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立法的

① 古代有哪些"立法"名言

車輕抄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遠任重也。刑罰者，民之鞭策也。――屍佼（戰國）《屍子》
法者，治之端也。――荀況（戰國）《荀子·君道》
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韓非（戰國）《韓非子·守道》
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奸之禁也。――桓寬（漢）《鹽鐵論·申韓》
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桓寬（漢）《鹽鐵論·疾貪》
刑罰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諸葛亮（三國·蜀）《便宜十六策·賞罰》
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劉禹錫（唐）《砥石賦》
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蘇軾（宋）《策別安萬民六》
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蘇轍（宋）《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之一》
疏法勝於密心，寬令勝於嚴主。――呂坤（明）《呻吟語·治道》

② 中國古代法制的三大時期

奴隸社會時期
原始社會末期以祭祀祖先儀式為核心的 「 禮 」 由習慣逐漸演變為法 。夏朝國家形成伊始，法制尚處草創階段，奉天罰罪的法制觀 《左傳》中記載的 「 禹刑 」 ，大抵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至商朝，刑法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法已初具規模，所謂「 刑名從商 」 。以殘害人體為主的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在商朝已較為通行，但處刑的手段尚未規范化，還沒有一套嚴格的刑罰制度。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葉以後，井田制遭到破壞，郡縣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權旁落，政權下移，宗法制日趨衰落，奴隸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確立。由於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系的變化，從而引起法律制度的變革，最重大的改革莫過於各諸侯國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鄭國執政子產， 「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 ，這 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鄭國鄧析所作竹刑，便於攜帶和流傳，在法律發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
封建社會初期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中取得了政權的地主階級，運用政權的力量先後在各國進行旨在發展、鞏固封建生產關系，建立封建政治的變法運動。魏國李悝制定《法經》，分為盜、賊、網(或作囚)、捕、雜、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為以後歷代法典的濫觴。
後來商鞅入秦國主持變法革新時，攜《法經》入秦，並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強調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穩定性、必行性，是穩定而普遍的規則，從此以後，中國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為名。秦朝建立後，繼續推行商鞅變法以來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韓非的以法治為中心 ，法、術 、勢相結合的思想，對秦始皇政權和法制活動影響極大，成為其指導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體例和內容已經相當完備，司法機構和訴訟制度逐漸形成。
漢朝建立後，蕭何在《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增加了《戶律》《興律》《廄律》三章，製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說的漢律。漢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輔 」 ，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刑罰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至此中國刑罰制度從野蠻走向文明和進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機構，訴訟與審判制度。「春秋決獄 」 是儒家文化滲透法制的直接體現，其要旨是：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頗有建樹，魏國的《新律》，東晉的《晉律》(又稱《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統式》，北齊的《北齊律》，北周的《大律》等。這時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趨完備，篇章體例的設置日趨科學，刑罰制度日趨規范，禮律日趨融合，其中《北魏律》為隋唐律典的淵源。為維護地主階級特權， 「 八議 」 「 官當 」 入 律。所謂 「 八議 」 ，是指八類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減刑的規定。「 官當 」 即官員若犯徒罪，允許其依法以官品與爵位抵罪。在訴訟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聞鼓 」 直訴制度。登聞鼓設於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擊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長官訴 冤，這種制度經過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會發展時期
承上啟下的是隋朝的《開皇律》，無論在篇章體例和基本內容上， 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顯著 改進，是對秦漢律以來的法律的總結，也為唐律奠定了基礎。
唐朝以「 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 為法制指導思想上，將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及《律疏》、《開元律》及《開元律疏》、《大中刑律統類》、《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稱《永徽律疏》最負盛名，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 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而且盡可能引 證儒家經典，用以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使 「 疏 」 與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從此 「 天下斷獄，皆引疏分析之 」 ，成為統一解釋律文的法律依據。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備。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這一時期的法律特點是：確認封建的租佃關系和田宅典賣制度，加強活動對司法權的控制，刑罰更加野蠻，折杖法、刺配之法、凌遲等酷刑的濫用是刑罰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這一時期的法制發展沒有顯著進步，有幾個特點：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把人民劃分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殘酷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維護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確認蓄養奴婢的合法性；在繼承漢族法律的同時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習慣法。
封建社會後期
明律於唐律比較，大為嚴苛，所謂「輕其輕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亂國」為指導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內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親自製定《大誥》，匯集了當時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規范，兼有明太祖對臣民的訓誡，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為調整封建國家各機關權力職責更好地集權於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會典》。
《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清會典》康熙時仿《明會典》制定《康熙會典》，此後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訂。其詳細記載了清朝從開國到光緒朝各級行政機關的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完備的行政法規，也是中國封建時代行政立法的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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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古代中國如何立法 君主命令就是法律嗎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陳建華（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立法活動：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立法活動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立法活動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立法活動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1．漢初至文景時期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2．漢武帝以後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立法活動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2、漢律60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立法活動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立法活動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立法活動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立法活動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立法活動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④ 古代立法權

「士大夫多以復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制眾為善」，康有為卻要上書「變法」

被列寧稱為中國11世紀時改革家的王安石曾經指出：「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康有為無論是布衣書生，還是朝廷命官，都要為國家大事操勞。

⑤ 在古代的法律叫什麼長什麼樣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頒行《大明律》時明確指出：「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明禮和定律相結合，從而治理天下，這是朱元璋一貫思想。他的繼承者建文帝進一步宣傳崇禮赦疑，禮重於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禮律結合，巧妙使用。這是從歷代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的，獨刑罰可以壓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時之效，但並非長治久安之策。就是說，刑事鎮壓和德禮教化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⑥ 簡述古代立法到近現代立法發展的若干特點

摘要 一、立法制度由專制性逐步向民主化和科學化 轉變。

⑦ 中國古代各時期立法的共同特點,及其目的

中國古代各時期立法的共同特點,及其目的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中國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響，而強調遵循禮教，強調維護綱紀倫常。經過漢儒改造，禮融進了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為"禮教"，成為指導立法、司法的原則和理論依據。其要旨即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由此衍生的"親親"、"尊尊"的政治和倫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四)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具體：
到隋唐時期（公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成熟。最初的國家與法產生於夏朝，以後經商朝到西周時期逐漸完備。經過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的大變革，成文法在各國頒布，到秦朝時中華法系有了雛形。秦朝的法律制度從現在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來看，已經很完備，初步確立了中國古代各項法律的原則。
此後，經過西漢和東漢，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長達八百多年的發展，到隋唐時，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體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議》，這是中華法系完備的標志。唐朝以後，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為藍本創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學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還用的省（相當於中國的部）、地方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府、道都是學習隋唐法制的結果。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過程中中華法系宣告解體，同時建立了中國近代法制的雛形。中華法系的特點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主。第二，禮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則。第三，刑法發達，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

中國古代法的含義
在中國古代，「法」這個字寫作「灋」，《說文解字》中對這個有專門解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音志），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傳說廌是堯時的法官皋陶審案時蹲坐一旁的獨角神獸，能辯曲直、斷疑案，如果誰有罪，就會用角去觸他。後來，廌又寫為獬豸，古代法官都戴一種獬豸冠，來表示自己執法公正。現在北京故宮太和殿房檐上的小獸中就有獬豸。
在夏、商、周的文獻中，「刑」就是法，春秋時期的一些成文法也稱《刑書》、《竹刑》。戰國時「法」才有了法律的含義，「律」也同時作為成文法的主要形式出現，如商鞅的「改法為律」，表示法要有穩定性。在古代，刑、法和律經常通用，不過，歷代各朝的基本法典都以「律」為名，通稱為刑律。

八 議
八議是封建社會官員、貴族享受的一種特權法，是「刑不上大夫」具體體現。
具體內容是：議親，即皇帝的親戚；議故，即皇帝的故舊；議賢，即德行出眾的人；議能，即有大才乾的人；議功，即對國家有大功勞的人；議貴，即三品以上的官員和有一品爵位的人；議勤，即特別勤於政務的人；議賓，即前朝國君的後裔被尊為國賓的；
唐朝法律規定，上述八種人犯了死罪時，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審判，要先稟報皇帝，說明他們犯的罪行，以及應議的種類，然後請求大臣商議處罰方案，然後交皇帝決定批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議，照慣例減一等處理。但如果犯了十惡重罪，享受八議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變處死方式，有的則仍然流放。

禮與刑
周公制禮後，禮在西周就具備了法的性質。禮從積極方面來規定人們應該做什麼，而刑則從消極方面來規定人違禮以後如何處罰。禮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系統的典章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國家活動等，二是人們的行為規范和婚、喪、冠、祭等各種禮儀。刑則指《呂刑》，是西周中期穆王命司寇呂侯製作的，以論刑為主，強調執法慎重。
禮主要在貴族內部執行，所以一般都是用教化的方式推行，使人們自覺遵守，防止犯上作亂。如果違背了禮，就要受到刑的制裁。「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對兩者關系的概述。因為庶人忙於勞動，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按照禮的要求做事，但他們要受禮的約束，嚴重違禮的行為也要受處罰。另一方面，大夫以上犯罪，一般可以得到減免或寬恕，比如不用殘酷的肉刑，不公開處死等，但嚴重違禮也會受制裁，甚至被處死。

殺和戮
殺和戮都有殺死的意思，但二者又有一些區別。在古代，人們將戮刑視為奇恥大辱，所以，在這里戮又有了羞辱和恥辱的含義。戮可以分為兩種，即生戮和死戮。
生戮即先將犯人示眾，然後再殺死。死戮是先將人殺死，然後再陳屍示眾，如果沒有被殺就已經死的，就陳屍示眾，有時為了泄憤，還要鞭屍。或者將屍骨故意弄得到處都是，叫做鞭屍揚灰，這不但是對死者的侮辱，還是對他在世的親屬的羞辱。
戮刑是對要受刑的人的一種羞辱，所以，到近代以後，都注重人的尊嚴和榮譽，處死犯人時一般要秘密處死。

禹 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總稱，基本是夏啟以及後來的繼承者根據氏族晚期的習俗積累起來的習慣法，其具體內容已無法考證了。有的史籍中記載說「夏刑三千條」，實際並沒有那麼多，現在知道的包括墨、劓、刖、宮、大辟（具體參見「五刑和肉刑」）。
具體內容包括三種：昏、墨、賊。這三種罪名都要殺頭。其中的昏是指自己做了壞事卻竊取別人的美名。墨是指人貪得無厭，敗壞官

⑧ 古代立法機關

中書省
中書省最重要的職權是撰作詔令文書。魏晉之初，監、令、侍郎多親自起草，如曹魏時劉放為中書監，善為書檄，三祖（魏武、魏文、魏明）詔命多出自劉放。西晉張華為中書令，當時詔誥皆張華草定。其後，擔任監、令的高門士族，崇尚清談，厭親細務，起草詔誥文書，多委之於舍人，於是機要之權逐漸下移。南朝時，草擬詔誥成為中書舍人的專職，其時皇帝為了便於驅使，多以低級士族或寒人充任舍人，「入直閣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這樣，他們就有機會參預決策。

⑨ 中國古代有關韓非子立法的典故

董閼於任趙上地的地方長官。他去的石邑山那個地方，有深澗，有高山。澗深百丈，山高峭如壁。因此他向左右鄉人發問，有人嘗試著來這里游嗎？答復沒有。又 問，嬰兒、傻子、聾子、狂人等有掉入這澗中沒有？答復沒有。再問，牛、馬、狗、豬等有掉到山洞中沒有？答復仍然沒有。董閼於嘆息著說：「我有辦法治理這個 地方了，假如我嚴格地實行法治，如入深澗必死那樣的嚴格，人們就不敢觸犯法律，這還有不治一說嗎？」

⑩ 古代法律有哪些

古代的訴訟制度規定，訴訟必須逐 級告狀，一般不許越級告狀。但有重大 冤情被壓制無法申訴的，可以向皇帝直 接告狀，但經常要冒承擔沖撞皇帝儀仗 責任的危險。

為了防止乖戾之徒誣告別人，在告 狀時，訴狀上要寫明事實，不許說自己 不能確定的事。
同時，如果寫匿名信告別人的狀，要被流放兩千里。

古代社會的訴訟權受到很大限制， 除了謀反、謀大逆、謀叛外，各朝代 都規定，子孫不許控告父母和祖父母， 奴婢不許告主人及主人的親屬。
如果違 反，要處絞刑。但是，如果任何人犯了 上述三種重罪，那麼任何人都必須向官 府舉報。可見，封建社會法律是以維護皇權為第一目的的。 對於民事訴訟一般是要在基層根據倫理道德進行調解，調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狀，不經過調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處罰，並被視為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