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方面論文

1. 法律方面論文

你好，法律方面的論文大部分是按照這個思路去寫的：
1.選題，你在生活中發現存內在容哪些法律問題，你對這個法律問題有看法。比如：論保險代位求償行使中的若干法律問題。
2.選好你要寫的論題後，就開始查找有關論題方面的資料，比如現行規定，學者們對這方面的定義，主流的觀點，這方面的案例等。
3.大概熟悉在你論題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對問題的認識後，就可以開始著手正文了。
4.各個學校都有對論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嚴格按照學校要求的格式來完成論文。多和同學交流，不懂就問老師。
5.跟你說說正文怎麼寫。
本科論文可以分成三部分進行，
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關概念特徵，立法現狀等；
第二部分，重點是第二部分，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問題，然後針對問題給出解決的辦法。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參考文獻列出，再致謝就可以了。
謝謝，請採納！

2. 法學類論文

法學基礎理論一般只能是理論性選題，而部門法似乎選題范圍更大，而且如果專不是非常擅長抽象思屬維和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還是從具體的部門法制度著手
梁慧星老師的《法學學位論文寫作方法》詳細多維度的闡釋了法學論文的寫作方法。建議您要是初學法學且有興趣下下來看看.
從選題要求這一角度來說，一般要求:1.有學術性，理論性；2有實踐性，針對性；3有充足的資料（個人覺得非常重要）；4揚長避短
我個人傾向與民法類的制度性選題，因為民法理論發展的非常成熟，資料繁多，且各個基礎制度的爭議不是很大，很適合切入．而且文章篇幅彈性也會很大，比如」不當得利研究」這一課題，從8000字的學位論文到100萬字的專著都有．
以上，如有問題可以共同切磋．

3. 關於法學論文

法學論文寫作的准備
欲寫出高質量的法學論文,應當作好多方面的准備,其中,主要是如下三個方面:

(一)制定研究計劃
研究計劃,是指研究的方法、步聚和時間安排等方面的籌劃。制定研究計劃,包括預先自我規定從哪個方面入手進行研究,先研究什麼,後研究什麼；從哪些方面著手收集資料；再怎樣合理地安排時間,等。只有這樣,研究起來就會重點明確,方法和步驟井然有序,防止研究時顧此失彼和做重復勞動等情況發生。

(二)廣泛收集材料
廣泛收集法學論文資料,是指廣泛收集與法學學術論文題目有關的材料。充分佔有豐富的材料是寫出高質量論文的雄厚基礎。這是因為:

1.充分佔有資料,能了解到與論文有關的問題學術理論界研究到何種程度；哪些問題沒有研究過；哪些問題雖已有人研究過但不深刻；哪些問題雖有舊說但需要匡正,等。這樣,就能明確自己研究的重點和主攻方向。

2.充分佔有了資料後,能拓寬研究問題的視野並提高認識問題的整體高度,為使自己站在前人已研究過的問題的更高層次,為寫出更高水平的法學學術論文打下基礎。

法學論文資料的來源,從大的方面觀之,有直接地從社會調查、訪問、實驗中獲取,也有間接地從書籍、報刊、文件、法規、電影電視、廣播和其他文獻中得到。收集法學論文資料的途徑主要有:從校內外圖書館、資料室已有的資料中去查找；通過做實地調查、社會實踐或實習等渠道獲得；通過自己的平時觀察和做實驗獲取。

收集法學論文資料的傳統方法主要有:

1.自製資料卡片,上面寫明資料的題目及簡單內容,資料的出處、頁碼、年、月等；2.自己抄錄；3.全部或部分復印；4.剪下自己訂閱的報刊上的有關材料,等。在當今信息時代,收集資料的方法可購買有關資料的光碟,可從電腦上查閱或者下載,等等。所收集的材料內容包括:典型事例或案例、有關引文、法律條款、領袖的語錄、國家領導人的講話、歷史資料、數字、至理名言或格言、對立觀點的論點和論據等。

收集法學論文資料應當注意:1.要全面地收集與自己的論文有關的材料；2.對資料進行整理、分類；3.再選擇出寫論文所必需的典型資料,以備待用。只有這樣,才不會使自己被浩瀚的資料所困擾,甚至被它們搞得頭腦發懵,良莠不辨,主次不明。

(三)編製法學論文提綱
編製法學論文提綱,是指在收集到了大量材料的基礎上,根據論證論文主題的需要編寫和製作該論文結構的框架和體系。實際上,它相當於由序碼和詞語所組成的一種邏輯圖表。製作論文提綱十分必要。這是因為:1.它能促使自己從宏觀上對全文進行謀篇布局。由於編制提綱需要對材料進行選擇；接著按論證主題的需要,對必用材料的使用按先後順序進行安排和調整；對不必要的材料忍痛割愛,等,因此,這就促使自己對全篇作合理的布局。2.它能使論文的框架視覺化。好的論文提綱能使論文的中心論點、下屬論點及論據安排得先後井然有序,層次分明,因而能使自己一看就一目瞭然,清清楚楚。3.能幫助自己在寫作時,按已定的論文框架沿著先後順序行文和避免重復。由於寫作法學學術論文需要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完成,有了一份詳細的和綱目分明的論文提綱,能使自己按圖索驥,流暢成文。

如果沒有論文提綱,雖有腹稿,寫作起來,由於寫作時間較長,在論文寫到中間或後半部時可能忘記前半部分已寫的內容而又重復寫上；或因時間長將應該寫上的內容因遺忘而漏寫,這樣,就必定出現重復或漏寫的情況,影響論文的質量。

編製法學論文提綱應當做好兩方面的准備:1.確定基本論點,就是確定全文的表達中心。在此之後,再確定下位論點,即闡發基本論點的若干個小的論點。下位論點最好寫出論點句子,使其固定下來。確定下位論點時,應根據論證基本論點(上位論點)的需要選用與上位論點邏輯關系最密切、說服力最強的論據。2.選定材料。選定材料,就是選定將要寫入論文中的材料。此項工作應從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中選出最能證明觀點(上位論點、下位論點)的材料,並將它們作為立論的依據。這些材料,應當少而精。選擇和整理材料應當分清主次。在選定材料的過程中,可採取如下幾種辦法:把選好的材料按問題分開；將證明每個問題的材料劃分為一組；每一組的材料按使用的先後次序排列好。經過對材料作上述整理,又使其與論點連在一起,就便於下一步編制提綱。

編制提綱。要編制一份好的一萬字左右的法學學術論文提綱,應當注意三個問題:

1.有合理的項目

一般在法學論文題目之下,編制出兩個或三個層次的小項目。例如,寫明:第一,題目(中心論點)；第二,三至四個分論點(下位論點)；第三,一至四個論據。第二和第三項的寫法,既可用標題寫法,即用簡要語言,以標題的形式把該部分內容概括出來；又可用句子的寫法,即用一個比較能表達完整意思的句式把該部分的內容概括出來。兩者各有所長,各人可視自己的需要擇一。

2.採用有效地編制論文提綱的方法

其方法主要是:

(1)擬定標題,即自己給論文起名字。它要求標題能傳內容之神,名副其實,使讀者看了一眼便知:論文所概括的全文主要內容。

(2)考慮構篇大小和順序安排,既考慮全篇從哪幾個方面,或按什麼順序展開、闡述基本論點(全文的邏輯結構框架)；又逐個安排每個下位論點,再依次考慮每個段的安排,把准備使用的材料按構思的順序標上序碼並排列好,以備行文時使用。

(3)全面、反復地檢查提綱,作必要的增、減或調整。

3.編寫內容詳簡適當的論文提綱

提綱分簡單提綱和詳細提綱兩種。簡單提綱的內容只包括論文題目、下位論點,詳細提綱除此之外還包括論證下位論點的各種證據。一般說來,宜編制詳細提綱。因為編制這種提綱,一則能幫助自己全面地進行謀篇布局,二則能幫助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有條不紊地進行。

4. 法學專業論文哪個方向好寫

你好哦，一篇出彩的畢業論文，能夠讓你在論文答辯會上更加自信，論文答辯通過的概率也大大提高。
首先，法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最重要。論文選題需要注意三點：理論聯系實際，注重現實意義;勤於思索，刻意求新;知己知彼，輕易適中。然而，選題只是一個論文創作的萌芽階段，接下來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選題明確以後，我們需要給定一個具體的、恰當的題目。
法學專業畢業論文題目要重點注意兩個關鍵點：其一，論文題目只能圍繞一個中心、體現一條主線。其二，論文題目與內容要完全相吻合。特別要重視讓題目能涵蓋內容，避免「大頭戴小帽子」。
另外，法學專業在論文內容的結構安排上要嚴謹、合理，每一部分內容相互之間要有密切的邏輯聯系。評價一篇畢業論文寫得好不好，畢業論文的深度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考察點，創新點和深度在論文創作過程中都要強調。
法學專業畢業論文要有一定深度的理論闡述，從而可以強化論文 的理論支撐。具體可以從以下三點入手：集中介紹、評述相關理論;穿插在論述過程中進行理論闡述，用相關理論原理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建立理論模型。畢業論文出彩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需要朋友認真揣測以上的幾點小建議，希望對考生朋友有所幫助。可以網路一下啟文在職研究生了解更多哦。

5. 急求法學專業論文一篇！

我是法學專業論文編輯 希望能幫您

6. 求一篇5000字左右的法學專業畢業論文。

這篇文章還可以，對你應該有幫助，拿走不謝。

一、引言

大數據技術的發展給科技進步、信息共享、商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革，社會活動網路化的發展趨勢更給予了個人信息豐富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使它成為對於國家、社會、組織乃至個人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資源。與此同時，與個人信息相關的犯罪活動也呈現出高發態勢。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設「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將兩個罪名整合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並擴大了主體范圍，加大了處罰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7年解釋》）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司法適用做出了具體規定。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對判決結果包含「公民個人信息」的刑事一審判決逐年進行檢索，2009-2019年間各年份相關判決數如圖表 1所示。我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發展可為四個階段：2009～2012年，此類判決數為零，與個人信息相關的犯罪案件在實踐中鮮有發生；2012～2016年，判決數量開始緩速增長，總量尚較少；2016～2017 年判決數量激增 214.6%，呈現出高發態勢；2016～2019年，犯罪數量增速放緩。

圖表 1
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行為對象，公民個人信息的內涵、范圍、判斷標准對立法和司法適用具有重要意義。《2017年解釋》第1條對其概念做了明確的規定，但實踐中對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蹤軌跡信息的范圍、如何把握財產信息的范圍和如何認定公民個人信息的可識別性等。由此觀之，要實現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准確認定，我們應該對其行為對象的內涵、外延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擬對《刑法》二百五十三條「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進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對司法實踐中該罪的認定提供有益參考。

二、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合理保護限度的設定原則

信息網路時代，我們要在推動信息科技的發展應用和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之間尋求適度的平衡。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過小或者過大，都不利於社會的正常發展。筆者認為，應當基於以下三項原則設定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刑法的謙抑性,是指刑法應合理設置處罰的范圍與程度,當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打擊某種違法行為、保護相應合法權益時,就不應把該行為規定為犯罪;當適用較輕的制裁方式足以打擊某種犯罪、保護相應合法權益時,就不應規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則同樣是刑法在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進行規制時應遵循的首要原則。
在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當下，刑法作為最後保障法首先介入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規制時，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嚴格控制打擊范圍和力度。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認定，范圍過窄，會導致公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不能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進行有效的打擊；范圍過寬，則會使刑法打擊面過大，導致國家刑罰資源的浪費、刑罰在實踐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礙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在實踐中，較常見的是認定范圍過寬的問題，如公民的姓名、性別等基礎性個人信息，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識別個人身份，但大多數人並不介意此類個人信息被公開，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結果，也不必動用刑罰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濟。
（二）權利保護與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則
大數據時代，隨著信息價值的凸顯，個人信息保護與信息流通之間的價值沖突也逐漸凸顯。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給國家、社會、個人都帶來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對個人生命和財產安全、社會正常秩序甚至國家安全帶來了一定的威脅。
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需要使得數據的自由流通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如何平衡好其與個人權益保護的關系，是運用刑法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規制時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個人信息保護不足，則會導致信息流通的過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處於危險境地、社會的正常經濟秩序遭到破壞；保護過度，則又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妨礙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會成員成為一座座「信息孤島」，全社會也將成為一盤散沙，也將信息化可以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拒之門外。
刑法要保護的應當僅僅是具有刑法保護的價值和必要，並且信息主體主動要求保護的個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協調各種相互矛盾的利益關系，通過立法和司法，平衡好個人信息權利保護與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實現雙贏。應努力構建完備的個人信息保護體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又可促進信息應有的自由流動，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三）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協調原則
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讓渡是合理的且必須，因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同時也是實現個人利益的保障。但是這種讓渡的前提是所換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當的，並且不會對個人隱私和安全造成不應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個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門因為社會管理的需要往往會進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開，信息網路的發展也使得大數據技術在社會安全管理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於公民個人利益邊界的觸碰，由此產生公共管理需要與個人權益維護之間的沖突。相對於有國家機器做後盾的公權力，公民個人信息安全處於弱勢地位，讓個人信息的保護跟得上信息化的發展，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公眾人物的個人信息保護是此原則的另一重要體現，王利明教授將公眾人物劃分為政治性公眾人物和社會性公眾人物兩類。對於前者，可將其個人信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公民監督權或公共利益相關的個人信息，此類個人信息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的讓步是必須的；另一類是與工作無關的純個人隱私類信息，由於這部分個人信息與其政治性職務完全無關，所以應受與普通人一樣的完全的保護。對於社會性公眾人物，其部分個人信息是自己主動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獲得相應的交換利益，對於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進行保護；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雖然被公開，但符合人們對其職業的合理期待，且不會有損信息主體的利益，對於此類信息，也不在刑法保護范圍內；但對於這類信息主體的住址、行蹤軌跡等個人信息，因實踐中有很多狂熱的粉絲通過人肉搜索獲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對明星的個人隱私進行偷窺、偷拍，此類嚴重影響個人生活安寧和基本權益的行為應當受到刑法的規制。

三、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特徵及相關范疇

（一）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決法律問題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指具有我國國籍的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狀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詞，對於其含義的一些爭議問題，筆者持以下觀點：
（1）應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
從字面上和常理來看，中國刑法中的「公民」似乎應專門指代「中國的公民」。但筆者認為，任何人的個人信息都可以成為該罪的犯罪對象，而不應當把我國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局限於中國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條採用的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個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個人信息」，對於刑法規范用語的理解和適用，我們不應人為地對其范圍進行不必要的限縮，在沒有明確指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情況下，不應將「公民」限定為中國公民。
第二，全球互聯互通的信息化時代，將大量外國人、無國籍人的個人信息保護排除在我國刑法之外，會放縱犯罪，造成對外國籍人、無國籍人刑法保護的缺失，這既不合理，也使得實踐中同時涉及侵犯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個人信息的案件的處理難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則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並不限於僅對「中國公民」的保護，也同等地對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的此類權利進行保護。因此，處於我國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保護對象，也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的個人信息，「我國對中國公民、處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和無國 籍人以及遭受中國領域內危害行為侵犯的外國人和無國籍人，一視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護，不主張有例外。」
（2）不應包括死者和法人
對於死者，由於其不再具有人格權，所以不能成為刑法上的主體。刑法領域上，正如對屍體的破壞不能構成故意殺人罪一樣，對於死者個人信息的侵犯，不應成立侵犯個人信息罪。對死者的個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譽權、財產權，可以由死者的近親屬主張民法上的精神損害賠償或繼承財產來進行保護。
對於法人，同樣不能成為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信息主體。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權，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權，其只是法律擬制概念，不會受到精神上的損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雖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業價值和經濟效益，但是已有商業秘密等商法領域的規定對其進行保護。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適用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
2.「個人信息」的含義
法學理論上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識別說、關聯說和隱私說。
識別說，是指將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作為公民個人信息的關鍵屬性。可識別性根據識別的程度又可以分為兩種方式，即通過單個信息就能夠直接確認某人身份的直接識別，和通過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或者通過信息對比分析來識別特定個人的間接識別。學界支持識別說觀點的學者大多指的是廣義的識別性，既包括直接識別，又包括間接識別。
關聯說認為所有與特定自然人有關的信息都屬於個人信息，包括「個人身份信息、個人財產情況、家庭基本情況、動態行為和個人觀點及他人對信息主體的相關評價」。根據關聯說的理論，信息只要與主體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就屬於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
隱私說認為，只有體現個人隱私的才屬於法律保障的個人信息內容。隱私說主要由美國學者提倡，主張個人信息是不願向他人公開，並對他人的知曉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筆者認為，通過識別說對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界定最為可取。關聯說導致了刑法保護個人信息的范圍過分擴大，而隱私說則只將個人信息局限在個人隱私信息的范圍內，忽略了不屬於個人隱私但同樣具有刑法保護價值的個人信息，同時由於對隱私的定義受個人主觀影響，所以在實踐中難以形成明確的界定標准。相比之下，識別說更為可取，不僅能反應需刑法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的根本屬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適應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導致的公民個人信息類型的不斷增多。
且通過梳理我國關於個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識別說的觀點貫穿其中。

名稱

生效年份

對「個人信息」核心屬性的界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

2012年

可識別性、隱私性

《關於依懲處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活動的通知》

2013年

可識別性、隱私性

《關於審理利用信息網路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2014年

隱私性

《網路安全法》

2016年

可識別性

《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7年

可識別性、可反映活動情況

圖表 2
《網路安全法》和《2017年解釋》中關於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無疑最具權威性。《網路安全法》採用了識別說的觀點，將可識別性規定為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而後者採用了廣義的「可識別性」的概念,既包括狹義可識別性 (識別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體現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兩者之所以採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為《網路安全法》對公民個人信息做了整體而基礎性的保護，而《2017年解釋》考慮到，作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動情況信息，隨著定位技術的不斷進步逐漸成為本罪保護的一個重點，因此在採用了狹義的身份識別信息概念的基礎之上，增加了對活動情況信息的強調性規定，但其本質仍是應涵括在身份識別信息之內的。
所以，應以可識別性作為判斷標准對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界定。
（二）公民個人信息的特徵
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體現了其區別於廣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的刑法保護價值。明確刑法領域個人信息的特徵，有助於在司法中更好的對個人信息進行認定。
1.可識別性
這是公民個人信息的本質屬性。可識別是指可以通過信息確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體包括直接識別和間接識別。直接識別，是指通過單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證號、指紋、DNA等信息均可與特定自然人一一對應。間接識別，是指需要將某信息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或者進行對比分析才能確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學習經歷、工作經歷、興趣愛好等信息均需要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才能識別出特定的信息主體。
2.客觀真實性
客觀真實性是指公民個人信息必須是對信息主體的客觀真實的反映，。一方面，主觀上的個人信息對特定個人的識別難度極大；另一方面，現行刑法關於侮辱罪或誹謗罪的相關規定足以對此類主觀信息進行規制。司法實踐中，如何判斷信息的客觀真實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實現科學、高效鑒別個人信息客觀真實性，是司法機關應努力的方向。現有的隨機抽樣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夠嚴謹。筆者認為，可以考慮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證明其所侵犯的個人信息不具有客觀真實性，則不構成本罪。
3.價值性
刑法的兩大機能是保護法益和保障人權。從保護法益的機能出發，對於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為，才能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而判斷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關鍵就在於該信息是否具有價值。價值性不僅包括公民個人信息能夠產生的經濟利益，還包括公民的人身權利。從個人信息的人格權屬性角度分析，個人隱私類信息的公開，會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名譽權，行蹤軌跡類信息的公開，會對公民人身安全帶來威脅。從個人信息的財產權屬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時代，信息就是社會的主要財產形式,能夠給人們帶來越來越大的經濟利益。「信息價值僅在當行為人主張其個人價值時才被考慮」，只有具有刑法保護價值的信息，才值得國家動用刑事司法資源對其進行保護。
（三）個人信息與相關概念的區分
很多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專門的法律保護個人信息，但部分國家和地區沒有採用「個人信息」的概念，美國多採用「個人隱私」的概念，歐洲多採用「個人數據」的概念，而「個人信息」的表述則在亞洲較為常見。對於這三個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觀點分歧。有觀點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觀點認為個人信息包含個人隱私，以個人數據為載體。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三個概念進行明確區分。
1.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
關於這兩個概念的關系，有學者主張前者包含後者，有學者主張後者包含前者，還有學者認為兩者並不是簡單的包含關系。筆者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相互交叉，個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隱私信息，個人隱私包括隱私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所以兩者的交叉在於隱私信息。兩者制建有很大的區別，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個人信息中除隱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體進行公開的，如姓名、手機號、郵箱地址等，而個人隱私則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個人不願將其公開；其次，判斷標准不同，個人信息的判斷標準是完全客觀的，根據其是否具有識別性、真實性、價值性來進行判斷即可，而個人隱私在判斷上具有更多的主觀色彩，不同主體對個人隱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後，個人信息既具有消極防禦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動對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體通過主動公開其部分個人信息，可能會獲得一定的利益，而個人隱私則側重消極防禦，主體的隱私信息和隱私活動不希望被公開，隱私空間不希望被侵犯。
2.個人信息與個人數據
筆者認為，個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個人數據（personal Data）的區別在於，個人數據是以電子信息系統為載體的對信息主體的客觀、未經過處理的原始記錄，如個人在醫院體檢後從自助機取出的血液化驗報告單；後者是指，數據中可對接收者產生一定影響、指導其決策的內容，或是數據經過處理和分析後可得到的上述內容，如血液化驗報告數據經系統或醫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導作用的結果報告，換言之，個人信息＝個人數據＋分析處理。

四、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司法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對於概念和原則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異性，需要具體情況具體討論。在本部分，筆者對一般個人信息的認定進行總結歸納，並對一些存在爭議的情況進行分析。

（一）公民個人信息可識別性的認定
「可識別性是指個人信息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地指向確定的主體。」經過上文中的討論，根據《網路安全法》和《2017年解釋》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義，我們能夠得出，「識別性」是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解釋第3條第2款印證了這一觀點。對於能夠單獨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往往比較容易判斷，而對於需要與其他信息結合來間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信息，往往是個案中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也是本罪的認定中最為復雜的問題。面對實踐中的具體案情，對於部分關聯信息是否可以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時，可從行為人主觀目、信息對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結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加以判斷。
以此案為例：某地一醫葯代表為了對醫生給予用葯回扣，非法獲取了某醫院某科室有關病床的病床號、病情和葯品使用情況。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獲取的信息不宜納入刑法中「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首先，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上看，並沒有識別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僅僅是為了獲取用葯情況；其次，從以上信息對病人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以及生活安寧的重要性上來看，行為人獲取以上信息並不會對病人權益造成侵犯；最後，從這些信息需要與其他信息結合的程度來看，病床號、用葯情況等信息並不能直接識別到個人，需要結合病人的身份證號等才能起到直接識別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屬於刑法所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
（二）敏感個人信息的認定
《2017年解釋》第五條根據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對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影響程度，將「公民個人信息」分為三類，並設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標准。

類別

列舉

「情節嚴重」標准
（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

「情節特別嚴重「標准（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

特別敏感信息

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徵信信息、財產信息

五十條以上

五百條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記錄、通信記錄、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條以上

五千條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條以上

五萬條以上

圖表 3
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對標准適用的爭議，主要表現在對敏感個人信息的認定。
1.如何把握「行蹤軌跡信息」的范圍
行蹤軌跡信息敏感程度極高，一旦信息主體的行蹤軌跡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會對權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緊迫的威脅。《2017年解釋》中對於行蹤軌跡信息入罪標準的規定是最低的：「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50以上」的，即構成犯罪。由於《2017年解釋》中對行蹤軌跡信息規定了極低的入罪標准，所以司法認定時應對其范圍做嚴格把控，應將其范圍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體位置的信息，如車輛軌跡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實踐中，信息的交易價格也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屬於「行蹤軌跡信息」的參考，因為行蹤軌跡信息的價格通常最為昂貴。
對於行為人獲取他人車票信息後判斷出他人的行蹤的情況，載於車票的信息不宜被認定為《2017年解釋》所規定的「行蹤軌跡信息」，因為該信息只能讓行為人知道信息主體大概的活動軌跡，並不能對其進行准確定位。
2.如何把握「財產信息」的范圍
財產信息是指房產、存款等能夠反映公民個人財產狀況的信息。對於財產信息的判斷，可以從兩方面進行把握：一是要綜合考量主客觀因素，因為犯罪應是主客觀相統一的結果；而是考慮到敏感個人信息的入罪門檻已經極低，實踐中應嚴格把握其范圍。
以此案為例：行為人為了推銷車輛保險，從車輛管理機構非法獲取了車主姓名、電話、車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認定為「財產信息」。因為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體的人身、財產安全，最多隻會對行為人的生活安寧帶來一定的影響，因而應適用非敏感公民個人信息的入罪標准。
（三）不宜納入本罪保護對象的公開的個人信息的認定
信息主體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是否屬於 「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理論界存在觀點分歧。筆者認為，「公民個人信息」不以隱私性為必要特徵，因為《2017年解釋》第1條並為採用「涉及個人隱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識別性作為判斷標准。因此，信息的公開與否並不影響其是否可以被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
對於權利人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相關信息的行為顯然合法，且其後出售、提供的行為，當前也不宜認定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國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隱私性」作為界定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可見公民個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從隱私權中分離出來的權利，所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側重於對公民隱私和生活安寧的保護。權利人之所以自願甚至主動公開其個人信息，說明這部分信息即便被獲取、出售，也通常不會對其個人隱私和生活安寧造成侵犯，因此不應納入刑法保護范圍內；第二，根據刑法第253條之一的規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只有在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前提下才構成犯罪。對於已經公開的公民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後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為在我國缺乏相關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應推定為存在權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權，也就是說不應認定行為人對獲取的已經由權利人公開的個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為系「違法國家有關規定」。第三，在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機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高發的背景下，應將實踐中較為多發的侵犯權利人未公開的個人信息的案件作為打擊的重點。
對於權利人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相關信息的行為可以認定為合法，但如果後續的出售或提供行為違背了權利人意願，侵犯到了其個人隱私和生活安寧，或是對權利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造成了威脅，則應根據實際情況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論處。
對於權利人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相關信息的獲取一般來說是合法的，但是獲取信息之後的出售、提供行為如果對信息主體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寧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體對其相關個人信息有強烈保護意願，則應據其情節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

五、結語

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對個人、組織、社會乃至國家均具有重要價值，由此也滋生了越來越多的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公民個人信息」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犯罪對象，其概念界定、特徵分析、與相關概念的區分以及司法認定對於打擊相關犯罪、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結論性的認識：第一，界定公民個人信息的原則。一是應遵循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保證打擊范圍既不過寬而導致國家刑罰資源的浪費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過窄而使公民個人信息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二是應遵循權利保護與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則，在保障公民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的同時不妨礙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應遵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相協調原則，允許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讓步，但杜絕對個人利益的侵害和過度限制。第二，公民個人信息之「公民」應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不應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個人信息之「個人信息」應採取「識別說」進行界定，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根本屬性。除了可識別性，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還應具有客觀真實性、價值性等特徵可作為輔助判斷標准。還應注意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個人數據等相關概念的區分，避免在司法實踐中出現混淆。第三，一般個人信息的認定。「可識別性」是其判斷的難點，可以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信息對其主體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與其他信息的結合程度這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判斷；對於行蹤軌跡信息、財產信息等敏感個人信息，由於其入罪門檻低、處罰力度大，應嚴格把控其范圍並結合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進行考量；對於信息主體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應分情況討論，對於信息主體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其獲取、出售和提供，不應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對於信息主體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信息的獲取是合法的，但其後出售、提供的行為，可以依實際情況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論處。
希望本文的論述能夠對我國個人信息保護體系的完善貢獻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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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動合同中的締約過失責任制度

[摘要]締約過失責任制度是民法債權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它的提出使締約階段也納入法律調整的范疇，進一步完善了債法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對締約失責制度作了較全面的規定，但這些規定卻不適用於勞動合同，從而造成我國勞動立法與實踐的嚴重脫節。為了彌補勞動權利救濟的缺陷，確立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制度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勞動合同屬於兼具有公私法性質的社會法調整，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制度與民法中的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相比在適用主體、歸責原則、適用范圍和賠償范圍等方面有其特殊性。

[關鍵詞]勞動合同，締約過失責任，適用主體，歸責原則，適用范圍

[正文]

一、建立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的必要性

締約過失責任制度是民法債權中的一項重要制度，是指在合同訂立過程中，一方因違背其依據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生的義務，而致另一方的信賴利益的損失，並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1]

（一）勞動權利救濟的缺陷呼喚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制度

1861年德國法學家耶林在其主編的《耶林法學年報》第四卷上發表了《締約上過失：契約無效與未臻完全時之損害賠償》一文。締約過失責任的提出，肯定了當事人因締約行為而產生了一種類似契約的信賴關系，提出了當事人在合同訂立階段，彼此應負有相互注意和照顧的義務，為當事人從事交易活動確定了新的義務規則，使人們意識到，締約階段並不是法律調整的一塊飛地，人與人之間在這個階段的相互接觸，亦應受到法律的調整，進一步完善了債法理論。耶林的理論提出後，對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各國紛紛吸收和借鑒這一理論。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對合同無效和被撤銷的締約過失責任，合同不成立的締約過失責任作了較全面的規定。然而《合同法》所調整的是民商事合同關系，並不適用於勞動合同。但在勞動關系領域中，卻存著大量的因一方當事人惡意磋商、隱瞞真實情況等與另一方當事人簽訂勞動合同，致使勞動合同無效或根本不能履行和不成立的情況存在，給對方當事人造成損失。有了損失必須要有人承擔，而現行勞動法卻不能完全解決這一問題。現行勞動法關於勞動合同的條款僅22條，而關於勞動合同效力及責任承擔的條款僅僅體現在勞動法第18條、第97條和原勞動部發布的規章中。《勞動法》第18條規定：「下列勞動合同無效：（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勞動合同；（二）採取欺詐、威脅等手段訂立的勞動合同。無效的勞動合同，從訂立的時候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第97條規定：「由於用人單位的原因訂立無效合同，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勞動部1995年5月10日發布的《關於違反〈勞動法〉有關勞動合同規定的賠償辦法》第二條第（一）、（二）項規定：「用人單位故意拖延不訂立勞動合同，即招用後故意不按規定訂立勞動合同以及勞動合同到期後故意不及時續訂勞動合同的」、「由於用人單位原因訂立無效勞動合同，或訂立部分無效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給予勞動者賠償。從上述規定中不難看出，我國的勞動立法雖然沒有明確使用締約過失責任這一名稱，但對締約過失責任制度是持肯定態度的。[2]只不過這種規定是非常不全面的。這些規定只能解決因用人單位的原因簽訂的無效勞動合同而產生的糾紛。而對於在訂立勞動合同過程中，由於用人單位或勞動者一方或雙方的過錯而使勞動合同不能成立並造成他方損失的，有過錯的一方應否承擔賠償責任，則完全沒有涉及。同時，由於勞動者的原因訂立無效勞動合同，對用人單位造成損害的，應否承擔責任則沒有規定。這樣就形成了實踐中關於勞動合同的真空地帶，對雙方當事人尤其是勞動者的勞動權利保護存在缺陷。這與勞動法的立法宗旨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借鑒合同締約過失責任制度，建立勞動合同中的締約過失責任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國際勞動立法的成功經驗為我國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英國在涉及僱傭合同的默視條款時，上訴法院認為有兩個主要的方面應當考慮，一是該條款很明顯是雙方當事人同意的，但在合同中沒有規定；二是該條款對合同運作本身是需要的。這樣，法院可以將該條款列入合同中，使它成為默視條款。雇員的責任：自願地和樂意地工作；運用適當的技能和合理的謹慎；服從合法的命令；小心照顧僱主的財產；忠誠地為僱主服務。僱主的默視責任：不得剋扣雇員的工資；與雇員合作以維持相互信任；合理地照顧雇員以保證其健康和安全；對某些特定的雇員僱主負有提供工作的責任；其他繳納保險和代扣所得稅等責任。

韓國在勞動立法上已明確採納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締結勞動合同時勞動者有義務向使用者具體說明自身勞動力的質量，並讓使用者適當地選擇勞動力。雖然勞務合同交涉時尚不存在任何的勞動關系，但勞動者和使用者都有向對方如實告知和說明的義務。因勞動者的欺瞞行為使使用者誤認為勞動者擁有締結合同所需要的特定技能，從而引起的損失由勞動者負責。但勞動者賠償的責任只限於受損的信賴利益（消極的合同利益）。使用者也擁有對有關勞動合同的重要事項進行告知和說明的義務。這說明告知義務從締結合同開始之前就已存在，如違反該義務，由應基於合同締結上的過失責任負責賠償損失。例如，面臨破產的企業未告知影響對勞動者的支付能力的事實而引起的勞動者損失應由使用者賠償。[3]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更多的國際因素進入勞動合同的理論和實踐。勞動力在國際市場的流動，需要各國之間在勞動合同立法方面作出合作與協調，國際勞工標准、國際慣例、國內勞工標准都要進行協調與接軌。上述國家主張將締約過失責任納入勞動合同理論領域並建立了相對比較完善的勞動締約過失責任體系。相比之下我國在這一領域卻比較薄弱，因此，借鑒國際勞動立法的經驗，構建我國的勞動締約過失責任體系勢在必行。

二、建立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的可行性和特殊性

首先，勞動合同是合同。盡管現在普遍的觀點認為勞動法屬於社會法的范疇，但勞動合同作為僱傭雙方確定勞動關系中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文件，是建立在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平等協商、交換意思表示、達成協議的基礎上，即建立在要約和承諾的基礎上的。所以，勞動合同不可能擺脫債權法上合同的本質屬性。而且，從勞動合同的內容來說，除勞動法第19條規定的7項法定條款，其他條款當事人可以協議約定，只要此約定不違反法律規定，即為有效。

其次，勞動合同是債的合同的異化。勞動合同一經簽訂，雙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就發生了質的轉化。由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轉化為隸屬關系、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這也就決定了勞動合同與民法上崇尚契約自由、意思自治的合同是不一樣的。勞動法的任務一方面要實現權利義務的創設自由，另一方面又要矯正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的不平等。其矯正手段就是國家通過創設法律規范來對個別意志進行限制。在勞動關系的調整模式中體現為法定權利義務對約定權利義務的限定。而這種法定權利義務應該視為法律賦予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默視責任」。而締約過失本身即基於合同當事人違反默視責任條款義務而創設法定強制責任，所以在勞動法是社會法的范疇內，仍然可以從理論上推定作為民法歸責的締約過失的可適用性。

但勞動合同畢竟不同於民事合同，不能將《合同法》中關於締約過失責任的相關規定照搬過來，勞動合同締約過失責任有其特殊性。

首先，民事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雙方地位平等，互負締約過失責任。而勞動合同屬於社會法的范疇。雙方當事人是表面平等而實質上是不平等的。勞動法作為矯正這種不平等的社會法律規范，賦予勞動者享有較多的權利承擔較少的義務，相反，用人單位承擔較多的義務，享有相對少的權利。從而達到保護弱者，實現社會利益的目的。[4]因此，在締約過失責任的構建上也應該體現這一精神，對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應該適用不同的規定。

其次，締約過失責任是在合同訂立過程中產生的，但一般的勞動合同都規定有試用期。《勞動法》第21條規定：「勞動合同可以約定試用期，試用期最長不得超過6個月。」該法第25條規定勞動者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第32條規定勞動者在試用期內可以隨時通知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可見，在試用期內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可以不受誠實信用原則的約束。然而，勞動締約過失責任設立的價值是使誠實信用原則從履行合同階段延伸到合同訂立階段，如果在試用期內當事人可以不受誠實信用原則的約束，必然使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設立成為空中樓閣。因此，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如何協調試用期這一特殊階段也是其特殊性之一。

三、構建我國完善的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制度體系

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的設計，既要吸收和借鑒中外相關法律制度的研究成果以及國外的立法經驗，也要尋求本國現行法律的支持並結合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的特殊性。

（一）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主體

如前所述，勞動合同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由此可知，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作為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主體是無可非議的。締約雙方當事人承擔的主要義務有：用人單位應誠實地發布招聘信息；合理地確定面試者和實際招聘人數的比例及面試的地點；盡量節省應聘者的費用；用適當的方式將應聘者是否參加面試或已被錄用的信息及時通知應聘者。勞動者應誠實地提供真實的學歷證書、工作簡歷、職稱證書、技術等級證書等，不得提供虛假的、偽造的證書、資料。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在試用期間，應真誠善意地考察試用，不得以謀取對方的技術成果或者竊取商業秘密為目的，等等。

除了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外，勞動合同之外的第三方是否能成為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主體則有待考證。筆者通過對大中專畢業生就業時簽訂的就業協議的考察，得出第三方可以成為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主體。就業協議是畢業生、用人單位和學校三方簽訂的，有關確定學生工作意向、用人單位願意接收、學校負責派遣的協議。在就業協議中都規定了責任承擔，諸如「三方中有一方要變動協議，需提前一個月徵得另外兩方同意，並承擔違約責任，向另兩方交納違約金」等等。對於 「就業協議」的法律性質及責任定性尚無立法上的明確規定。筆者認為如果把對就業協議的違反單純視為違約責任是不妥當的。作為勞動合同的基礎，「就業協議」 與後面的正式勞動合同其實是密不可分的，若單獨把其作為獨立存在的合同加以分析會人為割裂它與勞動合同的關聯。這里的「就業協議」性質更接近於勞動合同的 「先合同義務」，是畢業生和用人單位締結勞動合同之前的強制性步驟。如果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就業協議」，相對方所受到的損失不是基於「就業協議」內容的損失，而是不能簽訂勞動合同由此帶來的損失。所以，基於「就業協議」而產生的責任解釋為勞動合同簽訂階段的締約過失責任更符合協議的本性和與勞動合同不可分割的關聯性。這樣，學校可以作為合同外的第三方追究和承擔勞動締約過失責任。

（二）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歸責原則

歸責原則，是指確定責任的依據。在勞動締約過失責任中不能適用傳統的民事責任歸責原則，即過錯責任原則。因為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總體上處於社會經濟地位強弱懸殊的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在一個具體的勞動合同產生爭議時，由於勞動者處於弱者地位，他很難證明用人單位主觀上是否具有過錯。這說明過錯責任原則並不能完全適用於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中的締約過失制度有其特殊的歸責原則，即對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歸責原則進行區別對待。用人單位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的原則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即勞動者只需證明自身在締約過程中不存在過失，而且又非基於不可抗力導致勞動合同的效力減損或實際履行中勞動者自身權益遭到損失，即可將責任歸結於用人單位一方，除非單位能夠證明自己在締約中完全沒有過錯或者勞動者的損失屬自己責任或不可抗力，則應視為用人單位承擔締約過失責任。而對於勞動者來說，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的原則仍然是過錯責任原則。這種歸責原則一方面符合勞動立法中保護「弱勢群體」的社會法屬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預先制約處於強勢的用人單位，規范其在締約階段的行為，防止糾紛。

（三）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適用范圍

1、勞動合同不成立情況下的締約過失責任

這是典型的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適用類型，是指在合同的締結階段由於一方未盡到善良注意的義務，未本著誠信原則而隨意進行磋商，甚至惡意進行磋商，對他方因此遭受的損失理應承擔賠償責任。尤其是在如今就業歧視普遍存在的情況下， 構建勞動締約過失責任制度不失為一條可行之策。

2、試用期勞動合同中的締約過失責任

如前所述，試用期是勞動合同所特有的一種合同狀態，為了更好的實現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立法宗旨，試用期必須納入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體系范圍內。試用期由於雙方勞動關系的不完全確定性可以將其視為非勞動合同履行期。這樣，在試用期滿前都相當於合同訂立階段，在這一階段如果一方當事人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給對方當事人造成了損失，該損失的承擔應歸屬為締約過失責任。

3、勞動合同因一方或雙方過錯導致無效的締約過失責任

《勞動法》第18條規定「下列勞動合同無效：（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勞動合同；（二）採取欺詐、威脅等手段訂立的勞動合同。無效的勞動合同，從訂立的時候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由於勞動合同的特殊性，無效的勞動合同不可能恢復到勞動合同訂立前的狀態，因為勞動者勞動力的付出是不能恢復的。《勞動法》第97條規定：「由於用人單位的原因訂立的無效合同，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這是現行勞動法對締約過失責任的肯定。筆者認為，這一規定是不全面的，忽視了勞動者的原因訂立的無效合同的情況和此規定適用的嚴格性。比如，某單位違反了《勞動法》第15條第1款「禁止用人單位招用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的規定訂立的勞動合同，在提供勞動階段勞動者仍未滿16周歲，則屬於違法用工，不應存在勞動法上的合法僱傭關系。依據無效勞動合同，已經提供的勞務及已經支付的工資均喪失法律依據。根據現行法律、法規，如果是單位自身的過錯招用了未成年工，就可依據《勞動法》第97條的規定追究用人單位的勞動法上的責任（如果是故意的，還可能追究其刑事責任）。如果這種合同的簽訂是勞動者採取欺詐的手段，使用人單位發出的錯誤的意思表示或者沒有有效的勞動合同的情況下，對用人單位和提供勞動的勞動者如何進行救濟則無法可依。因此，必須引進締約過失責任制度。

4、勞動合同部分無效情況下的締約過失責任

部分無效的勞動合同又稱為「瑕疵合同」，是指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在勞動合同的訂立過程或所訂立的勞動合同內容存在瑕疵的勞動合同。如訂立過程中當事人對個別條款的意思表示不真實或勞動合同的個別條款的內容違反強制性法律規范或違背社會公共利益。對這種部分無效的勞動合同不能一概否認其效力。比如，勞動合同中約定的工資發放形式不符合我國《勞動法》第50條規定的「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而是發放實物或由單位代為保存，年末統一結算。在這樣的勞動合同中，不能因為工資發放的形式違法就全盤否定勞動合同的效力，否則勞動者根據勞動合同付出的所有勞動力和勞動成本將變得沒有法律依據。但對約定無效的條款給勞動者或用人單位造成損失的彌補在現行勞動立法上找不到依據。只有引進締約過失責任制度，就可以認定上述損失是基於締約時有過錯的一方未盡適當的注意義務，過失或故意導致條款的約定無效，違反了誠信原則，應該由過錯方承擔對無過錯方的締約過失責任。

5、勞動合同有效情況下的締約過失責任

對於有效的勞動合同在履行過程中產生的爭議一般通過違約責任進行救濟。但對於一些有效勞動合同，違約責任似乎無能為力。有一些用人單位為了爭取勞動力資源而在招聘廣告中為自己作宣傳，但簽訂勞動合同後，卻不能兌現，如許諾兩年內出國等等。是不是可以援引《勞動法》第18條第2款「採取欺詐、威脅等手段訂立的勞動合同」而認定無效呢？筆者認為，這樣對勞動者權益的維護是極為不利的。因為當今我國勞動力市場普遍存在供大於求的狀況，勞動者如果因為招聘廣告中的「引誘性條款」而放棄整個勞動合同的有效性，他必將面臨著二次就業的巨大成本和可能面臨的失業風險。所以，應該在維持勞動合同的基礎上，追究用人單位的締約過失責任，以彌補勞動者的巨大的心理落差。

（四）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范圍和責任承擔方式

在民事締約過失責任中，應當以信賴利益作為賠償的基本范圍。信賴利益賠償的范圍存在著爭論，焦點為信賴利益除了包括直接損失之外，是否包括間接損失。筆者認為，勞動締約過失責任信賴利益賠償范圍：包括財產損失賠償與機會損失賠償。財產損失包括：（1）為准備締約或為締約而支出的費用；（2）因准備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造成的損失；（3）上述支出費用造成的利益損失。機會損失：是當事人相信要約或合同而不作為所導致的與他人訂約機會的喪失，是一種可得利益損失。因勞動合同所造成的信賴利益尤應包括同等條件下的就業機會喪失。有人認為，市場經濟中，市場給勞動者創造的就業機會無處不在，將就業機會的喪失納入信賴利益范圍似不盡合理。但筆者認為，市場中的就業機會無處不在，這只是一種應然狀態，實質上，某一時期市場創造的就業機會總是有限的，而勞動者的供給卻是無限增長的趨勢，勢必造成相當數量的失業。因此，將就業機會的喪失計算入信賴利益的范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信賴利益賠償方式：由於信賴利益賠償是損害賠償之債的一種，其目的在於排除損害，以恢復或填補信賴人因信法律行為有效而所受損害，所以其賠償方式與一般損害賠償並無區別。可以採取恢復原狀與金錢賠償。由於勞動合同的標的在於勞動者提供的勞務，因而不可能採取恢復原狀，而應以金錢賠償為宜。同時，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承擔方式除了民事賠償之外，與一般民事締約過失責任不同的是其承擔責任的方式還可能是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綜上所述，勞動合同雖然屬於社會法調整的范疇，有其獨特的制度設計，民法中合意、誠信、公平等價值理念在勞動合同中仍然適用，因此，民法中的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經過適當的變革仍可以納入到勞動合同的調整范疇內。該制度的適用不僅可以彌補勞動法立法上的缺失，對於維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完善勞動權利救濟體系也是至關重要的。

[注釋]

[1]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310頁。

[2]筆者的意思是說明《勞動法》第97條的規定已經符合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可以將其看作勞動締約過失責任的雛形。

[3]王益英：《外國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33-34頁，第498頁。

[4]董保華：《社會法原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52頁。

8. 法學專業的論文 哪個方面（學科）的好寫一些

x這個是看學校那邊的規定是什麼的，在什麼期刊上發表呢？

9. 求關於法學的論文

內容提要: 企業社會責任最初以道德責任的形式出現，後來，一部分企業社會責任逐漸發展為法律責任和軟法責任，並同道德責任並存。由於法律責任能夠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現，因而法律責任化後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便變得非常確定。當然，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也會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盡可能擴大法律責任化的范圍。有時，軟法可以藉助其特有的提倡性規范促成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但由於缺少了國家強制力的推行，因而軟法化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總體上變得不確定。這時有必要引入司法能動主義，且從廣義上看，司法化也屬企業社會責任法律化的應有之義。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國際組織、社會組織甚至企業，為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進行了一系列的嘗試和實踐。但是，對處於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企業，甚至是處於同一地域、文化中的不同企業來說，其社會責任承擔的狀況依然千差萬別。這是因為，在排除考慮法律等強制性制度安排因素的情況下，這種倫理色彩濃厚的責任承擔的實現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行為主體的道德素養——當然，這又更深層次地取決於行為主體所處社會共同體的道德水平，而道德則總是「具有多樣性」。[1]作為調整人類行為的基本規范的道德和法律並非互不相干，某些情況下，法律對已屬道德調整的行為的補充調整完全能夠強化倫理的約束效果，道德和法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調整便是如此。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性質

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即企業的社會性的責任，迄今依然是一個頗受爭議的概念——正如泛美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續發展部原經理AntonioVives指出的，即便是「『社會性的』和『責任』這兩個詞也都總是被人曲解，比如，有些人認為『社會性的』是指諸如健康、教育、安全之類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一般是屬於政府責任（responsibility）范圍內的。其他人則更為恰當地將其定義為企業活動范圍內的地球（planet）和環境。對於『責任』一詞，一些人認為其指企業行為（actions）的責任（accountability），其他人則認為是對社會的職責（ty），還有些人認為是良好的判斷（即金科玉律中常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2]至於對「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的解釋，在官方的、國際組織的、民間的和學術性的各種定義中的分歧更是隨處可見。

盡管如此，人們現在對「企業社會責任」還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識，即企業社會責任是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的的企業傳統經營理念的修正，其本質是要求企業在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應當維護和增進其他社會利益。當然，由於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不一，不同人眼中的「其他社會利益」的范圍和程度並不盡相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同理解也導致了對其性質的不同看法。就本文的主旨來說，對企業社會責任性質的界定是研究其法律化的前提。

（一）最初的道德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

企業社會責任並非自古存在。在古典經濟學視域中，我們現在所界說的「企業社會責任」是無以立足的，市場主體如果有什麼社會責任的話也被嚴格限制在商業合同關系的范圍之內，或者，如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亞當·斯密所主張的，市場主體的活動本身就是實現社會責任的活動——「誠然，他所考慮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但是研究他自己的利益自然地或者毋寧說必然地導致他去採取最有利於社會的使用方法。」「他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達到一個他無意追求的目的。雖然這並不是他有意要達到的目的，可是對社會來說並非不好。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進社會的利益」。[3]現在，這種觀點依然存在，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者同樣反對企業社會責任觀念，他主張「企業僅具有一種而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和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之內，利用它的資源和從事旨在於增加它的利潤的活動。」弗里德曼甚至斥責企業社會責任學說為「一種自由社會里根本的破壞主義」，是「最壞社會的信條」。[4]古典經濟學的主張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深信充分、完全的市場競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包括社會問題），因為競爭是以一人之「自利」之心對抗另一人「自利」之心的最有效機制。當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否定也並非古典經濟學一家之言。在管理學界，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說，「如果你發現經理主管打算承擔社會責任，立即解僱他，越快越好！」[5]韓國商法學者李哲松教授也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一說有違「企業乃純粹的營利性組織」這一本質，且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模糊，義務對象也籠統而不明確。[6]

但是，「自利」驅使下的市場主體這種對利潤最大化的唯一追求顯然同社會對其的要求和期望相背離。特別是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和19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向社會市場經濟階段的演進，一方面，社會化成就了市場主體規模的大幅擴張，也給其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但另一方面，與市場活動相關的一系列外部性問題隨之而來，如環境污染、勞工待遇惡化、損害消費者利益、貧富分化等問題日益突現，對社會生活和經濟的持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對市場主體的道德指責和抱怨聲隨之而來且越來越強烈。被指責的市場主體除自然人之外，更多的是企業，尤其是公司制企業，其在19世紀後成為市場主體的主要組織形式。

早在1895年，美國社會學界的著名學者阿爾比恩·斯莫爾（Albion w．Small）就曾在美國社會學創刊號上呼籲「不僅僅是公共辦事處，私人企業也應該為公眾所信任」，這標志著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萌芽。1924年美國學者謝爾頓（Oliver Shelton）首次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說法，他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者滿足產業內外各種人類需要的責任聯系起來，並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含道德義務。1953年，美國的另一位學者霍華德·R·鮑恩（Howard R．Bowen）出版了《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一書，才使企業社會責任正式走進人們的視野。[7]特別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普遍要求企業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兼顧企業職工、消費者、社會公眾及國家的利益，履行保護環境、消除污染等社會責任，將其經營目標與社會目標統一起來。至此，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問題正式成為政府和社會討論研究的普遍話題——「今天，社會責任『是否需要承擔』已經過時，唯一剩下的問題就是：『具體承擔什麼和怎樣承擔』」。[8]

從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過程可以看出，企業社會責任最早產生於社會對企業的一種道德要求，它本質上是一種道德責任——「企業既不是機器也不是動物。它們是由人來運行的組織，而且正因為如此，即使它們不是道德人，但是卻具有了接受道德評價的道德身份。」[9]

（二）多元化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最初為「道德責任」並不意味著企業社會責任就是道德責任。但是，當前仍然有不少人主張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最初屬於道德責任，而且是徹頭徹尾的道德責任，此即道德責任論者。道德責任論者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喬爾·巴肯指出的，「也許是因為『企業社會責任』這個詞由慈善事業進化而來，所以許多人繼續將其同『慈善事業』等同。」[10]在道德責任論者看來，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也不需要藉助法律等機制，有的學者甚至聲稱其可以自我實現。如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費爾法克斯（Fairfax）指出，一般來說，企業會兌現他們承擔社會責任的承諾。「更重要的是，即使企業的行為跟他們花言巧語（rhetoric）的責任承諾不一致，也存在促成這種一致的極大可能性。社會心理學表明，當一個人作出許諾的時候，她會經歷來自使其自身行為同許諾相一致的內部的和外部的壓力。換句話說，這種壓力戲劇性地增加了許諾者同他行為的一致性。而且，當諾言以書面的、公開的和不斷重復的方式表現時，許諾影響其行為的機會將進一步地大大增加。」[11]當然，他也認為，「企業是擬制的實體，那些能對自然人形成推動並使得其言行一致的力量可能並不能對企業產生作用。進一步地，盡管企業由一個個的自然人組成，這些人也都具備那種推動自己言行一致的力量，但是，在企業的場合中這些力量可能變得銷聲匿跡。」[12]但他仍然「堅持認為這些障礙是可以被克服的，特別當我們將關注的目光投在增強企業代理人個人兌現企業責任意識的戰略上時。」[13]

但顯然的是，將企業社會責任等同於道德責任很難獲得人們的普遍認同。一個最典型的例證就是，現在的企業社會責任同法律之間必然會存在某種關系。正如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Ostas教授指出的，「僅僅討論商人的社會責任而不涉及法律是困難的，因為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總是交織在一起。法律責任可以通過罰款、監禁或者民事責任等法律制裁得以強制實施，比較起來，社會責任還包括那些不能通過法律制裁強制實施的責任。社會責任明顯包括法律責任，但是其概念比後者更為廣闊。」[14]

實際的情況是，企業社會責任雖最初產生於道德的需要，但這種道德責任並未到此為止。倫理的軟約束離不開法律的強化，道德良知的自律和輿論約束的他律並不能普適於所有的市場主體，於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在存在任何實在法體系的社會（國家）中，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除了繼續由倫理予以調整外，另一部分（特別是對企業的道德底線要求）則逐漸上升為（廣義的）法律要求：（1）對於有些社會責任的承擔，法律直接對企業施加強制性，此時道德責任便成了法律責任，自然資源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公司法中的相關強行性規范便是其體現。（2）對於另外一些社會責任的承擔，有時由法律以鼓勵或一般性義務的形式向企業提出要求，但法律並不能直接強制企業承擔，這種社會責任可稱之為狹義的軟法責任；有時又可能被正式立法主體以外的社會共同體、組織等以制定規范的方式對企業提出要求，這種社會責任同樣不具有國家強制實施性，此即廣義上的軟法責任。[15]

因此，從倫理責任發展而來的企業社會責任既可能是法律責任，也可能是純粹的道德責任，還可能是軟法責任（包括廣義和狹義的），即一種多元化的責任。實際上，「企業社會責任」本來是個外來詞，在英文中，Responsibility、Duty、Obligation和Liability都可譯為「責任」。Duty是具體法律義務上的「責任」，Obligation是具體的法律或道德約束，Liability是歸責意義上的「責任」，而「企業社會責任」中的「責任」——Responsibility則是指角色及其權義設置，既可以是某種法律上的義務、職責職權，也包括倫理或道德范疇的義務或角色定位。[16]

不同性質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機制不一樣，法律責任可以由國家強制實現，道德責任與國家強制無關，軟法責任則介乎兩者之間。例如，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在《商事公司的社會責任》的報告中列舉了58種要求公司付諸實踐的、旨在促進社會的進步的行為，涉及了10個領域。同時，他們又將這些社會責任行為分為兩類：一是自願性的行為，由公司主動實施並由公司在其實施中發揮主導作用；二是非自願的行為，這些行為由政府藉助激勵機制引導，或者通過法律法規的強行約束來實施。[17]顯然，這里的「自願性」還是「非自願性」行為取決於企業社會責任到底是法律責任、軟法責任還是純粹道德責任。當然，這三者之間的邊界也並非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它們各自的范圍從而強制性程度也會發生變化。在現代法治國家，由於藉助法律機制無疑有助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因而考察這三者之間界限的變化，尤其是將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和軟法責任化，並探討其實現機制便具有現實的意義。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及其限制

法律責任的典型特徵是能夠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其實現。因此，企業社會責任一旦由立法以法律責任的形式體現出來，即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這種最初的道德責任的實現便變得非常確定。當然，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也會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研究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意義在於如何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擴大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范圍，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

（一）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形式

由於法律責任產生於行為主體對強行性法律規范規定義務的違反，因而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只能通過立法的方式完成。當前，許多國家的公司法和商法典通過強行性法律規范不同程度地實現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公司法中體現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最早可見於1937年的德國《股份公司法》，其中規定公司董事「必須追求股東的利益、公司雇員的利益和公共利益」。[18]2006年修訂並於2008年實施的《英國公司法》第172條第1款也規定：「公司董事必須以一種其善意地相信為了其全體成員利益而促進公司成功的方式行事，並且在如此行事時，已經考慮了：（1）任何決策從長遠來看可能的後果。（2）公司雇員的利益。（3）培植與供應商、顧客及其他方的商業關系的必要性。（4）公司的運作對社區及環境的影響。（5）通過高標準的商業行為來維持聲譽的願望。（6）在公司成員之間公平行事的必要。」該條第2款規定，當公司的目的條款包含，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追求其成員之外的利益的條款時，第1款即應當在以下意義上產生效力：為了公司全體成員利益而促進公司成功，也就是等同於實現第1款所列的目的。[19]2005年的日本《商法典》通過修改公司法中的各項制度來使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特別規定了公司債管理公司制度、公司債債權人會議制度，在公司債權人利益保護上獨樹一幟。[20]

除了公司法和商法典外，其他立法通過強行性規范也同樣能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如，英國1986年《破產法》第214條規定，如果公司董事或影子董事知道或應當知道該公司的破產清算不可避免，卻繼續操縱公司進行交易而不採取積極措施盡量減少債權人的潛在損失，這時所進行的交易為不當交易（wrongful trading）。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有權要求股東認購公司未發行的股份。這些規定當然成為保護員工、債權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利益的法律基礎，為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21]美國自1985年後也有近30個州通過法律特別規定：董事會在制定重要經營決策，特別是在決定是否接受和拒絕一項股權收購方案時，除了考慮股東的利益外，還要考慮其他參與者的利益；本世紀初，美國政府又頒布了一系列嚴肅公司道德准則的法案，如《2002年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加大對忽視社會責任、侵害相關利益者的企業的處罰力度。幾十年來，美國政府不斷地通過各式各樣的法令，從職場、產品安全、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公平競爭等方面用強有力的執法來約束和規范企業的行為。[22]

我國《公司法》也以強行性規范的方式規定了公司的社會責任，如：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監事會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於1/3，並強化了監事會的職權；由兩個以上的國有企業或者兩個以上的其他國有投資主體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之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公司職工代表，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公司職工代表；上市公司應設立獨立董事，等等。這些規定實質上已經將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了，比如，如果公司在注冊成立後違反這些強行性規定，根據我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將導致相應法律責任的產生。同國外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途徑類似的是，我國《公司法》中的上述規定僅是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一部分，況且，企業的范圍也大於公司的范圍。我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強行性規定還零星體現於破產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稅法等立法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對「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的含義和性質的不同解讀，學界對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范圍有不同理解。有的認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社會責任」包括「消費者保護、勞動者保護、環境保護等法律責任」，[23]而有的學者則認為，對公司和債權人、雇員、供應商、用戶、消費者的關系完全可以用固有的誠實信用原則來調整，而公司社會責任僅是公司在從事營利性的經營活動中負有的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義務，以及侵害社會公共利益應承擔的法律責任。[24]

（二）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限制

如前文所見，道德規則可以變為法律規則，此正如霍姆斯法官的名言：「法律乃是我們道德生活的見證和外部積淀」。[25]但實際上，並非所有的道德規則都有必要且有可能上升為法律規則，在賦予其強制性時尤其如此，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過程中同樣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

1.企業社會責任只能是道德底線的要求

道德是有層次之分的，法律責任化的只是道德底線的要求。富勒將道德分為義務的道德和願望的道德兩類，願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實現人之力量的道德」，它「好比是批評家為卓越而優雅的寫作所確立的標准。」而義務的道德是一種基本的要求，就如「語法規則」，「如果說願望的道德是以人類所能達致的最高境界作為出發點的話，那麼義務的道德則是從最低點出發。」[26]根據富勒的觀點，能上升為法律的只能是義務的道德，即最基本的道德，「如果我們要尋找人類研究領域之間的親緣關系的話，法律便是義務的道德最近的表親，而美學則是願望的道德最近的親屬」。[27]博登海默也指出，在道德價值的這個等級體系中，我們可以區分出兩類要求和原則。第一類包括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們對於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承擔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要的，或極為可欲的。避免暴力和傷害、忠實地履行協議、協調家庭關系、也許還有對群體的某種程度的效忠，均屬於這類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范包括那些極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和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則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慷慨、仁慈、博愛、無私和富有愛心等價值都屬於第二類道德規范。對於第一類道德要求，即道德的基本要求，其「約束力的增強，當然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禁止殺人、強奸、搶劫和傷害人體，調整兩性關系，制止在合意契約的締結和履行過程中的欺詐與失信等，都是將道德觀念轉化為法律規定的事例。」[28]

對企業社會責任來說，能法律責任化的同樣只能是最基本的道德，即道德底線的要求。實際上，只要考察一下當前已經法律責任化的企業社會責任，如有關保護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勞工等強行性法律規范，就可以發現其都是對企業道德底線的要求。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法律對道德底線的判斷會發生變化，從而道德責任向法律責任轉化的現象會持續不斷，這就如泛美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續發展部原經理Antonio Vives指出的，「『構成負責任的行為』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是變化的，即使在同一個地方和同一個文化，也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變化。幾年前，人們並不認為食品公司對於它顧客的肥胖有什麼責任可言」，[29]而現在，公司顯然需要為此承擔道德責任甚至法律責任。

2.法律責任的實現必須具有現實性

米爾恩曾說，「不是所有嚮往之物都能成為法定權利」。他並以就業為例對此做了說明：「不可能存在就業的法定權利，倘若這一權利意味著無論何時何地獲得他們想要的一切種類的工作的權利。由於自然和經濟的原因，這種權利的相應義務，是政府和任何社會性權威機構都不可能履行的。」[30]米爾恩的話揭示了一個本質問題：嚮往之物的實現必須具有現實性。將其應用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也是同樣適用的，對於企業社會責任這種「嚮往之物」，只有當其法律責任化後能夠實現才具有現實性。這里繼續以就業為例予以說明：就業是勞動者改善生活甚至維持生命的基礎，對於企業來說，它們一般有能力保障勞動者的就業，在經濟不景氣時它們也可通過減少管理層薪酬等方式盡量不跟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從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看，保障勞動者的就業，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時不跟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但顯然的是，立法不可能將這種道德責任法律責任化，因為其不具備強制實施的現實性，「道德義務法律化的前提是該道德義務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和遵守，如果超越社會理解和接受的限度，對義務主體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不加考慮，勢必會導致法律的遵守狀況不如人意。」[31]

此外，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還會受到其他一些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如社會和立法機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程度，立法水平，反對聲音的強弱——如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Lawrence E．Mitchell教授就堅持認為，「引起那些不負責任的企業行為和許多同公司治理有關的內部問題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公司法對公司實體以及它的管理層的道德限制。他的結論是：通過放鬆這些法律限制應該可以增加公司及其管理層的道德義務（accountability），並且因此增強責任感。」[32]如此等等。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軟法責任化與司法能動主義

根據制定（或形成）主體、產生程序、表現形式和保障措施（或約束力）等方面的不同，法有硬法（hand law）和軟法（soft law）之分。硬法是指由國家創制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法規范體系，具備法律責任條款是硬法的典型特徵，前文中關於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規范即屬於硬法規范。軟法的界定則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軟法的制定主體僅限於立法機關，「狹義上的軟法是指，由社會公權力所制定的不具有強制拘束力的行為規范，軟法與硬法的劃分標准在於『是否具有強制拘束力』。」[33]在國外，軟法也多在狹義上使用，如美國芝加哥大學Jacob E．Gersen和Eric A．Posner教授就將軟法「定義為立法權威制定的規則，它不必遵循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所必需的憲法的、其他正式的形式或程序。」[34]從廣義上看，所謂「軟法」，是指不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律規范，它是一種由多元主體經或非經正式的國家立法程序而制定或形成的，並由各制定主體自身所隱涵的約束力予以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35]軟法的主要淵源包括國家立法和政治組織形成的規則和社會共同體形成的規則。[36]本文對軟法的界定採用廣義說。當企業社會責任由軟法予以規定的時候，企業社會責任便軟法責任化了。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軟法責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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