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理問題清單
㈠ 創新社會治理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一、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黨的十九大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共治」,更加充分地體現了治理的核心思想。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體制轉型,出現了多種多樣的所有制形式,除了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民營經濟、個體經濟、外資經濟、股份制經濟等快速發展。
二、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
在我國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中,一方面要加強法治建設,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另一方面要加強德治建設,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
三、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
為了有效應對當前的社會矛盾,以人民調解為基礎、以行政調解為主導、以司法調解為保障的「大調解」機制在全國得到迅速推廣。
(1)依法治理問題清單擴展閱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並且指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為了有效回應這些新需要,解決社會的新矛盾,十九大報告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領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並且提出了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強四個體系建設。
㈡ 什麼是推進權責清單工作的責任主體
各級政府是推行權力清單的制度的責任主體。
權力清單制度是以「清權、 確權、 配權、 曬權和制權」 為核心內容的權力革命。
根本在於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
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是新一屆中央政府開局要辦的「第一件大事」,同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抓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依據權力清單,向社會全面公開政府職能、法律依據、實施主體、職責許可權、管理流程、監督方式等事項」。前者突出改革方向,後者突出實現路徑。也就是說,要以權力清單制度為核心來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公開運行流程,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也是切實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前提和基礎。在我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權力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清單和邊界不僅社會公眾一頭霧水,有的甚至連行政機關自己也時常模糊不清。此次中央專門發布指導意見,為各級地方政府及其部門規定了公布權力清單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都將會陸續公布量身打造的權力清單,權力的內容和行使主體將會一目瞭然。相比較權力清單的公布,接下來更重要、公眾更關心的是,權力清單到底有什麼用?在規范權力、保障權力方面到底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在建設法治政府的背景下,權力清單的價值和功能一方面值得期待,另一方面,在法治思維和法治理念下,也不可不切實際、要求權力清單承載超出本身性質的功能。從理論和實踐來看,准確定位未來地方政府及其部門權力清單的功能,主要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權力清單的性質是權力的公示,而不是權力的確認。公布權力清單的初衷是解決社會公眾不清楚政府有哪些權力的問題,著力點在於政務公開,是行政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的一項基礎性工作。通過權力清單對政府及其各個部門權力的種類、數量、適用條件和法律依據的統計和公示,本身不是對政府權力的合法確認,即便是納入權力清單的權力,如果源於層級較低的法律規范,不排除經法定程序審查被認定為違法的可能。因此,權力清單的核心功能,是向社會公眾傳遞政府到底管什麼的信號,便於公民確定履行職責的主體,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而且,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公示權力清單也可以為社會提供討論權力資源的基礎信息平台,為「哪些權力該取消、哪些權力該下放、哪些權力該轉移」的公共討論和決策,凝聚社會的共識,為政府轉型和改革提供動力支持。
二是權力清單的價值是權力的梳理,不是權力的賦予,不能作為確定政府權力職責的授權依據。現代法治社會,對政府權力而言,奉行的原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意味著,政府權力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必須遵循法定的主體、許可權、條件和程序行使、履行職責。權力清單記載行政機關有哪些權力以及這些權力的行使主體、許可權、程序,不可混淆的是,這些權力由清單記載和羅列,卻不是清單所授予的,支撐清單的是這些權力背後的法律、法規和規章。這也是指導意見特別強調依法律法規審核確認的意義所在。因此,在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中,確定政府權力有無、大小及運行機制等,不能只看權力清單,而必須透過清單看到背後的法律法規和規章,這是權力法定的內在要求。
三是權力清單的規制對象是權力行政,不宜作為政府提供服務行政的限制。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既包括對行政權力的規制和監督,也包括轉變政府職能,創新行政管理方式。特別是在從過去傳統管制型政府向現代服務型政府轉變的過程中,行政職能的履行日益多元化、多主體化、多方式化。政府行使對相對人不利的權力行為,必須有嚴格的法律依據,不得在法外行政。但服務型政府又提倡和鼓勵政府推行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獎勵、行政和解等非權力強制行為方式,而後者由於自身性質及其他客觀原因的制約不太可能被列入權力清單,且現行法律也不可能為這些新型的行政行為方式提供足夠的法律支撐。因此,權力清單的目的主要在於規制權力強制行為,不能成為政府拒絕提供多元化服務,或者排除柔性行政方式的理由和借口。
由此可見,將來權力清單的梳理和公布,具有自身的限度,只是法治政府建設的第一步,為規制和調整政府權力,改進政府行為方式,提供了從源頭治理的基礎。如何將清單上的權力切實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才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難點和關鍵。
㈢ 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提出的大力推行的三個清單是什麼
騙住民,騙好民,騙群民
㈣ 創新社會治理的原則和措施有哪些
一、堅持以人為本,著力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推進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必須走群眾路線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也是社會治理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
二、堅持多方參與,努力形成社會治理的強大合力:社會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必須發揮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轉變政府職能,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
三、堅持依法治理,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科學化水平:首先,要弘揚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增強以法治方式推進社會治理的思想自覺,逐步培育起全社會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堅定信仰,進一步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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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基層社會治理的法治保障。當前,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基層社會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需要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的執法規范建設,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這就需要在綜治、信訪、基層自治、社會組織發展等重點領域加快立法進程。
一方面,推進基層社會治理范圍及政府職能法定,明確政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建立程序公開、標准公開、結果公開的行政執法行為規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層社會治理重點領域的法律制度建設,根據新型社會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等的發展及時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同時,注重提升群眾法治觀念,保障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事務中依法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推動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發展
㈤ 列舉在學校學習,生活中遇到的或看到的需要用法治思維處理的事例.
1、教師體罰學生,造成人身損害。
2、小區體育設施質量問題造成學生受傷。
3、職工食堂飲食不衛生,導致員工食物中毒。
4、校園暴力事件。
5、故意損壞公共設施。
6、未成年人去網吧。
7、計程車司機對於乘客丟失的貴重財物自己私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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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維的實現途徑:
各級領導幹部應在實際工作中培養和運用法治思維。首先要堅持依法行政。無論是決策、執行,還是解決矛盾、推動發展、深化改革,都要不斷審視行政行為的目的、許可權、內容、手段、程序是否合法,自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應該大力推進權力清單制定工作,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其次要自覺守法、堅決護法,維護法律和制度的嚴肅性,維護他人和組織的合法權利。任何人不能搞權大於法、以言代法、選擇性執法。
尤其是在關涉自身利益時,要做到自律自省、遵章守紀,不搞特權、不搞潛規則。要大力推動政務公開,自覺接受社會和公眾監督,以公開透明保護自己、維護法律尊嚴。再次要大力支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司法腐敗是危害最大的腐敗,是壓垮政府公信力的最後一根稻草,要堅決抵禦和打擊司法腐敗,加快司法體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讓法律真正成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讓全社會充分相信法律、依賴法律。
最後要帶頭學法,有效普法,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以實際行動引導全社會自覺依法維護權益,又自覺履行法定義務。
㈥ 在推進依法治國戰略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困境或阻礙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
▶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還要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現實表明,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建設法治社會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舉,是法治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要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首先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諸多矛盾,並從對矛盾的分析入手,釐清法治社會建設的進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二是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三是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五是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六是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七是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事務日新月異,紛繁復雜,情況和形勢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期,社會矛盾進入漩渦期,治理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利益沖突在加劇;然而社會管理模式仍然滯後,不少應對方式過於簡單、低效,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要應對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統治理。
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第四、秩序建構,有效控制不當社會行為。在簡政放權的同時要強化對市場活動的監管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在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外部行為的規范和內部治理的引導。要切實解決專業中介組織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場規則的問題,要全面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誠信和公信,透過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持續規范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負面清單:一種新的治國理政模式
王利明
▶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謂的負面清單,也稱為「否定清單」、「負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現在有關國際貿易投資法的領域,後來作為一種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模式確定下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規列舉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場主體進入的事項,對於法律法規沒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舉事項之外的領域,可以由市場主體自由地進入,法律不作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決議里,已經把負面清單管理,作為一項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方法確立下來了。從管理模式上來說,為什麼說它是我們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負面清單管理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行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場主體的潛在活力。現代社會任何國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見的,立法者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從而無法相應的強制性要求別人去做。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是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法律的沉默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單管理這樣的模式下,它實際上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法律沉默的空間,並不允許市場主體就可以直接地進入,能否進入,很大的程度上,實際上還是要由政府來決定,這樣市場主體的行為的空間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限制。但是負面清單管理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或限制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凡是清單沒有列明的領域,市場主體均可以進入。因此,與正面清單相比,負面清單模式賦予了市場主體更充分的行為自由。凡是法無禁止的,即推定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間」,政府機關也不得設置額外的審批程序,實際上就給了市場主體非常大的行為自由,這種自由其實就是經濟活力的保證。
第二,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的模式?就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限制和規范公權,尤其是規范審批權。審批實際上是政府部門權力的一個最集中的體現,它直接決定了針對誰,能夠干什麼,其實也是對資源的一種分配。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是政府依然還是在管理,政府實際上通過規章等各種規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著領域的進入,我們的許多規章其實都有幾個特點,首先就是宣布這個事歸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報批,三是不報批我就要處罰。
那麼一旦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以後,凡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凡是法律沒有限制,沒有禁止的,所有這些部門領域,不得再進行審批。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它體現了法制的一個基本的精髓,這就是規范公權。
第三,這種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公開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公開的、透明的、可預期的效果。負面清單管理可以說在很大的層面上實現了這樣的效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之下,負面清單的內容本身是公開的,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也是公開的,除負面清單明確列舉的事項之外,市場主體原則上都可以自由進入,例如,在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下,一個企業要進行投資,應當首先去找一名律師咨詢,看看現在要進入的投資領域,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所限制禁止的領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規禁止限制之列,那麼其就可以放心地進入。這樣對於行為的結果,企業也能夠產生一種合理的預期,所以它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公開預期的效果。
第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能夠真正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機場去坐飛機都要經過安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大家每次進入安檢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禁止攜帶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這些東西列舉出來,其實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明確列舉法律法規要禁止攜帶的物品,如果我們不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正面清單管理方法,即明確列舉哪些物品是可以攜帶的,則機場可能需要將所有可以攜帶的物品列出來,如果採用這樣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個安檢人員每天要檢一個人,都要檢幾個小時。這必將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會給安檢人員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利。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其也更有效率。規則和空白地帶,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這就會非常有效率。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看,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強調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職權法定原則相結合,這兩項原則正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的內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法學院院長)
下一階段法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
吳志攀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必須開大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
▶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國,首先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同步的。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起飛,更不可能平穩、高速地發展。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條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今天,當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當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一個新的時期,就不得不更加強調法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已經有一代人的實踐(中國的傳統,三十年為一代),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在下一個階段,我認為要通過加強法治來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劃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噴氣式飛機,從海南島坐飛機到烏魯木齊,也要好幾個小時,這么大一個國家,維護統一、維護中央權威,同時照顧好各個地方的不同特點,調動各地的積極性,這是執政興國的一個基礎。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們的中央財政略顯單薄,而一些地方財大氣粗。那時的地方政府,還沒有在「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和地方實際上重新劃分了財權,中央財政大大充實了,同時,城鎮的房屋市場化改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這些改革,影響深遠。但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只有好處,不可能沒有一點消極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賣地,房地產成為主要支柱產業,但泡沫大了,有問題,老百姓也受不了,國務院三令五申平抑房價,先後出台《國十條》和《國五條》,但收效都不明顯。還有地方債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復雜。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裡面要算經濟賬,還要有法治。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加強調依法治國,治國首先就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大的框架當然是憲法,是我們的根本政治體制所確定下來了的,但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輪的法治建設與改革,要在這方面下力氣。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劃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是市場行為的「裁判員」,企業是市場的「運動員」,兩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兩者不能混同。還有,運動員也應該分分類,有的是跑長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裡有便宜可占就到哪裡去比賽。例如,很多央企進入房地產市場,央企掌握國計民生的命脈,實力雄厚,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業,拚命往房地產市場里鑽,到處拿地,而且把地價抬得很高。政府辦企業,當然要實現保值增值,但辦企業的目的不止是為盈利,還有承擔很多社會責任,特別是央企,應該多花一些精力去發展那些中長期的、戰略性的、風險大一些、利潤可能不那麼高的大項目,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長遠發展。而不是房地產這樣的,利潤高,見效快的競爭性項目。地方政府當然特別歡迎央企去拿地,怎麼拿他們都高興,一切可以開綠燈,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可能有點亂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這樣演算法治嗎?不好說了。未來著力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領域,加強法治建設。
其三,要更加強調,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我個人有一個看法,中國社會對公平的敏感,超過了西方。對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應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維護公平不容易。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盡量多考慮弱勢群體,不能被利益集團綁架了。現在對城鎮低收入群體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工程,全民覆蓋的醫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等,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這些方面還要加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成功的,但進入了深水區,有可能摸不到石頭了,這個時候就必須開大船,要開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這樣船才穩當,才能乘風破浪。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不斷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
▶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頂層設計的立法模式轉變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立法不當問題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後不能用、不管用、難執行、難適用、難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虛設。為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我國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轉變立法觀念和立法模式。立法應當充分代表民意、體現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分配社會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權力滋生的腐敗,從制度和規范的源頭上維護人民利益。一是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法觀,轉變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立法觀;從片面追求立法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和實效的立法觀,轉變為立法質量和實效第一的立法觀;從重立法效率、輕立法民主的立法觀,轉變為民主優先兼顧效率的立法觀;從只管法律制定不顧法律實施的立法觀,轉變為兼顧立法與法律實施並以法律實施為導向的立法觀。二是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強領導、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
第二,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職能。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轉變被動立法局面,使立法與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推進,積極主動地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一是推進人大常委會常委的年輕化、專職化、專業化,讓人大常委會委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履行職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期制度,適當延長每年的會期,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時間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聽制度,讓公民、媒體和社會組織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參與和監督立法過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彌補人大常委人數少、時間少、專業知識不足等欠缺。五是進一步擴大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立法工作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委託專家學者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比重,增強立法的全局性,從源頭上預防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推進民主立法。擴大不同利益群體公開主張、表達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訴求,通過立法博弈實現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廣泛的立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制度,對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立法事項,原則上都應當向全社會公布,並建立意見採納情況的說明和反饋制度。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對影響重大、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確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全面參與立法、有效開展立法博弈,保證人民群眾立法訴求的充分表達和宣洩。推行律師和法學專家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提供專業立法咨詢、參與立法聽證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進立法公開,建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立法旁聽制度,旁聽代表有權發言,保證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㈦ 加強法治治理工作好的建議
普法,只有大家都知法守法,才能達到法治
㈧ 如何做好依法分類處理信訪訴求工作
要進一步釐清信訪途徑與其他法定途徑之間的受理范圍,分類梳理法定途徑清單,依法分流內、依法處理容,保障合理合法訴求依照法律法規規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結果。
推進依法分類處理信訪訴求,是推進信訪工作制度改革和信訪法治化的一項重要舉措,有利於釐清各行政部門、行政部門內部各層級、行政部門與司法機關之間的職責分工,使信訪工作回歸本位,更清晰地引導群眾依法理性維權。
將法定途徑劃分為司法途徑,仲裁、行政復議途徑,行政途徑,信訪途徑等四大類。要求各地各部門切實做好依法梳理清單、依法分類導入、依法分類處理和依法公開等重點環節的工作,同時,要進一步健全依法分類處理信訪訴求工作的信息共享機制、會商甄別機制、跟蹤反饋機制、宣傳引導機制和培訓提高機制。
進一步落實依法分類處理信訪訴求工作的各方責任:黨委政府要落實領導責任、職能部門要落實主體責任、法制部門要落實審查支持責任、信訪部門要落實協調督查責任、紀檢監察機關要落實「問責」責任。
㈨ 全面依法治國的著力點是
建設法治政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和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同時,中央成立了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標志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心和信心,對提高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權威性、有效性和實效性,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以及促進依法治國與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統籌推進具有積極的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關於「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提出了一系列新論述新戰略新方針,將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方略之一,要明確新時代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和著力點,才有利於加強現代法治國家建設,為踐行黨的十九大精神、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項事業工作提供法治保障。
一、新時代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1)有利於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堅持全面依法治國,這一基本方略被提出來以後,就標志著黨和國家將其作為戰略目標推進,對國家治理領域的全面法治化實現具有積極的作用,對國家全面法治化治理和社_法治化全面治理意義非凡。從理念上來看,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是黨和國家通過定位設計提出來的一項基本方略,明確提出要全面厲行法治,並指出了關於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治理理論、目標、模式和制度等。從內容上來看,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涉及到社會和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關繫到國家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治理,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各個領域提供了法治保障和制度安排。從方式上來看,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是作為治國理政方略發揮作用的,是黨依法執政提出來的本質要求,關繫到國家和社會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的推進和成效。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要內容、重要途徑和基本方式,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提供了重要保障。
(2)有利於現代法治國家的建設。首先,從現代法治國家的本質來看,是基於法治的框架下來說的,旨在保障全體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權利的維護,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權利的落實。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是以法治手段來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工作的基本要求。其次,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具有積極的作用。公平正義,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衡量標准和價值尺度,也是現代法治國家的本質體現。再次,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為實施和強調「無法外特權」提供了保證,任何權力都必須受到法律約束,法外特權是不可能存在的,這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具有積極的作用,從根本上來說這也有利於全面依法治國。
(3)有利於人類社會法治文明進程的推進。新時代法治與現代化進程之間是密切相關的、不可分離的,對人類社會法治文明進程的推進至關重要。我國社會正在由傳統向現代深化轉變,建設現代法治國家對全面法治現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牢固把握中國具體國情,把握法治中國建設的規律,堅持以歷史擔當和使命為導向為人類社會法治文明和社會法治現代化提供中國戰略和方案。
二、新時代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著力點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堅持以憲法為核心建設和推進。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
。」
科學立法,要把握和尊重立法以及法律發展的規律,這是立法技術的最新水平;民主立法旨在保障公民參與立法的權利,制定的法律在最大程度上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願和意志,確保立法程序公開、公正;依法立法在立法工作的基礎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體體現在立法原則上所發生的變化;依法立法就是一切法律制定都必須以憲法等法律法規為依據。新時代堅持全面依法治國,需要遵循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基本程序,要堅持以憲法為核心,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是良法、善治的根本基礎,也是新時代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著力點。
(2)法治政府建設。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另一個著力點就是法治政府的建設,這是推進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促進執法的公正文明與規范。法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標志著現代政治文明,全面依法治國需要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堅持嚴格執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堅持以憲法和法律為准繩,重點推進嚴格執法,真正意義上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治政府建設與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息息相關,相應地需要不斷簡政放權,著力優化服務,在社會廣泛關注的政府權力主要問題上下功夫,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各級政府立足於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進一步建立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增強新技術在政府領域的應用,確保政府服務一切是為了便民利民,政府各項辦事都是在依法依規的基礎上進行的,同時也要做到政府信息的開放透明,想方設法確保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優質高效。
(3)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加強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是作為一項重要任務進行,旨在促進司法責任制的全面落實,創造良好的環境讓公民切實感受到法律的公正性與社會公平正義。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從根本上來說是進行司法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也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提出來的基本要求。要完善與司法體制改革相關的配套措施,進一步提高改革的系統性、聯動性,加強司法職務的系統化序列管理,落實與司法相關的人財物統管制度,加強職業保障等,為司法人員職業尊嚴提供基礎,為他們的履職安全提供保障。要規范司法權力,還需要促進司法績效評價的深化,廣泛運用現代科技到司法體制改革領域中,全面提高司法的效率和公信力。
來源:職工法律天地·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