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香港立法會

❶ 香港立法會為什麼不能通過政改議案

因為方案不是三分之二以大比數通過,32名建制派議員在表決前離場,說要等議員劉皇發回來投票,所以最後結果是8票贊成,28票反對,方案不通過。

❷ 香港4名立法會議員為什麼被取消資格

7月14日下午3時，香港高等法院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提請的司法復核案作出判決，裁定4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沒有法律效力，4人的議員資格被取消。

針對4人的宣誓行為，香港高等法院於3月初展開過為期3天的聆訊，今日（7月14日）下午原訴法庭法官區慶祥就此案作出取消4人議員資格的判決，議員資格自宣誓當日起便不能起算。正在立法會參加財委會會議的4人被即時要求離開會議室。

❸ 香港立法會和區議會有什麼區別

立法會是全香港的立法機構，有真正的立法權。區議會是香港18個區的議事機構。

香港區議會雖然是香港議會制度的一部份，但在香港政治架構中只是區域咨詢組織，並無很大的法定權力，尤其不具有現代議會最重要的兩項權力：立法和審批政府公共開支的權力，因為香港並沒有區域性的法律及稅收。只有在立法會個別授權下才有部分立法權。

18個區分別是：港島4個區，中西區、灣仔區、東區、南區；九龍5個區，油尖旺區、深水埗區、九龍城區、黃大仙區、觀塘區；新界9個區，葵青區、荃灣區、屯門區、元朗區、北區、大埔區、沙田區、西貢區、離島區

❹ 為什麼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不是香港立法會

因為全國人大是最高立法機關 沒得選

❺ 香港的立法會有權罷免特首嗎

有罷免程序，不過最終決定權在大陸，同學們想要換個班長，去找班主任聊聊

❻ 香港立法會沖突怎麼看

政治上的東西水太深，說出來的不一定是真相，不說的也不全是幌子

❼ 在香港回歸之前有香港立法會嗎

有的。
香港於1841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其首份憲法是由維多利亞女皇以《英皇制誥》形式頒布，名為《香港殖民地憲章》，並於1843年6月26日在總督府公布。該憲章訂定成立定例局（其後改稱立法局），授權「在任的總督……在取得立法局的意見後……制定及通過為維持香港的和平、秩序及良好管治……而不時需要的所有法律及條例」。於1917年頒布取代1843年憲章的《英皇制誥》，其文本於「的意見」之後加入「及同意」等重要字眼。

❽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性質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性質、地位和職權

❾ 香港立法會可以彈劾香港特首嗎

可以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款訂明彈劾行政長官的「五步曲」，回
第一步是由立法答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簡稱「調查議案」），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凟職行為，在行政長官不辭職下，
第二步便經立法會表決通過，委託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第三步是調查委員會決定是否有充足證據構成指控，若有的話，
第四步便由立法會以三分二多數表決通過彈劾（簡稱「彈劾議案」），
最後一步是呈交中央人民政府作最後決定。

❿ 香港立法會的解釋可不可以作為約束力的先例

一、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並非僅僅只是基本法第158條

任何法律制度總是由一系列有內在邏輯聯系的法律規范所構成，這些法律規范可能來自於一部法律，也可能來自數部法律。基本法的解釋制度及其機制也是如此。的確，直接規限香港基本法解釋制度（體制）的規范是香港基本法的第158條。但不能說基本法解釋機制僅僅由香港基本法第158條所規限，如果考慮到解釋機制所應當包含解釋權力來源、解釋主體的性質地位、解釋案的提起主體、解釋程序等等衍生因素的話，它還邏輯地應當包括香港基本法的其他有關條款以及被基本法所允許保留下來的香港原有的相關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的話，我們就無法理解1999年人大常委會第一次釋法中特區政府提請解釋基本法行為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因為當時一些香港法律界的人士就批評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提出報告請求國務院提請釋法於法無據，他們認為基本法全文中沒有明文規定這樣的做法，根據第158條的規定，只有特區終審法院才享有提請權。「反對人大釋法的人認為，無論是在第158條所設立的《基本法》解釋權分布體系裡，還是在《基本法》其他條文里，都找不到可以支持行政長官在這次事件的情況下請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法理依據。……行政長官請求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權，便是邀請中央干預，『自毀長城』」。[2]民主派大狀湯家驊甚至指責特區政府的做法是「出賣法治的交易」。[3]其實，特區政府並非依據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而是依據基本法第43條和第48條（2）所賦予的職權，向中央政府提交《關於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協助解決實施有關條款所遇問題的報告》，請求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此外，根據基本法第17條的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完全可以也應當通過備案審查的方式解釋基本法。盡管實踐中尚未出現備案發回的情形，但理論上、邏輯上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一旦出現備案發回的情形，勢必需要附上為什麼發回的理由，這個理由必然涉及到基本法的解釋問題。

根據基本法第18條第3款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增減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時，也可能在作出的相關決定里需要「解釋」相關法律是否「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的法律」的問題。

二、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僅由香港基本法所規限

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建基於和受制於中國的憲政體制。因此，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體系還應當包括中國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國務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律的相關規范。比如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但這項權力並不只源於基本法，而是直接來自憲法第67條（4），立法法也有類似規定。這說明，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機制來源於並受限於國家的憲政體制，它必須回應和適應國家憲政體制的需要，必須站在一國憲政體制的高度去審視和解構。[4]

如果不從中國憲法、國家體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法地位和憲制責任等高度去審視基本法的解釋制度，我們可能無法正確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和第24條第2款第（3）項的解釋》中闡明自己的解釋依據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的正當性和合法性。[5]在香港法學界和法律界影響很大的前港大法律學院包玉剛講座教授佳日思就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把中國《憲法》第67條第（4）項作為它解釋的依據之一，而並非僅依靠《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的規定。……這對《基本法》的完整性有嚴重影響。……這將對《基本法》的發展以及香港法院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關系產生嚴重影響。」[6]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釋實踐證明，恰恰相反，如果按照佳日思教授狹義地、機械地理解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對《基本法》的完整性才真正造成嚴重影響。如果我們只是孤立地認為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僅僅由基本法所規限，那我們也無法正確解答僅看基本法第158條那些原則性、概括性條款所留下的不確定性問題和引起的種種爭議，比如非訴訟情形下的解釋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可以主動解釋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特區法院自行解釋自治范圍內的條款後還有無權力解釋這些條款等等問題。

這里，我們還需要回到基本法第158條作進一步的分析。第158條的四款條文如下：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系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仔細分析第158條的含義，本條第2款、第3款的內容僅僅只是針對進入司法程序的訴訟案件中基本法的解釋權安排、解釋范圍和解釋程序等問題作出規定，而沒有對非訴訟中實施基本法的情形作出規定。而根據本條第1款的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里的「解釋權」是一個完整的、解釋基本法實施中所有需要解釋的問題的權力。而第4款規定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前需要征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的原則程序。需要細究的是，法律解釋是為了正確實施法律而對有關法律或法律條文的含義、立法意圖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術語、定義等所作的說明，而法律的實施包括法律的遵守、法律的執行和法律的適用，顯然，司法僅僅只是法律實施中的一個環節，但司法無法涵蓋所有法律實施的情形，這樣，在法院無管轄權或沒有訴諸司法的情形下，基本法實施過程中需要進行解釋的情況發生時，例如解決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理解爭議[7]以及解決行政長官缺位時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上的認識分歧[8]需要解釋基本法時，第158條第2款、第3款的規定根本無法適用，只能根據第1款和第4款來展開解釋程序。進一步的問題是第1款和第4款都沒有規定由誰提請解釋的問題。顯然，必須從基本法的其他條款和立法法等法律尋求法律依據。2004年和2005年的兩次人大常委會解釋實踐也表明，基本法的其他條款、立法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等有關條款均構成釋法的法律依據和法理基礎。

三、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僅受制於制定法

前已述及，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由香港基本法所規限，它的法源規范體系還應當包括中國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國務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律的相關規范。前述規范都是制定法規范，但既然基本法賦予了香港法院的終審權以及香港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權，考慮到香港的普通法傳統，法院釋法中創造出的先例顯然具有判例的效力，從而構成解釋機制的規范。因此，筆者認為，既往釋法實踐所創造出來的行之有效的釋法先例或者憲法慣例也應當構成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不排除未來還有新的慣例可能成為基本法解釋制度的法源規范體系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