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雲論法治讀書報告

㈠ 怎樣認識依法治國基本方略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法治國的歷史進程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1/view-320508.htm

記者：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60年來，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帶領全國人民走過了一段光輝歷程，使我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領域發生了令世界矚目的變化。回顧我們黨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方面的成就，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確立是一個繞不開的大事件。作為長期致力於新中國法學研究和建設的專家，您能否回顧一下我國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歷史進程？
李步雲：好的。我國依法治國的歷史進程，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以黨的十五大為新的里程碑，經歷了早期的理論准備和法治實踐，以及後期的正式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進一步推進法治國家建設這兩個大的發展階段。第一發展階段有五個主要標志：一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日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於法律和制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二是1979年《中共中央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它強調，刑法等七部法律通過後，「它們能否嚴格執行，是衡量我國是否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標志。」這是建國後包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這一概念。這一文件還決定「取消各級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條」中所規定的所謂「惡毒攻擊」罪和「反革命罪」。三是在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所作工作報告提了「以法治國」，大會批准了他的報告。這是在國家重要文獻中第一次提「以法治國」。四是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評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該文是應中央領導要求撰寫。它總結了這次歷史性審判的五條法律原則，即「司法獨立、司法民主、實事求是、人道主義和法律平等」。該文指出：「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是我國民主和法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體現了以法治國的精神，堅決維護了法律的權威，認真貫徹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各項原則……」這是最早提「以法治國」的黨的重要文獻。五是1982年憲法。它的序言庄嚴宣示：本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事業單位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並且具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這部憲法還恢復了1975年憲法被取消的司法獨立和法律平等的原則。
依法治國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在這一治國方略和奮斗目標問題上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依法治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二是他提出過一系列法治原則，這些原則也正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和准則。例如，他提出：「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建立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是我國實行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新一代領導集體在實施依法治國問題上繼承並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其發展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通過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的正式程序，將依法治國方略和建設法治國家的奮斗目標確立下來；二是對依法治國的科學內涵和重要意義作了全面概括，並將其提高到「治國基本方略」的高度；三是在黨和共和國發展史上第一次採納並使用「法治國家」這一概念，並對其基本內涵和要求作出豐富和發展；四是對人權概念作了充分肯定，並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五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將民主法治人權從「精神文明」范疇中獨立出來，由以往兩大文明改為三大文明，凸現了憲政的重要戰略地位；六是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為實行依法治國奠定了新的思想內涵和理論基礎。

二、依法治國的科學內涵

記者：依法治國方略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後才能提出？
李步雲：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的60年裡，前30年我們在法治建設的道路上走過了一段很長的彎路。這里有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原因。建國後的頭8年裡，盡管我們處在國外敵對勢力的包圍之中，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國內也經歷了種種制度改革，但憲政建設仍然走在前進的道路上，其主要標志就是1954年憲法的制定和實施。然而，自1957年初起，由於國際上「波匈事件」的影響和國內成就而引發的「唯意志論」急劇膨脹和「個人崇拜」的抬頭，黨中央就開始執行了一條「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的思想和政治路線。其主要標志是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三面紅旗」、1959年的「反右傾」、1962年的「農村四清」。這條錯誤路線導致民主法制建設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其最終結果就是十年「文革」悲劇。這場「浩劫」使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猛醒：不搞改革開放，不走以「民主、法治、人權」為基本內容的「憲政」之路，民族不能振興，人民不能幸福，也勢必亡黨亡國。同時，這場苦難也造就了一代偉人鄧小平和不少黨內外堅持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有識之士。
記者：如何理解依法治國的科學涵義？
李步雲：廣義上，依法治國包括「法治國家」在內；狹義上，兩者又有一定區別。依法治國是一項治國戰略方針，其內涵：一是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理念和指導思想，即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條件，是建立一個良好而有權威的法律制度，而不應寄希望於出現一兩個聖王賢君；二是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理政的根本准則，即治國要依法，而不能依少數領導者個人的看法來治理，不能長官意志決定一切。法治國家是近代以來一種文明進步的政治法律制度類型，要求具有一系列具體明確的標志與要求。正確理解「依法治國」還要重點把握以下三點：
其一，依法治國貴在良法之治。法治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分。實質法治即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則是指不論法律好壞，只要依法辦事就是法治。相對近代以來「應然」意義上的法治，古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一般說來，古代法治比人治文明進步。近代與現代的良法之治，其主要內容在其法律是否體現法制民主，法律平等，人權保障與權力制約等原則。有人認為「形式法治」比「實質法治」要好，理由是在一定意義上，程序法比實體法更重要。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解。因為它完全混同了兩個不同的問題，不符合中外學者對「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通常的理解。「實質法治」並非輕視法律程序的價值，而是相反。
其二，依法治國重在依憲治國。這里的憲法，當然是指社會主義憲法。首先，這是由憲法的性質和地位所決定。憲法無權威，難以樹立法律的權威，只有依憲治國，才能從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其次，同「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法治官」的現代法治精神相關聯。領導幹部守法，就會影響一般幹部守法。再次，也同我國憲法缺少應有權威，實施並不理想有關。
其三，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國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價值和主要作用應當是治官。這是因為，雖然「主權在民」，但實際掌握和運用權力治理國家的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治國就是要求他們依法辦事，依法用權。而且，受封建主義法律文化的影響，不少人習慣於把法律看作僅僅是管治老百姓的工具。還有，權力腐敗現象，同缺少這種認識和依法治「權」力度不夠是分不開的。

記者：據說，從1979年學術界正式提出依法治國到1999年依法治國被寫進憲法，這20年間有過很多的爭論，比如，有一種觀點就認為，法治是純西方的東西，提依法治國有片面性，講健全「法制」就可以了。那麼，能否詳細地介紹一下在此其間主要有過哪些爭論？
李步雲：概括來說，主要有三大派別：即「法治論」、「結合論」和「取消論」。「法治論」主張，要法治不要人治，倡導依法治國；「結合論」認為，法治與人治各有長短，兩者應當結合；「取消論」認為，法治是純西方的東西，提依法治國有片面性，我們講健全「法制」就可以了。由於倡導依法治國，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時代的精神，符合事物的規律，而逐步為執政黨和政府所採納。了解這三大派所爭論的核心觀點，對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十分重要的。
「結合論」的根本錯誤是，將「法治」等同於「法的作用」，將「人治」等同於「人的作用」。正如有的學者所作的形象比喻：「只有將武器和戰士相結合，才能產生最大的戰鬥力。」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問題，從而不符合中外歷史上人們賦予法治與人治的本來含義，混淆了法治與人治作為兩種完全對立的治國理念和治國原則的界限。
「取消論」的錯誤之一是，混淆了「依法治國」同「法律萬能」論的原則和區別。任何理論與方針政策，都有其特定的涵義、內容和適用范圍。依法治國最基本的含義是，國家要有一整套良好的法律，任何組織與個人都要嚴格依法律辦事；這並不否認和妨礙我們國家還可以有「雙百」方針、「科教興國」、「以德育人」、「構建和諧社會」等等治國的方針或發展戰略。錯誤之二是，誤解了制度和人的關系。只強調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遵守」這一點，沒有看到，「制度好，可以防止壞人干壞事；制度不好，領導人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甚至會走向自己的反面。」依法治國並不否認領導人的作用和他們應有的權威，而只是強調領導人的權力應由法律明確規定，權力應按法定程序行使。錯誤之三是，將依法治國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依法治國有利於實現和鞏固黨的領導，原因在於：在一定意義上，法律是黨的政策的具體化、條文化；將黨的政策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可以使黨的政策更為妥當和有利於更好地實現；是黨在領導立法、執法和司法；在現代，以黨代政和以政策代替法律有損於黨的形象和威信。但是，實行依法治國，要求黨的傳統的執政理念和方式作出一些重要改變。錯誤之四是，不理解「法制」與「法治」存在三個方面的基本區別：「法制」即「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等而言；法治則是相對人治而言。法律制度是一套法律規則以及憲法與法律怎樣制定和實施的一套制度；法治則是與人治完全相對立的兩種不同的治國理念、原則和方法。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實行「法治」。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也有法律制度，但希特勒獨裁，其法律具有法西斯的性質，黨衛軍橫行，因而它只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實行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民黨統治中國22年，也是這種情況。

三、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標准、原則和要求

記者：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那麼，怎樣才算實現了這一目標？也就是說，法治國家的標準是什麼？
李步雲：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標准、原則和要求，既要堅持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和經驗積累，又要從本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理想追求，又要具有中國特色；既要堅持一些基本原則和要求，又要尋求其實現形式的多樣性，以及發展過程的階段性。我們主張可歸結為如下10項。
第一，法制完備。要求建立一個門類齊全、結構嚴謹、內部和諧、體例科學的法律體系，做到上下（上位法與下位法）左右（此部門法與彼部門法）前後（前法與後法）里外（國內法與國外法）彼此之間統一、協調、不相互矛盾和彼此脫節。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國的前提，「法律體系」科學合理，是「良法」的一個形式要件。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但還要「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法學界有人認為，我們過去立法過快過多，是搞立法「浪漫主義」，並把法律執行不好歸咎於它。後者有很多原因，同我們的立法沒有多大關系。現今某些西方國家進行的法制改革內容之一，是將過於龐雜繁瑣的法律體系改得相對簡單明了一些，便於人民掌握。我國不存在這種情況，問題倒是相反，有些法律過於原則，不便操作；有些法律缺少「法律後果」的設計，成了「沒有牙齒的老虎」。
第二，主權在民。要求法律應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實現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前者包括民主權利的切實保障，國家政治權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的公正嚴明，民主方法的科學合理。後者包括立法、司法、執法、護法等法制都要做到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人民」二字應當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中國特色」。進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今後一個時期應採取的措施主要有：在法制的各個環節加大公開性和工作透明度。這是在法治領域公民參與和監督的前提。在立法領域，應發展與完善公民旁聽人大會議制度、立法聽證制度、法律草案全民討論制度等。在司法領域，要徹底實行法定的公開審判、辯護、迴避以及陪審員、律師等制度，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
第三，人權保障。國家工作人員要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必須切實謀求和保障公民的各種利益。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里，人民的各種利益，必須也必然通過法律作出具體和明確的規定，並運用法律的權威予以保護。這就表現為公民在憲法和法律上的種種權利。全部法律有兩個基石范疇。私法主要調整公民彼此之間的「權利」關系，公法則主要規范立法、行政、司法等國家機關內部的「權力」關系，以及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關系。但是,國家「權力」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是為保障公民的「權利」服務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法學就是權利之學」；「保障人權」即爭取、促進和保護人民的各種利益，乃是全部法律的根本目的。
第四，權力制約。依據現代民主原則，建立起分權、權力相互制約的國家權力結構體系，是現代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徵。權力不受制約必然腐敗這一鐵的規律，已經在全黨全國取得共識。黨的十七大報告為此強調：「要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要正確樹立國家的權力觀，搞清楚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兩者的區別及其相互關系是十分必要的。從黨的十五大以來，尤其是黨的十七大報告，對完善國家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越來越重視，甚至對領導幹部的質詢、問責、經濟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具體制度都寫進了黨的十七大報告。從理論上概括制約國家權力的基本方法和渠道是四個：即以國家法律規范和制約國家權力；以一種國家權力（即檢察，監察，審計等專門監督機關）制約國家權力；以社會權利（民主黨派，社會團體，新聞媒體等）制約國家權力；以公民權利制約國家權力。制約的基本形式就是「監督」。
第五，法律平等。平等是社會正義的主要內容，是人類理想的永恆主題，是社會文明的基本標志，也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追求。法律平等是指適用法律平等，這同立法平等是相區別的。立法上人民內部是平等的，對少數敵對分子或勢力是不平等的。法律適用的基本內涵是對任何社會組織或公民個人，只能適用現行憲法和法律的同一標准，在法律面前不允許有任何特權思想和特權人物存在，也不允許對任何組織或個人有法律之外的歧視。1982年憲法改變了前幾部憲法的提法，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替代了「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考慮到司法上和立法上的這一區別。法律平等不僅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法律統一、權威和尊嚴的基本條件。當前在貫徹法律平等原則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要通過嚴懲和教育等措施堅決反對少數司法與行政執法部門仍然存在的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等腐敗現象，這是訴訟或糾紛中雙方難以在權利上得到平等保護的主要原因。同時，要繼續加大訴訟中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

第六，法律至上。古往今來思想家和政治家講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尊」，其涵義都是指「法律應具有極大權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是指「法律的統一、尊嚴和權威」（黨的十七大報告）。它不是提倡法律萬能，前者是指法的遵守，後者是指法的作用，兩者不是一回事。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完全一致，而且前者是後者的體現和保障。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體現在憲法和法律中，並賦予憲法和法律以最大的權威和尊嚴，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上才能得到保障。維護法律權威今後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堅決反對某些地方或部門制定和推行一些「土政策」、「土法律」。學術界研究並主張發揮「民間法」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必須以不違反憲法和法律為前提。不少人在思考如何防止「黨政一把手」權大於法，這是必須從制度設計上認真研究的。
第七，依法行政。西方學者認為，法治就是指政府依法行政。這種看法雖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政府依法行政確實是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標志。其理由是，我國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需要行政機關執行，因而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現今世界與中國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的發展變化速度非常快，它不像立法機關立法可以從容討論，它必須迅速決策與行動，比較容易不按法律辦事。它是實行首長負責制，不是實行委員會制。司法機關處於中立的位置，而行政機關同行政相對人之間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之間的關系，也容易違法辦案與處理糾紛。這些都決定了依法行政對於法治國家建設的意義。
第八，司法獨立。在現代，司法獨立作為一項憲政原則，同時具有三重屬性。作為一項法治原則，其作用在於排除來自外界的任何干擾，保證審理案件做到客觀、公正、廉潔、高效。作為一項民主原則，它是建立在分權與制約的理論基礎上，是現代民主政體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作為一項人權原則，其含義是，一個人當被指控為犯罪嫌疑人時，他有得到一個獨立而公正的審判機關審判的權利。司法獨立原則在1954年憲法中的表述是「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1982年憲法的表述有所改變。有人據此提出「司法獨立」概念不科學，這是不正確的。我國不僅在民主革命時期根據地的法律中多次使用這一概念，而且葉劍英同志擔任1982年憲法修改委員會主席時，在代表中央作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講話也使用了「司法獨立」一詞。況且，聯合國1985年已生效的《關於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我國作為聯合國成員國有義務遵守這一國際法。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對此必須加強研究，認真貫徹。
第九，程序正當。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一種法律制度里，不可能只有實體法而無程序法，古往今來無一例外。法律程序具有工具性和倫理性的雙重價值。好比工廠需要有科學的生產流程才能生產出好的物質產品；司法機關也需要有科學的法律程序，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決和裁定。尤其是公正的法律程序，能體現立法，執法，司法，護法等國家權力的科學配置與程序約束，也體現了公民的各種權利在程序中的應有保障。由於歷史的現實的多種原因，中國一直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十分重視程序，也是西方社會法治國家的一大特點。在我國，將程序正當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一大標志是十分必要的。黨的十七大報告對程序問題十分重視，如強調要「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等。證明全黨的程序意識在大大加強。我們應堅持並實踐《立法法》的明確規定，嚴重違反立法程序的法律、法規、規章作出的決定應宣布為無效。嚴重違背訴訟程序的判決和裁定，應駁回重審或決定其不具法律效力。應通過三大訴訟法的修改，在訴訟程序的民主、公開、公正、嚴明上大大向前推進一步。
第十，黨要守法。近代以來世界各國通常是實行政黨政治。把政黨制度規定在法律中雖然相對較少，但政黨尤其是執政黨要嚴格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已經成為一種憲法文化，否則選民不會投票給那些經常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政黨。在我國，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歷史和現實經驗證明，我們在民主法制建設上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沒有黨的正確領導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在實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確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奮斗目標後，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必須也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其中一個重要決定是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黨的組織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自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與原則，如「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等。黨的十七又正式確立了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再次明確強調「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今後的任務主要是堅定地堅持這些理念和切實落實各種執政方式和具體制度的改革措施。
這里需要明確的是，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治國基本方略」。在我國，它就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德育人」、「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構建和諧社會」等戰略，都不能稱其為「治國基本方略」，原因是「治國基本方略」必須具有以下四個特點和要求：一是全局性。憲法是治國安邦總章程，法律則是具體章程；各個方面的方針政策都必須納入法治軌道。二是根本性。除各種發展戰略和方針政策，法律還要對國家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基本制度作出明確具體規定。三是規范性。憲法和法律具有明確、具體、可操作的特點，這是政策、道德等所不具有的。四是長期性。任何發展戰略與方針政策都有一定的時間性，唯有法律同人類社會共始終。「治國基本方略」主要通過「法治國家」來體現與實施，即通過制定出一整套完備而良好的法律並運用一系列原則與制度以保證其實施。這正是「法治國家」這一概念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㈡ 李步雲的學術專著

1．《新憲法簡論》（獨著） 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2．《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合著，第一作者） 紅旗出版社1984年版
3．《法制、民主、自由》（獨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權利與義務》（合著，第一作者）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中國法學——過去、現在與未來》（主編） 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6．《立法法研究》（主編）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中國立法的基本理論和制度》（主編） 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8．《中國人權網路全書》（第一副主編）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9．《憲法比較研究》（主編）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中國當代法學爭鳴實錄》（第二主編）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走向法治》（獨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通論》（主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13．《法學專題講座》（參編） 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
14．《法理學》（主編） 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5．《WTO與中國法制建設》（主編） 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16．《信息公開制度研究》（主編） 湖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7．《地方人大代表制度研究》（主編） 湖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8．《法理探索》（獨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人權法學》（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㈢ 以依法治國為話題的作文600字母

法律是神聖、神秘、威嚴、崇高的，它就像一個守護神，伴隨在我們身邊，時時刻刻保護著善良的人們；法律，就像天空中無數的星星，指引著人們走向光明的道路；法律，就像齊天大聖，用它那雙火眼金睛來明辨是非，扶善懲惡。法律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在那莊重的法庭上，在獵人們心中……
今天，路上仍然是有條不紊，沒有一輛車、一個人闖紅燈，交通十分流暢。我走過馬路，心裡高興得想：寬敞的馬路上，人人都遵守法律，生活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當那莊重的法庭上傳來法官最後的判定，聽見的便是一個人的懺悔，一個人的欣喜。當法庭上坐著一個觸犯了法律的罪犯，那麼法律一定會嚴懲，而法律給他的這次教訓，也許會讓他開始重新做人。「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法律從不冤枉好人，這是公正無私、懲惡揚善的法律。
「不知榮辱乃不能成人」，這是千百年前的古人流傳下來的至理明言。可見我們千萬不能忽視遵紀的作用，「以小見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如果認為「現在違反一下學校紀律沒什麼大不了，只要我以後不違法就行」，那就錯了！現在小小的放鬆很可能在將來會釀成一次大的失誤，為什麼要等受到法律制裁的時候才悔恨呢？所以我們現在只有從一名合格的小學生做起，將來當我們走出校園，融入社會後，才能真正成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法律在我們的一生中是維護自己權利的武器，同時又是規范自己行為的社會標准。從今天起，從這一刻，讓我們一起踏上與法共行的道路吧！

㈣ 法治這個詞是誰提出的

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 只是知道在近代我國第一個提出 依法治國（法治）的是李步雲。 而我國最早提出 法治的 一定是 諸子百家 法家的代表人物 韓非子。 關於 李步雲 的簡介： 李步雲，男，1933年生，湖南婁底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1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0年10月入朝參戰，1952年6月負傷回國，1955年1月轉業到地方工作。曾任部隊團政治處民運幹事，縣人民政府科員等職。1957年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1962年本科畢業，1965年研究生畢業。1967年2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該所研究員，法理學研究室主任，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法學研究》雜志主編，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2000年10月起任湖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湖南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現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宣部、司法部「國家中高級幹部學法講師團」講師，國家行政學院等十餘所大學的教授 [1] 。 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臘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之一。 貌似 不是 法律人士。

㈤ 能不能詳細談談政府權力的合法性與有限政府論

權力有限論是把權力視為特定主體在其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的觀念。權力有限論是現代政治民主觀念在法律上的延伸，它包括：整體意義上的權力限制、分類分權、職權特定化和具體化，它是以人民主權論為一般理論、以分類分權和權力與權利均衡為具體法律操作技術的權力相對主義觀念。其中，權力與權利均衡觀是現代權力觀的精髓。權力按國家職能分工配置、權力受限制是其根本內涵。按照十六屆四中全會的要求，當前黨員幹部應當樹立的正確權力觀的內容包括權力主權觀和民族觀、「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觀念、權力是國家職能分工的結果的觀念、權力的義務和責任及服務觀念。

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場合對領導幹部應當樹立什麼樣的權力觀有過闡述，提出「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政為民所執」等觀點，到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強調：「各級領導幹部都要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堅持正確的權力觀……堅決反對脫離群眾、以權謀私。」最終形成了比較系統的、體現我國現階段國情的科學權力觀。從根本上看，它是一種權力有限論。權力有限論是現代民主理論和憲政理論結合的產物，是現代憲政民主理念的集中體現。

一 權力有限論的一般含義

把權力視為區別於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享有的權利，理解為超社會組織體或特權者享有的一種壟斷性的政治上的強制力，是從古至今人們的一種普遍觀念。盧梭的「國家權力屬於人民」和「國家權力不可分割」理論就是由此引伸而來的。([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3版(修訂本).2003.[p31-35])。一個國家，一片領土，一個整體意義上的人民及一個權力是同義語，也等同於統一的國內法律秩序及其效力和實效。([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p283])與此緊密相關的就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方式是將其參加社會管理的權力授予自由選舉而產生的代表，代表人民制定法律，人民據法而過一種法律生活。選舉是這種權力觀的重要原則，建立以普選制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判定社會文明進化的首要標志，一個盡量消極的政府是維持這種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條件。選舉在國家權力制度配置體系中的地位及其政治屬性決定了這種權力觀的主要特質是政治性的，法律不過是民主的制度化。

但是，到二戰前後，萌發於資產階級革命初期的憲政理論得到長足發展，強調用法律限制權力、防止歧視和專斷、為政府行為設定實質性界限、建立以法治為核心理念的民主制度成為民主政治的更為根本的標桿。這種理論的核心是「以法律確定國家權力並對國家管理者進行限制，使政治權利得到法律的控制，通過法律或者說通過憲法的認可再把權力轉化為合法的權威。」( 信春鷹.憲法的歷史發展.憲法比較研究（李步雲主編）.法律出版社，1998[p127])權力有限是這種理論的核心，它有三個明顯特徵：（1）權力合法性的依據是法律認可；（2）政治權利只有採取法律形式才具有合法性；（3）保護民主與人權的手段不僅僅採用一般化的權力限制——選舉制度和權力分立制衡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權力實際運行中形成公民權利對權力的約束機制。

在當代社會中，權力有限論的核心歸結為權力和權利均衡論，它包含七個方面的基本涵義：（1）權力和權利總量均衡；（2）權力為權利提供保障和服務；（3）權力主體特定；（4）權力的職能具體化；（5）權力操作技術規程化；（6）權力的界限明晰化；（7）權力運行程序化。其中，權力按國家職能分工配置、權力受限制或防止權力恣意行使是權力有限論的根本。

二 權力有限論的理論形態

權力有限論源自古希臘羅馬的國家職能分工理論。它經古代到中世紀的發展，到現代社會，經過了一個對權力的外部強制到內部制衡再到以權利制約權力的制度化過程。這個過程中權力完成了抽象權力向具體權力、政治上的強制力向法律化權力、權力權利化的演進。

1.權力的國家職能分工理論

國家權力統一行使可以達到國家運行效率最大化，這既是古代國家積累的國家經驗也是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給近代國家的箴言。其實，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人們就已經認識到為了維護國家機構高效率運行，必須按照社會分工的客觀要求對國家進行職能劃分。而且國家職能按其屬性劃分為若干組成部分，並由不同的國家機構代為實施，可以維護社會總體上的正義價值([羅馬]查士丁尼.法學總論.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9[p1])。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認為權力作為現實的實現特定國家職能的手段，運作總是具體的，權力無法脫開具有個體利益追求的「經濟人」而自我執行。不進行職能劃分的國家僅僅是理論上的抽象國家而不是現實存在和運行的國家。可見，效率最大化是國家權力配置的根本原則，權力功能主義從近代國家建立時起就已經深深地嵌入了確保國家機器按照特定價值目標運行的法律實踐中了。所以，凱爾森講到國家分權時，把權力理解為國家的職能，劃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種職能。([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p283])

按照國家職能分工理論，國家權力配置體系是國家職能分工的對應體系，國家職能履行的范圍特定決定了國家權力的有限性。國家職能特定化為限制權力提供了根本前提。國家職能按社會分工的要求以效率原則進行適當分工，並交由不同國家機構去執行，使每一種國家職能都有了特定的活動目標和界限。然後，按照職能→權力對稱結構進行權力配置，每一項職能都有相應的權力相對應，每一項國家權力都執行著特定的國家職能，由此構建起了對應國家職能系統的國家權力體系。這樣，權力不再是抽象的政治術語，而具有了確定的、具體的法規范品質，已經具有了上升為法律規范的可能性。

國家權力按國家職能形式的效率化要求配置成為國家權力由政治強制力向法律技術轉化的關鍵環節，它使整體意義上的國家權力轉化為一種可分配的資源和按一定技術規程可操作的規范。正是國家職能與權力的配對配置關系，完成了權力運作由政治政策向法律規范的跨越，細分國家職能的系統工程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法律事業。權力代表的國家職能的界限決定權力的界限，權力的界限決定特定的代行權力人的職權界限：「『權力』一詞一直被用來指擁有以強力或以說服來獲得特定目的的能力，指進行特定行為的法律許可權，指立法、行政、司法的『職能』，指政府機構或部門，或者指組成這些機構的人們。」( [英]M.J.C維爾.憲政與分權.三聯書店，1997[p12])

2．權力有限論的內容

按照權力的國家職能分工理論，權力不過是國家職能的表現形式，是社會分工的國家形態。在權力有限論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三種層進遞伸的歷史理論形態。

一是整體意義上的權力限制論。即一般意義上的人民主權論，是人民權力的同義語，認為權力體現國家和人民之間的政治關系。雖然權力是國家職能的表現，但是權力根本上是人民授予的，是權利派生的，整體意義上國家權力應當等於全體公民個人權利的總和。國家的一切權力來自人民，權力的合法性取決於權力的人民性。人民主權論的完整形態是近代社會契約論，認為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公意，它派生了一系列制約國家權力的外生制度，如選舉制度等。從這里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現代社會無法擺脫的傳統政治強制力權力觀的影子，是政治強制力權力觀的近代形態。

二是分權論。分權的國家理論最早產生於古希臘，到古羅馬時已經成為一種成熟的思想。它分為兩種情形：（1）等級分權，即代表貴族利益的元老院和代表一般自由民（平民）的最高執政官之間的許可權劃分。名義上作為隸屬於最高執政官的咨詢機構的元老院通過實施對最高執政官的財政監督等形成了對最高執政官的實際約束，這是社會劃分為貧富不同的階層在國家權力內部的反映，它在整個奴隸社會和中世紀都被視為正當的、合法的內部權力分工形式。它本身構成對權力的限制，是近代洛克、孟德斯鳩等思想家「以權力限制權力」思想的真正來源。

（2）分類分權，即把具體的、合法情況下合理確定的國家統治職能交由不同的國家機構及其職能部門去行使。在羅馬，世俗權力和僧侶權力涇渭分明，按職能要求對執政官的權力進行「分割」並由不同的執政官去執掌，它本身是基於社會客觀條件對國家職能分工要求的產物，重在於對國家職能的「分割」，並沒有形成權力制肘的設置初衷。

可見，從分權理論的起源上看，分權完全是社會分工——直接表現為國家職能分工的結果。這種將權力的等級分權和分類分權結合在一起的「合作性國家」明顯具有把權力的分離、限制和制度性結構相銜接的趨勢。([德]馬克斯·韋伯.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張乃根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8[p50])到近代，經過孟德斯鳩、盧梭等人揉和兩種分權形式的長處，形成了西方國家系統的公法理論和國家理論。分權理論的核心是三權分立，它實質上是在國家權力體系內部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和創制了一種民主機制，主旨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它派生了一系列制約國家權力的內生制度，如權利分立和制衡制度等。

三是權力與權利均衡論。分權是和權力限制相輔相成的。當權力按照國家職能分工劃分時，就形成對權力的限制，就不再是不受限制的整體意義上的那個「人民權力」而是法律上的權力，對權力限制的鏈條也會隨著權力具體化的加深而進一步細分。經過對權力的第二層級——分權的限制，國家職能為不同的國家機構或職能部門所承擔，權力也相應有了具體的享有者，並轉化為承擔者的職權。相對於國家和整體意義上的人民，職權是一種必須依法承擔的實體義務；相對於其他權力的享有者，職權體現為一種許可權——發布命令權的合法性和遵循適當程序的必要性。無論在哪個角度上，職權承擔者都無權任意處分職權。因為，它不是對個人負責，而是對全體人民和國家整體負責。但是，權力如果不能轉化為一種操作技術的話，同樣不能產生現實支配力，權力特定化為職權僅僅是為權力轉化為實踐操作技術提供了基本前提條件和滿足了國家職能按社會分工要求運行的基本條件。「權力無以自行」，國家機構或職能部門的職權最終還得由其雇員去行使，雇員成為實質上的權力執行人。職權進一步具體化為國家機構或職能部門工作人員和公民、社會組織的法律關系。因此，權力具體執行國家職能時，權力就操持在了有利益偏好的個人手中，構成直接威脅公民個人權利的手段，對權力的限制也就顯得十分現實和必要。權力也就完全脫開政治學的視閾，進入法律的視野。然而，雇員有其個人利益，是個人利益的載體；雇員在代行公共職權時，發生個人利益和公共權力的混同或權力權利化的情形就不可避免。權力本身就是「影響或控制他人行為的力量」([美]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98[p107]),一旦掌握在個人手中就可能成為個人謀取私利的手段，甚至發生借權力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現象。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一切限制權力、防止權力腐敗的努力最終都落到了這個層面上，所有防止權力濫用的法律制度，如行政訴訟制度、國家賠償制度等等，都是為此而設，都意在於為職權設定羈束義務——包括實體義務和程序義務及相應的責任。因為，對權力整體意義上的限制和分權僅僅是為防止權力腐敗提供保障，抽象的權力是不能直接導致腐敗的惡果的。只有具體的權力與具體的權利相對峙時，權力才可能成為權利的手段，權力也才可能承受義務、責任之重。可見，從權力產生實效的最終環節上看，權力限制最終要歸結為權力執行人員的職權特定化和具體化。權力和權利均衡論的核心自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民權論，它既堅持分權理論，又將抽象的人民主權論進一步具體化、制度化，將限制權力的事業深入到權力產生實效的最終環節，以權利制約權力，把權力根本上看作是特定主體在其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這也正是權力有限論的本質所在。

三 權力有限論下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的權力觀

1．我國主流的權力觀

我國傳統社會是以家族來理解國家的，社會組織內人們的地位是按人生來的地位、等級式地劃分的(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p22]),國家權力採取類似於家庭的等級分權模式。因此，流行和佔主流地位的權力觀是權力的政治強制力的觀點，缺乏權力有限的觀念，尤其缺乏從職權特定化、具體化角度認知權力的觀念。因此，從政治強制力權力觀角度審視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的權力觀是不可或缺的角度。

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政治強制力權力觀的主流地位都未根本動搖。主要的代表性觀點有：（1）權力是一種管理關系。「權力是一種以法的形式固定的對社會各方面的管理關系，它反映的是一定的政治生活。」( 張循理.利益論九講.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 [ p29])（2）權力是一種不得不服從的力量，而不論這種服從是由於何種原因引起。它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潛在的：「權力，是一種現實的或潛在的並且可以延伸的支配力量。」( 時運生.論公權私用、濫用的動機和條件.政治與法律.1996.1[p4])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意志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權力是特定主體將他的意志強加於他物，使之產生一種壓力繼而服從的能力。」(林喆.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1997[p1])（3）權力是源於特定主體的職權的強制力。「權力是指特定主體（包括個人、組織和國家）在其職責范圍內擁有的對社會或他人的強制力量和支配力量」。(卓澤淵.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8 [p114])這些觀點雖然提法各異，但根本上都把權力界定為政治強制力，只討論一般意義上的主權或整體意義人民權力，把權力的外延范圍作了一般縮略，缺乏一般理論抽象向形而下的感性實踐層面轉化的機制，使得權力問題的討論難以跳出政治學的圈子，很難形成發達的權力理論。

2.權力有限論下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的權力觀

從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強調「各級領導幹部都要……堅持正確的權力觀」的提法的側重面上看，其所謂的正確的權力觀不排除「權力是政治強制力的觀點」，但不包括等級分權意義上的權力觀，主要指的是各級國家機構或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作為國家權力的代行人員，在其職責范圍內如何行使自己手中的權力的問題，它主要就是從權力有限論意義上講的。具體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從權力是政治強制力的角度看，領導幹部應當樹立權力主權觀和民族觀。作為政治強制力的權力首先指的是國家主權，任何個人都不是權力的主體，國家才是唯一的權力的主體，個人無隨意處分權力的資格；領導幹部代行權力的行為不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一種牽涉國家主權、民族和國家利益的行為。由此，領導幹部代行權力產生的義務和責任也是國家義務和國家責任，而不是個人義務和個人責任；領導幹部代行權力時要嚴格區分權力和領導幹部作為公民享有的權利的界線，也應嚴格區分代行權力產生的義務、責任和領導幹部個人行使公民權利產生的義務、責任的界線。權力者，國之器也，當謹慎事之，勿以其利而據為己有，勿以其害而怠行。否則，輕者遺害及人，重者危邦亡國。

其次，從人民主權論角度來看，領導幹部要樹立「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觀念。人民主權是近現代憲政國家的重要原則。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當權力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宣稱：「整個國家主權的本源寄託於國民，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對權力與人民的關系也作過很多闡述，認為國家權力來源於「人民委託」(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p305]),國家權力是以人民主權為基礎的(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p279])。恩格斯在談到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時說：「人民擁立國君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由，而不是為了毀滅自由，這是……全部公法的基本原則。」列寧也指出民主共和制的本質是「全體人民享有全部權力」。(列寧.列寧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p524])我國《憲法》第2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第3條又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可見，從權力產生根源上看，領導幹部代行的權力是人民授予的，整體上應受人民權力的限制，任何國家權力相對於人民權力都僅僅是一種執行權，既使在具體執法中法律授予代行權力人自由裁量權也不能否定其執法的性質；整個國家的權力配置應當和公民權利的總量保持大體平衡；領導幹部在行使權力時應樹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觀念，始終不應當忘記權力的人民性。權力為人民所給，當受人民監督，為人民服務。權力者，人民之公意也，為民所授，當為民所用。

第三，從分類分權意義看，領導幹部要樹立權力是國家職能分工的結果的觀念，摒棄宗派主義和部門利益至上的思想。分權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專有制度，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也存在過分權，只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從而對社會分工的要求不同，導致國家職能分工和相應的權力配置深度不同而已。我們當然要摒棄在近代社會以前的等級分權，但我們沒有理由排斥按國家職能分工要求的分類分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在論述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制度時也肯定了分權思想的進步意義，認為分權只不過是為了簡化和監督國家機構而實行的日常事務的分工，是一種監督國家機構、防止獨裁專制的民主政治形式。(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p274])事實上，我國的國家權力配置體系也並沒有否定分類分權制度，國家權力也是按照國家職能的效率原則進行配置的，國家機構的職能分工和權力運行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本身就是一個明證。民主集中制原則是一種新型的權力的分類分權模式，它沒有簡單地拋棄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原則，而是在承認了按國家職能分工配置權力資源的積極意義的同時，增加了權力配置的深度和廣度，否定分權的對立意義而還原出分權的社會分工內涵，建立起的一種議行合一的權力分工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權力監督原則取代了權力分立原則，與此相應的按照權力執行的職能進行必要的分權來預防部門利益滋長和權力濫用的必備措施也不再是孟德斯就所說的權力制衡機制——「用權力制約權力」([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82[p154]),而是賦予了廣大人民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人民檢察和監督機構、社會團體組織和輿論媒體廣泛的監督權，如批評權、建議權、控告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申訴權、檢舉權、罷免權、抗訴權等等，並形成一切國家機關向人民代表大會定期報告工作的制度和各國家機關之間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分權制度。盡管說議行合一的權力分工模式目前還有許多有待完善的方面，但是這一模式的設計理念對廣大領導幹部樹立什麼樣的權力觀的要求還是明確的：（1）任何國家機關的權力都是按照國家職能分工配置的，是有界限的，不得越權行事；（2）權力只有職能分類的差別，沒有等級之分，權力性質的不同是因社會分工使然；（3）沒有絕對獨立的權力和至上的部門利益，只有受監督的權力和人民的利益；（4）任何權力的設置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實施國家職能的效能，沒有國家職能依據的權力為不正當之權力，未經人民同意或法律明文授權不得行使；（5）沒有不受監督的權力，對權力的監督無處不在。總之，國家職能乃權力設置之依據，社會分工為權力存在之根本，權力無貴賤，皆系民願，理當必為民所細察也。

第四，從職權特定化、具體化的意義上來看，領導幹部要樹立義務、責任觀念和服務意識。權力細化至有關國家機關時，權力就已經轉化為一種法律形態，即職權了。當進一步落實至權力代行人手中時，權力就已經完全具備了一切公民權利的情態，很容易和權力代行人的個人利益混同，權力的道德風險驟然升級，權力設置的一切價值目標和權力以何種方式實施、以何種程度的實現，都孤賭於權力代行人的個人人格，權力的一切脆弱特性都顯現出來了。這也是權力轉化為一種實踐操作技術的代價。我們通常所說的權力腐敗就是在這個層面上出現的，至少當一種國家基本制度已經定型為制度的情況下，一切反對權力異化的斗爭都是圍繞它展開的。可以說，這個意義上的權力觀就是狹義上的權力觀。

職權特定化、具體化是權力運行的最後一個環節，也是最為關鍵的環節，它對領導幹部權力觀的要求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要求，而是對具體代行國家權力的領導幹部本人的具體要求。在這個環節上權力不再是抽象的國家形態，它完全被具體化、個性化和權利化了，成為直接影響權力代行人個人權利和權力相對人權利的手段，權力完全轉化為和權利相同的「個體行為」和個人形態。因此，一切適用於公民個人行使權利的審慎方式同樣適用於權力代行人，即權力代行人必須以行使自己權利之審慎行使其職權，此為權力代行人行使權力之基本要求。這就是有學者所謂的「國家權力向公民權利的轉化或回歸」。(童之偉.公民權利、國家權力對立統一關系論綱.中國法學，1995.6[p22])可見，在職權特定化、具體化意義上的權力是和權利相對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外都不乏有人把權力和權利聯系起來認識或者純粹把權力理解為權利來對待的學者和法律專家。(把權力和權利聯系起來認識，認為權力和權利是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在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比較流行，這方面有影響的主要論著和文章有：郭道暉.試論權利與權力的對立統一.法學研究，1990.4.[p1-6]；程燎原、王人博.贏得神聖——權利及其救濟通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p187-191]；童之偉.公民權利、國家權力對立統一關系論綱.中國法學，1995.6.[p14-22]；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p507]；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和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p340-345]；林喆.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1997.[p189-190]；呂世倫、文正邦.法哲學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p555-562]；等等。把權力理解為權利的現象在英美法系很常見，如，[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96.[p78]；英美權威法律詞典《布萊克法律詞典》第1189-1190頁關於「權利」含義的五個層次的解釋，也包含這樣的觀念；等等。)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對領導幹部權力觀的要求也是側重於在這方面講的。

從權力和權利相對的意義上看，領導幹部應當從權利相對應的義務的角度定位權力，提升服務意識，樹立權力的義務觀念和責任觀念。具體包括：（1）權力相對，義務絕對，有無權力的義務但無無義務的權力；（2）嚴格區分職權和個人權利的界限，不得借權謀私；（3）法有明文不得違，法無明文非自由；(4)可能存在運行中的絕對的權利，但只有受限制的運行中的權力，權利是對權力的約束，權力是保障相對人權利實現的手段，不得成為代行權力人實現個人利益的工具；（5）程序優先，權力運行的程序規則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6）權力操作設置應當保持適度分散，不能過分集中，保持權利與權力的和諧與均衡；（7）權利本位，權利至上，低位使用權力；（8）依法用權、依法治權，不與民爭利，不依權謀私，亦不以權為本部門爭名；（9）權、義、責統一，樹立法治信念，有錯必改，有責必究。總之，所謂權力，生於民意，操於吏手，守於理法之間，關乎民生重計，義、責相隨，當敬而用之。

四 結束語

綜上來看，權力有限論是政治強制力權力觀的法律延伸，它包括：整體意義上的權力限制、分類分權、權力與權利均衡觀，它是以人民主權論為一般理論、以分類分權和權力與權利均衡為具體法律操作技術的權力相對主義觀念。其中，權力與權利均衡觀是其精髓，職權特定化和具體化是權力與權利均衡觀的根本落腳點。它是將權力按社會職能進行分工，在公法體系中引入義務、責任范疇，權力被降解為可按法律上的技術規程操持的職權，打破公法和私法對立的界線，私法和私權的地位大幅度提升，民主、民權、民本成為衡量國家權力配置和運行的根本尺度。

我國佔主流地位的權力觀一直是政治強制力權力觀，它實際上是一種權力的政治觀和更多帶有前資本主義傳統的一種權力觀。它主要是從公權體系和私權體系的對立中引申出來的，權力主要被解釋為國家主權及公民對國家的絕對忠誠義務和服從關系，權力的政治意味遠重於按技術規程操作的客觀必要性。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提出的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的正確的權力觀不排除「權力是政治強制力的觀點」，但不包括等級分權意義上的權力觀，它是一種權力有限論和民權、民主、民本觀，它是我國國家權力觀的重大轉變。

㈥ 湖南大學法學院的師資力量

李步雲：著名法學家，法治、人權領域權威，「法治三老」之一，首倡「依法治國」。
杜鋼建：著名法學家，法治、人權、憲政領域新興權威。原任湖南大學法學院院長、學術委員會主任。
屈茂輝：著名民法學家，湖南大學法學部學術委員會主任、法學院院長 ，民商法學科學術帶頭人。
李良棟：著名民主理論研究專家，湖南大學民主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原任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政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王曉曄：著名法學家，國內反壟斷法權威，湖南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原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經濟法教研室主任。
張智輝：著名法學家，首批「當代中國法學名家」，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中國檢察官協會秘書長，中國法學會檢察學研究會秘書長等。
邱興隆：著名刑法學家，「三湘刑辯第一人」、主張廢除死刑。湖南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刑法學科學術帶頭人。曾任湘潭大學法學院院長。
劉定華：經濟法專家，湖南大學法學院原院長。
段啟俊：刑法學專家，湖南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黎四奇：經濟法專家，湖南省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湖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石柏林：法理學、行政法學專家。博士生導師。憲法與行政法學學科帶頭人，湖南法理學會副會長。
王遠明：經濟法學家，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經濟法研究會理事、湖南省訴訟法學會副會長。
鄭鵬程：經濟法專家，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入選人才，湖南省經濟法學研究會會長，湖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謝佑平：著名訴訟法學家，博士生導師。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計劃」入選人才。 醒龍獎學金：由湖南醒龍律師事務所創始人、湖南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邱興隆及其夫人捐資50萬元人民幣設立。主要面向湖南大學法學院有志於刑法學學習和研究的優秀學子，包括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旨在通過獎勵鼓勵大家努力學習，培養眾多刑事法律方面的優秀人才。
研究生獎學金：主要面向研究生，分為一等獎學金、二等獎學金，總覆蓋70%以上。其中科學學位研究生全部享有獎學金、專業學位推免生全部享有獎學金。

㈦ 中國提出依法治國的第一人是誰

步雲，中國社科院名譽學部委員，法學所博士生導師。

1978年，他發表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標志著法學界的思想解放。

1979年，李步雲與人合寫了《論以法治國》，開了「以法治國第一腔」。

㈧ 有關李步雲先生的資料

李步雲，男，1933年生，湖南婁底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1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0年10月入朝參戰，1952年6月負傷回國，1955年1月轉業到地方工作。曾任部隊團政治處民運幹事，縣人民政府科員等職。1957年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1962年本科畢業，1965年研究生畢業。1967年2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該所研究員，法理學研究室主任，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法學研究》雜志主編，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2000年10月起任湖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湖南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現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宣部、司法部「國家中高級幹部學法講師團」講師，國家行政學院等十餘所大學的教授。曾先後去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荷蘭、丹麥、挪威、印度、斯里蘭卡、新加坡、日本等10多個國家講學或考察。

現已出版專著（含獨著、合著、主編）20餘部，發表論文150餘篇，有13項科研成果獲獎。代表作有《新憲法簡論》、《走向法治》、《法理學》、《法理探索》等。1978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被公認為是法學界突破思想理論禁區的第一篇文章。1979年，他撰寫的《論以法治國》一文，在國內第一次提出並系統地論述了這一治國方略；後來又撰寫了一系列論文闡述這一治國方略。他是法學研究所先後三次為黨中央政治局講授法制課的課題組成員；1998年還親自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講授「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曾到50多個省部級單位為領導人講授依法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在人權領域，他提出了相當系統和深刻的理論體系，其中很多觀點已被學術界認同和政府採納。在法理學、憲法學、立法學和人權理論等學術領域，他被公認為是我國的學術帶頭人，在國內外都享有很高聲譽。

1980年7月到1981年7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研究人員。後回社科院工作。曾到紐約大學任訪問學者。曾擔任《法學研究》主編、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先後到美國、英國、義大利、挪威、荷蘭、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做學術訪問交流。2000年任湖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法治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2004年，擔任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這是一位為法治和人權奔波了大半生的法學家。

㈨ 李步雲的工作經歷

李步雲1946年9月就讀於湖南湘鄉縣婁底連壁初級中學，1946年春夏，協助中共地下黨員劉佩琪組織「濟世學會」，秘密印刷《新民主主義論》。1949年9月在婁底和樂坪小學任教。1949年11月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特種兵幹部學校學習。1950年7月-1952年6月，先後任四野炮一師二十六團政治處民運幹事、青年幹事、司令部書記。1950年10月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52年負傷回國。在部隊，他曾兩次立功，一次被評模範。1955年1月從部隊轉業，在江蘇省太倉縣人民政府工作。1957年9月至1962年7月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本科，其間於1961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9月至1965年7月在北京大學法律系攻讀研究生，師從著名法學家張友漁先生研究法理。1965年8月至1966年5月，留任北京大學工作，其間在北京海淀區四季青公社任社教工作隊隊長。1967年2月至1980年6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工作，任碩士研究生導師、法理學研究室副主任，其間於1978年12月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法學界第一篇撥亂反正的文章《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79年9月發表《論以法治國》，首次系統地提出了以法治國的理論框架與制度構想；1979年11月2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率先呼喚保障人權，在學界、政界和司法界引起強烈反響。是年，與王家福、劉海年等三人負責起草《中共中央關於保證刑法、刑訴法切實實施的指示》（即六十四號文件）。該文件為新時期中國司法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1980年7月至1981年7月，李步雲先生曾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時逢1982年憲法的起草。他負責起草葉劍英委員長《在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和其他一些有關憲法修改的文件，全過程地見證和參與了1982年憲法的起草和討論。之後，回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任副研究員，重點研究依法治國和憲法修改，曾於1981年11月2日至12月8日，連續為《人民日報》撰寫《憲法的結構》、《憲法的規范性》、《什麼是公民》等10篇文章，對修憲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論證和闡述。
1981年8月至1995年8月，李步雲先生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研究員、研究員，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法理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法學研究》主編、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期間多次出國考察並作學術交流，曾主持「憲法比較研究」和「立法法研究」等重大課題。1995年9月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通過，被遴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
1996年至1998年， 李步雲先生是法學所三次為黨中央政治局講法制課的課題組主要成員，並就「法治」問題在全國各地作了數十場專題報告， 發表了10多篇有關法治方面的論文，系統地闡述了法治的本質、內容、目標、原則、標准和實現途徑。他同其他學者一道，對推動「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起了重要作用。 1998年8月29日，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法制專題講座 。

㈩ 李步雲的代表性論文

《中國社會科學》
1．《關於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專家建議稿）的若干問題〉》（英文版） 1998年第3期
2．《堅持實事求是，繁榮法學研究》 1998年第5期
3．《新時期法理學的發展》（英文版） 2000年第2期
《法學研究》
1．《略論兩類矛盾的相互轉化》 1979年試刊
2．《人治與法治能相互結合嗎？》 1980年第2期
3．《法治概念的科學性》 1982年第2期
4．《論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第二作者） 1982年第5期
5．《民主與專政的辯證關系》 1983年第6期
6．《論人民代表的權利與義務》 1983年第1期
7．《論法制改革》（第三作者） 1989年第2期
8．《論馬克思主義法學》 1989年第6期
9．《論人權的三種存在形態》 1991年第4期
10．《社會主義人權的基本理論與實踐》 1992年第4期
11．《人權國際保護與國家主權》 1995年第4期
12．《論依法治國》（第二作者） 1996年第2期
13．《法的應然與實然》 1997年第4期
14．《「一國兩制」三題》 1997年第5期
15．《司法獨立的幾個問題》（第一作者） 2002年第3期
16．《論法與法律意識》（第一作者） 2003年第4期
《中國法學》
1．《關於法系的幾個問題——兼談判例在中國的運用》 1990年第1期
2．《發展新概念、研究新范疇、掌握新規律》 1992年第1期
3．《法律意識的本原》 1992年第5期
4．《二十一世紀中國法學展望》 1994年第2期
5．《人權的兩個理論問題》 1994年第3期
6．《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1996年第2期
7．《關於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專家建議稿）〉的若干問題》 1997年第1期
8．《跨世紀的工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1997年第6期
9．《論憲法的人權保障功能》 2002年第3期
10．《論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關系》（第一作者） 2004年第1期
《求是》（《紅旗》）
1．《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979年第3期
2．《法律與自由》（第一作者） 1981年第22期
3．《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維護法律的權威與尊嚴》（第一作者） 1986年第22期
4．《中國跨世紀發展的重要保證》 1999年第8期
5．《一部科學地規范我國立法活動的基本法律》 2000年第13期
6．《還是搞法制靠得住些》2004年第16期
《人民日報》
1．《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1978年12月6日
2．《建立和健全我國的律師制度》 1979年6月19日
3．《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 1979年10月31日
4．《事實是根據，法律是准繩》 1979年11月27日
5．《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 1980年11月21日
6．《憲法的結構》 1981年11月2日
7．《憲法的完備問題》 1981年11月3日
8．《憲法必須明確具體嚴謹》 1981年11月9日
9．《憲法的規范性》 1981年11月10日
10．《憲法的制定和修改必須貫徹民主原則》 1981年11月24日
11．《我國現行憲法為什麼要修改》 1981年11月27日
12．《憲法的現實性》 1981年12月4日
13．《憲法的原則性與靈活性》 1981年12月7日
14．《憲法的穩定性》 1981年12月1日
15．《什麼是公民》 1981年12月18日
16．《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不可分離》 1982年6月13日
17．《一項意義深遠的改革》（第一作者） 1982年7月9日
18．《依法治國的里程碑》 1999年4月6日
《光明日報》
1．《要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第一作者） 1979年12月2日
2．《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1982年6月13日
3．《黨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 1982年11月22日
4．《新時期治國安邦的根本大法》 1982年12月5日
5．《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 1983年5月9日
6．《論依法治國》（第二作者） 1996年9月28日
7．《法學研究要面向二十一世紀》 1997年3月27日
8．《依法治國促進社會文明進步》 2001年10月23日
9．《執政為民必須依法治國》（第一作者） 2003年11月11日
《新華文摘》
1．《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怎樣看待法律與自由》 1982年第2期
2．《黨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 1983年第1期
3．《依法治國與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1997年第5期
4．《現代法的精神論綱》 1997年第10期
5．《實施依法治國戰略論綱》 1999年第9期
6．《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條鐵則》 2003年第5期
外文論著
1．《憲政與中國》（日文） 日本國阪大法學第46卷第3號（通卷第183號）印刷，平成八年八月發行
2．《論人權的三種存在形態》（日文） 日本國立命館法學1993年第4號（230號）
3．《社會主義人權的基本理論與實踐》（日文） 日本國北海學園大學法學研究第31卷第3號印刷（1996年3月）
4．《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建議稿的說明》（英文）Explanations on the proposed law on law-mak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ublished b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5．《論個人人權與集體人權》（英文）On Indivial and Collective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Chinese and Dutch Perspectives，Published by Klawer Law International，1996
6．《中國的法治：理想與現實》（英文）Rule of Law in China: Ideal and Reality, Journal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aw, 1997,Vol．3, No．1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中國公民的工作權》（英文）Chinese Citizens』 Right to Work, Human Rights Report No.2.1999 Norwegia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8．《實施依法治國戰略論綱》（英文）Essential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人權與憲政》Human Rights and Constitutionlism中國法制出版社China Legal System Publishing House，1999
9．《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專家建議稿）的幾個問題》（英文）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Drafting of the Legislative Law of P．R．C（Drafted by Experts）《中國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8年第3期
10．《新時期法理學的發展》（英文）The Development of Jurisprudence in the New Era《中國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0年第2期
11．《論人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英文）On the Universality and Diversity of Human Rights 1996年在日本舉行的「第一屆亞洲法哲學大會」提交的論文
12．《人權的兩個理論問題》（英文）Two Theoretic Questions about Human Rights 1995年在德國波恩舉行的「中德人權理論研討會」提交的論文
13．《發展權論綱》（英文）On the main points of Development Right 2000年10月15日-18日在南京舉行的「第三屆亞洲法哲學大會」提交的論文
14．《二十一世紀中國法學的發展前景》（日文） 2001年4月15日-17日在日本北海道大學舉行的「中日韓比較法文化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