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立法者的角色

㈠ 蘇永欽的發表作品

[01] 超越注釋進入立論 ——專訪政治大學法律學系蘇永欽教授
[02] 從效率觀點看幾個共有關系的爭議
[03] 大法官解釋了原則 不提供救濟
[04] 法律作為一種學問
[05] 合憲性控制的社會背景——評法治斌：《社會主義法制下之違憲審查制度》
[06] 理性立法告別手工業時代
[07] 理性立法告別手工業時代
[08] 立法學札記（八）——法律的過渡問題
[09] 立法學札記(二)——法律的日出和日落
[10] 立法學札記(六)——視為的立法技術
[11] 立法學札記(七)——點睛還是添足
[12] 立法學札記(一)——立法和理法
[13] 民法典的時代意義
[14] 民法典的時代意義(上)
[15] 民法典的時代意義（下）
[16] 民事財產法在新世紀面臨挑戰
[17] 民事立法者的角色（上）
[18] 民事立法者的角色（下）
[19] 民事立法者的角色——從公私法的接軌工程談起
[20] 飄移在兩種司法理念間的司法改革——台灣司法改革的社經背景與法制基礎
[21] 司法獨立：一場沒有終結的「革命」(I)
[22] 司法獨立：一場沒有終結的「革命」(II)
[23] 司法改革兩岸談
[24] 台灣司法改革問題
[25] 違憲審查的社會經濟條件
[26] 違憲審查制度的社會和經濟前提(上)
[27] 違憲審查制度的社會和經濟前提(下)
[28] 無色無味的民法人——讀謝鴻飛：「現代民法中的『人』」的一點感想
[29] 物權法定還是物權自由
[30] 再論一般侵權行為的類型
[31] 再論一般侵權行為的類型——從體系功能的角度看修正後的違法侵權規定

㈡ 民事訴訟中法官如何進行角色定位

法官中立，即復法官在審判過製程中應客觀、公正、不偏不倚，持中立的立場與態度，通常被表述為法官中立地位、法官中立原則、法官中立形象，等等。法官中立是司法公正的關鍵，要求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始終得到切實的保持和體現，因為法官作為裁判者對於司法公正起著決定性作用，法官中立不僅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證和前提，還常常是司法公正的外在表現形式之一。尤其是社會公眾在感受、評價和確認裁判公正時，法官中立形象作為一種感性認識因素和情感因素，起著潛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審判實踐中，許多案件做到了訴訟程序合法、實體處理正確，往往就因為法官中立形象存在缺陷，致使當事人難以心服口服，得不到裁判公正的具體感受和評價，有許多當事人還因此上訴或上訪。

㈢ 公平原則在大陸法系中的體現

公平原則在大陸法系中的體現
摘 要:誠實信用原則兼有道德性規范和法律性規范的雙重特點。誠實信用原則在大陸法系內的確立,是對大陸法系追求法律的絕對主義,否認司法活動的能動性造成的弊端的補救。就其宗旨而言,任何大陸法系國家法律中規定誠實信用原則或者有關誠實信用的具體法律規范,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某種秩序,以體現一定的利益平衡。信用中國打造中國信用監督平台誠實信用原則具有補充性、不確定性、衡平性的特點,並產生確定行為規則、平衡利益沖突、為法律和合同的解釋確定準則、減少交易費用從而增進效率四項基本功能。
關鍵詞:公平;公序良俗;補充;彈性;衡平

一、引 言
任何一部法律的執行都以執法者和守法者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識為根本要求,否則再完善的法律也將在執行過程中被規避,再有價值的法律也將形同虛設。基於此,人們對於自身依誠實信用原則行使權利,履行義務的倫理道德要求逐漸上升成為理想法制社會的基礎。我國《民法通則》第4 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其中,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的基本原則中尤為重要,被稱為「帝王原則」。
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道德追求守護者的角色,法律條文則在不同領域中保證這種道德追求的實現。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中的「帝王條款」,它的存在體現了立法者對於民事生活中道德觀念的法律化的不懈追求。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道德淵源與法律淵源
誠實信用原則,源於倫理道德,勢必存在許多為人類所崇尚的道德因素的成分。費雷伊拉認為:
誠實信用是被吸收到法中的人類生活關系的要素。誠實信用,追求善良風俗,追求公平,追求公共秩序,但是它們彼此之間又有很多不可視而不見的區別。
誠實信用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或者人和社會之間的公平最大化,故對誠實信用的追求與對公平的崇尚歷來被認為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但是公平本身並不具備法律內涵,公平並非作為具有特殊含義的法律制度而存在,而是立法者或者法學家所追尋的理想狀態,是法治社會所強調的社會正義的觀念,它作為誠實信用原則存在
的目的而存在。
與誠實信用、公平相比較,善良風俗所包含的要素絕大部分來自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本能,它在漫長歷史長河中自發形成並固執地保存下來,在相當長的時間、相當廣泛的領域內被相當多數人嚴格遵守,具備法律的一定特徵,但是離開這個特定時空的界限很可能就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為人們所遺忘,甚至痛斥。誠實信用的保質期更為長久,它憑借專門機關、強制手段的約束,並且由確定的人所信賴並恪守。善良風俗可以存在不同的形式,甚至大相徑庭,但是只要存在參與者,誠實信用的內涵就不會更改。並非所有違反誠實信用的行為都違反善良風俗,但是破壞善良風俗中參與者利益的行為都勢必為誠實信用所不容。
維護公共秩序的目的在於實現國家社會的一般利益,即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努力實現國家、社會的一般利益的要求。與誠實信用相比,公共秩序重點在於對國家、社會生活的保護,並不直接作用於民法所普遍保護的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活動,並不直接涉及到平等主體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公序良俗原則則處理危害國家的行為、違反人格和人格尊重的行為、限制經濟自由的行為、違反公平競爭的行為等。這一原則往往從法律關系外部校正其內容[1 ] (P. 212) ,而誠實信用原則從法律關系的內部進行調整,所以公共秩序是誠實信用原則在實踐中的外在界限。
誠實信用原則在大陸法系內的確立,是對大陸法系追求法律的絕對至上主義,否認司法活動的自主能動性所造成的弊端的補救。作為一項獨特的法律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在整個大陸法系中具有廣泛的普遍性。因而,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被視為大陸法系立法方向、司法方式轉變的風向標。
意思自治原則是資產階級法律萌芽時期市民社會對法制最迫切的需要。作為民商法的精髓,意思自治原則將民法意義上主體的能動性發揮到極致,而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則作為意思自治原則的支架。這兩項機製作為約束機制與意思自治原則一張一弛、相得益彰,共同調節市場運行與經濟生活。誠實信用原則對於防止民事主體之間基於意思自治原則而產生的權利濫用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誠實信用原則源於羅馬法,羅馬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被稱為「善意原則」。其它國家的民法中也都有關於誠實信用的類似原則或規定,法國民法中有「善意原則」,德國民法中有「誠實和信用原則」,日本民法中有「信義原則」。對於誠實信用原則,各國民法典都有不同角度、不同側重的規定。如在德國民法典中誠實信用原則被規定為債務履行的原則,瑞士和日本民法典則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原則。
法學家對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含義眾說紛紜,不盡相同。它常常被作為人類社會的理想,或者交易中的道德基礎。目前民法學界對誠實信用原則的解釋包括主觀判斷說、利益平衡說、行為規則說、惡意排除說四個方面,都把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同時,誠實信用原則在國外很多法律領域被當作具體的行為規則。在我國現行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僅僅將誠實信用原則視為一項基本原則。
綜上,誠實信用原則兼有道德性規范和法律性規范的雙重特點。誠實信用源於道德觀念,而誠實信用原則是立法者運用立法手段對道德觀念的確認。
誠實信用原則將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原則加以強調,不失其倫理道德的內容,在法律上的重要地位更決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屬於強制性規范,當事人不得以協議的方式加以排除和規避。我國的立法現狀決定了民法通則中的誠實信用原則並不是一條有著詳細法律解釋的法律規范,但是作為一條抽象原則對一切民事主體的民事行為有著廣泛的制約作用。任何處於民事活動中的民事主體,都有義務講究信用,遵守諾言,不把自己的利益的獲得建立在損害國家、社會、或者他人的合法利益的基礎之上[2 ] (P. 97) 。這是一種獲得自身利益與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以誠實信用原則為支點的平衡。

三、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與外延
就誠實信用原則的宗旨而言,任何大陸法系國家法律中規定的誠實信用的原則或者誠實信用的具體法律規范,其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某種秩序,這種秩序或者體現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者體現為一定的道德基礎可供依賴;就內涵而言,誠實信用原則是以公平為內容的規則;就外延而言,誠實信用原則具有不確定的模糊性,可補救具體規定的漏洞和缺陷;就誠實信用原則和司法活動的關系而言,誠實信用原則意味著承認法官的創造性司法活動,允許法官在法律無明文規定時依據公平的一般原則進行裁判。
魏振瀛先生從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及學者的解釋中得出結論,誠實信用原則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內涵和外延具有很大的伸縮性。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 (1) 民事主體在行使民事權利與發生民事法律關系時應誠實、不作假、不欺詐、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2) 民事主體對因不履行義務而給他人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 司法工作者貫徹誠
實信用原則應體現在以事實為依據,保護與平衡各方當事人的利益。(4) 立法上不僅需要確立誠實信用為基本原則,而且還應制定體現誠實信用的具體條款。如《合同法》第49 條規定:「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3 ] (P. 311) 不難看出,雖然誠實信用原則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常以彈性原則的面孔出現,它依賴於法官對於個案公平正義的把握,以平衡各方的利益,但它為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活動限定了范圍,為司法工作者的司法實踐提供了依據,即以誠實信用作為一切民事行為的基本道德底線。
基於以上對於誠實信用原則內涵、外延的分析,我們能夠發現:誠實信用原則是不確定但具有強制性效力的一般條款,除了指導當事人正確進行民事活動外,還具有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填補法律漏洞、引導法律與時俱進的作用,此即法學界關於誠實信用原則的「一般條款說」[4 ] (P. 71) 。由此,誠實信用原則涉及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和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被認為具有實現這兩種利益關系之平衡的目的。[4 ] (P. 296)在民事主體的利益關系中,誠實信用原則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對待自己事務的注意對待他人事務,不得損人利己,保證法律關系的當事人都能夠得到自己應得的利益。當發生特殊情況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失去平衡時,誠實信用原則須進行調解,使利益平衡加以恢復,由此維護一定的社會經濟秩序。
在民事主體與社會的利益關系中,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不得通過自己的民事活動損害第三人和社會的利益,必須在法定范圍內以符合其社會經濟目的的方式行使權利。因此,誠實信用原則在兩個方面所發揮的作用為大多數法學理論家所強調:第一,對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時必須具備誠實的內心狀態的要求,從而對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起到指導作用。第二,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
「誠實信用」作為法律原則,在法律意義上不存在確定的內涵和外延,由此,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范圍幾乎不存在限制和約束。這種不確定的規定源於這樣的法律事實:立法機關考慮法律不能包容難以預料的情況,不得不把補充和完備法律的部分權力授予司法審判者,以模糊規定或不確定規定的方式把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授予法官。因此,誠實信用原則成為法律條文中具有強制性的規定,源於立法者對於解決法律漏洞的創造,體現了對創造性和能動性司法活動的承認和肯定。

四、誠實信用原則的特點和功能
誠實信用原則具有補充性、不確定性、衡平性的特點。
補充性是民法的顯著特徵之一。當事人特別約定的某些必要內容缺乏規定而呈現漏洞時,民法便提供補充性規定進行修補,這屬於事前調整的方法。而誠實信用原則即是這樣一個抽象的補充規定。有學者認為誠實信用原則「乃屬白紙規定」,「無色透明的」,即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無所不在。只要在適用成文法的過程中出現漏洞與不足,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就會被運用和體現。這也決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具有適用上的強制性。在民事活動中,這種強制性具體體現為:無論當事人是否約定,誠實信用原則都是約束雙方當事權利義務的當然條款,使當事人不僅要承擔約定的義務,還要承擔這種強制的補充性義務。並且當事人也不得約定排除其適用,即使約定排除,其效力也歸於無效。當事人就合同的細枝末節問題上的權利義務由於難以預料的原因而很難詳加規定,法律也難對這些問題作出具體的補充規定,因此,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抽象的補充規定便應運而生。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規定以一個抽象的標准———善良人的意識來確定當事人在難以預料的事件上的權利義務分配,要求當事人以善良人的標准來處理、對待這些事件。信用中國打造中國信用監督平台誠實信用原則不論當事人有無特別約定,都當然地成為每一合同的補充條款,而法律的其它補充規定不具有至高無上的「帝王」地位。誠實信用原則對合同的這種強制性補充充分體現出國家的干預,它使當事人於約定義務外承擔誠實信用的補充義務,要求當事人公平地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以對待自己事務的注意對待他人事務。
誠實信用原則的不確定性是指它作為彈性條款存在,對於具體法律規定的不足有補充作用。法律領域,始終存在法律的相對穩定性與社會生活的紛繁復雜性,法律條款的有限性和社會生活中矛盾的無限性。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帝王原則是法律的實際狀態能夠與自己的理想狀態保持協調。雖然誠實信用原則只是一定的立法原則的體現,並不作為任何具體制度,它以誠實信用、公序良俗這樣的「模糊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正是由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外延不確定,使其能夠根據具體的要求而作出彈性變化,以合理調整立法者所始料不及的社會關系,使相對穩定的法律能夠適應各種客觀環境的變遷,使有限的法律條文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
誠實信用原則的衡平性在於此原則是把一般正義同具體正義統一起來的唯一途徑。衡平法是授權法官依照公平、正義的原則,根據具體案件的特殊情況對法律加以變通適用的法律。在大陸法系中,誠實信用原則是衡平法的體現。法律是實現正義的工具,正義是人與人之間的理想關系,即每個人都能夠得到他所應得的利益。正義在民法上就體現為公平。從司法程序上講,公平的實現依賴於衡平,法官根據各案的具體情況適用法律,以避免因為法律的過失而不公平地分配利益或者不合理地確定當事人的責任。因此,誠實信用原則所實現的衡平為個別案件公正處理提供了標准,同時也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給予了承認。
以上特點,使誠實信用原則在實際司法適用過程中能夠產生確定行為規則、平衡利益沖突、為法律和合同的解釋確定準則、減少交易費用從而增進效率四項基本功能。
首先,誠實信用原則在倫理道德和法律原則上的指導確定了誠實守信、以善意方式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等行為規則。誠實信用原則要求每一個當事人必須具有誠實、守信、善意的心理狀態。也就是說誠實信用原則要求人們主觀上應當是誠實的、善意的,並依據誠實信用的觀念行為,追求「心理上的誠實」。同時該原則要求當事人在從事交易活動中應當忠於事實真相,不得欺騙他人以達到損人利己的目的,即追求「事實上的誠實」。當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具體的行為規則出現在法律條文中時,它要求當事人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不為私利而規避法律或者合同的規定。
其次,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民法中調節的各種利益關系,尤其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關系,都為各個主體追求不同的經濟利益而產生。這種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矛盾需要藉助誠實信用原則加以平衡。誠實信用原則不僅要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而且要平衡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即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在從事民事活動中要充分尊重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不得濫用權利,損害國家、社會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再者,誠實信用原則為法律和合同的解釋提供了依據。在法律與合同缺乏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確時,誠實信用原則要求司法審判人員依據誠實信用、公平的標准和觀念,合理、准確地解釋法律與合同。在適用法律時,誠實信用原則要求司法審判人員能夠正確解釋和適用法律,以彌補法律規定的不足。誠實信用原則賦予司法審判人員自由裁量權,同時也對其權力的范圍作出了不違背誠實和信用的限定。
最後,誠實信用原則指導的法律和道德倫理觀念有利於減少交易費用,增進效率。民事行為中從事各種交易的當事人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訂立合同並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能夠減少由於虛假和欺騙所帶來的交易風險,從而鼓勵交易,增進效益以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以現在廣泛流行的預訂服務為例。電話預訂能使酒店為客人提供預留房間的服務。對於店,可以使客房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時吸引異地消費者入住;對於客人,可以預先安排住宿使行程更加方便。而這一切都建立在誠實信用的基礎上,如果客人訂而不住,則可能使酒店蒙受既得利益的損失;如果酒店訂而不留,客人則無法按約定入住。這樣帶來的後果只能是酒不再提供這種便利或者客人不再相信這種承諾。所以,只有交易當事人都是誠實守信的,才有可能提高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才能形成一種良性循環,促進社會經濟增長。

五、誠實信用原則的作用及其有限性
由於立法者不可能具有超人的前瞻能力,任何法律規定都不可能盡善盡美,不可能涵蓋一切可能出現的矛盾、糾紛、沖突,法律漏洞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司法審判者在誠實信用原則所限定范圍內的衡平權允許其依照模糊性的彈性條款來處理個案,使司法活動具有相當的能動性,使不夠完善的法律不斷被修正、補充和發展。
誠實信用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由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信者,言之實也」、「誠者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等至理名言體現的誠實信用觀成為人們歷來崇尚的道德倫理觀念和行為准則。「童叟無欺」、「言必行,行必果」、「假一罰十」等等,更是自古以來每個正直商家所嚴以律己的經營准則和商業道德。一旦違反則不可避免被人們蔑稱為奸商而惡名昭著。我國民法通則第4 條的規定可以看成是這種傳統倫理道德及商業道德習慣在法律上的確認。
我國民法通則確認誠實信用原則為民法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不是適用於民法的某一領域,而是廣泛作用於民法的各個領域。由於我國法制建設起步遲,起點低,難免存在許多法律漏洞,所以誠實信用原則的補救作用不可缺少。國內現階段迅速發展的社會經濟生活難免造成現有法律與現實環境的脫節,同時,法律的相對穩定性決定了修改和制定法律必為一項相當遲緩而長期的工作,因此,誠實信用原則在現階段國內立法、司法領域,具有尤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但是,也必須清楚認識到誠實信用原則作用的有限性。作為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原則難以具體、明確要求人們作為或者不作為,這種模糊性使人們的權利、義務處於某種不確定狀態。同時,誠實信用原則所賦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也因法官認識能力的區別而產生合理或者不合理的不同效力。這就要求每一個法律工作者尤其是法官能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在司法審判工作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審判水平,使民法中的這一「帝王原則」發揮其應有的作
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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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許國棟. 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 .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7 5 第1 期 作者：孫 鑽 南京大學法學院 編輯：竹子

㈣ 民事訴訟目的

民事訴訟的目的，實質上是指國家設計的民事訴訟制度所企求達到的目標或結果。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的作用，不同的歷史階段對民事訴訟的目的有不同的表述。因此，在理論上形成了不同的學說：
1.私法權利保護說。又稱私權保護說，該說認為，國家設立民事私法制度，表明其禁止當事人通過私力救濟去實現自我的權利。作為代價，國家就應當承擔起保護當事人權利的職責。故民事訴訟的目的應當是保護社會成員的私權。
2.私法秩序維護說。該說認為，民事訴訟制度是國家設立的，設立目的的著眼點是為了社會整體的利益，而不是單純為了某個人的私法權利，雖然它在客觀上也起到了維護私人權利的作用，但從立法者的角度看，它的根本出發點還是維護統治階級所還需要的私法秩序。
3.糾紛解決說。此說認為，在歷史上，程序法先於實體法的存在。即使在私法不太發達的社會里，解決糾紛的手段和制度即已存在。民事訴訟就是解決糾紛的程序和手續的總和，所以，不能認為民事訴訟的目的只是實現私權，它並不是以確認當事人原有的權利為出發點，而是為了解決糾紛。
4.程序保障說。此說認為民事訴訟的正當性來自其程序的正當，而不是結果的正當。國家設立民事訴訟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保證當事人在訴訟中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在過程中能平等地使用攻防手段，不能認為民事訴訟程序僅僅是法院達到正確判斷的手段，事實上，民事訴訟過程本身就是民事訴訟的目的，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為實現當事人的自律性的紛爭解決提供程序的保障。
5.多元說。即認為審視民事訴訟的目的不能僅從國家的角度也不能僅從當事人的角度，而應當從多角度多層次審視。民事訴訟的目的既有對當事人私權的維護，又有對民事糾紛的解決，也有民事程序的保障，還有統治階級私法秩序的維護。

㈤ 民法總則的立法者是誰

中國曾於抄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後4次啟動民襲法制定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由於各種原因而未能取得實際成果。1979年第三次啟動，由於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制定一部完備的民法典條件還不具備，因此，按照「成熟一個通過一個」的工作思路，確定先制定民事單行法。現行的繼承法、民法通則、擔保法、合同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制定的。

㈥ 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區別

您好，是兩碼事，立法者是理論學家，司法者是執行者，好比《民事訴訟法》由立法者參與，法官按照這個法判案。希望您能採納。

㈦ 美國法律的立法者是誰

您好！
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第一章，聯邦級別的立法權屬於美國聯邦國會。不過，雖然這個屬於比較普遍的常識，裡面依然有很多細節值得推敲。比如，總統是否有間接的立法權以及聯邦法院是否對立法權有影響等等問題。
同樣根據美國憲法，第二章，Executive-即總統所代表的執行部門，對於國會的立法流程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比如，總統對於任何國會新出台並已經通過的法案（尚未變成法律）有一票否決權；再比如，總統可以給國會關於立法的提議（比如，奧巴馬覺得國會應該立法保障醫療體系的開銷，那麼就可以通過一些既定程序向國會提出建議）
至於法院，根據憲法第三章，法院可以判定已經通過國會和總統的法案抵觸憲法（包括所有的憲法修正案），並對相關問題給出最終解釋，即通過判法來間接立法。著名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 1973）就是一例。
美國除了聯邦法律之外，每個州都有自己的立法部門來決定相關州法，因為根據聯邦憲法第十套修正案，「所有未被明細的聯邦立法權保留給各州的立法機構」。所以，每個州都有一個「迷你國會」，承擔和聯邦國會類似的責任（即立法），但是職權僅限於該州。舉一個例子，在加利福尼亞，個人只要年滿18歲就可以注冊結婚，但是紐約州可能要19歲，每個州的州法（往往涉及婚姻法，家庭法，刑法，以及具體的民事訴訟），就不是聯邦國會而是各州」迷你國會「來立法了。當然，在英文里，沒有「迷你國會」這個概念，所有的立法機構都叫「legislature」，「迷你」這個名稱只是幫助理解的。
所以總的來說，美國的聯邦立法者是聯邦國會，各州的立法者是各州的「議會」。而且，雖然名義上不論是聯邦國會還是各州議會，都是傳統意義上的立法者，但美國政府真正在運作的時候，其他兩個分支（除了立法，還有執法和司法）都或多或少的參與了立法者的角色。
希望對您有幫助。
謝謝。

㈧ 法庭的角色有什麼

法庭的角色有：
1、民庭：1個審判長，2個審判員（當然獨任審判除外），書記員1名（記庭審筆錄），原告，可能是1名可能是多名看案子而定，被告，可能是1名可能是多名看案子而定，證人，可能是1名可能是多名看案子而定，法警，可能是1名可能是多名看案子而定，鑒定人，翻譯人員，代理人等；
2、刑事案子：法官，書記員，法警，鑒定人，翻譯人員，公訴人，辯護人，證人等。
法官是指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產生，在司法機關（一般指法院）中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是司法權的執行者。在不同法系的國家中法官的角色不盡相同，但要求都是不偏不倚、不受他人影響或掣肘、剛正無私地根據法律判案。
人民法院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民事案件，必須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開庭審理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庭審准備：庭審准備是人民法院在正式對案件進行實體審理之前，為保證案件審理的順利進行而進行的各項准備工作。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2、法庭調查：法庭調查的主要任務是，審判人員在法庭上全面調查案件事實，審查和核實各種證據，為正確認定案件事實和適用法律奠定基礎。依照法律規定，法庭調查主要包括兩個內容：一是當事人陳述；二是出示證據和質證；
3、法庭辯論：法庭辯論是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在合議庭的主持下，根據法庭調查階段查明的事實和證據，闡明自己的觀點和意見，相互進行言詞辯駁的訴訟活動。法庭辯論是辯 論原則最生動和最集中的體現。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針對法庭調查階段審核的事實和證據，圍繞案件爭執焦點，互相進行口頭辯論，爭取合議庭作出有利於自己的 裁判。同時，通過辯論，審判人員能夠掌握案件的關鍵所在，有助於查清案件事實，分清是非責任。
4、法庭筆錄：法庭筆錄是書記員對開庭審理活動的記錄；
5、審結期限。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 人民法院審理第一審民事案件，由審判員、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合議庭的成員人數，必須是單數。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民事案件，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
陪審員在執行陪審職務時，與審判員有同等的權利義務。
第四十條 人民法院審理第二審民事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合議庭的成員人數，必須是單數。
發回重審的案件，原審人民法院應當按照第一審程序另行組成合議庭。
審理再審案件，原來是第一審的，按照第一審程序另行組成合議庭；原來是第二審的或者是上級人民法院提審的，按照第二審程序另行組成合議庭。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 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由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和審判員等人員組成。

㈨ 民事訴訟法里的禁制令在多少條里

《民事訴訟法》沒有禁制令，有相似的禁止令。
第一百條 人民法院對於可能因回當事人一方的答行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決難以執行或者造成當事人其他損害的案件，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可以裁定對其財產進行保全、責令其作出一定行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為；當事人沒有提出申請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時也可以裁定採取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可以責令申請人提供擔保，申請人不提供擔保的，裁定駁回申請。
人民法院接受申請後，對情況緊急的，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作出裁定；裁定採取保全措施的，應當立即開始執行。

㈩ 民法性質的民法性質的具體表現形式及其關系

性質是一事物區別他事物的根本屬性。⑴民法性質無疑應是其與他法律相區別的根本屬性體現。但民法歷史悠久，體系龐大，內容紛繁復雜，要概括出其根本屬性並得到普遍認同，確非易事。可以說，學界至今對民法性質具體表現尚無公認的定論。有的認為民法本質應反映為市民社會法、私法、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法、實體法。⑵有的認為民法性質是國內法、私法、普通法、實體法。⑶有的認為民法是權利法、私法（原則上）、市民法。⑷而更多的大陸法系學者僅強調民法是私法。何況，在我國大陸對民法性質研究始於20世紀末，⑸之後才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的確，一事物與他事物相區別的屬性可從不同角度切入評析，但若要揭示事物的根本屬性，則應緊緊抓住該事物內在固有屬性予以考量。事實上將民法性質定位於國內法、實體法、普通法、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法，均無法反映民法獨有屬性，如普通法與特別法實質是適用依據問題；又如凡法律均應是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法，只不過不同法律側重點不同而已。因此，深究民法性質，應以市民社會法（或稱人法）、私法和權利法等民法獨有屬性人手。以下就這三方面及其關系分述之。 1．民法為市民社會法。法律作為行為規范一般都是以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通過對人的行為調整，以達規制人的行為之目的。但當出現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區分後，人在群體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同了，這也就產生了法律對人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要求。譬如，在政治國家，人被稱為公民，法律對公民的要求是強調奉獻，一切聽從國家召喚。而在市民社會中，人被稱為市民（行為主體最初是自然人，以後才有法人等），則具有自利性，受利益驅動，為生存而努力。法律將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稱為「經濟人」，通常對其提出不得為惡的「毋害他人」的較低要求，而不以道德和宗教「愛你鄰人」為標准。但為追求當事人之間利益的平衡和當事人與社會利益的平衡，盡力達到社會和諧團結的目的，法律亦會對「經濟人」加以限制，要求當事人「愛人如己」，以對待自己事務的注意處理他人事務，如無因管理等。⑹法律對人的不同要求，必然使之所規定的內容、涉及的利益以及邏輯起點等有所不同。為此，我們將以市民社會中經濟人之間形成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主要調整對象，並以人為出發點，以規制人的行為和關懷人為其終極目的，亦即將使命定位於確定和保護合理人性的法律，稱為市民社會法。
那麼，為何僅將民法定為市民社會法呢？關鍵在於民法調整的人（行為主體）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人。這須從法律、經濟和人性三方面進一步說明。這是因為，法律的背後是經濟，經濟的背後是人性。⑺具體地說，首先，在所有法律中，唯有民法將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將平等原則作為貫穿於民法始終的基本原則，以體現平等、自由和博愛精神為其最終目標。其次，民法重視當事人地位平等，迎合了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的需要。市場是各種不同主體間不同商品（實質上是不同利益）交換的總和。商品要在市場交換，前提是有人將該商品帶到市場，且他對該商品可直接支配；不同商品的交換必然應取決於雙方的合意，而達成合意的基礎是當事人地位平等。這用民法術語表達，即表現為人格或能力、所有權和契約。因此，人格、所有權和契約自由等制度是民法的精髓所在，自民法產生以來無論如何發展變化，這些內容則始終被保留。這也表明民法演進與商品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息息相關。最後，民法關注平等是人的本性使然。資產階級為推翻封建主義強調「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但其未回答人為何生而平等。事實上，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其有意識，有獨立意志。意志雖屬主觀范疇，但不同個體的意志是各自大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映，是獨立和自主的，任何個體的意志都無法直接支配其他個體意志的實踐或形成卻是客觀的，體現了天然和固有的平等關系。⑻同時，人的「理性」，不僅是人類認識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規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類識別道德要求並根據道德要求處世行事的能力。在康德看來，道德要求的本質就是理性本身。人類的絕對價值，即人的尊嚴，就是以人所有的這種能力為基礎的。⑼因此，意志獨立，即在意志實踐或形成時不受他人干預，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所在，每個人要受到別人尊重，必須先尊重他人，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要求。「人生而平等」所體現的人格可稱為自然人格，由法律賦予並調整的主體資格是法律人格。正因民法所確認的法律人格是強調當事人地位平等，故與自然人格相接近。⑽換言之，確認當事人地位平等並盡力讓其獨立意志得以充分體現是市民社會獨有現象，而民法又恰是以此為己任，這是其他法律制度所不具備的。
2．民法屬私法。法律區分為公法與私法，是自羅馬法以來西方法律史上源遠流長的分類，但分類標准眾說紛紜，且各說均有利弊。目前，特別法規說（即國家或機關以公權力主體地位作為法律關系主體所適用的法律是公法，對任何人皆可適用的法律是私法）旨在克服其他各說不足已漸受重視。⑾盡管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標准存有爭議，但其區分意義不容忽視。具體實益如下。
其一，可大致分清公與私兩條主線，即以國家為公，則人民為私；以政府為公，則社會為私；以行政為公，則民事為私；以政治為公，則經濟為私；以團體為公，則個體為私。由此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進而正確理解民法的精神，協調好「公」和「私」的利益。⑿故可將民法、公司法、票據法等定為私法，與私法相對應的公法，可包括憲法、行政法和刑法等。
其二，可認清公法與私法在實體法上的基本特性。一般在私法上佔主導地位的是決策自由。即通常不需要說明理由即可自由決定，具體以契約自由和權利行使自由為支柱。而公法中佔主導地位的是受約束的決策。即法律對大部分決定都作出了具體詳盡的明確規定，對決策自由進行嚴格限制。這是因為，國家或國家機關因擁有權力而實力遠在個人之上，如對此不予限制就會使之過於極端而無法忍受。此外，在私法范疇，每個自主決定者都應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後果。而在公法領域中，決策所生法律後果都不歸屬於決策者。⒀
其三，可明確公與私不同的救濟程序和調整手段。⒁即在我國，私法糾紛由民事審判庭管轄，適用民事訴訟程序；公法案件則由刑事或行政審判庭管轄，適用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而且，在公法中應體現國家的直接干預，而在私法中則應體現國家的間接干預。也就是說，對私的利益糾紛，國家原則上不直接干預，主要由當事人自行協商解決，只有在當事人不能協商解決時，才由司法機關以中立者的身份出面予以裁判。
其四，為處理公法與私法的並存關系明確方向。即當公法和私法關系並存時，如強調公法優位，將私法包含在公法中，實質上是專制國家的法制。
在現代法治國家，應遵循「有疑義時為自由」的原則，強調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障，國家政府無法律明文規定，無重大正當事由，不經法定程序不得干預或限制。因此公與私關系沖突時應體現私法優位。⒂
由此也說明，劃分標準的爭論，或有公與私融合的現象，甚至有人反對公法與私法分類，也不影響將民法定為私法。
民法旨在規范私人利益，以平等為基礎，其主體非基於公權力的地位，且對任何人皆適用。⒃但應注意，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並非一成不變，也不是須將任何法律均作此劃分，⒄更不是在任何法律秩序中均存在此種劃分。⒅
3．民法是權利法。民法是權利的宣言書，民法學就是權利之學，將民法稱為權利法似乎不言而喻，這也許是多數學者在論述民法性質中未提及此點特性的原因所在。該性質可從如下方面得到證實。⒆
首先，就民事立法的體系而言，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權利為軸心而構建。譬如，民法規定了民事權利主體和客體的范圍；規定了民事權利的種類，如各種人身權和財產權及產生原因（各種法律事實）；規定了民事權利的行使方式（如可代理行使）及權利行使的限制，包括實質限制（如權利不得濫用等）和時間限制（如訴訟時效和除斥期間等）；規定了權利轉讓、保護方式及民事責任等。諸如此類均說明民法基本是以民事權利為中心而形成。
其次，從民事立法的法條性質來看，是任意性規范和授權性規范居多。⒇任意性規范、授權性規范（即肯定被授權者有完成這樣或那樣積極行為的權利）與禁止性規范或強制性規范不同，前者注重當事人的自由意志的體現，強調法無明文禁止即自由的精神；注重鼓勵民事主體積極主動參與民事活動並對此予以引導。後者則體現為主體不為或必須依法定方式為一定行為的義務，重在對民事主體行為的限制。二者立足點的不同，決定了民法是以權利為本位的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民法規范都是任意性和授權性規范。
最後，就民事立法目的而言，它是實現人權的手段。人權作為人的應有權利，只有由制定法加以規定才能變為現實權利。民法中規定的人身權（如名譽權、姓名權、肖像權等）和財產權（物權、債權等），都是人權的具體化。因此，要提高我國對人權的保護水平，切實保障人權，就須完善民法的有關制度，增強民法意識即權利意識。 1．當事人地位平等是民事立法的第一要義。這意味著當事人地位平等是民法調整關系的本質所在，離開此基點就無真正意義的民法。但平等目的在於實現自由（我國民法稱自願）。(23)平等是自由的基礎或前提，自由是平等的具體表現和結果，而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則是自由的題中之意，其真諦是尊重選擇，其基本點則是自主參與和自主責任。(24)當事人可依自己意思和理性判斷，去設計生活，管理事務，形成各種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由此說明，無當事人地位平等就無自由意志的體現（即無意思自治），任何以犧牲自由為代價的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而無自由也就無權利存在的必要。
所謂當事人地位平等，它強調的是民法上法律資格的平等，體現為民事權利能力的平等。無論參加民事活動的當事人屬何種性質、經濟實力強弱，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任何一方都不得把自己意志強加給對方。它要求的是民法上形成的權利和義務應一致對等，對當事人應提供同等的救濟手段和平等的法律保護，在當事人權益受到損害時通常也都以同質救濟為宗旨。(25)
民法上的當事人地位平等，不僅是民法本質屬性使然，也是體現憲法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需要。但須明確的是，憲法規定的平等是現代法律制度的總原則，是任何法律均要遵循的原則，而民法中的平等是民事立法和司法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則；憲法規定的平等重點在於對任何人都應平等地適用法律，即「案件相似裁判應相似」，而民法中的平等除體現平等適用法律外，還關注法律人格的平等。同時，民法上的當事人地位平等，又是反特權、反身份立法的需要。平等是特權和身份的對立物。平等強調社會所有成員同受普遍性法律的約束，取消或排斥特權者可不受普遍性法律約束的做法，反對或抑制依不同身份給予不同機會的立法。(26)
須強調的是，民法關注當事人地位平等，並非指實質和結果平等，僅是指形式和程序平等。(27)市民社會是競爭的社會，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在社會發展沒有達到理想的按需分配狀態時，實質平等將會保護落後，使有才能者失去進取性，使社會整體處於低水平的平均狀態。而程序平等在盡量縮小起跑線不平等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人們的聰明才智，激發人們的潛能，推動社會的整體進步。當然，追求實質平等應是法律終極目標，因此法律中出現關於實質平等的規定也不足為怪。此是其一。
其二，關注平等不是為了追求絕對的公正，而是相對公正。公平正義雖是法永不泯滅的追求，但對真理的認識和判斷受制於人們（包括立法者）有限的理性，受制於其他眾多的因素干擾，而且消除不平等亦非一朝一夕之事。這就決定了民事立法通常只能做到選擇最為合適的，而非是最好的，從而也難免出現與民法基本理念不一致的規定。譬如，強調平等就應改主體立法為行為立法，(28)但我國目前依然是按主體劃分規定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權。此外，也唯有在相對公正的前提下，才有兼顧效率的可能。法律的處境往往如此，在追求一定價值同時不得不以犧牲其他某些價值為代價。平衡各方利益，掌握和控制相應的「度」，始終是民事立法的難點和關鍵所在。
其三，關注平等體現自由，也非給予當事人絕對自由。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在於尊重人的意志自由，但其實現主要是依賴人類的自私心和自利性，而人的自私和自利是一把雙刃劍。一旦私法自治的運用超過一定程度，就可能危及人類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影響他人的生存。可見，任何放任或無度的自由最終結果只能是大家都無自由，而對自由的限制則是真正享有自由的出發點。因此，對私法自治的流弊及其限制，始終是現代民事立法關注的焦點。
2．當事人地位平等是區分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門的分水嶺。法律部門的分類尤其是民法和經濟法的關系，歷來是我國理論和實踐中爭論的焦點。(29)其實，任何法律要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取決於其是否有自己獨特的體系，而判斷該法律獨特體系存在與否的關鍵，在於其有無自身特定的調整對象。這是因為，法律體系構成所需考慮的要素如法律制度內容的形成及其調整手段的取捨等，都圍繞著調整對象而創設。
具體而言，各個獨立主體在利益驅動下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因，而獨立意志的體現離不開地位平等。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利益多元，而對利益存在與否及其取捨均屬主體的主觀判斷，且不乏私密性。若將此類關系由國家通過計劃安排，不僅是對人的認知能力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而且歷史發展也已證明這並非良策。相反，由地位平等的當事人彼此就法律關系的安排提出己見，尋找相應平衡點，達到和諧統一，即以自治的方法來安排相互之間的關系則更為妥當。
緣此，唯有民法將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人身和財產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也只有民法將規范權利義務關系作為已任。民法在以「法不明文禁止即自由」原則規范法律關系時，通常不像其他法律（尤其是屬公法的法律部門）那樣多的採用制定方法推出具體規定，而是以認可方法來反映相應內容。因民法所涉及的「私的關系」往往是先有事實後才有法律的具體規定，即法律一般是在當事人具體實踐後才作出是否允許其存在的判斷。而在公法領域，立法者對其需要規范的行為通常均易事先了解，故公法常用制定方法形成法律，而私法則多用認可方法形成法律。而且，不論其採用的是事先還是事後調整手段，主要是引導和修補法律關系正常運作，而非斷然加以否認。即通常是體現為第二次干預。因此，將民法定為獨立的法律部門不容置疑。
需說明的是，民法作為私法雖與市場經濟息息相關，但這不是說民法是唯一調整市場經濟的法律。維護相應的財產和人身關系，穩定社會秩序是各個法律部門的共同責任，只不過各自作用有所不同。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而各個當事人在利益驅動下展開公平、公開和公正競爭的前提，是當事人地位平等。此類關系即屬不存在服從與被服從的橫向關系，當然屬私法范疇由民商法調整。但無須諱言，人們無法保證市場競爭行為始終處於理想狀態，利益的驅動必然會使人敢採取不正當競爭手段。另由於種種因素的存在，某些主體已獨佔一些資源的分配和控制，加之競爭後優勝劣汰的結果也使某些主體逐漸取得壟斷地位。一旦市場失去正當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就難以存在。為維護和延續公平正當的競爭關系，就需法律加以縱向干預。此外，某些主體因先天或後天的因素處於弱勢使之不能正常參與競爭時，國家法律也應為其提供相應的保障。此類縱向的干預關系和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則屬於公法范疇，應由經濟法或行政法等來調整。(30)顯然，要使市場經濟正常運作，非民法所能獨擋，它需要各個法律部門的共同作用。因此，區分各個法律部門以明確各自調整對象，進而明確相應調整手段等至關重要。 人類社會是人與人共生的環境，由於受利益驅動的誘惑，以及人的主觀意識和客觀環境差異的影響，人們在相互交往中發生爭議和糾紛在所難免。無疑，沖突是一種非正常狀態，但一旦發生，人們就須尋找相關途徑和方式加以解決，而民事訴訟不僅是解決糾紛的主要途徑，而且也是最為公正和有效的方法。民法獨有的性質也決定了民事訴訟與其他法律部門在適用法律程序、處理爭議的手段和法院所處地位等眾多方面存在不同。總體而言，當事人地位平等的基本精神必然在民事訴訟中得到延伸和體現，法院通常是居中裁判，注重體現當事人的意志自由，盡量讓其自己決定權益的取捨。(31)國家干預為間接的、第二位的干預。其主要表現為，不告不理和一告即理。所謂不告不理，顧名思義是訴訟只能始於當事人行使起訴權，它是民事訴訟處分原則應有之意。這與公法領域所體現的國家直接干預區別顯著，如行政職能部門對違反行政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必須及時作出處理，否則須承擔不作為的後果。又如司法機關對犯罪行為也應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不能熟視無睹。所謂一告即理，指法院對符合起訴條件的民事案件不能拒絕受理和裁判。對於不告不理相關論著闡釋較多，也易理解，不再贅述。對於一告即理則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
民事訴訟是一種當事人對立的結構，法院處於中立地位。在當事人符合起訴條件的情況下，即使爭議事實不清楚或者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法院都不能以此為由拒絕對該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裁判，這一理念早在法國民法典中就形成了。《法國民法典》第4條規定，「法官借口法律無規定、不明確或不完備而拒絕審判者，得以拒絕審判罪追訴之」。(32)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請求法院予以裁判的權利，法院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法院不予解決，當事人則無救濟之道，得不到具體說法。而當事人矛盾沖突得不到處理既會影響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也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諧。何況，民法作為制定法只能就共性問題作出具體規定，難以全面顧及各事物的特殊性。而且民法涉及的關系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立法者本身無法、也不能一一預先規定，同時為保證法律穩定性和權威性，又不能經常修改法律。由此民法（制定法）不周延、不合目的和滯後的弊端顯露無遺，(33)而這些弊端又勢必導致某些民事糾紛欠缺相關處理依據的後果發生，即出現法律漏洞和價值漏洞。一方面當事人有糾紛須法院受理並裁判，另一方面法律又欠缺處理的依據，面對兩難的局面，現代民法改法國當初堅持民法典是處理有關糾紛唯一依據的做法（即一元論），(34)而采法律淵源多元論並適度賦予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權，以彌補法律漏洞和價值漏洞。(35)
具體地說，在司法過程中當遇到具體糾紛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時，作為法官在解決該糾紛時，不再是只能依據民法典（形式民法），而是可在民法典沒有規定或規定不明確時，法院選擇依據習慣、判例和學說（或法理）等補充性法律淵源加以適用，如《瑞士民法典》第1條法律的適用規定：「……（二）如本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依據慣例；如無慣例時，依據自己作為立法人所提出的規則裁判。（三）在前款情況下，法官應依據經過實踐確定的學理和慣例。」(36)我國台灣地區「民法」也有相似規定。(37)此外，在私法領域內還允許以類推適用的方法來解決相關糾紛，即使是在如物權法以強制性規范佔主要地位的領域，照樣允許法無明文規定時可類推適用債法有關規定。如此做法，顯然與公法領域尤其是《刑法》所倡導並強調的「罪刑法定、疑罪從無和不能以類推適用方式適用法律」等法治理念和司法手段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在於，統治者對公法領域中須維護的利益和秩序本身較易明確和把握，而且違反公法規定將可能涉及人身自由的制裁，故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前提下，就不能加以制裁。而私法領域通常僅關涉當事人個體利益，此種利益形態又是人類理性難以事先預料，制定法無法概括無遺，故在法律無規定時以補充性、間接性法律淵源彌補直接淵源的不足，同時淡化立法與司法兩大權力嚴格分離，給予法官適度自由裁量權，以尋找相應依據並做出具體裁判，應是可取的救濟路徑。由此說明，把握民法性質，對於深入理解不同性質的法律部門必然採用不同的救濟程序、方法和法律適用規則，也是大有裨益。
最後須說明的是，從立法和司法層面闡釋研究民法性質的意義，純粹出於行文之便，無意將實體法和程序法截然割裂。事實上，於法律制定和運用而言，實體法和程序法是一輛車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無正當的程序，實體的公正也難以實現。此外，在我國整個法治環境未臻健全之時，對許多方面的問題勢必還難以做出科學合理的界定，即使在公法領域也會出現法律規定缺失或不明確的現象。因此，當出現法律未明文規定或規定不明確的情況時，應牢記：只有在私法范疇內才可根據法律精神加以解釋，或依據法理等間接淵源彌補法律漏洞和價值漏洞，而在公法領域中只能依法律明文規定及其相應程序辦事，亦即法律未規定的即不能幹預。唯有樹立正確的理念，才能對案件作出正確判斷並選擇合理的解決途徑，才能真正推進法治的建設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