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倡法治

① 孟子法制觀念產生的背景

只有一個，自由，言論自由。當時是百家爭鳴的幾百年時代，當時先是春秋五霸後到戰國七雄，都是自由競爭時代，說錯話了惹怒了君主了，大不了換一個國家。所以，們修斯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你讓孟子現在說一句試試。

② 孟子是儒家，為什麼提倡法治

不矛盾，法治是維護儒家存在的前提

③ 孟子的仁政和韓非子的法治變革主張是為什麼服務的

為統治階級服務。

④ 如何評價孟子的法律思想

解答如下，僅供參考：
孟子的法律倫理思想
儒家學說重在內聖外王，相比較而言，孟子更重外王之學，建構一個理想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是孟子最根本的追求。他認為一個理想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的特點就是實施仁政，即要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確立為社會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構的指導思想和前提條件。孟子的立法倫理思想對後來中國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反思孟子的立法倫理思想，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制社會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孟子立法倫理思想的人性論基礎

從事實認識的角度而言，人先天的本性無所謂善惡，但是當人們進行一種社會制度的設計的時候，特別是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這些最基本的社會制度設計的時候，不能不對人性做出一定的假設，因為社會制度的設計是在一定的價值觀指導之下進行的，作為人性假設的人性論確定這種價值觀的基本價值導向，所以，不同的人性假設對社會制度設計將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為了給自己的仁政學說提供理論基礎，孟子提出了天賦道德的人性本善學說。

孟子認為人天生具有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P259四端就是四種善的萌芽狀態，是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能、良知，或者說，是人的道德本能和道德直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1]P79雖然人人皆有善的本性，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將善的本性發揚出來，只有君子或者聖人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能夠將善的本性發揚的人就是施行仁政的治人者，就是王者，一般的小人不能將善的本性發揚，只能做治於人者， 王者將善的本性發揚出來，施行仁政，就可以將天下運於股掌之間。

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對人性有不同的認識，人性的善惡是講人的本性的善惡，所以人性的善惡問題與如何理解所謂「本性」密切相關，其中「本」的意思是「本來是」還是「本該是」，有很大的區別，也就是說認識孟子的性善論，首先應該明白，孟子所謂人性本善是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當然孟子自己沒有真正區別二者，從孟子的仁義禮智是人固有的觀點來看，似乎孟子是將人性本善作為事實判斷，但是深刻理解孟子的意思，還是應該認為孟子是將人性本善更多地作為價值判斷，他認為因為人性本善，所以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不是人人就是堯舜，因為不是人人就是堯舜，所以也不是人本來就是仁人、善人，是說人人有向善的可能，人性本該是善的，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1]P80人性本善是說善是人之本，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沒有善心就不是人。有的學者認為孔子沒有明確的性善思想，是孟子明確提出了性善論，實際上，孟子的性善論與孔子所說仁義孝悌是人之本的意思是基本相同的。

在七國爭雄的戰國時代，孟子的性善論以及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的仁政學說顯得有些不切實際，所以司馬遷說孟子「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孟子的性善論以及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的仁政學說切合中國農業社會的社會總體狀況，這正是孟子思想在後來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設計中能夠發揮久遠影響的真正原因，孟子能夠超越戰亂的時勢，准確把握中國社會的特點，說明了他作為一個思想家的高瞻遠矚。

二、立法的目的

任何立法都是在一定的道德價值觀念的指導之下進行的，孟子認為國家立法以及政策的制定都應該貫徹儒家倫理思想，應該堅持立法為民的立法目的。

法律是統治階級強化社會統治的手段，也是促使社會和諧有序的方式和方法，社會和諧穩定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前提條件，孟子充分認識到，統治者在立法中必須將自身利益和民眾的利益協調統一起來，民眾的利益往往也是統治者的根本利益所在，因為民心的向背決定統治者得失天下，統治者必須贏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人民有權選擇他們喜歡的君主，所以人民的意志是統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據，統治者立法必須以民意為最基本的價值導向，以民為本，統治者不能總想利用法律的強力壓迫人民，而是應該愛民、護民，通過法律保障民眾的基本利益，使民眾發自內心地擁護統治者。是不是以民為本，體現民意、民心是法律能否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前提條件。孟子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亦然」。[1]P166「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1]P171

齊宣王攻打燕國，獲勝後問孟子是否應該吞並這個鄰國。孟子把人民的意願作為先決條件，「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1]P44得民心是國家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根本原則。

孟子認為民事應該是為政者的當務之急，他認為民事不可緩。 針對苛政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他呼籲統治者要救民於水火之中，統治者應該實行仁政，慎刑罰，薄賦斂，處理君民關系要做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P328

孟子立法為民的民本思想對中國古代社會政策以及法律的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改朝換代之初，這樣的思想往往能夠更深刻地影響統治者，統治者往往會制定更寬松的政策和法規，這樣的思想對於現代民主政治決策和法律制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立法為民仍然應該是立法者必須堅持的價值原則，當然這不意味著說民本思想仍然是現在的立法原則。民本思想的基本含義是為民做主，這與現代政治和法律要求的民主思想有本質的區別，民主不是為民做主，而是由民做主。民本思想是統治者為被統治者想辦法，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解決社會問題，人民始終處於一種消極被動的地位。

三、立法的仁愛原則

自孔子開始就將仁作為最根本價值指向，主張實行仁道、恕道。孟子將孔子的仁學思想運用到社會政治法律領域，提出了仁政學說，仁義和孝悌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最高范疇。

與其他儒家思想家一樣，孟子認為仁應該是政治的應有之意，「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2]所以孟子認為「惟仁者宜在高位」，政治上的至高之位，必須由道德修養最高的人、充滿仁愛心的人承擔，只有德行高尚的人統治的世界才是理想社會，「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1]P168所謂天子必須是聖人，聖人的責任是確立天道和替天行道，也就是施行仁政，只有統治者實施仁政，臣民才能聽從教誨，循禮守法，安居才能樂業，社會才能長治久安。孟子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1]P74

孟子認為應該以仁愛之心行仁政，應該省刑輕罰。他批判了統治者「未有不嗜殺人者」的社會現實，他認為殺一個無罪的人都是不仁的表現。與孟子同時代的商殃，在秦國實施連坐、族刑等等法條。孟子則主張恢復周文王「罪人不李」的刑法原則，明確反對株連二族的酷刑。孟子認為，殺人必須審慎，要經過仔細調查，徵求國人的意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1]P41孟子還主張生道殺民，強調司法官遇到死獄，應以求其生之道來審慎審理，慎重辦案，反對草菅人命。

孟子把不仁不義視為最嚴重的犯罪。他嚴厲譴責上層統治集團、政府和官吏的犯罪，斥之為不仁，把誅不仁定為一條先王之法。他把爭地之戰、爭城之戰的行為斥為「率土地而食人肉」，應當「罪不容於死」，把那些「為君闢土地，充府庫」、「為君約與國，戰必克」的文臣武將斥為民賊，認為他們應當服上刑，把桀紂之類的暴君斥為殘賊之人，認為可誅可殺。

自漢朝開始，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政治和法律制度構建的指導思想，孟子的思想對於後來中國社會政治和法律制度構建產生重大的影響，致使中國的法律制度具有濃厚的倫理化的色彩。中國傳統法律允許父子相互隱匿犯罪的容隱原則，對老弱病殘婦幼者實行憐恤的規定，對死刑特別慎重的會審（秋審與朝審）制度等，都是儒家仁愛思想的集中體現。封建統治者為了在司法實踐中貫徹仁道、恕道精神，減少冤獄，達到教化遷善、推恩以保四海的目的，制定了一套慎刑恤囚制度。其中主要有「三縱」、「三宥」。三縱是指老耄、幼弱、愚蠢犯罪，因考慮其承擔法律責任的能力，或免或減其罪。三宥是指不識、遺忘、過失犯罪，因這類犯罪非故意犯罪，故減輕其刑。基於仁愛的考慮，法律上對老人、兒童、篤疾、孕婦這幾種人犯罪予以減輕刑罰或免刑。唐代法律規定，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篤疾者，不加拷訊，流罪以下可以贖罪；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犯大逆、殺人等死罪可以上請減免，一般的盜竊或傷人也可以贖罪；年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

對於孟子的仁政理論及其對後來社會的影響，學界存在許多非難。因為孟子主張道德是政治和法律制度設計的基礎，為政以德、明刑弼教，以仁愛為立法原則，就認為孟子重德治輕法治，使道德越位擴張成為法學領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個性，而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昌盛，法治環境是必不可少的，認為儒家思想影響中國的法律建構，正是中國沒有形成法制社會，沒有像西方一樣創造出發達的法律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甚至認為它是中國社會普遍存在司法腐敗的思想根源。如劉清平先生認為《孟子》一書中孟子所褒揚的舜「竊負而逃」的故事是將血緣親情凌駕於遵守法律普遍准則之上，「實質上是徇私枉法的腐敗行為。」[3]所以仁政思想不利於現代法制社會的建設。

實際上，孟子非常重視法律對國家政治的作用。他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1]P162法律是社會政治不可或缺的，國家應該明其政刑，他只是強調法律應該是道德的法律，國家應該以良法治國，為政者應該以仁愛之心為政。他認為，「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1]P16他認為道德和法律，義和刑，都是國家政治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樹立法刑的權威，跟樹立道義的權威一樣重要，否則國家就會滅亡。

對比西方和中國的傳統的法律觀念，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存在重大的差異，假如以西方法律為價值本位評價中國法律，自然認為中國法律存在嚴重問題，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法律文化是不是相宜的，最根本的標准應該是它是不是與那個民族當時的基本社會關系相契合。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古代社會占據主導地位兩千年，就是因為其思想准確反映了中國血緣社會的最突出的社會特色，所以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也是基本符合當時中國社會最主要的國情的。試想，假如孟子的思想是與當代西方的價值觀相契合的，當時中國以他的思想為指導確立法律制度，其結果會怎麼樣？

孟子的倫理道德觀念是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產生的，是與當時社會相適應的，以此為指導制定的法律制度對於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以及進步和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當然這不意味著說孟子的法律倫理觀念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是正確的，中國社會正在從農業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過渡，中國的法律倫理觀念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法律制度當然也要適應這個過渡。當然這也不意味著說孟子的法律倫理觀念在現代社會中就已經完全過時了，孟子強調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設計必須以符合社會人際關系性質的道德觀念為指導的立法倫理思想，是我們現在進行政治法律制度設計也必須堅持的。

在孔子和孟子的法律倫理思想指導下，中國人創造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法律文化體系，這個法律文化體系盡管從總體上來說不適合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現實需要，但是任何民族的現代化都不是構建空中樓閣，任何民族的現代法律文化的建設都不能忽視自己本民族的傳統，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一定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在此基礎上構建的法律制度當然也不能脫離中國的國情。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往往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國人創造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法律文化，這些文化也必然影響人類現代法律文化的建設。費正清先生認為：「按照現代以前的任何標准來看，中國法典顯然是自成一格的宏偉巨作。也同中國社會的許多其他方面一樣，中國舊法制是『非現代』的，然而按其所處的時代環境來看，還不應馬上稱它是『落後』的。早期歐洲觀察者曾對中國人的秉公執法獲有深刻印象。只是到了18、19世紀，西方改革了法律和刑法之後，中國才落後了。」[4]P85-86所以，不僅中國社會法律文化現代化要借鑒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而且它對全世界法律文化現代化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現代美國法學家也認為中國古代法律文化中重視庭外調節的傳統，是非常值得發揚的。

四、立法的親親原則

孟子認為儒家的仁愛與墨家的兼愛不同，認為仁的意思是親親、敬長，「親親，仁也；敬長，義也。」[1]P307親親就是事親、尊親、愛親，主要是孝父，孝悌是仁之本，所以孟子認為親親是實施仁政的根本原則，孝悌是立法和司法應該遵循的基本倫理原則，是區分罪與非罪、輕罪與重罪重要依據。

我們從孟子對舜竊負而逃的態度中，可以更深刻地體會到他將親親作為立法和司法的倫理原則的思想。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1]P317

孟子認為皋陶當司法官，舜的父親殺了人，皋陶把瞽瞍抓起來，舜雖為天子，但不能公開阻止，可又不忍心父親受囹圄之苦，於是，拋棄天子之位，把父親偷偷地背出監獄，逃到遠遠的海濱住下來，快快活活地過一輩子，這是君子大丈夫應有的選擇。

孟子對舜竊負而逃的肯定是對孔子父子相隱的法律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揚。《論語•子路》中記載了孔子對「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肯定。「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5]父子相隱和竊負而逃都是親親原則在儒家政治法律倫理思想中的體現。

孔孟確立的親親原則在後來中國歷代法律制度的建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執行，漢朝以後的法律中都有以下大同小異的規定：同居親屬、非同居大功以上親屬以及小功以下但情重的親屬，除法定的幾種重罪外，對於其他犯罪，均要相互包庇隱瞞，而不能彼此告發。控告應相隱的親屬，是不孝、不親、傷情敗法的行為，要論罪處罰。唐宋的法律規定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處絞刑；卑幼告其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符合事實，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於立法的親親原則有了不同的認識，一些人認為，親親體現了中國人在德法關繫上，重德輕法的傳統，是將道德與法律對立，將道德凌駕於法律之上的表現，《孟子》 中竊負而逃的故事往往被作為這種觀點的典型例證。

實際上，這是對孟子思想的誤讀。對竊負而逃的肯定，不說明孟子重德輕法，孟子更沒有將道德與法律對立，孟子也認為有罪必罰，瞽瞍殺人，舜為天子不能阻止司法官執法，可又不忍心父親受囹圄之苦，舜的內心世界確實存在著激烈的矛盾沖突，但是這種矛盾，不是道德與法律的矛盾，而是兩個法律應該遵循的倫理原則之間的矛盾，是舜以國為重，還是以父子親情為重的問題，舜以父子親情為重，所以毅然棄天下，將父親竊負而逃。仁愛和親親都是中國傳統的法律倫理原則，儒家認為仁愛之本是親親，所以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之間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也就是說，當親人的利益與他人利益、一般社會利益發生矛盾沖突的時候，法律指引人們去維護哪一種利益呢?親親是儒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明確回答。

在西方，佔主導地位的自然法學派也認為法律是達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法律必須服從道德，不道德的法律是惡法，法律必須基於道德的自然正義，法律應該像自然科學定律一樣是純粹理性的。但是西方法律依據的道德是理性、平等、正義、公平，體現在法律中表現為重視個體之間的平等、自由、權利等觀念。

用西方的法律倫理觀評價中國法律文化中的竊負而逃現象，自然會得出腐敗、踐踏法律的結論。東西方法律文化的這種差異源自於東西方倫理文化的差異。中國的道德與西方的道德有本質的不同。

倫理觀念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也是調節社會生活的手段。西方進入文明社會後，由於工商文明的發展，原始的血緣氏族關系受到了根本的沖擊，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在更廣泛的社會范圍內活動，人們不得不以獨立個體的方式與社會和他人發生關系，社會是生人社會，理性、平等、正義、公平的倫理觀念正是在這種社會生活逐漸培養起來的。中國的文明是農業文明，原始的血緣氏族關系得到了良好的保留，中國人祖祖輩輩生活在一塊土地上，人一出生就進入一個血緣群體中，社會是親緣社會、熟人社會，重親疏貴賤尊卑長幼之分，否定平等、自由、權利的道德觀念是這種社會生活的反映。

我們的國家正在從農業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過渡，社會性質也從血緣親情的熟人社會向社會個體的生人社會過渡，在市場經濟社會中，親親原則不應該是立法的指導思想，理性、平等、正義、公平在立法中必須得到貫徹執行，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批判孟子以及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因為孟子的立法倫理思想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特點，以其思想為指導的法律文化的建設在當時社會是適宜的。解讀孟子，從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中汲取現代法律文化建設的營養，不是直接繼承傳統的親親等思想，而應該是理解傳統文化真正的精神，孟子的立法倫理思想給予我們的啟示是立法必須立足於現實、立足於自己本民族的傳統，必須與法律所要調節的社會關系特點相適應。即使僅就親親而言，也不能完全否定，雖然現代政治法律制度不能允許親親容隱，但是現代政治法律制度建設也應該有利於人們親情的增加，而不能鼓勵親人之間反目成仇，十年動亂期間，貫徹執行的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夫妻、父子必須劃清界限甚至彼此為敵的政策是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

五、立法中的家國關系

個人、家庭和國家之間的關系當然是法律必須面對的一種關系，所以在立法的指導原則上，必須將三者的利益關系明確一個價值大小的次序，孟子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而為大夫。」[1]P328孟子認為作為國家的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必須將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能夠將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就能夠成為天子，也只有將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夠成為天子，真正得到天下。

在孟子思想影響下，中國歷代法律在許多方面都將個人親情、家族利益放在國家利益和一般社會利益之上，中國社會對整體價值的重視幾乎總是體現在對家族利益的維護上，而不是強調國家利益和一般社會利益的重要性。中國歷代法律實施親親容隱原則是這種觀念的根本表現。

當然，只是在家與國、孝與忠的矛盾還不是絕對不可調和的情況下是這樣。否則，又當別論。歷代法律幾乎都規定，凡罪涉謀反、謀叛、謀大逆等直接危及皇權、國家的事情，犯者定嚴懲不貸，親親容隱原則就不會顧及了。不僅罪犯必會受到嚴懲，甚至要株連三族乃至九族。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古代法律自相矛盾，實際上這都是儒家綱常思想在法律中的體現。一般說來，實施容隱原則不啻是對國家利益的損害。但在古代中國，也不盡然。古代中國社會，家族是基本的社會單位，家是社會的核心，個人以家族的方式與社會發生關系，社會以家族的方式構建國家，家國相通，家國同構，家族的利益是每個人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家族穩定意味著社會基本和諧，所以《大學》中說欲治其國先齊其家，表現在協調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上就是忠、孝相連，孝是忠的基礎。「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6]維護家族利益往往是更有利於國家利益。

在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建構中，中國傳統的將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的立法原則顯然過時了，但是孟子民重於國的思想在現代社會法律文化的建設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共產黨要在中國長期執政，就必須遵守體現民眾利益的法律，制定社會政策必須把民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⑤ 主張「仁政」治國的是___________,主張改革,提倡法治的是

主張「仁政」治國的是（孟子）,主張改革,提倡法治的是（韓非子）。
孟子是儒家的，韓非子是法家的。
孔子提出的是為政以德，而孟子發揚孔子學說，主張仁政治國。

⑥ 孟子的法律思想內容及其影響

• 孟軻的法律思想是為實行「仁政」服務的。他將批判的鋒芒指向法家的「法治」，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了孔丘的仁、禮法律觀和「人治」思想，同時將儒家法律思想置於「性善論」的基礎之上，提出了體現「仁政」的立法、司法主張。
  一、與政治法律結合的「仁政」說
  （一）仁義出自人的本性
  孟軻突出仁、義、禮、智，將其作為四大倫理范疇，同時用「性善」論進行論證，使之成為規范人們行為的最高原則。
  與孔丘相比，孟軻的仁義禮法在內容上沒什麼大的變化，他的新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從人性上對倫理原則進行了新的論證。孟軻把倫理完全說成人的行為規則，從而大大縮短了倫理與法律的距離，使二者在行為規則方面統一起來。第二，把仁義原則絕對化。孟軻則指出，「聖人」與「庶民」在人性上是一致的，只要認真地修養返性，任何人可以成為堯舜那種的「聖人」。
  （二）強調「教以人倫」，「事親孝弟」
  孟軻堅持孔子的倫理法律觀，重視道德感化的作用，認為要想使人們遵守統治秩序，主要靠教化而不應依靠刑罰。和孔子一樣，孟軻也將「孝悌」作為仁義的基點，在實行時應先己後人，由親及疏。為了說明君主權力的至高無上和統治的合法，孟軻宣揚君權神授的理論。他又發展了孔子的「君使臣以禮」和「正己」思想，強調君主必須實行仁政，「民貴君輕」，將仁義原則置於君臣、君民的從屬關系之上，使儒家的法律思想顯示出限制暴君苛政和反對專制的積極性。
  「教以人倫」的實質是維護封建宗法的等級制度，對「人倫」的違背就是最大的罪過，要受到嚴厲的制裁。
  二、「仁政」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現
  「仁政」是孟軻思想的核心，孟子論法就是以「仁政」作為指導，團繞著「省刑罰、薄稅斂」這一中心而展開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正經界」，保障土地私有
  孟軻認為要實行「仁政」，就必須制止兼並，運用法律的強制力量保障各級貴族以及庶民百姓對土地的私有。
  孟子主張「仁政必自經界始」，把維護土地的私有作為政權和法律的首要任務。
  （二）「薄稅斂」，徵收賦稅徭役有定製
  為了得到民心和發揮教化的作用，孟軻認為最根本的辦法是在經濟上「推恩」於民，給人民以基本的生活條件和物質利益，同時「取民之於有制」，限制過分地剝削。
  「民有恆產」是指保證農民有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是孟軻在探討犯罪的原因之後得出的結論。
  （三）「省刑罰」，反對繁法苛刑
  孟軻強調仁義治國，同時也不否認法律的作用。孟軻主張「省刑罰」，「不嗜殺人」。（可隱藏，需要時打開：開始）「省刑罰」即減少刑罰方面的規定，減輕刑罰的危害程度。「不嗜殺人」即慎重地運用死刑，不依靠殺人來維持統治。（可隱藏，需要時打開：結束）
  三、「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論
  孟軻堅持儒家「人治」思想，強調君主個人的作用，認為君主個人品德的好壞是實行仁政的關鍵，因而把君主置於法律之上。
  （一）國家的治亂，取決於「聖王」、「賢臣」
  （二）「惟仁者宜在高位」
  因此，孟軻將仁義原則置於君臣、君民的從屬關系之上，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觀點。一方面，他認為君臣之間並不是服從的關系，而是一種像「手足」與「腹心」、「國人」與「犬馬」那樣的對等關系；另一方面，他認為君民之間雖然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從爭奪天下的角度來看，取得民心顯然比君主更為重要。
  孟軻的暴君可以「放」、「伐」和「民貴君輕」思想為「德治」和「人治」思想增添了新理論，不但是對當時法家維護君主專制的「法治」的一次迎頭痛擊，而且是對儒家忠君思想的重大修正，是古代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進步思想。

⑦ 所以孟子三章有表達孟子「法治」的思想嗎

確實是這樣的想法的呀，孟子三章的話，他當然也表達了有這種法治的思想呢，其實很多約法三章的說法啊，就是過去的人給別人定什麼章法，這個都是有法治理念的，是希望從法制方面來解決問題的，只是當時沒有像我們這種法治詞語說法罷了。

⑧ 在孟子的思想中，廉主要從他提倡的

孟子是廉政文化思想理論的倡導者，其豐富內涵主要蘊含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蘊含在「民貴」理論中。孟子重要的思想就是「民為貴」，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以下所引《孟子》原文只注篇名）。孟子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事關國家的治亂興亡。他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認為得天下的關鍵在於得民心，並告誡統治者要「重民」、「保民」。民為貴，既是中國廉政史的優秀傳統，也成為了歷代廉政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孟子對統治者應如何「王天下」，提出了他的廉政主張：「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梁惠王下》）的主張。他認為，天子巡視是為了視察民情，及時解決人民生產生活中的困難。「然而，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然而，國君一出遊就興師動眾，遊山玩水，大吃大喝，飢餓的人得不到糧食補助，勞苦的人得不到休息。大家側目而視，怨聲載道，違法亂紀的事情也就做出來了。孟子進一步揭示：「方命虐民，飲食若流」（虐待百姓，大吃大喝如同流水一樣浪費）。這種巡視是違背天意的，是虐待人民、搜刮民財，勢必喪失民心，引起民眾反抗。孟子還針對梁惠王好戰殺人，用政害人，暴政奪民的罪惡行徑，警告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當權的各級官吏，如果只為自己花天酒地揮霍享受，不管百姓的飢寒凍餒，如此執政，則如同率領禽獸來吃人肉，這種人怎麼能做官為政呢？其結果只能像孔子所說的「始作俑者」斷子絕孫。孔子之所以痛恨「始作俑者」，就是因為其用人形「陶俑」去殉葬。這種作法尚且不可，更何況使廣大百姓活活地餓死呢？因此，孟子要統治者清廉為政，盡心為民，關愛百姓。「與民同樂」(《梁惠王下》)，也是孟子首先提出的廉政思想。「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在他看來，統治者能否做到與民同憂樂，關繫到國家的安危和統治者地位的鞏固。他告誡梁惠王：與民同樂者，才能真正享其樂，只顧自己享樂者，只有滅亡的下場。所以說：「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以暴君夏桀為例，說明統治者施暴政於萬民，為了自己快樂，大興土木，修築靈台，圈佔土地，耗盡民力，民不聊生，百姓寧肯與其一同死去，這樣的統治者，當然不能獨樂，只有死路一條。中心思想還是告誡統治者要廉潔主政。孟子曾對齊宣王舉例說：「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梁惠王下》)文王的園林七十里見方，割草砍柴的、捕鳥獵獸的都可以去，是與百姓共同享用的，百姓認為太小，不很自然嗎？我聽說國都郊區之內有個園林四十里見方，殺了其中的麋鹿，就如同犯了殺人罪；那麼這四十里的園林就像處於國中的陷阱，百姓認為大，不是很正常嗎？這段當中，孟子認為，國土上的一切資源，都應讓全體人民共同分享，這和我們倡導的執政理念完全一致的。孟子提出關心民生疾苦是廉明，也出生產力。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在家侍奉父兄，在外敬重尊長，則可以讓他們拿起木棍打贏盔甲堅硬、刀槍銳利的秦楚兩國的軍隊了）。孟子的恤民、愛民、重民思想像一條紅線，始終貫穿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應該肯定這種思想確實為廉政文化奠定了根深蒂固的人本觀念。
2、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蘊含在「寡慾」觀點中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盡心下》）意思是，修心養性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有太多的物質慾望。慾望越小，則越不會太貪，善良的本性也不易失去，越能保持廉潔的形象；慾望越大，越容易貪棽成性，則善良的本性越易失卻。看看當今貪官的歷程，都是隨著慾望的變大，而變得味口越來越大，最終走上獲罪的道路。孟子是說做人的基本道理，更是在說為官廉政之根本。孟子談慎欲問題，提出了「謹防縱欲無度」。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在權、錢、色的誘惑下落馬，究其根源就是為欲所困。我們說個人慾望的實現，不能違背黨紀國法。知足常樂，無欲則剛。孟子揭露批判了那取「非其道」、「非其義」之財的官吏，他認為「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但如果）吆喝著施捨給人，路上的餓漢也不願接受；（如果）用腳踢著施捨給人，那就連乞丐也會不屑一顧的。做人要有原則，那就是"不食嗟來之食"，可是，竟然有人「萬鍾則不辯禮儀而受之」一萬鍾的俸祿，（有人）卻不問是否合乎禮義就接受了，也就喪失了他的本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孟子強調：人要自覺克制自己的各種不良慾望，「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不斷反省哪些行為超越了「禮」的規范；強調在錢財問題上應該講原則，不仁之事不為，不義之財不取，不正之風不染，不法之事不幹。
3、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蘊含在「仁政」學說里。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孟子指出「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賓士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離婁上》）；「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孟子認為，治國理政應當首先滿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保證「黎民不飢不寒」，「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他指出：只要統治政策得當，就可以使百姓富裕起來，「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盡心上》)。如何才能施行仁政呢？孟子認為：愛民是施行仁政的關鍵，要順應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孟子還指出「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公孫丑上》）是實現仁政關鍵，也是他提出的能夠「無敵於天下」的五項施政綱領的首項。他認為治理國家必須「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公孫丑上》)。在如何識別人才方面，孟子向齊宣王做了這樣的闡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梁惠王下》)。是說「國君左右親近之人都說某人好，不可輕信；眾位大夫都說某人好也不可輕信；要全國的人都說某人好，然後去了解，發現他有真才實學，才可任用他。即是說，選賢任能，統治者應廣泛地聽取各階層的意見。此種觀點，已經體現出了人民民主的思想萌芽，對我們今天確立正確的用人導向，特別是在選拔使用人才上，有重要借鑒意義。孟子「仁政」學說包含的廉政思想還可以從下面例子得以體現。一次，鄒國、魯國發生沖突，鄒國官吏死33人，老百姓無一人去救護。鄒穆公對此很生氣，問孟子：「他們瞪著兩眼看著長官被殺卻不去營救．實在可恨。」孟子回答：「當災荒年歲，您的百姓，年老體弱的棄屍於山溝荒野，年輕力壯的便四處逃荒；而您的谷倉中堆滿了糧食，庫房裡裝滿了財寶。這就是在上位的人不關心百姓，並且還殘害他們。您怎樣對待百姓，百姓就將怎樣回報您。所以，您如果實行仁政，您的百姓自然就會愛護他們的上級官員，情願為他們的長官犧牲了。」
4、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蘊含在「德治」觀念中。孟子強調要「以德服人」（《公孫丑上》），他認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孫丑上》）。就是說，以「仁政」統一天下，是誰也阻止不了的。要以人為本，這是為政之根本。孟子認為，以德服人，還必須注重教化的作用，他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盡心上》）。在法治上，孟子強調在德治的基礎上，人必須遵守共同規則，「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園」（《離婁上》）。「德法並舉」、「德本法用」，兩者對中國廉政建設的教育、監督、改革和制度創新都起著積極作用。正如孟子所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離婁上》）」。（君主）只有善德不足以處理國家的政務，只有法令不能夠使之自己發生效力。意謂治理國家必須把行善政與行法令結合起來，教育、監督、管理要相輔相成。目前,德治與法治都是我國治政不可或缺的兩種基本方式,兩者應當並重,既不能像孟子一樣把德治過於理想化,也不能像法家一樣把法治極端化,應當深入研究二者的融通之處,使治國既面對現實又不失長效。同時,要針對時下一定程度存在的道德教育薄弱、誠信危機、道德失范等現象,借鑒孟子德治思想中的精華,在講發展的同時,還要講穩定,增強公民的自律性,積極構建和諧向上的社會~

⑨ 孟子的善政與今天的法治有什麼區別/

善政可以說是人治，就是憑統治者個人高尚的道德進行管理；法治是要依據法律，以法律為准繩天下人都遵守。
善治是一種理想的全憑統治者主觀的狀態，而法治則擺脫了主觀的限制，成為客觀的准則。

⑩ 孟子與蘇格拉底的法制觀念

孟子 :治國需要法制 權利不能幹預執法 當法律與人倫沖突時 維護人倫
;蘇格拉底:守法是正義行為 法律關乎城邦存亡 法律至上 嚴格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