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立法

A. 高考制度與科舉制度有什麼區別

答:科舉中舉的人很少，皓首窮經的書生多得是，考上了都有工作安排，混個秀才也不錯，起碼可以當個教書匠，免除兵役，見了縣老爺不必下跪，處處受人待見；中了進士，那就非常了不起了，一般都會安排個職務，很多官場成功人士，都是從進士身份飛黃騰達的。如果屢試不第的話，那就比較慘了，因為孜孜以求的，大多是貧寒子弟；經年求取功名，沒有了經濟收入，混得比較慘。
高考，已經時過境遷，考上了的，已經不再是所謂的天之驕子。君不見，多少名校畢業生拿著微薄的薪水；更多的普通大學畢業生糾結了底薪與待業的兩難中；現實中，大學生賺得不比農民工多多少。
科舉之路雖然艱難，回報卻是豐盛的，是草根改變命運的最佳途徑，也是社會實現階級流動、下層人士改變身份，上層社會補充人才優渥的生態環境。
現在高考一不能改變貧寒自己的身份，二不能實現草根的人生價值，階層流動降到最低，社會等級逐漸鋼化，貧富差距越拉越大，高考逐漸失去了改良社會秩序的功用。
總而言之，高考不如科舉，江河日下也。

B. 法律上有沒有規定高考改革需要召開聽證會

高考改革好難，到時候估計要全國專家商議決定

C. 高考法學專業分數線比較高嗎

目前高校開設法學專業的學校主要分為六種，相應的分數線也就不同：
第一種：提前版批次的高校權，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至少分數要在所在省區一本線以上30分才有把握。
第二種：名牌高校。如果北大、清華、中國政法、西南政法，至少在所在省區一本線以上50分才有把握.
第三種：一本院校。學校有好有壞，但起碼要過一本線。
第四種：二本院校。有的分數線接近一本，有的要超過二本線。
第五種：三本院校。分數線至少要過3本線。
第六種：專科。分數線要過專科線。

D. 高考地區優惠政策有哪些,在那些法律條文中有所體現,分別是哪一部那一條

這個沒立法，每年的分數線實際上屬於高校資源的配置，按照各個地方的考生人數以及學校數量達到供求平衡，分數線就相當於根據供求關系定下的門檻。比如某些大城市的高校多，那麼學生的分數線就低，因為能夠達到供求平衡，不但很容易滿足自己省市學生上學，多餘的指標可以跟其他省市互換指標。但是高校少的一些城市（除西部偏遠地區照顧外），就只能努力讀書了，因為自己所在地高校少，不能每個學生都安排，那麼只有擇優錄取，即便考到其他省市，每考出省的一個考生，都要用自己省的一個指標互換的，所以每年分數線都不一樣。

E. 高考改革有什麼意見

當前,高考改革已成為國家各級教育主管部門、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適逢《湖北招生考試》正在開展「中國高考向何處去」的專題討論,現藉此平台,將有關高考改革的思考與建議提出:建議之一:確定改革目標,提出基本框架現行高考的「基本框架」,形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定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
至今,中國國情已發生重大變化,計劃經濟體制改為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已具體為小康社會,又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高等教育也從「精英階段」進入了「大眾化階段」,今天我們已處於新的歷史高度。現行的高考已經不能適應當今中國的國情,迫切需要進行整體的、重大的改革。
據悉,教育部正研究高考改革問題。建議,首先確定改革的總目標,提出一個「基本框架」,先把基本的東西確定下來,再討論細節。建議之二:實行分類高考,把研究型大學的招生考試單獨分立統一考試的優越性是主要的,但現行統考的缺陷是「共性多,個性少」。
分省命題後,地區差異的問題可能改善,但不能解決招生學校、考生群體之間差異的問題。在大眾化階段,高等學校分為不同類型,這些大學的培養目標、對質量的要求是不一樣的(見《中國教育報》2005年12月30日)。因此,有專家建議,按學校的類型分別考試、錄取。
如廣西就曾把職業技術類的學校分離出去,根據這類學校的要求,單獨考試、錄取。這樣,可以因材施教,考生各得其所,既有利於高校選拔擇優,又有利於中學減輕負擔。目前,中央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國務委員陳至立同志指出,這對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她強調要繼續實施「211工程」和「985工程」。
她說,「建設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是關繫到建設創新型國家,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大問題,是中央經過深謀遠慮作出的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重大決策。我們要堅定不移、持之以恆地推動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建設」(見《中國教育報》2005年12月30日)。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也認為,研究型大學「應當為社會培養精英人才」(見《中國教育報》2006年1月5日)。不區別不同類型學校的不同要求的統考,可能把「精英」淹沒在「大眾化」中。建議,把研究型大學的招生考試單獨分立。在教育部宏觀政策指導下,這類學校自願參加,組成招生委員會,委託某考試機構組織考試,提供分數及有關資料;學校還可以加試,由中學按一定比例推薦德智體比較好的畢業生報考,招生學校單獨錄取。
建議之三:完善高中畢業生會考制度,或高考單獨設水平考試高考科目設置,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反反復復,始終處於兩難之中:一方面要求新生全面完成高中課程,反對文理偏科;另一方面,又希望新生具有特長。上世紀九十年代決定,由高中畢業會考承擔第一方面的任務,而考生特長則由「3+X」中的「X」體現。
然而,二十多年來,實踐結果與原決定相距甚遠,以至又出現了許多「綜合」。建議,或者完善高中畢業會考,或者由高考單獨設置一個「水平考試」,范圍包括「語數外」以外高中文化課,不計入總分,只作為資格。高考的選拔考試科目仍為「3+X」,「X」由大學選擇。
建議之四:堅決把錄取新生的權力還給高校現在高考中最大的怪現象是高等學校幾乎完全不關心高考的改革。究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定、辦」太多。因此,高考改革幾乎根本沒來自高等學校的動力。建議之五:將各級招生考試機構改變為具有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上述各項過去曾多次議論,都因「工作量太大」而告吹。
建議,各級招生考試機構改為「有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根據工作量決定人員編制,實行個人所得報酬與工作量掛鉤。建議之六:以法治考。加大考試立法、考試法制化的力度,加快考試法制化建設的速度,盡快制定考試法,可先由國務院制訂《高考條例》或《考務管理規則》。
建議之七:高考在考查知識的基礎上應注重考查能力。堅持不懈地進行考試內容與形式的改革,在考查知識的基礎上,應注重考能力。以上建議,是我長期從事考試管理實踐和考試理論研究的結果,是否妥當,求證於方家。

F. 現行的高考制度是否與科舉制度相同

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從隋唐創立科舉制度，直到晚清廢止，實行達一千多年。一個有著上千年生命力的制度，肯定有其存在的深層原因。而其最終被歷史所淘汰，亦肯定有其被淘汰的內在理由。本文試圖通過對科舉制度歷史作用及其局限的分析，探討其中的奧秘所在。 一 許多論述科舉制歷史作用的文章，都把著眼點放在科舉制對優秀人才的選拔上面。科舉制初創時起，就有不少人強調科舉制的「得人」。《新唐書·選舉志》就以進士科為代表，說：「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後世史家不辨其理，往往也沿著這一條思路展開論證，甚至可以羅列出一大批科舉出身的卓越人才，以支持自己的論點。 但是，如果再作進一步的思考，就會發現，舉出一批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並不能說明科舉制度就優於其他選拔官吏的制度。因為通過其他途徑做官的，照樣有不少出類拔萃者。在這里，個案沒有說服力。從邏輯上來推論，要說明科舉制度比其他制度在選拔人才上具有優勢，不在於你能舉出多少事例，而在於你對科舉出身者和非科舉出身者各自的優秀人才比例有無統計學意義上的數據。但是，由於歷史資料的限制，要對科舉出身的官吏進行統計，就已經十分困難，而要對非科舉出身的官吏進行統計，那更是難上其難。所以，從選拔優秀人才的角度探討科舉制的歷史作用，在現有資料條件下幾乎是難以進行的。 退一萬步說，即使能夠進行統計學意義上的分析，也絲毫無助於疑難的解決。隋唐以前，沒有實行科舉制。但我們根本無法證明，在實行科舉制以後，官吏隊伍的優秀比例要比實行科舉制以前大。誰也無法肯定，唐宋元明清的優秀官吏就比戰國秦漢的優秀官吏多。因此，用科舉制有利於優秀人才的選拔來說明其歷史作用，在學術研究上是缺乏可靠性的。 筆者試圖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即：科舉制的歷史作用，不在於其對優秀人才的選拔，而在於其對中國封建政治統治需要的滿足。從這一角度來研究，不敢說就能十分圓滿地解決上述難題，但起碼可以從另一條途徑啟發研究者的思路。一種選拔官吏的制度，能否長期存在下去，首當其沖的，是能否滿足統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能否滿足統治者的需要，又是得到統治者的重視的前提。科舉制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了其優於其他選官制度的作用。 二 從滿足中國封建政治統治需要的角度出發，科舉制的歷史作用，首先表現在它與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具有極大的親和力，高度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成熟以後不斷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 眾所周知，科舉制與隋唐以前實行的軍功、察舉、辟除等制度相比，有一個十分明顯的區別，就是科舉制的自上而下方式。軍功制的實施，有賴於自下而上的軍功考核匯報；察舉制的實施，有賴於自下而上的層層推薦；辟除制的實施，是把用人權直接交給了下面。而科舉制則大不相同，它的標准完全由中央確定，用人完全由中央取捨，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選拔官吏方式。地方上的用人自主權被中央主持的科舉考試完全剝奪。 當然，科舉制在具體實施中，也是從下到上執行的。在唐代的科舉中，是先「鄉貢」而後「省試」；一直到明清，也是先「鄉試」而後「會試」。但是，這種先下後上，只是一個先後次序問題，而不是選官的主動權自下而上的問題。唐代的「鄉貢」，已經完全不同於察舉制下的推薦，更不同於辟除制下的自行任免，地方官不過是奉命行事，按照中央規定的具體選官標准進行預選而已。明清的「鄉試」，實際上已經成為全部由中央操辦的全國統一的分區考試。這種統一的選官標准和方式，排除了地方官吏對政策的解釋權力。相比之下，漢代實行的察舉制和辟除制，與中央集權的背離是顯而易見的。在察舉和辟除制下，即使中央有關於用人標準的規定，解釋權卻掌握在地方的舉主手裡。從法學的意義上講，誰擁有法律的解釋權，誰就具有實際意義上的立法權。因此，漢代在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制後，用人權力卻通過察舉和辟除落到了地方大員手裡。漢末出現的地方割據，不能不說與察舉制和辟除製造成的「門生故吏遍天下」式地方勢力集團有密切關聯。後世史家認為，察舉和辟除造成了地方長官和屬吏之間的宗主關系和人身依附關系，「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王夫之：《讀通鑒論》)。科舉制則完全不需要地方官員解釋，也就不存在地方官員的用人權，中央集權的精神，在科舉制創立以後得到了徹底體現。科舉制度下產生於地方的「鄉貢」、「舉人」，誰也不會認為自己的「貢」、「舉」是出於某一地方官的恩典。更重要的是，即使讀書人取得了「鄉貢」頭銜或初級功名，也必須經過全國統一考試才能決定取捨。這樣，地方官員的選人權力就完全被科舉制剝奪殆盡，官吏的產生方式同中央集權的要求十分相應，不可能再通過選官造成妨礙中央集權的地方勢力。地方大員可以通過其他途徑結成私黨，那則是科舉制度以外的問題，如唐代藩鎮的「入幕」，清初吳三桂的「西選」，正好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 正因為科舉制度高度適應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所以，得到了隋唐以降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在科舉制創立之初，李世民曾有一句名言。他看著新科進士從門中魚貫而入，得意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中矣！」顯然，李世民的眼裡，不僅僅看到了新科進士是人才，而是看到了原來「各為其主」 因此，科舉制度與現在的高考有其關聯對應性，國家正在一步步完善各項不足，一項制度的實行必定有利有弊，怎樣做到盡善盡美正是中國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為國家輸送和培養各行各業的人才還是付諸於現在高考的制度，必須做到公平原則，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國民綜合素質，這是振興中國的必然之道

G. 理科生可以報考法律嗎

理科生可以報法律。

近年來法學專業一直是文理兼收的專業，理科生一般來說是可以報考法學專業的，但在每年高校招生計劃發布的時候，也可能會有一些變動。

高中學理科能報考大學法律專業，根據招生目錄，法律專業招生中在文科和理科招生都有涉及，因此高中的文科生理科生都可以報名法律專業。

但是文科招生與理科招生 一般是分開的，具體報考時你參考下招生目錄就可以。可能具體的學校還有不同的政策，但總體的原則上文科和理科都能報考法律專業。

大學時法律專業的學生里，高中時有文科的也有理科的，但理科相對少些。
法律專業一般是法律系。因此是可以的。

(7)高考立法擴展閱讀

法學就業方向

傳統觀念認為，法學專業畢業的學生，會從事法官、檢察官等社會地位高、收入高的職業，因此，很多家長同學比較偏愛法學專業。很多報考法學專業的同學也希望畢業後做法官、檢察官、高校教師等社會地位較高的工作。

其實，這種工作對同學們的院校背景或學歷水平都有相當高的要求。

法學專業介紹

系統掌握法學知識，熟悉我國法律和黨的相關政策，能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特別是能在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仲裁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從事法律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主要學習法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受到法學思維和法律實務的基本訓練，具有運用法學理論和方法分析問題和運用法律管理事務與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

參考資料

網路-法學類專業

H. 我國的高考制度存在那些問題

一、宏觀社會經濟原因

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我國高校招生面臨的經濟社會環境已發生很大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對高等教育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對高校招生的改革和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一方面，以市場經濟為特徵的經濟社會形態已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在法律的框架內自由、平等競爭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公平、公正已成為現代社會的顯著特點。在轉型時期，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維權意識的增強，社會對高校招生公平、公正的呼聲日漸高漲。但在人們強烈要求社會公平公正的同時，法制還不健全，社會不夠誠信，並未提供一個適於公平公正競爭的社會大環境。從理論上講，高校招生必須貫徹德智體全面考核、擇優錄取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鼓勵和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但是，從高校招生考試的過程和結果看，高校錄取新生實際上更多地是以高考成績作為錄取依據，很多時候甚至是唯一依據。多年來，為克服這種單一的錄取方式所造成的弊端，曾在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綜合考核評價考生等方面進行過多次探索，如錄取保送生、免試生等，試圖改變這種現狀；但是，從實際情況看，各種問題相繼而生，保送與免試入學等制度只能廢止。人們普遍痛恨用弄虛作假來競爭，考試的辦法至少在形式和程序上較為公平。以致今日，高校招生有繼續強化以高考成績作為唯一錄取依據的趨勢，高考成績在高校招生中的分量越來越重，「智」似乎成了唯一，而「德」和「體」可以忽略不計。從根本上講，這是高校招生在法律缺位、誠信缺失環境下無可奈何的沉重選擇；同時，也是轉型時期的特徵在高校招生中的客觀反映，是高校招生面臨的一種「兩難選擇」。

二、自身制度的缺失和外部環境的局限原因

制度的缺失主要是法律缺位。高校招生工作的主要政策依據是教育部制定的年度文件和各省市招生委員會(教育廳)制定的規定及實施細則。這些規定和實施細則不可能從法律層面上明確高校、考生、招生考試部門、教育行政部門等在高校招生中的權利、責任和義務。一方面，由於是年度文件，每年都有變化，缺乏系統性和普適性；另一方面，因不是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不具有廣泛的適用性。雖然高校招生在《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制定了一些基本原則，但是由於缺乏系統完備的法律進行規范，實際上我國高校招生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這是我國高校招生工作面臨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礙。外部環境的局限主要是誠信缺失。高校招生缺乏一個遵紀守信的社會環境，高校招生各個主體誠信行為缺乏比較普遍。如考試違規舞弊，高校亂收費，中途改變招生規則和做法，對考生作出不真實鑒定及錄取新生不報到等。正是因為誠信缺失現象比較普遍，建立良性的高校招生體制和機制基礎薄弱，越發困難重重。

三、過多強調管理和共性，存在著「重物輕人」的傾向

在目前我國的高校招生中，往往過多強調的是統一、共性的特質，忽視或者說無法顧及個體和個性。這種「重物輕人」的現象，其實質是以管理為本，以共性為本。主要表現形式為三個「一」：一是「一考定終身」。考生在6月的「黑色三天」參加集中統一的高考，並根據這三天的高考成績，決定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或能上哪一層次的高校。二是「一次填報志願定終身」。考生在信息掌握受到極大局限的前提下一次性填報志願，在某些時候志願的選擇比分數更重要，填報志願成為一種「博彩」，考生以前途和命運作賭注。三是「一次性集中錄取定終身」。通常高校招生錄取是在較短時間內(一般一個批次的錄取時間為5天左右)以及在集中、封閉的狀態下，一次性決定考生是否錄取以及錄取到什麼高校。這種錄取方式類似於工業生產流水線的操作方式，是將每一個考生「物化」後按照統一標准分類進行批量「物質生產」。這種錄取制度和運作模式的局限性表現為：一方面．高校招生的自主權和選拔人才的多樣性得不到充分體現，只能以高考分數為主要甚至是唯一判斷標准；另一方面，高校和考生的知情權得不到較好的滿足與保障，高校無從了解考生在能力和品行方面的表現，考生也很難了解高校的情況。由於填報志願和錄取時間較短，多數考生對自己填報高校的有關情況了解並不全面，這是近年來錄取新生不報到人數呈上升趨勢的主要原因。最終結果是在統一分數標准之下，錄取的是統一「模式」的考生，置高校的多樣化需求和考生的個性於不顧。

四、高校招生負荷過重，與其內在要求不匹配

我國高校招生承擔的作用，大體有三個方面：一是為高校選材；二是為基礎教育導向；三是為社會的公平負責。尤其是作為基礎教育的導向，直接影響中小學教學活動，是導致我國中小學應試教育比較普遍的重要原因。同時，由於肩負著為社會公平負責，導致高校招生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敏感性，始終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發生在高校招生考試中的任何一個細小事情，都會成為全國性的具有轟動效應的大事件。有專家指出，在高校招生考試問題上，老百姓和政府是雙向脆弱，巨大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並存。從本質上來講，高校招生與其內在要求相匹配的主要職能應是承擔為高校選拔和區分人才，對社會公平負責和為基礎教育導向的作用應該逐步弱化。

五、高校招生報考人數太多，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太快

一是報考人數和招生人數急劇增長。伴隨著高中生高峰期的到來，考生人數急劇增加，從1999年的288萬，持續增加到2009年的1020萬。但是，現有的高等教育資源全面緊張，特別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緊缺矛盾更加突出，難以滿足高校招生繼續快速增長的需求。所以，高考升學的競爭尤其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同時，由於報考人數和招生人數急劇增長，原有的工作系統和工作模式已不能適應，這對高校招生和考試的性質、功能、組織和管理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考試評價和選拔錄取方式也都必須改革。二是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是在快速發展中完成的。在過去短短的幾年中，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翻了兩番，進入了國際公認的大眾化階段；規模達到世界第一，用較少的投入辦了規模最大、質量較高的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發展，一些在短期內尚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困難集中暴露在招生工作領域，增加了規范招生管理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如一些地方存在的辦學經費不足、發展不均衡、獨立學院和民辦高校管理不規范等問題，已成為引發少數地方、高校亂收費和違規招生的重要原因。

六、高等教育大眾化，使高校招生由選拔性向選拔和區分並重轉化

近幾年，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實現了歷史性跨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004年達20％，超過15%的標准，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國家行列。從現實情況看，隨著高校招生門檻的降低，只要家庭經濟條件許可，絕大多數考生只要參加高考就能被高校錄取，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中的標志性事件，它意味著高等教育整體結構已經發生深刻變革，就必然出現高等教育辦學模式的多樣化、資源籌措的多元化、教育機會的開放化和高等教育質量的多元化。與此同時，與精英教育時代相適應的高校招生制度，就必然面臨新的變革，高考的功能已從精英教育階段的「選拔」性考試逐步向「區分」性考試轉變，高校招生所具有的功能不僅僅要為高校選拔精英，還要區分不同層次和類型高校教育的對象。由於高校辦學定位和辦學水平的差異，高校入學選拔制度不可能廢除，部分重點高校招生還應嚴格選拔；但是，從總體上看，傳統的以選拔為主要功能的高校招生制度，必將被日益多樣化、靈活化、開放化的考試和錄取方式所取代。這是高等教育大眾化對高校招生改革提出的要求。

七、我國現行用人制度存在一定的消極影響

傳統用人觀和正處於新舊交替轉軌時期的現行用人制度對高考制度也還存在著一定的消極影響。一是在人才使用方面的「高消費」。高消費一般是指人們在購買商品時以超過自己的消費能力或者以昂貴的奢侈品為購買對象的一種行為，是一種非理性的消費行為。而人才高消費則是指用人單位在招聘人才時不以崗位需要為依據，一味追求高層次人才的做法。近年來，隨著我國高校的不斷擴招，畢業生就業人數大幅度增加。畢業生求職時競爭的激烈程度加大，同時就業市場開始轉變為買方市場，使用人單位在選擇人才時有了更多的餘地。這給人才「高消費」提供了可能。許多用人單位在對自身人才需求並不晰的情況下，片面追求高學歷人才。結果，高職畢業生可以勝任的工作卻要招本專科生，本專科生的工作招研究生，依此類推。人才使用的「高消費」，使得人盡其才無法實現，扭曲了人力資源的正常投資行為，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這種不良的用人觀念導致了社會對高學歷的追求。二是在人才評價方面的「重學歷」。一些用人單位在人才評價標准和人才評價的具體過程中還存在偏重知識因素、看重學歷背景，忽視品德、能力和業績的現象，做不到不拘一格選人才。比如，一些單位在評價人才時，單純依據學歷對人才進行簡單的分類，並以此作為待遇區分的標准。諸如此類用人方式的存在，導致學生在選擇學校和專業時，片面追求名牌大學和所謂的「熱門專業」等。三是在人才晉升方面的「官本位」。長期以來受官本位思想的影響，社會上仍存在傾向於將那些具有一定行政級別的人看作是優秀人才的現象。人們將職務高低作為衡量人才的標准，將職稱與行政級別相對應，這種「向官位看齊」的做法，也導致一些學者在科研和教育的過程中，追求行政官職。四是在人才管理方面的「身份制」。身份制是中國計劃體制下的一種身份等級制度，它將社會成員按職業劃分為農民與市民、幹部與工人，按所有制形式劃分為全民所有制工人和集體所有制工人，按行政級別劃分為科、處、司、部等級，不同身份的人享有不同等級的待遇。

八、新聞媒體的宣傳導向有偏差

當前，一些媒體在談到素質教育的極端重要性時，總會痛切地反思只重分數、不重能力的「應試」教育，但每到高考結束，又會津津樂道地大談升學率。雖然有關部門早已發出不提倡宣傳中招和高考「狀元」的通知，然而上面是明令禁止，媒體卻是我行我素。從網路網站的搜索顯示，每年關於「狀元」的新聞報道高達數千條。一些媒體把「狀元」神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對高考「狀元」的宣傳，從對其本人的專訪，到對其應考的輔導資料的宣傳，到對其所在學校的宣傳，再到對其家人的宣傳甚至發展到對其經紀人的宣傳。一些媒體還大肆宣傳科舉文化、狀元節、狀元跨馬遊街等活動。一些媒體甚至與企業結合，組織全國各省的高考狀元聚會。不少媒體對於「狀元」的報道，無論巨細，跟蹤炒作，為應試教育推波助瀾。
對高考的部分批評報道，給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家長帶來較大壓力。2004年高考招生之際，由一些媒體追問的「南京高考之痛」，引發了一場全國關注的教育大討論。當時，江蘇一家發行量較大的晚報推出了以「追問南京『高考之痛』」為題的連續報道。該報記者在高考錄取尚未結束時，僅以二本上線人數為准，即對當年南京高考平均分、本科線率等指標的排名情況進行了披露：「南京本科(實際為二本以上)達線考生比去年減少了600人……又一次落在兄弟城市後面」，記者在引導讀者反思「高考之痛」的緣由時，提出了「推行素質教育就考不好」、「家教凸顯管理漏洞」等問題。關於「南京高考之痛」的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市民、家長紛紛訴諸媒體，指責學校不抓升學率，只抓素質教育沒有用；有的學生抱怨學校組織社會實踐佔用了學習時間；一些教師、專家也紛紛在媒體上發表不同看法……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干擾下，許多學校亂了方寸，高考升學率成了學校唯一追求的目標。多年堅持的素質教育目標被丟棄一旁，加班加點復習、反復做模擬試卷、層層統考又卷土重來。據了解，盡管2004年高考招生結束時，南京市公布的本科錄取率為40．12％，高於全省36．7％的平均水平；本專科合計的普通高校錄取率為82．89％，高於全省76．5l％的平均水平。但業內和社會上對「南京高考之痛」的討論並未平息，北京、廣州、深圳、青島等地媒體也相繼刊登了相關報道。媒體公開指責「高考之痛」反映了社會仍然是以升學率作為教育的評價標准，強大的社會輿論迫使教育在開回頭車，走應試教育的老路。北京一家教育刊物為此撰文「南京淪陷和素質教育的悲哀」，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媒體的各種高考廣告起了負面導向作用。眾多媒體刊登的一些重點中學、民辦學校的廣告中，以醒目的字眼渲染升學率。一些地區和學校在媒體上刊登大幅廣告(專版)展示高考成績。很多報紙前面講如何搞素質教育，後面宣稱「買我一套方案、指南，讓神童走進千家萬戶」，「你的孩子可以變成神童，4歲能做××，6歲能做××。報紙的正面反映學生負擔過重，後面則是加重學生負擔的應考資料。每到高考分數公布後，一些高考升學率在當地居前列的中學就會在報上大作廣告，稱自己在當年高考中「又是贏家，全校高考均分超出全省平均線××分，600分以上高分者有××人」。一些報紙上還赫然登出：「熱烈祝賀X
X中學今年高考取得歷史性突破!」「全面超額完成縣教育局下達的高考指標，本科上線率超出縣教育局指標××％，一批學子考入重點大學!」等醒目廣告。

I. 關於高考犯錯誤的處罰問題~

目前我國在考試作弊這方面的立法還處於空白狀態，也就是說高考作弊被抓到，就算情節十分嚴重，目前來說也沒有什麼法律依據來進行處罰！

但是這個事情絕對會被記錄在檔案里，你的大學生朋友估計會被學校記過，甚至開除都有可能。

警方拘留的話，估計2天左右就出來了，因為這方面確實找不到判刑的依據，

不過，教育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已建立了防範和打擊利用無線電設備在高考中作弊的協調工作機制，對於確認屬於涉嫌作弊的無線電信號，公安機關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對相關人員予以處罰，造成嚴重後果、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所以，如果你們確實是用無線電傳遞答案的話，估計會被罰很多，然後關一個星期左右...

至於刑事責任這個可以忽略，首先我國刑法立法中沒有關於考試作弊這方面的條款，其次只要整個過程里沒有傷害到其他人，也沒有什麼危害行為的話，就完全沒有刑事責任的。

PS:如果真的像你說的那樣是以「涉嫌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立案的，估計事情就大條了

我們都知道高考的試卷，答案，等等，在未啟封前，都是屬於國家機密的，

而考試前通過任何渠道獲得的答案，或者試卷內容，都屬於「非法獲取國家秘密」

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保守國家秘密法的規定，故意或者過失泄露國家秘密，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定:「以竊取、刺探、收買方法，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就是說，如果你朋友真的通過什麼渠道獲得了答案的話，這兩條中至少有一條是可以用在他身上的。

但是~~鑒於我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有個漏洞可以鑽。

對於售賣作弊電子設備或將他人所作答案傳給考生的行為，刑法對此沒有相關規定。
所以~~只要能夠證明你們購買的只是電子設備，而沒有買答案，或者沒有買到真正的答案，只是把別的考生所作的答案傳給你親戚~~這樣的話，就不能以刑法條款來處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