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立法引領改革中國工商報社
1. 中國工商報社,中國工商報社刊登公告怎麼辦理何時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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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工商報社怎麼樣
簡介：
法定代表人：劉琳
成立日期：1993-12-18
注冊資本：1300萬元人民幣
所屬地區：北京市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
經營狀態：存續（在營、開業、在冊）
所屬行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公司類型：全民所有制
英文名：China Instry and Commerce Newspaper Office
人員規模：100-500人
企業地址：豐台區花鄉紀家廟
經營范圍：《中國工商報》的出版(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報紙、期刊、工商行政管理業務知識及有關方面的法律、法規、政策匯編、經濟方面的書籍的出版、印製、總發行;承辦《中國工商報》報紙國內和外商來華廣告業務;代理國內報紙廣告。(依法須經批準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一、降低公司的運營成本。 1、降低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現行公司法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的資本最低限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過高的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不利於調動出資人的積極性,並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不利於外資的進入。因此,注冊資本最低額的限制應根據公司的經營方式的不同而靈活的掌握。 2、減少制度規則為公司設立增加的成本。為了簡化投資設立的手續,我國公司法的改革應確認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即公司依公司法所規定的條件在工商行政機關注冊登記而成立。以前公司的設立方式有特許主義,行政許可主義,通過這兩種方式設立的公司都需要政府的審查。公司設立依准則主義並不是排斥政府的一切審查,它只是要廢除政府主管部門對公司法人成立的審批,而不是廢除公司登記機關的審查。公司實行准則主義設立的方式是在糾正市場准入的限制的競爭中向前邁進了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減少了不必要的成本。 二、不斷改進和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的經營風險。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和制衡機制,即通過一種制度安排來合理地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保證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經營者對所有者利益的背離,其主要特點是對股東、董事會、監事會及管理層所構成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內部治理。 1、健全股東大會制度,落實股東大會作為權力機構的法律地位。股東大會是股東行使監督權、表決權和知情權等一系列權利的重要平台。在中國,股東大會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權利並無實際上的權利,有些公司的股東大會被大股東操縱控制,而有些股東大會議事程序不規范。因此,在公司法的改革中,應在健全股東會的具體規則上加以詳細的規定,確保股東大會及時、順利地召開,使有表決權的股東能夠按自己的內心真意行使表決權,保護股東合法的權益,推進股東大會運轉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2、完善董事會制度。董事會是一個通過召開會議集體行使表決職權的機關。一般情況下,董事會是由若干董事組成,通過董事行使表決權來做出決定。不同的董事會制度對董事會的獨立性及科學的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影響很大。因此構建一套合理的董事制度對完善公司治理至關重要。 其一,設立專門委員會。完善董事會制度應從董事會的組織機構入手,保證董事會有一定的獨立性,避免董事會成為大股東操縱公司的工具。目前,外國公司董事會制度就是在董事會下設立各專門委員會,以保證董事會能做出獨立、合理公正的決議。 其二,完善董事會的動作機制。健全的公司組織機構是完善董事會制度的前提,但是公司機構的有效運作是實現組織機構設置的目的,保障董事會能夠對公司的經營、市場的變化做出迅速的反應,並且能迅速化解經營中出現的風險。它主要包括董事會權力的完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的完善及對董事會會議瑕疵救濟的完善。首先,董事會的權力是私法上權力,不同於公法上的行政權力,它是一種私法自治的擴張和補充。董事會實際上代行著公司的權力。其次,從董事會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是上看,董事會的會議頻率應合理化,而不用強制的法律條文加以規定。同時,為了避免董事會成為某些人爭權奪利的工具,董事會必須牢牢掌握會議議程,如明確會議前的准備工作,完善並嚴格遵守董事會會議召集程序,而不能任憑經營者操縱董事會會。 3、有效發揮監事會的監督職能,是保證公司治理中權力制衡機制的重要方面。在我國,監事會職能虛化的現象十分嚴重,上市公司出現了內部人控制,大股東侵害小股東的利益,公司股東利用職權進行違規的關聯交易或對披露的財務報表造假等一系列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的上市公司監事會監督不力,也因此引發了社會經濟問題。首先,法律規則沒有完全體現監事會制度的本意,許可權不完備、手段缺乏、義務不充分。其次,信息嚴重不對稱導致監事會無法監督。公司的信息最容易被接近信息的執行業務的董事,經理層獨占,監事會完全依靠經理層提供的信息進行監督,或根本得不到應有的信息而無法行使監督權。因此,保持獨立性是監事會有效履行監督權的根本前提,而且監事會要形成激勵約束機制,強化監督會的責任,保障監事會責、權、利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充分發揮監事的積極性,確保監事會的監督作用。 三、不與WTO 規則相悖。 為更好地與國際上各國及WTO規則的順利接軌,我國應在公司法改革中實現外商投資企業與公司法的並軌,賦予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我國從1979年陸續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資企業立法,這三部外商投資企業立法對於吸引和規范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與經營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三部法律已不在符合國際的公司治理結構,也大大落後於中國現行公司立法。為了鼓勵外商投資,應盡快廢止這三部外資企業立法,實現外資立法與公司法的並軌。
4. 中國工商業改革崛起原因及發展
1.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
解放初，中國社會結構呈現出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四大階級並存的硌局。這四個階級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被歸入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個階級在國旗上用四顆小星加以指代，四星半環所向的大星則是共產黨的象徵。當時的經濟，在城市是經國營企業為主，存在著個體工商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私營企業；在農村則是耕者有其田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上述紗劉結構和階級結構的組合，被毛澤東稱為「新民主主義」。早在1940年毛澤東就指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則是「要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1949年6月，他對想像中的第二步作了比較明確的勾劃，即在城市裡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私營企業實行「國有化」，在農村實行「農業社會化」。為了完成第一步到第二步過渡，1952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一條指導路線，並在1953年6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此做出了完整表述。1954年，毛澤東的這個提議以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名義，正式載入國家憲法。這條總路線規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其實質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所謂社會主義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 制。毛澤東認為，唯有進行這樣的社會主義改造，才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向前發展。
2.兩顆星星的隕落
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從1953年的試點開始，幾億農民由政府組織，先後參加了規模較小、以股份制為基本特點的初級合作社。隨後不久，初級合作社又演變為規模較大、由合作社集體購買了股權的高級合作社，這一演變到1956年基本完成。1958年，高級合作社再以合並的方式，進一步擴大經營規模，組成了人民公社。
總路線所規定的城市社會主義改造在1955年和1956年進入高潮，手工業組織成為合作社，民族資產階級 私營工商業變為政府管理的公私合營企業。後來，政府又以收買股權的辦法，對公私合營企業實行國有化，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表明，到了1958年，公私合營企業已全部消失。民族資本家的財產雖然沒有遭到沒收，但是在賣給國家之後，變成了存入銀行的貨幣，作為資本的財產演變成消費性財富。結果，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喪失了決策權和經營權以及對於產品分配的控制權，在社會關系中也失去了對於工人的主宰地位，作為一個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從中國的社會層次結構中消失了。五星國旗上的一顆星於是在和平改造之中悄然隕落，與民族資產階級同時隕落的另一顆星星是以小業主為主體的城市小資產階級。
3.A型結構的誕生
由於普遍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集體制，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僱傭和被僱傭、支配和被支配的傳統社會關系瓦解了，馬克思所定義的階級結構消失了。但是這一事實並不說明社會分化已經不復存在，恰恰相反，無論在個人層次還是在群體層次，在經濟收入和生存機會以及名譽聲望諸方面依然存在著以不同權力來源為基礎的群體差異，從而形成了一個新型的社會層次結構，我們稱之為A型結構。
(1)城鄉分割
A型結構的最大特點之一是農民和城鎮居民的二元分化。農民也叫「農業人口」，城鎮居民則被稱作「非農業人口」。在A型結構轉型前夕的1978年，前者約佔全國總人口的82%5，後者佔18%。這兩部分人具有以下顯著的不同：①政治權力的差異。農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接受政府的全面領導，而代表政府的各級官員以及辦事人員全部屬於非農業人口。②經濟地位的差異。主要表現為城市對農村的剝奪，具體做法有兩點：一是對工農業產品實行「剪刀差」價格制度，為發展城市工業積累資金。根據1988年的估算，國家用這種方式從農民手中拿走的資金達6000多億人民幣，這筆資金相當於1988年中國全部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凈值之總和。①另一種做法是壟斷經濟資源和發展機會，限制農村興辦工業。③經濟收入的差異。以1978年為例，城鎮居民中年均工資最高的行業與最低的行業相比，職工的工資相差66%。②在農村中?杖胱罡叩墓愣胱畹偷母仕唷⒑穎畢啾齲司杖敫叱黿?lt;BR>一倍，但是非農業人口的年收入則是農業人口的2.4倍，有的學得認為，③如果把城鎮住房和各種補貼包括在內，城鄉收入的比例可能高達3：1至6：1。④福利待遇相差懸殊。在城鎮居民中，大部分人是全民或集體所有制職工或國家幹部，享有終生免費醫療和領取退休金養老金的待遇。城鎮居民還對基本生活物資享有穩定供應，包括糧食、食油和肉類等，旱澇保收。農民則不享有上述福利待遇。⑤社會地位的差異。在人們心目中，城鎮里地位最低的居民也高於農民。因此，取消犯罪分子的城鎮戶口，把他們送到農村落戶也是一種嚴厲的懲罰。
自1949年至1978年，城鎮之間的差距明顯擴大④。政府通過實行戶籍制度和糧油控制，實行工作分配製度以及由工作單位安排住房和福利的制度等等，限制農民自由流向城市，特別是1930年之後，農民雖然羨慕城鎮居民的身份，但只能憑借極少的招工、招生以及參軍和提干機會，才能轉為非農業人口。從1961年到1978年，城鎮居民在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一直穩定在17-18%的水平，⑤他們 和農民分屬兩個具有僵硬界限的「世界」，這兩個世界的公民身份基本上是與生俱來、至死難易的。這一特點加上前面列述的各方面差距，規定了城鎮居民和鄉村居民身份的半等級性質。
(2)農民內部的均質化
A型結構的另一顯著特點是鄉村等級內部呈現准均質化。昔日的地主、富農和貧雇農之間的層次對照無影無蹤，生產資料全部歸集體所有。為了避免收入的兩級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政府一方面鼓勵農民發展集體經濟，一方面禁止他們發展私營貿易和私營商品性生產。每一戶農民有權經營一小塊所有權屬於集體的自留地，從事自給自足的生產，主要收 則要通過勞動付出從集體獲取。在每一外村子裡，農戶之間的收入差異微乎其微。有極少數農民在社辦企業或大隊企業里當工人，這一部分農民工在分類上仍是農業人口，在收入方面這部分農民略高於一般農民。因而總的說來，對鄉村等級可以用內部均質化加以概括。
(3)城鎮居民內部的社會分化
城鎮居民與農民不同，根據權力基礎、物質收入、名譽聲望的互動關系，可以把他們劃分為領導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遍職工三個社會階層。領導官員群體包括執政黨和政府機構的各級官員，也包括企、事業單位具有行政權力的各級官員，他們的權力基礎是作為中央集權體系之組成部分的各級領導職位。知識分子群體包括具有大專科畢業生以上文憑，但是沒有擔任領導官員職務的人士，也包括在各個領域從事文職工作的非大學畢業生，如小學教員，前者是高中級知識分子，後者是小知識分子，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從事腦力勞動。第三類群體包括工廠的工人、商店的營業員和辦公室的勤雜人員等，也就是領導官員和知識分子以外的一切其它職工，均以體力勞動為生，可以視為普遍職工，或稱之為、工人群體」。
從經濟收入來看，盡管政府在城鎮也推行了准平均主義的分配方針，三大群體之間仍然存在比較明顯的差距。在1958年之後，城鎮里已經不存在私營企業利潤和股份紅利，除了數量級小的原民族資本家可以獲得可觀的銀行利息以外，對於其他居民來說，工資基本上是收入的唯一來源。政府規定了嚴格的工資等級和工資標准，參照各地區的傳統消費水平和物資價格差異，全國被分為11類地區，在每一個地區之內，具有同一工資級別的人享有同量工資，如在不同地區工作，則領取不等量的工資。第11類地區的工資是第一類同級工資的1.3倍。因而，要了解社會階層的收入差異，必須研究同一類地區之內的工資差異。以屬於6類地區的北京為例，依據1956年規定的工資標准(大體上也是其後20多年間實行的標准)，領導官員的工資區間是49.5元(行政23級)至644元(行政1級)，知識分子的工資區間是26.5元至345元(相當於行政5級)。普通職工的工資區間是23元至89.5元。領導官員的最高工資相當於普通職工最高工資的7倍，相當普遍職工最低工資的28倍。知識分子的最高工資相當於普通職工最高工資的4倍。
再看權力分配。在這主面知識分子與普通職工差別不大，領導官員則處於支配 ，他們控制著國計民生，其管理范圍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以及日常生活等諸方面，管理對象不僅包括知識分子和普通職工，也包括整個鄉村。
在名譽聲望方面，領導官員明顯高於普通職工。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聲望在1949至1966年間也高於普通職工，但在文革期間，其聲望受到嚴重削弱，被非正式地排 在8類社會異己分子之後，名曰「臭老九」。
綜上所述，在城鎮中，就綜合指數而言，大致上可以認為存在著社會階層差異，即領導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職工這三大社會群體的差異。
二、第二次變遷
1.國家指導路線的轉變
1978年，理論和思想界展開了一場關於真理檢驗問題的大討論，通過這場討論，在人民心目中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一觀念。辯論結束後不久，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並將經濟建設作為黨的中心工作，其後又相繼提出了一系列指導和維護改革的理論，主要包括：①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決定論〖CD2〗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能夠規定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②主要成分定性論〖CD2〗國民經濟的主要部分確保公有制，小量的私營工商業活動改變不了全局的社會主義性質；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CD2〗目前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生產力的水平還很低，在這種形勢下，私營經濟具有輔助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在總的生產力大大發展之後，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體制便會自然演變成為更高級的、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④生產力中心論〖CD2〗差別一種事物是進步還是倒退，其衡量標準是看其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凡是有利於解放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都是進步的，都是要予以支持。上述理論的提出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基礎。
2.經濟體制改革
1979年，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展開，這一農村改革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①把生產資料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維護原有 的生產資料(土地)所有制，但允許農民以戶為基礎獨立經營生產；②允許農民從事農業以外的私有經營；③允許農民僱工或被雇；④鼓勵鄉鎮和村發展集體企業，從而為近年來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條件。
城鎮經濟體制改革繼農村改革後於1985年全面展開，其主要內容包括：①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實行各種責任制，經營自主權逐步擴大；②允許外商獨資經營或中方合資經營企業；③允許城鎮居民興辦個體工商業，或合資合作經營；④允許私營企業僱工；⑤開辟經濟特區，在特區內以極其優惠的條件吸引外商投資。
3.私營經濟的崛起
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催動下，私營經濟在1979年後在城鄉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私營工業從1978年的零點起步，到了1990年，產值已佔全國總產值的10%。1989年在城鄉注冊的僱工在8人以上的私有企業共90789個，其中工業企業僱工142萬。私營工業的產值，加上公私合營、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的工業產值，按當年價格計算，在1990年相當於1949年民族資本家工業產值的14.9倍，與1957年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前夕的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工業產值相比，高出4.6倍。
除此以外，僱工在8人以下或者根本不僱工的個體工商業也在城鄉迅速發展起來。1990年注冊的個體工商業戶已達到1300萬個，⑥個體工業的產值為1290億元，相當於1949年同類產值的40倍，相當於1957年同類產值的221倍，比1957年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尚高5.9倍。⑦
4.社會層次的重新構建
私營經濟的發展引起了社會層次的大規模同步變遷，從而導致B型社會結構的出現。在B型結構中，領導雇員與知識分子這兩個階層在社會實力和地位上與A時期相比變化不大，鄉村等級的最低地位尚未根本改變，最主要的實質性變化表現在：第一，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一個私營企業家群體，這些私營企業家以私人資本為資源，僱傭和支配工人，追逐企業利潤，積累私有財產，運用市場機制，其經營目的、手段和方式 均屬資本主義方式。他們的資產價值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仍然占很小的一部分，在政治上也沒有形成協調的舉足輕重的力量，但是這個群體擁有很強的發展活力。以1990年為例，僱工在8人以上的私營工業以及私人參與投資的工業企業，其生產率為人均41465元，相當於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2.2倍、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的2.9倍。⑧可以預料，只要政府不加限制，這一群體勢必會繼續擴大。目前，私營企業家的經濟收入一般明顯高於領導雇員和知識分子，不過在政治上要接受領導雇員的管理，其社會聲望略低於知識分子。
社會層次結構的另一顯著是橫跨城鄉出現了一個以個體工商業者為骨乾的小資產階級。1990年個體工商業者之中僅城鎮居民就有671萬人，相當於城鎮勞動者總數的4.6%。⑨個體工商業者，無論屬於城市等級還是鄉村等級，都有自己的資產，並且是以個人資產為基礎經營企業，其經營目的是賺取利潤，其運行方式是依靠商品市場的調節機制，他們同私人企業家的主要區別有二：①前者直接參加勞動，自食其力，或者只僱傭少量工人，後者主要從事決策和組織管理；②無論在社會實力、經濟收入還是名譽聲望方面，前者均低於後者，是擴大後者群體的後備軍。
社會層次的第三個顯著變化是，大批農民加入了農民工群體，其中一部分進入鄉鎮企業，一部分進入新興的農村私人企業，還有一部分湧入城鎮和各種企業做工。1978年鄉鎮企業的農民工共有2827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8%，1990年發展到9265萬人，占農村總過去力的18%。這些具有農民身份的工人形成一個邊緣階層，介於城市工人階級與純粹農民階級之間，可以視為工人階級的一個特殊階層。
社會層次的第四個顯著變化是，由於新生的私營企業家群體和個體工商業者群體橫跨城鄉，由於農民工群體的迅速膨脹，經濟體制改革之前的城鄉二元等級界限開始模糊，階層分化不再局限城鎮等級的內部，而是開始覆蓋整個社會。
B型結構的最後一個重要特徵是，各階層之間的經濟收入差距拉大，農村收入的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2366增至1988年的0.2950；城鎮的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16增至1988年0.23。全國的歐希瑪五分位指數(Oshima index)由1983年的4.68倍增加到1988年的5.67倍。(10)這種收入差距在1988年後仍在進一步擴大。
三、現有主要理論的相關性
以上簡要介紹了解放以來中國兩次社會層次變遷的過程和結果，餘下任務便是解釋為什麼會經歷這樣的變遷。為了深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首先考察現有的主要社會分化理論。
1.戴維斯(K.Davis)和穆爾(W.Moore)的功能主義理論
戴維斯和穆爾1945年發表了一篇廣受重視的功能主義論文，文章認為，沒有社會層次分化的社會是存在的，因為組成社會的位置，其功能重要性大小有別，能夠勝傷各類工作的人士多寡不一，為了保證位有謀者，人盡其職，特別是為了鼓勵訓練有素、出類拔萃的人士去承擔最重要的工作，對各類工作的報酬只能實行差別分配製，使功能的重要而人才供應又很短缺的社會位置得到較高的報酬，這樣便會自然產生社會分化。社會的不平等是不自覺演變而成的驅動機制。如是，戴維斯和穆爾抓住了社會層次分化的兩個決定因素，一是社會位置的功能重要性，二是各類位置的人員供應的短缺程度。他們認為，這兩個因素可以解釋社會層次分化的普遍現象，分化類型必須根據這些基本原則加以描述。
戴維斯和穆爾所要回答的是人類社會為什麼會發生層次分化的一般性問題，而不是本文所關注的為什麼會產生某種特殊分化結構的具體問題，因而他們的理論不能直接解決我們的問題。不過，戴維斯和穆爾關於如何對待具體分化類型的提議是頗有價值的，它 告訴我們要分析那些影響兩大決定因素的制約條件。從他們的提議可以得出 這樣的結論：在過去的43年裡，中國之所以會產生兩種不僅與傳統不同而且彼此之間亦不相同的社會層次結構，首先是因為新的制約的條件不同於傳統的制約條件，其次是因為兩類新的制約條件之間存在著重要差別，事實正是如此，從前兩部分的敘述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差別在於主導性路線。辛普遜(Richard Simpson)曾經指出過分析文化價值對於應用戴維斯和穆爾理論的重要性，不過本文所要強調的不是一般性文化價值，而是支配性路線，即維護國家生存、指導社會發展的路線，這一路線受認和基礎、哲學與價值觀等因素的制約。在毛澤東領導下推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和准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是一種支配性路線(下稱A型)，鄧小平領導下的改革開放路線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原則是另一種支配性路線(下稱B型)。A型路線否定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功能，同時否定大幅度收蓋差距，將其視為滋生階級差別的條件，正是這條路線導致A型社會層次結構的誕生。B型路線與A型不同，它承認私營企業有限功能，肯定收蓋差距對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驅 動作用，這一路線導致了有產社會群體的復甦和B型社會結構的產生。A型與B型這兩種路線均有別於解放前的支配性路線，因而A型與B型社會結構均相異於新中國建立前的社會結構。顯然，主導性路線能夠對社會位置相對重要性確立標准，對如何解決社會位置的人員供應問題制定方案，並且據此制約社會層次結構的內容和性質。戴維斯和穆爾沒有明確提出主導性路線對社會分化的巨大影響，這是他們功能主義理論的主要疏漏之一。
2.行政控制論
波羅茲(Jozsef Borocz)在研究前蘇聯和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層次結構時指出，在這些國家裡，政府享有至尊的社會地位，主掌著經濟箕 他一切社會領域，國家政權就是在此種邏輯 的作用下形成的。這種社會層次結構與中國的A型社會層次結構大同小異。
行政干預的確是制約中國分化的必要條件，但是這個條件並不充分，行政干預不能解釋這樣的事實，在解放後的40多年間，行政干預的基本原則雖然沒有根本變化，但是卻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層次分化模式，顯然這種差異起源於其他因素，這個因素便是前面提及的主導性路線，它的差異規定行政干預內容的差異，從而也就導出了社會分化有不同模式和結構。
3.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
有許多學者，如莫頓(Robera Mortcn)、布勞(Peter Blan)和柯塞(Lewis Coser)，主張從社會結構的內部去尋找社會變遷的原因。他們所說的社會結構，批的是社會群體、社會位置和社會角色之間的關系。在他們看來，這些關系包含在內的矛盾和張力，而矛盾和張力便是社會結構變遷的根源。這個見解雖然很有價值，但量帶有封閉性考察模式所故有的局限性。實際上，社會結構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因素的作用，因而在研究社會結構的變遷成因和條件時，不能只看到社會結構的內部矛盾。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考慮到了社會結構 的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他指出：人類在以社會性生產方式創造生存條件時，形成不可缺少的特定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與物質生產力發展的特定階級相對應，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賴以產生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並產生與之相對應的特定形式之社會意識形態的真正基。在一定的發展階段里，社會的物質生產力會與現存的生產關系發生沖突，這些生產關系由生產力發展的外在條件變成了策略力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整個巨大的上層建築便會或多或少地發生變革。
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關系就是各個社會群體、尤其是各個階級之間的關系，含有社會層次結構的意主。可以看出，在馬克思理論中社會層次結構其依據是經濟結構，即生產關系，而經濟結構的依據是生產力發展的需求，換 言之，社會層次結構的內容和性質最終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它的穩定與變遷則取決於生產力和經濟結構之間的協調程度。這個見解與莫頓和布勞等學者的理論主張明顯不同，它的分析焦點不是社會層次內部的差異、對抗與關系調整，而是引起這些差異、對抗和調整的、處在更深層次的因素及其相互關系。
中國在經濟結構方面的兩次大的變革，從主觀意圖上看，的確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每一次變革都在客觀上使生產力的水平獲得了提高。這表明，唯物主義根據經濟結構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顯著矛盾能夠預測經濟結構必然發生變遷，向更加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面轉化，也能夠測到這種變革必然會導致包括社會層次結構在內的相應變化。
但是應當指出的是，在生產力水平既定的條件下，人們可以設計出多種多樣的經濟體制去替代原有的與生產力發展不協調的結構。比如，為了變革封建主義的農業經濟結構以推動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可以象西歐和北美那樣建立資本主義的經濟，也可以名勝1949年至1952年的中國那樣，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每一種經濟結構都導出了相應的社會層次結構，僅僅依據變革經濟結構的必然性不能解釋具體的經濟結構和社會層次結構的出現，只有肯定支配性路線對經濟秩序和社會層次結構的決定作用，承認前者所固有的主觀選擇性，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4.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文化決定論
帕森斯曾經指出，研究社會層次結構必須把分析焦點放在共同的價值結構之上，他的這一立場派生於他本人提出的行動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文化價值在控制體系中佔有最高支配地位，指導社會互動和個人行為，他明確宣布自己是個「文化決定論」者。如果應用文化決定論去分析社會分化，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的共同價值決定社會層次結構的性質。
如前所述，我們認為在研究中國的社會結構變遷時必須承認支配性路線的決定性影響，在某種意義上，這個結論與帕森斯的理論接近，但是我們不贊成帕森斯的文化決定論。首先，主導性路線並非是社會的共同價值；其次，帕森斯把文化價值當成既定因素，再去研究它如何制約社會互動和社會結構，而不是把文化價值本身當作解剖和研究的對象，結果形成了一種錯覺。似乎文化價值決定一切。實際上，文化價值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並不象帕森斯所想像的那樣，處於至高無上的支配地位。
5. 中國工商報社怎麼樣
簡介：中國工商報社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直屬的司局級事業單位。《中國工商報》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主管、主要面向工商系統發行的一張經濟法制類報紙。《中國工商報》緊緊圍繞國家工商總局中心工作，以及時、全面、准確、深入反映工商監管執法、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為報道主線，以宣傳工商法規、指導系統工作、交流監管經驗、傳遞執法信息、倡導公平競爭為主要功能，在國內有較大影響。
法定代表人：劉琳
成立時間：1993-12-18
注冊資本：13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100000000015499
企業類型：全民所有制
公司地址：豐台區花鄉紀家廟
6. 依法治國,開局之年立法推動改革評析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內體系和治理能力容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7. 工商質監葯監合並以誰為主的合並方案
工商為主。
工商局無論人數、職能、資源都是另二局的數倍以上，事實上可以理解為質監和葯監並入工商局，也可以理解為食品葯品監管職能交給工商局，取消食葯監局。
2018年3月，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總局的職責整合，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不再保留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總局。
(7)以立法引領改革中國工商報社擴展閱讀：
2018年3月，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方案提出，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職責，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職責，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總局的職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執法職責，商務部的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執法以及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辦公室等職責整合，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組建國家葯品監督管理局，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管理。市場監管實行分級管理，葯品監管機構只設到省一級，葯品經營銷售等行為的監管，由市縣市場監管部門統一承擔。
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出入境檢驗檢疫管理職責和隊伍劃入海關總署。保留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具體工作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承擔。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標准化管理委員會職責劃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外保留牌子。
將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管理。
8. 中國工商報社「關於發布新核准注冊商標集中展示的說明」
花錢做意義不大的廣告，可忽視之！
9. 中國工商時報社長是什麼級別
最多是正廳級
10. 請談一談你對我國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公司法修改中的幾個問題：
一、進一步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
我國公司法在起草時，借鑒了國外許多經驗或國際通例。但是，當時對國外許多作法未來得及全面、認真地研究和考慮，一些好的經驗未能吸取。經過六年多的研究和實踐中的比較，人們對有些經驗的認識明朗化了，因而現在有可能在更大范圍內借鑒國外成功的作法。
1、降低法定資本最低限額。 現行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不利於吸引國外的投資。現在，我國尚保留外商投資企業法律制度。一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實行「國民待遇」，實行企業法律制度一元化，過高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將意味著過高的投資「門檻」，影響國外投資者的積極性，也不利於調動國內投資者的積極性。
2、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 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規定，還存在著忽視公司資金使用效率的問題。換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法定資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資本後，不能將資金充分利用起來，導致部分資金閑置或者用於非經營活動。有鑒於此，有必要仿效國外普遍的作法，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即在公司章程中規定注冊資本總額和第一次應募足的資本額。只要第一次應募足的資本額募足了，公司即可合法成立。注冊資本總額和第一次募足的資本額之間的差額，由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在一定期間內募足。該期間的長短，由公司法明確作出規定。
3、公司設立實行准則主義。為簡化投資手續， 應在公司法修改中確認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即公司依公司法規定的條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注冊登記而成立。當然，在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之後，特殊行業的營業許可仍可存在，這是符合國際通例的。
4、結合我國公司運營中已經出現的問題， 借鑒國外行之多年的作法，應對股東（特別是控股股東）濫用有限責任原則採取相應對策，即規定「股東違反誠實信用和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濫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原則，應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二、簡化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則，突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區別
我國公司法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讓投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對兩者作出選擇。但是，現行公司法的規定，沒有突出兩者的差別。為了突出有限責任公司簡便易行的特點，可否在公司法修改中作如下改革：
1、仿效國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作法， 總結外商投資有限公司的經驗，不再設置股東會。同時，組織機構的職權作相應調整。
2、限定設董事會、監事會的范圍， 擴大現行公司法中只設執行董事和一兩個監事的作法。
3、明確允許設立一人公司， 取消有限責任公司至少有兩個股東的規定和有關國有獨資公司的規定，實行投資主體平等待遇的原則。
三、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宜分別進行
制定公司法時，恰逢在我國實行現代企業制度。而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公司製作為國有企業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因此，公司法容納了不少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容。由於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的混同進行，使公司法中出現了不少僅為國有企業改革或國有投資主體規定的規則，導致規則之間的不協調，不利於公司法的實施。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自身特點很突出的問題，將其與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進行，不利於解決這些問題。相反，單獨立法則有利於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依此思路，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諸如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財產保護、國有職工的安置、土地使用處置、國有資產的運營體制、國有股股權的行使等等，可以單獨制定為一個立法文件，譬如命名為「國有企業改製法」。而公司法修改則不必再與國有企業改革扭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應遵循的共同規則，包括國有企業改建為公司後遵循的規則。
四、公司法的修改應充分體現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並在公司所有與公司經營分離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實現其法律人格。與此相比，現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協調之處，甚至有個別明顯違背之處，要作相應的調整。
1、現行公司法第4條第三款規定，「公司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國家。」顯然，這與同一條中第一、二款規定的精神沖突。因為，所有股東出資後僅有股權，而不再對其作為出資的財產享有所有權和直接控制權。同時，公司則享有對所有股東出資形成的公司財產的全部法人財產權（首先是法人財產所有權）。為此，應刪除第三款的規定或修改為「公司中的國有股股份屬於國有出資人」。
2、借鑒國外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情況， 規定出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股東所代表的表決權法定數額，以避免在實踐中代表表決權過少比例的股東主宰股東大會現象的屢屢出現。
3、糾正現行公司法第35條第二款規定和第38 條第（十）項規定之間的沖突。前者，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後者，作為股東會會議決議事項通過，須依「資本多數決定原則」。為求其貫徹公司法精神的一致性，應統一為後者。
4、實行「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 強化公司的監督機制。現行公司法中已確認股東大會對董事、監事的監督，董事會對董事長、經理的監督，監事會對董事、經理的監督。但是，監督流於形式的問題比較突出。所以，可考慮引進國外的經驗，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部分成員中，依照法定程序，由既非股東代表又非員工代表，與公司沒有利害關系的公司外部人士充任，專司公司監督職能。當然，鑒於公司組織機構引入外部成員僅是為了實現監督，結合到我國公司組織體制中已專設監事會負責監督，也可考慮僅設「外部監事」。
還應注意到，現行公司法中有許多關於由國務院作出規定的授權，而國務院在公司法實施多年後仍未作出規定。這表明，一方面，涉及公民、法人投資權利和相關民事、商事權利的行使，應由立法機關直接作出規定；另一方面，國務院無力對此作出規定。在這次公司法修改中，應由立法機關統一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