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法治和禮治
A. 辯論賽 法治和人治哪個更重要
法治當然先行，依法治國是基本國策，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就是以德之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
B.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的禮治和現在提倡的法治
傳統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以「禮治」維系的社會,而並非如西方社會主要依靠「法律」來治理.考察與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內在矛盾,探求適合中國國情的從傳統到現代的法治模式轉換,這樣的考察和探討對於未來中國的法治建設既有其理論價值,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本文從中國與西方政治文化基本特徵的比較研究入手,對中國傳統「禮治」與西方法治兩種政治文化觀念在歷史淵源和現實意義上的差異進行認真對比分析,並通過對中國傳統「禮治」一脈相承的反思和對西方法治的普適性價值的理性思考,深入考察與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內在緊張與矛盾沖突,揭示了中國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礙：即傳統政治文化的「權力至上」傳統對現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則的排拒；傳統「禮治」的特殊性精神與現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則的沖突；以及傳統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與以保障人權和自由為目的的現代法治理念的沖突.這種沖突與互不相容進一步揭示,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大國從事法治建設,其復雜性和艱巨性也是空前的.在歷史的考察中國百年法治進展緩慢及傳統「禮治」對法治建設阻礙的現象後,對現代法治模式轉換進行了探討：中國法治建設的成效,關鍵是取決於我們能否盡快地確立一種機制,以實現傳統「禮治」向現代法治模式的轉換.具體說來,應從思想觀念與法律制度兩方面入手,使執政者和全體公民真正接受現代法治的理念,養成尊重法律、自覺守法的習慣；同時通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繼承傳統政治文化的優秀成果,實現政治與法律文化的創新,即完備和完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制度,健全法律體系、確立法律權威、保證司法公正、實現監督有效. 本文旨在說明：現代中國法治建設任重而道遠,它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規律, 又要適應個性的國情差異；既要效法西方法治成功經驗,又要承受傳統「禮治」 根深蒂固的影響；既要吸納外學,又不能割裂傳統.由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承認西方法治文化的價值,從中借鑒和汲取寶貴資源,作 為構築中國法治文化基礎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應對傳統「禮治」文化重新予以 定位,對原有的價值觀進行重塑,將其激活,更新傳統觀念,對於欠缺法治成長 的精神根基,必須進行創造性的轉換,吸收西方法治精華,對中西文化進行整合, 以實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轉換,為實現法治國家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
C. 求辯論的全部.辨當今社會應該德治還是法治,我是選德治的那一方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民族浩劫,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和社會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狀況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人們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中國應當如何從"人治"過渡到"法治"。人們在提出"官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呼喚的是"依法治國",所以法治建設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法治建設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毫無疑義。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單憑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夠解決當前中國存在的所有的社會弊病和問題呢?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對於源自西方社會的"法治"的真正含義和實行的條件並不清楚,或者說認識並不統一,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指責中國"人治"弊病的同時,認為西方式的"法治"是萬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詳盡的法律,在解決社會矛盾和人們行為規范方面的一切問題也就統統迎刃而解。可是在現實社會當中,問題卻並不這么簡單。首先,近年來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的各項法律已經相當多了,應當說人們的行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姦犯科"的人卻越來越多,案子也越來越大。其次,隨著我國社會近年來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人們的收入和消費水準不斷提高,按過去的說法是人們應當有物質條件來遵守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了("知恥"),但是近來反映在現實社會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現的問題不是減少了,反而有不斷增加之勢。
現在無論是從人們的街談巷議還是新聞媒介的報道來看,對於社會上普遍的道德水準均有"世風日下"之議。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無可指責"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邊有人受重傷須送醫院搶救,許多過路車輛就是不停車;有個別過路人好心把傷者送到醫院,反被傷者家屬訛詐。遇到歹徒行凶,許多人畏縮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與歹徒搏鬥,其餘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觀。公園里兒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數千人圍觀而無人下水。至於製造偽劣商品、偽造證件文書、在經營交易中的損公肥私等現象,更是比比皆是。當你詢問人們對這些行為的看法時,他們會一致地譴責其為"不道德"的行為,但一旦這類事件再次發生,你會發現大多數當事人、旁觀者的行為依然如故。為了防止和懲罰這些不道德的行為,國家不斷頒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懲罰辦法,對不贍養老人、虐待兒童、見死不救、造假等行為進行懲罰。但是實際效果又如何呢?憑靠不斷地增加和細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轉當前"世風日下"的趨勢?近年政府對"見義勇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從人們的內心深處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問題。
我們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標前進,但是憑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決中國社會中當前普遍存在的道德問題?何況在現實社會中有許許多多的不道德行為其本身並不直接觸犯法律。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幾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的傳統社會都採用了哪些辦法來使人們的行為符合普遍的道德規范?其中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對於今人是否能夠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罪"與"孽"
從古至今,中國人常常用"罪孽深重"來形容做壞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細思考,應當說"罪"與"孽"在其與法律的關繫上是有區別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觸犯了法律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刑事訴訟、法庭判決來對其行為違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測度並給予具體懲罰的。而"孽"則主要是指不直接觸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違反了社會普遍道德准則的行為,這些行為受到世人的道德輿論譴責,當事人如有良知,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對於"犯罪"與"作孽",中國民間社會把兩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將會受到朝廷刑律的懲罰,而後者則會遭受"天譴",受到神靈和冤鬼的懲罰。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雲南知識青年返城後經歷的電視連續劇《孽債》。為了取得婚姻上"單身"的資格而能夠返回上海,他們與當地的妻子離異、相互離異並把孩子寄養給當地農戶,他們當時的動機可以理解,行為也沒有觸犯法律,但卻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們受到傷害,並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責之中,通過幾個赴上海尋親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瀾而生動地表現出來,一個"孽"字在這里使用得就十分貼切。
《辭海》對於"孽"的解釋有五種:(1)古時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壞事,罪惡(《書·太甲中》:"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災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種解釋久已不用,人們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說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種解釋,指的是人做的壞事和罪惡,而且其懲罰是無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小孩子自懂事時起,人們就在對他灌輸樸素的道德規范,當他由於無知而折磨小動物時,老人就會搖頭說,"不要作孽呀"。當一個貧苦的童養媳被餓飯、被毆打時(這在當時既不犯法也不違禮)
,鄰居們就會搖頭說,"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戰爭時期,當一個村民為邀賞向日寇出賣抗日戰士時,人們會說,"作孽呀,他怎麼不怕出門被雷劈死"。可見,"孽"是與良心和良知相關的,不一定由這個世俗社會的法律來評判與懲罰,而且有時甚至與當權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違背的(如漢奸的行為符合當時"政府"的規則,但被民眾所不齒)。
官方的法律總會有漏洞,執法者也難得做到"明察秋毫"並把犯法者統統繩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師爺所說"大致古今律法,不論如何細密,總有漏洞",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在設法利用這些漏洞以謀私。但是,與觸犯世俗法律的行為相比,"作了孽總是要遭報應的",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報應也許在現世("現世現報"),也許在陰間,也許在來世;這些報應也許應在本人,也許延及子孫。從"報應"的觀點看,"孽"與我國的民間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律法"與皇權有著密切的關系,"禮教"與儒家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樣。
法治的刑律所針對的是對人身、財產的侵害,並制定了詳盡的懲罰辦法,也就是所謂"他律",憑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間所謂的"作孽"觀念主要譴責的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圍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婦女、兒童甚至其他生靈(牲畜、貓狗等),譴責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強欺弱、詐騙、無信義、向官府進讒言等)。對於"作孽"行為的懲罰主要是"天譴"式的報應(死後在陰間地獄中受苦、來世托生變驢變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為償還孽債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懲罰。人們根據社會普遍倫理與道德規范來行為,自覺自願地不去違背或觸犯這些規范,即是人們的"自律"。
薩姆納(W.H.Sumner)認為,在行為規范方面的民俗為社區大眾所長久接受之後,會產生一種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會過程,而轉化為"民德"(Mores,民間道德規范),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宗教或懼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原本產生於民眾日常生活與行為中的民俗(習慣性行為),經由原始宗教或懼鬼或魔術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轉化之後,成為具有約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間道德規范)。違反這一"民德"的行為,就是作孽。
二、"人治"、"禮治"與"德治"(道德規范)
"所謂人治與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那種把"人治"理解為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關系,而沒有一定的規范可守,這種"人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中國傳統社會中實行的乃是一種"禮治秩序"。當然,那些"開國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規范時是會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多少會帶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們也會受到社會傳統規范的束縛,不可能隨心所欲。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是通過紳權來實施的"禮治",並把其與西方社會的"法治"作為相互對立的兩種法律制度。但是,與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區紳權的)"禮治"相對應的,應當說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還存在著由於民間道德規范約束而在民眾生活中實際發生作用的"德治"(以"積德"為宗旨,以善惡之報為法則),或者說存在著民間的對於一般行為的普遍性的道德規范。當然這一提法(稱之為"德治"並與"法治"、"人治"、"禮治"相並列)還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論證,但只講"禮治"並不能完全涵蓋我國民間的全部道德規范。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禮治"是有其特定含義的,"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禮"是特定文化中由聖賢制定的行為准則,而不同於民間樸素的倫理規范(民間的"積德")。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治"、"禮治"、"法治"這些列於經傳的、與政治權威相聯系的行為規范都可以歸類於人類學所說的"大傳統",而一些流行於民間樸素的道德規范(民間的"德治",訓誡人們"不要作孽")也許可以歸類於"小傳統"。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了"法律"、"禮"和"道德":"禮……顯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於普通所謂道德。法律是從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力所加之於個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網,逃得脫還可以自己驕傲、得意。道德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見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棄,是恥。禮則有甚於道德:如果失禮,不但不好,而且不對、不合、不成。……禮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講明了"法律"、"禮治"和"道德"三者之間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禮"被傳統社會認為是士大夫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但這是由統治者為維護"三綱五常"和"尊卑有別"社會秩序而倡導並"教化"民眾的正統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規范。而民間的道德則源自於民眾中多少帶有些自發性的如"積德"、"從善","惻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樸素的觀念。
所以,"禮治"與"德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禮治"的行為規則是維護君權、族權、父權、夫權和鄉紳利益的,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電影《家》非常生動地說明了"禮教"的"吃人"與不道德。在一些社會場景中,"禮治"壓制了民間的樸素道德觀。如"禮"所維護的"三綱五常"推崇"烈婦",年輕寡婦自殺殉夫是會受到家族、社區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貞節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後會嘆息落淚,說這是"作孽"。雖然儒家推崇的"守禮"與民間流行的"積德"在某些行為規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時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說明兩者之間也存在沖突(如寡婦殉夫),所以"禮治"並不能等於以樸素道德觀念來規范人們行為的"德治"。這里稱"德治"並不是指由統治者推行的"治理之術",而僅僅表示一種行為規范和相應形成的多少帶有自發性的民間的社會秩序。
我國傳統的農村,幾乎村村都有廟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觀,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龍王和當地"有靈驗"的地方神癨\。人們會到城隍廟里去求簽問卜和哭訴自己的冤屈。民眾對於"作孽會遭天譴"的敬畏形成了他們在思想和行為方面自我約束的某種"德治"的精神基礎和文化氛圍。但是這種民間樸素的"德治"自解放以來,隨著歷次政治運動的滌盪已不復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義"對其他人(包括親戚、同事、鄰居、老師等)進行的關押迫害、人身侮辱、武鬥等等行為,從傳統道德的觀點來看都是"作孽",但是卻成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時髦行為。"鬥私批修"可以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禮",而這種"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的"紅色禮治"與封建社會的"禮治"一樣在實踐中同樣有違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時,解放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運動直接與全面地沖擊了民間宗教,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摧毀了民間關於"積德"和"作孽"會遭報應的信仰體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遠山區與世隔絕的村落里的人們,現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們已經不大會對孩子們講"不要作孽"這樣的道德訓誡了,恐怕向孩子們重復頻率最高的是功利主義的訓誡"好好讀書,將來才能掙錢做官,才能有出息"。"孽"這個詞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現得越來越少了。這標志著社會的發展呢?
還是某種意義上在道德方面的墮落?
在強調法律的同時,社會中關於"孽"的意識的普遍淡化,不考慮做了"缺德事"是否會"遭報應"或者根本否認"報應"的存在,是否是當今人們行為中道德水準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認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會權威,那必然是一種強權就是公理的混亂狀態"。
中國民間的傳統道德規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國在規范社會行為方面的某種民間鄉土資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梳理中,在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再認識與達到"文化自覺"的過程中,這也許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罪與孽:中國的"法治"與"德治"概說
⊙馬戎
三、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與實為"治法"的"法治"
人類自形成為社會之後,就必須產生一定的規范來防止個人、群體之間的沖突和相互損害,為處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糾紛制定一系列調解和懲罰規則。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並強制執行的國家法(訴諸於國家法的稱做"打官司"),也有流行於民間"約定俗成"的習慣法(訴諸於民間習慣法的稱做"私了",即糾紛的"私下了結")。
人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法律的作用評價不一,有的人批評中國缺乏西方社會那樣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會的發展缺乏明確的規則;另一些人則基於對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懷疑,從而從自然法的角度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倫理的重視和追求"無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於中國傳統社會法律的這兩種不同觀點,可以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從法律所涵蓋的不同行為對象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運作。
費正清認為中國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則為基礎的,是支持國家權力而不是限制專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統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眾避之惟恐不及的東西"。中國歷史可分為"亂世"與"治世","亂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罰來把偏離社會規范的各種行為糾正回來。
在西方,"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而"人治"被認為是隨意性的、沒有客觀標準的、體現的是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中國傳統社會通常被認為是"人治"的社會。但是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除了個別皇帝的意志給當時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歷朝歷代還是循著"禮法"在統治。儒家主張"禮治",重視道德倫理對人的教化作用,提倡"無訟";法家主張"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視的是刑律的實施,用懲罰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當然,法家強調法律的作用,也暗含著對君主"人治"的限制在裡面。但是,這種"依法而治"(Rulebylaw)與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與其稱之為"法治"不如稱之為"治法"。
四、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國家法、民間法與民間的道德規范
D. 法治、人治、禮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是什麼
區別：
1、概念不同
法治，謂根據法律治理國家，與「人治」相對。
人治是「法治」的對稱。又稱「賢人政治」，是關於依靠執政者個人的賢明治理國家的治國方式和理論主張。
德治是中國古代的治國理論，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道德規范，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禮治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主張以禮治國的思想學說。荀子認為，禮使社會上的人在貴賤、長幼、貧富等封建等級制中都有恰當的地位
2、理念不同
法治是依法治理國家，社會主要法制思想鄧小平所提出的觀點。
人治以人來治理國家，是封建主義社會的弊端，封建社會已經滅亡是不可行的。
禮治和德治是闡述的是同一個觀點，禮儀道德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基本准則，但是用禮儀和道德治理國家，那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法律沒有強制性了，如半夜睡覺不關門，人人如己。
3、來源不同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法治、人治是個舶來詞。遍考我國現代之經、史、子、集，我們都無從找到"法治"這兩個字的組合。
如德治、禮治則是在我國傳統的著作如《禮記》等等中可以找到、證其淵源的。
聯系：
1、就中國政治思想發展本身而言，在中國近代以前專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從中國近代鴉片戰爭開始則逐漸向民主、法治思想轉變，而德治貫穿社會生活。
2、法治社會是基於人、禮、德演變過來的，如果沒有了人文、缺少了禮儀更別說道德那也就是說法治不健全沒有了說服力只有強制性，可見法治是社會進步所產生的。
3、都是根據當時社會需要而產生的。
E. 鄉土中國禮治和法治的區別
費孝通老先生的《鄉土中國》雖然只是薄薄的一冊，讀起來卻極有味，費老先生對鄉土中國的深深情感更是充滿字里行間。讀罷此書，受益無窮。
不過在該書關於《禮治》這一個章節，讀了後，還有稍許不同感受。
該章節首段摘錄如下：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對稱，而且認為西洋是法治的社會，我們是「人治」的社會。其實這個對稱的說法並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權力來支持，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並非沒有人的因素。
由此費老先生推論出說：
這樣說來，人治和法治有什麼區別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對面，意思應當是「不依法律的統治」了。統治如果是指社會秩序的維持，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社會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麼力量就可以維持，人和人的關系可以不根據什麼規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據法律，根據什麼呢？望文生義的說來，人治好象是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的意思。我很懷疑這種「人治」是可能發生的。
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
對於費老先生提出的禮治說法，我覺得頗有道理，以此來表述中國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也無不可。關鍵是，費老先生對於法治的理解，我認為有所偏頗了。
中國傳統社會有沒有法律？中國當代社會有沒有法律？都不能說沒有，但是中國的歷史上也好，現當代也好，能稱得上法治社會嗎？肯定不能。那麼假如承認費老先生所謂中國的傳統統治模式是禮治，那麼當代社會還是禮治可以概括么？顯然不再像費老先生所說：「禮是合式的路子，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而能解釋了。
F. 《鄉土中國》中禮治和法治的區別與聯系
禮治，被混同抄於舊禮教，在上世襲紀初倡導新文化而同舊禮教決裂時被一並拋棄，差不多已經一個世紀了。在謀求建立近代法治國家時，德治、禮治都曾被當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東西，而遭到全盤否定。
其實，這既是對德治與禮治的誤解，也是對法治的誤解。要了解禮治的當代意義，必須正確認識禮與禮治的根本性質，禮治與德治、禮治與法治的內在聯系，以及禮和禮治在維系當代各倫理性實體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倫理與道德、倫理與法理、法理與道德之間的歧義乃至沖突，現今超過以往任何時代，這就要求禮與禮治必須進行再創造。而革新及再創造，則應當從人們的生活實踐中，從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間習俗中，吸取豐富的營養。
要對現今既有的各種禮儀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和總結，在已有的基礎上加以提升，並使之更加系統化、完善化。讓禮和禮治成為現代國家德治與法治的得力輔弼，是當代中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G. 辯論賽 法治重要還是德治重要
法治與德治是相互促進的。一方面，加強法治能賦予社會道德規范以權威性，促進社會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強德治能有效提高人們的思想政治素質和精神境界，從而在根本上防範和減少違法亂紀現象的滋生。沒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沒有根基的。在當代中國加強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凸現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類社會的不同時期，公共社會規范的內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會結構的復雜程度直接決定了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的控制方式。在結構簡單的社會中，人們從事生產活動及其他社會活動的空間極為有限，經濟組織、家族組織、政治組織等往往合而為一。緊密的社會關系、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們生存的彼此依賴性，迫使人們不得不自覺地遵守社會組織內部的各種規則。這時的公共社會行為規范是以習慣、族規和宗教體現的。在這種結構簡單、規模狹小的社會里，社會成員道德自律的重要性還未充分凸現。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人口的增加、生產方式的變更以及社會生活的多樣化，社會組織結構的復雜程度不斷提高；維持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的控制手段也隨之改變。社會結構越復雜，社會活動的空間越廣闊，個人行為所影響的直接對象就越少，行為後果的直接利益影響也越不明顯；相反，在社會幅員廣大、組織結構復雜、人口眾多而且流動量大的社會背景下，個人的隱匿條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網路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卻不斷增加。這時，社會成員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維護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現出來。二是科技的現代化呼喚著德治的強化。如生物學「克隆」技術的發展、網路技術的發展以及企業倫理、地球生態等問題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問題提到更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發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現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對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現代化首先是觀念現代化，造就現代人，首要前提在於培育現代主體意識。現代主體意識具有廣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領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確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養，是現代主體意識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發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現代人為基礎，因為只有這樣的現代人才能具備現代的民主意識。 其次，處於經濟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呼喚著德治的強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擴大，極大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增強了人們的改革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然而與此同時，意識形態的控制方式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狀況，如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對我的滲透將進一步加大；商品交換的法則一旦侵蝕到社會政治生活和人們的精神領域，勢必引發見利忘義、權錢交易，導致國家意識、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奉獻精神的減弱；經濟轉型期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利益調整以及一些難以預測的突發事件，難免會引發人們思想的波動。尤其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價值觀念也趨向多樣化。面對新形勢，如何在各種思想和文化相互激盪，特別是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滲透的情況下，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廣大社會成員中確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風貌，為實現新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在依法治國的同時強化以德治國，是一個關繫到我國命運和前途的重要舉措。再次，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把德治置於更重要的地位。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實現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文化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在社會發展中，文化始終是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紐帶；在現代社會中，文化更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和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社會的綜合國力是包括自然資源、經濟、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國民素質、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種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綜合體。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財富的形式及對別國的影響力、輻射力顯示其綜合國力。當今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知識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競爭。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為文化的核心，在綜合國力中尤顯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沖突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進文化對於調節社會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協調社會運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相應文化環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提倡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學者早就看出，這一機制下不會產生高尚的人格，他們甚至喊出了「不講道德的經濟學」這樣的口號。在市場經濟社會里，遵守承諾應該是基本的行為准則。但這里的守信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礎上的。當遵守承諾將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時，市場主體寧願作出違約的選擇。這種利己的運行機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互助精神存在著天然的隔閡，於是人們越來越關注對市場的制約作用。現在，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的興起，為市場中弱者權益的保護提供了充足的理論，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出現則使文明社會的互助精神從法律上找到了依據。 然而，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提道德的力量，並且將以德治國作為治國的方略就很有必要了。因為這是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進行校正，也是為法治的實施提供有益的基礎。在德治的光輝下，法治的陰影會消除，市場的局限會得到彌補，整個社會將和諧發展。 不管我們是否承認，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法律制度本身，都是建立在「性本惡」基礎上的。市場運行機制就是利用人們原始的追求財富的本能推動資源的配置。在一個對財富無動於衷的人面前，市場經濟無法發動起來；但在對財富充滿佔有慾望的人們面前，市場會自行運動。然而，由於市場上每個人都是利己的，所以，必須建立基本的運行規則，法律會在交易中內部生成。當國家順應市場的需要，將市場規律法律化後，市場運行機制就能夠繼續發展下去；當國家不能順應經濟的要求，及時將市場的運行規律法律化，或者強行頒布扭曲市場運行機制的規則後，市場就會發生混亂。可以說，市場的一個基本的假定就是包含著法律規則。然而，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市場運行機制同樣會面臨衰亡，例如當資源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時，競爭的機制就不會發揮作用。這時，人們要麼等待新的市場進入者，要麼坐視壟斷者獨享高額的利潤。更重要的是，在等待的過程中，消費者和社會上弱勢群體的利益必將遭受損害，法律在這里應該再次發揮作用。這就象是一個不停滾動的鐵環，如果沒有推動者必然會停止轉動，自然倒下。然而，在需要法律的地方，我們往往看不到制度的倩影，法律總是在無休止的爭論中，在各種利益的妥協中誕生。在這些滯後的法律面前，利益的最大受損者往往是弱勢的群體。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社會和經濟的變革中，承受動盪成本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弱的人群，而對弱者的保護規則總是在各種利益的較量中姍姍來遲。 既然我們不能依賴市場本身為我們提供社會文明發展的推動力量，我們也無法保證法律天然地保護社會弱者的利益，我們還能藉助什麼來實現社會的正義呢？ 道德，惟有道德！道德可以使市場主體有所顧忌，也會使法律的制定者和適用者擁有基本的准繩。所以，提倡以德治國，實際上是糾正市場的缺陷，也是彌補法律之不足。道德的時代意義不在於維護市場的尊嚴，而是對市場運行機制進行理性的批判。回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話，我們應該更深刻地領會其中的意義。 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著飛速的變化，處在市場經濟的旋渦中，人們也會不由自主地接受市場的理念。如果缺乏批判意識，認為市場萬能，甚至讓市場的理念主宰社會的一切領域，其結果將會使一切不可以交易的東西成為交易的對象，一切不可以法治的行為法治化。人們將越來越屈從於自設的規則陷阱，而無法自拔。當年，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曾經從醉心研究的市場「看不見的手」中抽身，探究自己的本行——倫理問題，現代經濟學家也開始關注經濟學中真正的人。而我國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是不是也應該從制度的沉迷中醒過來，關注社會道德的作用？誠然，道德的觀念是多元化的，道德的規則也是非強制的，但關注道德，實際上是關注人本身，它會使市場運行得更有理性，也會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H. 道家是怎樣批判禮治和法治的
道家是不會去批判禮治和法治。有這個空閑，還不如多多打磨自己專的心性。至於道屬德經上講，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講人心受後天的污染，慢慢失去道心，為了自己的私慾，而亂來。這說的只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告訴你只有修心煉己才能從泥沼中解脫出來。
I. 辯論: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還是德治(我方觀點是法治)
辯論: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還是德治(我方觀點是法治)
謝謝對方辯友的精彩立論，對方辯友告訴我們德治能更好提高人的道德修養，從而提升人們的道德境界；德治能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讓民眾變得有良知，有正義感。但對方辯友並未告訴我們德治的標準是什麼，如何達到人人有修養，人人有素質。也沒有考慮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環境下，如何才能實施以德治國。就中國社會更需要德治還是法治，我方得立場是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首先我們要明晰幾個概念。德治：是以社會所推崇的好的價值觀來規范和引導人們的生活，其最早由孔子提出。「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孔子實施德治的政治主張。法治則是指國家通過法律的手段來治理國家，從而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我們當今中國這個社會環境的前提下，我方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更需要法治。理由有四：
1、 依法治國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治國方略。法律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法律是最高形式的國家意志，任何時候都不能削弱。一個社會沒有法治就會陷入混亂，懲治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只有實現了法治，德治才可以的得到保障。
2、 法治能有效地解決社會及個人的矛盾 法治和德治都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手段，社會與個人事物具有多樣性，我們不可能對每一個社會案件尋求德治中不穩定的多變的評判標准，這樣既浪費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又容易陷入德義兩難全的境地。而法治中的法律體現的是國家人民的集體意志，給出了社會及個人事件的一般的判斷標准，和客觀依據。使得執法者可以有法可尋，有法可依從而有效的做到解決社會和個人矛盾。
3、 法治是一種他律, 德治是一種自律。法治具有最高的確定性和穩定性, 而德治的可變性很強, 很不穩定。我國現處於經濟轉型期，舊的道德規范體系已被打破，新的道德規范體系zhengzai建立，容易在道德領域出現一定的紊亂無序狀態，正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通過法律的形式將其確認下來，使之成為人們的法律義務，以此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4、 縱觀國際歷史 與中國歷史，法治為主德治為輔的治理方針是最具可行性的 具有極強的威懾力。就維護社會穩定而言，德治的威懾力遠不及法治的威懾力社會穩定，社會的穩定是指國家和社會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科技教育以及對外交往，均依法有序地發展，全國政治局勢安定團結，社會治安秩序穩定。在這種狀態下，人們處於比較安定的環境之內，有基本的安全感，其人身、則產和民主權利有安全的保護。
綜上所述，我方堅持認為，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
德治則是指通過倡導良好的道德品質與行為規范來治理國家，因而是一種非強制性的、感性的治國方略。而辯題中的更需要則表明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在德治和法治並存的前提下，何者對於構建中國和諧社會更具主導作用。 德治是依道德而治。雖然道德和法律都受社會體制和文化的制約，如傳統、宗教、習俗等等，但道德無法象法律一樣容易修改，執行上也不如法律快捷易行，效率高，故德治較難適應今天的社會發展需要。 此外，俗話說，道德是最高標准，法律是最低標准。真要達到人人道德高尚、互敬互愛、先人後己，那除非實現大同社會才有可能。所以中國社會應以法治為主，德治為輔。
J. 古代的「禮治」和現代的「法治」有什麼不同
禮制是現代政治的制度，也就是制度要比法律更重要。因為法治也必須有人和制度的回保障才能實施，如答果領導者自私自利，貪贓枉法怎麼實現法治？如果制度不完善，讓邪惡的人擔任了領導有怎麼辦？這就需要規定不同的層級要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和物質要求，也就是以禮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