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類法治文化及其現代意義

Ⅰ 中國古代文化對現代社會的意義

中國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國唯一沒有出現斷層的，所以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對於我們現在社會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
古代有官場文化，到現在還是十分的明顯，在西方國家，他們的古老文化中，貴族除去在政治上有特權外，當國家有危險時，要勇於付出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們很明白一個道理，自己的俸祿都是由國家提供的，自己的特權是建立在更多的義務上的，所以上陣殺敵，馬革裹屍是自己的使命所在，所以一戰二戰能看到很多貴族為自己的國家奉獻自己的生命，在中國，在政治上佔主導的官員，他們的服務民眾的意識並不是很好，形成了自己的官場文化，這可能是由中國的小農經濟的經濟狀況所決定的，他們是由軍隊保護，政權建議以後，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容易把他們提高到管理者的位置，權力更加的集中，所以官員的想法可能就是統治民眾，而漸漸的缺乏了服務民眾的意識，至少這個意識是很單薄的，而他們更可能服務於皇帝，史書上說中央集權使皇帝的權力無限，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個觀點不是很正確，至少不是很完整，明朝很多不理朝政的皇帝不上朝朝廷不是也在運作嗎？就算到了清朝，鰲拜弄權，慈禧更是厲害了，可見，不能簡單的說往皇帝靠攏，但是往中央政府靠攏是真的，往皇帝靠攏不如說是往朝廷中強勢的主流的人靠攏比較恰當，可能是受這個思想的影響吧，清朝結束，大家還是注重權力的高度集中，且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狀況也為這個提供了可能，高度的分散性，所以可以說這種高度集權就算建國後還是很明顯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集權還是很明顯的，政府其實很多時候是與民眾脫節的，他們似乎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來思考和解決問題，這顯然與我國現在的經濟發展狀況所不相符合的，不難發現這其中有了很多的矛盾和沖突，應該說原先的官場文化是不合理的，應該樹立公務員意識，不是現在的公務員，而是民眾的服務員，這樣的意識更為健康。
在食文化上，還是很推崇我國古代的，菜色之豐富也是絕無僅有的。古代講究「吃相」，其實這就是食文化，還是和西方對比，在西方，各自吃各自的，說的話也是很桌面的東西，不該說的話不能說，這些都和中國古代差不多，只不過我們用的筷子，人家用的是叉子，不過不能看出，在講求禮儀的我們古代，在飲食上要比西方不知道要自在多少，只要不是太正式的場合，什麼劃拳啦，斗酒啦，輸了該怎麼罰之類的游戲還是很多的，飯桌上言談的內容也往往比較開放，就是像項羽請劉邦這樣的飯局，劉邦想離開，直接就說我要去茅房，西方估計說洗手間吧，至少不會表明自己去幹嘛，覺得這樣是很不文雅的，吃吃飯，樊噲還能沖進來，拿起個生豬腿放肩膀上大吃大嚼的，其中還舞舞劍啥的，可能大家說這是戰爭年代嘛，難免豁達點，但是還有一段很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吃飯，就是劉姥姥進大觀園的那場，劉姥姥這樣一個農村老太在飯桌上撒歡是不受約束的，還大受歡迎，我想在西方那時候除了一不小心冒出來個冷幽默啥的弄的低調的笑兩聲，估計也不會有別的什麼樂趣了吧，看影視節目，很多人是很討厭那種飯局的，一點意思都沒有，都說古代中國很講禮儀，但是個人看法，在吃上，還是比較隨意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不講禮儀，相反，覺得這樣更人性化，是值得提倡的，吃本來就應該自在一些，到現在，可能還是如此吧，中國吃飯就是雙筷子，不會像西方，各式餐具，不能說誰好誰壞吧，但是就個人還是喜歡中國的食文化，現在我們國家的食文化還是繼承的比較好的，不過也有缺點，凡事要有度，要是過了度，喝酒喝多了，來發酒瘋了，那是很不好的，就真的不講禮儀了。
一大堆古代的思想文化也能得到集成，我個人比較喜歡老莊的思想，無為，不過我的看法很多人可能錯誤理解了無為的思想，覺得無為並不是什麼都不去做，我個人的觀點無為的思想就是順其自然，就像漢初的無為，那並不代表什麼都不去干，而是休養生息，抹平戰亂的傷痛，順其自然，反而能收到好的效果，主流的當然是儒家思想，我個人看法，覺得雖然孔子被抬的很高，但是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變味了，孔子是個全才，他個人也是擇主而事的典型例子，後來成了忠君思想家了，形象顛覆有點大啊，他是主張為官的，不過在官位上要能貫徹自己的思想，教化百姓，為百姓謀福利，現在的官員顯然繼承的不是很好啊，孔子最心底還是很喜歡簡單的清凈的生活的，但是好像這一點被忽略了，覺得孔子身上很多好的閃光點被繼承了，但是更多的是被統治者用來傳播忠君思想了，多少有點可惜，如果說影響大的話，應該說的更明確點，應該說是董仲舒重新定義後的論語對現在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不然是有歧義的，不過亂解讀也錯不到哪去，畢竟論語的書已經寫好了，只是各人的看法不一樣而已，覺得現代的社會還是應該去學那骨子裡面的東西，而不是去鑽那外面的牛角尖。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一觀點我個人看法是覺得不科學的，什麼叫糟粕呢？糟粕怎麼定義呢？又是什麼指精華呢？這個是很難說清楚的，至少我覺得現在很多人至少對精華和糟粕的分類不是很清楚，紅樓夢是精華，金瓶梅那就是糟粕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覺得是那種不符合歷史潮流的文化，才能真正定義為糟粕，比如裹小腳，早就不和歷史潮流了，給糟粕定義的應該是時間。更好的繼承古代優秀文化肯定能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帶來好的發展。

Ⅱ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按時間先後依次主要有： 儒家（孔子、《論語》、孟子、《孟子》、《荀子》；仁、義、禮、智、信；《中庸》） 佛家（《心經》、《地藏經》、《佛說阿彌陀經》......） 道家（老子、列子、莊子；道德，無為、逍遙） 墨家（墨子、《墨子》、兼愛） 法家（韓非、李斯、《韓非子》） 名家（鄧析、惠施、蘭名鈞） 陰陽家（鄒衍、五行、金木水火土） 縱橫家（鬼穀子、蘇秦、張儀、《戰國策》） 雜家（呂不韋） 農家（《呂氏春秋》） 兵家 醫家 社會人道主義（謝周勇）
由於謝周勇創立的社會人道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真正的規律和真理，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到社會人道主義階段，學習、領會好社會人道主義精髓，並靈活運用，就學好、做好了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真正偉大的現實意義。

Ⅲ 中國古代是否具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

如果指整部法律，當然沒有；如果指法律原則、法律精神等，當然有；
一、中國的現代法律，並非憑空而來，離不開法的繼承與法的移植。
1、法的繼承
法的繼承是不同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之間的延續和繼受，一般表現為舊法對新法的影響和新法對舊法的承接和繼受。中國的現代法律當然離不開中國古代的法律的繼承，只是這種繼承是一種批判的、有選擇的繼承，也就是在否定舊法律制度固有的階級本質和整體效力的前提下，經過反思，選擇，改造，吸收舊法律中某些依然可用的因素，賦予它新的階級內容和社會功能，使之成為新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不加分析地根本否定新舊法律之間存在歷史聯系和繼承關系的虛無主義是錯誤的。
（二） 法的移植
法的移植是指在鑒別整合的基礎上，引進吸收外國法，使之成為本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本國所用。法的繼承體現時間上的先後關系，法的移植則反映一個國家對同時代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鑒，法的移植的范圍除了外國的法律外，還包括國際法律和慣例。如果認為中國的現代法律是全盤西化的結果，顯然是違背了法律作為上層建築，是由中國客觀經濟基礎決定的原理。
二、中國歷史上，（秦朝）法家的基本主張及其影響：
1、在中國歷史上，法家推行「以法治國」的「法治」，反對「禮治」，要求代之以「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
法家主張「不務德而務法」，認為法律是「禁暴止亂」的工具，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主張以嚴刑重罰治國御民。
2、在法家的「法治」統治下，除了權力，一切以法為標准，合於法者賞，違於法者刑。戰國末期，多年的戰亂、動盪使人們渴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統一天下，穩定社會。於是，以「法治」為理論指導的專制帝國王朝——秦朝便應運而生。
3、法家的「法治」理論對於社會發展進步所起到的促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強化了法的概念，並宣揚了貴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等思想，至今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2）法家的法治思想，採取「世異而事異」的變法態度，這對推動社會的進步也有一定的作用。
當然，法家中「法治」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他們雖然強調以法來管束削弱貴族勢力，但根本目的在於將權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權力。
秦朝的滅亡，導致「法治」聲名不佳，「法治」地位一落千丈，人們談「法」色變，視法為不祥之物。漢人在沿用秦制的同時，對秦朝的「法治」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儒家思想因此而復活，「禮治」自漢代起便成為統治者的立國之本。
從此，是實行「禮治」，還是實行「法治」，成了中國古代聖主與昏君、廉吏與貪官的分水嶺。除秦朝以外，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任何一個王朝敢公開標榜「以法治國」，法治在中國的命運也就顯得異常坎坷艱辛。

Ⅳ 法治文化建設的重大意義是什麼

法治文化建設的重大意義是：
1、法治文化建設是現代民主法治回的靈魂；
2、法治文化建設是深入推答進依法治國方略的現實需求；
3、法治文化建設,是做好新時期人大工作的內在要求；
4、法治文化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5、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是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

Ⅳ 從依法治國和文化強國的角度，談談我國推進法治文化建設的意義

你好
法治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版法治文化建
設，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客觀需要，是建設權社會主義文
化強國的內在要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義。

Ⅵ 學習中國傳統法文化的現實意義（論文）

法律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法律文化是人類在法律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和習慣、規范、制度等，它包括觀念形態的法律文化和規范形態的法律文化。狹義的法律文化僅指觀念形態上的法律文化，包括人們對法的性質、法的作用、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的看法、評價以及人們在法律實踐中的思維模式。本文所涉及的法律文化就是從狹義上講的。世界各國的法律文化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歷史文化傳統、法的淵源和結構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同樣形成了自己源遠流長的法律文化。

一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哲學基礎是人本主義。人本主義的基本特徵是重視人的價值。它大致有三層含義：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本主義哲學認為，天地之間，人最重要，人是宇宙的主人。中國傳統哲學歷來講「天人合一」，人不應對抗自然、破壞自然。人在自然面前也不應消極無為，而應發揮主觀能動性，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人類依靠社會群體的力量，正確運用禮、法，就能戰勝自然，治理國家，把人間的事情辦好。「人能勝乎天者，法也」。二是人與神的關系。在中國從未形成一種與世俗政權相對抗，甚至凌駕於世俗政權之上的宗教。遠在三千年以前，就出現了一種重人事、輕鬼神的思想。西周時期，周公就提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上天是不可信賴的，只有發揚文王之德，才能使周王朝國運長久。春秋時期，鄭國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左傳》昭公十八年)。孔子學生子路問如何對待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表達了他們著眼於人事，立足於人間的現實主義態度。這種重人事、輕鬼神的現實主義精神一直為後人所效法。三是國與民的關系。西周時期出現了重民思想。周公反復強調統治者一定要「敬德保民」，要「惠民」、「裕民」。當權者應以民心為鏡子，來查看自己為政的得失。春秋時期出現了一股重民思潮。《管子·牧民》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孔子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戰國時期，在列國爭霸的歷史條件下，重民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孟子明確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西漢時期的賈誼說得更加透徹和精闢，他說：「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儒家正是從這種民本主義出發，主張重視民心向背，關心民間疾苦，先富後教，斂從其薄，刑罰適中，反對苛政與濫罰。這種民本主義思想是人本主義的主要內容，而人本主義正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哲學基礎。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主義是和宗法倫理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為中國的人本主義重視人的價值，認為人是宇宙的主人。而倫理主義的特徵就是重視人與人的關系，每個人都被置於一定的宗法倫理關系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義、臣忠，是每個人都要恪守的道德規范和應盡的義務。所以，有人把中國古代的人本主義稱為「道德的人本主義」。這種人本主義深深紮根於以血緣為紐帶，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宗法等級制度的土壤中。與這種傳統文化相適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也是倫理主義的法律文化。以人本主義為基礎，以家族為本位，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宗法倫理為核心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徵。其具體表現是：禮法結合，以禮統法；德刑並用，以德為主；重人治，輕法治；重刑法，輕民法；皇權至上，以言代法。這種法律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法律實踐的經驗總結，表明了占社會主導地位的社會成員對法的觀念、法的價值、法與其他調整方式的關系的看法和態度。對個人、集體和國家的法律實踐有著直接的引導作用。

二

毋庸諱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很多。如：人治觀念、皇權思想，以言代法，封建等級觀念，特權思想，重刑法、輕民法，司法與行政合一等，這些因素與現代法治格格不入，在法治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徹底根除。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許多積極因素並未失去其價值，值得我們繼承與發揚。如：

1、人本主義。人本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人本主義體現在法律領域，就是主張立法、司法都以民為本。早在兩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明確提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包拯說：「民者，國之本也」。他主張立法當以便民為本。這種以人為本的基本價值觀念，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並不過時。我們知道，法是由一定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需要和利益的表現，同時也是對人們的各種利益和需求進行調整的重要手段，社會主義法以確認、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根本目的，因此，在法律實踐中，必須時刻關注和尊重人的需要，既不能無視民眾的需要，也不能強迫民眾接受他們所不需要的東西。

2、注重道德教化，重視犯罪預防。西周時期，周公提出「明德慎罰」，後經孔、孟、董仲舒等人加工為「德主刑輔」，成為封建社會的法制原則。德主刑輔理論並不反對刑罰，而是反對專任刑罰。這種理論認為，刑罰的強製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卻可使人對犯罪產生羞恥感而不願犯罪。刑罰只能懲治於犯罪之後，而德教卻可以禁犯罪於未萌。道德教化和刑罰制裁這兩者相比較，前者對社會控制更有利。德主刑輔理論建立在人性論基礎上，儒家大多主張人之初，性本善，犯罪是由於後天受外界影響而造成的。人性可以改變，經過後天的教育，人就能謹慎地約束自己的行為，所以犯罪完全是可以預防的。

此外，思想家們還把犯罪的根源與人民的生活狀況聯系在一起分析，主張從經濟手段上預防犯罪，這就是儒家的「富民」思想。《管子·牧民》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孟子也說：「夫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主張「制民之產」，滿足民眾的基本物質生活需要，以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可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於犯罪問題的解決並不局限於一種手段，而是主張道德、法律、經濟手段同時採用。這對於我們探索如何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下進行社會綜合治理，有效地預防和矯治犯罪，都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3、賢人政治。《禮記·中庸》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儒家認為，盡管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國之道已經定為法典，但能否實行，關鍵在於人。不同的人使用，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誠然，選擇賢人的標准古今完全不同，但我們依然從中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在良好的法律制定以後，應當重視為政執法者的選擇，特別是對他們道德品質的考察。儒家十分注重賢人的道德感召力，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都把領導者道德品質的好壞，看作是影響民眾道德品質的重要因素。講到賢人政治，經常有人認為這是典型的要人治，不要法治，其實不然。儒家在人與法的關繫上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並不認為有了善，有了賢人就可以不要法，而是要求法與人兼備。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這種主張為後世提供了一條非常寶貴的治國經驗：僅僅進行法律制度方面的硬體建設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重視國家官員的個人品德和素質的軟體建設，由無德無能的人執政掌權，必將危害國家。

4、重義輕利。儒家的義利觀在今天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多受到批判，認為這種觀念否認與限制了人們的私慾，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其實傳統義利觀並沒有把義利絕對對立起來。孔子就坦白承認自己有求利之心，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荀子更明確指出：「義與利者，人之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肯定了倫理道德與物質生活皆為人的正常需要。荀子義利觀的著眼點並不局限於個人，而是整個國家、社會。他強調政府不與民爭利，要求天子不養牛羊，臣下不養雞豬，上卿不從事金融，大夫不開辦農場、菜園等。拿現在的話說就是國家官員一律不得經商。可見，儒家不僅沒有限制民眾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反而重視保護民眾的利益，強調重天下之利才是義。荀子明確反對官商，就是要避免官員以權謀私，損害民眾的利益。這一點在商品經濟並不發達的戰國時期，荀子就意識到了，非常難能可貴。對於我們今天規范政府官員的行為仍具有積極的價值。

此外，儒家的義利觀還主張見利思義，反對見利忘義。這里的義指不損害他人的利益。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對自己的求利之心有一定的道德約束，否則會助長人與人之間的爭奪與沖突，對社會的和諧與安寧造成不良影響。近年來由於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的滋長，義與利的矛盾日益突出。對此，我們不應熟視無睹。在我國，法律確認了每個人都有選擇和從事自己願意做的事情的自由，但這種自由以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公益為前提。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出發點是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以人為本。既要重視物質文明建設，又要重視精神文明建設。所以依然要提倡見利思義；反對見利忘義，為一己之利而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損人利己。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歷經幾千年積淀而成，在構建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文化的過程中，應佔有重要的地位。盡管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法治觀念、法治原則、法治思想等優秀的文化成果我們可以吸收借鑒，但並不能因此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全盤否定。我們既要實現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化價值體系的轉化，也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權。這是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中需要特別注意的。

Ⅶ 中國傳統法制的現代意義

傳統社會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法律文化的「本土資源」，然而如何有效地利用版這些「本土資源」則權成為人們所熱切關注的問題。目前，中國學界對中國法治的發展方向大致有兩種觀點：一

下載文檔到電腦，查找使用更方便
0下載券 1088人已下載

下載

還剩2頁未讀，繼續閱讀

種觀點被稱為「激進主義」，主張中國應當加強立法進程，盡可能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國構建西方式的法律體系；另一種觀點被稱為「保守主義」 ，主張要充分發掘中國傳統社會的本土資源，對西方法律制度進行適當的改造，使之適應中國社會的土壤。筆者顯然贊同後一種觀點，即認為中國在學習西方法律的過程中應當借鑒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從中發掘出對當前法治建設有價值的東西。對於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我們應該抱著一種「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深刻發掘傳統法文化的現代價值。

Ⅷ 中國古代文化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中華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匯。從外延上說，中國傳統文化包含了歷史上形成的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走向有著重大影響的許多文化形態，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從內涵上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就是以儒家思想學說為主要代表的、廣泛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主流觀念和價值取向。
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價值觀念就是「禮」。「禮」是指社會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另一個經常與「禮」相提並論的范疇則是「樂」。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禮樂文化」。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有別於西方文化的特質。
所謂「禮」、「樂」，本源自於上古初民尊祖、祭祖與祭祀天神地祗的活動。「禮」本是指尊祖、祭祖與祭祀天神地祗活動中的一些儀節規范；而「樂」則是與這些禮儀活動相配合的樂舞。後來「禮」、「樂」的所指逐步擴大化、系統化，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禮儀活動以及與其相配合的樂舞都被泛稱為「禮」「樂」。經過夏、商、周三代的演化，就有了所謂的「夏禮」、「殷禮」和「周禮」，匯集成為一整套典章、制度、規矩、儀式，乃至於包括關於禮治的政治思想、倫理思想。西周初年，偉大的政治家周公依據前世流傳下來的禮俗並根據時代需要加以損益而「制禮作樂」（《禮記·明堂位》），建立了一整套與當時的宗法社會相適應的禮樂制度，通過「禮樂」的形式把階級社會中各等級的權利和義務制度化、固定化，使社會秩序處於相對穩定和諧的狀態之中，從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鬱郁乎文哉」的禮樂文明極盛期。
至春秋時代，隨著社會形態的演變和政治格局的變遷，逐步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有鑒於此，偉大的思想家孔子通過總結、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遺產，創造性地以「禮樂」為核心建立起儒家思想體系，使「禮樂」成為儒家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價值觀念。孔子從哲學本體論和社會歷史觀的角度，對「禮樂」進行了全方位和多層次的闡釋和論證，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關於生命本質與意義目標的基本觀念，創擬了旨在讓社會各階級（階層）在「禮樂」的約束下和諧共處的社會理想，並使古老的「禮樂」觀念逐步升華為全社會普遍接受和認可的社會意識形態，使「禮樂」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內容。此後，經過孟子、荀子等儒學大師的進一步發揚光大，以「禮樂文化」為核心的儒家學說日益興盛。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更上升到國家法典的高度，不僅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提倡和尊崇，而且幾乎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認可和信奉，致使孔子所開創的儒學成為中國最古老、最博大、最富影響力的學派。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禮」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會倫理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其目的和功用是從外部對社會各階層的人們在行為和思想方面進行教化、約束和規范；而「樂」則與「禮」相輔相成，從內心感化、誘導人們對「禮」（亦即各種社會規范和約束）的衷心認同。禮樂配合，以禮修身，規范人們思想行為；以樂治心，感化人們自覺地按照「禮」的規范來行事，保持人們內心的平衡，從而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保持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儒家「禮樂文化」的精髓就是《論語》所提出的「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的社會和諧思想，這也是儒家「禮樂文化」的普世價值所在。眾所周知，儒學基本上是一種關於社會倫理的學說，它是探討宗法等級社會中人際關系的學問。「禮樂」是儒家傳統倫理思想道德規范體系的邏輯起點與核心觀念。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既是一種社會政治理想，也是一項倫理道德原則與規范。「禮樂」是用來調整和制約人的行為的。它調節著人的主觀欲求和客觀現實之間的矛盾，使二者之間達到一種能夠維持人類社會和諧共處的平衡狀態。孔子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禮記·禮運》）可見，在孔子的思想觀念中，「禮」的功用就是教化人們按照規范正確處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及其他社會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從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說，「禮樂」是為了應對社會穩態結構的需求而產生的。
「禮之用，和為貴」，高度概括了儒家「禮樂文化」的根本精神。根據這一「貴和」的道德價值取向，儒家主張當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發生矛盾與沖突時，應採取寬容、謙讓的態度，這樣不但有利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和良好的社會秩序，也有助於使整個社會形成強大的凝聚力。當然，儒家所主張的「和」並不是無原則的同一、調和，而是在一定條件和原則下的諧和、融合。所以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寬容禮讓、謙恭善良、求大同存小異的道德傳統，正是這種「貴和」（即崇尚「和諧」）的價值取向長期影響和積淀的結果。
儒家禮樂文化的本質特點，是把「親親」的血緣關系與「尊尊」的社會政治關系結合在一起，在「禮」的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相應的規范和制度，把自然的人置於人為的社會政治關系之中，使之成為社會政治等級中的人；同時又把理想的政治社會建立在人的自然血緣基礎之上，形成以「禮樂」文化為表徵的宗法等級社會。與此同時，儒家禮樂文化精神的宗旨就是要利用禮樂的制度規范性與藝術熏陶性的特點，對自然的人進行人文化育，把自然人納入到政治性倫理性軌道上來，使社會成員都成為「克己復禮」的「文質彬彬」的君子，自覺遵守社會倫理規范，從而達到維持社會秩序和諧的目的。而儒家禮樂文化的內涵就是為了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共處而在制度層面、倫理層面和儀節層面所制定的一些規范和原則。不言而喻，沒有一定的人性化的、有益於社會道德建設的規范和原則，就不可能實現「和諧」的「大同」社會。儒家禮樂文化的特徵就是用禮樂展現和處理人際關系，進行社會調節和管理。其終極目標就是為了通過引導社會各個階層按照「禮樂」的規范和原則來處理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種良好的穩定的社會秩序，達到建立和諧融洽的社會人際關系的目的。
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精神，對中國周秦以降的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廣泛而深刻地滲透於古代社會的政治、法律、軍事、教育、宗教、倫理和文化藝術之中，成為人們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為社會習俗風尚的底蘊，形成周秦以來的數千年中國古代文化的基本範式。
當然，我們說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對我國數千年的古代社會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積極影響，並不是說儒家禮樂文化盡善盡美，也不是說我國古代社會在制度層面和思想層面中存在的一些消極、落後的因素都應歸咎於儒家禮樂文化。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孔子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中蘊含著許多具有普世價值的內容，如「和為貴」的思想、「仁愛」的精神以及「溫、良、恭、儉、讓」的處世原則等等，都具有超越時空的社會價值。同時我們還應充分認識到，儒家禮樂文化中確實存在著一些過時的、消極的、落後的內容。比如對社會等級的過分強調，對人性情慾的過分節制等等，都有矯枉過正之嫌。此外，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我國古代傳統文化中一些消極、落後的思想觀念表面看來似乎來源於儒家禮樂文化，但實際上並非完全是孔子所倡導的「禮」文化中所固有的，而有相當一部分是後世極端專制王權時代增益附加的。比如漢代以後確立的「三綱五常」學說，雖然與孔子所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內在聯系，但孔子在《論語》中所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君臣、父子雙方的要求是對等的，即要求雙方都要依「禮」行事，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而漢代以後所確立的「三綱五常」則強調君、父的絕對權威，以君臣關系而言就是「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無論是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觀念中卻不是這樣的！如《論語·八佾篇》記載，魯定公向孔子咨詢應該怎樣處理君臣之間的關系，孔子回答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可見孔子這里強調的是君臣之間對等的以「禮」行事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只強調「臣忠」。又如孟子在見齊宣王時，齊宣王詢問說：商湯流放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他們這樣以臣弒君對不對？孟子回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可見，孟子的君臣思想與後世的「三綱五常」觀念是大相徑庭的。從而可知以孔孟為代表的原始儒學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並不能與後世的「禮教」簡單地劃等號，因此不能簡單地將「禮教」中一些過時、消極、落後的內容完全歸咎於儒家學派所倡導的禮樂文化。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經過創造性的借鑒和轉換，完全可以成為我國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和制度建設的思想資源。當然，我們對儒家禮樂文化的借鑒並非簡單的繼承，而是批判地繼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中原有的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一些過時的、落後的內容必須堅決摒棄，其過分節制人的情慾的一面也應該予以消除或調整，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儒家禮樂文化的「和諧」精神完全可以幫助我們適當地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在社會道德、價值取向、人際關系、家庭和社會秩序等方面出現的一些問題，從而保證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和人自身的和諧，保證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安定和健康發展。因此，我們應該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宗旨，用現代意識和眼光挖掘傳統禮樂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發揚中華民族重禮節、尚美善的優良傳統，建構與現代經濟生活相適應的禮儀規范和審美情趣。我們相信，通過吸收儒家傳統禮樂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完全可以實現傳統與現實的對接，構建起符合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和現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規范、倫理規范和禮儀規范，並進而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性化的新型社會。

Ⅸ 中國傳統法治對現代影響

影響很大，現在中國的法治幾乎完全繼承了傳統法治。因為政治需要，中國現在仍然是王朝時代，而不是共和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