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程序簡化

Ⅰ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能否適用 普通程序簡易化審理之初探

但理論界普遍認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宜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其理由主要是未成年人在訴訟中的防禦權、救濟權等要予以特別的保護。另外，由於未成年人辨別能力和認知能力的低弱原因，通常不能確切理解指控的性質、作有罪認證及答辯可能導致的後果，因此不能適用簡化審。筆者認為，對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又作有罪答辯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突出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和教育的前提下，有條件地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訴訟成本，提高庭審效率，而且也體現了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司法保護，有利於未成年犯的矯治和改造。 一、普通程序簡化審產生的背景和意義 我國在1996年修訂《刑事訴訟法》時，吸收了國外的經驗，遵循繁簡分立的原則，在普通程序之外，依法規定了簡易程序。以此來達到分流案件、減輕司法負荷的目的。所謂簡易程序是專門為案情簡單、證據充分的案件設立的一種法庭審理程序。但是，由於程序設計的原因，簡易程序在司法實踐中仍不能完全滿足提高訴訟效率的實際需要。 1、普通程序簡化審的產生 當前刑事案件一直微升不降，司法人員工作負荷很大，如何在案件量不變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緩解矛盾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任務。實際上，刑事案件錯綜復雜，繁簡不一，僅以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兩種模式審理案件，已不能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對於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控辯雙方沒有爭議或分歧的案件，如果一律強調必須適用繁瑣嚴密的普通程序，不符合訴訟經濟的原則。在此背景下，實踐部門在大量挖掘現行法定簡易程序的同時，又改革探索出一種新的簡易程序類型，即普通程序簡易化審理方式。它適用於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對指控罪名供認不諱、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在試點階段，對這一改革方式的名稱尚不統一。有的稱為普通程序簡易化審理；有的稱為普通程序快速審理；也有的稱為簡易程序擴大化審理。各地相對用得較為普遍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確認的名稱是普通程序簡易化審理。 2、普通程序簡化審的特點和法律性 筆者認為，普通程序簡化審是在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框架內，針對簡易程序不能適用、實踐中確又無須完全按照普通程序審理的，為一些案件專門設計的一種庭審模式。普通程序簡化審只是將庭審程序中的某些環節予以簡化，不是庭審模式的根本性變革。試行這一程序的法律依據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5條之規定，公訴人在法庭上宣讀起訴書後，被告人可以就起訴書指控的犯罪進行陳述，公訴人可以訊問被告人，辯護人也可以向被告人發問。從規定中可以看出，對於訊問和發問的程序，法律沒有作出強制性規定，相關司法解釋也沒有進一步強調。同時，《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中關於書證、證人證言的出證及質證，也沒有加以特別的規定。因而，這些立法和實踐中的各種因素為創建普通程序簡化審提供了空間和可能。 二、未成年人案件能否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的價值選擇探討 1、兩種觀點的沖撞點 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能否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目前尚存爭議。持否定觀點認為，程序及內容的簡化意味權利的受限。尤其是未成年人正處於成長期，心理和智力尚不成熟，認知和察別能力相對較弱，其依法享有的辯護權、質證權及對作有罪供述法律後果的認知權難以得到保護。持肯定觀點認為，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實行簡化審，能減少不必要的訴訟拖延和未成年人在庭審羈押中的恐懼感，符合審理未成年人案件應遵循簡約快速的原則，若無必要的庭審拖延和訴累，也有悖於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綜觀以上兩種觀點，對適用簡易化程序的效益價值沒有異議，爭議的焦點在於公正性能否得以體現。 2、價值取向應考慮公正與效益價值的制衡 對效益價值的強調是推進簡化審程序產生和發展的直接動力，但效益不是簡化審程序存在的唯一根據。公正作為刑事司法制度追求的靈魂，是各種審判程序的根本價值。普通程序簡化審的產生和運用，是公正和效益之間制衡的結果。 對未成年人案件有條件地實行簡化審，縮短了普通程序的某些環節，減少了不必要的拖延，當然也實際上限制了被告人的辯護權、參與質證權等，公正性受到影響。然而公正與效益之間仍然是可以制衡的。在公正與效益沖突的程序中，可以通過一些特定的方式加以平衡和協調，如通過對最低公正標準的保障或最低程序等設置來實現。因此，對未成年人案件有條件地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其前提是在堅持公正的基礎上，對效益的提高。它並不意味對效益的追求而放棄公正，而是仍然要將公正價值作為效益價值實現的基本前提。由於這種程序的特殊性，公正價值在其中的要求也非絕對的，但這種調整和降低，不能違：背程序公正的最低標准，這要求我們在具體適用中留下一定的空間，通過設置最低公正標准，使未成年人享有公正的權利，如享 ······尊敬的用戶，您好：請登錄後查看全部內容；

Ⅱ 查辦案件簡易程序如何設立

張勇 陳仕麗 2008年，中央紀委對嚴格依紀依法辦案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據規定，紀律檢查機關調查辦理違紀案件有七大程序，如果是涉及大案要案或者本地區內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則應執行的程序和手續還要增加。 目前，基層紀委在查辦案件過程中普遍反映程序繁瑣、手續材料多，包括以下具體情況：初核階段，行政執法部門已作充分調查，紀律檢查機關再進行初查是否必要。調查階段，行政執法部門依法調查並作出行政決定的案件，證據充分，程序合法，再由紀律檢查機關對案件進行調查是否必要，如果調查結果與行政執法部門不一致，應當如何處理？移送審理階段，基層紀委人員有限，實際工作中無法做到查審分開，審理小組形同虛設。組織審查階段，經常會遇到調查涉及的黨員長期外出，甚至故意迴避導致無法履行相關程序及手續的問題，造成案件無法在規定期限內查結，由此還會誘發其他不利因素，影響黨組織的公信力等。 行政法治建設為紀律檢查機關設立簡易程序創造了基礎條件。紀律檢查機關受理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違反治安管理類型案件，大都為行政執法部門依法調查處理後移送，行政執法部門的執法水平直接影響紀律檢查機關查處這類案件的效率。隨著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等規范行政行為的法律相繼出台，法律體系的逐漸完備，行政執法水平得以有序提高，行政行為趨於公開、透明、規范，這也為紀律檢查機關設立案件查辦簡易程序奠定了基礎。 刑事訴訟法確定適用簡易程序必須同時滿足兩項要求：一是簡易程序只能適用於簡單案件，即事實清楚、情節簡單、法定刑較輕的案件；二是程序分流的前提，即要有一定規模的流量，如果流量太小，程序簡化的作用難以體現出來，同樣達不到實現效率的目標。 參照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對簡易程序的規定，筆者認為，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事實清楚、案情簡單、當事人沒有爭議的案件，或者是行政執法機關移送的、案情簡單、程序合法的案件；未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的案件；由基層紀委立案查辦的案件。 案件查辦簡易程序的內容包括：在初核階段，初查報告、集體審議初查報告記錄可以簡化，初查情況可在初核結果審批表具體體現。在調查階段，對於行政執法部門已經調查核實並作出行政決定的案件，只要審查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提取復印全部證據材料後，可直接製作錯誤事實見面材料；對於無法到位履行手續或者故意迴避的違紀人員，可以採取書面通知、電話記錄等形式告知本人或其直系親屬，督促其在規定時間內履行手續。在移送審理階段，審理小組只作形式審理，即整理完善案件材料，實質審理工作可交由上一級紀委審理部門。在組織審查階段，在原有規定的基礎上擴大執行特殊程序的范圍，對違紀人員長期外出或故意迴避，或確實存在其他客觀原因，致使無法召開支部大會討論或無法形成支部處分決定的案件，由基層黨委形成書面報告，經報批後，由上級紀委直接下達處分決定。在宣布執行階段，處分決定經批准後，在一個月內採取適當方式向受處分人宣布。 此外，上級紀委應把握程序簡化的底線，做到既不影響查清案件事實，又要充分保障違紀人員的合法權利，正確處理好公正與效率的關系。 （作者單位：福建省南平市紀委案件審理室 南平市政和縣紀委案件審理室）

Ⅲ 公司法的立法概況

我國的《公司法》由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於1993年12月29日通過，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根據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
根據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修訂
2005年10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四十二號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公司法》共十三章二百一十九條，原法中只有二十餘條內容未變。其他條款內容均有所添加或刪改。新法條款數量略有減少，但立法體系與法律結構更為合理嚴謹。
新《公司法》的立法理念更為適應市場經濟之需要，體現了鼓勵投資，簡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諸多不必要的國家干預的條款，廢除了股份公司設立的審批制，減少了強制性規范，強化當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構建作用，為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對股東權益的保護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後，《公司登記管理條例》於2005年12月18日修訂頒布，隨《公司法》於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Ⅳ 1.簡述小額訴訟程序特別規定。

由於2012年修改的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對小額訴訟程序進行的規定過於簡單，缺乏具體的操作性。

該法實施兩年多來，各地的小額訴訟程序實施情況不一，在具體操作、適用范圍上也不盡一致。

在2015年頒布的民訴法司法解釋對此予以專章規范。

Ⅳ 簡述民事簡易程序的審理特點

特點之一: 起訴方式簡便.原告本人不能書寫起訴狀，委託他人代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
特點之二: 受理案件的程序簡便.當事人雙方可以同時到基層人民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請求解決糾紛。基層人民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可以當即受理，也可以另定審理日期。當即受理的,可將起訴、審查起訴、受理和審理案件一並進行。
特點之三: 傳喚當事人和通知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方式簡便 .可以隨時用簡便的方式傳喚當事人和通知其他訴訟參與人。如口頭傳喚和通知、捎口信、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簡便方式。
特點之四: 實行獨任制審判 .
特點之五: 開庭審理的程序簡便.在庭審時，不必拘泥於各個階段的先後順序，可以將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合並進行，由審判員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掌握。
特點之六: 舉證期限較短.當事人雙方未協商舉證期限，或者被告一方經簡便方式傳喚到庭的，當事人在開庭審理時要求當庭舉證的，應予准許；當事人當庭舉證有困難的，舉證的期限由當事人協商決定，但最長不得超過15日；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決定。
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和申請證人出庭作證，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提出，但其提出申請的期限不受最高法院《民訴證據規定》第19條第1款、第54條第1款的限制。
特點之七: 審結期限較短.應當在立案之日起3個月內審結。這3個月是法定的不變期間，不能延長。
特點之八: 裁判文書可以簡化.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民事案件，符合法定條件的，人民法院在製作裁判文書時對認定事實或者判決理由部分可以適當簡化。

Ⅵ 湯旭:基層檢察機關如何應對新刑訴法對簡易程序的變革

新刑事訴訟法對於簡易程序的修改,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改變了適用簡易程序的法院層級,即將適用主體由「人民法院」改成了限於「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排除了其他級別的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的可能性,這樣的更改有效保障了其他層級法院管轄案件中被告人的權利。二是改變了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確定標准,即從原來的根據案件種類、可能判處的刑罰種類及檢察機關的建議、同意與否作為標准,變更為從案件事實、證據情況,認罪情況及被告人是否同意適用角度確定適用簡易程序。這一重大轉變,擴大了簡易程序適用范圍的同時,也更加體現了新刑事訴法強調的尊重和保障人權理念,這是立法的重要進步。三是加強對簡易程序的規制,限制簡易程序適用的情形,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審判公正。同時規定相應救濟或糾錯程序。對於不具備簡易程序適用條件的案件,應當及時作出變更處理。四是明確了公訴人應當出庭制度,新刑事訴訟法第210條(原第175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對於這一規定,雖然很多基層檢察院反映這是增加了公訴人的出庭量與工作量,存在司法資源浪費的可能,筆者認為這一規定在加強訴訟監督,形成控辯裁三方訴訟職能作用的典型審判程序樣態的同時,也是試圖最大限度保障人權的一個方面。 新刑事訴訟法對簡易程序的規定將給公訴工作帶來較大影響,需要檢察機關積極應對,有效解決。公訴部門在積極應對中應該冷靜客觀研判形勢,及時採取對策,捕捉機遇,努力開辟公訴工作的新格局: 一、全面集中出庭彌補監督缺位,節約司法資源 。此前刑訴法規定,簡易程序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不派員出庭。在最高檢2008年的一份調研報告中顯示,簡易程序檢察機關派員出庭率不到3%,而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在整個刑事案件中佔到40%左右。檢察機關指控犯罪又不到庭支持公訴,不符合訴訟規律。出庭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一個重要平台,大量公訴案件不出庭,也不符合檢察機關的職能定位。新刑訴法更好地契合了訴訟規律,解決了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是,以前人民檢察院「可以不派員出庭」的簡易程序公訴案件,現在「應當派員出席法庭」。這一變化,對加強法律監督,強化權力制約,多方保障權益都有著積極的促進意義,也對檢察機關提出了挑戰。 鑒於「應當派員出席法庭」勢必造成基層檢察院工作量的加大,筆者認為應對措施是集中審理並出庭公訴簡易程序案。檢察機關應與法院、公安機關做好銜接,構建協作機制。簡易程序公訴案件盡量採用相對集中移送起訴、相對集中辦理、相對集中提起公訴、相對集中出庭方式辦理。公訴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在傳所有適用簡易程序的被告人到庭後,集中查明被告人的情況,並告知各項訴訟權利,同時檢察院集中派公訴人統一出庭支持公訴,同時進行庭審辯論與最後陳述,同時宣判,還可將同類型、情節類似、刑期相近的案件集中審理,被告人可以相互了解案情與判決結果,實現量刑均衡,這不僅有利於保障公訴工作案多人少背景下程序公正的實現,也是追求實體公正的要求,切實提高適用簡易程序公訴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和審理的效率,更好地節約了司法資源,提高了司法效率。 二、建立審前快速辦理機制。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擴大將直接導致基層簡易程序的案件激增,對此,檢察機關應該探索出更加科學的辦案機制,以適應這種變化,可以嘗試建立審前快速辦理機制。 首先,本著案件繁簡分流的移送原則,可與公安機關協商集中移送可能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案件事實基本清楚,證據基本扎實,犯罪嫌疑人認罪且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案件)。對不屬本院管轄、案卷材料不齊、證據不扎實等案件,不予受理,退回公安機關處理。 其次是簡化辦理過程。一是簡化文書格式。《簡易程序審結報告》建議採取格式化套打方式,這樣可以大大減少重復工作量。二是在辦案時簡化訊問(基本情況、犯罪事實、認罪),訊問時最重要的是充分告知被告人適用簡易程序的法律規定。三是實行專業分工。建議以各辦案小組為單位,自己協調分工負責,互相配合的辦理方式。如相關換押、告知、送達等事務性工作由某人負責,案件承辦人則集中精力做好案件的事實和證據的審查,案件處理意見和相應出庭預案的擬定。 三、積極探索簡易程序的審理方式。通過召開檢法聯席會議,就庭審方式方法、庭審制度創新等問題進行溝通,對起訴書宣讀、訊問、舉證質證、發表量刑建議等環節進行合理規范。起訴書宣讀,重點宣讀認定的事實及適用的法律;簡化訊問環節,重點圍繞焦點問題訊問,案件事實沒有爭議的可以省略訊問環節;簡化舉證、質證環節,重點說明證據證實的問題;簡化法庭辯論,重點就量刑進行辯論,並注重強化教育、挽救和法律宣傳效果,確保程序合法、實體公正。 四、提升出庭支持公訴能力。構建以出庭為中心的公訴工作格局,以出庭能力作為衡量公訴人綜合素質的重要指標。隨著新刑訴法的實施,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的能力要求將會越來越高。要採取針對性措施,進一步加大培訓力度,通過舉辦對抗演練、命題演講等活動,不斷督促公訴人通過學習,提高業務素質,增強出庭支持公訴的能力。同時,要充分運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觀摩庭審、合議庭評價反饋、庭審陪審員員旁聽評價出庭情況等多種途徑健全公訴人出庭考核機制,使年輕公訴人迅速成長起來。同時保證公訴部門的辦案車輛、多媒體示證等需求,提供工作所需的必要保障,提高簡易程序案件出庭的效率與質量。作者系安徽省鳳台縣檢察院副檢察長

Ⅶ 你對我國公司法立法之改革的看法

一、降低公司的運營成本。 1、降低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現行公司法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的資本最低限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過高的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不利於調動出資人的積極性,並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不利於外資的進入。因此,注冊資本最低額的限制應根據公司的經營方式的不同而靈活的掌握。 2、減少制度規則為公司設立增加的成本。為了簡化投資設立的手續,我國公司法的改革應確認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即公司依公司法所規定的條件在工商行政機關注冊登記而成立。以前公司的設立方式有特許主義,行政許可主義,通過這兩種方式設立的公司都需要政府的審查。公司設立依准則主義並不是排斥政府的一切審查,它只是要廢除政府主管部門對公司法人成立的審批,而不是廢除公司登記機關的審查。公司實行准則主義設立的方式是在糾正市場准入的限制的競爭中向前邁進了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減少了不必要的成本。 二、不斷改進和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的經營風險。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和制衡機制,即通過一種制度安排來合理地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保證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經營者對所有者利益的背離,其主要特點是對股東、董事會、監事會及管理層所構成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內部治理。 1、健全股東大會制度,落實股東大會作為權力機構的法律地位。股東大會是股東行使監督權、表決權和知情權等一系列權利的重要平台。在中國,股東大會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權利並無實際上的權利,有些公司的股東大會被大股東操縱控制,而有些股東大會議事程序不規范。因此,在公司法的改革中,應在健全股東會的具體規則上加以詳細的規定,確保股東大會及時、順利地召開,使有表決權的股東能夠按自己的內心真意行使表決權,保護股東合法的權益,推進股東大會運轉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2、完善董事會制度。董事會是一個通過召開會議集體行使表決職權的機關。一般情況下,董事會是由若干董事組成,通過董事行使表決權來做出決定。不同的董事會制度對董事會的獨立性及科學的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影響很大。因此構建一套合理的董事制度對完善公司治理至關重要。 其一,設立專門委員會。完善董事會制度應從董事會的組織機構入手,保證董事會有一定的獨立性,避免董事會成為大股東操縱公司的工具。目前,外國公司董事會制度就是在董事會下設立各專門委員會,以保證董事會能做出獨立、合理公正的決議。 其二,完善董事會的動作機制。健全的公司組織機構是完善董事會制度的前提,但是公司機構的有效運作是實現組織機構設置的目的,保障董事會能夠對公司的經營、市場的變化做出迅速的反應,並且能迅速化解經營中出現的風險。它主要包括董事會權力的完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的完善及對董事會會議瑕疵救濟的完善。首先,董事會的權力是私法上權力,不同於公法上的行政權力,它是一種私法自治的擴張和補充。董事會實際上代行著公司的權力。其次,從董事會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是上看,董事會的會議頻率應合理化,而不用強制的法律條文加以規定。同時,為了避免董事會成為某些人爭權奪利的工具,董事會必須牢牢掌握會議議程,如明確會議前的准備工作,完善並嚴格遵守董事會會議召集程序,而不能任憑經營者操縱董事會會。 3、有效發揮監事會的監督職能,是保證公司治理中權力制衡機制的重要方面。在我國,監事會職能虛化的現象十分嚴重,上市公司出現了內部人控制,大股東侵害小股東的利益,公司股東利用職權進行違規的關聯交易或對披露的財務報表造假等一系列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的上市公司監事會監督不力,也因此引發了社會經濟問題。首先,法律規則沒有完全體現監事會制度的本意,許可權不完備、手段缺乏、義務不充分。其次,信息嚴重不對稱導致監事會無法監督。公司的信息最容易被接近信息的執行業務的董事,經理層獨占,監事會完全依靠經理層提供的信息進行監督,或根本得不到應有的信息而無法行使監督權。因此,保持獨立性是監事會有效履行監督權的根本前提,而且監事會要形成激勵約束機制,強化監督會的責任,保障監事會責、權、利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充分發揮監事的積極性,確保監事會的監督作用。 三、不與WTO 規則相悖。 為更好地與國際上各國及WTO規則的順利接軌,我國應在公司法改革中實現外商投資企業與公司法的並軌,賦予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我國從1979年陸續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資企業立法,這三部外商投資企業立法對於吸引和規范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與經營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三部法律已不在符合國際的公司治理結構,也大大落後於中國現行公司立法。為了鼓勵外商投資,應盡快廢止這三部外資企業立法,實現外資立法與公司法的並軌。

Ⅷ 督促程序的立法問題

為減輕當事人訟累，提高法院審判效率，簡化訴訟程序，加快訴訟進程，是世界各國都在研究的課題。完善以簡便、快捷為特色的督促程序，符合訴訟制度改革的方向。督促程序是為債權債務關系明確的特定案件所設置的程序，符合不同案件適用不同程序的要求，契合簡化訴訟程序，迅速審理案件，以保障程序公正與效率的司法改革潮流，故在中國，督促程序應該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發展前景。由於中國《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中對督促程序的規定尚不完善（盡管正在逐步完善之中），造成司法實踐中不便於適用，影響了影響了督促程序優越性的發揮。因此，應結合司法實踐，探索督促程序立法的完善，以發揮督促程序的獨特作用。
應明確確立法院的有限審查制度
督促程序不需開庭審理，只需審查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書和書面證據材料，也即僅僅是一種書面審理活動。因此，人民法院的審查在督促程序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中國《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一章中，僅有的四條規定極為原則，有關人民法院的審查僅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款中有所規定，但法院的審查是否就局限於此，還是應當包括更多方面的審查？各地人民法院對此的認識和理解難免有出入，特別是對債權人之申請與債務人之異議能否進行審查、是形式審查還是實質審查，認識不一致，故導致適用中發出支付令的范圍與終結督促程序的條件也不一致。鑒於司法實踐中的理解不同，應結合督促程序的特點，確立法院對支付令的審查制度，即明確支付令發出前人民法院應進行形式審查和有限的實質審查，同時賦予人民法院對債務人所提出異議的有限審查權，以提高支付令的正確率和生效率。為何要確立法院的有限審查制度，人們應當從督促程序的法理精神和內在規定性上來理解，應從民事訴訟法律關系深層次的意義來理解。首先，在中國的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人民法院始終處於主導地位，每一程序步驟的實施都離不開法院的審查活動；其次，僅進行書面審理的督促程序，法院的審查應該既有形式的審查，也有實質的審查。法院不能對債權人的申請和債務人的異議進行任何審查，這種看法與做法是絕對和片面的。確立法院對支付令的審查制度，有助於規范司法實踐中的混亂作法。
法院的審查是必要的，那麼法院的審查應該是什麼樣的審查？按中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督促程序，人民法院對支付令申請處理分為受理前與受理後兩個階段，人民法院對這兩個階段均應進行審查。從外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看，一般都不要求對支付令申請進行實質審查。但德國民事訴訟法第688條及隨後條款所規定的不通過法庭審查而能夠得到被執行的判決的即決程序（即督促程序）規定，法院須審查該申請是否符合即決程序的條件，而且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審查實質問題：權利要求必須非常清楚，以區別於其他權利要求，債務存在可能性大，它不應當是顯然沒有理由的。中國基層人民法院對債權人的申請，受理前的審查是形式審查，受理後的審查是有限的實質性審查。前者主要審查申請手續是否完備，申請書是否明確，申請人有無當事人資格或訴訟行為能力，有無證據，是否屬於本院管轄，是否屬於給付金錢、有價證券的請求，債權人是否負有對待給付義務、支付令能否送達債務人等。後者主要審查債權債務關系是否明確，請求是否合法。
人民法院應否對債務人提出的支付令異議進行審查，以及應當進行什麼樣的審查，理論上、實踐中一直存在爭議。在實踐中，有個別法院或一些審判人員認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21條規定的以缺乏清償能力為內容的債務人異議不影響支付令效力外，對債務人提出異議的均不予審查，而應一律裁定終結督促程序；有些法院則就債務人的異議進行是否依法提出的審查。而司法實踐中，鑒於存在較多債務人濫用異議權，導致督促程序終結，債權人無法通過督促程序迅速獲得執行依據的現象，審判人員強烈要求賦予法院對債務人異議的實質審查權，以遏制異議濫用的現象。如果人民法院一收到書面異議就裁定終結督促程序未免太機械，易使督促程序失去應有的意義；而不進行審查，也無法確定是否「對債務本身沒有異議，只是對清償能力、清償期限、清償方式提出不同意見」。因此，規定人民法院對債務人提出的異議加以審查，與督促程序的性質、特點並不矛盾。但這種審查不應是全面的實質性審查，而是有限的審查，審查內容主要是債務人的異議是否為合法異議，是否針對債務本身提出。此外，為遏制債務人濫用異議權的現象，還應審查債務人的異議是否附具理由，但不應審查理由是否成立，否則，與督促程序的特點不符。
督促程序 盡管中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對人民法院發出支付令的要件進行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對債權人與債務人「沒有其他債務糾紛」等的理解不同，使支付令的受理范圍較為混亂，各地把握的可申請支付令的案件范圍寬窄不一，有些法院僅受理要求給付因借貸產生的債權請求，甚至僅僅受理因公民之間的民間債務關系而要求給付的支付令申請；有些法院受理「債」的分類范圍下的借貸、買賣、加工承攬等關系中有給付金錢或有價證券請求的支付令申請，有些法院則不論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如何，只要已轉為給付金錢或有價證券的請求，其他條件又具備的，就予以受理。由於在執行中理解不一，有人認為有些法院隨意擴大了適用督促程序的案件范圍，認為現行《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對適用督促程序案件的范圍規定過寬，「導致一些基層法院對借款合同、購銷合同糾紛案件等都適用了督促程序」。其實，借款合同糾紛案正是適用督促程序的典型案件類型；購銷合同糾紛案中，如果一方給付了貨物，另一方未給付貨款，應收貨款的一方在貨款明確的情況下亦可作為債權人選擇適用督促程序，要求法院督促已收貨而未付款的另一方清償貨款（如果其他條件也符合）。這些都說明，現有的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支付令適用范圍的規定確實不夠具體、明確，且已引起了適用上的混亂。因此，有必要在中國《民事訴訟法》或相關司法解釋中，進一步規范支付令的適用范圍，明確界定適用督促程序的債務案件的范疇，界定普通程序、簡易程序與督促程序案件的適用標准，從源頭上解決適用督促程序案件范圍混亂的問題。
完善對無法送達債務人的支付令的處理規定
支付令能夠送達債務人是申請支付令的條件之一，但實踐中無法送達屢見不鮮。基於法律無明文規定，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對無法送達的支付令的不同處理情況。最高人民法院於2001年頒布施行的《適用督促程序若干規定》第六條中規定，人民法院發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內無法送達債務人，應當裁定終結督促程序。這一規定，改變了對無法送達的支付令無法律或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如何處理的現狀，對司法實踐中以付令的處理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但對於無法送達債務人的支付令的處理，仍需結合司法實踐，借鑒外國民事訴訟立法的有關經驗予以進一步完善。
一些國家和地區對支付令無法送達債務人的處理都有規定。如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第1411條規定：「附有支付的裁定書，如在其作出之後6個月內未予送達，即失去效力」。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388條第3款規定：「由於債權人所提供的場所沒有債務人的住所、居所、營業所或事務所或者就職場所而不能送達督促支付時，法院書記官應當將該情況通知債權人。在此種情況下，債權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2個月的不變期間之內，不再提出申請過的場所以外的應送達的場所申請時，視為已經撤銷督促支付的申請」。從上述有關支付令無法送達於債務人時的處理規定看，中國有關司法解釋中三十日的期限是較短的，但更符合督促程序快速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的目的，債權人在法院裁定終結督促程序後，可以選擇實現其債權的其他方式。但法、日民事訴訟法中對開始計算無法送達的時間則是明確的：「作出支付令之日起」、「債權人收到通知之日起」。中國的司法解釋中規定的「發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內」，僅從字面上看似乎是明確的，但從實踐作法上看，則不夠明確：發出支付令是指法院製作簽發，還是到債務人住所地發出？如按照中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一條「對債權債務關系明確、合法的，應當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債務人發出支付令」的規定，發出支付令之日應指到債務人住所地向債務人發出支付令。此外，日本民事訴訟法的上述規定，也值得人們借鑒，即應將支付令不能送達債務人的情況通知債權人，由債權人積極尋找債務人或提供新的住所。如果債權人申請支付令後，支付令是否已送達，債權人不清楚，反而得知已裁定終結督促程序，債權人將很有意見。實踐中，許多法院也是將無法送達的情況告知債權人，由債權人另行提供線索。
結合司法實踐的經驗與作法，應規定經過一定的次數仍不能送達的，才能裁定終結督促程序。這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生活活躍，人員流動性大，一時送達不到的情況時有發生。在許多情況下，並非債務人下落不明，而是未時時在其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法院送達支付令到債務人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時，其住所地雖有其他人，但債務人或債務人的法定代表人、負責收件的人不在，又沒有符合條件的代收人。因而支付令一時無法送達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但一時無法送達不等於此後也無法送達，當然，象上述情況經數次送達均無法直接找到債務人本人或有權簽收的人，也應視為無法送達，否則浪費了司法資源也達不到迅速保護債權的目的。因此，無法送達也應有個量化的標准。
因此，關於對支付令無法送達債務人時的處理，今後的相關立法中可規定：從人民法院第一次到債務人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送達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內，經通知債權人另行提供送達場所，並經二次以上送達仍無法送達債務人的，應當裁定終結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
應對債務人濫用異議權予以適當限制
債務人對異議權的濫用是當前影響支付令發揮作用的重要原因，故在司法實踐中，債權人及審判人員大多希望能對債務人的異議權予以合理限制。因為一些被申請人為了拖延其對債務的履行，往往對支付令故意提出一些形式上合法，而實質上並不存在的所謂異議即濫用異議權。一些申請人則因為這個原因，往往放棄選擇督促程序解決債務糾紛，這種現象使得督促程序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
債務人的異議權應予肯定，對其異議權不應予以限制。但對司法實踐中債務人濫用異議權較多的事實也不能忽視。所以，應在不違反督促程序的性質、特點的情況下，在立法上對債務人濫用異議權之行為予以適當限制，才能既及時保護債權人的合法債權，又切實保護債務人依法行使異議權，從而充分體現訴訟經濟與效率原則。由此出發，可以考慮從以下幾方面進行限制：
1、對異議進行必要審查。此處所謂之必要審查，是指對提出異議的主體、期限、內容、形式等進行審查。除了應確立法院的審查制度外，對濫用異議權的限制方面，應規定債務人提出異議應附上理由，債務人應針對支付令的請求內容，逐一明確提出具體異議，說明是全部還是部分異議，或是其他方面的異議。由人民法院對債務人之書面異議進行程序性審查，應看是否依法提出，是否附有理由，但不要審查理由是否成立，不對債務事實和責任的承擔進行審查。附有理由，才能從程序上判斷異議是否為合法異議，是否為中國司法解釋中所指的不影響支付令效力的「異議」，這樣對故意編造理由以推脫履行的債務人也有一定的威懾作用，也才能進一步判斷債務人的異議是否為故意拖延債務履行的手段。
2、若債權人另行起訴而獲勝訴的，應一並判決此前的申請費和督促程序中其它訴訟費用由債務人承擔。在督促程序中，因債務人對支付令提出書面異議而終結督促程序，申請費由申請人承擔是正確的，因為此時究竟誰有理，尚不能確定，故申請費暫時只能由債權人負擔。但如債權人此後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債務人償還債務，且債務人敗訴的，若債權人請求判決由債務人負擔申請費和其它訴訟費的，應規定可判令由債務人負擔申請費和其它訴訟費用。這是因為，債務人不履行債務，反而濫用異議權，造成債權人蒙受負擔支付令申請費和其它訴訟費用的損失，顯然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督促程序
3、因債務人提出異議而致使支付令失效，債權人另行起訴後，經過簡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審理，法院認定的事實與支付令確定的事實一致，而債務人故意提出異議拖延債務履行，或發現債務人在督促程序中提供虛假證據，以推諉、逃避應負債務的，應對債務人故意拖延債務履行的行為按妨害民事訴訟論處，依法對其適用相應的強制措施，從而達到抑制債務人濫用異議權的目的。
此外，針對債務人的異議權問題，應在立法中確立異議駁回制度。中國《民事訴訟法》有關督促程序的規定中無異議駁回制度，故債務人提出異議的，無須審查其理由是否成立，即裁定終結督促程序，而對逾期提出異議的，或不是針對債權債務本身的，不影響支付令效力的「異議」，亦不對異議人的異議作出任何處理。司法實踐中，債務人提出異議後，均希望法院對其異議有所反應，其中對於裁定終結督促程序的，債務人固然可知道其異議後果，但如果沒有終結的裁定，債務人是否會知道其異議不屬合法異議呢？顯然未必。事實上，一般債務人收到支付令後，看到支付令中限令其十五日內履行債務或提出異議的內容，通常都以為只要提出任何異議，支付令便都不能付諸執行。而中國因無異議駁回或告知制度，債務人提交異議書後，審判人員若認定不屬合法異議，不影響支付令效力，則會在異議期滿後將此支付令案件報結。而此後債權人申請執行，人民法院依法執行時，債務人則往往抵觸情緒較大，其理由就是此前已提出異議了，支付令沒有效了，法院還來執行，就是執法不公。
對於逾期提出異議，不是針對債權債務關系本身提出的異議等不合法之異議的駁回，日本民事訴訟法第394條第1款規定，「簡易法院認為督促異議不合法時，即使有關督促異議的請求屬於地方法院管轄，也應當以裁定駁回該督促異議」。中國台灣民事訴訟法第518條規定，債務人於支付命令送達後，逾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如提出異議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結合司法實踐中所遇到之問題，借鑒以上國家或地區的立法，中國也應確立對逾期異議或其他不合法異議的駁回制度，使債權人與債務人及時明確其異議的效力和支付令的效力，據此，債權人可及時申請執行；債務人如認為支付令錯誤，則可以及時採取其他救濟途徑。
完善對支付令之錯誤的救濟制度
由於督促程序僅以債權人單方申請為基礎而啟動，故法院所發出的支付令難免與實際情況不符，而債務人又可能不了解《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從而未能及時提出異議，或有其他原因，而使已生效的支付令存在錯誤。對此應如何處理，中國《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函（1992）98號《關於支付令生效後發現確有錯誤應如何處理的復函》中，對生效支付令有錯誤的應如何處理作了規定。最高法院法釋（2001）2號《適用督促程序若干規定》第十一條也重申了法函（1992）98號復函中關於對生效支付令確有錯誤的處理意見。對生效的支付令是僅設立支付令撤銷制度，還是可以申請再審，理論上有不同的探討。就所規定的支付令撤銷制度而言，這也是正確適用法律從而在程序上所作的補救措施之一。對於本院作出的生效支付令，法院院長發現確有錯誤，需要撤銷的，才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那麼法院院長如何才能發現支付令之錯誤，申請人與被申請人或案外人誰可以啟動補救程序，當事人如申請對錯誤支付令的救濟，其途徑、期限如何，法院又當在何樣之期限內予以糾正等，均應予以規定。應允許被申請人向法院提出撤銷支付令的申請；對於支付令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或侵犯國家、集體財產利益的，也應允許第三人或受損害方提出撤銷支付令的申請；申請期限可確定為從收到或得知支付令內容後的二年內（參照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申請再審期限）；人民法院收到撤銷支付令之申請後，應決定是否進行立案審查，認為確有錯誤的即報院長，由院長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從立案審查到最後作出處理決定，應該不超出再審民事案件的通常審限也即六個月。
督促程序
對於確有錯誤的生效支付令是否可提起再審，確實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支付令生效後發現確有錯誤時應如何處理的司法解釋中，對支付令不得申請再審的規定，值得商榷。首先，支付令在異議期屆滿生效後，即具有與確定判決同等的法律效力。當事人對生效判決、裁定，如具有《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的法定事由，即可申請再審，對支付令如有法定事由認定確有錯誤，同樣應可申請再審。其次，對支付令生效後，發現確有錯誤，即「裁定撤銷原支付令，駁回債權人的申請」亦為不妥。因為，駁回債權人的申請，主要發生在支付令申請階段，而法院據債權人的申請所發出的支付令既已生效，便只有通過再審，才能確定對原支付令是維持或是撤銷，而不是只能有「駁回債權人申請」這一處理方式上的單一結果（當然再審後也可能發生這一結果）。最後，對生效的支付令，發現確有錯誤，認為需要撤銷的，也必須要經過再審程序。因為在審判實踐中，對認為確有錯誤的案件，院長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並依法提起再審後，經過再審，仍然存在不少維持原判的情況，因此，如不經過任何審理程序，而只經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就直接裁定撤銷原支付令，駁回債權人的申請，似有以偏概全之不妥。因此，為健全和完善對錯誤的生效支付令的司法救濟，可賦予當事人「認為生效支付令有錯誤」而行使申訴權和申請再審權之機會，當然同時也應對生效支付令「確有錯誤」之含義作出盡可能規范的界定。 中國《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之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均無應送達支付令給債權人的要求，因此，司法實踐中，有的在送達支付令給債務人後，送達一份副本給債權人，也有的只是口頭告知債權人已發支付令而未送達支付令給債權人。這就使得債權人可能沒有執行依據，難以掌握申請執行的具體時間。中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515第1款規定：支付命令送達於債務人後，法院應速通知債權人。其立法理由是：支付命令之送達，審判部門應以職權為之，應令書記官通知債權人，俾知支付命令之效力發生期。對於債權人，應依送達及其他方法，交付支付命令，以供日後受假執行宣告之用。這樣的立法值得人們借鑒，也即應在立法中規定當支付令送達給債務人後，應將支付令副本送達債權人，以便債權人了解支付令的內容及發出的時間，以及支付令生效的時間，以便申請執行。對於支付令因異議而失效的，也可作為時效中斷的根據之一。

Ⅸ 如何理解民法總則立法目的和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條，明確表明了立法目的：「為了保障版人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權，正確調整民事關系，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根據憲法和我國實際情況，總結民事活動的實踐經驗，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