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道德教育虛偽性的批判
1. 三性論的前提假設對當代道德教育有什麼啟發意義
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具有指導意義。在大量實驗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道德寶貝」教育模式的批判,發展兒童的道德認知,強調兒童主體性的發展,促進兒童主體性的發展。闡述了其主體性德育理念作為德育的主要教育方法的兩個難點的探討。這些思想對更新中小學德育觀念、調整德育目標、改進德育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意義和參考價值。
2. 目前我國傳統的道德教育有何長處有何不足
這個問題,好大好大!甚至可以稱之為課題了……
碩士生寫論文,都夠用了!
普通人討論這個問題,意義不大……因為,說不清!
我們能做的,就是一方面認真接受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加強自我修養,讓自己的道德水平達到更高的程度。
3. 道德教育內容是什麼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富之」、「教之」、「使民以時」等觀點,提出了一系列頗具創見的關於民眾道德教化的理論和方法,這對於當前我國正在實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啟迪作用;
民眾道德教化的前提和條件:由立「恆心」引出制「恆產」;
孟子民眾道德教化思想的一個基本特徵是重視「心理—情感」因素對人們行為的決定作用;
在孟子看來,要實現道德教化的目標,關鍵在於樹立民眾的「恆心」。孟子所謂的「恆心」,簡單地說就是遵守基本倫理規范所必需的心理穩定狀態;
有此「恆心」,民眾就能做到「不為惡」、「不犯刑」;否則民心漂浮,日常行為就極可能「放僻邪侈,無不為己」(《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注篇名);
因此,對民眾的道德教化問題可以歸結為如何實現「恆心」從無到有的轉化問題;
孟子由此通過分析民眾與其職業密切相關的心理—情感特點,考察實現這一轉化的條件;
孟子所謂「民」主要指農業勞動者,他們需要「恆產」或穩定的產業來維持一家的生存。孟子認為,沒有「恆產」這一物質基礎,空談倫理要求,根本不會為民眾所接受,因為他們「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
因此,孟子得出結論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同上)。這就意味著道德教化的現實前提在於「制恆產」,沒有「恆產」作物質基礎,道德教化不可能真正進入「民心」;
為了強調制「恆產」對於立「恆心」的重要性,孟子還進一步闡釋了「恆產」對於道德教化的積極意義:首先,制「恆產」是「惠民」的表現,它能喚起民眾的情感認同,從而樹立統治者的威信;
其次,孟子認為,民有「恆產」,就不會終年為生存發愁、奔波,因而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閑暇」;
這一閑暇為民眾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有利條件。孟子強調:「明君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這里,「從之也輕」所描述的正是民眾消除了基本的生存憂慮,從而願意接受引導的心理狀態;
民眾道德教化的現實過程:從有「恆產」到有「恆心」民有「恆產」是否就能保證有「恆心」呢?孟子以性善論為根據,對此作了明確的回答。孟子認為,人都有「四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
「四心」是人生來就有的道德萌芽,即為善之「才」。但「四心」也可能喪失,這在民眾表現為「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告子上》);
就是說,如果沒有教養,無論有無衣食之憂,民眾都可能有這種表現,其原因則「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同上)。可以說,民無「恆心」的客觀原因是無「恆產」,主觀原因則是「陷溺其心」。因此,要使民眾有「恆心」,還必須注重主觀方面的培育;
同時,也正因為人人都有「四心」,培養民眾的「恆心」,對民眾實施道德教化才是完全可能的。孟子強調,道德教化既是必要的,也是確立民眾「恆心」的合理途徑;
而在孟子那裡,道德教化的具體內容則是指在「人倫之理」的指導下,將一套倫理規范融入民眾的生活習慣,轉化為他們內心的行為准則,具體說就是「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梁惠王上》);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還提出了一套實施道德教化的方法。這套方法的具體內容是:首先,與職業規律相結合,將道德教化的內容融入制「恆產」的制度。其次,「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
它是「使民以時」的另一面,既要「不違農時」,又要利用「不使民」的閑暇來進行道德教化。它意味著實施道德教化應把握時機,並將經濟發展和倫理建設結合起來考慮;
第三,「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盡心下》),即仁義之理不離日用。因此,道德教化要落到實處,必須從日常小事入手,使其內容能指導人們的現實行動;
上述方法的第一方面主要針對的是社會制度的設置。孟子主張將「政」與「教」相結合,他說:「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盡心上》);
這意味著,合理的制度應既使百姓得到實惠,又能培養百姓的規范意識。這樣,倫理規范就可通過制度的實施深入到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從而引導人們形成合乎倫理的生產和生活習慣;
孟子道德教化的思想特色?跋執壑?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其特定歷史背景和個人思想背景,就其具體內容說,無疑具有其歷史的局限;
但不可否認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也包含著超越時代的合理因素,這尤其表現在其道德教化方法上;
具體說,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在方法論上對當代中國實施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如下的借鑒意義;
首先,經濟與倫理相聯系的視角。如前所述,孟子的整個道德教化思想都是圍繞制「恆產」與立「恆心」及其相互關系展開的。可以說,經濟倫理的視角一直貫穿在這些思想中。在現代社會,經濟倫理的視角對於我們審視、思考社會道德建設問題尤為重要;
從孟子對制「恆產」與立「恆心」關系的論述看,它實際上力圖將「惠民」與「教民」融合為同一過程。與之相應,如果我們能在制度設計時,考慮到福利政策與社會道德建設的相互配合和有機結合,無疑能取得更好效果;
孟子強調立「恆心」必須以制「恆產」為前提,同時將價值理念融入到制「恆產」當中。這一思想引申到現代社會道德建設意味著:只有創建有利於人們踐行價值理念的制度環境,建立一套可供人們在實踐中體驗的制度,社會道德建設才能切實深入人心,從而指導人們的現實行為;
其次,孟子認為道德教化的實施必須「不違農時」,同時利用「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公孫丑上》),以此引導民眾的「業余」文化生活。這一思想表明,孟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實施應考慮對象職業的特點和規律;
這一點在現代道德建設中也不容忽視。其具體內容應包括:通過倫理精神與職業規范的結合,引導人們形成合乎規范的行為方式;
道德宣傳與職業道德教育相結合,引導人們以道德的觀點審視他們熟悉的對象和行為方式。這樣既易為人接受,又切實易行;
最後,孟子注重從對象的心理—情感入手進行道德教化。他主張,通過制「恆產」來確立民眾認同倫理規范的心理—情感基礎,然後通過倡導人倫之理來逐漸改造民眾的自然性情;
這種方式可表述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它通過以「理」(道德理性)化「情」(心理—情感)、「理」寓於「情」、「情」「理」交融來提升人們的道德觀念,以實現一個「合情合理」的生活世界。這種強調「合情合理」的道德教化方式可為我們的社會道德建設所借鑒。
4. 該如何從根源上加強我國道德教育效果
我個人認為應該從家庭、學校和社會三方面合力加強我國道德教育效果。
首先,我認為我國的道德教育總體上是成功的。雖然道德教育中也有很多不合理約束性、對統治者的傾向性,但是拋開這些具體內容不談,我國的道德教育方式從來都是用心去體驗、用行動去感化,而不是簡單的強制性的行為約束。用潛移默化的方式去讓被教育者感悟並認同。中國上下五千年的輝煌歷史都是沿用並繼承這種道德教育方式,說明我國的道德教育當時是合理的、受人認可的、可以繼續使用的。 總之,只有把家庭、學校和社會三者結合起來,才能從根源上加強我國道德教育效果。
5. 為什麼要加強道德教育
我覺得當然是要加強道德教育的,我覺得道德教育是一個人做人的一個標准吧,如果連道德都沒有,那麼他不管做什麼事情,那肯定也是沒有明確的三觀的,沒有正確的一個觀念的話,那麼是很容易做壞事的,所以說一定要加強道德的教育,好好的去教育人,這樣子的話,一個人有正確的三觀,他才能夠不做錯事情,才能夠好好的為家庭,為社會做奉獻。所以說不管是做什麼,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所以說加強道德教育是一個刻不容緩,也是一個值得去注意的一個事情。
6. 我國職業道德教育體系不健全的原因求一篇一百字左右回答這個問題!
這篇文章里有,可以一看看,自己總結一下http://wenku..com/view/85ace02e4b73f242336c5fdd.html
7. 西方道德教育的發展歷史
當代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學校德育,把德育貫穿於教育工作的全過程。而學校德育的理論和實踐形態,都有其形成和發展的特定的歷史原因和社會背景。當代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學校德育,經歷了一個由興盛走向衰落再回歸復興的過程。考察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學校德育的歷史軌跡,探究其主要特點和發展趨向,對於進一步認識學校德育的規律性,促進我國新時期學校德育改革,建立新型的德育體系,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當代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學校德育的歷史軌跡
2.學校德育的內容日益豐富。當代西方學校德育的內容在面向生活中不斷豐富,以滿足和適應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需要。學校不僅注重共同的價值觀教育,而且根據學生的實際講授某種特定的文化價值。既進行有關倫理道德原則、規范的教育,還把德育推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諸如進行宗教教育,倫理教育,紀律教育,國家法紀教育,國家方針政策教育,民主教育,和平教育,國際理解、協調、親善教育,自由、平等、人權等教育,現代人生活方式教育,消費教育,保護環境教育,反色情、反暴力、反吸毒、反艾滋病教育等等,內容無所不包,同生活聯系緊密。,
當代西方學校德育的內容選擇主要根據兩個原則:一是社會需求,其中包括個體社會化必需的道德規范,維持社會秩序運作的社會規范,確保國家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國家利益以及有助於該政治集團發展的政治目標;二是人的發展要求,既注意人身心發展的不同年齡特徵,不同認識活動范圍和性格特點,也注意到人發展的需要,如選擇有助於人的道德認識發展需要的內容,激發學生對某一道德難題的討論,以培養兒童的道德推理能力。
3.德育形式綜合化、網路化、實踐化,德育方法多樣化,德育手段科學化。所謂綜合化,系指當代西方學校德育形式已逐漸從德目主義和全面主義的對立趨向兩者的綜合,既開設專門的道德教育課程,講授基本美德和道德准則,又注重從各門學科和日常生活中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所謂網路化,系指政府、學校、家庭、社會機構在學校德育中日益結成一個相互作用不斷協調的網路體。所謂實踐化,系指學校德育已從
從追求虛無縹緲的「天國」轉向人類社會生產實踐,從書本轉向活動,從課堂轉向現實生活,從知識傳授轉向社會活動。在教學中,變靜態的書本知識講解為現實生活道德問題的重演,激發學生的道德思維,在動態中實現德育的目的。
當代西方學校德育在方法上日益多樣化。不僅各種理論流派紛呈各異,且具體方法種類繁多。在西方各國中,即使對德育實行國家統一管理的體制中,也能在相對統一的德育目標下,允許教師根據自己的特點和具體教育的需要,靈活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在一所學校中可以同時存在多種不同的德育理論,甚至在一堂課教學中會根據不同的內容使用不同理論的教學方法。正是方法的多樣化,適應了不同的德育需要,有機地分別作用於德育過程整體中的不同部分,從而使當代學校德育豐富多彩,富有成效。
在德育手段上,普遍使用各種較先進的科技來輔助德育,用電化教學演示各種不可能在課堂上展示的歷史和生活情景,用計算機來處理分析有關資料,還可利用最先進的交通工具來進行必要的參觀旅行等。
當代西方學校德育無論在目的、內容、方法還是有關政策等方面都日趨人性化。在目的上注重個性發展,尊重人的自由發展;在原則上強調權利平等,以引導啟發為主;在方法上強調正面說服,以獎勵表揚為主;在內容上強調國際理解,培養團結合作,互相友愛,互諒互讓精神。正是德育的人性化,開啟了當代社會新風,使教育獲得前所未有的新功效。
4.日益注重道德認知能力的培養。20世紀是一個主知主義時代,主要表現為知識和認知能力在個體道德和道德發展中的作用得到進一步確證。道德認知能力包括道德理解能力、推理能力以及道德判斷和選擇能力的培養。60年代以後,各種道德教育理論都有強烈的主知主義傾向,強調認知、思維在道德發展中的作用,重視在道德教育過程中加強道德認知能力的培養。自六七十年代以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都開設了專門的道德教育課,從事直接的道德教學。這種道德教學不再強調讓學生盲目接受和五條件服從,而是更加重視學生的獨立思考,給學生提供更多的機會,讓他們在處理現實的道德問題、道德情境、體驗道德沖突的過程中,增加對規則的認識和理解,以促進道德的發展。當代西方的德育課大多數1.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為逐漸擺脫宗教的束縛,新道德教育理論形成的奠基時期。在西方,自有學校教育以來,直到18世紀中葉以前,學校教育基本上是奉行宗教教育,神學是學校中的主要課程,宗教教育是學校道德教育的同義詞。英、美、法等國的學校教育,大都是由教會控制的。自19世紀後葉起,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科技的飛速發展,推動經濟急劇增長。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殖民地掠奪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世界范圍的人口流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價值觀、道德觀、宗教觀的深刻變化,都對學校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無論是歐洲或是美國,教育改革家們對歷史上長期沿襲下來的傳統的道德教育,特別是其所採取的強制的、灌輸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質疑,認為這種僵化的教育方法無視學生的興趣和需要,與現實社會生活無關,在很大程度上禁錮了學生的思想,窒息了學生的自主性和創造性。
進步教育思想家們的道德教育觀點,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理論家杜威那裡得到集中反映。杜威認為,社會上根本不存在一種絕對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須服從於不斷變化的社會需要。所以,道德從本質上講,乃是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而不是某種固定的觀念和習慣;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培養學生批評性探究能力,而不是機械的品格訓練;教育的道德功能不是給學生特殊的道德規則,也不是向他們提供「良好的」行為榜樣,而是通過發展他們的理智來實現的,理智教育本身即是道德教育。任何強制性的灌輸,由於其無視學生的理智能力,因而是不能接受的。道德不是教來的,而是學生在參與實際生活的過程中,在與他人的合作與交往中發展起來的,所以,道德教育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種問答式的教學或關於道德的課程」,而應該擴展到整個學校生活,學生是從他們的全部社會經驗中獲得道德價值的[1]。杜威的重要著作《學校與社會》和《民主主義與教育》等都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廣為傳播。從某種意義上講,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道德教育復興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以杜威為代表的進步教育思想家之道德教育思想的重新肯定,為新道德教育理論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2.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學校道德教育基本處於停滯狀態,道德教育學說和理論陷入「荒涼的時代」。二戰的爆發,從根本上轉變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學校教育的職能和方向。在二戰中像日本、德國這樣的法西斯國家,同樣有能力建立和操縱極其復雜的軍事工藝。1957年蘇聯人造地球衛星的成功發射,顯示了蘇聯在空間技術方面已居於領先地位,震動了整個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國人的腦子里第一次產生「美國畢竟是脆弱的」[1](P14)想法。許多有識之士認為,「國家如果想在經濟和軍事的前沿與蘇聯展開有力的競爭,學校就應該在像道德教育這樣的『軟』領域中少花些時間,而在學術性主題上多花些時間。民主更多的是依靠國家產品的多少和核彈頭的數量,而不是個人的道德自律」[1](P15)。在科學技術和職業課程的沖擊下,學校德育逐漸讓位於學術的、技術的訓練,學校的道德教育已形同虛設,道德教育思想和理論的貧乏則是情理之中的了。美國是如此,歐洲也是如此。道德教育隨著戰爭的結束而不再顯得重要,面對滿目瘡痍和一片廢墟,國家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經濟,啟動滿足國家和人民生活的工業生產。學校教育的任務在於為國家建設服務,道德教育遠未提上日程,更難以出現有關道德教育學說和理論了。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對道德教育來說,是一個「荒涼的時代」。
3.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今,為西方道德教育理論的繁榮和發展時期。60年代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一個「多事之秋」:抗議越南戰爭,要求公民權利,反對種族歧視,少數民族叛亂等,使西方發達國家很快陷入極端混亂之中。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所導致的失業、貧困和犯罪率的上升,更使社會風氣日益敗壞;政府丑聞頻頻曝光,不僅使公眾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而且加劇了人們對社會道德之約束功能和人類品格弱點的擔憂;尤其是60年代席捲歐美大陸的學生風潮,使國家領導人、學校和家長普遍感到震驚,它不僅表現出對一切傳統價值觀念的蔑視,而且認為「暴力乃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惟一手段」[1](P16)。面對技術至上和社會的混亂,許多批評家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的繁榮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淪喪極不相稱,社會責任心和正義遠比技術上的高明更為重要。有人把社會秩序的紊亂歸於學校沒有幫助青年人承擔社會責任,學校過分強調競爭而不鼓勵合作,過分重視服從而忽視獨立自主,甚至說學校更像看守所、精神病院或監獄,只知道讓學生熟悉機械的科學程序而不懂得發展學生健康的個性等等。在這種背景下,社會、家庭、學校要求加強道德教育的呼聲日漸高漲。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短短的十年裡,英、美等主要發達國家就涌現出大批道德教育理論家及其學說,諸如英國道德哲學家威爾遜,道德心理學家威廉斯,社會學家舒格曼等。在美國除了價值澄清學派和道德教育的認知發展理論最負盛名外,還出現了斯克里文的認知方法,紐曼的社會行動模式,夏弗的理論建構模式,庫姆斯等的價值分析模式等,道德教育領域呈現空前繁榮的局面。自1977年以來,在西方每年有25部有關道德教育的著作出版,200多篇學術論文發表,從1972年開始有關道德教育的博士論文從每年的20篇增加到1979年的82篇。從80年代至今,道德教育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各種著作、雜志仍呈上升趨勢。
二、反對道德灌輸是西方道德教育理論最基本的特點
20世紀西方道德教育理論是從批判傳統的道德說教和道德灌輸為起點的,也是西方道德教育理論最基本的特點。所謂傳統教育,在實驗主義教育理論家杜威看來,「實質上是來自上面和外部的灌輸。它把成人的標准、教材和方法強加給只是正在逐漸成長而趨於成熟的兒童」。道德訓練從根本上是把現成道德習慣和道德准則「灌進等待裝載的心理和道德洞穴中去的一種方法」。因而「不僅不能促進反而限制了兒童的智慧和道德發展」。合理的道德教育必須以「表現個性、培養個性,反對從上面的灌輸;以自由活動反對外部的紀律」為基本原則[1](P21)。杜威對道德教育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匡定了當代道德教育理論在這一問題上的探討。特別是從60年代開始,灌輸更是人們討論道德教育所必然要涉及的問題,當代認知主義、形式主義和個人相對主義的道德教育理論都是圍繞反對單純的道德灌輸而展開的。
美國的價值澄清學派是道德或價值灌輸的極力反對者。在其主要文獻中把灌輸看做是一種在錯誤觀念指導下錯誤的、消極的教學實踐活動或教育方法。拉思斯認為,灌輸之所以不能接受,主要是基於以下三點:第一,灌輸是以一種錯誤前提為基礎的,這一前提認定教育者知道這一系列「正確的價值」,因而有資格或能力向兒童傳授道德價值。事實上,世界的持續不斷變化,決定了對價值問題不可能有一個可證實的、確定性的答案。第二,灌輸代表了一種錯誤的、消極的教育方法,其主要特徵在於它是以教師為中心,以「傳遞」、「控制」、「強迫接受」為宗旨的。這種方法把兒童視為被動的和順從的、需要塑造使其形成的客體,而不是「思考」、「選擇」、「決定」、「檢查」的主體,它所能導致的最大結果,不外是學生虛偽的順從。第三,灌輸是以外部力量作為影響兒童價值的合理手段,反對甚至阻止兒童包括所有人都有獨立思考和自由選擇的能力,教育的作用在於幫助兒童充分地發展這種能力而不是壓制這種能力[1](P300-301)。
正因為如此,近年來人們一直把避免灌輸作為道德教育的核心問題,把建立一種「無灌輸的道德教育」作為首要任務。理論家一致認為,這種「無灌輸的道德教育」至少應滿足以下標准:首先,它是一種「開放」的教育。即這種教育不是以封閉、禁錮學生的頭腦和思想為目的,而是以促進學生的道德思維能力,特別是獨立思維和批判思維的能力,發展學生的道德觀為目的。這就要求作為道德教育內容的價值准則和規范系統必須向學生開放,接受學生理智的檢驗。學生的道德觀點是經過自己的理智思考而自由選擇的,學生的道德發展過程是一個不斷拋棄舊的道德觀接受新的道德觀的過程。其次,它應該是一種「發展」的教育。即承認學生的道德發展是一個連續的、有自己特定規律的過程,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是學生能夠理解和願意接受的。亦即道德教育必須服從學生的道德發展規律,服從學生的批判性思維。第三,它應該鼓勵學生通過自己的理智活動和實踐獲得道德上的成熟。個體的參與和自主活動是道德發展的前提,沒有主體參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發展,而且即使有主體的參與但不是自覺自願的參與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發展。「道德教育只有通過給個人做出道德決定的具體經驗和道德推理技能的實踐才能促進人的發展。」[1](P27)違背學生意志,強迫其接受和服從一定的道德價值的做法,只能造成兒童的價值混亂,無法確定應該相信什麼,或者使兒童變成成人的樣子,假裝相信某些信條。為此,強調行為主體的自由和自主是必要的,因為自由和自主是責任產生的基礎和根本前提,沒有自由則沒有責任,自由的度和責任的量有密切的關系。
反對道德灌輸從一定意義上講,起到了一種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道德教育的基礎,體現了人們對道德本質認識的深化。但是,反對道德灌輸的意義並不是無限的。在理論上由於單純反對道德灌輸,在西方道德教育理論中出現的形式主義學派,因其完全排除道德內容的傳授,走上了激進的「無道德的道德教育」的歧路。在實踐中,單純反對道德灌輸則極易走上另一極端——放任主義。在西方學校中,擺脫了舊的傳統美德的學生則背上了另一種包袱,即極端利己主義和相對主義以及激進的寬容態度。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現的理論上對重視道德內容的呼籲,在實踐中各國道德課紛紛設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單純反對灌輸的反動。在未來道德教育理論的發展中,如何把道德內容的講授和尊重學生的理性能力與自主意識結合起來,是理論
界面臨的重要課題,也是理論本身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
8.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積累了五千年的經驗,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安定和諧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觀念,切實做到了以下幾點:
第一,高度重視道德教育,樹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確目標,並把道德教育視為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宗教教育構成的完整體系
早在《禮記·學記》上就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觀點。這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禮記.學記》),教育的目的是「長善救失」,即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斷增長。可見,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內容。道德教育必須從修身,即達到身心和諧開始,進而處理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倫理關系。因此,只有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系協調了,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人們真正長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國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它是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構成的完整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特別重視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強調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開始,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擴展,社會教育應當秉持孔子提出的「思無邪」的理念。因此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都遵循著孔老夫子的這一思想,不論音樂、歌舞、戲劇、詩詞等等,無不是以宣揚道德、弘揚正氣為主要內容,這樣才能使社會的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在科學迅猛發展的今天,網際網路滲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會教育對人價值觀的影響更是起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所以我們的文化部門、新聞媒體,網際網路等,更應當承擔起弘揚社會正氣的責任,為倡導和樹立正確的道德觀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佛教,本質上就是一種教育。佛陀教育教導人「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與儒家重視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質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傳到中國後,受到中國朝野的歡迎,成為一種高度藝術化的教育。而這種藝術化的教育,體現在佛教的建築、雕塑、音樂、繪畫之中,成為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形成淳樸向善的民風和達到社會的安定和諧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採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強調領導幹部的率先垂範作用
《說文解字》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體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說教,是開啟人的愛心、羞恥心而不是強制灌輸一種理念,因此特別了強調「正人先正己」、「身教勝於言教」,強調了作為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者的領導人的道德示範作用。在這方面,孔子多次強調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意思是說,領導人的德行好比風,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的說法。實踐證明,「上行則下效」:「上有克讓之風,下有不爭之俗」,「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朴」,「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風俗必敗。」由此可見,作為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對於形成一個社會良好的社會風尚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孟子繼承了孔子重視領導者以身作則的道德示範作用,他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孟子·離婁上》)只有仁人應處於統治地位。不仁的人處於統治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群眾。追溯歷史,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士大夫階層實現政治理想的過程中,尤其重視個體品格的高低,重視個體人格的力量,良好的個體道德修養成為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條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強權的為官品格;海瑞為民請命、剛直不阿的風范,都為統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設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通過各種制度建設保證推行道德教育
中國古代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並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依靠各種社會制度來加以強化。簡單地講,社會弘揚什麼,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麼;反對什麼,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麼。英國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密爾說的好,「當社會不利於人常常運用高尚的情感時,這種情感就會由於缺乏培養而枯死。」從這個意義上說,從法律、監督機制的健全、激勵機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國古人重視道德教育,但絕不意味著因此忽視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國古人那裡,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這兩者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例如,為了落實孔子「舉賢才」、「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張,孟子進一步提出:「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公孫丑上》)這一觀點也為歷朝歷代的開明統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落實「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書》卷6,第167頁,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年版)的主張,這對於維護傳統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著重培養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沖突、不和諧的出現,根源在於利己與利他之間的沖突。因此,要化解沖突,每個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責對方。孟子對這一點的闡述尤為詳盡。他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在《中庸》上也說,「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鵠,反求諸其身。」意思是說,我們做事如果沒有成功,就應當馬上反過頭來從自己身上發現不足。這正如一個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離了靶心,他不是去尋找客觀的原因,而是回過頭來反省自己的技藝不精湛。孔孟所稱道的堯舜禹湯等古代的聖人,都是這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楷模。商朝的湯王,在自己洗臉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時督促自己要不斷進步。湯王遇著大旱禱雨時又提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意思是說,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為我的過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沒做好,都該由我自身負責。
在中國古人看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社會風氣的好壞,與社會中的每個人息息相關,而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對社會風氣的好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不僅是每一個領導者,而且每一個普通的人,都應當有這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態度。陳寅恪說過: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而作為讀書人,作為知識分子,更應當具有這樣的反省能力。應當說,從自己做起樹立正確的榮辱觀和道德觀,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也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
古人說:各相責,天翻地覆;各自責,天清地寧。如今小至家庭夫婦之間的沖突,大至種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從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於彼此之間只知道責怪對方,而不能夠反躬自省而導致的。只有人人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才能最終化解沖突和矛盾,維護社會的和諧和世界的和平。
孝親觀念的現代意義
內容摘要:「孝」是傳統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千百年來一直作為倫理道德之本、行為規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現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和追求個人自由、權利意識的蔓延,使得孝親觀念越來越為人們所忽視。從而也出現了很多人倫關系失調、家庭關系紊亂等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是多方面的,重新認識和提倡儒家倫理中重視孝道的思想,對於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推薦閱讀
主題詞:家庭美德 孝敬 尊老 儒家倫理
對於現代家庭關系問題的討論,筆墨日益集中於夫妻雙方關系的處理和協調,這是否意味著現代家庭中子女越來越少地關注對父母的贍養與孝敬問題?易言之,傳統社會中濃厚的孝親觀念在現代家庭中還處於何種地位、起著多大的作用呢?帶著這個疑問,筆者對當代家庭中子女對父母的「孝敬」問題進行了訪談調查。
調查是在煙台開發區的一個居民小區中進行的。由於地處開發區,集中了許多年輕的和中年的夫婦,與地處開發區的特點有關,這里聚集的年輕人都具有較高的學歷和較好的文化素質。我們的訪談對象集中於那些與兒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們對兒女的孝親觀念的看法。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齡段(25--35歲)、某一文化層次(大專以上學歷)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對孝親問題的態度。
在談及兒女對父母是否「孝敬」的問題時,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們聽來,都帶有一種「知足常樂」的無奈。在他們看來,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兒女的照顧,就很滿足了。而這種滿足似乎來自於與那些歧視打罵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兒女的對比。從他們的談話中還得知,對於洗衣、做飯、照看孩子等家務,他們也都心甘情願地承擔了,目的是為了在自己能幹活的時候,不要成為子女的包袱。至於象子女不高興了,說話時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帶有訓斥的口吻等情況,他們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態接受了。他們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來自於與孫子、外孫的感情交流,而來自於兒女的卻很少。兒女也沒有很好地意識到應該關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僅僅理解為贍養父母。這與中國傳統社會對「孝」的理解相距甚遠。
「孝」是傳統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千百年來一直作為倫理道德之本、行為規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孟子的「仁之實,事親也者」(《孟子·離婁上》)、《孝經》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視為仁、義的根本,「人倫之公理」。後世的思想家和歷代統治者也把它當作維護社會倫理關系和政治統治的重要手段,並從不同的角度、比較全面地闡述了「孝」的含義、內容以及各種具體要求。
I.
孝道為什麼這樣為古人所重視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來,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講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體現在人生而具有的惻隱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羞惡之心的基礎上。而建立在父子親情這種自然的倫理關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體現出人生而具有的惻隱之心等。因此,講孝最容易開發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顯。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這個根本的基礎上的。因此,這個字絕對不能疏忽。理解了這個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從孝這個字的構成來看,孝是一個會意字,上面是個老字,下面是個子字。孝這個字的含義就是說,上一代與下一代是一體、不是兩個。如果有兩個這個觀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還有上一代,過去無始;下一代還有下一代,未來無終,無始無終是一體。在外國,中國人還保持著祭祀祖先的傳統,外國人不理解,問:幾百年、幾千年前的祖先,認都不認得,還祭祀他們干什麼?但是他們不懂得「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道理。中國人祭祀祖先,這個情存的深厚!遠祖不忘,對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從縱的方面講孝的教育,從橫的方面,則講兄弟之間的悌,又把它推廣到「四海之內皆兄弟」。可見,孝悌教育做好了,整個社會的人倫關系就自然會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責任重大的是老師。因此,孝親和尊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儒家特別強調尊師重道的重要,強調老師的恩德與父母的恩德是一樣的。這在古禮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在《禮記》中記載,男子20歲行冠禮。從此以後,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親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稱他的字,甚至連皇帝也是如此,都稱他的字表示對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稱他的名,還有就是老師也可以稱他的名。可見,老師與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喪三年;而老師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喪三年。皇帝接見老師,也要降階,不能以君臣之禮接見,而必須以賓主之禮接見,即皇帝站在東面,老師站在西面。可見,儒家對師道尊嚴是何等的重視,把孝道和師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講的孝的內容十分豐富,不僅要養父母之身,而且要養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讓他們常常擔心。如果自己常常讓父母擔憂,那就對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學校讀書,功課不好,讓母親擔憂,就是不孝;不敬老師,和同學不能相處,讓父母擔憂,就是不孝;蹋進社會,工作不認真負責、不盡心盡力,讓父母擔憂,是不孝;對長官不盡忠,是不孝,與同僚不能合作,讓父母擔憂,也是不孝。因此,《論語》上講:孝就是能夠做到「父母惟其疾是憂」,即父母僅為其疾病擔憂,而完全不必為任何其它事情擔憂。可見,一個常常懷有孝心的人,就幾乎是一個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的說法,是不無道理的。
II.
古代關於孝的有些論述和要求不僅在當時具有進步作用,而且對於我們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諧也仍有可供借鑒的內容。從現代社會與現代文明觀念出發,儒家所講的「孝」,其合理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贍養父母。早在《尚書·酒誥》中就提出了「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意思是說,臣民之所以努力種植各種穀物,是為了事奉他們的父兄。農功既畢,牽著牛車將穀物運到遠處去貿易,也是為了奉養他們的父母。這里就提出了贍養父母的道德問題。《詩經》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強調子女應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如《詩經·小雅》雲:「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說:爹生我,娘養我。撫摸我,愛護我,養大長大教育我,照顧我啊掛念我,出門進門抱著我。因此,子女贍養父母,也是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作為儒家經典的《孝經》,更是把贍養父母作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見,傳統儒家倫理對於贍養父母是十分重視的。有時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圍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證,規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處罰。《孝經·五行章》有:「五行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的說法,規定對不孝者要「斬首梟之」。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而其中不孝罪為「十惡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規定,罵祖父母與父母的要處以絞刑,毆者處以斬刑,從而對不孝的種種罪行作出了更具體的處罰。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認為贍養父母就是盡了孝道,針對這種看法,孔子說:「今之孝者,是為能養犬馬。皆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就是說,僅僅把「養」作為「孝」的標准,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對於養犬馬而言,也是「養」,不敬重父母,就與養犬馬無法區別了。《禮記·祭義》上也講,「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從內心發出對父母的真誠的尊敬之情,保證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們心情愉悅。所以孔子說:「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意思是說,事奉父母時保持和顏悅色是最難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讓父兄先吃,這樣做就能稱得上是孝了嗎?對父母和顏悅色,尤其要表現在當父母犯錯誤的時候,不能發火:「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無怨」(《論語·里仁》)。意思是說,侍奉父母,如果他們有不對的地方,要輕微委婉的勸說,操勞而沒有怨言。可見,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視為孝行的高層次要求。養與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說:「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祭義》),孟子也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於父子關系,還擴大到家族親戚之間,如《禮記·坊記》提出,「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主張「入則孝,出則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長者,把家庭敬老觀念推廣到社會。自漢代以來,儒家的尊老、愛老、養老的倫理觀念牢固地紮根於家庭、風行於社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為人們奉行的行為規范,要求人們不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樣的感情去敬愛別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來,至少要做到以上幾點,才能稱得上是「孝」,以這種標准來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難名副其實了。一些在古人看來是孝敬父母的起碼要求和必備禮節,在現代許多年輕人眼中無異於「天方夜譚」。實地訪談的結果表明,要使兒女總是對父母保持和顏悅色的「愉色婉容」,已經很難做到了。至於子女偶爾不高興向父母發點脾氣,在一些家庭中已成為「家常便飯」。而這些老人卻只是默默忍受了,總覺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孫而言,自己的兒女已經做得不錯了。
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親觀念尚且如此,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農村子女對待老人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對這一點雖然沒有做過專門的調查,但翻開反映老農生活的報刊雜志,親生兒女(兒媳)打爹罵娘、遺棄侮辱父母、視父母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隨處可見,許多老人凄涼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現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這與中國儒家倫理歷來倡導的養親、尊親、敬老的傳統美德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曾經影響中國人上千年的孝親觀念的衰退呢?
其一,對傳統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視了傳統孝親觀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是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以後的十年文革期間,孝道連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們從不同角度、各個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與危害。不可否認,傳統孝親觀念是在重視閱歷和經驗的農耕社會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受到宗法等級制度的深刻影響,「孝」的內容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宗法等級色彩,有許多愚忠愚孝的內容和阻礙現代社會發展的因素。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父母在,不遠游,遊必有方」(《論語·里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等等。但是,應當明確的是,這些消極的因素並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時,對儒家經典中的這些論述,也不能作斷章取義的曲解。由於一些人對傳統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混亂,在當代社會產生了不良社會後果。
其二,西方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淡化了子女養親敬親的義務感。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尤其是西方腐朽價值觀的侵蝕,一些人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等思想意識急劇膨脹,自我表現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義的影響,認為,老人只有消費,沒有生產,是一種累贅、一種負擔,敬老觀念日漸淡薄,甚至骨肉至親,也不喜歡家中有隨時需要照顧的老人同住。只有極少數需要老媽媽幫忙看家、煮飯、洗衣服、帶孩子的,才願意與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錢,不構成子女的負擔,兒女才樂意與他們同住,親自奉養。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與兒女,沒有父母,不盡人子之責,不贍養扶助父母,甚至歧視、虐待父母。這不但破壞了家庭的友愛和睦,給父母在經濟上造成極大困難,在精神上造成極大痛苦,而且敗壞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和敬老傳統。就這樣,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把儒家的「必養且敬」的孝子標准簡化為「必養」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社會上出現了大量打爹罵娘、不顧父母之養等「大逆不道」的現象時,那些尚能贍養父母的人就成為「孝子」。這也就不難理解那些能夠受到子女贍養照顧的老人們那種「知足常樂」的心情了。
當然,以上這些現象的產生,也是與我們社會生活的變動和教育的脫節是分不開的。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大力弘揚傳統孝德尤為重要。弘揚傳統孝德,必須首先解決思想認識問題。這是因為,現在中國正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時期,一些持激進觀點的人對曾經扮演過封建道德的孝親觀念能否在現代家庭倫理關系的協調上起到積極作用持有懷疑甚至否定態度。
IV.
那麼,在當代中國弘揚傳統孝親美德的根據和價值在哪裡呢?
從道德的發展來看,社會主義道德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對過去人類一切優秀道德的繼承與發展。社會主義道德必須根植於民族的傳統道德。社會主義道德並不是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棄糟取精。盡管傳統道德中含有其時代的階級的局限性的內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視的超越時代的可繼承的內容。例如,傳統孝道中的養親、尊親美德,一方面有利於維系人類的種族繁衍,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有其客觀物質的基礎;另一方面又有利於和睦親情,維系人類家庭,是血緣親情的自然表現,具有主觀心理的根據。又如傳統孝道中的敬親、尊老美德,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為仁之本,「愛人」首先從愛父母做起,然後愛其族人、愛其長上、愛其民族、愛其國家。這種推己及人的自然親情,符合人的認識與情感發展的規律,易於為人們所接受。試想一個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敬愛的人,怎麼可能讓他真心實意地去愛他人、愛民族、愛國家呢?可見,弘揚敬親、尊老美德,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形成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因此,孔子有「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亂者鮮矣」(《論語·學而》)的說法,《孝經》上也有「長幼順故上下治」的說法。可見,孝親觀念的教育是維持良好的社會倫理秩序的根本。而當代西方國家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法治相對健全的情況下,仍然出現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齡下降等現象,無疑與夫妻關系失調、家庭崩潰、父子失教的狀況有關。
可見,傳統孝親美德在當代社會仍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在「孝」的觀念和行為中有值得我們去挖掘的諸多合理成分。我們不能因為它存在某種缺點就對它完全否定。對於這一點,孫中山先生在1924年談到:「一般醉心於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談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義》第六講)。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東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儒家孝道的積極方面,才在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面對當前中國社會大量出現的不養老、不敬老現象以及新加坡、韓國、日本等東方國家在精神文明建設中取得的成就,孫中山先生的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總之,基於他國的經驗和中國的現狀,對儒家傳統孝親觀念進行全面的剖析和鑒別,吸取其中有價值的合理思想,在家庭中強調「孝」的美德,在全社會提倡養親、尊親、敬老的社會風氣,對於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處境、穩定社會秩序和人倫關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質等都將具有重要意義。
9. 我國政府大力普及道德教育,在全社會積極提倡公民遵守基本道德規范,回答下列問題:(1)公民基本道德規
(1)愛國守法、 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 敬業奉獻。 (2)未成年人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是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後繼有人的重要保證;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需要;是提高中華民族整體素質的需要;是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需要;是保護青少年健康成長 ![]() (3)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精神的宣傳教育活動;採取措施切實推行學校德育工作,加強對學生的道德教育;在社會上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4)學習《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質;從點滴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告別不文明行為;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和社區服務活動,為促進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的形成做貢獻。 |
10. 中國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優秀傳統有哪些,糟粕又表現在哪些方面
個人覺得優秀的傳統在於孝道,中國人只有這個確確實實做的比其他民族好。 還有就是華夏民族的聰明(智慧算不上)與堅韌,這也是中國文明能夠一直延續至今的原因。
其他很多什麼仁愛,團結,勇敢。。。其實都是意淫出來的,根本沒有什麼體現,你舉一個正面例子,現實能還你一千個反面教材。雖然話不好聽,但卻是客觀的。
個人覺得糟粕在於對待男女問題上,重男輕女觀念至今任然沒推出社會的舞台,一方面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調,另一方面也導致很大一部分女性人才的流失。
當然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直視,因為我們的現代文明進程太短,這就需要我們不斷的加強教育體制,可至今中國的教育基本上是不被人認可的,當然還有種種制度,任重道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