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與依法治國
① 抗疫最好的國家是哪裡
中國作為全球最先控制住疫情的國家，無疑是排名第一的。第二名是德國，該國的抗疫延續了德國人一貫的嚴謹作風，擁有較低的死亡率，嚴密的疫情防控制度。此外，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家，也被稱為是學習的榜樣。
新冠疫情病毒出現之後，需要盡快做好疫情防控，比如目前有幾個國家是抗疫最好的，其中包含有中國、德國、瑞士、日本、以色列等多國。這幾國在疫情發生之後，已經第一時間公布疫情防控措施了。
全球疫情：
全球累計確診逾3271萬例，全球疫情仍然嚴峻，多國疫情持續反彈當中，美國有機構研究表明，現在美國新冠病毒發生變異，所以疫情病毒更加嚴重了。雖然現在仍然有一些國家疫情是很嚴重的，但是抗疫最好的國家排名也有著不少的。
研究人員致力於收集全球數據，比較不同國家所採取的不同抗疫措施，從而希望對新的大流行階段做出更精確的預測。專家現在最感興趣的一個話題是：如果知道哪種措施對遏制大流行特別有效，那麼既可以控制病毒又可以使人們相對正常的生活。
研究人員寫道：「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社會疏遠和人口行為的變化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小於嚴格的封鎖措施，但同時可以有效控制新冠疫情的發展。」
但是，研究作者還解釋說，他們無法在研究中確定到底選擇哪種措施特別有效。因為大多數國家沒有一直選擇一項具體的戰略，而是選擇了一種整體模型來遏制病毒的傳播。而且，在不同國家，病毒傳播的情況也不同。
科學家正在研究全球170種干預措施：
目前，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指導下提供一個LSHTM的平台，該平台收集了全世界已實施的數百種不同的疫情干預措施。來自不同科學機構的團隊都應該能夠使用該數據。
另外，根據《自然》雜志的報道，來自維也納的科學家團隊研究了52個國家/地區的170種干預措施，包括一些較小的措施（例如標明最小距離的地板貼紙）和較大的決策（如關閉學校）。而牛津的團隊還記錄了100多個國家/地區的13項干預行動。
②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麼
2月9日，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發布疫情防控2號責任令，要求制止無理由擅自升級管理措施，以及層層加碼的簡單化管理手段。比如隨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隨意關閉居民生活必需品門店等，確保科學恢復生產秩序。
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期也必須堅持，本次抗擊新冠肺炎當然不例外。然而從根本上講，法治與應急處置之間存在天然的緊張關系，應急措施經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規則作為常備工具，執法者照章辦事處理具體事務。然而突發事件出沒無常，全社會都缺乏常備應對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僅在醫學史上從未見過，還一上來就暴擊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漢，再加上春節人口大遷移，可資沿用的應急經驗不多，出現局部「亂作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規則穩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會形成穩定預期，將規則內化為「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習慣。然而面對「非常態」的突發事件，原本處理常態事務的規則可能不再適用，決策者必須「見招拆招」，甚至必要時「臨陣變招」。如此一來，出現「亂招」也在所難免。
簡而言之，「少法可依」的應急狀態是對法治的天然考驗。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突發疫情，不管政府還是個人，都沒有「久病成醫」的現成經驗，只能在事發後見機行事。在迎難而上的應急處置中，一些措施雖以防疫為出發點，卻可能引發「次生災害」。比如有疫情輕微地區將疫情嚴重地區的緊缺防護物資徵用，有地方挖斷公路阻斷交通要道，有小區禁止醫護人員返家，有基層對湖北籍住戶鐵鏈封門等，不一而足。面對這些亂象，立法者固然無法一一預見並事先防範，但藉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解決應急措施的合法性問題：其一，政府應急擴權時，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決定應急措施時，應受到何種程序約束？其三，個人對政府和他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第一、政府應急擴權的界限何在？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概括性授權，面對新冠肺炎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權力得以臨時性擴張，可以強制隔離、限制聚集、管制場所/交通或停工/停業/停課等。視疫情發展，政府還可以靈活調整應急措施的種類和力度。然而公權擴張的代價是私許可權縮，盡管立法上沒有明確的紅線，政府應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則的強力約束。簡而言之，可歸結為「一條底線、三條准繩」。
「一條底線」指保障基本權利，至少是不得因應急措施危及個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強制隔離時，一要進行必要的醫療救治，二要滿足飲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條件，三要對被隔離者撫養的無生活能力者提供幫助，欠缺任何一項都構成違法。同理，大范圍地關停糧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脅到公眾生存權而違法。
「三條准繩」指「禁止過度」的比例原則的三層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對私權的限制必須有助於維護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間限售退燒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購葯壓降體溫以逃避隔離治療，屬於有助於保護公眾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須的胰島素，則屬於不合法的無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實現相同目標的多種手段中，選擇對私權侵害最小的一種。比如對強制居家隔離的個人，可以採用貼封條、電子監控或鎖死入戶門等多種辦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當屬首選。後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時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隱患，對私權侵害過大，不應採用。
三是損益均衡，即所保護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大致相稱，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極端選擇。比如若非疫情極其嚴重地區，不宜採用徹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關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內的銷售門店，或是隨意拔高復工標准阻止企業復工。由此，必須警惕抗疫措施「比誰更狠」的傾向，在這一點上，先有公安部反復強調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後有浙江省政府專門發文糾正過激措施，都值得各級決策者認真借鑒。
第二、政府應急決策應受何種程序約束？
決策程序本身不是應急手段，但卻足以提升手段的正當性。應急決策與日常立法不一樣，首先是緊急，必須迅速決策並立即實施；其次是獨斷，沒有時間通過民主程序進行充分論證。即便如此，法治原則也對決策程序有以下約束：
一是不得越權決策。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涉及限制個人權利的多數隔離/管制類應急措施，只有縣級以上政府有權實施，街道/鄉鎮、派出所/衛生所、社區/村隊以及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等主體，都無權自行決定。像鐵鏈封門、禁止醫護人員進小區這種從未上過縣級以上政府紅頭文件的做法，顯然就屬於非法越權決策。
二是強調專家參與。應急決策效率優先，大規模民主協商不可行，但應盡量小范圍聽取專業意見，尤其要注意一線專家的聲音。比如面對新冠肺炎這種新型傳染病，風險如何、應否封城等關鍵判斷，國家高級別專家組的意見極為重要；但在確診標准、是否人傳人等問題上，一線醫生的意見就值得特別關注。畢竟相比遠程指揮的高級參謀，與敵人刀槍相對的一線將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是保留調整空間。應急決策事出緊急，又經常缺乏成例可循，考慮不周甚至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實施的同時，必須保留調整空間。具體而言，首先要允許執行中對特殊情況「開口子」，並暢通「開口子」的決策通道，比如封城時要為非傳染病重症患者保留異地求醫可能，暫停公共交通時要考慮醫務人員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於改進，該修正先前決策時絕不猶豫。畢竟應急決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規則穩定。這就要求決策系統保持信息暢通，及時接收並處理決策實施中的反饋信號。
第三、個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就應急抗疫法律關系而言，個人主要有三種角色：一是政府行為的相對人，也即私權受到臨時限制的個體；二是自治成員，包括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身份；三是市場主體，尤其是經營抗疫防護用品和緊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個角色相對被動；第二三類角色則可能成為侵犯他人權利的主體。
作為公權相對人，個人除容忍並服從政府的應急擴權行為之外，還應保持足夠的權利敏感，一則避免自身權利受到過度侵蝕，二則提醒政府及時修正不合理的應急抗疫措施。
作為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自治成員，個人在應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壓制他人權利。比如集體投票禁止醫務人員進小區、挖斷村道阻止外人進村等行為，其非法性本來不難判斷，但一則民眾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則借口非常時期集體決策而有恃無恐。問題的解決，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嚴格執法，「該出手時就出手」，二要靠民眾強化共情心理，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換位思考。
至於作為抗疫商品經營者的個人，必須認識到應急狀態下的商品價格並不必然反映供需關系。或許多數經營者不懂相關法律，但只需記住一點即可：任何輕易賺大錢或快錢的方法，尤其是在應急背景下，都一定寫在了《刑法》中。
（作者：蘭榮傑，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責編：章華維、高紅霞)
③ 你認為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哪些方面體現了我國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
摘要 您好，這道題由我來為您解答，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們黨面對重大風險挑戰，處變不驚、臨危不亂的法寶。危難時刻，黨中央依法審慎決策，加強風險評估，科學研判形勢，精準把握疫情。依法治國最終要落實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體現為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最高檢、最高法、國家衛健委、公安部等四部委聯合發文，嚴厲打擊疫情防控期間涉醫違法犯罪行為。如果我的回答對您有所幫助，希望您可以給一個贊，最後，祝您生活愉快。
④ 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在疫情期間如何體現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必須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原則，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統籌使用各類編制資源，完善國家機構組織法，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科學立法，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組織編製法律體系。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是制定機構設置和組織編制方面法律的根本依據。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就要加快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組織編製法律法規體系，推動機構編制科學化、規范化、法定化，改進機構編制管理方式。要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制定中國共產黨機構編制工作條例，完善機構和編制方面的黨內法規。協調發揮好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在規范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中的作用，把黨政機構統籌起來考慮、設置，構建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的黨政機構新格局。要完善黨政部門機構設置、職能配置、人員編制方面的規定，依法管理各類組織機構和編制，充分發揮法律引領、推動、保障機構改革的作用，保障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順利、平穩、有序開展。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實現組織法定，為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奠定製度基礎。
深化改革，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在行政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上，要做到職責明確；在履行職能和行使權力上，要做到依法行政。要調整優化政府機構設置、職能配置，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責劃分不夠科學、職責缺位和效能不高問題。加強和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職能，完善市場監管和執法體制、改革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體制、完善公共服務管理體制、強化事中事後監管，滿足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新需要。要深入推進簡政放權，精簡整合辦事機構，精幹設置各級政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簡化辦事手續環節，加快「互聯網+政務服務」建設，改革行政執法體制，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整合精簡執法隊伍，完善執法程序，嚴格執法責任，做到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解決執法不作為、亂作為、多頭執法、重復執法等問題，營造公正、透明、可預期的法治環境，全面提高政府效能。
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發揮法治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和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政府職能轉變到哪一步，法治建設就要跟進到哪一步。」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的關系。實現改革與法治相向而行、同步雙贏，要求立法要主動適應改革要求，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按照改革方案和政策要求，全面清理與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相關的法律法規，該修改的修改，該廢止的廢止，該制定的制定，為機構改革掃清法律障礙，為改革後的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提供製度保障。凡涉及法律設定的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事項，應當及時啟動法律修改和廢止程序，確保在法治的框架內推動改革。只有將改革全面納入法治軌道，以法治的方式推動改革，以剛性的制度管許可權權，才能增強改革的合法性與權威性，順利完成改革任務。十三屆全國人大修改憲法，賦予國家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用一節五條的篇幅規定國家監察機關的產生、性質、組成、體制、許可權和程序等重大問題，並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就是為了確保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於憲有源、於法有據，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相促進，既要在法治下推進改革，用法治的方式促進改革，充分發揮法治規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又要在改革中完善和強化法治，主動適應改革需要，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
⑤ 結合中國抗疫,談談社會主義道德和法律的作用
一、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是這場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重要經驗之一。這場抗疫斗爭昭示人們，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掌舵領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鞏固、完善發展，有廣大幹部群眾的眾志成城、奮發圖強，沒有任何困難挑戰能夠阻擋中國前進的腳步。
二、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顯著優勢。在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中，國家整合制度資源和經濟資源的治理能力充分展現出來。戰略方針上，「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要求指明了作戰路徑和方向。
三、社會主義道德和法律上，「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發起總攻，湖北和武漢人民英勇戰斗，國家和各省區市醫療隊、解放軍指戰員星夜馳援，各路英雄逆行出征，各類物資源源不斷運往前線。戰略布局上，「聯防聯控、群防群治」全面展開，14億人民人人是戰士、個個作貢獻，凝聚起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的磅礴之力。
(5)抗疫與依法治國擴展閱讀：
一個支部就是一座堡壘，一名黨員就是一面旗幟。艱苦戰疫歷練了黨員、幹部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品格，彰顯出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社區黨員幹部一趟又一趟奔波在小院樓道，基層黨組織書記一遍又一遍檢查各種防疫措施，醫護人員「我是黨員我先上」的誓言踐行在了最危險的第一線，「90後」火線入黨、勇擔重任的情景讓人動容。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共產黨員的身先士卒和無私奉獻，讓鮮艷的黨旗飄揚在戰疫一線。
參考資料：人民網-在抗疫斗爭中感悟制度威力
⑥ 從權力、自由和法治的角度寫幾條抗疫宣言
(1)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憲法》第34條）/訴願權（參見《憲法》第41條）/政治自由（《憲法》第35條）. 宗教信仰自由（《憲法》第36條）.人身自由（《憲法》第37條）.
⑦ 毛概疫情防控下的全面依法治國如何進行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
⑧ 中國抗疫體現了哪些制度優勢
這次抗疫斗爭，生動地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承載的人民至上的價專值優勢、黨的屬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優勢、全國一盤棋的合力優勢和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優勢。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穩則國家穩。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充分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領導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得積極成效。這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8)抗疫與依法治國擴展閱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探索創建並不斷發展完善的國家制度，其承載的價值必然與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取向高度一致，即堅持人民至上。
我們黨為之奮斗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這次抗疫斗爭，生動地體現了我們黨的人民立場和堅持人民至上的根本價值取向，也生動地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承載的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優勢。
⑨ 中國和西方抗疫模式區別
1、不同的抗疫模式。現在歸納起來，已經出現了四種模式：
（1）以中國為代表的全面管版制，按下暫停鍵；權
（2）以新加坡、日本為代表的精準管制，經濟不停滯；
（3）以伊朗為典型的管制不夠、能力不足；
（4）以英國為代表的優勝劣汰，各負其責。
2、主動管理VS被動管理
在西方，政府更多的是呼應市民自己採取自我主動管理，但不會一上來就採取通過行政措施進行強行限制的方式，要採取措施也必須要走相應的法律程序。
中國依靠強有力的行政措施手段，對企業、公眾場所、市民進行了「按下暫停鍵」的被動管理措施。而西方，更多的是呼籲市民進行自我主動管理。
3、資本利益VS不計成本
這次在疫情面前，中國迅速作出由財政支付新冠肺炎防治治療相關費用的決策。而且中國也有足夠的行政管理、基層社區人力資源保障。這也是中國能夠不計成本開展各項工作的基礎。
對英國，義大利，德國這樣有錢的國家，雖有財力但沒有足夠的人力來進行支撐，或者說不像中國這樣可以在短時間內積聚如此多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