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喜中有憂ttp

A. 依法治國這本書上海喜福事件這篇文章的讀後感

如何寫讀後感!
寫好「讀後感」要做到四點：一、讀懂原文抓中心：我們在讀中可分三步去指導學生理解文章內容,把握文章的思路,只有引導學生通過認真地「讀」,才有寫「感」的條件.二、選擇重點作感點：一本好書和一篇好文章可「感」的點很多,必須指導學生從眾多的感點中選擇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現實針對性最強,最善於寫的感點,作自己讀後感的切入點.三、讀感結合有側重：指導學生處理好寫讀後感時「讀」與「感」的關系,做到二不二要.四、聯系實際談感受：指導學生聯系自己或別人的思想和生活實際,寫出真情實感.

B. 依法治國是我國唯一的治國方式嗎

四大治國模式，指的是中國四個傳統治國模式，這四個傳統的治國模式是書寫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標志，中國歷朝歷代的封建社會皇帝，都逃不過是四大治國模式的范圍。
其中老子所倡導的節儉模式最為歷代皇帝所推崇，劉邦、劉恆、劉啟、劉秀、蕭道成、楊堅、趙匡胤、朱元璋、道光帝等數位皇帝，都對老子提出的節儉治國情有獨鍾。
民本模式自古有之，民本治國是中國最古老的治國方式，從上古時期的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再到夏商周時期的夏禹、少康、成湯、盤庚、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以及封建社會時期的劉邦、劉秀、楊堅等歷史上的數位皇帝都以民本思想為出發點而治理國家，就連老子的節儉模式、管仲的新政模式、商鞅的峻刑模式，都是有民本思想演變而來。
新政模式是中國最具進取性的治國模式，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時代時期的管仲，新政治國通常都是歷代帝王拯救國家命脈的良方，也是腐舊貴族最懼怕的毒葯，實行新政必然要得罪一大批腐舊勢力，因此中國歷代皇帝拯救王朝命脈的這劑良方，往往會被統治者自己湮滅。新政模式，實際上也是自上而下的一次革命，與那些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同，他是由政權的統治者自己發動的革命，其宗旨就是延續政權的國祚。
峻刑模式是由歷代司刑之官提出的治國思想，所謂峻刑就是以殘酷的法律手段約束國家的官員和百姓，對於官員皇帝會用峻刑防止他們貪贓枉法，對於百姓皇帝會用峻刑防止他們觸犯國法，這種模式往往是暴君慣用的手段，但也是依法治國最有效的治國方式。
此四大治國模式，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幾乎是歷代君王慣用的治國方式，因此他們被當代學者認為是最典型的四大治國模式。
節儉治國編輯

節儉模式——「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代表人物——漢文帝
「節儉模式」，是古代管理國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漢文帝劉恆。中國人素有「勤儉持家」的好傳統，管理國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觀》中專門論述了奢侈浪費與國家管理的關系，認為「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劉恆在位期間，禁擾民、禁送禮、禁浪費，甚至連顯示皇權威嚴的諸侯、屬國獻供禮等都廢止了。即位初，有人獻千里馬，劉恆就此下了「紅頭文件」，詔告天下「朕不受獻也」，「令四方毋求來獻」。
不建樓堂館所。劉恆在位23年竟無一項大型建築，連小建築也不搞，只要是勞民傷財的，一律不批。據《漢書·文帝紀》記載，劉恆曾想造個露台，召來工匠預算，要花費「百金」。這筆開支對皇家來說，連毛毛雨都不算，但劉恆覺得不妥，放棄了造台計劃，稱「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漢代流行厚葬之風，國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來造帝王陵墓。劉恆移風異俗，奉行「薄葬」。甚至連自己平時的穿著也不講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漢書·東方朔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後宮嬪妃也都不穿高檔時裝，「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綉」，普普通通。
劉恆開創了封建帝王著「親民裝」的先河，漢代學者劉向曾評價劉恆是「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其「節儉治國」思想，體現出了封建時代「以孝治國天下」的核心價值觀。所以，劉恆死後蓋棺定論的謚號中，用了評價等級最高的一字「孝」，稱為「孝文皇帝」。
劉恆的治國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漢書》稱當時是「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隨後的景帝劉啟，繼承了劉恆的治國思想，合稱「文景之治」。[1]
民惟邦本編輯

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代表人物——唐太宗
在古代，執政者常掛嘴邊的一句話是「民惟邦本」，簡稱「民本」。用今天的話來說叫「執政為民」。以這種思想來治理國家，被稱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識」，他認為，「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李世民說話喜歡引經據典，他常提荀子的觀點：「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曾認真研究了朝代興迭規律。據《貞觀政要·仁義》，李世民稱，「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義為治」實現的，表現為「寬律令」，具體操作分為禮刑並用、簡約畫一、寬仁慎刑三個層面。《唐六典·尚書刑部》注記，李世民指示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臣僚重新審訂刑律條款，尤控死刑，他強調「死者不可復生」，要求「用法務在寬簡」，所以唐律「比卉死刑，殆除其半」。為防錯殺，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報中央，再三復核。
最能說明李世民「寬刑」的，是貞觀六年（公元632年）發生的一件事。當年十二月，他在查閱死刑案件時，出於憐憫，下令將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過年，來年秋再回長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個不少回來了，李世民很感動，乾脆將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選賢任能、納諫如流、賞罰分明，其治國模式成效斐然。執政幾年後，便「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貞觀四年，全國被判死刑的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號為「貞觀」，故史家贊譽李世民的治國模式為「貞觀之治」。[1]
新政改革編輯

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時成」
代表人物——宋仁宗
「五經」之《易經》中的第49卦即為「革卦」，古人釋注中有句話叫「天地革而四時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規律。從先秦到清末，在中國歷史上產生影響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為國家治理手段，被史學家稱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趙禎。
北宋是中國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為積極的一個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紀中葉後，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趙禎推行的「慶歷新政」即出現在這一時期。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對西夏戰爭慘敗，直接促使皇帝趙禎「欲更天下弊事」。此時，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識，形成了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集團」。慶歷三年九月，趙禎特開天章閣，召見范仲淹、富弼，當場賜給紙筆，要求他們針對當前急務當場呈奏。范、富二人隨即提出了一攬子改革計劃，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這輪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主張。趙禎接受了這些改革建議，漸次實施，頒行全國，這就是北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慶歷新政」，就此揭開了後來包括王安石變法在內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遺憾的是，一年多後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慶歷新政的失敗，與趙禎「寬仁少斷」、保守派勢力強大有直接關系，但與倉促上馬、預熱不夠、力度過猛也有很大的關系。如果宋仁宗不急於求成，「摸著石頭過河」，尤其在進入涉及利益集團的深水區，改革若能穩一點，或許就是另外的結果。
盡管如此，歷史仍給在位長達42年的趙禎以高度評價，其治國模式被譽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認為超過唐太宗的「貞觀之治」。[1]
嚴刑峻法編輯

峻刑模式——「治亂世，刑不得不重」
代表人物——明太祖
所謂「峻刑」，即嚴刑。唐宋以前治理國家講究「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即所謂「輕刑」思想，屬於「仁術」。宋元以後，執政者奉行「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輕刑律，晉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觀點為執政者認同。「峻刑模式」又被稱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積極實踐者，他在明綱常的同時，重法度，嚴吏治。他聲稱，「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後人簡稱「亂世用重典」。
一直以來，朱元璋都「以重典為整頓之術」，實施「猛烈之治」。雖然《大明律》條款已相當成熟、完備，但朱元璋覺得仍不夠「嚇人」，又編定了《大誥》，實行「法外用刑」予以「嚴打」。如政府部門隨便增加編制人手等「有司濫設吏卒」行為，依律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誅」，不僅部門領導倒霉，當事「臨時工」也要處死。至於「吃空餉」等，在明朝一旦敗露，當事人必死無疑。朱元璋最恨貪官，對貪官大多是「剝皮實草」。只要貪污60兩以上者，先要「梟首」，示眾後再剝皮，皮內充填乾草，懸掛在衙門兩旁，以警告官吏。類似這樣的施峻刑嚴懲事例，不絕於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國模式，史稱「洪武之治」。雖然未完全達到目的，但效果明顯，明朝官場「干凈了一百年」。《明史·循吏傳》記載，峻刑「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1]

C. 論述依法治國中《憲法》的作用。

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

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依法辦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國（法治）；另一種是專橫非法、為所欲為的方法，即以人治國（人治）。要法治還是人治，這是任何政治體制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歷史證明，依法治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社會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體現。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法治國家最初是相對於「警察國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義之法來治理國政與管理社會從而使權力和權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國家類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是指依靠正義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從而使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和諧配置的國家類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治與人治的比較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是巨大的：依法治國強調法律的規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國提倡聖君賢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國強調法的一般性規則對每一個人的平等適用，以人治國主張國家政策因人而異；依法治國推崇法律的權威，以人治國推崇個人權威。

法治與人治相比較，居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1. 多數人的意見不會是最好的，但絕不是最壞的；聖人的意見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壞的。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講，「法治優於一人之治，因為在作出決策時，群眾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較好的裁斷」。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無法去除，並進而影響到國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實現；法治考慮的是法的規定而非個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決。「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
3. 依法治國，必然對公權力有完善的監督體系，能有效防止個人專斷和腐敗。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
4.依法治國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民主經濟、自由經濟，要求主體平等、產權明晰、交換自由、私權神聖，只有依法治國才能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5.依法治國是社會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國，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國要建設民主政治，就必然實行依法治國。
法律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律卻是萬萬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會穩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國才能使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穩步向前發展，「法者，國之權衡」。

二、中國實施依法治國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依法治國雖然有其特定的含義和要求，但不同的國家受不同的國情與歷史傳統的制約，其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完全一樣。針對中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行政權歷來為中國政治的中心等特點，筆者認為，中國在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的進程中，應遵循以下原則：
1. 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施依法治國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核心。《憲法》序言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因此，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依法治國也就成為空談。
2. 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原則
《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保障，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統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實現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權嚴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權的范圍內，才能使人權被推崇、被保護。

三、我國依法治國的進步表現

自從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偉大戰略目標後，我國在建設法治國方面取得了極為顯著的進步。
1. 依法治國入憲
1999年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依法治國寫入憲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國家也不多。這充分說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決心與信心，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大成就。
2 .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規則，採用注射方式執行死刑，嚴禁刑訊逼供，拆遷中保障民眾利益，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公開舉行聽證等，無不體現我國在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1997年3月14日修訂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類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三大基本原則的確立，使我國刑事法律在注重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受害人權益的同時，也注意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體現了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162條第3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從而確立了「疑罪從無」、「無罪推定」規則，反映了我國司法機關司法理念的進步，體現了1993年3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保護人權的司法思想。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終確定有罪之前，應被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不是為了發現犯罪事實，而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訴訟中把被告人視為訴訟主體，並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無罪推定』被視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權的邏輯起點。」
「疑罪從無」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如果檢察機關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不夠充分確鑿、不足以形成對指控犯罪的確證，不能確定被告人有罪與否，從而推定被告人無罪，對被告人作出無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疑罪從無』的核心實則是『疑證從無』，有了『疑證』才會有『疑罪』。因此，對於刑事證據來說，『疑證』就一定要『從無』，這樣才能避免錯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疑罪從無」是從無罪推定原則派生出來的一項規則，也是證據採信規則的重要法則。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開處理大會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頭套，讓人看不到他們的面孔。據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長李運憲解釋：所用頭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專門訂制的棉質頭套，在透氣性和舒適性方面都非常講究。為犯罪嫌疑人戴上頭套，是一種人性化執法的表現，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措施。
拆遷關系著千家萬戶，在拆遷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時有發生，為此，中國建設部2003年12月3日發布了《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條規定：「拆遷估價應當堅持獨立、客觀、公正、合法的原則。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拆遷估價活動和估價結果。」2005年8月1日，為了動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蠻拆遷損害民眾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司法解釋，規定被拆遷者不服拆遷裁決可提起行政訴訟。
聽證一詞始於普通法系，原為西方國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證結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價格審議制度，開創我國聽證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通過，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確立（《行政處罰法》第五章第三節專門規定了聽證程序）。從此，「聽證」一詞在我國由一個學術名詞成為了法治實踐。199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價格法，把聽證程序引入我國行政決策領域。發展到今天，對於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相關行政機關都會舉行聽證會，以廣大民眾的意見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煙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眾主張有條件地開禁，為此，北京市於2005年8月14日舉行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草案)立法聽證會，並將聽證報告向社會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國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發展，如輿論監督作用的發揮、官員問責制度的確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等。
輿論監督作用發揮的程度，可以從一個側面衡量依法治國的進程。當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在民主化進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災難性突發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敗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賴於新聞媒體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記者。
官員問責制度是一個國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從2004年4月起，「引咎辭職」、「官員問責」已成為中國社會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彙。僅2004年一年，從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員丟官於「官員問責」，其中既有地方領導幹部和部門負責人，如吉林市長剛占標、北京密雲縣長張文、浙江海寧市長張仁貴、江蘇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又有大型國企負責人，如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川化集團總裁謝木喜、成都公交集團董事長李祥生。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官員問責制度，從邏輯關繫上說，包含了三個概念：權利；責任；問責。而權利，是指「老百姓擁有的問責政府的權利」。官員問責制度表明一個官員不僅僅要對上級負責，更要對公眾負責。公眾越能更多地影響官員的去留，民主之風越盛，依法治國越有成效。
與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剛解放時就已出現，如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進入21世紀，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全國人大繼承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的光榮傳統，對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萬戶切身利益的法律，將草稿公之於眾，廣泛聽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見，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討論，今年的物權法大討論。全民參與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權對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見，充分反映了我國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取得的成就。
綜上所述，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會的必然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全國人民的共識，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
望採納！！！

D. 我國在依法治國道路上取得了哪些可喜的成績

（一）確立了依法治國方略
（二）修訂完善了憲法
（三）發展完善了立法體制
（四）改革完善了司法制度
（五）發展了公民人權保障法制
望採納我的回答。

E. 依法治國的概念

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並精闢闡述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與法制建設目標。在我國,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實際上,所謂依法治國，或者說法治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從古希臘時期就曾經為柏拉圖以及亞理士多德詳細闡述過，歸根結底，其核心就是要確立法律的無上權威。
法治與人治是一個相互對立的范疇，法治講求用沒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來代 替喜怒無常的君主以確立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與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現形式，沒有民主，所謂的法治只能流於空談。
亞理士多德認為在比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種政體之後得出結論說：「最高統治權的執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數人，又可以是多數人。這樣，我們就可以說，這一人或少數人或多數人的統治的要旨是照顧全邦共同的利益，則由他們掌管的公務團體就是正宗的政體。反之，如果他或他們掌管的公務團體只照顧自己一人或少數人的私利，那麼就必然是變態政體。」因而，他說：「應由多數人來治理國家……似乎是很正確的……。」「相對於一人之治來說，法治（The Rule of Law）更為可取。」「法治應當包括兩重意義：已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