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立法期
㈠ 立法委所立項目有效期是多少年
預防猥瑣立項目有效期是多少年？那就要看具體是哪一項法律了，不同的法律是會跟著時代的變遷而更改
㈡ 求中國立法大事年表，急
牽一法，動全局——全面聚焦《電信法》
(2004-08-30 14:04:22)
隨著《電信法（草案）》提交國務院審議的時間日益臨近，業內外人士對於《電信法》的關注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中國電信業的飛速發展，在2000年頒布的《電信條例》已經日益體現出諸多不適應，在解決問題方面也開始捉襟見肘。另外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對參與國際競爭的需求也更為迫切。諸多因素都使得出台《電信法》的呼聲漸高。記者還了解到，現在《電信法（草案）》已經基本上到了定稿階段，不久就將提交國務院審議。所有一切都在預示著出台《電信法》的時間正一步步臨近。
鑒於目前《電信法》備受關注以及其對於中國電信業發展舉足輕重的影響，本期「新電信沙龍」特邀信息產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李國斌、作為《電信法》起草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周漢華以及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長陳金橋等幾位權威人士，分別就電信立法的緊迫性、必要性、針對性以及特殊性等話題展開深入分析與探討。
主持人：郭小紅《中國電信業》主編
時 間：2004年7月
本期嘉賓：
李國斌 信息產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
周漢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陳金橋 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長
二十四年磨成一劍
通信產業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隨著電信改革以及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整個行業對依法經營、依法管制的需求日益增強。回顧我國電信立法也可以發現，早在1980年起草出台《電信法》就被提上立法日程。然而由於產業發展不成熟、缺乏必要市場環境、管制實踐存在欠缺等諸多因素，使得電信立法一直沒有實質性突破。從目前行業發展來看，以國家法律的形式規范電信市場秩序，調整電信活動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已然成為國家法制建設的一項重要的、緊迫的任務。電信活動和電信監管中的社會關系迫切需要上升為法律關系，通過具有較高權威性的法律來規范。
李國斌：無論從產業發展、市場變化、政府管制還是國際發展趨勢來看，出台《電信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都日益突出。
首先，制訂出台《電信法》是電信業發展的需要。目前電信業已經實現了由小到大的轉變，現在需要逐步推進由大到強的轉變。回顧電信業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過去電信業發展更多的是依賴於需求、政策扶持等。目前電信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機製作支撐。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實現由大到強，電信立法的需求就顯得更為明顯和強烈。
其次，制訂出台《電信法》是在電信市場新格局形成後規范市場的需求。在原來電信業由國家統一經營的情況下，對電信立法的需求並不明顯。然而隨著通信技術尤其是信息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加速了整個產業的發展，同時也使得電信業的自然壟斷被打破，進而使得產業提供者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轉變。在主體多元化的市場競爭環境下，要規范市場單靠原有的行政手段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通過制訂法律來對其進行約束和規范。
再者，從政府管制來看，也需要強調電信立法。在政企合一的情況下，政府擁有很大的權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主張弱政府，政企也逐漸分離，政府管制將成為以必須和必要為前提的宏觀管理和間接管理。面臨角色轉換，如何進行有效的管理成為擺在政府眼前的重大課題。尤其是在目前提出全面推行依法行政管理的大前提下，必須通過制訂規則明確政府的管制。對於電信業而言，因為其網路型經濟和規模產業的特性，使得政府管制更為必要，不能完全靠自由競爭來推動產業的發展，因而尤其需要通過立法明確政府的權責，以保證依法行政和依法監管。
最後，在中國加入WTO之後，要求我們通過立法來營造一個公開、公平、透明的電信發展環境，從而可以統一對待國內企業和國外投資者在電信市場上的競爭。通過制訂出台《電信法》，一方面要保障國外電信投資者在國內市場的投資利益，同時也要約束其經營行為。除此之外，電信業在新時期的發展中也在不斷出現新問題，這些不斷激化的新問題和新矛盾的解決有待於《電信法》的制訂出台。《電信法》可以說是解決這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新問題的有力措施。
周漢華：從目前電信業發展來看，制訂出台電信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從信息社會需求的角度來說，制訂《電信法》顯然是必須的。從目前的發展來看，信息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大，其增長率遠遠高出國民經濟平均增長水平。信息產業實際上已經成為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一個有力引擎。隨著社會向信息化進一步的轉變，作為提供基礎通信設施的信息產業，是信息社會發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實現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解決目前國內電信業發展中面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需要制訂《電信法》作為支撐。雖然在2000年制訂了《電信條例》，但是其在法律效力上還不夠高，而且也只能解決電信業發展中的某些問題。《電信條例》中沒有涉及到、無法解決的問題需要通過《電信法》來加以解決。比如電信市場准入問題，由於在中國加入WTO之後，電信業面臨全新的市場和競爭環境。在這種情況下，能否營造一個科學、有效、有利於充分競爭的電信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夠通過制訂《電信法》進一步完善市場准入制度。在互聯互通問題上，《電信條例》中雖然作了專門、詳盡的規定，但是在解決處罰力度上的規定還存在欠缺，還有待在《電信法》中進一步完善。另外在電信業未來的發展中，還要進一步推動電信、廣電、計算機網路三網融合，完善監管職能並有效促進監管機構建設。從這些方面來看，制訂電信法的必要性十分突出。
最後，在目前全球電信業的新一輪競爭和立法浪潮中，制訂出台《電信法》才能確保我們與全球同步而不落伍。從國際環境來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在內的各個國家紛紛制訂或者是修改各自的電信法。其根本原因就是要適應信息產業高新技術發展的趨勢，適應電信業進一步放開競爭的趨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明顯看出全球電信業又展開了新一輪的競爭，而且電信法也出現了新的立法浪潮，中國同樣不能在這個競爭當中落伍。通過制訂電信法，以進一步鞏固我國電信大國的地位。而且作為電信大國，除了在網路、業務總量等方面占據優勢外，在電信立法上打造優勢同樣必不可少。
陳金橋：在目前的競爭環境下，我們必須要出台一部權威性的、指導性的綱領性法律文件，來推動我們電信市場的有序競爭、依法監管。
雖然現在我們已有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從我國已經頒布的電信法律制度的名稱和內容來看，我國電信法律制度體系遠未形成，法律法規存在諸多缺陷。1. 數量少：面對幾千億元產值、佔GDP比例3%左右的基礎性產業，管理電信運營、電信建設和電信設備三大市場，過去6年中我國在電信法律法規制度建設領域只有上述成果令人憂慮；2. 覆蓋面窄：從法律制度的內容來看，雖然現有法律涵蓋了三大市場領域，但在針對性和有效性等方面還有待完善；3. 層級低：目前僅有一部針對互聯網安全的法律，由中央政府頒布的行政法規的數量也不多，而信息產業部以部令方式發布的部門規章和其餘內部司局下發的規範文件較多，造成法律適用性較小、權威不足，容易受到地方性法規的制約干擾；4. 體系弱：從目前的法律制度框架和內容來看，各層級法律法規沒有形成相互依賴支持的體系。在電信業發展中，法律法規種類和數量偏少、層級和權威性不高、滯後性明顯、適應性不強，同時面臨目前我國多運營商的競爭環境，種種因素都使得我們對《電信法》的需求顯得非常迫切。
另外在電信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監管的重要性會日益突出。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通信市場，維護正常、有序的市場競爭必須要做到依法監管。但是如果法律法規不健全，管制機構沒有辦法管，依法監管也就無從談起。因而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僅制訂出台《電信法》具有相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時也要求我們要圍繞《電信法》為核心，制訂出台一些相應的操作性法規，建立一整套系統的、適應新時期要求的電信法律制度，這樣才為我們監管機構提高它的執法權和執法能力奠定一個基礎。制度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其含義比法律條文更加豐富。與此同時，《電信法》的出台也有助於維護電信運營商和消費者的權益，使得電信市場的競爭、經營和消費等真正能夠做到有法可依。
《電信法》：鋒出磨礪
從我國當前的電信立法體系來看，已出台的《電信條例》、《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等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極大地促進了我國電信事業的發展。由此不難看出，依法經營和依法監管在當前和今後電信業發展中相當重要，會對電信業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產業發展不斷成熟和法制實踐不斷積累的前提下，《電信法》的出台必將為中國電信業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全面維護電信廠商和用戶的合法權益，促進產業實現由大到強的轉變，盡快與國際發展接軌。
李國斌：我們要起草一個面向21世紀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電信法，以實現在保障市場化的情況下來進行電信業的發展與監管。
制訂出台《電信法》是與其出台的主客觀背景和條件息息相關的。從目前電信業發展來看，其對《電信法》的現實需求也更明顯，目前制訂出台《電信法》的時機相對比較成熟。一方面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已對出台的《電信條例》進行了總結；另一方面對一些新問題的認識也更加成熟。從目前來看，《電信法》應主要體現以下四大立法指導思想：
首先，《電信法》應該是國家基本電信政策的綜合性反映。一方面，《電信法》一定要對電信領域中最基本的、基礎性的和具有電信業基本特徵的問題進行規范，重在基本制度設計和安排，使電信法發揮電信業憲法的作用。
其次，在《電信法》具體規范的設計上，既要考慮其是否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和我國加入WTO的基本承諾以及WTO的相關規則。又要在保證整個產業發展趨於市場化的同時滿足必須的管制的需要。
再者，《電信法》要對整個通信行業最近幾年發展改革的實踐有所反映，對行業發展改革的成果要有所體現。與此同時，《電信法》還要體現出前瞻性的特點，能夠對行業發展、技術進步以及政府管制的趨勢具有較好的預判，為未來發展留有空間。
最後，《電信法》既要立足中國國情，同時又要做到與國際接軌。在電信立法當中，諸如普遍服務、互聯互通、市場准入等問題都帶有普遍性的特點，因此在這些問題上我國《電信法》可以吸收、借鑒國外電信法的相關內容，並賦予其中國特色。這樣才能保證我國的《電信法》既能解決中國特有的問題，同時又具有國際化的特點。
周漢華：《電信法》作為一個法律，它和電信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屬於法律和社會相互關系的范疇，兩者是一種互動的關系，我們應力求實現一個平衡。
制訂出台《電信法》必定是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因為它涉及到太多技術問題、經濟利益問題、市場問題以及政府管制問題。而且從立法的指導思想來說，慎重一些，多聽一些不同的意見，才能把法律制訂得更完善一些。尤其面臨當前政資分離、政府職能轉換調整等新形勢，更應該慎之又慎。通過制訂《電信法》，一定要解決一些現實的根本性問題和制約我們電信業發展的問題，通過立法推動改革進行，提升法律的實際作用。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在《電信法》制訂出台的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比如在三網融合中體制方面的融合，如何保證電信監管機構獨立而有效地監管的問題，目前對於市場結構認識不統一的現狀，以及在反壟斷法上的欠缺等問題都使得制訂出台《電信法》成為一個重大的考驗。
因此在制訂出台《電信法》的實踐中，需要克服這些制約因素，力求實現與電信業發展的相互促進，實現對電信業發展的保障作用。通過制訂法律，有助於在電信市場上形成規范而有序的競爭，推進電信業的進一步發展。比如在市場准入政策上，可以通過進一步放開而引入更多的市場競爭；在互聯互通問題上也能夠減少爭議；在網路融合方面，能夠充分發揮技術融合帶來的巨大效益和作用，推動社會信息化進程；在政府監管方面，可以促進監管能力的提升，間接推動反壟斷制度的出台。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電信法》的制訂顯然會對我國電信業的進一步發展和騰飛，實現電信強國的目標，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反之亦然，《電信法》要實現順利的實施，也有賴於社會的經濟基礎，有賴於電信業的進一步發展。只有通過電信業的進一步發展，把矛盾和問題都暴露出來，才能為《電信法》的制訂提供條件。與法和社會的關系一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目前電信業的發展狀況決定了《電信法》的具體內容和未來走向，不可能脫離中國電信業實際情況而去照搬國外電信法。
陳金橋：《電信法》出台可為實現信息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首先，有助於形成有序、規范的競爭。信息產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制度作保障。《電信法》一旦出台，將會迅速形成以其為核心的一整套比較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這對眾多電信市場主體的經營行為和競爭行為能夠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企業該干什麼、能夠干什麼、不能幹什麼等都會變得十分明確。
其次，有助於培育良好的消費環境。沒有一個很好的市場消費環境，沒有很好的需求成長，信息產業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在《電信法》里通過規定對電信用戶的權益保護，以及對電信市場資源的配置，有助於促進電信市場需求的培養，刺激通信消費增長。
再者，有助於更好地進行資源配置。因為要實現信息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必然面臨人與自然資源協調發展的問題。《電信法》所強調的資源有償使用，對於引導包括電信資源在內的全社會的資源合理配置，能夠起到比較積極的促進作用，能夠有效促進行業增長模式的轉變。
最後，有助於推動企業自身的發展。落實到企業這一微觀主體層面上，如果有了《電信法》和一系列相關制度體系，電信企業就可以沿著正確的軌道，而不是依賴政府而發展。相對健全、穩定的制度有助於形成較好的政策環境和發展環境，能有效促進企業自身競爭能力的較快提升，企業做大做強的主動性也會大大提高，進而整個產業也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彈性法」力求自適應
面臨日新月異的電信業發展環境，同時隨著中國加入WTO後市場開放的逐步深入及全球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升，《電信法》也必須做到與時俱進。從最近國外許多國家紛紛修改電信法以適應電信業發展新格局的實例我們也可以看出，《電信法》在保持相對穩定的情況下要做到及時更新，甚至是前瞻式的更新。要以電信業發展市場化、電信市場主體多元化、必須引入競爭和市場機制等為基本判斷點，持續確保其活力。
李國斌：《電信法》要實現現實性和前瞻性、穩定性和靈活性、全球性和地區性的完美融合。
如果用時間來對《電信法》進行一下細分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大致將其分為對過去的總結、對現實的反映和對未來的安排三部分。《電信法》不但要能夠解決已經發生了的和正在發生的行業問題，還要對可以預見到的問題做好充分的提前量，部署出相應的對策。也就是說，《電信法》要在保障現實性的同時，還要能夠提出前瞻性、指導性的措施。
另外從電信立法本身而言，因為它所反映的都是電信行業最基礎性的問題，因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是由於整個電信行業的發展日新月異，因此《電信法》本身還要體現出一定的靈活性，以做到能夠積極、有效地應對一些新問題。同時在某些特定時候還需要及時進行修訂，做到與行業發展同步甚至超前。
與國外電信法相比，我國《電信法》將會體現出一些中國特色。例如國外電信法大都屬於管製法，而我國《電信法》則是以管製法為主同時兼有企業法的內容。而且在一些具體的制度方面，也充分體現了目前我國的國情。例如在市場准入方面，現在國外普遍對涉及資源和網路設施建設的領域採取許可制度，增值電信領域則完全放開。然而鑒於我國電信行業目前的發展特點，我國《電信法》中除了體現在涉及資源和網路設施建設領域的市場准入要採取嚴格條件的許可制度外，也對增值電信領域採取相對寬松條件的許可制度。
周漢華：實際上在每一個問題上，我國《電信法》都既要體現中國特色，又要體現電信法的時代特點，要實現兩者的完美融合。對於電信立法而言，要做到「宜粗則粗，宜細則細」。
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角度來看，《電信法》要考慮中國的國情，不能脫離電信業的發展現狀，不能脫離現有的管制機構，不能脫離我們的法律體制和政治現實等。因此我們的《電信法》一定要成為一部有中國特色的電信法。反過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也有反作用，《電信法》反過來也能夠推動電信業的發展，因此《電信法》又要體現國際發展的趨勢，體現世界各國法律文明的成果。通過《電信法》的制訂，要使我國電信業進一步規范化、國際化、市場化。
因此《電信法》一定要保持某種彈性和張力，它既要考慮到我國的現狀與國情，又要考慮到技術發展和市場全球化的趨勢，考慮政府監管市場競爭之間的互動關系。要做到跟國際接軌，符合電信業發展的時代潮流，《電信法》面臨巨大挑戰。尤其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國外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是遲早的事情。在技術發展、融合的趨勢下，傳統的電信業的特徵已經不再有了，整個電信業的競爭將變成一個全球性的競爭，電信業的發展也必然要符合國際化的潮流。因而在市場准入、資費政策、普通服務機制、信息安全、互聯互通等問題上，都要實現在國際化和本地化之間的一個平衡。《電信法》還要確保相對穩定性和可操作性，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在制度設計當中要體現出穩定性和靈活性的融合。
而且《電信法》不同於實施細則，也不是操作規則、行業標准或技術標准等，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電信法》應該對大的制度性的問題和原則性的問題予以規范，為改革實踐提供指引。而不能陷入到過於細的技術規定當中，最後出現技術鎖定，反倒由於法律修改不及時而阻礙電信業的發展。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電信法》同樣要做到宜細則細，不能過於粗泛。過於強調宜粗不宜細，會使得《電信法》沒有可操作性，在實踐當中造成法律不確定性過大，很難給人一個合理的預期。因而《電信法》對一些應該細的問題也要細，比如對於資費問題，就要明確哪些可以市場調節，哪些屬於政府定價，否則對《電信法》的實施以及電信業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陳金橋：面對電信業日新月異的發展環境，《電信法》應該做到與時俱進。
首先，應立足於體系建設。應該以《電信法》為核心，針對電信市場的類型、主體和利益關系，分別制訂和完善系統的法律、法規、規章和管理辦法。《電信法》要做到與時俱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以外圍的制度來補充根本制度。《電信法》不是網路全書，因此應該通過必要的授權性規定，允許監管機構根據市場情況對某些問題進行進一步處理，這可以保持《電信法》的生機和活力。
其次，要適應階段要求。隨著電信產業發展和市場競爭狀況的變化，不同時期的利益關系和矛盾要有所區別，電信法律制度應當適應這種變化，及時總結經驗，按照先試行、後完備的立法思路不斷推出各項制度規則，保障電信監管依法有序進行，促使電信競爭納入法律治理的軌道。《電信法》需要不斷修正與完善。在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的時候，例如NGN融合、監管機構調整、資費變化等，要適時地對《電信法》進行修訂。
再者，須加強監管協調。《電信法》能夠保持較好的彈性與監管機構的執法行為也有很大關系。監管部門在電信監管中要及時總結經驗，把電信改革和電信監管中的經驗和案例積累起來，特別是區域市場監管的特點，以作為《電信法》下一步調整的依據。
最後，重與國際接軌。我們要加強電信法的專項研究和跟蹤研究，要充分借鑒世界各國在電信立法和國際規則上面的進展和經驗，對中國的電信法律制度進行定期評估，把相應的有活力的內容以及適應中國國情的內容吸納進來，這樣才可以做到與國際接軌，保持其內容方面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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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一：中國電信立法大事年表
·1980年《電信法》被提上立法日程，開始最初起草《電信法》；
·1988年《電信法》開始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
·1993年《電信法》開始列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
·2000年9月《電信條例》出台，被業內稱為「小電信法」；
·1998年《電信法》被列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之中，為第一類
立法項目；
·2001年4月信息產業部成立《電信法》起草領導小組、工作小組以及專家
咨詢委員會，立法工作從程序上實質啟動；
·2003年《電信法》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之中，同樣為第一
類立法項目；
·2004年《電信法》被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
相關二：聚焦國際電信立法熱潮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鑒於全球電信業的飛速發展和激烈競爭，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在內的各個國家紛紛制訂或者修改各自的電信法，掀起新一輪的電信立法熱潮，以全面適應日新月異的全球電信業的發展。
·美國1996年頒布新電信法，以鼓勵競爭，鼓勵各部門融合發展，進一步開放電信市場，放寬外資外商進入美國電信市場的限制，更鼓勵美國公司進入國際市場。其在互聯互通、本地市場的開放以及長途電話市場的開放等方面都作出了積極貢獻，標志著美國電信與信息業進入全面競爭時代。隨後在2003年FCC對電信法規則又作出調整，以適應通信環境的新變化。
·作為日本最重要的電信法律，《電信事業法》自1984年出台後經歷了多次修改，以適應電信市場的需要。1997年增加互聯互通基本規則內容，同時取消外商投資限制。2001年的法律變更推進了國內倡導的信息技術革命。2002年通過提交新競爭框架，更充分體現了其以用戶利益最大化、促進公平競爭為管制原則從而轉變其管制思路。
·2003年7月17日，英國議會批准了通信法草案，從而產生了2003年通信法。該法共分為六大部分：OFCOM的職能、網路業務和無線頻率、電視和電台業務、電視接收的許可、通信市場的競爭、雜則。新法確立了OFCOM這個電信管制機構的法律地位，並依據歐盟的管制框架新指令對英國的電信監管體制進行了其它重大革新。
·在1996年頒布電信法之後，德國政府在2003年10月提出一份新的電信法草案，以促進以德國電信為主導運營商的電信市場向競爭者開放。新的法律旨在改善這個歐洲最大的電信市場的競爭環境，其目標是在電信業保持競爭，最終在不同的利益之間達到一個平衡。新的電信法在2004年提交國會，並於2004年頒布實施。
http://www.cnii.com.cn/20040423/ca257426.htm
㈢ 中國電信怎樣消除 電信法律服務業務
盡管如英國全球經濟問題專家阿蘭.魯格曼所言，目前「全球化」一詞已經被濫用，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在國際經濟領域，以貿易自由化、生產全球化、資本流動國際化、金融活動全球化、市場經濟體制全球化和各國商法體系國際化為特徵的經濟全球化的腳步已勢不可擋。在金融、商務等領域出現了十分復雜的跨國法律問題，「法律服務的國際化」呼聲隨之而來，律師將不再與打官司劃等號，中國律師正迎來以大市場、大收購、大重組為背景的更廣闊的國際法律服務市場。 「入世」，是中國政府順應經濟全球化浪潮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從《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國政府開放法律服務市場作出的三點承諾到中國內地、香港、澳門的CEPA區域經貿合作模式的開展，我國法律服務的國際化正在快速演進，與此相伴隨的是國際同業的激烈競爭。面對競爭，中國律師界急需既了解國情，又了解世貿規則，同時又有開闊的視野，能夠解決跨國法律事務的高層次、復合型人才，面對「律師服務的國際化」的大潮，中國律師任重而道遠。 二、中國律師應對法律服務國際化的必然性。 1、利益驅動是律師服務國際化的內在動因。 國際化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利益的競爭,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越來越大，1970 年，全球的服務貿易僅為710 億美元， 1997 年達到13200 億美元, 2005年則達到47750 億美元，法律服務作為服務貿易的形式之一越來越成為各國競相爭奪的對象，誰能夠在這一領域占據優勢，誰就能夠在法律服務國際化的競爭中獲得巨大利益。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各國紛紛要求在國外設立律師事務所或分支機構，這不僅僅是為了保護本國商業利益，而且是為了尋求更廣的法律服務市場，爭奪更大的法律服務利潤。截至2005年,獲准在中國境內執業的外國和香港律師事務所代表處已經達到171家，其中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處129家，香港律師事務所駐內地代表處42家。 目前，隨著我國大量優秀企業和上規模企業的上市，隨著借殼上市公司重組與兼並成為近幾年經濟特點，以上市公司為主體的經濟已經代表中國以後若干年經濟結構的主體。而上市公司的運作，始終發生不斷的重組、收購現象、並以大市場為背景。這種特點也必然帶來中國律師業結構的調整。以上海律師為例，第一批律師如李國機等以打名氣為特色，出名後有人請，這種不分專業的知名律師模式仍然是我國目前中小城市律師所採取的執業路線。第二批律師是專業化服務模式，名字與專業劃等號，如朱樹英的房地產業務等，這種律師執業模式多為大城市的大中型律師事務所採用。而目前，以企業收購、兼並和公司重組為特徵的新一代律師執業模式已經悄然掀起（此類業務在美國早已開始），中國目前此類業務的開展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為它服務的律師被稱為華爾街律師。 2、潛在競爭是律師服務國際化的外在推動力。 中國政府逐步開放國內法律服務市場後，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處紛紛建立，但由於法律服務的高度專業性和地域專屬性，同時考慮中國相關立法對外國律師在我國活動業務范圍的限制，目前的外國律師主要是從事與本國法或國際法有關的金融、商務方面的業務，例如提供有關其本國法、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的咨詢等，而外國律師在現階段要想就中國法律向客戶提供法律服務，仍然是十分「困難」的。然而，外國律師面臨的上述「困難」正隨著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而逐漸消除，在將來，當國外一些從事移民、收養、婚姻關系法律服務的民事事務所進入中國法律服務市場，尤其當他們可以就中國法律出具意見書時，就會對各個層面的中國律師形成直接的競爭，也正是這種潛在的法律服務競爭逼迫著中國律師要抓緊現有時機快速成長起來，以迎接未來國際化的競爭與挑戰。 三、應對法律服務國際化的策略。 1、中國法律服務業在國際法律服務市場中的自身定位。 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第1 條和第34 條的規定,我們可以將律師服務國際化歸納為四種服務方式: 第一、境外提供方式，這種方式主要通過函件、電訊等手段提供法律服務，但律師和律師行不進入外國提供服務；第二、境外消費方式，指客戶在出國後，由外國當地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服務；第三、商業存在方式，指律師到外國設立相關機構，並向外國當地客戶提供服務；第四、人員進入方式，指律師個人到外國向客戶提供法律服務。 中國律師界開拓國際法律服務市場大致包括「坐守國門」和進駐境外市場兩大類。「坐守國門」包括上述的「境外提供」與「境外消費」兩種方式，因此涉及不到外國律師的「市場准入」問題，且各國對此也一般不作限制，因此，較為適合在提供國際法律服務方面尚處幼稚、輔助階段的中國律師採用。進駐境外由上述「商業存在」與「人員進入」兩種方式組成，這兩種方式均需通過進入他國境內提供法律服務，涉及嚴格意義上的「外國律師的市場准入」問題。在進駐境外方面，中國的金杜和君合走在了前列，但並非搶得了先機，因為根據他們的報告，其在美國矽谷和紐約設立的分支機構，也僅僅起一個「窗口」作用，同時將該「窗口」作為信息聯絡、人才培訓的基地，並通過該「窗口」獲得聲譽上的裨益。然而這些分支機構卻很難做大作強，境外市場很難拓展，主要因為：第一、像美國這樣的法律服務市場已經很成熟，競爭很激烈，尤其在金融、商務領域，各個層面都已經有律師在做，而且做得很細；第二、境外律師很難融入背景相當復雜的英美法律服務市場；第三、即使對於考取美國律師資格的中國律師而言，在美國用純熟的英語進行交流和書寫文書仍然是一件難事；第四、文化差異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隔閡，這種隔閡無處不在；第五、在境外開辦律師事務所成本太高，因此，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律師暫時還沒有能力把法律服務完全國際化。相反，對於中國市場內的國際化法律服務業務，中國律師由於在對中國法律的理解、政策的把握、人際關系的熟悉、綜合的融會貫通方面較外國律師具有優勢，因此， 我們目前應該充分發揮「坐守國門」的優勢，逐步發展壯大之後再進駐境外市場。 2、中國政府需要為中國律師「松綁」。 中國按照WTO《服務貿易總協定》對法律服務行業做出的承諾，只允許外資所對國際規約、慣例以及該律所被注冊執業的其它WTO成員的法律，向客戶提供法律意見，不得從事中國法律事務，不得僱傭中國律師。國務院頒布的《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機構管理條例》也重申了這個界線。然而事實上，上述規定並未真正阻止外國律師在暗中從事中國法律事務，無形中卻嚴嚴實實的為中國現職律師戴上了「緊箍咒」。 一方面，一些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處在處理涉及中國法律時，通過打「擦邊球」的形式實行幕後操作，即由其出具的法律意見書最終只是經中國律師事務所翻譯、核實、簽字，實質性工作都是由其內部的外籍律師親手處理的，有時更乾脆，直接由外籍律師向客戶提供涉及我國法律的意見書，只是在結尾加上一句申明:「本所不具備解釋中國法律的資格」等。其實，中國政府多慮了，真正決定律師業發展的還是市場，如上文所提及的，眼下的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處還未對中國律師構成真正沖擊，原因是當前進入的都是很大規模的外國律師事務所，提供的主要是金融、商務方面的非訴訟服務，在其他很多領域和層面（如民事領域）他們無法提供服務，而在他們可以提供的領域，我們在客觀上也很難插足（但少數律所如金杜、君合、海問、通商、競天公誠、大成等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可以說，中外律師各有各的空間，互相可以填補對方的空缺市場，其彼此之間主要還是合作關系而不是競爭關系。 另一方面，中國律師因為不能以律師身份被外資所聘用，因此無法接受外國律師事務所的實踐培訓機會，也就無法快速提高在非訴訟高端業務領域提供法律服務的技能和經驗，等到可以做同樣業務的時候，由於長期被排斥在非訴訟高端業務領域的大門外，又沒有能力做好，沒有競爭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日本、韓國的金融重組工作，多是由歐、美國家的律師擔當主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這個例證帶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我們應該引以為戒，及時為現職中國律師松綁，允許外資所聘用中國律師，使中國律師通過參與外資所的實踐快速成長起來。 3、律師事務所採取的內部優化措施。 （1）充分發揚團隊合作精神。 中國律師事務所在建設方面，多數選擇了「合夥制」的模式，這是一種人合性質的模式，講究的是一種團隊合作，然而遺憾的事，大多數國內所只是掛「合夥制」之名，行「個體經營」之實，由此造成的後果是，對在某領域有專長的律師而言，與同事分享交流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不一定帶來個人利益，因而缺乏與所內同事協作的動力，反過來，這位律師即使有極其豐富的經驗，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也是有限的，不足以針對所有客戶面臨的所有問題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務，但又因為不能得到其他有專長律師的合作，而只好一邊摸索一邊應付。由此可見，面對國際大環境下的復雜法律問題，律師事務所內部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完善管理運作機制，調動每一位律師的積極性，充分發揚律師團隊合作精神。 （2）發展規模、細化分工 中國律師起步晚，律師事務所規模也相對偏小，世界知名的外國律師事務所人數可達到三四千人，而中國目前最大規模的律師事務所人數不過四五百人，在法律服務國際化大背景下，非訴訟業務又是主流，因此對律師事務所的規模化有較高要求，為的是在應對各種復雜問題時，能夠保證有充足的法律資源可以共享，有豐富的辦案經驗可以交流。事實上在西方，從事非訴訟業務的，通常也多是由大規模的律師事務所所掌控，而個人律師事務所有的只能開展訴訟業務，如英國。就目前而言，為擺脫規模小的困境，我們可以借鑒90年代初法國律師界面對外國律師事務所沖擊時的經驗，即運用國內重組甚至跨國聯合的方式實現規模化。然而，對做好非訴訟國際法律業務的律師事務所而言，規模化只是一個前提，為提高業務水平，充分發揮規模效應，規模化還必須做到專業化，即根據法律服務市場的需要，將有專業特長的律師細分並建立專門的法律部門，集中管理，集中指導，以金杜律師事務所為例，其根據自身業務強項將律師分組為：公司組（包括外商直投部、並購部、房地產部、電信、傳媒和技術部、勞動部）、融資組（包括銀行部、證券部、保險部）、知識產權組（包括專利部、商標部、知識產權訴訟及法律事務部）、國際貿易與政府事務組（包括國際貿易部、反壟斷部、日本部）、訴訟仲裁組（包括國際訴訟仲裁部、國內訴訟仲裁部），金杜正是憑借其准確的定位分工，做強做大，不僅成為中國第一流的綜合性律師事務所，同時也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 （3）資深律師的傳幫帶。 律師事務所需要的是團隊合作，律師事務所整體實力的提高得益於每一位律師執業水平的不斷進步，因此對於一位辦理國際非訴訟業務的新手而言，迅速的提高其辦案技能對律師團隊的整體合作十分重要，而這些實踐技能的獲得不同於法學院的課堂知識，它們需要在熟悉業務的資深律師的指導下從實際辦案中一點一滴的積累，通常採取的做法是，讓年輕律師由初期的跟隨和觀摩發展到以律師助理的身份參與辦案學習，使其通過資深律師的言傳身教、督導批評，學會查漏補缺，逐步成為熟練掌握辦案技能、了解辦案傳統的實踐性律師。目前，中國已經將這種學徒制進行了制度化，即把經過一年的實習作為獲得律師執照的前提條件，但這一制度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這一年實習期或更長的時間內，在律師事務所內部將資深律師的傳幫帶很好的落到實處，以便迅速培養業務新手，全面提高律師事務所的整體服務質量。 4、律師個人通過留學深造提高外語溝通能力。 從事國際性的法律服務，對律師的綜合能力要求很高，其中對外語（尤其是英語）的掌握對於面向國際法律服務市場的律師至關重要，很多情況下，中國的律師，本可以就中國法律向跨國公司提供同等的甚至更加優質的法律服務，但跨國公司不信任你，不給你表現的機會，原因很簡單，因為語言的關系，中國律師不能用外語（包括英語、德語、日語等）直接與外商（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等）進行交流，使他們寧願花大價錢去聘請國外的或香港的可以熟練運用外語的律師事務所提供服務。因此，對於有意從事國際法律服務的中國律師而言，根據自身的未來業務定位，去國外深造，過語言關，是目前提高律師自身競爭力，迎接未來國際化挑戰的有效途徑。以自費美國留學為例，只要獲得中國法學本科文憑，並通過TOEFL考試，即可申請美國法學院1年期的LLM(法學碩士）；而對於通過中國司法考試但並非法學本科畢業的中國律師來說，也只要憑本科文憑，並通過TOEFL考試和LSAT考試，即可申請美國法學院3年期的JD（法學博士）。同時，中國司法部針對國內優秀年輕律師還設有「選派青年律師赴英培訓公費留學項目」，即有2年以上專職律師執業經歷，年齡35歲以下，通過雅思考試的中國律師，通過申請可以有機會去英國（其中在英國10個月，在香港2個月）公費深造一年。 5、國內法學教育機制的完善。 法律服務國際化的競爭本質上是人才的競爭，高素質的國際化法律服務人才離不開教育的國際化，對比中西方法律教育，我們還有許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第一、中國法學教育的本科階段過多關注法律專業知識的灌輸，卻忽視知識結構的全面構建（尤其是經貿知識），而我們知道，法律服務作為社會關系的調節器首要關注的就是經濟關系，因此，一位只懂法律不懂經貿知識的律師終究是不會在國際化的大潮中得心應手、游刃有餘，相反，美國大學本科沒有法律專業，因此，每一位攻讀JD的美國人都有了本科專業的豐富背景知識，加上JD課程選擇空間很大（甚至可以跨學院修得學分），美國法學院培養出來的學生相對而言是比較全面的；第二、中國的法學教育注重對法條的理解和解釋，學生較為死板，沒有創造性，而西方則鼓勵創造性思維，美國法學院典型的「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培養出來的法律人才的優勢在於，即使一位律師不知道所有的法律規定，但通過對有關法律進行調研後，仍然可以運用其分析技能為當事人解決實際問題。
㈣ 關於授權立法，立法法規定最長期不得超過多少年
授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但是授權決定另有規定的除外。
法律依版據：《立法法權》的相關規定：
1、第十條 ：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事項、范圍、期限以及被授權機關實施授權決定應當遵循的原則等。
授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但是授權決定另有規定的除外。
被授權機關應當在授權期限屆滿的六個月以前，向授權機關報告授權決定實施的情況，並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關法律的意見；需要繼續授權的，可以提出相關意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定。
2、第十一條：授權立法事項，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及時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後，相應立法事項的授權終止。
3、第十二條： 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決定行使被授予的權力。
被授權機關不得將被授予的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
4、第十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在部分地方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
㈤ 修正的《立法法》施行日期是什麼時候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回第31號主席令公布，自2000年答7月1日起施行。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立法法》根據本決定作相應修改，重新公布。
㈥ 電信法的立法框架是什麼
這意味著歷經五載風雨的《電信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的框架... 這仍然是一種部門立法加專家參與的模式。
㈦ 手機實名制立法的立法內容
中國工信部推進手機實名制立法
2009年12月15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的《版關於進一步深入整治手機權淫穢色情專項行動工作方案》顯示，工信部在打擊手機涉黃的同時，正會同公安部、國務院新聞辦，加快立法進度，力爭在2010年年底前出台《通信簡訊息服務管理規定》，為全面實施電話用戶實名登記工作提供法律依據。在該通知中，工信部提出，基礎電信企業要採取各種優惠措施，鼓勵用戶提供有效身份證件等信息進行實名登記和補登記，逐步提高電話用戶實名登記的比例。
㈧ 立法機構的不同時期的立法
制定法律的權力不是一開始在議會手上的，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中，立法權不盡相同。在原始社會時代，法律一般是習慣法，由一個氏族內大家共同的習慣組成，大家共同遵守。在奴隸社會時代，法律已經成文，不同國家法律制定的權力也不同。獨裁君主國家，立法權屬於君主。在古代印度，則屬於祭司階層 - 婆羅門，隸屬於神權。古代雅典，立法權由奴隸主組成的議會共同決定。在封建社會，立法權一般都掌握在君主手裡。
當代的立法機構最初產生於歐洲。最初只是君主不定期召集的貴族集會，漸漸的演變成為正式的集會組織。到了19世紀，議會成了新興民族國家獨立的標志現代社會，各國的立法權一般都是掌握在議會，各國的議會制度也不相同。
㈨ 關於電信詐騙犯罪到現在為止是不是已經單獨立法
電信詐騙犯罪到現在為止，沒有單獨立法。
但有單獨的司法解釋。
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