、打擊犯罪保穩定、懲治腐敗促廉政、強化監督促公正、化解矛盾促和諧等職能作用,為經濟發展、平安建設、民生改善、環境保護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天津自貿區方案正在等待國務院最後批准,我們要積極做好前期調研和准備工作,找准檢察機關服務自貿區建設的切入點和著力點。
要主動適應反腐敗斗爭的新常態,著力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懲治腐敗的能力。全會對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提出了新要求。日前,中央正式批准最高檢成立新的反貪總局,著力打造中國特色反腐敗專門機構。在此之前,天津市檢察院已經進行了探索,撤銷了反貪污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成立職務犯罪偵查局,增強查大案辦要案的能力。下一步,我們要積極應對職務犯罪系統化、區域化、家族化、群體化等新趨勢,統籌運用提辦、交辦、改變管轄和區域聯動辦案等方式,提升協同作戰能力,打好反腐敗整體戰。
要深入推進檢察改革,切實提升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司法水平。《決定》強調,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四中全會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高度,著眼於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進一步細化了三中全會提出的司法改革任務,部署了許多新的重大改革措施。天津已經被確定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第三批試點地區,我們要加強調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扎實開展試點工作,確保各項檢察改革穩步推進、取得實效。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在堅持嚴格司法、深化檢務公開、自覺接受監督的同時,要大力加強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法律監督,切實維護司法公正、保障法律實施。
要建設高素質檢察隊伍,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強有力的組織和人才保障。《決定》提出,建設高素質法治專門隊伍,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提高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隊伍建設始終是根本。近年來,天津市檢察院緊緊抓住領導班子建設這個關鍵,突出政治標准,採取輪崗交流、三級院交叉任職等方式,把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作的人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安排到適合的崗位上去,院級和中層領導班子建設顯著加強。我們改革人員招錄制度,在全市率先實行全系統新進人員由市院統一招錄,嚴把入口關。組織開展天津檢察精神大討論活動,提煉出以「忠誠為民、依法監督、務實創新、公正清廉」為主要內容的天津檢察精神。每年舉辦天津檢察講壇、天津檢察論壇,不斷創新教育培訓模式,檢察隊伍的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不斷提升。我們要按照四中全會關於隊伍建設的新要求,大力提高檢察隊伍的思想政治素質、業務工作能力、職業道德水準,著力建設一支信仰法治、堅守法治的高素質檢察隊伍。

⑨ 法治作文800~900字(七年級)

談到法律，總會給人以神秘、威嚴、崇高的感覺。其實，法律與道德、習慣、宗教、紀律一樣，都在規范著人們的行為。正是由於這些規范的存在，這個社會才變得有序；正是由於法律的存在，我們的權利才得到應有的保障。 作為當代中學生，我們有幸生活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親眼目睹了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法制進程的突飛猛進，300多部法律相繼出台，「依法治國」被寫進憲法，多麼令人振奮！然而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在我們的成長道路上如何與法同行？有人可能會說：你多慮了，我們還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殺人不放火，法律就約束不到我們。我說：不！法律離我們很近。那些輕視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沒有真正意識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法律，就是實現正義、體現公平、正確規范人的行為的社會准則。 當今這個經濟社會，人們在不斷地淡化道德意識，甚至有人討論起一些傳統美德是否過時的問題。這不得不促使我們呼籲法律來維護我們的社會秩序。紐約，這個繁華的國際大都市，卻是犯罪率最高的惡源。有統計表明，每5分鍾，就有一場搶劫上演。而在我國學生群體中也存在著一些觸犯刑法的不良現象。如：強要同學錢財，參與搶劫，更有甚者結幫犯罪。據報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萬寧市17歲學生溫某，因持塑料槍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近年來，青少年結幫犯罪現象也呈上升勢頭，加入黑幫犯罪的一般是18歲以下的在校學生。來自公安機關的一則統計數字表明，80年代後期到現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齡化發展趨勢。在上海，14－16歲的少年犯已佔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讓人心驚的是，剛剛進入法定處罰年齡的14歲孩子竟佔了其中的15．l％。犯罪，無疑永遠威脅著我們安定的生活。但是，我們應當堅信的是，法律永遠維護正義。誠然，就我國現階段的法律體制而言，的確存在一些疏漏，也有一些人為了金錢，為了一個「利」字，背離職業道德，背離良心，鑽法律的空子。但我仍要說，我們的法律正在不斷地健全和完善，我們應當毫不動搖的堅信法律的正義性，並學會捍衛它！
而作為中學生的我們常常講要遵紀守法，可見遵紀是基礎。我們千萬不要忽視遵紀的作用，「以小見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如果你認為「現在違反一下學校紀律沒什麼大不了，只要我以後不違法就行」，那就請你趕快打消這種念頭吧！「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現在小小的放鬆很可能在將來會釀成一次大的失足，何苦要等到法律制裁的時候才悔恨呢？所以我們現在只有從一名合格的中學生做起，將來當我們走出校園，融入社會這個大集體後，才能真正成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總之，法律在我們的一生中是維護自己權利的武器，同時又是規范自己行為的社會准則。因為權利在規則中行使，義務在規則中履行，自由在規則中擁有。同學們，從今天起，從這一刻，讓我們一起踏上與法同行的道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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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伴我行
你從荊棘中綻放，你從崎嶇中走來，我們的法制進程。
你束起凌亂的長發，披上遮體裘衣；結繩以記事，刻骨以銘文，鑄鼎而銘記。終有那世襲替代禪讓，高低貴賤始有分別，贏得泱泱大國「禮儀之邦」的贊譽。然「對『太陽』之咒罵，對酒池肉林的痛恨，烽火戲諸侯的兒戲中」，國之廈為之傾斜。「竊鉤者盜，竊國者諸侯」各地諸侯歷新法強國力，秦盛商鞅裂，吳興李悝亡。
「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始皇立而一統天下，君主制立於中國。「焚書籍，坑儒生」，一統錢幣經濟興，一統文字文化盛，皇權集於一身，開始了文明古國千年封建之旅，終難脫人治大於法治的繩縛。江山代改，人才輩出。在重兵壓城城欲摧之時，南唐後主不思勵精圖治，變法興國，以跪拜佛堂而抵兵戎，以吟詩作畫而自醉，一江春水不敵兵，終敗送大好河山。宋太祖贏得大宋一統，但沉痾難除，舊疾不去，法之立服務於高主，黎民廣大難逃重壓。君主悟而臣子勵，王安石受命危難，為振興國力，欲破而後立，不惜以身戰舊法。張居正「一條鞭法」為黎庶，為百姓，眾說紛紜。精美設想，英雄無數，只能改經濟不能改政治，政體不變，經濟之變革如曇花一現，香存而花敗。法制之改革不動根本，難植新芽。
在盲目與固執中，槍炮聲響徹耳畔，強盜闖進家園，掠走珍寶，竊賊分割了土地，痛苦的呻吟中，雄師覺醒。戊戌變法學西洋，改舊習，可剛一觸及舊統治者利益，法治便又為人治。「百日維新」成了「戊戌變法」的代名詞。民國初立，國權歸於民，但 為了新法之立，孫逸仙出生入死，出廣州，戰軍閥，以血肉之軀抵舊思潮的炮火，民國終於站立。「民族，民權，民生」，孫先生為立新法除舊制，鞠躬盡瘁，死而不已，隨著先生的故去，新法也被「蔣氏」政權遺棄，民不聊生，法雖立而無用武之地。
黑夜終會逝去，曙光定會來臨。春雷陣震，雄師躍起，偉大民族屹立東方，毛主席振臂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法制步入正軌。當人大代表步入會堂，當新憲法誕生，我們淚飛流而心歡喜，不再沉迷，不再壅塞，民權合乎民意，欣欣向榮，春芽萌發，

⑩ 辯論賽 法治重要還是德治重要

法治與德治是相互促進的。一方面，加強法治能賦予社會道德規范以權威性，促進社會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強德治能有效提高人們的思想政治素質和精神境界，從而在根本上防範和減少違法亂紀現象的滋生。沒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沒有根基的。在當代中國加強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凸現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類社會的不同時期，公共社會規范的內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會結構的復雜程度直接決定了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的控制方式。在結構簡單的社會中，人們從事生產活動及其他社會活動的空間極為有限，經濟組織、家族組織、政治組織等往往合而為一。緊密的社會關系、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們生存的彼此依賴性，迫使人們不得不自覺地遵守社會組織內部的各種規則。這時的公共社會行為規范是以習慣、族規和宗教體現的。在這種結構簡單、規模狹小的社會里，社會成員道德自律的重要性還未充分凸現。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人口的增加、生產方式的變更以及社會生活的多樣化，社會組織結構的復雜程度不斷提高；維持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的控制手段也隨之改變。社會結構越復雜，社會活動的空間越廣闊，個人行為所影響的直接對象就越少，行為後果的直接利益影響也越不明顯；相反，在社會幅員廣大、組織結構復雜、人口眾多而且流動量大的社會背景下，個人的隱匿條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網路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卻不斷增加。這時，社會成員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維護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現出來。二是科技的現代化呼喚著德治的強化。如生物學「克隆」技術的發展、網路技術的發展以及企業倫理、地球生態等問題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問題提到更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發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現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對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現代化首先是觀念現代化，造就現代人，首要前提在於培育現代主體意識。現代主體意識具有廣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領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確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養，是現代主體意識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發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現代人為基礎，因為只有這樣的現代人才能具備現代的民主意識。 其次，處於經濟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呼喚著德治的強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擴大，極大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增強了人們的改革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然而與此同時，意識形態的控制方式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狀況，如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對我的滲透將進一步加大；商品交換的法則一旦侵蝕到社會政治生活和人們的精神領域，勢必引發見利忘義、權錢交易，導致國家意識、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奉獻精神的減弱；經濟轉型期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利益調整以及一些難以預測的突發事件，難免會引發人們思想的波動。尤其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價值觀念也趨向多樣化。面對新形勢，如何在各種思想和文化相互激盪，特別是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滲透的情況下，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廣大社會成員中確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風貌，為實現新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在依法治國的同時強化以德治國，是一個關繫到我國命運和前途的重要舉措。再次，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把德治置於更重要的地位。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實現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文化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在社會發展中，文化始終是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紐帶；在現代社會中，文化更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和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社會的綜合國力是包括自然資源、經濟、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國民素質、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種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綜合體。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財富的形式及對別國的影響力、輻射力顯示其綜合國力。當今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知識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競爭。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為文化的核心，在綜合國力中尤顯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沖突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進文化對於調節社會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協調社會運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相應文化環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提倡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學者早就看出，這一機制下不會產生高尚的人格，他們甚至喊出了「不講道德的經濟學」這樣的口號。在市場經濟社會里，遵守承諾應該是基本的行為准則。但這里的守信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礎上的。當遵守承諾將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時，市場主體寧願作出違約的選擇。這種利己的運行機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互助精神存在著天然的隔閡，於是人們越來越關注對市場的制約作用。現在，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的興起，為市場中弱者權益的保護提供了充足的理論，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出現則使文明社會的互助精神從法律上找到了依據。 然而，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提道德的力量，並且將以德治國作為治國的方略就很有必要了。因為這是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進行校正，也是為法治的實施提供有益的基礎。在德治的光輝下，法治的陰影會消除，市場的局限會得到彌補，整個社會將和諧發展。 不管我們是否承認，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法律制度本身，都是建立在「性本惡」基礎上的。市場運行機制就是利用人們原始的追求財富的本能推動資源的配置。在一個對財富無動於衷的人面前，市場經濟無法發動起來；但在對財富充滿佔有慾望的人們面前，市場會自行運動。然而，由於市場上每個人都是利己的，所以，必須建立基本的運行規則，法律會在交易中內部生成。當國家順應市場的需要，將市場規律法律化後，市場運行機制就能夠繼續發展下去；當國家不能順應經濟的要求，及時將市場的運行規律法律化，或者強行頒布扭曲市場運行機制的規則後，市場就會發生混亂。可以說，市場的一個基本的假定就是包含著法律規則。然而，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市場運行機制同樣會面臨衰亡，例如當資源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時，競爭的機制就不會發揮作用。這時，人們要麼等待新的市場進入者，要麼坐視壟斷者獨享高額的利潤。更重要的是，在等待的過程中，消費者和社會上弱勢群體的利益必將遭受損害，法律在這里應該再次發揮作用。這就象是一個不停滾動的鐵環，如果沒有推動者必然會停止轉動，自然倒下。然而，在需要法律的地方，我們往往看不到制度的倩影，法律總是在無休止的爭論中，在各種利益的妥協中誕生。在這些滯後的法律面前，利益的最大受損者往往是弱勢的群體。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社會和經濟的變革中，承受動盪成本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弱的人群，而對弱者的保護規則總是在各種利益的較量中姍姍來遲。 既然我們不能依賴市場本身為我們提供社會文明發展的推動力量，我們也無法保證法律天然地保護社會弱者的利益，我們還能藉助什麼來實現社會的正義呢？ 道德，惟有道德！道德可以使市場主體有所顧忌，也會使法律的制定者和適用者擁有基本的准繩。所以，提倡以德治國，實際上是糾正市場的缺陷，也是彌補法律之不足。道德的時代意義不在於維護市場的尊嚴，而是對市場運行機制進行理性的批判。回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話，我們應該更深刻地領會其中的意義。 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著飛速的變化，處在市場經濟的旋渦中，人們也會不由自主地接受市場的理念。如果缺乏批判意識，認為市場萬能，甚至讓市場的理念主宰社會的一切領域，其結果將會使一切不可以交易的東西成為交易的對象，一切不可以法治的行為法治化。人們將越來越屈從於自設的規則陷阱，而無法自拔。當年，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曾經從醉心研究的市場「看不見的手」中抽身，探究自己的本行——倫理問題，現代經濟學家也開始關注經濟學中真正的人。而我國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是不是也應該從制度的沉迷中醒過來，關注社會道德的作用？誠然，道德的觀念是多元化的，道德的規則也是非強制的，但關注道德，實際上是關注人本身，它會使市場運行得更有理性，也會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