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真正開門才能促進慈善
1. 《慈善法》究竟要解決哪些問題
從2014年4月26日到12月1日，由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共同發起，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承辦的「慈善立法半月談」總共舉辦了13期，開展了關於慈善立法的開放學術討論。
今天下午，在這13期沙龍討論和研討的基礎上，首部慈善立法專家建議稿公布。
從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法立法建議開始，《慈善法》已經在漫長的立法道路上躑躅了近十年。
立法步伐明顯加快出現在2013年11月，慈善法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並最終確定由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牽頭起草。
2014年2月24日，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召開慈善事業立法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列出了立法時間表和路線圖。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曾經介紹說，根據初步計劃，2014年的主要工作任務是開展廣泛調研，召開專題會議，在充分調研與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借鑒國外慈善事業發展的經驗，爭取在年底形成正式的法律草案稿。如果進展順利，預計2015年上半年可以提交審議，即進入正式立法程序。
目前，已經至少有五個版本的立法建議稿在起草中。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慈善法》出台一再推遲，是因為各界對慈善問題的看法還存在很多分歧和爭論。
據了解，我國現行慈善方面的立法已經有1999年的《公益事業捐贈法》，和規范我國三種社會組織—基金會、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注冊和基本行為的三個行政法規。
在今天的專家建議稿發布會上，學術界較為一致的觀點是，現在要制定的《慈善法》應該超越這些，成為一部基本法，對慈善的組織、行為，以及如何培育、扶持和監督慈善組織，促進中國慈善事業的真正大發展，作出明晰准確的法律規定。誰來籌集慈善資源
目前，我國有很多籌募善款的主體，第一就是政府，遇到重大災害，民政部門和有政府背景的機構籌集的資源較多。其次是人民團體如工青婦組織，還有由國務院機構編制管理機關核定、並經國務院批准免於登記的團體，包括相關的事業單位。第三是有政府背景的正式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在這些之後，才是那些登記注冊的民間社會組織。第三和第四項加起來，據2013年的統計，為54.1萬個。而第一、二項有很多基層組織，總量據測算有近千萬個。第五是企業，包括國企和民企。最後，還有未登記注冊的民間組織及個人。
2. 中國式慈善的中國式慈善-法律推動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社會領域逐漸開放，非營利組織數量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其法律地位和社會作用也越來越受到正面的認識和肯定。國家支持非營利組織發展的措施有多種，包括政府轉移職能、購買服務等，縱觀各國歷史，稅收支持政策是被經常使用的一種。
為促進中國公益事業發展，國家先後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基金會管理條例》、《關於公益救濟性捐贈稅前扣除政策及相關管理問題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等規章制度。
1999年9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以下簡稱《公益事業捐贈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公司和其他企業依照本法的規定捐贈財產用於公益事業，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企業所得稅方面的優惠。第二十五條、二十六條分別規定了個人、國外向中國境內進行捐贈享有相關的稅收優惠。
2008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准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第二十六條第四款又規定，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收入為免稅收入。
一般而言，對非營利組織的稅收優惠政策包含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對組織本身收入能否免稅；第二層面，是對向公益組織捐贈的企業和個人就捐贈額是否享有免稅資格。
業界最關注的《慈善法》從起草開始到現在已經走過4年的歷程，做為慈善事業的主管部門，民政部成立了專門的法律起草小組，並於2005年正式啟動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在2006年「兩會」期間，《慈善法》被列入了國務院2006年的立法工作和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安排。2007年1月，民政部發布的《2006年中國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稱，《慈善法》草案已經起草完畢。
但《慈善法》是一部比較復雜的法律，因為它涉及到既有物質層面的，又有精神層面的，還有道德層面的，既涉及到理論上的，實踐中的，還有法理上的問題。既要立足中國國情，還要借鑒國外先進國家的經驗。
而且《慈善會》在研究過程中還有很多不同認識。比如慈善管轄的范圍，通常認為慈善可能就是扶危濟困、捐資助學，而現在慈善已經向著文化、科技、環保等更廣闊的領域延伸。所以這部慈善法到底管轄的范圍有多大，有不同看法。
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論證。因此，推出的時間還不能確定。
3. 慈善法。
您好，應該立法，把一些借慈善名義行騙的騙子，和真正的慈善進行區別，有利於真正慈善事業的發展。如今啊，魚龍混雜，慈善行業也是重災區。
4. 如何評價《慈善法》出台的意義
一、對《慈善法》的出台意義，可以理解為推動慈善法立法目的的實現。我國《慈善法》第一條規定：為了發展慈善事業，弘揚慈善文化，規范慈善活動，保護慈善組織、捐贈人、志願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動參與者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進步，共享發展成果。
二、具體分析如下：
發展慈善事業的意義：2016年3月16日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慈善法》。這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舉措，是全面依法治國、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將中國共產黨關於發展慈善事業的重要主張和人民的醫院上升為國家意志，在全社會形成有利於慈善事業發展的良好氛圍，為慈善法的貫徹實施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弘揚慈善文化的意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發展慈善事業，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支持慈善、參與慈善，積極支持社會成員關愛他人、保護弱者，是對中華民族優秀美德的傳承，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制定慈善法，在全社會提倡、支持和鼓勵助人為樂、團結友愛、無私奉獻的友善精神，有助於社會成員在義行善舉中不斷累積道德力量，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持久精神力量。
規范慈善活動的意義：本法專章規定了發展慈善事業的促進措施，降低慈善組織設立門檻，適度放開公開募捐資格，引入慈善信託等創制性規定。同時為了加強對慈善活動的管理，從強化信息公開、加強慈善組織內部治理結構等方面進行了規定。目的在於提高慈善組織的公信力，增強慈善活動透明度。對慈善活動進行規范，凈化了慈善環境，促進了慈善事業的發展。
保護慈善組織、捐贈人、志願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動參與者的合法權益的意義：平等地保護了慈善活動參與者的合法權益。
促進社會進步、共享發展成果的意義：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民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十八屆五中全會和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把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標志。制定慈善法，鼓勵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開展以扶貧濟困為重點的慈善活動，有利於廣泛匯聚社會幫扶資源，與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有效對接，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貢獻，最終促進社會進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釋義》，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法律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
5. 慈善法來了，怎樣才能依法促善
進一步明確慈善組織的法律地位、慈善募捐的主體、慈善募捐的監督機制、慈善事業的主管部門、慈善捐贈活動的程序，
明確捐贈人、受贈人和受益人的權利義務，
規范慈善事業准入、評估、監管、公益產權界定與轉讓、投資、退出等行為。
同時，將完善執法程序、規范執法行為、加強執法監督，提高執法水平，依法辦理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基金會登記的手續，提高辦理登記的效率等。
6. 再釋慈善法：規定個人不能公開募捐，但不禁止個人求助
《慈善法》16日獲全國人大表決通過，將於今年9月1日起施行。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秘書處法案組副組長闞珂近日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就熱點問題回答記者提問。闞珂說在立法中的一個考慮是，讓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本法更多的是引導慈善活動通過慈善組織來做；個人求助不屬於慈善法所規范的慈善行為；慈善人人可為，但做好事最好是拿自己的錢，法律禁止個人募捐。
1,怎樣理解《慈善法》所規定的慈善活動？誰可以開展慈善活動？
闞珂：慈善法沒有對慈善下定義。第3條規定了六個方面的公益活動都是慈善活動。從捐贈財產和提供服務角度來看，內地居民、港澳台同胞、外國人，開展的符合本法第3條規定的活動都是慈善活動。
同時，按照第8條的規定，慈善組織開展慈善活動的受益對象是「面向社會」。「面向社會」這四個字是在審議過程當中增加上去的，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它有它特定的含義：將學者的學術用語「不特定大多數人群」轉化成了法律語言「面向社會」。
根據第3條、第8條，就可判斷具體的一個活動是不是慈善活動。
2,怎樣看待第60條關於慈善組織「年度管理費用比例」的規定？
闞珂：慈善法第60條規定，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的「年度管理費用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
確定慈善組織開展慈善活動的支出和管理費用的標准，既要有利於促進慈善組織規范運作，又要符合實際。根據調研及測算：募集財產能力強、規模大的基金會，能達到國務院《基金會管理條例》關於公募基金會每年管理費用不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的規定；規模小的基金會要達到管理費用不超過10%這個標准，還有一定的困難。
法律規定的10%的管理費用的標准，實際只是對很少的公募基金會的規定，對於定向募集款物的基金會沒有作這個規定。在北京調研時了解到，在北京市注冊登記的基金會有378家，其中公募基金會41家，公募基金會佔北京市的公募私募基金會總和的10%多一點。天津市登記注冊的基金會有64家，其中公募基金會20家，公募基金會不到1/3。法律規定，慈善組織可以採取基金會、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等形式，如果這樣去算，即使從大的比例上算，它也只是占這三類組織的1/6。如果再細算，公募基金會占基金會的總數比例是很小的。
3,慈善組織的工作人員待遇的規定是如何考慮的？
闞珂：第60條的確立了兩個原則：一是「充分、高效運用慈善財產」，要求慈善組織把社會公共資金及時用到需要的方面和地方去，不能沉澱得太多；二是「遵循管理費用最必要原則」，由於慈善組織的財產不是自己創造的，要根據本慈善組織的章程、宗旨，盡量減少不必要的開支。慈善組織的工作人員，不同於營利組織，不同於企業，它的人員的工資標准不能高，現行的規定是不超過當地平均工資水平的兩倍。
4,個人遇到困難，還能進行求助嗎？
闞珂：個人求助法律沒有禁止，本人、家庭成員或者近親屬遇到困難，向社會求助，本法是不禁止的。
但是，個人募捐，本法規定得很明確，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和個人是不能開展募捐的，募捐活動要由慈善組織來做。
5,個人求助和個人募捐有什麼區別？
闞珂：個人求助是個人遇到困難，求助社會給予幫助，是為本人、家庭成員或近親屬進行求助，比如說發微信求助。
為自己募，不是慈善，用老百姓(603883,股吧)的話說，那叫乞討。比如，遇到困難了，寫一張紙放在在馬路上，讓過路的好心人幫幫我。實際上意思是一樣的，只不過現在可通過互聯網的方式，實質沒有變，就是為了自己。
個人募捐，是為非親非故的人來籌集款物，法律上是不允許的。本法更多的是引導慈善活動通過慈善組織來做，慈善組織是依法設立的組織，對它政府是有管理的，要求它內部治理結構健全、運作規范，要向社會公開相關的信息。個人募捐有很大風險，沒有第三方的介入，不足以讓人們充分信任。
6,不允許個人募捐的話，在對接機制上有保證嗎？
闞珂：弱勢群體遇到困難，首先是政府的責任，我們有社會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病醫療保險等。有了慈善組織，並不等於政府要減輕責任。現在慈善財產太少了，一年在一千億元左右。
遇到困難，可以找慈善組織。慈善組織按照其章程、宗旨，面向不特定的大多數人提供幫助，而且不得有關聯關系。有學者認為，慈善是第三次分配，有利於促進社會公正。
慈善是人人可為的。個人做好事情，最好是拿自己的錢。簡單地說，就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智慧出智慧。
7,對於求助進行轉發，如何看待？
闞珂：個人有困難向社會求助，自己可發微信朋友圈募集款物。朋友圈是特定對象，我發朋友圈了，你是我的朋友，在這個圈裡，你要再轉發，在另外一個圈又擴大，其實轉發人是做了背書——擔保求助的人是真正有困難。如果是欺詐，給轉發人帶來一定的麻煩。對此，在立法過程中是考慮過的。我們希望，做這個事情的時候要慎重。現在互聯網很發達，有微博微信，有時候是公募和私募很難分得清楚，要判斷好是個人求助和還是個人募捐。
8,在本社區、單位內的互濟「抱團取暖」不允許了嗎？
闞珂：第110條規定，城鄉社區組織、單位可以在本社區、單位內部開展群眾性的互助互濟活動。
這和通過慈善組織做的慈善是有區別的，是「抱團取暖」。今天我有困難了大家幫助我，明天你有困難我們大家再幫助你。慈善有四個特點：自願的、無償的、捐出去的款物是不能索回的、非營利性的。慈善組織的募捐和個人募捐、一對一的幫助、本單位或者本社區內的互濟互助活動是有區別的。
9,國外一些富豪，把自己的遺產很大比例或全部捐給社會做公益。慈善法出台後，有法律的完善和社會重視，能否預見在今後一段時期，中國也會出現這樣一些慈善家？
闞珂：在立法當中的一個考慮就是，要讓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現在慈善法第80條關於捐贈的稅收優惠問題，做出這個規定是相當不容易的，這就是想讓捐贈更方便，有利於出現大慈善家。
現在一些企業家要捐贈，但有不方便之處。企業所得稅法第9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准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慈善法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規定：企業捐贈超出12%的部分，允許結轉以後三年內在計算就納稅所得額時抵扣。這不是有利於企業家捐贈得更多嗎？
第84條，國家對開展扶貧濟困的慈善活動，實行特殊優惠政策。對此需要相關部門出台相關規定。現在的慈善法，解決了一部分問題。
7. 全國人大為慈善開門立法有哪些意義
1、這是我國的第一部規范慈善活動的國家大法
我國經常參加慈善活動的志願者，有6500多萬人；社會捐贈總額已從10年前的100億元左右，變成了目前的1000億元左右。隨著慈善事業體量的增大，慈善領域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通過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導和規范。
制定慈善法，體現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努力。尤其是，慈善活動中的一個大類「扶貧濟困」，直接關乎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可以說，這是我國扶貧、脫貧工作在法治層面上邁出的又一大步。
2、拓展慈善格局
慈善法對「慈善活動」進行了更為廣義的界定，將促進教科文衛體事業發展及保護環境的公益活動都囊括在內。可以說，這一放眼「大慈善」格局的界定為慈善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3、松綁公募網募
針對社會普遍關心的公開募捐與互聯網募捐，慈善法草案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松綁。
慈善法草案第二十三條規定：「依法登記或者認定滿二年的慈善組織，可以向原登記的民政部門申請公開募捐資格。慈善組織內部治理結構健全、運作規范的，民政部門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二十日內發給公開募捐資格證書。」
這一適當擴大公開募捐主體范圍的舉措，意味著少數慈善組織掌握公募權的局面將被打破。更多慈善組織將可以通過努力爭取公募資質，平等地參與競爭。捐贈者也將有更多元的選擇，從而促使「良幣驅逐劣幣」效應顯現。
4、追責騙捐詐捐
近年來，不時被曝出的騙捐、詐捐事件，屢屢消費著社會大眾的善意和信任。因為沒有相關法規追責，許多騙捐者、詐捐者都能全身而退，這類事件也常不了了之。
慈善法草案第三十一條規定：「不得通過虛構事實等方式欺騙、誘導募捐對象實施捐贈。」第五十九條規定：「受益人未按照協議使用慈善財產或者有其他嚴重違反協議情形的，慈善組織有權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慈善組織有權解除協議並要求受益人返還財產。」
第四十一條規定：「捐贈人應當按照捐贈協議履行捐贈義務。捐贈人違反捐贈協議逾期未交付捐贈財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慈善組織和其他接受捐贈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贈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組織和其他接受捐贈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或者提起訴訟」，具體情形包括「捐贈人通過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等方式公開承諾捐贈的」。
5、框定原則義務
除了追究受益人與捐贈人騙捐、詐捐等不正當的行為，慈善法草案更為慈善組織、民政部門框定了財產管理、信息公開等方面的原則、義務。
慈善法草案第五十二條規定：「慈善組織的財產應當根據章程和捐贈協議的規定全部用於慈善目的，不得在發起人、捐贈人以及慈善組織成員中分配。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佔慈善財產。」第五十四條規定：「慈善組織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不得在其投資的企業兼職或者領取報酬。」
第六十條規定，「慈善組織應當積極開展慈善活動，充分、高效運用慈善財產，並遵循管理成本最必要原則，厲行節約，減少不必要的開支。慈善組織中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開展慈善活動的年度支出，不得低於前三年收入平均數額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百分之十五。」
信息公開也是慈善組織必須做好的一大工作。慈善法草案第七十二條規定：「慈善組織應當每年向社會公開其年度工作報告，包括財務會計報告、年度開展募捐和接受捐贈情況、慈善財產的管理使用情況、開展慈善項目情況，以及慈善組織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情況」。
民政部門也要配合信息公開。慈善法草案第九十五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應當建立慈善組織及其負責人信用記錄制度，並向社會公
8. 中國慈善立法亟須突破「為什麼募捐」瓶頸
實際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經正式啟動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業促進法》草案出台並被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並准備於2007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但是，在2007年的「兩會」上，立法規劃中並未能見到慈善法的影子。人們不由揣測其間原因。慈善立法的定位爭議被認為是慈善立法延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曾參與早期慈善法討論的楊團指出：《慈善法》草案之爭議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二是靠「大款」還是靠大眾。但是，這個理由未得到普遍認同。「一個如此簡單的選擇題，難道還有什麼爭議嗎？你覺得會是問題的所在么？」同樣曾參與立法討論的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如此對本刊記者說。而民政部相關負責人的多次講話與論述也印證，起碼在高層，關於慈善「民間-政府」「大眾-富人」的認識並不是問題。國務院法制政法司處長朱衛國曾專門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間，而不是靠政府」「靠大眾，而不是靠大款」。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討會上明確表示，要踐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將不再作為慈善主體，而要為慈善事業、民間慈善事業創造條件。要逐步推動民政部門主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設施由民間組織和社區承，逐步實行管分離。」慈善立法延緩的另一個理由是鄭功成教授提出來的。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據國家發展需要與可能條件，是有一定的計劃的，立法機關必須保證一些重要的或者發展進程中需要急切規范的立法項目優先出台，從這個意義上講，為慈善事業立法雖然很重要，但在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等基本的社會保障法律還未制定之前，顯然不可能將慈善事業立法擺到優先位置。」但是，屬於政府責任的《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是否就具有優先於慈善法的理由呢？鄭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對巨大的災難，慈善行為能夠解決多少現實問題呢？這正是一種現實的考慮。民政部部長李學舉8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公室就中國自然災害救助和城鄉困難群眾救助問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披露：截至當時，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了3.1億人次受災，因災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264億元。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救助主要依賴於政府，這是一個必然，因此，民間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為主角。但是，這種現實的考慮並不能抹殺慈善之與救助不同的意義。對於受難者而言，來自政府的社會救助屬於政府必須履行的責任，而慈善，其意義則不僅在於救助，更在於一種慈善文化、一種志願精神的釋放。民間慈善組織缺失接下來，「一對一」的行為方式被認為是一系列問題的核心所在。這種模式被評論者認為難脫「舊時代的施捨與恩賜觀」。而現代慈善觀念，則是以施助者與受助者法律與人格地位平等為基礎的。捐贈與受贈分離的「個人——機構——個人」的行善模式，被視為是一個成熟的現代的慈善模式。但是，盡管中國也有慈善機構，人們卻更願意選擇「一對一」的模式。這是中國慈善行政色彩濃厚的一大結果。民政部官員曾公開表示，「我國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在救災和群眾生活困難救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民政部門直接承擔慈善募捐工作，難免出現濃厚的行政強制色彩，缺乏慈善事業本該有的自願性、獨立性和自發性。」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斷出現：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國慈善人士太少，國人慈善意識不強；另一方面當真有慈善家出現時，往往被「槍打出頭鳥」。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看來，問題的真正所在在於獨立的民間慈善組織的缺失。這實際上是一個關於NGO發展的老話題。這也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國務院法制政法司處長朱衛國在他的一篇論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寫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偽善庇護法。我們決不給非法、虛偽、欺詐、貪婪等留置空間；『顏色革命』的企圖和勢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慈善立法的核心問題是民間慈善組織的發育問題。而要是離開了慈善組織，那麼現在已有的法律法規是夠用的。」王名說。對慈善行為的捐贈、優惠、管理，實際上已經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在規范。這一點，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也曾提到。目前，我國涉及慈善事業以及公益捐贈的法律法規總共有六部，分別是：《公益事業捐贈法》《紅十字會法》《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登記管理條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個人所得稅條例實施細則》。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上，關於慈善組織發育的問題仍然會出現。王名說，「關鍵不是民眾是否捐錢捐多少的問題，而是這些錢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問題。」在他看來，慈善NGO(非政府組織)的問題不解決，那麼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個「假命題」。這涉及到如何對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關系、慈善組織的屬性與結構治理。慈善組織的注冊問題、企業捐贈12%的稅收減免政策如何落實等等。「這顯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夠解決的。」王名說。在8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慈善進入立法的竇玉沛最終也並未明確表明，慈善法將何時出台。
9. 如何理解一起做慈善一起弘揚正能量
總體來說，公益和慈善，就像兩條平行的鐵軌，承載著我們對生命及世界的愛，駛向人類與世界萬物的和諧共生。公益和慈善，共同築成我們的行善之路。
言歸正傳，先從慈展會說起。2013年慈展會的主題是「慈善，讓中國更美麗」，2014年則是「慈善，助推社會進步」。可您瞧好了，展會名稱明明是「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為何兩屆主題語中都不見了「公益」呢?「公益」去哪兒了?我猜，「公益」應該是被「慈善」吃進肚了。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立法層面。慈善立法幾乎每年都會成為熱門話題，今年更被列入了全國人大的立法日程，並推出了若干專家建議稿。但為何官員、媒體、學者口中多稱慈善法，而非公益法，或者公益慈善法呢?莫非「公益」又被「慈善」吞進肚了?不過我更擔心，如果立法的時候連基本的概念都界定不清楚，這法怎麼立?即便將來勉強出台，能否結束概念不清、用詞混亂的局面呢?
10. 慈善法出台有什麼意義
《慈善法》由全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於2016年月16日通過，同日由國家主席以第43號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全文12章，107條。
《慈善法》界定了什麼是慈善、確立了慈善活動的原則（合法原則、自願原則、誠信原則、非營利原則、遵循公序良俗原則、國家鼓勵和支持原則）。規定了每年9月5日為「中華慈善日」。規范了慈善組織、慈善募捐、慈善捐贈、慈善信託、慈善財產、慈善服務、信息公開等內容，明確了促進措施和日常監督管理行為以及違反慈善法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
那麼《慈善法》的確立有哪些意義呢？大概有四個：
（一）、開啟了依法治「善」的新時代。
《慈善法》是社會領域的重要法律，是慈善制度建設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慈善法》的頒布實行，使我國的慈善事業從此走上了有法可依的康莊大道。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20年來，我國慈善事業發展較快，社會捐贈額從2006年的不足100億元發展到目前的1000億元左右。隨著慈善事業快速發展，慈善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慈善組織內部治理尚不健全、運作不盡規范，行業自律機制尚未形成，全社會慈善氛圍還不夠濃厚，有關方面還需要加大支持、促進的力度，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導和規范，從而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
（二）、重塑社會對慈善事業的信心，對慈善組織的信任。
近年來以「郭美美事件」為典型的一些負面案例，卻為我國慈善事業蒙上了陰影，也讓「慈善」二字在公眾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類似詐捐、作秀、炫富等事件，負面效應經過網路傳播被無限放大，直接拷問慈善事業的公信力。社會上不少人對慈善事業失去信心，對慈善組織失去信任。
2011年11月，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接受專訪時稱，郭美美事件3天毀了百年紅會，把紅會「打得稀里嘩啦的」。
「郭美美事件」從根本上說，就是慈善事業無法可依，慈善組織無章可循而導致的信任危機。慈善法對慈善組織、慈善募捐、慈善捐贈、慈善服務、信息公開等都作出了規定，特別是明確了慈善組織的定義及其設立程序，規范了慈善組織的行為准則和內部治理，強化了慈善組織的信息公開義務，它的制定和實施將重塑社會對慈善事業的信心，對慈善組織的信任。
（三）、讓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讓能做善事的組織更積極。
原來一些企業家要捐贈，有不方便之處。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准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慈善法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規定：企業捐贈超出12%的部分，允許結轉以後三年內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這更有利於企業家捐贈。此外，慈善法第八十四條規定，國家對開展扶貧濟困的慈善活動，實行特殊優惠政策。慈善法第八十條關於捐贈的稅收優惠規定，就是想讓捐贈更方便。
（四）助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利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制定慈善法，在全社會提倡、支持和鼓勵助人為樂、團結友愛、無私奉獻的友善精神，有助於社會成員在義行善舉中不斷累積道德力量，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持久精神力量。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形成全社會支持慈善、參與慈善的風氣，助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慈善法》的確立也引發一些社會關注的問題，有如下十一點：
第一，關於慈善的范圍。
主要是關於「大慈善」和「小慈善」之爭。一方觀點認為，中國傳統的慈善就是扶貧濟困，雖然慈善法調整范圍不能完全囿於傳統的扶貧濟困，但也不宜擴展至科技、文化、體育等領域。也就是說，公益和慈善不能劃等號，甚至民間公益和慈善也不能劃等號。另一方觀點則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慈善范圍也要與時俱進，傳統的扶貧濟困已無法涵蓋現代慈善的范疇，傳統的扶貧濟困領域更多的是政府社會救助的范疇，應當強化政府在這方面的職責。而現代慈善主要是民間的，其范圍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拓展。從草案一審稿和二審稿來看，法律起草者最終採納了「大慈善」的觀點。
第二，關於慈善日的問題。
法律中是否有必要設定一個慈善日，將哪一天作為慈善日，在起草和審議過程中一直存有爭議。據介紹，起草者曾主張將每年9月5日作為中華慈善日，因為這一天也是國際慈善日。但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9月份的法定節慶日、紀念日太多，效果不好，建議調整到其他月份。也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提出，現在設定的節慶日、紀念日過多，法律中沒有必要規定慈善日。
第三，慈善組織是否都要經過合法登記。
在多次研討會和論證會中，行政主管部門都傾向於慈善法只規范依法登記的慈善組織，對於未經登記的組織開展慈善活動，可以給予促進和鼓勵，但不建議在法律中規范。原來許多慈善組織未登記是因為社會組織登記門檻相對較高，今後可以通過降低門檻等方式，讓更多的慈善組織依法登記。但是，多數慈善組織和學者都認為，行政主管部門的觀點忽視了當前絕大多數從事慈善活動的組織都未經登記這一現實，慈善法不僅要涉及未經登記的慈善組織，而且要規定比較詳細的促進和指導措施。慈善法甚至應當規定多種慈善組織形態，分別設立不同的成立條件，規定不同的權利義務。不過，這一觀點也未能體現在草案的一審和二審稿中。
另外，目前，草案對慈善組織的定位仍然不夠清晰，慈善組織到底是不是有別於基金會、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之外的第四類社會組織形式？如果是，草案中有些規定就是多餘的；如果不是，則意味著一個慈善組織要進行兩次登記：既要登記為慈善組織，又要登記為基金會、社會團體或社會服務機構，這種「雙重登記」模式是否科學，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四，關於募捐資格的問題。
綜合各方提供的消息，在草案起草的前期，行政主管部門曾主張明確設立募捐資格制度，建議對符合一定條件的慈善組織，通過變更組織登記的方式，賦予其募捐資格，不過這一建議遭到了各方反對，地方行政主管部門也認為不可行。後來，起草者曾考慮，所有經過依法登記的慈善組織，都自然獲得募捐資格。不過，由於認識不夠一致，為穩妥起見，雖然所有依法登記的慈善組織都獲得了募捐資格，不過卻將募捐資格區分為公開募捐資格和非公開募捐資格，獲得公開募捐資格需要具備「依法成立滿兩年，未受到本法規定的行政處罰」等條件。
第五，網路募捐是否要予以限制。
直接參與起草工作的人士透露，網路募捐問題是起草過程中爭議較大的問題。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觀點認為，我們已進入「互聯網+」的時代，網路是開展募捐的一種最經濟快捷的方式，互聯網募捐資格要完全放開。另一種觀點認為，目前網路募捐魚龍混雜，嚴重影響了慈善的公信力，慈善的公信力經不住少數不守規矩的慈善組織「折騰」，因此，建議只有在省級以上民政部門登記的慈善組織甚至只有在民政部登記的慈善組織才能通過互聯網募捐。在草案一審稿中體現了後者的觀點，在二審稿中，對互聯網募捐的管制有所放鬆。但據了解，各方似乎對此都不滿意。審議過程中代表們的主流觀點，或許會左右法律最後的內容。
第六，募捐能否進行地域限制。
慈善法（草案）曾規定，慈善組織通過設置募捐箱等方式開展公開募捐，只能在其登記的民政部門行政管理區域內進行，甚至也只能通過當地廣播、電視、報刊發布募捐消息。在募捐市場尚待完善的情況下，對募捐作適當限制是必要的，但要求慈善組織只能在其登記的民政部門行政管理區域內進行現場募捐，是否科學，卻值得討論。
第七，「詐捐」是否要規范。
最近幾年，每逢發生大的自然災害，總有一些企業和個人聲稱要捐款捐物，但是新聞公開報道後，卻遲遲不予以落實。為此，草案起草中，一種主流的觀點是要對「詐捐」行為給予嚴懲，並且要明確規定聲稱捐贈者的履責義務。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實中所謂的「詐捐」原因非常復雜，比如，在當地電視台主辦的一場慈善晚會中，一個企業家受到感染，當場宣布捐贈50萬元，但事實上，是捐現金還是物品，捐贈什麼樣的物品，何時履行完捐贈義務，捐給誰等問題都有待企業決策層進一步決定，如果達不成一致，都可能影響捐贈。因此，建議法律中不作太嚴苛的規定。對於在新聞媒體公開宣稱捐贈而拒不履約者，在新聞媒體予以曝光就可以。
第八，是否要明確規定慈善組織的行政管理成本和年度支出標准。
據參加過多次論證的慈善組織代表反映，行政主管部門一直希望在法律中明確慈善組織的行政管理成本和用於慈善目的的年度最低支出標准，並且曾提出了行政管理成本不超過10%、用於慈善目的的年度支出標准不低於5%的設想。但慈善組織對此反對聲音較大，認為「一刀切」的標准根本不可行。草案一審稿和二審稿中都採納了慈善組織的意見。
第九，志願服務是否在法律中規定。
有的單位提出，慈善的本質就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志願服務本質上也屬於慈善的范疇，因此，在用較大篇幅規定了「出錢」的內容後，也有必要專章規定志願服務。但也有人提出，既然國家有意向對志願服務專門立法，而且，志願服務和慈善中的「出力」內涵還有較大區別，因此建議對志願服務只作原則規定。從法律草案一審稿和二審稿的內容看，似乎立法者仍在左右權衡，最後的表決稿如何規定，仍有待觀察。
第十，稅收優惠如何規定。
許多人提出，當前制約慈善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稅收制度不合理。比如，只能向獲得稅前扣除資格的組織捐贈才能享受稅收優惠，但獲得稅前捐贈扣除資格的慈善組織數量有限；再比如，捐贈貨幣可以享受稅收優惠，但捐贈實物和股票等不僅不能享受，而且還可能要先交稅；稅前扣除比例過低而且無法結轉等等，這都制約了捐贈的積極性。但是，立法者考慮到多種因素，沒有在法律草案中明確規定具體的稅收優惠措施，只是作了「依法享受稅收優惠」之類的原則規定。考慮到稅法的完善尚需時日，許多人建議盡量細化稅收優惠措施。
第十一，是否需要規定年檢制度。
目前，依據相關的行政法規，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都需要接受年度檢查，因此行政主管部門建議在慈善法中明確將年檢制度寫入。但在多場座談會上，許多慈善組織都提出，目前的年檢制度流於形式，沒有實質意義。而且地方民政部門也認為，現行的年檢制度需要完善，建議改為年報加抽查制度。不過，對於每年報送什麼材料，各方依然有不同認識。其實，法律中規定年檢制度還是年報制度本身並不重要，關鍵的是要簡化程序，減輕慈善組織的各種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