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法治體驗

A.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2015-12-22 10:11:27 來源：《財經》

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 季衛東/文

2015年10月27日，在達沃斯論壇全球議程峰會的分組會上，世界正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的執行主任波特羅（Juan C. Botero）把前些時公布的國際評估報告《WJP法治指數2015》贈送給筆者。

不出所料，對中國大陸地區法治水準的打分仍然很低，與2011年的結果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

根據2015年法治指數評估結果，中國大陸整體得分48，在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15個國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個國家中排序第71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整體得分76，在亞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整體得分81，在亞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國正在強調依憲執政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針的落實，看到法治指數評估的如此結果，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難堪和愧疚，也有可能會在某些群體中激起抵觸情緒。

WJP法治指數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認，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標體系還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盡管「法治」的概念很難定義和測量，但這個指標體系經過研究、論證以及反復推敲，給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1）政府及其官員和代理者以及企業、公民個人都可以在法律體系之下問責；（2）法律是清晰的、公開的、穩定以及公正的並被平等適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3）法律制定、運用以及執行的過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稱職的、有道德的和獨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機構達到充分的規模、具備足夠的資源、反映社會的需求從而能及時提供司法救濟。

世界正義工程根據這樣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構成因素和47個次級因素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內容是限制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司法、監察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公務員紀律、民主監督、權力依法轉移等）、廉政（包括沒有行政官員以權謀私、司法腐敗、軍警貪瀆、立法不正等現象）、政府公開（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權、公民參與、申訴機制四個次級因素）、基本權利（包括平等對待和無歧視、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隱私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勞動權等主要憲法性權利）、秩序與安全（包括抑制犯罪、減少民事糾紛、私人排難解憂不訴諸暴力等方面）、規制執行（包括政府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政府執法沒有不良影響、行政手續不被無理延宕、正當程序原則受到行政人員尊重、非經法定程序和充分補償不得徵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訴訟的便民和廉價、杜絕歧視、廉潔、不受政府幹預、不無理延宕、裁決執行力、法院外解紛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偵查的效率、刑事審判及時而有效、矯正和減少犯罪、刑事系統的公正和廉潔以及避免政府不當干預、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時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當干預、尊重和保護基本權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義工程再通過十個步驟來設計問卷，進行電話調查、網路調查或面談調查並採集、分析數據。

2015年的法治指數報告對評估方法做了進一步改進，最突出的變化是擴大了政府公開的外延和內涵，把統計數據公開、信息質量、信息獲取、信息更新都納入視野之中；關於知情權的設問特別強調了獲準的時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續費的合理性等因素；關於公民參與的設問涉及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以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導入申訴機制的范疇等等。這樣就使得打分標准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當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評價。

相比之下，中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很多評估標准或者設問內容是多義的、曖昧不清的，導致問卷答案和測評結果難免主觀任意性較大。

社會環境影響制度運行

冷靜地對照法治指數的評估指標和中國大陸地區的現狀，可以說整體得分不高乃理所當然，根本就沒有必要刻意辯解或掩飾，更不可通過提高分值的方式來營造虛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們應該以這樣的低分為鞭策，有針對性地彌補短板，進一步加強法治國家建設。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可以詬病的地方。

實際上，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法治指標得分過低，是有悖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這就表明，世界正義工程的測量標準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主觀性或者視覺上的若干盲點。

一般而言，法治指標體系的設立很難考慮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徵。然而社會環境勢必影響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又不容人們忽視。在這里，存在方法論上的困境。

中國及其他特別重視家族團結和人際關系的社會，都具有網路化的結構特徵。在網路社會，各種平面互動比較活潑、比較多樣化，並在縱橫交錯的各種通道中傳遞著復雜的漣漪效應，甚至還有可能誘發混沌現象，因而某個指令對行為的影響很難進行單一維度的、確定的預測。

因此，法律也就很難採取「君臨天下」的支配者姿態，而必須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在人們的互動關系中進行滲透，並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這就會使得行政過程勢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機，使得規范體系本身復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組織機制發揮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體秩序互相交錯和競合，最後自然而然會演化出一個綜合治理、辯證協調的模式。

由於網路社會存在很多結構上的空洞，需要藉助權力來搭橋、整合，所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就變得比較困難。

網路社會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變成多層多樣的，因此是集中而強大的國家權力、而不是統一的規則體系成為主要的整合機制。關系網造成的相對性、不確定性還會使得承包責任制以及對結果責任的嚴格追究成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因此，嚴格適用規則的要求不得不放緩，「適當均衡原則」成為法律秩序的基調。法律實效也主要靠追蹤性監控的方式來保障。這種狀況設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為監控的可追蹤性，民主參與也往往被理解為決策者對民意的觀察、提前反應以及臨機應變的調整。

中國的法治指標體系

因為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上述特殊的社會結構對法律運作機制的重要影響，所以測量出來的某些數值難免顯得有些失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不太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在解讀這些調查資料時有必要把這些相關因素都考慮進去進行權衡，或者適當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設問內容。

即使純粹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也並非無懈可擊。

例如僅就個人權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訴訟的原告申訴率和撤訴率、民事侵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和行政罰款之間的比例之類的客觀數據對法治水準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應該適當納入問卷調查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對法治指標體系進行適當的合理化改進，以使評估結果更准確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實際情況並能有效促進改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各種計劃指標和詳細的績效考核指標已經存在幾十年，成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標體系在不斷改變實務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訴案件起訴准確率、上訴改判率、調解結案率等使得司法過程中的制衡機制在不經意間蛻變成了互相庇護、推卸責任的誘因。

一般而言，中國既有的法治指標分別發揮著設定管理的目標值、落實承包責任的抓手、對績效進行考核和監測的工具性框架、對職能部門及其人員獎懲的具體依據等功能。

在法治指數體系方面，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餘杭法治指數和司法透明指數（由錢弘道、齊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數（由張保生、張中、吳洪淇等提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數體系有意識地借鑒了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標的概念框架和評估方法，由10個維度（一級指標）、50個命題（二級指標）、97個賦值問卷題目以及190個變數組成。

仔細斟酌已經存在的各種中國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概念框架和調查方法，可以發現，在問題的清晰性、客觀性以及關系合理性等方面還有不少有待改進之處。

也許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礎上加強與世界正義項目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進法治中國的目標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績效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准確地反映到法治的國際評價之中。

至少，需要學者、法律實務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法治指數，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並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華而不實、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

B. 如何加強企業的法律意識

一是加強安全宣傳教育。大力開展安全生產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創造「安全生產，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氛圍，把安全提高到一個全新的高度，通過會議、學習班等各種形式學習法律法規、張貼安全宣傳畫、標語，使全體職工能夠認識到現在國家、黨和政府對安全的重視程度，使大家認識到，現在的安全生產，已經提升到法律的高度，違反安全生產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就是違法行為。

二是普及安全常識。當職工的安全法律意識得到加強以後，迫切需要一些安全知識。我們要讓職工從了解安全常識入手，通過張貼安全宣傳畫、開辦講座，把一些常用的貼近生活的安全知識傳授給他們，由於簡單而貼近生活，容易被接受，效果好，容易得到職工理解和支持，安全工作就有了良好基礎，職工的安全意識可以得到很大提高。

三是結合「安全工作重點」進行宣傳教育。要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工作重點，開展不同安全主題的安全生產宣傳活動，配合全國「安全生產月」活動，通過編印發放有關宣傳材料，張貼各類安全宣傳畫、營造「關愛生命、關注安全」的輿-論氛圍，教育廣大職工認識到：安全生產每條規章制度都要牢記在心、遵從在工作中，任何逾越都可能付出血的代價。

四要從提高自我保護意識著手。要從安全教育工作經常提到的「三不傷害」入手，這其中的內涵就是首先要保護好自己。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安全，歸根到底，就是每個員工不要受到傷害。要告訴全體員工，安全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保護每個員工身心健康。因為事關自身利益，員工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就能夠達到提高安全意識的目的。

C. 現代企業法治理念都是什麼

在市場經濟的領域里，有五大理念企業所應擁有：
1、多元化理念
多元化理念是企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生存必須要擁有的理念，因為企業在市場經濟里的利益是多元的、主體是多元的、投資形式也是多元的。而多元化在法律中如何體現？如何貫徹？在過去的市場經濟建設中，常常習慣用所有制來給企業貼標簽，以辨明哪些是公有、哪些是集體、哪些是私有。現在的市場經濟正轉變為按照出資形態和出資責任來劃分企業的標准。

2、自治理念

企業自治范圍究竟是多大？從公司法的角度來看，還是要看章程裡面如何規定。應該說企業自治的文件就是章程，章程就是企業的憲章。

但目前的情況是仍有一些企業不注意章程中的規定，應該屬於自己企業的權利沒有規定。企業可以在自己的章程中規定經理可以有多少許可權、可以規定股份應該如何轉讓、也可以規定法定代表人究竟應當是董事長擔任還是經理擔任。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企業可以自主決定的事項，可以利用章程詳細地加以規定。

目前物權法已經頒布出台，物權法出台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增強了人們對於權利的意識。如果是屬於自己的財產決不允許別人侵犯，政府也不能侵犯。企業也應當擁有這樣的權利意識，只要是屬於自身的合法權利，就可以自主決定，任何人不能夠干預。但如果不屬於企業能夠決定的，而是政府有權決定的，企業也不應該違反。所謂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企業擁有哪些權利，有哪些自主的許可權應該明確。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企業需要加強自治的理念。

3、民主決策理念

企業的活力來源於它的民主決策。而所謂民主決策，應當和企業民主管理的概念區分開，在企業中決策權和執行權應當分開。執行強調個人負責，而決策應當強調民主決策、集體決策，而不是一個人來決策。

企業應該注意的一點是，我們的公司法設立了明確的機制保障執行。公司有權利決定要不要設立CEO，可以決定經理能夠擁有多大的許可權。這些都可以在章程中加以規定。從民主決策的觀點來說，決策的機制和執行機制的分開，應該是我們企業風險降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4、誠信理念

德國民法典中將誠信條款叫做帝王條款。誠信作為帝王條款，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怎樣解決好市場秩序的問題。上世紀30年代美國的經濟危機，因為出現了問題，人們開始懂得市場應當有秩序，如果市場沒有了秩序，大家肆意兼並，形成壟斷將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事情。因此，規范市場秩序在當今中國也顯得尤為重要。

雖然改革開放30年以來，企業得到很大發展，但是我們另一方面也看到，有一些企業為了贏利，不顧起碼的商業道德和法律規范設定的底線，坑蒙拐騙，這種情況比較嚴重地存在。但是怎麼樣改變這個問題呢？除了政府能夠積極、主動地做一些工作外，企業也應當自強，從法律的層面來看，主要有兩點：第一企業要學習法律，遵守法律，要守法經營。第二要有維權意識，要懂得怎麼樣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兩點非常重要。

5、社會責任理念

法律中分成公法和私法，市場經濟屬於私權的范圍，企業也仍然是私權的主體。法人，尤其是對社會有影響的企業，對社會負有重大的責任，因為這個企業已經涉及到社會的利益、公眾的利益、全民的利益。從這一個層面上來說來說，企業的社會責任非常重要。

D. 法治文化是企業文化在法治領的落地與解讀對不對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11-30

E. 法治城市建設企業應該怎麼做

摘要 法制城市建設方略範文建設舒適、健康、安全、文明的現代宜居城市是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宜居城市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一個平安穩定的生活環境、透明公正的法治環境、和諧有序的人文環境，而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可以為建設現代化宜居城市提供保障，因此，要積極推進現代化宜居城市依法建設、依法治理和依法管理。一、法治城市的基本內涵法治城市的根本目標是城市社會的善治，城市善治以城市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為基本內涵。城市文明與善治需要城市法治，城市法治既是構成城市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又為城市善治奠定基礎和提供保障。第一，法治城市使城市更加民主，市民真正成為城市的主體，城市因此真正變成市民的城市。城市法治促使城市的政府、法院等公共機構將為市民服務作為永恆的主題，一切從市民意願和利益出發。城市法治需要培育市民的主體意識，培育市民的權利、責任、義務和守法觀念，發展市民組織，促進市民及其組織與政府的互動與合作;城市法治維護市民的參政權，保障市民依法參與城市治理，實踐基層民主和參與城市立法，參與城市公共行政，甚至參與司法。第二，法治城市使城市變得更加以人為本，倡導著各種形式的人文關懷，促進著城市和諧。城市法治貫徹平等精神，抑制和消除社會歧視，促使城市放棄「自私」立場，用開放心態與胸懷面向城市之外，如為農民工的權益提供平等的法律保護；城市法治確立城市的規則之治，使城市規則更加鮮明地突出關照人的生命、人格尊嚴等價值觀念；城市法治推動著城市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關注與照應城市邊緣人和弱勢群體權益保護，彰顯城市的人道情懷；城市法治制約著城市拆遷中的公權蠻橫，為城市貧困者留出生存空間，緩和著城市管理執法中政府部門與社會邊緣之間的沖突，凸顯了現代城市的寬容精神。第三，法治城市使城市變得更加安寧，促進著城市政治和社會的安全與穩定。城市法治推動依法綜合治理與規范「嚴打」運動，通過減少重大、惡性犯罪和降低犯罪率為城市創造安全與和平；城市法治在提升城市安全感、維護市民重大利益的同時，已經開始促使政法部門更加註意通過設定許可權、完善程序約束權力，更為關注和保障人權；城市法治暢通著信訪、訴訟等權益救濟渠道，疏解著市民的不滿和積怨，為城市完善著政治和社會穩定機制；城市法治還不斷完善自身體系，為城市准備應急法治，使城市以法治方式有效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以

F. 中國企業法治聯合會是干什麼的

「三個維護」： 維護法律公正; 維護群眾利益; 維護社會穩定。 請及時採納，謝謝！

G. 在新形勢下如何增強企業中青年人的法制觀念

一、轉變作風，樹立團幹部的新形象
針對基層共青團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創新思路，改進作風，切實做好團結動員青年、教育引導青年和服務青年的各項工作，使基層共青團工作有一支隊伍、有一批能人、有扎扎實實的工作成效、有良好的形象。
（一）對黨忠誠，做政治堅定的表率
對基層團幹部來說，過硬的政治素質永遠是第一位的要求。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站穩政治立場、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善於從講政治的高度，用政治的眼光去觀察、分析、認識和處理問題，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和堅定的政治立場。要認真學習黨的基本理論和各項方針政策，自覺提高理論水平，增強黨性修養，維護穩定大局，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珍惜為做青年工作的機會，立足崗位，求真務實，拼搏奉獻，為企業的發展建設貢獻力量。
（二）堅持原則，做公道正派的表率
公道正派是基層團幹部良好形象的核心內容，是基層團幹部必須恪守的職業道德。要嚴格按制度和程序辦事，做人講原則，做事有操守，不隨波逐流，不人雲亦雲，真正做到「對己清正、對人公正、對內嚴格、對外平等」。要始終綳緊廉潔自律這根弦，經常自省、自警、自勵，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擋得住誘惑。基層團幹部的良好形象需要通過長期的積累才能樹立起來。要嚴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漸，在一點一滴中積累，在一言一行中培養，著力塑造公道正派的良好形象。
（三）勤於學習，做鑽研業務的表率
基層團組織建設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特別是在企業中基層團幹部都有工作崗位，確保基層團組織建設的持續發展顯得尤為重要。要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認真學習企業工作知識，努力成為專業技術的行家。同時，要認真學習基層團組織建設的理論和政策，努力成為抓基層團組織建設的行家。掌握經濟、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知識，不斷完善知識結構，培養扎實過硬的基本功，以優良的素質和能力履行好自己肩負的職責。
（四）腳踏實地，做求真務實的表率
現在團的基層組織建設既面臨寶貴的機遇，又面臨嚴峻的挑戰，只有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才能把握機遇，應對挑戰，不斷開創工作新局面。作為基層團幹部，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既要有敢為人先的闖勁，又要有求真務實的干勁，察實情、說實話、辦實事、求實效，通過扎扎實實的努力，把基層團組織建設的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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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青年，做團員青年的知心朋友，及時反映並切實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真正贏得團員青年的認可和信賴。
（五）艱苦奮斗，做甘於奉獻的表率
基層團建是一項基礎性工作，任務重、標准高、要求嚴、責任大。這一特殊的工作性質，要求基層團幹部必須具有艱苦奮斗、拼搏奉獻、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長期以來，企業老團幹部們講理想、講奉獻，為企業建設默默無聞地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優良的傳統，得到了廣大團員青年的好評。基層團幹部要繼續發揚好傳統、好作風，勇挑重擔，甘當人梯，樂於奉獻，以良好的精神狀態、旺盛的工作熱情服務青年。
二、健全組織體系、夯實組織基礎
鞏固企業的青年群眾基礎，對新形勢下團的基層組織建設提出了新要求。青年員工是企業群眾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鞏固和擴大青年員工群眾基礎，對於確保企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長期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共青團作為黨領導下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最根本的任務就是不斷鞏固和擴大青年群眾基礎。團的基層組織直接面對廣大團員青年，基層組織體系是否健全，工作開展是否活躍，是否具有凝聚力和戰鬥力，直接決定著基層團組織能否完成這一根本任務。
履行共青團組織的基本職能，對新時期團的基層組織建設提出了新挑戰。共青團作為黨的助手和後備軍、黨聯系青年的橋梁和紐帶、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其基本職能是明確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團結凝聚廣大青年，教育引導他們堅定永遠跟黨走的理想信念，為實現黨的中心任務而努力奮斗。在國有紡織行業面臨新挑戰的時期，企業共青團的事業處於新的歷史起點上，團的自身建設特別是基層組織建設也面臨著新的挑戰。要做好包括基層組織建設在內的各項工作，就必須牢記使命，把握機遇，進一步明確基層共青團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職能和定位，在工作思路、工作方式、自身建設等方面不斷創新。
三、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
理想信念是人的主心骨，要讓青年員工成為精神上、思想上的強者。對於青年員工來說，生產技能固然重要，但工作進步的原動力還是高尚的精神追求。只有幫助青年員工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才能成為今後企業發展的中堅力量。任何一個組織，如果不能從精神上感召並贏得群眾，就會逐漸被邊緣化。在新的形勢下，企業基層共青團組織一定要在青年員工的思想、精神上下功夫，給他們更多的幫助。
只有了解廣大青年員工在想什麼，追求什麼，才能在思想上幫助他們。青年員工的思想十分活躍，接觸社會面廣，獲得的信息量也大。基層團組織首先要關心青年員工的精神世界，要開展調查研究，對青年員工的學習、生活和思想做全面、系統、辯證的調研，而只有真正了解他們，才能在思想上幫助他們。要了解青年員工在想什麼，追求什麼，信奉什麼，要根據實際來開展工作。比如，有些青年員工了解黨的歷史較少，可以研究加強革命傳統教育；有些青年員工對工作不認真，抱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想法。可以通過勵志類書籍的學習，採取多種形式，把學習活動與提高自身素質相結合，與生產實際相結合。通過學習查找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差距，提高自身素質，並制訂今後努力的方向，以此鞭策他們不斷進步，成為一名卓越員工；有些青年員工對企業的發展狀況不了解，人雲亦雲，基層團幹部就要認真做實、做細青年員工思想工作，及時捕捉青年員工思想動態，通過會議宣講、板報宣傳、深入基層開展談心等方式，引導青年員工充分認識企業未來的發展前景，教育青年員工轉變思想觀念，增強大局意識和法制觀念，正確地看待企業改革發展形勢，努力做好本職工作。以高品質的產品及高素質的員工隊伍為企業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H. 盧俊卿如何看待企業的「法治」和「心治」

盧俊卿認為企業注重用各種制度和組織結構的建設來管理員工，可以稱之為「法治」。用文化、思想來管理員工，通過企業自身的自我學習和企業員工的自我管理來實現企業的管理目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心治」。現在這個時代，已經迫切地需要我們從「法制」過渡到「心治」，多領導思維，少看管行為。

I. 企業怎麼創建法治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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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如何在工作中提高企業法律意識以及防範法律風險

一、提高管理者法律意識、切斷法律風險發生根源。 所謂企業法律風險，就是指企業經營中不懂法律規則、疏於法律審查、逃避法律監管所造成的經濟糾紛和涉訴給企業帶來的潛在或已發生的重大經濟損失。對於企業而言，企業的任何一種行為都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法律風險，法律風險無處不在就像市場機遇無處不在一樣。「改制、並購、重組、對外投資、契約合同、產銷行為……」，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也日趨復雜多變，企業管理者的法律意識如果還只是停留在這種事後救火的法律救濟方式上來維護合法權益，已經遠遠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要求。
企業管理者可以不精通法律知識，但不可以沒有法律意識。筆者認為，企業經營中的法律風險完全是可以事前預防的。即便是一些「不該發生的事故」還是頻繁發生了，究其原因還是我們的企業管理者法律意識不夠強，防範法律風險的意識還不夠深，在法律風險防範上的投入還不夠多（包括精力和金錢的投入）。據統計，美國企業平均支出的防範法律風險的費用占企業收入的1%，但是中國呢？大多數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投入嚴重不足，法律風險防禦能力很弱，因法律風險而遭受損失的風險就更高。
經驗告訴我們，企業經營存在法律風險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去注意它，防範它，任其發展。因此，注重提高企業管理者的法律意識，進一步熟悉與企業經營相關的法律知識並對企業進行法律風險的安全檢查，把隱藏在企業內部的法律風險及時發掘出來，事先採取防範或預防機制規避企業經營中的法律風險，切斷法律風險發生的根源。
二、防患於未然，定期進行法律風險評估。
企業要「長治久安」，需要具有完善的內部管理體制和風險防範規避機制，預先知道風險的所在並進而設法避免法律風險的發生。隨著我國法治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法律的不斷完善，
我們的企業管理者也應進一步轉變觀念，法律意識要有一個大的提升，即從「救火」意識到「防火」意識；從法律救濟意識到法律防範意識；從依法維權意識到依法治企意識。總之，要使我們的法律意識完成一個從被動意識到主動意識的提升。
企業應當防微杜漸，未雨綢繆，在內部確定一個運轉有效的風險規避機制，投入一定的精力、人力、財力，事先建立法律「防火牆」，將企業經營過程中涉及的主體資格風險、財務隱蔽風險、人力資源風險、產權結構構成風險、訴訟仲裁風險、產權交易及投資風險、法律法規的動態風險、匯率變動風險、合同管理風險、商業信譽風險知識產權風險、地域及客戶關系風險等法律風險擋在企業發展之外，從依法治企上尋找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三、建立健全法律風險預警、防範規避機制，切實提升法律風險防禦能力。
企業「走出去」，法律須先行。「駕駛技術再高，也有被追尾的可能」 再大再強的企業也要防範法律風險。企業的各種行為都會存在法律風險，任何類型的法律風險都會造成商機的喪失；被廣泛宣傳的法律風險事項會對企業的商譽帶來極大的損害。當這種損害發生時，會存在另一種風險，公司業務可能陷入惡性循環。商譽的損害會使商業夥伴喪失信心，繼而引起收入下降，投資者喪失信心，最後導致股票價值下跌。
四、准確把握風險源，最大限度規避法律風險。 調查表明，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型企業，都普遍積極地採取規范的法律風險防範措施，其中准確把握風險源不失為一個亮點。對於我們運輸企業而言，企業存在一天，風險就伴隨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