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法法學方法

Ⅰ 什麼是法學方法論

法學方法論的定義
法學方法論，是指對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律研究包括法學內理論的研究和法律容操作的研究，而後者又包括：法律解釋、法律推理、法律思維方法。
方法，在古希臘語中，即「通向正確的道路」之意。

法學的方法也就有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價值判斷。法學成為關於正義和善的藝術，而不能成為科學。因為，科學有定式，藝術無定法。存在定法的是工藝，不是藝術。
第二層次是邏輯和語義分析，有點科學的意思。主要研究法條的語言，類似於形式化的學科研究。
第三層次是法律社會學，這是科學的研究領域。

Ⅱ 的方法方法方法法

的方法方法方法法------?

Ⅲ 什麼是法律方法

法律抄，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襲，體現統治階級意志，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則總和。

法律方法是指國家根據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通過各種法律、法令、條例和司法、仲裁工作，調整社會經濟的總體活動和各企業、單位在微觀活動中所發生的各種關系，以保證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管理方法。

在管理的法律方法中，既包括國家正式頒布的法，也包括各級政府機構和各個管理系統所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種社會規范。法律方法的內容，不僅包括建立和健全各種法規，而且包括相應的司法工作和仲裁工作。這兩個環節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Ⅳ 法律方法論與邏輯學的關系

嚴密地說是法學方法論。
1、法學方法論要應用邏輯學的基本原理。
2、邏輯分析法是法學方法的重要內容。

Ⅳ 在法學的研究方法中，法學方法論的意思是什麼

法學方法論，是指對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律研究包括法學理論的研究和法內律操作的研究，而容後者又包括：法律解釋、法律推理、法律思維方法。
方法，在古希臘語中，即「通向正確的道路」之意。 法學方法論包括:

一、法學的性質及其方法
二、規范性研究方法（價值評價方法）
三、語義分析方法
等內容.

Ⅵ 法學方法論和法律方法論的區別

法學方法論和法律方法論的區別：
第一，研究的主體不同。
法學方法論是法學研究人員的進行的活動，而所謂是法學研究人員的進行的活動包括：社會哲學研究人員、;法學研究人員、;法律社會學研究人員。 而法律方法論一般是專業的法學研究人員和法律職業者進行的活動，非法律專業人 和法律職業者進行的活動，非法律專業人員一般並不從事該項研究。
第二，研究的對象不同。
法學方法論著重於對法學研究的邏輯起點、研究模式、 研究立場、研究範式以及法學理論的科學 研究立場、研究範式以及法學理論的科學性等問題進行分析，而法律方法論是試圖性等問題進行分析， 就法律適用過程進行科學說明，確定個案就法律適用過程進行科學說明，確定個案中法律適用技術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第三，研究的目的不同。
法學方法論 是為獲取是為獲取法律的新穎性、可靠性知識所進行的手段采擇及路徑設計，其追求的是所進行的手段采擇及路徑設計，其追求的目標就是法學的獨立與理論的科學。而法目標就是法學的獨立與理論的科學。而法律方法論並不以構建理論和追求法學的獨律方法論並不以構建理論和追求法學的獨 立為基礎，它主要是用來證明裁判的正當性。

Ⅶ 法學方法論 案例分析

個人認為「法律解釋的理念和方法」部分是法學方法論的核心，我想比較的視角（英美法系、大陸法系以及我國目前的做法）會使思路清晰，可以從法律解釋的演變、現狀和趨勢進行分析，也可以從法律解釋方法的角度出發作出闡述。
法律解釋是法律適用的核心，它一方面體現出法院和立法機構的緊張關系和妥協平衡，一方面又指導著法院對每一個案件尤其是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和說服技能，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有很多可以探討的地方。

Ⅷ 法學研究方法有哪些

一、社會調查法
這是《調研報告》最大的特色所在，也是對法學傳統理論研究方法的突破。《調研報告》一文主要採用的是訪問調查與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式。
1、訪問調查
訪問調查的主要優點是靈活方便彈性大，可適用於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調研報告》一文採用無結構式訪問調查中的重點訪問與深度訪問的方式，主要對30餘位受訪對象進行深度訪談，這些受訪對象的資格一般為具有一定文化知識水平、對沉默權有所了解的公檢法司人員和社會各界人士。但《調研報告》在採用訪問調查方式的時候，在其對調查結果的評述中並未將被「深度訪問」的對象的意見單列出來，更沒有對在進行深度訪問過程中所取得的超出原先設計的問題之外的新信息新收獲在文章中予以闡述。因為不論調查者的思維有多縝密，在與受訪者面對面的訪問調查中總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收獲，若能將這些收獲也在文章中稍作提及，將會使文章內容更豐富也更具說服力。
2、問卷調查
由於訪問調查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費用較高，所需人力和時間較多，從而對規模即「量」產生限制性影響，因此為獲得較全面客觀的結果，多採用將訪問調查與問卷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式。《調研報告》一文正是將這兩種方式同時結合運用的範例。其在調研中共分發問卷423份，收回有效問卷400份，其中公安人員45份，檢查人員69份，法官40份，律師27份，教學科研人員82份，普通居民137份。通過這種定量的研究方法，確保了調研方法的科學性。
《調研報告》一文通過對訪問調查與問卷調查這兩種方式的結合運用，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對調研結果所起的重要作用：①用具體詳實的數據為「沉默權在中國」這一課題研究提供豐富的實證資料。如對「沉默權：中國老百姓的認知度有多大」這一問題，調查者就以具體數據進行說明：「絕大多數（平均佔96.7%以上）的被訪者對沉默權『知道』或『知道一點』，只有極少數被訪者（平均只佔3.3%）對沉默權一無所知，這說明我們對沉默權的的啟蒙與宣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②為理論設計提供依據。《調研報告》一文在第四部分「中國沉默權的規則設計」部分對沉默權規則的微觀設計與實施沉默權的配套措施均做了一定理論上的闡述。可以說，這部分理論的升華完全是基於前述對沉默權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如在對我國的沉默權規則應當在多大范圍、多大程度上適用，其就以調研結果對之進行闡述：「調查統計揭示，今後我國在制定沉默權規則時，沉默權的使用范圍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是應予適當的限制（有71％的被訪者持此觀點）；沉默權的適用階段應主要適用於偵查階段（此階段在訴訟三階段中的贊成比例最高），或者偵查、起訴、審判三個階段都予適用（有43％的被訪者這樣認為）。」
由此可見，調查研究方法是最具客觀性及科學性的法學研究方法，也只有這種方法才能更好地為實踐服務。
二、統計分析法
《調研報告》一文運用數理統計學的方法對調查所獲的龐雜的數字進行定量分析，從而為理論推斷提供了強有力的依據與支持，其運用的統計分析方法主要有以下兩種類型：
1、單變數描述性統計分析
《調研報告》採用的是定類變數，其取值只為類別屬性——職業，即其只將調查對象分為公安人員、檢查人員、法官、律師、教學科研人員和普通居民這六類，對每一個具體變數並無大小、程度之分。同時，從其收回的問卷數量可以看出，普通居民是出現頻次最高的變數值，為137份，即Mo=普通居民，其異眾比率Υ=(N-fmo)/N=(400-137)/400=0.6575。這說明眾數「普通居民」並不具有較高的代表性，即其餘各個變數均佔有一定比例，可反映出本次調查在對象的選取上是顧及各類調查對象的深度及廣度，從而避免片面性，較具客觀性。
2、推斷性統計分析
推斷性統計分析是根據樣本資料對總體的特徵進行推斷。《調研報告》一文主要採用通過樣本對總體的未知參數進行估計的參數估計中的總體成數的區間估計法。如在第二部分「沉默權：真的很美好嗎」的「沉默權的價值評判」中，其調查結果顯示有80％的律師認為沉默權是一項好制度，若以收回的27份律師問卷調查為樣本，同時假設該調查的置信水平為95％，則P=80%=0.8，F(t)=95%，t=1.96，n=27，則總體成數的置信區間是0.8±0.15，即65%—95%。由此可見贊成沉默是一項好制度的律師有65％到95％的比例。因此，用此方法可以對其他未被調查的律師的意見情況進行一個總體估計評判，從而未沉默權的理論分析提供更廣闊的依據空間。
三、邏輯思維方法
理論思維是社會科學研究過程的後期階段，其特點是在對文獻資料或實證資料整理簡化和定量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思維加工，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綜觀《調研報告》一文，可以看到其在形式邏輯上主要採用了歸納的方法。《調研報告》採用的是不完全歸納法，其只是對某類對象的部分進行調查，據其具有或不具有某種屬性從而推論出該類對象的全部具有或不具有某種屬性，這就是不完全歸納法。在本篇調查報告中，這種方法的運用比比皆是。如在第二部分「沉默權：真的很美好嗎」的「沉默權存在的理論基礎」中，對「沉默權是否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必然要求」這一問題 ，在所有被訪者中有41％認為不是，22％回答不知道，只有37％的人認為是，可見作出准確判斷的被訪者比例並不高，從而推出「我們的普法與政法人員的培訓工作，仍需進一步加強」的結論。可以說，歸納方法的運用，是一種從個別到一般的思維過程，在調研中這種方法的應用尤其重要，可以使調查結果具有真實性與可信性。
四、組織移植的法律移植方法
組織移植原是生物學中的概念，將其引入法學領域，用以類比研究法律移植問題。法律移植是指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或機制和操作技術，納入本國的法治體系中。其存在著與器官移植相類似的問題——「成功地為受體所接受」地問題。我國的許多法律存在著未經深思熟慮就把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法律簡單移植過來，造成異體排斥使許多法律移植失敗的情況。為了改善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有必要進行法律移植，而沉默權的引入就是法律移植方法的體現。我們知道，沉默權制度作為現代刑事證據制度的重要內容，其最早使源於羅馬法，後來逐漸在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種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中國刑事訴訟法開始引入沉默權只是近幾年的事。因而就產生了沉默權在中國的可適應性問題，即中國社會現有的土壤是否真正適合沉默權這一「舶來品」的生長。可見，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界在不斷完善自身的進程中，也意識到應引入國外已有的先進經驗，即移植國外法律制度，同時也認識到不能盲目引進，必須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找出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缺陷以及導致這些缺陷的可遺傳的「人文基因」（即社會環境），然後尋找和培育可以用來替代和改良「人文基因」的優良基因或方法。於是，在對沉默權進行正式規范之前對其進行一定的調研，發掘其在中國的可適性有多大及完善該制度的措施就顯得相當必要且重要。但不管怎麼說，採用法律移植的方法引入沉默權，是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一條相當便捷的途徑，同時也開辟了一個嶄新的課題，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
五、實證分析法
實證分析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其實包含著邏輯實證分析和經驗實證分析兩個基本層面。通常所說的「實證分析」一般只是指後者，也就是「社會分析方法」。所謂「經驗實證方法」是按照社會學本身的模式，將法律實施視為一種社會現象，並對這些現象作出社會學解釋的方法。可以說，在幾乎所有社會科學的實證分析方面，社會分析方法是最基礎、最普遍的一種研究方法。實證分析法是屬於描述性方法的范疇。所謂描述性方法即對現實存在的法律規范和法律活動作經驗性的表述和說明，即歸於實然（is）的范疇。實證分析法屬於一種基本的研究方法，與之相對應，在具體方法上主要注重社會調查。
在《調研報告》一文中，其在整體上採用的就是實證分析的方法，通過設計「沉默權：中國老百姓的認知度有多大」、「沉默權：真的很美好嗎」以及「沉默權在中國：是奢侈品嗎」這三個大問題再輔以各個具體的小問題來完成這一次實證調研工作。用實證分析法來研究法學並不多見，常用的是價值分析法（下文將具體闡釋），而實證分析法的作用就在於，以《調研報告》為例，通過具體親身的調研工作能獲取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可以真正對社會各界對沉默權的真實看法有個大致把握，而這些素材是法學研究者坐在書房裡所無從知曉的。而且，也只有通過這種親身的調研，才能知道引入沉默權制度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法學研究就應該是源於實踐而高於實踐，若脫離實踐，只能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正如在法學界最早對實證分析與價值分析進行劃分的實證主義法學鼻祖邊沁就極力主張法學研究應以實然法為主。實際上，法律的制定、實施和改革本身必然要作用於社會，也會構成一種極為復雜的社會現象。法學研究者如果僅僅將觀察視野局限在法律規則本身，就會忽視大量的制約法律實現的社會因素。就刑事司法制度的實施而論，目前中國就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刑訊逼供，這就使對沉默權作為一種權利的研究成為必要。可以說，刑訊逼供本身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甚至與刑事訴訟法直接相違背。但是，它為什麼發生且相當普遍，這就不僅涉及到刑事訴訟立法本身不嚴密的問題，還涉及到社會問題，因此，要對這一問題作出解釋分析，就必須採用諸如數據統計分析、訪談、社會調查等經驗分析方法，以較為精確的方式觀察某一法律現象的現狀、成因和發展軌跡，發現制約法律制定和法律實施的具體社會因素以及它們相互間的關系。通過這樣的分析，法學者可以為人們提供有關某一問題動態的、立體的、定量的解釋，使得自己對某一問題的認識盡可能接近客觀實際情況。這就如醫學上診斷與治療的關系一樣。社會學的分析就好比醫生對病情進行診斷，這一工作應盡可能精確，使得有關病症的病理、程度、成因得到准確的分析。至於治療甚至手術活動，則屬於建立在「知」之上的「行」的范圍了。
六、價值分析法
價值分析法是與實證分析法相對應的研究方法。法學者通常用它來論證某一原則、規則、制度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或者批判某一制度或現象的非正義性。價值分析法屬於規范性方法的范疇，所謂規范性方法是找出既有法律規范和法律實踐中的不足，並開出解決問題的處方，即歸於「應然」(ought)的范疇。對於實然與應然，我認為它們之間並不存在無法跨越的鴻溝，它們是相互關聯補充的，應然是以實然為基礎，實然以應然為歸宿。就《調研報告》而言，其前三部分顯然採取的是實證分析法，而第四部分則是明顯的價值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