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的案例

① 請各舉兩個關於『法治』和『人治』的有關事例！！！各位網友，謝謝啦！！！！！

前段時間，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因為登山遇險，被民警救下來，結果民警喪失了生命。那些大學生不僅不感恩，還說，救人是警察的責任。死了也是應該的。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爭議。用法律說，大學生並沒有說錯。但是，就我們人來說，我們不會感到憤怒嗎？人與人之間沒有了感情，沒有了道德，沒有了感恩的情懷。用法律講，父母養育子女是應該的，孩子不必感恩。當外國侵略中國時，我們不保衛祖國也是應該的，因為那是軍人的職責。如果純靠法律，中華民族遲早會被分解的，因為我們國家的基礎就是家庭，就是愛國情懷，就是感恩。如果是那個結局，那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意義。
其實，法制和人治各有優劣。法治的有點就是什麼都明文規定，隨意性小。我不會因為厭惡你，就隨意的加重處罰。也不會因為喜愛你，你讓你連升三級。但是法治的缺點也很嚴重，因為社會是具有活性的，不斷變化，不斷進步的。而法律很難變，程序多不講，這種情況，你制定一部法律，那種情況，你又制定一部法律。結果是太過於繁雜，太多，到最後有自相矛盾。而且，完全依靠法制，很可能會造成社會沒有感情，造成社會的冷漠。

任職的有點是，如果有一個很有能力的領袖，那麼社會會進步的很快，他可以充分的發揮自己的治國才能。如果有法律的程序之約，什麼都要走法律程序，估計等法律批下來的時候，他也退休或者老死了。缺點是，他的隨意向太大，如果遇上昏庸得人，久違還不小。古代封建社會的皇帝就是這樣，第一代皇帝很有本事，社會也進步很快，朱元璋懲治腐敗的手段夠殘忍吧，但是後來的皇帝就笨多了，國家在他們的手裡也夠慘的。
人治不能持久，法制會逐漸墮落……

② 中國近代史上有關民主法治的重大事件有哪些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內頒布了臨時容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收回。
在軍閥混戰時期，宋教仁四處積極奔走進行黨派競爭選舉，使得改組後的國民黨成為國民第一大黨，並在競選中取得大多數席位。

③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有哪些

1、陳毅制定「入城守則」

1949年5月24日夜裡，上海街頭響起半夜激戰的槍聲。第二天，天蒙蒙亮，市民們小心地打開一點門，從門縫里望出去，只見馬路兩側，整齊地躺滿了抱著槍，合衣而睡的解放軍戰士，市民們感到奇怪，「這些軍隊怎麼和以前不一樣的呢？」

不一會，市民們開始走出家門。他們看到戰士已經起來了，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吃飯，吃的是饅頭、鹹菜。於是，不少市民拿出熱水瓶，給戰士們倒開水。戰士們笑嘻嘻地搖著頭，謝絕了。

天大亮了，「解放軍露宿街頭」，「解放軍秋毫無犯」的消息，迅速傳遍了整個上海，市民蜂擁上街頭，歡迎人民子弟兵，慶祝上海獲得新生。

原來上海大戰役打響前，陳毅就讓秘書長起草了《入城守則》，為接管上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④ 民主法治建設的具體事例

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規
民主法治，不僅是一種遵循，一種追求，更已成為一種價值標准，一種行為模式，一道生活的陽光。

自從1996年我省作出依法治省決策，尤其是2005年提出「法治浙江」建設以來，民主法治就以它獨特的方式向普通百姓的生活全方位滲透，給普通百姓以勇氣、智慧、實惠，以及對生活的信心和對美好明天的嚮往。

民主法治，如此貼近公民的生活，是因為它開始變得「看得見」、「夠得著」、「用得上」——

立法可以參與。公開立法、民主立法大步前行，充分收集社情民意，集中民智，法律法規更加全面准確地體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心願，充分反映普通老百姓的心聲和要求。

行政愈加公開。政務公開全面推行，權力濫用的代價越來越大，權力越來越受到制度的「剛性約束」。「合不合法」，成了更多官員的口頭禪；「官不好當」，成了更多官員的共同感受。

司法不再神秘。只要您符合條件，就有機會成為人民陪審員，和法官一起坐上庄嚴的審判席。同樣，只要您願意，也有機會成為人民監督員，直接監督檢察官的工作。

……

感受更深切的，或許還是農村群眾：村幹部選舉，只要有能力，老百姓信任你，誰都有機會當選；村裡大小決策，採用的是公開民主的方式，只要對村裡的事情有意見或建議，誰都可以說上幾句。村幹部們的普遍反映是，村務全透明，村幹部的一舉一動，村民都看在眼裡，誰還敢有非分之想？

從「民主懇談」到「村務公決」，從「海推直選」到「自薦海選」……還有許許多多原本不可想像的事，在一件又一件地迅速成為我們身邊的現實。我省民主法治建設的探索之廣、進程之快、創新之多，令人嘆為觀止。

民主法治的信念潛移默化，民主法治的力量深入人心。這，給了我們信心，給了我們希望，給了我們一個值得期許的民主法治的明天：到那時，人人既懂得主張權利，又懂得尊重他人權利，人人都是民主法治的主體，人人都視民主法治為生命，為日常生活的習慣與准則，為文明與教養……

⑤ 概括歷史八下我國民主法治事件

歷史：漢語詞語，含義有三：
1.記載和解釋作為一系列人類進程歷史專事件的一門屬學科。
2.沿革，來歷。
3.過去的事實。
歷史，簡稱史，一般指人類社會歷史，它是記載和解釋一系列人類活動進程的歷史事件的一門學科，多數時候也是對當下時代的映射。如果僅僅只是總結和映射，那麼，歷史作為一個存在，就應該消失。歷史的問題在於不斷發現真的過去，在於用材料說話，讓人如何在現實中可能成為可以討論的問題。[1] 歷史是延伸的。歷史是文化的傳承，積累和擴展，是人類文明的軌跡。

⑥ 民主憲政的憲政案例

1、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1801年1月20日，美國亞當斯總統（聯邦黨人）任命國務卿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傑弗遜新總統（民主共和黨）對聯邦黨人的這些陰謀詭計深惡痛絕。他在1801年3月4日上任後，得知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狀仍滯留在國務院，便立即指示他的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son)扣發這些委任狀，並示意麥迪遜將這些委任狀如同辦公室的廢紙、垃圾一樣處理掉。但這一作法仍不能阻止聯邦黨人利用最高法院對民主共和黨人進行反擊。未拿到委任狀的治安法官威廉·馬伯里(William Marbury)與另外三個同樣情形的「星夜法官」便跑到最高法院起訴麥迪遜，要最高法院下狀紙命令麥迪遜交出委任狀，以便走馬上任。他們起訴的根據是《1789年司法條例》(JudiciaryActof1789)第13條的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則和習慣所容許的范圍內，有權向聯邦政府現職官員下達命令，命其履命其法定義務。這正是馬歇爾求之不得的機會，他立即受理了此案。這就是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2、《欽定憲法大綱》
1908年8月27日，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預備在光緒四十二年（1916年）施行。《欽定憲法大鋼》由憲政編查館制訂。包括「君上大權」14條，附「臣民權利義務」9條。前14條規定皇統永遠世襲，皇權不可侵犯；皇帝總攬國家立法、行政、司法大權，統率陸海軍，親自裁定對外宣戰、議和、簽訂條約等外交事項；有權召集和解散議會；詔令限制人民自由；法律議案未經皇帝核准，不得施行。《欽定憲法大綱》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君上大權」是主要的，共十四條；第二部分「附臣民權利義務」全文如下：「一、 臣民中有合於法律命令所定資格者，得為文武官吏及議員。
二、 臣民於法律范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三、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
四、 臣民可以請法官審判其呈訴之案件。
五、 臣民應專受法律所定審判衙門之審判。
六、 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加侵擾。
七、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納稅、當兵之義務。
八、 臣民現完之賦稅，非經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舊輸納。
九、 臣民有遵守國家法律之義務。 」
全部的憲法精神包含在最前面的兩個條文中：「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和「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欽定憲法大鋼》雖然很多條款照抄當時日本國的憲法，雖然皇權被賦予的似乎過大，但，對於這個專制歷史已經綿延了四千多年之久的古老國度來講，改革的力度不可謂不大。一些條款至今仍然閃爍著民主和自由的光輝。
清朝政府自1901年宣布實行「新政」之後，在李鴻章先生利用簽訂《辛丑條約》欽差大臣之身份，假借列強之手，以追凶之名，迫使慈禧殺掉了一百二十多名頑固的守舊派大臣（實權派、主戰派、反對戊戌變法派）之後，朝廷之中已經沒有了反對改革的勢力，清朝政府的主要官員對待民主憲政（君主立憲）的態度只剩下「緩進」與「激進」派。
李鴻章先生臨死之前這一睿智的一筆，為古老的中國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掃清了障礙，也踐行了他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諾言——「我就是康（有為）黨。」
幾個關鍵性人物：「五大臣」；楊度；袁世凱；梁啟超；孫中山。
3、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912年3月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約法》分總綱、人民、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法院、附則等7章56條。它仿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全國的立法權屬於參議院；臨時大總統行使職權須有國務員到署；法官有獨立審判的權利。它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國民有人身、財產、言論、通信、居住和信教等自由，有請願、選舉、被選舉的權利。在國家機構體制上，規定實行內閣制，內閣總理由議會的多數黨產生，總理對總統要辦的事項，如不同意，可以駁回，總統頒布命令須由內閣總理副署才能生效。 1912年3月1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公布了這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根本大法。由革命所確立的集體身份,它的特點是擯棄過去，力求從過去得到解放。革命要求開創歷史，而不是承續歷史。就徹底革新中國集體身份認同而言，《民初臨時約法》並不比其它任何革命憲法（美國1787年憲法或法國1789年憲法）遜色，《總綱》的第一、二條為「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和「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從這開宗明義的兩條就可以看出,它訴諸於再造的原則，而非歷史原則。然而這部憲法畢竟沒有得到實行。

⑦ 新中國成立至今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的三個事例是什麼

1、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行使國家權力。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是我國國家制度的核心和本質。黨的十六大以來，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時不斷地進一步加以完善。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也將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和專題工作報告作為實施監督的一項基本制度。同時對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審查工作監督的制度不斷完善。不斷完善選舉制度，充分發揮人民代表的作用。選舉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內容。1995年對選舉法進行了修改、補充，進一步完善了選舉制度。為不斷加強代表工作，發揮代表作用，1991年制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代表法的實施，對於保證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職權，履行代表義務，發揮代表作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進一步完善民主程序，加強人大組織建設。

2、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保證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
擴大基層民主，保證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會主義民主最廣泛的實踐。黨的十六大以來，根據憲法關於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的性質和任務的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相繼制定和修改了有關法律，進一步完善了我國基層民主的各項制度。在農村和城市進一步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億萬農民依照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進行基層群眾自治。1989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對促進城市基層社會主義民主產生了重要作用。

3、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供憲法保障。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不斷發展，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993年和1999年兩次對憲法的部分內容做了修改。那些修改對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具有重大的保障作用。

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取得顯著成績
圍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近十多年來，我國在民商和經濟方面的立法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為了把黨在農村的方針、政策制度化、法律化，為了促進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和重點行業的振興和發展，為了加強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我國制定或修改了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在我國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適時完成了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批准程序。同時，認真履行我國承擔的義務和承諾，進一步完善了有關法律、法規。

5、初步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黨的十六大以來，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進一步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現在，我國已經有現行法律200多件，國務院制定通過的現行行政法規6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通過的地方性法規8000多件。可以說，以憲法為核心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總體上看，我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經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6、廣大公民的法律意識明顯增強，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取得新的進展
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識，增強全民的法律意識，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法律能夠得到正確執行的基本條件。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五個在全國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決議。胡錦濤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身體力行，帶頭學習法律。中央政治局先後舉辦了多次法制講座。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建立了法制講座制度。多年來，通過普法教育，人民群眾增強了守法的自覺性，同時也提高了運用法律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意識和能力。各級行政機關開展了專業法的學習，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⑧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頒專布了臨時屬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

⑨ 中國的民主和法治發展是一個問題案例還是範例

現在對中國建立法治和憲 政民主的努力下最後的結論還為時過早。我們不知道中國能否成功達到日本、韓國、中國台 灣、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財富水平。我們也不知道中國是否也能像這些國家和地區那樣成功地實施法治，或者在人權標准和其他人類福利指標上成功達到同樣的水平。我們同樣不知道中國將在什麼時候在普遍選舉（甚至是對最高領導職務進行普遍選舉）的意義上實現民 主化，或者什麼時候會在「政體第四指數」（Polity IV Index）中得到8到10分。（美國政治社會學家特德·羅伯特·格爾[Ted Robert Gurr]於20世紀70年代創立了「政體研究項目」，現已演變為「政體第四研究」，該研究通過對各國政體的民主程度進行賦值，將各國的民主得分從0到10分為11個等級，數值越高，意味著該國的民主程度越高，其中得8-10分為成熟民主國家。--譯者注）但是，中國迄今為止的表現已經超出了預期，而且看起來正沿著與其東亞鄰國整體上相似的道路良好地發展著。
當然，對於那些以現在而不是今後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民主發展狀況作為衡量標準的人來說，當今的中國會被他們判定為是失敗的。但是，其他東亞國家處在相似發展階段時也被認為是失敗的。實際上，這些東亞國家依舊會被那些堅持對權利作自由主義解釋的人認定是失敗的，因為，這些國家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衡量標准方面的得分仍然低於同等收入的國家，它們對權利進行限制的方式與共 產主義或集體主義的解釋是一致的。如果以亞洲許多國家傾向使用的規范標准來衡量的話，西方國家也會被它們判定為是失敗的。
就像一些人所提出的，如果中國不是問題案例，那麼，它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會是一種可能的模式或範例嗎？中國或者更一般意義上的「東亞道路」是否能成為其他國家仿效的模式，這一點是值得懷疑的。首先，發展型國家一直因為經濟全球化和大多數國家的民 主化而遭受損害。而且法制改革是路徑依賴的，因而在此種意義上說，它本質上具有本土性。因此，考慮到各國初始條件的多樣性和改革進程的復雜性，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實際上，這里所提到的東亞模式過於抽象，從而對決策者而言沒有太大的用處。任何想要將其具體化的努力都要面對如下令人不快的事實，即這些東亞國家在其經濟、法制、政治制 度和社會形態上都迥然不同。不管怎樣，鑒於東亞國家民主過渡進程緩慢以及它們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作出的種種限制，許多國際活動家及其重要的國內支持者都會反對「東亞模式」。
簡而言之，中國既不是問題案例，也不是範例。的確，如果我們對法律和發展有所了解，就會知道法制改革需要人們採取務實的態度。改革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許多不連貫的決策，這些決策會使一些國家成為成功者，也會使一些國家成為失敗者。同樣，改革進程本質上不僅是本土性的，還是政治性的。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正在利用有限的資源努力克服一系列的困難。在多數情況下，中國一直能夠抵抗住那種迫使其去遵循一種特定的法制範式的國際壓力，這一方面是因為它的國家規模及其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領 導人從根本上堅持一種務實的態度。盡管國家領導人的理工科背景經常被視為不利條件，但正是這種背景培養了一種務實的、解決問題的視野，這種視野更多地是由因果邏輯而非意識形態（最新的發展理論或者最新版本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或華盛頓共識）決定的。中國領導人拒絕聽從國際專家提出的進行休克療法式的經濟改革的建議，而是選擇了一條更加漸進的道路，與此相同，中國也拒絕了盲目模仿一種自由主義民主的法治。這種更緩慢的經濟改革道路帶來了令人矚目的經濟發展而沒有導致「休克療法」的嚴重負面後果，同樣，這種符合本國國情的法制改革道路也帶來了穩定的進步。
當然，評論者可能會說，這種節奏緩慢的改革會延遲人們對中國進行評估的時間，而且會提高更根本的改革的成本。哪一方的觀點在這一辯論中會占據上風，仍有待觀察，它取決於中國改革者繼續完善法制和掃除政治障礙的能力，這些政治障礙目前阻礙了法治的完整實施，並且在將來很可能成為更嚴重的阻礙。真正的危險是，政府領導 人在政治改革上步伐過於緩慢，不能及時深入地推行法律體 系的制度改革，包括賦予司法更強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實用主義一直與如下事實有關，即面對當代出現的問題，運用創造力和智慧設計出新穎的和改良的解決方法，而這些方法本身又將導致進一步的問題，需要人們以開放的心態對其繼續進行檢驗。思想開放的改革者不能只關注西方或只關注東方，不能只向上關注國家或只向下關注公民社會，不能只關注文化和政治或只關注經濟。他們需要的是一種更符合其國情的改革道路。幸運的是，在那些實質性參與中國法制改革的人眼中，並沒有其他的改革方式可供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