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電視台法治頻道劉懷寅

❶ 關於當前農村社會穩定 問題的提出怎樣寫

一、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一些問題
農村社會穩定關系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局。隨著時代發展，就我國農村整體而言，農村是穩定的、和諧的，但穩定、和諧並不代表農村沒有矛盾、沒有問題，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一些隱患依然存在，並且隨時代發展又有了新的不穩定隱患，需要給予應有的重視。
一是城鄉差距持續拉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之間的差距持續拉大。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是2：1，1997年為2.6∶1，2010年已達到3.33∶1，「落差」幅度不僅遠高於發達國家，也高於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城鄉收入差距過大會使部分經濟困難的農民群體產生心理失衡和被剝奪感，甚至引發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特別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包含許多不合理因素。如果農民群體的境遇長期得不到改善，他們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將會越來越差，整個社會就可能陷入「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惡性循環，會導致一部分人心理失衡，鋌而走險，甚至走上違法犯罪道路。這樣會引起整個社會的不穩定。
二是社會保障及民生事業滯後。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覆蓋范圍窄、層次低、部分農村地區嚴重滯後。據2009年4月22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做的《2009年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情況報告》顯示，截止2008年底，農村參保人口達到4284.3萬，也就是說農村社會保障覆蓋率不足5%。同時，區域統籌不夠，東、中、西部的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差距較大。一些政策措施剛性不強，資金難以得到有力保證，與實際需要有一定差距，部分地區還存在政策落實不到位等問題。此外，最低生活保障金、養老保險還處於起步階段，合作醫療、救助制度、五保制度仍有待完善，未起到社會「穩定器」的作用，給農村社會穩定帶來隱患。
此外，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水平較低。全國規劃內仍有1.7億左右農村人口尚未解決飲水安全問題，農村規模化集中供水的覆蓋率仍然較低;農村部分地區農民出行難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還有相當部分農戶仍在危房居住。農村中小學校舍等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公共衛生服務條件仍較差，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還比較多，廣大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十分突出。這些都不利於農村社會穩定。
三是基層干群矛盾突出，管理能力弱化。當前，因干群矛盾引發的不穩定因素已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兩個方面：一是村民與村幹部之間的的矛盾。一些村幹部把權力當成「搖錢樹」，不帶群眾脫困，而是一心一意在村集體的資源上「做文章」，自己首先「致富」，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同時，由於制度建設未跟上，一些村官騙領國家給予農民的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一系列惠農補貼專款和村集體財產，或者巧立名目，用集體款辦私事、違規提款等等[1]，損害了農村集體和農民的利益。如合肥市廬陽區村幹部劉懷寅收受賄賂近1000萬元[2]。這勢必導致基層干群關系和黨群關系的惡化。二是村幹部與村幹部之間的矛盾。在村民委員會選舉中，有少數村因為家族勢力、宗派勢力斗爭而產生選舉矛盾，甚至大動干戈。特別是有的村幹部為選舉拉幫結派，操縱利用或參與普通群眾與其它幹部的矛盾，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滋生敵對情緒。三是少數村級基層組織渙散，戰鬥力不強，缺乏具有駕馭復雜局面能力的村幹部，對群眾之間的糾紛不管不問，或互相推諉踢皮球，以致造成矛盾激化。
四是農村社會治安狀況仍較嚴重。目前，農村社會治安狀況仍不容樂觀：一是各類侵財案件高發。近年來，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農村交通改善的便利條件,加之農民安全防範意識仍較淡薄，大肆進行各類違法犯罪活動。錢財、摩托、家禽等生產生活資料被盜案件屢屢發生。二是各類嚴重暴力犯罪時有發生。公安部的一份材料顯示：2006年1月至9月，全國農村地區共發生殺人案件8031起、傷害案件5.9萬起，均高於城市，一次殺死數人的惡性案件屢有發生。三是鄉村惡勢力(地痞、流氓、村霸)等橫行鄉里，欺壓百姓。特別是打架斗毆，尋釁滋事等案件居多，嚴重影響了群眾的安全感。四是涉農經濟犯罪危害巨大。一些犯罪分子採用不法手段，將劣質的化肥、假種子、假農葯、假柴油等賣給農民群眾，給農業生產造成巨大危害，激發起農民極大的不滿。五是外出打工、勞務輸出給農村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在一些青壯年勞動力外流的地方，不可避免地減弱了農村地區的自然防護能力，形成了社會治安「空心村」。如2008年發生在湖北京山縣羅店鎮徐楊村的一起命案，致6死1傷[3],均為老弱病殘。而勞動力輸出地蚌埠市政協一份「農村勞動力輸出後社會治安狀況」的調研顯示,該市有260萬農村人口，近年來，全市80%以上的盜竊、傷害、強奸、投毒、綁架案件均發生在農村。尤其是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留守家庭的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一些農民形象地說：「養豬跟豬睡，養牛跟牛睡，收了糧食草堆睡，養了魚蟹塘邊睡，反正別想在家睡。」同時,在一些勞動力外流的地方，還出現了村霸、地痞、無賴騷擾留守在家的農村婦女，如村霸霸佔留守婦女[4]，老農民五旬過後竟橫行成村霸[5]等等媒體上時有此類報道。有關調查也顯示，農村性侵害案件中有70%的受害者是「留守婦女」[6]。由於夫妻身處兩地，極易造成夫妻間感情疏遠，為此引發的仇殺、斗毆比比皆是，形成農村新的不穩定因素。以江西定南縣為例，2006年審結離婚226件，涉及外出務工人員的176件，佔78%[7]。同時,農村「留守孩」因缺乏監管，違法犯罪時有發生。
五是土地徵用、房屋拆遷、資源開發等引起的經濟糾紛日益受到關注。當前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自然資源的價值不斷得到體現，一些過去被忽視的資源隨著其價值的提升日益成為農民關注的焦點。其中尤其以土地徵用、房屋拆遷造成的糾紛最為突出。土地集農民生產、生活資料和社會保障功能於一體，最為農民看重，由於補償不到位，以及不少農民失地、失業等多方面的原因，引發了大量社會矛盾。而我國農民整體上仍處於弱勢地位,缺乏一定的公共參與渠道,當他們的合法利益受損後,一旦這種不滿情緒在大部分農民群體中產生共鳴,他們就會在制度外尋找表達願望與需求的渠道,採取大規模聚集、上訪等過激方式給政府施壓。對和諧農村建設以及和諧社會建設極具危害性。同時，市場經濟，利益之上，由於農民個體之間交往增多，也產生了不少經濟合同糾紛、經濟債務糾紛、經濟賠償糾紛、資產權屬糾紛等矛盾。這些集中表現在：(1)農民個體或家庭之間的矛盾糾紛。主要是由涉及鄰里關系的田邊地角、地界、溝渠和宅基地等瑣事引發的。(2)農民個體與村集體之間的矛盾糾紛。主要是由於土地承包等原因引起的。前些年，外出打工人員比較多，棄田私自轉讓、送人耕種等現象普遍，而國家取消農業稅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農民爭地現象比較突出，由此引發的問題已成為農村矛盾的中心之一。另一些長期積累的土地、山林等權屬不清、界限不明，土地流轉手續不規范等矛盾也逐漸顯現出來。
六是邪教活動入侵農村社會值得重視。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大，但目前農村的文化娛樂活動已遠遠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於是乎，各種邪教組織趁虛而入，紛紛上山下鄉，將活動重點轉向廣大農村。他們充分利用農民文化水平低，識別能力差，輕信迷信的弱點，加強對農民邪教思想的灌輸宣傳，蠱惑人心，導致農民思想混亂，引發社會矛盾。其主要形式是：打著宗教、科學的幌子編造歪理邪說;神化邪教頭子，對教徒實行精神控制;建立地下組織，秘密進行非法活動;不擇手段地騙錢斂財;反對政府，仇視社會;宣揚「世界末日來臨」，製造恐慌。特別是個別有政治頭腦的邪教組織者開始向基層政權滲透，腐蝕、拉攏、脅迫基層幹部。個別基層幹部一旦被他們俘獲，他們會藉助基層幹部的權力，不斷發展壯大。此種現象雖屬個別，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社會的長治久安和基層政權的穩定發展。加之邪教傳播手段狡猾，行動詭秘，很難將其徹底根除，這是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在思想領域方面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