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勢治術治

A. 為什麼說法制是刀制，法治是水治啊刀制和水治有什麼區別

制度是死的，對應刀就是剛的
治理是活的，對應水就是柔的
如此，明不？

B. 什麼是法制什麼是法治什麼是人治為什麼法治勝於人治

法制與法治，同一個讀音，卻是兩個單獨使用的詞，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法制」靜態意義上指法律和制度，動態意義上指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對法律實施的監督等各個環節構成的一個系統。「法治」強調的是通過法律對國家和社會事物的管理，代表理性、效率、文明、民主和秩序，是與「人治」對立的。在英文里，法制是ru le b y law，意思是用法律來統治，而法治是ru le o f law，其意是法律的統治。

說起法制，在中國可謂歷史悠久，在「法制」的傳統中，帝王是不歸法律管的，而且「刑不上大夫」。雖然法治與法制只一字之別，然而最最關鍵的區別，那就是法治國家不允許有任何一個人處於法律之上或者出於法律之外。法治的價值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依法治國」已被正式載入我國憲法。這標志中國已進入一個嶄新的法治時代。「依法治國」要求的是用法律來統治所有人，而不是有人用法律來統治別人

C. 法家裡講的法治、術治、勢治有什麼不同

建議讀《韓非子》。法治，講究不誅心而重事實；術治，中評判而多心術；勢治，寓意高屋建瓴，重累計，講究引而不發。

D. 法制與法治有什麼不同治與制有何不同

「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

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軔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遑論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在那裡，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會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E. 戰國時的法治派、術治派、勢治派，法家三派誰才是法家的正宗

戰國時期法家分為三派，分別為法家術治派、勢治派和法治派。法家之所以分三派的原因是：在推行法治理念的具體實施中產生了各自的具體做法，但是對於法家的基本理念，以達到法治為根本是沒有變的。也說是，他們歸根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實行法治。但有的法家則處注重行法的具體方法問題，有的剛強調君王對法治的推動作用，有的剛強調民間百姓對法治的認同作用。

戰國時期之所以各國要變法，首要目的就是富國強兵。之所以不能富國強兵，是因為舊有的制度不能釋放出更大的國家活力，各國從「吃螃蟹國」魏國中看到了法家的時代作用，因而紛紛開始推行變法，由於推行的難度太大，申不害的術治，慎到勢治等法家名士企圖想用更快、更簡單的辦法來解決數百年來舊制度治理下的沉疾，試圖沉疾快治，結果只是快治而快發的惡性循環而已。

F. 什麼是法治和人治

人治是「法治」的對稱。又稱「賢人政治」。關於依靠執政者個人的賢明治理國家專的治國方式和理論主張。在屬中國，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提倡人治。如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禮記·中庸》）。孟子也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G.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區別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

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H. 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

總的來說，還是人治。

原因在於，老百姓會背八榮八恥，包括大量網民會背各種各樣的民主自由法治理念，卻鮮有人明白何謂法治。

這與老百姓是否認可、是否有反對黨沒有半毛錢關系。日本、新加坡、台灣都數十年一黨把持政權，新加坡的嚴刑與肉刑一直飽受爭議，並不影響三地形成法治氛圍。很多時候，「沒有反對黨」能回答很多政治問題，並且在網上可以避免被問專業問題，的確是個很巧妙的高大上答案。

最關鍵的是大家都膚淺的背誦文字，以為有法律，按法律做就是法治，法律高於一切就是法制。

舉個剛剛發生的事情。剛剛我下樓散步，回到小區門口。一個搬家公司的卡車司機和門衛在爭執。
小區大門掛著「禁止大型貨車進入」。那究竟什麼算是「大型貨車」呢？還是有保安大叔來「目測」一下。

很明顯，小區有「區規」，但「法律條文」的模糊，導致形式上已經達到「依法辦事」，但實際上還是「人來判定」。保安大叔擁有判定權，而不是法律或者條文有判定權，仍然是「人治」

另一個很重要原因是，我國法治真正起步還是在八十年代之後。而判案的過程中，會有許多空白，需要人為填補。例如郭敬明與庄羽的抄襲官司，之前都是沒有相似案例的。需要人為認定。但認定之後，就能給後面的相似案例做參考。這就是法治的完善。

所以，我國的法治道路還有相當長要走。一方面是因為起步晚。一方面是因為法治精神並未深入人心。

I. 簡述法治和人治的區別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合

「法治」是與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現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人治」是與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君主專制是人治國家的主要統治形式。在人治國家中，一切人只服從擁有權力的人及其意志。

因此，「法治」是「人治」的對立物，也是「人治」的天敵。現代國家要走出「人治」的局限，清除「人治」的痼疾，最有效的途徑是採用「法治」。

第二，「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

「法治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合法性』這個概念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學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講，它與合理性概念有內在關聯；其二是法學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實上，它所講的就是合法律性。」[v]

「人治」強調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謂「朕即國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國家，君主和統治階層既能創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們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鎮壓老百姓，維護自己的統治。

第三，「法治」強調「法大於權」，「人治」強調「權大於法」。

「法治」強調一切公權力都應當服從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權力的產出之所。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切權力均為非法。即便是緊急狀態下政治權力的運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則。[vi]所以，以法律為治的治理活動服從既定的規則，而不取決於統治者頭腦的一時聰明或其他什麼智慧。這種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統治者個人的性情及好惡的影響，防止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個人獨裁的災難。

「人治」是最高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權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大於法律。誰擁有國家權力，誰就主宰國家和民眾。在人治國家，官本位觀念盛行，人們普遍地崇拜權力，漠視法律。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條捷徑。正所謂「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中國古代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皇朝尊崇儒學，倡導「以德治國」，隋唐以後還採用了科舉考試。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羅織了巨大而又嚴密的權力關系網，法律和道德在權力的沖擊下盪然無存，其結果是官場政治黑暗腐朽，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國古代歷代皇朝始終跳不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

「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vii] 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所以，政治領袖個人權威成為維系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在君主專制的「人治國家」，國家與社會的命運寄託於「好君主」，一旦出現弱君或昏君，國家不是衰敗就是滅亡。中國古代歷代皇朝的滅亡幾乎都與皇朝末期的幾代皇帝昏庸無能有著直接的關聯。唐玄宗剛做皇帝時，勵精圖治，創立了「開元盛世」，但後來他寵愛楊貴妃，沉溺於後宮游樂，重用奸臣，經常不理朝政，以致出現「安史之亂」，使唐朝走向衰落。

總之，「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逐步清除「人治」和「權治」等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

J.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是什麼

所謂人治，就是按照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來行事的。這是人治的廣義概念。但人治有少數人的人治與多數人的人治之分。少數人的人治是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來行事的。這種人治，類似我國封建社會的專制人治。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制定的制度，就稱之為少數人的法治，這種法制，類似我國封建社會的君主政治。

「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逐步清除「人治」和「權治」等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具體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合。「法治」是與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現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人治」是與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君主專制是人治國家的主要統治形式.在人治國家中,一切人只服從擁有權力的人及其意志。

第二,「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法治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合法性』這個概念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學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講,它與合理性概念有內在關聯；其二是法學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實上,它所講的就是合法律性.」

第三,「法治」強調「法大於權」,「人治」強調「權大於法」。「法治」強調一切公權力都應當服從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權力的產出之所.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切權力均為非法.即便是緊急狀態下政治權力的運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則.[vi]所以,以法律為治的治理活動服從既定的規則,而不取決於統治者頭腦的一時聰明或其他什麼智慧.這種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統治者個人的性情及好惡的影響,防止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個人獨裁的災難。
「人治」是最高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權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大於法律.誰擁有國家權力,誰就主宰國家和民眾.在人治國家,官本位觀念盛行,人們普遍地崇拜權力,漠視法律.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條捷徑.正所謂「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中國古代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皇朝尊崇儒學,倡導「以德治國」,隋唐以後還採用了科舉考試.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羅織了巨大而又嚴密的權力關系網,法律和道德在權力的沖擊下盪然無存,其結果是官場政治黑暗腐朽,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國古代歷代皇朝始終跳不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