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立法解釋
㈠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的決議全文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幾個法律以來，各地、各部門不斷提出一些法律問題要求解釋。同時，在實際工作中，由於對某些法律條文的理解不一致，也影響了法律的正確實施。為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必須加強立法和法律解釋工作。現對法律解釋問題決定如下：
一、凡關於法律、法令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解釋或用法令加以規定。
二、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如果有原則性的分歧，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或決定。
三、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國務院及主管部門進行解釋。
四、凡屬於地方性法規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由制定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解釋或作出規定。凡屬於地方性法規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門進行解釋。
㈡ 加強黨的立法工作什麼意思
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立法解釋
立法解釋是指立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解釋。立法機關具有立法權，當然也有權對法律加以解釋，這種解釋具有與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釋對於彌補刑法規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規范適應復雜多變的犯罪活動，維護刑法規范的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在1997年刑法頒行以後，我國立法機關開始注重通過立法解釋進一步明確立法意蘊。尤其是對司法機關存在異議的問題，通過立法解釋加以明確。例如，2002年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一)》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一節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二)》)，是在刑法實施以來，第一次在有關的法律問題已有司法解釋的情況下，由於司法機關對法律規定認識不一致，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做出立法解釋。其中《解釋(一)》是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立法解釋，《解釋(二)》是對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立法解釋。這兩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都曾經作過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存在不同意見，因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這些立法解釋對於明確法律規定的立法本意，進一步規范司法解釋具有重要意義。
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是指司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多功能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經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明確。因此，司法解釋對於刑法的正確適用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的司法解釋是指最高司法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刑法適用中有關問題所作的解釋。根據1981年6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規定：「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均有司法解釋權。
從1997年刑法頒行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刑法的問題分別進行了大量的司法解釋，同時就一些刑法適用的共同性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名作出司法解釋。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還與有關行政部門共同對刑法適用中的問題進行解釋，這可以視為一種准司法解釋。我國的司法解釋就內容而言，可以分為規范性解釋與個案性解釋。規范性解釋通常以《規定》、《解釋》等形式發布，而個案性解釋則通常以《批復》、《答復》等形發布。此外，還有以座談會紀要的形式出現的司法解釋性文件，也同樣具有司法解釋的性質，只是在法律效力上略遜於正式的司法解釋。根據2001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對於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對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
㈣ 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
立法解釋，是立法機關根據立法原意，對法律規范具體條文的含義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術語、定義所作的說明。
凡屬法律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或者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是為立法解釋。
在我國立法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全國人大各部門委員會以及省級人大常委會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解釋的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我國立法解釋的方式：事前解釋與事後解釋。
司法解釋就是依法有權做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釋。廣義上是指，每一個法官審理每一起案件，都要對法律做出理解，然後才能夠具體適用。因此，必須對法律做出解釋，才能做出裁判。每一個案件都要這樣做。由最高法院對具體適用法律的問題，作出的解釋就是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有時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法律賦予的職權，對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釋。
司法解釋只能由有權機關做出。司法解釋，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有關司法機關在辦案中應當遵照執行。應該嚴格依法進行。沒有法律具體明確規定的，也要嚴格依照法律的精神和法律的原則作出解釋，供審判工作中具體適用。這就是我們對司法解釋的一般理解。
㈤ 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
立法解釋的主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司法解釋的主體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行政解釋的主體是國務院及其組成部門、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
我國法律解釋制度分為立法解釋和具體應用解釋兩種，（應用解釋包括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1954、1978、1982年憲法和2000年立法法均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根據立法法第四十二條，最高立法機關關於法律問題的解釋是完整的、當然的立法解釋。
除此之外，還並存由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組成的「具體應用解釋」；雖然立法法沒有明確肯定這種制度，但也沒有明令廢止支撐這種制度的有關法律文件，如195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解釋法律問題的決議》、1981年《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1979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等。具體應用解釋的主體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及其組成部門、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其中，由「兩高」對於在審判、檢察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行使司法解釋職能。因此，立法與司法乃至與之相適應的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的區別，無論在字面還是法理依據上均是很明顯的。不時出現的高級傳媒的失誤，從另一個方面實證了普法工作的必要性、長期性、艱巨性。
行政解釋 是指特定的國家行政機關對法律、法規、規章的含義、適用、具體執行等所作的說明。它包括行政機關對上級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如何具體運用所作的解釋，稱為執行解釋；還包括行政機關對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規、規章的含義和適用所作的解釋，稱為制定解釋。
㈥ 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的問題
可以。
依據是《憲法》第三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對於在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
但願能幫到你，希望採納......
㈦ 立法解釋的立法解釋
我國立法解釋的方式：事前解釋與事後解釋。
立法解釋由於人們對立法機關和法律的界定不同，有狹義、中義、廣義等多種不同的看法，狹義如立法解釋是專指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對其制定的法律進行的解釋；中義如立法解釋是指有權制定法律和地方性法規的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關的常設機關對法律、法規所作的解釋；廣義如立法解釋是指有關國家機關對其所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進行的解釋，或者授權其他國家機關進行的解釋。
在我國立法解釋有三種情況：一是有關國家機關對其本身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所作的解釋。如《立法法》第31條規定：「行政法規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者作出補充規定的，由國務院解釋」；2001年《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33條規定：「規章解釋權屬於規章制定機關。二是有關國家機關根據憲法和法律所作的解釋」。如《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憲法和法律；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下稱《決議》）中規定：「凡屬地方性法規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由制定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解釋或作出規定」。三是有關國家機關授權其他機關進行解釋。如國務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實施辦法》第30條規定：「本辦法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負責解釋。」也就是說，立法解釋不僅包含全國人大常委會，而且也包括所有立法主體。因此，我們認為廣義的立法解釋較全面的表達和反映了我國現有的立法解釋體制，本文亦主要采廣義之說進行分析介紹。
㈧ 加強立法是什麼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在聯合國的歷史上，至今為止，一共舉行過3次海洋法會議。第1次是1958年2月24日至4月27日在日內瓦召開的；第2次是1960年3月17日至4月26日在日內瓦召開的；第3次從1973年12月3日開始，先後開了11次共15次會議，直至1982年4月30日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簡稱UNCLOS）。
第1、2次海洋法會議，由於當時歷史條件所限，參加會議的國家中，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只佔其中半數。會議通過的4項日內瓦海洋法公約，即《領海和毗連區公約》、《公害公約》、《公海漁業與生物資源養護公約》和《大陸架公約》，不利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廣大沿海國家）維護主權和海洋權益。而第3次海洋法會議是一次所有主權國家參加的全權外交代表會議，此外還有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成員參加，一共有168個國家或組織參加了會議。也是迄今為止聯合國召開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國際立法會議。會議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斗爭的結晶。
該《公約》共分17部分，連同9個附件共有446條。主要內容包括領海、毗鄰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群島國、島嶼制度、閉海或半閉海、內陸國出入海洋的權益和過境自由、國際海底以及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環境保護與安全、海洋技術的發展和轉讓等等。
其中，有些內容是對舊的法律制度作了進一步的修改、完善。例如，對領海寬度的確定，對大陸架邊緣的界定等；有些則是新建立起來的制度，如群島水域、專屬經濟區、國際海底等等。《公約》是國際間多種勢力相妥協的產物，難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甚至嚴重缺陷，但就總體而言，仍不失為迄今為止最全面、最綜合的管理海洋的國際公約。自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以後，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同霸權主義做了不懈的斗爭，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產生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該《公約》於1982年12月在牙買加開放簽字，我國是第一個簽字的國家之一。按照該《公約》規定，《公約》應在60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之後1年生效。從太平洋島國斐濟第一個批准該《公約》，到1993年11月16日蓋亞那交付批准書止，已有60個國家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就意味著該《公約》到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我國於1996年5月15日批准該《公約》，是世界上第93個批准該《公約》的國家。
國際干預公海油污事件公約
國際干預公海油污事件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lating to Inter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in Cases of Oil Pollution Casualties，1969)為確定沿海國對公海發生油污事件損害利益採取干預措施而簽訂的國際公約，簡稱《干預公約》。1969年11月10~29日，由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海上污染損害國際法律會議上通過。1975年5月6日生效。共17條和1個附錄。
主要內容：在發生海上事故後，如有根據地預計到將造成嚴重後果，沿海國有權在公海上採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減輕或消除由於海上油類污染或污染威脅而對其海岸或有關利益造成的「嚴重而又緊迫的危險」。但是，沿海國所能採取的只是那些被認為是必要的措施，而且必須與實際造成的損害或勢將發生的損害相適應，不應超出為達到防污目的而採取的必需措施范圍，並應在達到此目的後立即停止行動，而在採取任何措施之前，應與有關利益方(包括船旗國、船舶所有人和船上所載貨物的所有人等)進行協商，在情形允許的情況下，還應與為此目的而聘用的獨立專家進行協商。沿海國應對超出公約所允許採取的措施所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締約國之間的任何爭議，如果不能通過協商解決，經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可以提請調解，倘調解不成，則提請仲裁：有關調解和仲裁的程序要求，公約附錄作了具體規定。適用的「船舶」是，任何類型的海船和任何浮動船艇，但為勘探和開發海床、洋底和海底資源的設備除外，且不適用於軍艦或國家擁有或經營的並在當時僅用來從事政府的非商業性服務的其他船舶。沿海國可干預的「海上事故」是指，船舶碰撞、擱淺或其他航行事故，或是在船上或船舶外部發生的對船舶或貨物造成物質損失或有造成物質損失的緊追威脅的事故。截至1995年12月31日止，已有67個國家加入該公約。我國於1990年2月23日加入，1990年5月20日對我國生效。
㈨ 立法解釋的作用
立法解釋是一種完善補充法律的重要手段，又是介於立法和法律實施之間促進法律 實施的一種技術，在某種程度上，立法解釋對於衡量是否為違法行為具有決斷作用。具體說立法解釋有以下作用： 在有些情況下，立法解釋實質上起著修改法律的作用，它可以改變法律原意，賦予那些已不適應客觀現實的法律條文以新的含義。有些法律條文修改起來非常困難，而不修改又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為此有時只有通過解釋來打破窘境。當然，通過解釋改變法律條文的原意必須十分慎重，應嚴格遵守解釋規則，符合語詞與邏輯規范。
立法解釋具有修改法律的作用。但筆者認為不能公開允許和提倡以解釋法律來代替修改法律，否則會對法制的權威和統一產生不利影響。解釋法律和修改法律不是一回事。在國外修改法律是議會的權力，解釋法律是最高法院的事。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雖可制定法律，又可解釋法律，但是它可解釋憲法，就無權修改憲法。顯然允許以解釋來代替修改法律是有害的。 這是一項特殊的立法解釋，與其他法律解釋不同的是，憲法解釋機關的專一性。它不存在對憲法的立法解釋和執法解釋的區分問題，對憲法的解釋都是立法性解釋，具有最高權威。憲法解釋只能由一個專門的最權威的機關來實行。憲法解釋機關專一性，並不意味著只能由立法機關進行解釋，相反，在西方國家，有權解釋憲法往往不是議會，而是最高法院或者憲法監督委員會。在我國，解釋憲法的機關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此外，任何人或組織都無權對憲法作出有法律約束力的解釋。
憲法解釋的必要。解釋憲法是憲法實施和發展的重要手段。這主要是因為:憲法雖然有些規則條文，但條文含有更多的原則性。由於原則的特點是概括性，其含義比較模糊和不確定，實施起來就特別需要解釋。同時，憲法與其他法律相比具有更長的適用時效，就是說，憲法需經得起歷史發展的考驗。一部好的、穩定的憲法，要能適應時代的發展，除了憲法制定得好以外，充分運用憲法解釋是一門重要技術。可見，要實現憲法規范的直接適用性和規范性，使憲法具有較強的適應現實能力，憲法解釋是不可缺少的。
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是一體。解釋憲法就是為了使憲法得到適用實施。憲法實施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按憲法原則精神去制定法律和規范，從而保障憲法得以落實。所在，實施憲法的關鍵是監督審查法律規范是否與憲法的原則精神一致。而要審查判斷法律規范是否與憲法一致的前提，就要闡明憲法條文的含義。所以，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是不能分開的，各國情況大致如此。美國和日本的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由聯邦最高法院行使。德國和法國的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由憲法法院和憲法委員會進行。我國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
憲法解釋一般是因憲法實施過程中碰到的問題提起，通常不是事先抽象解釋，而是事後的，隨具體案件進行的。就憲法中原則性條文的立法精神、含義、行為的界限作出確定的說明，使人們能根據這個說明准確判斷某一行為或法律文件是否符合憲法。 這里的法律是狹義的，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法律從它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看，處於中間層次，上有憲法，下有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它的這種地位決定法律解釋的重要性和廣泛性。法律對社會規范的廣泛性和它承上啟下的地位，決定法律規范有雙重特點。一方面，對社會行為作出具體規定，能直接適用，這是些規則性條文。實踐中，對規則性條文提出的解釋，大量屬於法律實施中對條文理解不同和具體應用性解釋。這主要由司法和行政部門解釋。有些法律不是由司法和行政機關執行，而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其工作機關直接實施的，如選舉法、代表法、議事規則和有關國家機構的組織法等，實施中的具體問題，一般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或法制工作委員會解答。在法律的規則性條文中，也有少量涉及到明確法律界限、含義和補充意義的解釋。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立法解釋。另一方面，由於法律適用廣泛性要考慮各地方、各部門的具體情況和技術性問題，法律有時只能作比較原則的規定，因而有些原則性條文的適用往往需要解釋。這些條文適用大多又是間接的，它依賴於其他法規和實施細則來落實。法規和實施細則與法律不協調和矛盾時、需要對法律進行解釋。這方面的解釋主要是立法解釋。通過解釋。以確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是否符合立法原則、精神。
對法律的立法解釋權，憲法明確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所以在法律的附則中一般不規定解釋權條款(許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有解釋權條款)，常委會也很少將法律解釋權授予他人。由於對法律解釋權缺乏充分認識，加上兩個月一次常委會難以適應實際中經常提出法律解釋的要求，常委會實際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釋權。實踐中，不管是對法律條文界限的闡明，還是法律適用中的具體理解問題的解釋；都由執法部門和法工委進行。於是，不斷有學者批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失職，最高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和法工委解釋越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應重視解決這個問題，行使立法解釋權。解決這個問題有個相關的技術問題，就是區分法律解釋和法律實施中具體問題解答的界限。當然，要想弄清這個問題的絕對界限是不可能的、目前，人大常委會能做到對一些重要的，特別是對有關國家機關和組織提交的對法律條文意義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解釋就可以。 國務院承擔兩種法律解釋任務，一是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在實施中對具體問題所作的解釋叫行政解釋。另一種是國務院對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規所作的解釋，叫立法解釋。我們現在研究的是後者。大量的行政法規是基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能而制定，一般比較具體，可直接執行，它不需要再制定具體規章或法規來貫徹實施，操作性比較強，因而需要作的立法解釋較少一些。但實際上，由於立法的指導思想、經驗和技術等問題，一些法規制定得比較粗，因而也需要國務院大力加強對行政法規的解釋。
對行政法規的立法解釋權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根據法律解釋體制的推論，毫無疑問是屬於國務院的。根據現行的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情況看，凡國務院自行制定頒布的法規，有些在附則中明文規定由國務院解釋;有的沒有規定由誰解釋；有些主要涉及部門管理和專業性較強的行政法規，明確授權由部門進行解釋；如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在附則中明確該條例由證券委員會負責解釋。如果是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准頒布的法規，大多都規定由制定部門解釋。凡沒有明確授權部門解釋的行政法規，都由國務院解釋。 對地方性法規的立法解釋權，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對地方性法規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進行解釋或作出規定。可見，地方性法規的解釋權由省級人大常委會統一行使。因為，這里的地方性法規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規和它的常委會制定的法規;省級人大常委會批準的省會所在地的市和較大的市制定的法規；民族自治州、自治縣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然而，在實踐中，對地方性法規的立法解釋並不是這么統一的。地方性法規對法規解釋權現有四種情況:一是在地方性法規的立法程序法中規定立法解釋權屬省級人大常委會;二是在法規附則中規定法規解釋權屬人大常委會；三是在法規的附則中沒有規定解釋權條款;四是將法規解釋權明確授予其它國家機關行使。筆者認為，不管在專門法規還是在具體法規中有沒有規定立法解釋權屬省級人大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它都是屬於省級人大常委會的。所以，如果不是對某一法規解釋權進行授權，地方人大制定法規時，可以不必規定解釋權條款。對解釋權進行授權的，現在一般有這幾種情況：對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一般明確規定解釋權屬於該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會。如貴州省的自治法規都對此作了規定。對省會所在地的市和較大市的法規的解釋權，有的地方在制定法規程序的規定中，或者在具體法規中規定，由報批法規的市的人大常委會行使，如山東省人大常委會的法規制定程序法作了此規定。有的地方規定報批法規的市的人大常委會只有法規應用問題的解釋權，如寧夏的地方性法規制定程序規定中有些規定。而四川省對成都、重慶兩市制定的法規，有的附則中規定解釋權是市人大常委會，有的規定解釋權是市人民政府，有的規定為市政府的某個部門。有的地方將常委會議事規則的解釋權授予給主任會議，將常委會聯系代表工作條例的解釋權授予給省人大代表工作委員會，有的直接將解釋權授予給政府及有關部門。可見，地方性法規的解釋權各地實際做法很不一致。
㈩ 全國人大法工委所作出的法律解釋是立法解釋嗎
我國法律解釋制度分為立法解釋和具體應用解釋兩種，（應用解釋包括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1954、1978、1982年憲法和2000年立法法均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根據立法法第四十二條，最高立法機關關於法律問題的解釋是完整的、當然的立法解釋。
除此之外，還並存由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組成的「具體應用解釋」；雖然立法法沒有明確肯定這種制度，但也沒有明令廢止支撐這種制度的有關法律文件，如195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解釋法律問題的決議》、1981年《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1979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等。具體應用解釋的主體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及其組成部門、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其中，由「兩高」對於在審判、檢察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行使司法解釋職能。因此，立法與司法乃至與之相適應的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的區別，無論在字面還是法理依據上均是很明顯的。不時出現的高級傳媒的失誤，從另一個方面實證了普法工作的必要性、長期性、艱巨性。
行政解釋 是指特定的國家行政機關對法律、法規、規章的含義、適用、具體執行等所作的說明。它包括行政機關對上級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如何具體運用所作的解釋，稱為執行解釋；還包括行政機關對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規、規章的含義和適用所作的解釋，稱為制定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