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秩序

❶ 社會秩序道德重要還是法律重要。

你好

合法的不一定合乎道德，如通姦就是違反倫理道德的，但是法律上不構成違法犯罪。內

法律起到的是基礎性的保容障作用，道德是一個補充，讓人們自己去引導自己做個好公民。與法律的強制力保障實施不同。

但是相對來說，我覺得法律更加重要一些。

在遵紀守法、弘揚法治的基礎上，進行思想道德建設，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希望可以幫到你

❷ 道德和法律，哪一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力

兩者都是主要力量。但法律是強制性力量。

法律是調整個人和社會之內間關系的暴力性的行為容規范，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依靠強制力保證施行。
道德是調整個人和社會之間關系的勸導性的行為規范，通過傳統習俗、社會輿論和內心信念來維系。
1、區別
①法律是強制性的社會規范；道德是非強制性的社會規范。
②法律屬於政治上層建築；道德屬於思想上層建築。
2、聯系
①道德是法律的基礎，良法理應是符合道德的。
②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有道德者受到法律保護。

❸ 當道德與社會秩序發生沖突時，應該以誰為先

具體情況復具體分析，請提供具體情況制，方便解答。

不同的情況下，道德和秩序優先順序是可以調整的，沒有誰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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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務員不對。

在很多地方，老人都有優先權。甚至連世博會這樣的地方，老人都可以不排隊，直接走特殊通道進入。

這不是道德和秩序問題，因為即使是秩序，都規定老人是有優先權的。所以，乘務員沒有能夠落實老人的優先權是不對的。

與此類似，殘疾人、兒童也是有優先權的。這是法規都有規定的。

❹ 道德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有何作用

認識功能
道德是引導人們追求至善的良師。它教導人們認識自己，對家庭、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應負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教導人們正確地認識社會道德生活的規律和原則，從而正確地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
和規范自己行為。

調節功能
道德是社會矛盾的調節器。人生活在社會中總要和自己的同類發生這樣那樣的關系，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各種矛盾，這就需要通過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內心信念等特有形式，以自己的善惡標准去調節社會上人們的行為，指導和糾正人們的行為，使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臻於完善與和諧。

教育功能
道德是催人奮進的引路人。它培養人們良好的道德意識、道德品質和道德行為，樹立正確的義務、榮譽、正義和幸福等觀念，使受教育者成為道德純潔、理想高尚的人。

評價功能
道德是公正的法官。道德評價是一種巨大的社會力量和人們內在的意志力量。道德是人以「善」「惡」來評價社會現象來把握現實世界的一種方式。

平衡功能
道德不僅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且平衡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它要求人們端正對自然的態度，調節自身的行為。環境道德是當代社會公德之一，它能教育人們應當以造福於而不貽禍於子孫後代的高度責任感，從社會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開發自然資源發展社會生產，維持生態平衡，積極治理和防止對自然環境的人為性的破壞，平衡人與自然之間的正常關系。

（最初）調節功能
人類擬定道德原則的目的是調節利益關系，實現本階級（社會或團體）利益最大化。

❺ 有那些道德維持社會秩序的事例

孔子作《春秋》，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用周禮來維護當時被破壞的社會等級制度。這種史學經世的意識到司馬談、司馬遷纂修歷史的時候變得更加自覺。司馬談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史記·太史公自序》）一名史學家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躍然紙上。司馬遷著《史記》，更是高標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漢書·司馬遷傳》）。閱讀《史記》，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越是變革時期的史事，司馬遷記載得越詳細，用力也越勤。這就反映出他確實抓住了歷史的要害，是為活人寫歷史，為國家的需要寫歷史，為民族的未來寫歷史。唐玄宗時期，被譽為「董狐式」的史學家吳兢用一種特殊的體裁撰寫了《貞觀政要》一書。這是一部記錄唐太宗時代的政治史專題。他在《序》中寫到：「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這不僅是對前朝為政者的仰慕，更是希望當今及今後統治者能夠從歷史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杜佑的《通典》雖是私家著作，但他在《自序》中也旗幟鮮明地指出其著史的目的是要「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自序》），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躍然紙上。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以「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進〈資治通鑒〉表》）為編纂原則，更是封建時代優秀史傢具有強烈的關注國家與社會的政治意識的典型代表。 其次，歷代史家及其作品中包含著濃烈的憂患意識。「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先哲對中華民族興衰榮辱的辯證總結。歷史是客觀的，但是記載歷史過程的史學作品總是要帶上史學家個人的思考。宋代蘇洵在《史論》一文中說「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司馬遷說「述往事，思來者」（《漢書·司馬遷傳》），這都准確地表達了中國傳統史學的人文情懷。孔子作《春秋》，充滿著他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憂患，筆墨之中隱含著微言大義。司馬談初作《史記》的動機是要歌頌漢興以來建立的豐功偉業，司馬遷繼承父業之後卻賦予《史記》更多的憂患意識。在《史記·封禪書》、《平準書》中，司馬遷對武帝時代業已暴露的種種社會問題的揭露和對武帝封禪求仙的嘲笑與諷刺，更是一個優秀史家內心憂患意識的集中表現。東漢後期史學家、政論家崔

❻ 如何理解遵守社會公德與良好公共秩序的關系

社會公德和社會公共秩序的關系：
前者是以道德要求為核心，後者是以秩序維護為核心，各有不同的側重。
大學生應有怎樣的社會公德
其實對大學生應該具有怎樣的社會公德其實基本上也就是對每個公民的社會公德的要求：
社會公德是指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公民應該遵守的道德准則。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指出，社會公德「涵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層面上，社會公德主要體現為舉止文明、尊重他人；在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層面上，社會公德主要體現為愛護公物、維護公共秩序；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上，社會公德主要體現為熱愛自然、保護環境。

助人為樂
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每個人都會遇到困難和問題，總有需要他人幫助和關心的時候。因此，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倡導助人為樂精神，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核心和原則在公共生活領域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基本要求。助人為樂是我國的傳統美德，我國自古就有「君子成人之美」、「為善最樂」「博施濟眾」等廣為流傳的格言。把幫助別人視為自己應做之事，看作是自己的快樂，這是每個社會成員應有的社會公德，是有愛心的表現。助人為樂對於大學生來說顯得尤為重要，養成助人為樂的美德和習慣，將是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正所謂「贈人玫瑰，手有餘香」。大學生應當「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積極參與公益事業，力所能及地關心和關愛他人，在對他人的關心和幫助中獲得人生的快樂。
愛護公物
對社會共同勞動成果的珍惜和愛護，是每個公民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這既顯示出個人的道德修養水平，也是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隨著社會現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會的公用設施得到妥善保護並保持良好狀態，是使公共生活有序進行了的基本保證，也有利於每個人的工作和生活。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能珍惜、愛護公物，就意味著全社會的公共財物能夠物盡其用，用有所值。如果社會公共財物遭到破壞，社會利益就會受到損害。所以，每個有責任心的公民，都應當自覺愛護公共財物。
保護環境
保護環境主要是指保護自然環境，諸如水環境、大氣環境、土壤環境、生態環境、礦產資源、動物資源等，也包括保護文物資源、文化資源、社會管理資源等人文環境。熱愛自然、保護環境是當今時代社會公德的重要內容。
遵紀守法
遵紀守法是社會公德最基本的要求，是維護公共生活秩序的重要條件。遵紀守法的實踐是提高人們社會公德水平的一個重要途徑。在社會生活中，每個社會成員既要遵守國家頒布的有關法律、法規，也要遵守特定公共場所和單位的有關紀律規定。
作為一名當今社會的在校大學生，我們是當代中國的優秀青年，是國家寶貴的人才資源，是21世紀振興中華的主力軍，這就要求我們不但要有過硬的專業技術，還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特別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時代要求下，我們更應爭當道德模範。

❼ 道德和法律l兩種方式對維護社會秩序有何異同

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法與道德相區別：
1、法與道德屬於上層建築的不同范疇。前者屬於制度的范疇；而道德則屬於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
2、法與道德的規范內容不盡相同。法律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權益與義務，強調兩者的衡態；道德強調對他人、對社會集體履行義務，承擔責任，即應當做什麼或者不應當做什麼，並不一定要求社會或者他人對其承擔等量的義務。
3、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的結構不同。法律規范的結構是假定、處理和制裁或者說是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而道德規范並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後果。
4、保證法與道德實施的力量不同。法由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主要憑借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觀念、宣傳教育以及公共譴責等等諸手段。
5、法與道德的形成條件和表現形式不同。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現為有關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潛移默化的。
6、法與道德的調整范圍不同。可以說大多數的社會關系即可以由法和道德共同調整，也可以由它們各自調整；但是也有少數的社會關系只能由道德來調整。
7、法與道德的發展前途不同。法必然要經歷一個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它最終將被道德所取代，人們將憑借自我道德觀念來實施自我行為。
（二）、法與道德相聯系
1、一國范圍內的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都是統治階級的整體意志的體現。
2、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相互滲透。
3、法與道德相輔相成，共同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個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狀況制約立法的發展。
5、道德對法的實施起著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
6、道德有助於彌補法律調整的真空。
7、法必須以道德作為價值基礎。
8、法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❽ 秩序和道德怎麼樣

❾ 法律和道德哪個更能維護社會秩序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二政治書，自己去找啊！不會你上初二吧？記得我上初二的時候，老師也組織了辯論會。挺有意思呢！祝你方能吵贏！但是，不論哪一方勝了，都沒什麼。結果很簡單，道德和法律都重要！！
剛才在網上找了點東西，給你看一下。希望對你辯論有幫助！

十九世紀以來，文明各國社會的變化，日益增多，而解釋或說明社會現象的學說和理論，也自然隨著增多。社會里邊的沖突增多了，而這些學說和理論的沖突，也自然增多。這種情形在三十年來更加復雜。法律是最重要的社會制度，是維持社會安寧秩序的最重要的工具，也自然不能逃出全體社會變化的路線，而法學上關於法律的基本的原理，也隨著討論或爭論起來。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成為法學上主要問題之一。

十九世紀法學上最顯著的問題有三個：法律的性質、法律史的解釋、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當時重要的學派也有三個：分析學派、歷史學派、哲學派。歷史和分析兩派，為反對十八世紀法律與道德混一之說，對於法律的性質費了不少的筆墨。而哲學派的學者彼此間，為了法學屬於道德學或法學與道德是否相反各種問題，也費了許多的唇舌。關於法律史的解釋，歷史和哲學兩派的學者為主張道德的解釋和政治的解釋，也有許多的討論，而時代較後的所謂機械的社會學家從人種學和生物學所下的解釋，以及經濟唯物派從經濟方面所下的解釋，都發生了不少的爭論。其實，各派學者關於法律的性質和法律史的解釋，所有的各種爭論，都與法律和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所發生的爭論有密切的關系。

最近三十年來歐美的法學家的議論更加激烈。德國的施塔姆勒氏（Stammler）和法國的薩萊伊（Saleilles）及霞爾夢（Charmont）兩氏，特別重視實行法和理想法的區別，而以理想法為判斷實行法公平不公平的現代化的自然法。狄驥氏（Duguit）簡直否認國家為法律的主體，而主張普通所謂權利與有組織的社會任務或服務，實在完全沒有區別。惹內（Gény）和布樓（Bülow）兩氏攻擊法院窒板的運用法律的無用，而以為法官應該注意公共的需要和輿論，而極力主張法官自由解釋法律，自己適用法律。埃利希氏（Ehrlich）說明法院所適用的法律完全不足表明社會上各種的法律關系，而主張法律這種行為的規則根本上只是社會上各小組的分子間常識的關系。美國的龐德氏（Pound）和魏模氏（Wigmore）堅持法學與社會學有成立密切關系的必要。這些世界著名的法學家研究法律的根本原則，不大注意法律的性質而多考求法律的目的或宗旨；而關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也漸拋棄舊日狹隘的見解，而把法律和道德都認為是支配社會的各種力量大問題中的問題。這是說：歐美的法學家，對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現在認識的比較很清楚了。

我們中國向來以「禮教之邦」自居，這是重道德而輕法律的意思。自從中日戰爭中國戰敗以後，漸漸的喪失了從前的那種自信力，而以為泰西的強盛多賴法律，於是漸次崇尚法律，而輕視道德。我們看看：近幾年見諸文字的表示，如「吃人的禮教」，「禮教的壓迫」，「禮教下的犧牲者」等等措辭，都是對禮教的攻擊；而所謂中國「固有的道德」的威權顯然喪失的不少了。同時政府屢次申明「法治」，而法治的基礎究竟是什麼地方呢？近幾年政府所頒布的各種法律和命令，其中所用的含混的字樣，如「正當」、「相當」、「適當」、「合理」、「風化」、「善良風俗」、「酌量」、「情節輕重」等等名詞，究竟以什麼作準則呢？當然不是允許執行法律的人隨便自由，一定要有準則。什麼准則呢？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的問題，都需要法學指示我們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的門徑，以期在實際上避免些不必要的犧牲和糾紛。

現在把法律和與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從歷史、哲學、分析三方面，說明求著得到一個明白的觀念。

一、 歷史方面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從歷史上觀察，我們可以說：法律與道德起初是同源，後來因發達而分途。我們知道，現在的法律在文明社會里邊是支配社會最有力的工具；法律的秩序是最重要的社會秩序。別的支配社會的工具都要受法律的支配。但在古代，支配社會很重要的工具，是宗教、家法、社會習慣；因為那個時代的宗教組織和家族組織是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後來，政治組織發達以後，國家的法律就增加了威權，而宗教和道德的習慣的力量自然的就要減少。但是在政治組織不發達的時候——在法律的幼稚時期——宗教、道德、法律，是混而不分的，而法律的力量在這三種之中，比較的最微弱。例如，羅馬法，在最初幼稚的時期，「神法」（fas）和「善良風俗」（boni mores）的力量就大於「市民法」（jus civil）的力量。那個時期的迷信的心理，對鬼神的恐懼，「犧牲」的慘酷，「破門」（excommunication）的苦痛，家法的壓迫，都足以構成神法和善良風俗的有力的制裁；而市民法的執行的機關就沒有這種威力。再例如，歐洲中古時代在未承受羅馬法以前，教會是支配社會最重要的機關，掌管著宗教和道德。凡是交易上所謂善意、誠實、不許詐欺、必須踐言等等事項，都是宗教和道德要人民必作的事項。這些事項，都漸漸的歸到了法律范圍之內，而實際是在宗教和道德上已經實行而共同遵守之後。所以我們可以說：法律和道德起初出於同源，後來因發達而分途。

幼稚法律的時期是習慣的時期。法律制度進步，到了第二時期，乃是所謂嚴格的法律時期。在這個時期，法律與道德分離的狀況，即行顯著，政治組織漸次有力，法律就與別的支配社會的工具分離。但這個時期的法律的規范，粗具形態而賦有剛性，大部分都是窒板的手續規則。這種的法律，從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的方面看來，只是一種結晶的習慣，沒有充分的力量可以與道德一同前進，久而久之，道德進步，而法律就丟在後邊了。各國古代的法典都是這種的嚴格的法律的制度，都是對於特別零碎的事實狀態而規定的確切詳細的規則，而沒有便於解釋的普通概括的規則。這一個時期的法律是專靠嚴格的規則和形式，以保證社會秩序的確定，而達維持公共安寧的目的。例如羅馬法，《十二銅表法》本是羅馬崇拜祖先的宗族制度時代的嚴格法律，那裡邊關於繼承規則，到了血統主義盛行的時期，就不能與當時的道德觀念相調合。再例如，英美習慣法舊日的觀念，就沒有方法執行信託人的道德責任。所以法律在嚴格時期的最後的一段，就與社會上的道德觀念很不相合。法院的判斷，只管與法院規則合不合，不管與道德觀念合不合，法學思想，在這嚴格法律時期將終的時候，有的也就受了這種法律狀況的影響，而以為法律與道德的沖突是當然的，是不能避免的。其實，那並不是當然的，不是不能避免的。法律與道德的觀念到了過於隔閡的時候，一定要有方法救濟或矯正這種法律的流弊。這就構成法律發達的第三個時期。這第三個時期是道德觀念由外界侵入法律的時期，也是法律進步的時期。法律發達的要件是吸收和融化外國法律及法律以外的材料。例如，羅馬法律在極盛的時代吸收了不少的希臘的道德哲學。歐洲大陸，在十七、十八兩世紀之中，自然法學派的哲理就是改良法律的重要工具。英國的平衡法所以發達，所以能夠補救了習慣法嚴格的狀況，多靠文藝復興以後那些文學的道德思想，和「平衡法院」大法官的是非曲直的道德觀念。這個時期的法律，把這個人的理性比嚴格的規則，還認為可靠一些。個人認為是道德上的單位，也就認為是法律上的單位；道德的原理也就認為應當是法律的原理。這個時期的法律思想以為法律必須與道德完全相合。這種思想是這一個時期的特徵。所以歷史學派的法學家回頭看看這種歷史的狀況，他們就能夠說：道德就是有潛勢力的法律；起首認為是道德的原則，後來就變為法律規則。自然法學派的法學家就把法律與道德認為混而不分的東西。我們可以說：混合法律道德而為一體，這種的提倡與努力實在是造成現代法律的一個大原因。

自然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律發達的結果是：道德上的制度或學說都采入法律而漸漸的法律化了；從前道德上的權利義務都變為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了。這種情形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是歐美各國法律很顯著的狀況，有的學者把這個時期叫做法律的成熟期。這個時期又逞露法律與道德相反的狀態。我們看看：十九世紀歐美各國成立了許多的法典，就是法律結晶的現象。法律自是法律，道德自是道德，法律與道德又好像分開了。

那麼，就法律發達的歷史上看來：○一法律在幼稚的時期，宗教、道德、法律是混同的，是不分的；○二在嚴格的法律時期，習慣成為法典，結果道德進步，法律與道德於是分離；○三自然法發達的時期，道德侵入法律，法律與道德於是又有混同的狀態；○四法律的成熟時期，立法盛行，法律與道德又現分離的狀態。

因此，分析學派堅持的主張是：法律與道德是分離的。他們說：道德是立法的事體；法律是司法的事體；立法的議員要管道德；司法的法官只管法律。他們的意思是：立法者制定法律必須採取道德上材料，所以研究立法就必須研究道德問題；法學家的任務只是研究立法機關已經制定的規則；法官的任務只是適用立法機關已經制定的規則。他們極力說明：法律上認為合法的事情可以是不合於道德的事情。他們極力攻擊那合法必須合於道德的話。在法律成熟的時期，他們這種主張是不錯的；因為主張法律道德兩件事是一件事，也是很紛亂的，若把這兩件事分開，倒比較的清楚些。再一方面，像分析學派所主張的立法司法那樣嚴格的界限，實際上也不能成立。法學家和法官，雖應該區別道德與法律，而決不能完全不注意道德和道德學。立法的任務不只是立法機關的任務，司法機關實際上也行使一部分的立法權。立法的任務，無論誰來行使，不能不承認道德原則以為指導。

二、 哲學方面

十九世紀的哲學派的法學家對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法學與道德學的關系，費了很多的研究。他們所要推求的問題是：法律的目的究竟是道德的呢，還是道德以外的呢？法律與道德所要希望達到的目的是一個東西呢，還是兩個東西呢？例如，竊盜罪，法律只是要禁止他對你故意的侵害行為呢，還是同時要禁止他的貪心呢？或者貪心是宗教道德的事體，而法律完全不管呢？法學家對於這個問題，舊派新派的說法有些不同。

（1） 舊派

我們要知道，法律發達到相當的程度，自然要發生這種哲理的推求。西洋法學，無論在古代或在近代，所研究的自然法就對這個問題幾費苦工。希臘羅馬及近代的哲學家和法律家已經在那裡堅決的主張：法律規則與道德規則是一樣的，是一致的；法律規則如果不是道德規則，就根本上不是規則，就根本不能存在。一個規則，因為是道德規則，所以才是法律規則，這種學理的西洋古代是希臘所謂「正義」哲學的主張——這種哲學不只是關於人生的哲理，並且在當時也構成一種宗教的教義。而在近代，在「宗教革命」以前，是宗教學里邊所主張的法理。總而言之，老派哲學家的意思是以為：實行的法律所以能夠得到效力，全靠它合於道德原則；不然就不能有效力。

這種學說督促著法律必須遵循道德途徑，在歷史上所收的效果，已經不少。但是我們要注意，當社會上有絕對一致的道德觀念的時候，人人對於道德沒有異議，大家都遵從同樣的道德標准。在那種情形之下，若是說，法律道德必須一致，在實際上還可以說得通。但在現代的社會，內部的利害關系非常復雜，道德觀念又非常的分歧，若再說法律道德必須完全一致，實際上就困難了。我們先不用說社會實際上復雜的情形，只就法學而言，每位法學家各把自己的見解都認為是道德的標准，理想的法律，使著大家一律遵守，那怎樣能夠作得通呢？

所以，十九世紀的歷史學派首先拋棄了這哲學上的問題，而注重歷史的研究。哲學派也覺到從前的方法不妥當，想著找出些比較的確定的道理，於是主張一種基本的觀念，例如，自由、公平、正義等等觀念。他們就說：法律與道德都是從這種基本觀念推論演繹而得來的，以為道德治內，是主觀的科學，法律治外，是客觀的科學。所以，十九世紀之初期的哲學派的法學家把道德與法律的關系看作是治內治外的關系，例如德國的克勞斯氏（Krause）法國的阿郎氏（Ahrens）英國的勞理木氏（Lorimer）都是這樣的見解。時期較晚的黑格爾氏（Hegel）區別道德與法律說，法律是研究自由的「可能」，道德是研究自由的「應當」。這種意思是認為：法律是外部的可能，拘束人類外部的行為；道德是內部的可能，拘束人類的心靈。這種區別法律和道德的說法，直到十九世紀之末，哲學派還在那裡堅持。這是說法律與道德完全是兩件事而並且彼此相反的意思。

（2） 新派

從前這個主義的學說，是根據個人意志的自由，而以個人獨立為大原則，所以重視個人的利益。到了十九世紀之末，個人主義的學說漸見衰微，而社會主義的學說日見興盛。社會主義的學說是以社會人類的互助為基礎，而重視社會的利益。於是滿足人類的慾望這一句話就是為思想界常常稱道的口頭禪。法律制度也就不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制度，而認為要與別的社會制度共同合作，以期以最小限度的犧牲而達到滿足人類慾望最大限度的目的。

在這種思潮之下的法學，關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就主張法律是道德范圍以內的問題。這一派的學說以德國學者方面的貢獻為最多。

耶律芮克氏（Jellinek）開始說明法律屬於道德，他說：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社會發達到了一個相當的時期，法律是社會不能少的一部分道德。法律和道德，雖有區別，而卻以道德包括全部的社會秩序。他的意思還道：法律是限制個人自由的東西，而為大多數個人的自由，又不能不設法律的限制，把法律看作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所以法律的范圍應當只給它一個最小的限度。

耶林氏（Jhering）也是以法律屬於道德，而說法有些不同。按他的主張，法律的目的是在保護利益，但社會里邊各種利益，其勢不能統通保護，保護那種利益或不保護那種利益，必須加以權衡，而與以選擇。這個權衡與選擇的標准，無論是立法或司法，也無論是學理的研究，必須根據道德的原理。法律應該保護什麼利益？這個問題的解決，必須依據道德；因此，法學就作為適用道德學的一部分了。

施塔姆勒氏（Stammler）主張以法律達公道的目的。法律要想達到公平的目的，至少必須合於社會當時當地的理想，實現當時法地的理想。這些社會的理想是法律以外的東西，是道德的理想。法學必須研究這一部分的道德原理。因為我們要用這種道德的理想衡量法律規則，法律制度，以及法律原理，所以法學，就這一方面而言，是屬於道德學的范圍。

柯勒氏（Kohler）不說法律屬於道德，而謂法律和道德都是支配社會的方法，都是成就文化的力量。他本是相信歷史進化的學者，所以按他的主張，法律和道德都表示進步的文明，而並且增進文明的進步；因此，法學與道德都不能離開人類文化的歷史。

我們就前邊關於法律和道德的關系的各種學說看來，法學與立法學不能判然的劃分，並且都不能與道德學完全分離。

三、 分析方面

分析學派在原則上認為法律與道德完全沒有關系：法律是法官的事，道德是立法者的事，法學也只是研究已經制定的規則，不要管立法的事項。他們相信三權分立的大原則，所以相信法律制度發達到完備的程度，立法司法就可以完全分開；立法者只管制定法律，司法者只管執行法律。他們並且又說：因為現在法律制度還沒有發達到完備的程度，所以法律和道德有三個接觸之點：

第一、 法院立法。分析學派認為現在法官仍須有立法任務，所以必須考慮到道德問題。到了立法、司法真正分立的時候，法官就沒有了立法的任務，也就可以完全不管道德問題了。他們這種說法是以兩種假定作根據。○一他們假定政府三權完全分立是可能的。○二他們假定製定一種完全無缺，概括一切，而無須法院補充的法律制度也是可能的。其實，這兩個假定都是錯誤。三權完全分立早已證明不能推進到邏輯的程度。包羅萬象的理想的法律制度，在人類這種變化無窮的復雜社會里邊，也是作不到的事體。那麼，無論怎樣改良的法典，在實行的時候，總是需要法院臨時的補充。但是我們要知道，法院立法和立法機關的立法是有區別的。立法機關是為將來制定的規則；而法院以判例所立的規則，不只是為將來，並且為斷定已經發生的事實，同時還要顧及司法的習慣，以及社會和當事人各方的利益沖突和融洽。法院立法的自由，比立法機關立法的自由，是范圍較小。但是這兩種立法的范圍雖有不同，而需要道德理想的指示，並無二致，必須如此才能達到社會的目的。

第二，法律的解釋。方才所說的那種法院立法，分析學派的說法，稱為「偽解釋」，他們所說的「真解釋」是指著於判決案件的時候，搜求法律規則的實在的意義；尤其是在文字中沒有圓滿的意義的時候，必須由幾個意義中找出「真義」，找出真正的價值，以為最終的標准。並且要法官法學家在解釋法律的時候，必須假定立法者有求公道的意思，必須假定立法者公平的觀念和自己的公平觀念在實質上是相合的。分析學派這種說法，意在限製法官道德觀念的運用，貫徹機械邏輯的解釋。其實，這種解釋的限制，實際上不是這樣嚴緊，也不能這樣嚴緊。法官援用法律的時候，必須決定：按法律的文意能否得到圓滿的解決？假如認為不能得到圓滿的解決，必須推求幾個釋解的真義，真正的價值。所謂圓滿，當然是指著道德上的圓滿。所謂真義，真正的價值也，當然指著道德上的真義，真正的價值。

第三，法律的適用。分析學派向來把法律規則的適用，認為是機械的手續，而實際上摻雜道德的問題，是法律制度不完備的現象。其實，人類的事務，有的情形，絕對不能以嚴格的規則去支配，必須承認許多道德的要素。有兩種情形最為顯然：一種是法律標準的適用；一種是法官判斷的自由。

司法的任務，有許多的事項，是以法律標准解決。以標准衡量行為，自然要有許多的道德要素。例如所謂善意、惡意、誠實、信用、相當的注意、良善的行為等等，都是法律的標准，都含有公平、正義、合理種種的道德觀念。法院適用這些標準的時候，當然不能使用機械的方法，必須按照各種事項情節的輕重，分別的判定。這些法律標準的適用，在很大的范圍之內，是要依靠法官直覺上是非曲直的觀念而判定，是對行為的特殊狀態所下的道德上的判斷。

法律的適用，有的地方，實際上不能以嚴格機械的法律規則定明，必須給法官留出判斷自由的餘地。法律盡管劃定判斷自由的范圍，而根本上法官個人運用他自己道德上的判斷仍不在少處。例如，犯罪的處罰，處罰的減輕或加重，緩刑；再例如，簡易法庭的判決，監護人的選擇，離婚案件子女的保護；諸如此類的事情的處理，法官的判斷一定是多由於他自己是非曲直的情感。攻擊這種情形的議論說，法官這種判斷的自由，實際上構成了法律的專制。十九世紀的學說和法律，雖極力減少法官這種判斷的自由，以期消滅這種法律的專制，而實際上反而證明法律因此而減少了效用。近年來法律上不但對於法官這種判斷的自由不加限制，反有擴充范圍的趨勢。那麼，解決這一問題的妥善的途徑，是應該承認：法官這種判斷的自由，是道德學范圍以內的問題；法官不應該任意判斷，應該受道德學的支配。道德學也是科學，不是沒有原則的。

就分析學派所說的法律與道德幾個接觸之點看來，法律與道德的接觸好像只限於這幾點。其實社會的狀況越復雜，法官運用法律的自由的范圍更有擴充的必要，而法律與道德的接觸，也就隨著增多。凡看輕這一點的學說都不是實行的理論。

前邊所說的是關於法律和道德接觸的幾點。現在要說明十九世紀的分析學派關於法律與道德內容方面的區別，及適用方面的區別之各種主張。

第一、 法律與道德內容方面的區別。

（一）道德注重思想與情感，法律注重行為。法律只管行為，而道德要追問行為的動因。法律也並不是完全不注意思想和情感，不過法律注意思想和情感，只以證明行為的性質為限，只藉此以確定行為對公共的道德和安寧所發生的危險。在普通的社會狀況之下，惡意、詐欺、故意等等，對社會安寧的危險較大；而過失、不小心等等，則對社會安寧的危險較小。所以刑法上就把「犯意」看作犯罪的要素。

但在現代人煙稠密大家聚居的城市社會，許多為害公安的機械的動作，日見增加，許多的事業的活動，也附帶的對社會含有重大的危險性。因此，過失、不小心、怠慢，這些心理的狀態，為害社會的可能，並不減於犯意。所以，將來有的法律上的犯罪行為，就可以不問犯罪的意思。若就這種狀況而言，說法律只管外部的行為，這個說法，也並不差。行為上道德問題，也許漸漸的都歸到道德學范圍之內。

（二）道德是意在改善個人的品性，而法律只在支配個人彼此間的關系。譬如說：不得有貪心，不得有淫心，不得存殺機，不得有惡念；這些都是道德規則，法律就不過問。譬如說：不得偷盜，不得姦淫，不得殺傷，不得詐欺等等，不但是道德規則，並同時也是法律規則。這是普通區別法律治外而道德治內的說法。

但我們知道：這種情形不是因為法律忽視了治內，是因為法律在運用的方法上受了限制。法律實在是利用國家勢力的機械，必須依靠著些切實的東西，才能夠動作。法律因適用或執行上的困難，就不能過問那些無從捉摸的事項。所以，立法者必須知道，因為實際上有這些困難，就不能夠只以法律造成理想的社會。第三世紀的羅馬法學家及十七世紀的歐陸法學家想著用道德原則製成完善的法律制度，藉此造成完全無缺的道德秩序；而十九世紀的法學家則以為凡屬道德問題，法律就不能過問。這兩種見解都是失當的極端的主張。法律能不能支配道德事項，全在乎實際上能不能實行。這完全是一個實際問題。我們承認道德規則不是法律規則。例如，一個人坐在河岸上，看見一個小孩掉在水裡，他不去營救，小孩就淹死了。假如他是很膽小，也不能泅水，又無救人的器具，他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沒有營救的義務，這是很顯然。如果，他是會泅水，身旁擱置著救生圈，又有一條長繩在手，他也坐視不求，這顯然是違背了道德上的義務。但他在這種情形之下，是否有法律上的義務呢？按英美的習慣法，也沒有法律上的義務，但按德國民法和我們的新民法「債編」關於侵權行為的規則，他就有法律上的義務（《民法》，《債編》，第一八四條規定：「故意以悖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這個規定，是採用德國民法的規則）。在這種情形之下，依德國民法的解釋，把他違背道德的故意的不行為看作法律上負責任的原因，也無不可。所以，所謂法律治外道德治內，把法律道德認為彼此相反，實在是有些不妥。法律在實際上可能的范圍內，也可以治內。

第二，法律和道德適用方面的區別。

（一） 道德之適用必須考慮當時的情節；而法律之適用，在原則上含有普遍絕對的性質。道德之適用是因人而異；法律之適用，是依事而定。所以，同樣的行為，這一個人去作，可以認為合於道德，那一個人去作，就可以認為背於道德。法律的適用就不是這樣。同樣的行為，在原則上必須受同樣規則的支配。

（二） 道德之實行，是由於個人自己決定從違；法律之實行，是由於外界的壓迫。所以法律必須提綱挈領，而不能深入精微。法律在可能范圍之內，關於行為的合法不合法，必須有確定的規則，而不留疑意的餘地。法律若有疑義的餘地，那便是法律的弱點。假若把道德規則變為法律規則，法律就為判斷是非的道德而失掉了法律的性質；假若法律的適用，也像道德那樣的因情節而決定，勢必致官吏專斷，而生壓制的惡結果。

分析學派關於道德和法律之適用，所說這種相反之點，究不能說明全部的法律。

有的法律，在適用的時候，必斟酌情節，因人而定，必須使著執行法律的人有判斷的自由。刑法上關於犯罪行為的處分，都依犯罪情節的輕重而定刑罰，所以刑法的適用，並不含有絕對的性質。民法上關於侵權行為的處分，許多的地方是適用法律標准，而給予法官許多運用的餘地，以定侵權行為的責任，也並不是嚴格的機械的適用。若說這一部分的法律，在適用上與道德完全不同，就有些不妥當。

但是有幾部分的法律，的確是同道德的關系很少。在這些場合，法律與道德彼此分離，各不相關。有的法律為確保公共的安寧秩序，必須適用確定的嚴格的規則，其中沒有什麼道德問題。關於財產的法律，關於商業行為的法律，關於警察的法律，關於關稅的法律，許多的規則完全不含有道德的意義，而必須機械的執行。例如，取得財產的所有權的時效的長短；商業票據的方式；關稅稅率的高低；街上行走必須靠左邊或靠右邊的規則，都必須嚴格的適用，完全沒有斟酌的餘地。

還有兩種情形，法律與道德彼此沒有關系。○一有的事項，道德上認為不道德，法律雖不表贊同，而亦不加禁止。有許多的行為，實際上法律無從過問；所以有許多的利益，法律也無從保護。例如，一個神經過敏的人，別人向他說一句玩戲話，他心中就覺著很不舒服。這一點精神的損失，法律就不能保護。但我們要知道，現在司法的設備不完備，對於這些事項，固然沒有辦法；假如以後心理學和生理學對於這些事項再有新發明，法律也可以採用科學上的新方法，而對於這些事項與以支配。○二有的事項，當事人雙方在道德上都沒有過錯，而法律為公共的利益，不顧那一個不幸的人吃虧，要確定責任的所在。這完全是法律問題，其中沒有道德問題。例如，

❿ 如何理解和諧文明的社會秩序需要道德與法律的共同推動

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礎都是調節人們思想行為、協調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版秩序的重要手段權。思想道德和法律雖然在調節領域、調節方式、調節目標等方面發揮的作用和方式存在很大不同，但是二者作為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同服務於一定的經濟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提供價值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提供製度保障。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國強調對任何人都一律平等，任何人都必須遵守法律。德治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以德治國就是通過在全社會培育、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道德。
法治和德治對社會成員都具有約束作用。但法治發揮作用要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而德治則通過人們的內心信念、傳統習慣、社會輿論對公民和社會組織加以教化，提升公民的道德意識。
法治和德治的實現方式和實施載體不同。法治主要依靠制定和實施法律規范的形式來推進和實施。德治主要依靠培育和弘揚道德等途徑來推進和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