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法治

『壹』 江平的生平經歷

一個為救國理想和言論自由而犧牲一條腿的青年；一個陋室中為孩子編織毛線衣的父親；一個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導師；一個法律精神的詮釋者佈道者；一個為法治中國建設奔走呼號的社會實踐者，這些符號和形象所代表的歷史含義都很重要。
北京南四環一幢普通民居內，校長江平隱居彼處逾10年。
這里既遠離昌平區的中國政法大學，也避開薊門橋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江平選擇了孤獨但並不沉默的生活。
記者曾數次登門拜訪江平，一條溫順大犬總陪伴身邊，各異仙人掌裝點著桌台。溫和而又剛直，一代法學泰斗性格寓意其中。
滿頭白發稀疏、年到八旬的他精神矍鑠，字正腔圓地向記者滔滔不絕，對法律強烈關注讓這位老人眉宇時皺，他的聲音依舊振聾發聵：「法治在中國的發展，是退一步進兩步，還是在不斷地前進。當然還要看到，現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江平雖只在1988到1990年間擔任了兩年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務，但校長的稱呼卻一直延續至今，這種「待遇」在法大歷任校長中並不多見。有1990年法大畢業校友對記者感慨：「江平是永遠的校長，他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精神符號。」
幾年前，江平題寫的「法治天下」流暢大字矗立於薊門橋校園內，這代表了江平終其一生的理想，更成為中國法學人的思想歸宿。
江平凝重地說：「這也正是我的中國夢」。 江平對學生的愛護，讓賀衛方至今念念不忘。
1984年，中國政法大學慶祝成立一周年（1983年北京政法學院更名），賀衛方等一批研究生對食堂伙食不滿，在校慶時發動罷餐，賀和幾個同學把食堂門口堵住，說服大家加入到罷餐者行列。年輕氣盛的賀在人群中與學校官員辯論，人越聚越多，正口若懸河之際，突然被一隻有力的手拽了出來，抬頭一看，正是江老師。
「衛方，你能不能不要總是以反對派領袖自居？」江平語氣雖然不滿，但眼神里還是一片溫和，「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決。這樣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一年後，賀衛方留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有機會聽江平聊起過去：「在談到自己經歷的磨難時，他語氣平緩，反而是一些體現人性美好的細節讓他刻骨銘心，這種積極樂觀的人生觀是江老師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回歸北京政法學院講壇上的江平，憑學識人品聲譽鵲起，用他的話說「在歷史的特殊點上被重用」。
復校的北京政法學院，面臨著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和教材缺乏。「文革」這一段，所有人都荒蕪了。老一輩被打成右派的教師年紀很大，不可能再發揮能力；而五六十年代留校學生雖「政治紅」，教學方面卻很差。
曾被錢端升先生譽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為稀缺資源，「從蘇聯回來的沒幾個人了，而且我在燕京大學學習過，有一定英語基礎，又有一定俄語基礎，還有留學的經驗，學習過比較系統的（法律）課程，這在當時來說是很不錯的。」
江平突破法律禁區，一上來就講《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兩門課，把私權利的觀念引入了國內，讓禁錮多年思想和國際潮流接軌。
賀衛方回憶講壇上的江平，「江老師的課真是一種享受。他站在三尺講台上，器宇軒昂，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和悅耳的嗓音，談吐之中洋溢著知識的自信，兩千多年前的歷史典故和精妙學說，滋潤著學生們的心靈。」
這期間，江平主持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則》，這部劃時代意義法律首次肯定中國人的私權，被國外譽為「中國民事權利宣言」。一批民事經濟類單行法陸續出台，市場經濟法律「盲點」陸續補上。
1983年開始江平擔任副院長，親身經歷讓他對人才格外愛惜。文革後第一批學生被重點栽培，留校形成「第一批梯隊」，法學人才在「斷代」後噴涌。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貧窮的法學」，到九十年代「繁榮的法學」，江平視為「一生中在法學教育方面很有獨創的、很蓬勃發展的一段時間」， 「實際上我在學校的主要貢獻也是在這一段時間。」
1990年，主政法大兩年的江平被免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務。
那年年底，江平60周歲生日。政法畢業生們自發為其操辦生日晚會，大家一致要求江老師表演一個節目。他裝著假肢的一條腿不太靈便，卻步履堅定地走上前，唱了一首美國工會運動的英文歌曲《我們決不動搖》。
去職法大校長整整二十年，一些細節讓江平聊以自慰。
有一年紀念法大校慶時候，主持人念在座校長的名字，恰恰到念到江平的時候，台下開始掌聲不斷，「我非常理解學生對我的感情，我認為這是對一個有正義感校長的支持。」
「只向真理低頭」，「法治天下」，「四年四度軍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吶喊」…… 江平80周歲生日現場，中國政法大學現任校長黃進，將老校長名言倒背如流。 2009年12月28日，江平80周歲生日。
不知是否為寬慰各地趕來的弟子們，江平很樂觀地將活到90歲設定為「下一個目標」，他說：「雖然年輕時失去了22年光陰，如果按60歲退休的話，我再干22年，就可以補回我失去的光陰，我還有兩年就全部補回來了。」
被江平「計較」的22年，凝聚了他刻骨銘心的悲情，也濃縮了中國法律的悲劇。
「從1957年到1978年，我該失去的失去了，不該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時，除了這條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江平的最低谷，出現在1957年。
這一年，在「引蛇出洞」整風下，從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畢業回國任教剛一年的江平，因向北京政法學院坦呈看法，一夜之間被打成右派，從「人民的陣營」劃入「敵人的陣營」，不準許再從事屬於「國家專政工具」的法律專業。
放棄燕京大學新聞系投身革命、並第一批公派到蘇聯的留學生，單純的江平對國內政治情況一無所知。
如今，江平仍夢到被劃為「右派」那驚心動魄場面，醒來後心有餘悸。
「右派」帽子讓時年27歲的江平厄運不斷，在蘇聯相識的新婚妻子迫於政治壓力與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抬鋼管過鐵路，江平累到連火車聲音都沒有聽到，整個人被卷到了火車下，他幸運地活了下來，卻永遠失去了一條腿。
打成右派、離婚、斷腿，接二連三的災難，在江平看來「還是可以忍受」，只是看問題的角度有了些變化，「從火車輪子底下撿回了一條命，我覺得對人生應該有樂觀的態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那之後的歲月，江平在苦難中求生存：1963年開始教俄語，「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北京政法學院正式宣布解散，分配到延慶中學當政治老師，一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復校。
其間，江平再次組織了家庭，妻子的父親是一樣的右派身份。
江平學生曾聽師母回憶當年艱難：在延慶改造勞動的江平單身帶兒子，長城外冬天寒風刺骨，沒錢給兒子買棉衣，他把自己舊大衣給兒子改棉襖，還親手一針一線織毛衣。
江平也曾經對前途悲觀過，「文革」後期，他把省吃儉用從蘇聯帶回來的珍貴法律書籍，絕大部分當成廢紙賣掉了，這令他遺憾至今。
1957年到1979年與法律隔絕，江平經歷了知識分子最苦悶的22年，他視之為「人生最大的遺憾」：「我在能夠為中國法治事業做貢獻的時候，已經五十歲了，人生最黃金的時代，恰恰應該是在三十歲到五十歲這二十年，我喪失了人生最寶貴的時間。」
1979年，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北京政法學院時，白發已經爬上了江平的額頭。 一年前，一次中風讓79歲的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時，手術最後比較成功。江平住了兩個多月的醫院。其中半個月里，他雖然內心非常清楚但語言表達功能卡殼，說不出一句話來，這嚇壞了眾多學生。
從來沒有服過老的他，身體雖恢復但大不如前。
「保命第一，真是老了」，江平鮮有的一聲嘆息，讓很多人擔心。
從《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託法》，再到近年來《物權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與頒行，被稱為「中國法學界良心」的江平，多年來不遺餘力地奔走呼喊，扮演著法治「佈道者」的角色。
自1991年招收第一屆博士，迄今已經19年。在這19年的時間里，江平總計培養了近100名民商法博士。這些畢業生已經成為各條戰線上頗具影響力的青年學者、法官、律師。「這都是我非常不錯的學生，但我培養的學生，從事教學科研的比較多，當官的幾乎沒有，當大官的更沒有。」
病癒初愈，江平執拗地起身，以更高頻率現身說法，參與公共法律事件。
去年12月北大五教授上書要求修改《拆遷條例》引發轟動，江平先後在《財經》、《南方周末》等紙媒發表言論，又到鳳凰衛視現身說法，力挺對拆遷條例的修改。
「江校長在與時間賽跑」，他的學生向本刊記者透露，江老對於時間的珍惜於渴望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他一直堅守「只向真理低頭」，既不諛下，也不媚上。
2008年10月25日，一次報告會的提問環節，有聽眾問起他對楊佳案的態度，江平說：「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審判決結果。」一位聽眾旋即抓起話筒：「您在楊佳案上的觀點我不同意，假如我手裡有一個雞蛋，我一定會向您扔過去。」
在重慶「釘子戶」事件中，他認為吳蘋一家拒絕拆遷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如潮的網路圍攻。在許霆的案上，他也曾有過不順應「民意」的表態。
不過，這絲毫無損江平在人們心中的形象。
他一生捍衛自由民主，卻不贊同民粹主義，「做法律的人要公正，應該關注群眾的利益，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眾的感覺作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在江平看來，中國真正的復興在於私權真正在人們頭腦中紮根，但過程會遇到艱難險阻， 「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私權和公權的沖突，私權在公權中得到利益保護，這是我最大的希望。」比如我們最近關於拆遷法的研究，如何保證私人財產權在拆遷中的利益。
對山西煤炭行業兼並重組一事，他依舊見解獨立：政府部門用行政強制手段把民營企業並入到國有企業的做法是錯誤的，這有違《憲法》、《物權法》等法律法規中對私人財產的保護規定。
「如果這種政策的多變性變成了一種先例的話，可能造成民營企業家人人自危的後果，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
中風後遺症讓江平語速變慢，「沒有像過去那麼敏銳」。但八旬翁仍不懈地為私權吶喊，與60年前在燕京大學「輿論報國」理想一致。
2012年12月11日江平教授與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參加在台北舉行的第一節「光華學者論壇」，受到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的接見。

『貳』 《為「法治天下」理想之吶喊——江平》最新txt全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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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預覽：
江平與楊瀾合影
導演：曲林
有一位老人，他有這樣兩句名言——「我只坐在真理的一邊」，「我只向真理低頭」。這兩句話乍聽起來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更像是一句漂亮的口號，但是這位老人卻用他的一生的行動在實踐著這份的信念。他就是被人們稱為「法學界的泰斗」和「法學界的良心」的法學家、法學教育家--江平。
如今81歲的江平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終身教授,他曾經在文革中因為事故失去一條腿，安裝了假肢,他卻開玩笑說自己是身體最好的殘疾人士。從到達采訪現場他走下車，到走進《楊瀾訪談錄》節目組的休息間，我們幾次想要攙扶，但是江老卻不需幫助，步伐堅定有力。如同這位「為私權吶喊了三十年」的法學大家一生所秉承的信念一樣堅定。剛剛落座，江老環顧節目組的環境，在我們未開口之前，先「采訪」起了我們，現在媒體生態環境中你們的現狀如何？長年做人物訪談節目如今壓力大不大？」一時間，我們竟反主為客，成為了江老的采訪對象。
可見這位年輕時曾經將新聞……

『叄』 我國關於明主法治的事

我國真正意義上法治進程是從上個世紀末開始的。1996年3月召開的八屆人大四次會議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構想；而黨的十五大則更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中國自提出依法治國戰略以來，法治進程漸漸顯露出瓶頸，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如： 法律體制不完善。許多現行法律滯後於社會發展，已不能適應當前的經濟和社會環境，卻仍然用於司法活動中。執法部門濫用權力的現象比較嚴重，踐踏了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司法不公正、司法腐敗、司法不獨立等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司法。法律監督體制不完善。憲法所設置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監督體制流於形式，各級人大未能充分發揮其監督作用。民眾的傳統文化和思想觀念對於法治建設的阻礙作用仍然很明顯。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不相信法律的權威，固守傳統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在遇到糾紛時更多的是運用自力救濟或者道德倫理手段，而不是訴諸於司法程序。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心中都存在這樣的心態：「在仔細揣摩了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後，我發現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經常與他們宣稱遵循的那些原則相去甚遠。例如仁義道德，忠君愛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這種利害計算的結果和趨利避害的抉擇，這種結果和抉擇的反復出現和長期穩定性，分明構成了一套潛在的規矩，形成了許多本集團內部和各集團之間在打交道的時候長期遵循的潛規則。這是一些未必成文卻很有約束力的規矩。我找不到合適的名詞，姑且稱之為潛規則。[①]」 以上諸多問題，究其原因有許多，在這里談談自己的幾點想法： 一、我國的法治建設屬於外源型，是法律文化移植的產物 我國現行的法律有許多都是直接照搬西方，尤其是德國、蘇聯的法律。然而，法律是一個異常復雜的綜合體，要理解西方的法律文明就要整體理解西方哲學與社會理論，而我們這方面依舊十分薄弱，怎能說拿來用就拿來呢？「我們的法學界應當警醒，不要再把西方社會所發展出來的理念，理所當然地套用在中國社會。哪怕是一個在西方已經習慣為幾乎就像空氣存在一般的社會習慣。[②]」我們在繼受西方法律的時候，有沒有問問他們所有的法律立足的社會基礎，我們到底有沒有？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儒家的德治、禮治和君主專制的思想仍然束縛當今的民眾。從農業經濟社會到市場經濟社會的轉變並未帶來民眾民主、法律觀念的提高。人民不懂法，也不喜歡和「官司」沾上邊，法治觀念極其淡薄。理解了這個問題，本土文化對於西方法律文化的移植，在中國所產生的阻礙，就不難理解了。 二、我國還未建立健全的法律監督體系 我國的權力分配和設置採用的是一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和政治協商制度，在國家形式上採用的是單一制。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並監督各個國家機關的活動，但是人大的監督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也並未發揮其實質作用。我國尚未建立起一套健全的法律監督體系比如說違憲審查機制。同時，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沖突也會產生法律的不統一，下位法違背上位法的現象並不少見，而缺少法律監督體系更加重了這一趨勢。 三、理論和實踐的脫節 許多法學理論還處於初步階段，理論不成熟、研究多重於形式，多喜歡引用西方學者的方法探討問題，甚至理論脫離實際。很多學者在書齋里大談法治理論，但現實中並不能應用於中國的法治實踐，理論是指導實踐的工具，因此中國的法治實踐得不到有效的理論指導，是造成法治前行道路坎坷不平的一個重大原因。 四、在進入新的百年後，我國法治進程中一個突出的矛盾就是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矛盾 如非典時期、孫志剛案件、之前在重慶市鬧得沸沸揚揚的釘子戶事件，徵收土地和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私權都碰到了強大的公權的干預和碰撞。私權怎樣能夠得到很好的保障？而法律則是界定劃分公私權利的最有效方法。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要維護弱勢的階層。在這里首先應當認識到個人權利是基礎。應該說只要是個人主體合法享有的權利就應該得到全面、充分的保障。現在有的時候一紙批文或一個文件往往可以把某個市場經濟主體合法取得的一切權利都給剝奪了。如果個人權利這樣被公權力隨意地剝奪，那麼就很難說有市場經濟的法治可言。綜觀各國的市場經濟法制上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只有當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時候才能對私權利進行限制和剝奪。私權既然是合法取得的，沒有違法行為怎麼能夠隨便去限制和剝奪呢？在物權法制定過程中討論這一條時，很多人建議把社會利益的條目羅列成條文，但是立法者動筆的時候又非常困難。什麼叫做公共利益需要？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規定，這樣才能使私權利得到應有的法律保障。另外，公權在實行國家的宏觀調控及具體行政干預的時候，必須要納入到程序化的軌道，法治化某種意義上就是程序化，有了程序就有了法治的概念。沒有程序，完全按個人的批示，僅僅按照領導人的決策，並不是公權力正常的行使渠道。我們國家法律法規已有了很大的完善，但還缺少一個行政程序法，規定做出哪種行政決策必須有一個什麼樣的程序，是一個人來決定還是一個委員會來決定。沒有程序化，決定就有可能變得個人情緒化，這是違反法治原則的。同時我們也要對私權利的救濟手段作出規定，當私權利被公權力侵犯的時候，只有具體行政行為可訴至法院的行政庭，按行政訴訟法處理。但是現在大多數行政行為都是抽象行政行為，都是一般性的規范，而在私權受到侵犯的時候，缺乏有關司法審查制度的保障。所以現在很多學者提出希望在行政訴訟法修改的時候把現在對於政府機關的行政訴訟范圍擴展到對抽象行政行為的訴訟，這樣才能夠使得私權利的保障落到實處。再深一步，如果對權利的侵害違反了憲法，能否有憲法審查和憲法保障制度在中國就更是一個空白點，也需要補充的制度。 提出法制建設25年來，制定依法治國的方針也有10餘年了。江平教授曾經說過：「我們搞法律的人在78、79年有一個天真的想法，過去是法律虛無主義，後來認為只要有了法律我們就走上了法治建國的軌道。25年過去了，我們發現法律本身也有好有壞。但是我們尚缺的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的觀念。[③]」 法治不可能一蹴而就，並且法治也需要道德手段輔助，但願中國法治能突破困境穩步前行。

『肆』 86歲高齡的江平教授給廣大律師們說了啥

86歲高齡的江平教授給廣大律師們說了啥？
2016年7月24日下午，現年86歲高齡的中國著名的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民商法學博士生導師江平教授在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南區大禮堂為貴陽廣大律師們作了一次專題講座，本次講座內涵豐富、意義深遠。筆者作為現場聽課的一名普通律師學員，深受啟發，現將江平教授講座的部分內容進行梳理發布，與全國律師同行和法律人一起分享。
這次講座，江平教授緊緊圍繞他提出的「律師興則法治興，律師興則國家興」深入詮釋了律師的職業優勢和作用，勉勵廣大律師積極為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做出應有的貢獻。
以下是江教授授課的部分觀點集錦：
一、律師興則法治興，律師興則國家興。
二、律師作為一個職業來說，他的優勢在哪裡？只有弄清楚了職業的優勢，才有權利說「律師興則法治興，律師興則國家興」。如果我說國家興則律師興，那絕對沒有問題，也沒有爭議。那麼為什麼我說律師興就國家興呢，這說明律師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作用，這是別的職業不能夠代替的。
三、律師作為一個職業來說，他具有三大優勢：一是律師是一個更具有權利意識的職業群體；二是律師是一個更具有社會意識的職業群體；三是律師是一個更具有法律意識的職業群體。
四、從職業的情況來看，律師和維權緊密聯系，而且律師的維權和其他職業不一樣，其他一些職業是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律師的天職卻是維護他人的利益。律師都是維權的，律師始終應將維權放在第一位。
五、律師本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維護，但是律師的職業並不是維護自己的利益，他的職業使命是維護當事人的利益。
六、警察和律師是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不可缺少的兩股力量。維穩是公安的作用，維權是律師的作用。
七、律師的辦案思維和法官、檢察官、公安部門的同志的辦案思維是不同的，律師的思維基本上是無罪思維，在法庭上更多的表現為對控方的對立，根本原因是思維的不同。
八、律師這種權利的觀念是進步的觀念，是一個值得提倡的觀念，律師這種以權利為中心的思考，是為維護當事人的利益來考慮，這應該是一種進步的思維。當然這樣的思維也有一些片面，沒有用全局的思維來衡量。
九、律師職業自身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律師是靠自力，靠服務，靠信譽贏得市場的尊敬和尊重。
十、律師本身服務的市場就是社會市場的一部分，市場的規律的適用於律師的規律，市場競爭的規律也適用於律師的規律，律師本身就是市場的一份子。
十一、律師本身更貼近民眾，更了解民眾的心聲。律師是民眾權利的維護者，是民眾利益的代言人。
十二、「依法治國」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我們都是學法律出身，我們的任務跟國家的治國之道完全一致。
十三、作為法律人要維護法律的精神。
十四、如何處理好治國之道和謀生之道，這個恐怕只有學習法律的人會遇到這個問題，學其他專業的恐怕沒有這個方面的問題。怎麼處理好治國和謀生的矛盾，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法律的理念，法律的理念要牢牢在心中，這個天平的概念，公正、公平、正義要牢記。（江老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語重心長呀，他還用宋世傑幫打官司的案例指引法律人如何處理治國和謀生之道）。
十五、法律人的弱點是什麼？江老借用馬英九父親的一句話:"守經有餘，權變不足"。
十六、對於法律人來說，應該把「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看作最高理想。
十七、過去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有四個：一是先入為主，二是證據不足，三是無人辯護，四是缺乏監督。
十八、作為律師應該准確把握公權和私權的界限在哪裡，超出哪個界限就是濫用。
十九、可以把從律師中選拔法官、檢察官作為一項長期的目標。
二十、司法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真正實現司法獨立，法院法官裁判獨立。

『伍』 我國法制資源的現狀

中國法治的現狀與展望---演講人 江平- -

我今天講演的題目比較大一點，講的是中國法制建設的現狀與展望。我去年的演講提到非典、孫志剛案件等事件，以說明公權力在當時的情況下，應該得到怎樣的制約，包括公權力的責任機制、透明機制。一年過去了，現在看來，去年後半段發生的一些事情，特別是在徵收土地和城市房屋拆遷中所出現的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劇烈沖突在今年一年內有增無減。或者說2004年我們的法制進程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公權和私權的碰撞，我們所能夠預見到的是這一個現象在明年可能還會繼續下去。至於這種碰撞是會更激烈一些還是更緩和一些，恐怕還取決於我們如何處理公權和私權這一對非常重要的矛盾。

一旦公權和私權發生矛盾，私權碰到強大的公權的干預和碰撞，私權怎樣能夠得到很好的保障，是中國今天面臨的很現實的問題。更何況我們從法律的任何一個角度來說，法律的一個重要的理念都是要維護弱勢的階層。有的人過分地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無序，而把國家干預看成是有序的，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因為每一個人的私權考慮的是個人利益，而對國家的整體利益可能不是很了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用公權來解決私權的無序狀態，但同時也要看到無序包含著有序，有序裡面暗含著無序。市場雖然看起來是私權橫行的天下，私權看起來是無序，但是私權的行使終究還有一個市場規律的制約。如果過分迷信公權，那麼公權裡面也可能包含著無序，因為公權的行使包括決策者的個人意志；或者說沒有一個程序規范的公權的行使可能造成無序，地方保護主義也可能造成無序；如果再加上尋租這種現象就更有可能造成公權力行使裡面的無序，所以如何解決好公權力和私權利的矛盾和沖突非常重要。

最近中央財經大學舉辦了一個關於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的討論會，當時也是請了吳敬璉教授和我作為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分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我表述了三個觀點，第一個問題是在公權和私權發生沖突的時候應該首先認識到私權是基礎，私權甚至是目的。應該說只要是私權的主體依法享有的權利就應該得到全面、充分的保障。我想這個前提應該是私權本身是合法取得的。現在有的時候一紙批文或一個文件往往可以把某個市場經濟主體合法取得的一切權利都給剝奪了。如果私權利這樣被公權力隨意地剝奪，那麼就很難說有市場經濟的法制可言。

剛剛頒布的行政許可法的立法宗旨是這樣說的：政府的審批許可權應該做到如果能夠由市場主體當事人自己的意願解決的，盡量由自己解決，國家不幹預；如果私人不能夠很好解決的，盡量由社會力量來解決；只有當當事人自己的力量不能解決、社會力量不能解決的時候國家才實行審批，國家才實行許可制度。但在實踐中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把這個順序倒過來了，政府調控手段是第一位的，政府調控不行才使私人手段。而我們國家社會調控的力量往往又很薄弱。

第二個問題是各國的市場經濟法制上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只有當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時候才能對私權利進行限制和剝奪。私權既然是合法取得的，沒有違法行為怎麼能夠隨便去限制和剝奪呢？我們的《立法法》里明確規定如果要剝奪非國有財產，進行徵收，只能是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當然現在法律不完善，但至少在現有的法律里有一條是明確的，那就是只有社會利益需要的時候才可以限制私權。而法律上界定社會利益是非常難的。我們現在正在制定物權法，明年三月要在全國人大討論。物權法制定過程中在討論這一條時，很多人建議把社會利益的條目羅列成條文，但是立法者動筆的時候又非常困難。什麼叫做公共利益需要？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規定，這樣才能使私權利得到應有的法律保障。

第三個問題現在看起來也非常重要，公權在實行國家的宏觀調控及具體行政干預的時候，必須要納入到程序化的軌道，法治化某種意義上就是程序化，有了程序就有了法治的概念。沒有程序，完全按個人的批示，僅僅按照領導人的決策，並不是公權力正常的行使渠道。我們國家法律法規已有了很大的完善，但還缺少一個行政程序法，規定做出哪種行政決策必須有一個什麼樣的程序，是一個人來決定還是一個委員會來決定。沒有程序化，決定就有可能變得情緒化，這是違反法治原則的。同時我們也要對私權利的救濟手段作出規定，當私權利被公權力侵犯的時候，只有具體行政行為可訴至法院的行政庭，按行政訴訟法處理。但是現在大多數行政行為都是抽象行政行為，都是一般性的規范，而在私權受到侵犯的時候，缺乏有關司法審查制度的保障。所以現在很多學者提出希望在行政訴訟法修改的時候把現在對於政府機關的行政訴訟范圍擴展到對抽象行政行為的訴訟，這樣才能夠使得私權利的保障落到實處。再深一步，如果對權利的侵害違反了憲法，能否有憲法審查和憲法保障制度在中國就更是一個空白點，也需要補充的制度。去年在憲法討論的時候，就有很多人呼籲盡快完善憲法審查制度。

中國法制的問題及其完善

上面我主要是就公權和私權沖突的角度來講，下面就中國法制如何完善和現在存在的問題簡單談一點自己的看法。提出法制建設25年來，我們也發現一個問題，就像錢穎一教授和吳敬璉教授說的，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的區分，法律也有好與壞，或者說我們今天也要承認有善法和惡法。

2003年12月份上海法律經濟研究所召開年會的時候，吳敬璉教授在致開幕詞的時候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我們搞經濟學的人，搞市場經濟的人，在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天真的想法，似乎有了市場經濟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但是20幾年以後我們看到市場經濟也有好有壞。我在閉幕式上做了一個回應：我們搞法律的人在 78、79年也有一個天真的想法，過去是法律虛無主義，後來認為只要有了法律我們就走上了法治建國的軌道。25年過去了，我們發現法律本身也有好有壞。但是我們尚缺的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今天要承認法律有好有壞。比如說低價徵用農民土地的法規難道能說是一個好的法規嗎？當然對於善和惡有的是從權利限制來看，有的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公司法10年來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公司法裡面已經有很多條文落後了，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所以今天修改公司法的目的就是修改其中惡的部分，讓它逐漸變善。很遺憾的是我們國家現在法律的修改不夠及時，尤其是市場經濟方面的法律。有些法律在制定的時候就有不合理的地方，有時是制定當時是合理的，過了一定時間它已經變得不合理，這樣的規則如何能夠及時的改變？我們必須要承認法律現在有的已經落後於經濟的發展，落後於改革，有的實際上已經是老百姓不滿意的法律了。

第二個問題我想談談法律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中國的法律進程既包含著自上而下推動，也包含了自下而上的推動。憲法修改，包括市場經濟法律的完善，沒有上層的決策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誰也不能忽略，在中國要想推動法制建設最後的決策權還是在高層。中國的有些法律建設是由下層推動的，比如去年的農民土地補償問題、城市房屋拆遷問題，很多都是法律工作者和媒體不斷地呼籲才得以更好的使法律制度完善。所以法制建設離不開輿論的呼籲，離不開每個具體事件中自下而上的推動。

第三個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中國的法制建設過程中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立法和執法的鴻溝。立法和執法有鴻溝可以想像，有的人問我為什麼法律規定得不到貫徹實施？我說如果法律都能夠那麼容易地得到實施，那還要法律工作者干什麼？甚至法律也都不必規定了。我們要承認能夠完全做到法律規定是很難的。法律是要靠人去實施的，中國有幾千年的人治傳統，執行的人本身的非法治的行為非法治的理念都會造成法律執行中的變形。我們國家頒布了十年依法行政綱要，這是劃時代的東西，如果公權力能夠按照依法行政的十年綱要來貫徹實施，應該說我們國家政府的權力會得到很大的改變。在中國法制健全的過程中不僅要解決好政府的職能轉變，也需要執政黨的領導作用的完善，使法制健完的過程能夠更好的在法治理念和軌道上來進行。如果不解決好這個問題，中國的法制仍然會碰到很多障礙。

第四個問題，如果我們回顧從1978年到現在26年的中國法制建設，我們也可以看到進步是巨大的。回過頭來看當時既沒有什麼法律可以遵循，也沒有這樣一套法治的機制，更不用說在憲法裡面提出依法治國。這26年走的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我們甚至可以說進兩步退一步，有時候進三步退一步，個別時候進一步退兩步。我想這也符合我中國建設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經濟建設不是一帆風順，法治進程也不是一帆風順。就像承認法律也有善法和惡法一樣，我們也要承認法制建設的進程有時前進有時後退。但是我們要看看哪些地方進步哪些地方退步，在司法獨立領域或其他領域裡面我們是進展了還是退步了呢？一、中國的法制建設是曲折的，二、中國的法制建設往往是有進有退。但是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這26年的法制建設雖然經歷了風風雨雨的曲折歷程，但是我們的進展還是非常大的。我們也相信未來的法制建設的進程跟今

『陸』 法大60 周年慶典江平講話

今天我們紀念法大成立60周年。一個甲子對於一個人來說，是一個步入了老年的象徵，一個人不可能生活兩個甲子，但是對一個學校來說就不一樣了：義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有800(實為900—注)多年的歷史，美國的哈佛大學也有將近400年的歷史，中國現在有一些學校正在准備慶祝兩個甲子。所以我們學校應該說還是比較年輕的。
我們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按照前蘇聯的教育體制，經歷了院系改革而成立的北京政法學院。應該說，先天已經有一些不足，所以慶祝校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怎麼樣慶祝呢？我們歷來都是歌頌成績，吹噓一番。
我覺得，紀念校慶應該更多地來反思自己的不足，來尋求來來發展的方向。中國有一句古話，叫「知恥而後勇」，就是這個道理；只有我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找到了未來發展的方向，我們才有前進的方向和動力。
中國政法大學是以「依法治國」、「法治天下」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實現這個目標，應該說人才是最關鍵的，而在培養人才中，培養具有現代法治觀念的人才，更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政法大學的老師堅守自己的崗位，我們培養出來了許多為國家法治做出貢獻的人才；我們可以說，無愧於歷史，我們做到了自己對國家應該盡到的責任。
我是1956年進入北京政法學院的。60年的校慶中，我有56年是在這個學院。60年的校史，應該說是由三個部分來組成的：前14年是創業，後來中間的13年是停止招生和解散，後33年是復辦、走入正軌。
一所大學應該說所要求的物質基礎現在正在完備，我們的新校和老校也都初具了一些規模，但是一所大學應當具有的精神基礎，我們還很欠缺：我們自己的校風還沒有形成，我們自己的辦學理念也沒有成型，我們自己的傳統精神更有待於完善。
物質基礎可以在十幾年、幾十年內來完成，但是一個學校的精神、文化，則需要上百年甚至幾百年才能形成，沒有這種時間的沉澱和檢驗，是不可能形成的。
大學應當是獨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獨立和學術上的自由。這是大學的靈魂所在。沒有它，大學就沒有靈魂；大學是學術機構，應當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應當首先解訣領導體制，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還是校長負責制？這是應當允許公開討論的。20多年前，我們學校已經准備實行校長負責制，後來因為發生了那件政治風波，就改成了現在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我們今天應當認真來思考這個間題：究竟在現在的情況下，實行校長負責制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應該允許來公開討論的、公開來探討的。
學校應當有自主權。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事業單位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自主權。只有大學真正實現了去行政化，才能夠邁向真正的大學的人格獨立。
大學是學術機構，學術應當自由，自由必須有包容精神。現代學術的包容精神比以前要寬容得多了，但是在學術研究的課題上，仍然存在著包辦過多、包容不足的現象，這也是需要我們來逐步完善的。只有打破了學術禁區，才能夠實現學術自由，也只有打破學術壟斷，才能夠實現學術自由。
我認為，人格獨立和學術自由，這就是我們走向第二個甲子所奮斗的目標。我祝願中國政法大學在未來的一個甲子裡面，我們取得更大的成績。
謝謝大家。

『柒』 領導幹部法治檔案的內容包括哪些

將於10月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
地方法治的先行先試,也在各地積極展開。今年伊始即發布依法治省綱要的四川,正在以其密集的法治建設行動,在其中嶄露頭角,成為先行者。
在近日由四川省依法治省領導小組辦公室、省委宣傳部、省委政法委聯合主辦的全國媒體「法治四川行」大型集中采訪活動中,四川省委副秘書長、省依法治省辦主任楊天宗透露,領導幹部年終將不僅要述職、述廉,還要述「法」。四川正探索在各級領導班子中配備具有法律專業背景或工作經歷的成員,探索建立黨員領導幹部和司法公職人員法治檔案。
不能玩虛的必須來實的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認為,「去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相當於是列出了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而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實際意味著領導方式的改變。」
四川法治建設的高潮,也由黨委對自我領導方式革新開始。
「治蜀興川重在厲行法治」,省委書記王東明表明確建設法治四川的決心,「要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環境,夯實治蜀興川的法治根基」。
「不能玩虛的,必須來實的。」王東明強調。
迄今,已經有3個市(州)的領導小組負責人被專門約談,其中一個市還在全省依法治省工作座談會上作了整改情況說明。
在剛剛過去的7月中上旬,四川完成了依法治省工作上半年情況的交叉督察。「四次大督查,全域全覆蓋,工作不力的市(州)和部門領導小組負責人被約談,督促限期整改。」楊天宗說。
接下來,四川21個市(州)還將進行相互交叉檢查。
此外,四川省委成立了「依法治省指標體系和評價標准起草領導小組」,已形成初稿,共設依法行政、科學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社會法治、學法用法、監督問責、組織保障8個部分,85項指標,正在徵求有關方面意見,並組織專家論證。
凡是外省取消的都取消
在黨委領導下,政府也著力於「自縛手腳」。
去年,新一屆四川省政府履新後即向自己「開刀」,出台了專門用來管自己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嚴格依法行政的規定》,稱「依法行政十條規定」。力促它出台的,便是省長魏宏。
令四川省政府法制辦公室主任張渝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正月初五,魏省長就把我們喊過去,討論他親手擬寫的這個規定的草稿。這給我們的感覺是『要他依法行政』變成了『他要依法行政』。在魏宏主持下,一系列規范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和動態調整的規定,如《四川省行政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平台建設和使用管理辦法(試行)》、《四川省行政職權目錄動態調整管理辦法(試行)》、《四川省行政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電子監察管理辦法(試行)》等,先後密集出台。為規范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層級間的關系,又頒布了《四川省人民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方案》。
政府對於自身權力的規范,不僅停留於紙面上的各項規定。四川省在全國率先實現了省、市、縣三級互聯互通的行政權力依法規范公開運行平台,省、市、縣三級政府所有行政權力全部錄入行政職權目錄。據四川省政府副秘書長張晉川介紹,去年以來,四川省政府先後三批取消省本級279項行政審批事項。目前省本級行政審批事項274項,是全國省本級行政審批項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達到「最少」的目標,是有剛性措施的。張渝田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四川行政審批事項清理確立的11項原則中,其中一條便是「凡是外省取消下放的,我們都取消下放」。
而且,清理方式也與過去呈現出極大的不同。先由法制辦提出清理意見,再和省委編辦、省審改辦、省政務服務管理辦等單位組成會審小組,與有關審批項目的實施部門交換意見,還有專家參與。實施部門不同意取消下放的,要對三個問題作出明確回答:保留審批項目有什麼新的理由、不審批可能產生什麼風險、為什麼無法採用事後監管等方式替代審批。
這樣做的好處,就在於杜絕了部門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而保留行政審批的可能。
此外,四川減少、停收(免收)國家及四川省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共86項,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9億元。
領導學法群眾更有信心
領導幹部帶頭學法用法在四川已蔚然成風。各級黨政及相關部門普遍建立了常委會、常務會、黨委(黨組)會前學法制度。
「去年從2月份第一次學法開始,到年底學了24次。今年已經學習了17次。講法內容既涉及憲法、行政法規及與各部門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相關的法律,也涉及一些民事法律。」張渝田表示,通過會前學法,省級政府官員的法治意識提高了,也帶動了市縣級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門學習法律的積極性。「現在對法治的制度之治都了解,但對於法治的理念之治還沒有認識清楚。」這就使得領導學法的意義更加深刻。此外,會前學法通過政府網路和微博向社會公布後,「老百姓對我們依法行政更有信心。」
領導幹部學法之風,在未來只會加強而不會減弱。因為法律已經成為領導幹部考核任命的硬性標准。
四川省人大常委會《關於深入推進依法治省的決議》明確強調,選舉和任命國家工作人員時,要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作為重要條件,把是否學法用法、依法辦事作為必要條件。依法治省工作已被列入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年度考核和年度述職述廉報告的重要內容,並在一定范圍內通報考核結果。
四川省委組織部結合貫徹新頒布的幹部選任條例,啟動在各級黨政「領導班子中配備具有法律專業背景或者工作經驗的成員」程序,建立黨員幹部和司法公職人員法治檔案。
四川省紀委將貫徹落實省委依法治省重大決策部署納入巡視監督內容。

『捌』 法治三老是誰他們最近參加的「法治社會」研討會是誰主辦的呢

分別是郭道暉、江平和李步雲，此次研討會可謂名家雲集，是在明律師事務所主辦的，這次研討會是對十八大會議上提出的「依法治國」理論的深層次實務解析。

『玖』 話說法治三老都哪三位啊和楊在明有什麼關系

分別指的是：李步雲、江平、郭道暉，法學界的泰斗。楊在明是位拆遷律師，最近辦的研討會法治三老也去了，聽說很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