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禮治發生在兩種

A.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區別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

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B. 法治，人治，禮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是什麼

法治與人治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法治是個舶來詞。遍考我國現代之經、史、子、集，我們都無從找到"法治"這兩個字的組合。
1 根據學術界的通常觀點，最早使用"法治"一詞的是梁啟超。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人治主義"和"法治主義"的概念，並用之來概括中國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自此，"法治"一詞才在中國傳播開來。
在一些中國法學家所編寫的工具書上，往往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層內容：其一為中國古代法家提出的治理國家應該專用 法律 的主張，這些思想家往往認為，一個國家只要有明確而穩定的法律制度，一切行動都依法而行，則國家可治；其二為西方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為反對君主專制和封建特權而提出的依據法律治理國家的政治主張，法治的要素往往包括法律至上、頒布憲法、"三權分立"等，從法律上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
2 這樣，我們所說的法治實際上是兩個不同含義的片語所組成，且這兩種法治的內涵、價值等諸多方面都有著較大的差異乃至是大異其趣。我們當今所言的"法治"一般是指後一層涵義，因此，在這意義上而言，"法治"並非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土壤上產生出的概念，而是西學東漸的產物。而我國先秦所謂的法治一般被稱為"中國傳統法治"。
3 中國傳統法治思想的出現，是作為儒家的"德治"思想、墨家的"兼愛"思想的對立物出現的。在當時諸侯紛爭、動盪不安的 時代 ，法家不承認德治、禮治能夠實現國家的富強。"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知之患也。
"4"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
"5 國內大多數學者所認為的中國傳統法治是相對於"禮治"、"德治"而言的，西方法治則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結論從這方面看也是不無道理的。
6 誠然，"人治"的定義及其與"禮治"、"德治"的關系還是學術界尚待廓清的問題。
7談到"人治"，大多數人會想起儒家的"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8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在政治制度中，無論是人的因素還是法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法治中有人的因素，人治中有法的因素，因為"徒法不足以治國、徒善不足以為政"。當然，我們如果把人治國家當成一種 歷史 上所存在的政體形式的話，那麼它就不是一般地強調人在治理國家的作用，而是表示一個人或者少數人具有改變或者決定國家命運的權利和作用，因此我們也不能夠以當今的人的因素在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而肯定人治國家的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而言，"劃分法治與人治的最根本的標志，應該是在法律與個人（或少數執政者）的意志發生矛盾沖突的時候，是法律的權威高於個人意志？還是個人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權威高於任何個人意志的治國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權威臣服於個人意志的治國方式都是人治。
" 9 回歸到一個常識性的主題上來，就是要回答法大還是權大的問題。
中國 傳統法治思想，確是從實現國富民強，加強君主專制權力的基礎出發，來論證法治的合理性的。"尚法不尚賢"並不是對"人治"的否定，把中國傳統法治思想概括為人治下的法治或者說本質上的人治主義也是符合事實的。同時，中國的傳統法治較多是"刑"的角度去 分析 和把握，"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
"10更多地帶有工具理性的色彩，在排斥"德治"的同時往往採取一種非道德的 政治 學說，把法治與價值判斷相分離。
從一定意義上而言，西方政治文明 發展 的過程便是民主與法治兩大觀念相輔相成不斷融合沉澱的過程。
11古希臘政治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層含義："已成立的 法律 秩序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12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奠定了西方綿延不絕的法治傳統。由此而言，法治包括了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法治的實施要拒絕人治，第二，法治的價值追求至善。亞里士多德通過對人性進行深入分析後，指出"讓一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獸欲，雖最好的人們未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的時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 影響 的神祉和理智的體現。
13在一些西方政治學辭典中，大多數學者對"法治"的解釋也大體圍繞這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闡發。
14 英國著名法治思想家哈靈頓曾經論述到，"共和國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
15 就第二層含義而言，法治中所體現的價值追求在經歷了歷史的積淀之後現在仍然是西方自然法學派所倡導的一個核心理念。

C. 鄉土中國禮治和法治的區別

費孝通老先生的《鄉土中國》雖然只是薄薄的一冊，讀起來卻極有味，費老先生對鄉土中國的深深情感更是充滿字里行間。讀罷此書，受益無窮。

不過在該書關於《禮治》這一個章節，讀了後，還有稍許不同感受。

該章節首段摘錄如下：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對稱，而且認為西洋是法治的社會，我們是「人治」的社會。其實這個對稱的說法並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權力來支持，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並非沒有人的因素。

由此費老先生推論出說：

這樣說來，人治和法治有什麼區別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對面，意思應當是「不依法律的統治」了。統治如果是指社會秩序的維持，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社會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麼力量就可以維持，人和人的關系可以不根據什麼規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據法律，根據什麼呢？望文生義的說來，人治好象是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的意思。我很懷疑這種「人治」是可能發生的。

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

對於費老先生提出的禮治說法，我覺得頗有道理，以此來表述中國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也無不可。關鍵是，費老先生對於法治的理解，我認為有所偏頗了。

中國傳統社會有沒有法律？中國當代社會有沒有法律？都不能說沒有，但是中國的歷史上也好，現當代也好，能稱得上法治社會嗎？肯定不能。那麼假如承認費老先生所謂中國的傳統統治模式是禮治，那麼當代社會還是禮治可以概括么？顯然不再像費老先生所說：「禮是合式的路子，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而能解釋了。

D. 人治與法治在哪方面不同

一、強調內容不同：

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

二、意志來源和代表性不同

法治是多數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的表示，全民意志的表示；而人治是一個人的意志，憑批示。如古代帝王經常凌駕於法律之上，僅靠皇帝一個人的意願來決定。多數人之治和個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來源和代表性不一樣。這是法治和人治的最重要的區別。

三、政治思想

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

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人治主張依靠道德高尚的聖賢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儒家重視人治，主張為政在仁；法固然不可缺，但執政者「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主張君主以身作則，施德行仁，並尚賢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禮治，以達「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的境界。主張把人治與禮治、德政結合起來。

E. 關於法治高於德治的辯論材料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民族浩劫,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和社會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狀況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人們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中國應當如何從"人治"過渡到"法治"。人們在提出"官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呼喚的是"依法治國",所以法治建設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法治建設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毫無疑義。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單憑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夠解決當前中國存在的所有的社會弊病和問題呢?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對於源自西方社會的"法治"的真正含義和實行的條件並不清楚,或者說認識並不統一,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指責中國"人治"弊病的同時,認為西方式的"法治"是萬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詳盡的法律,在解決社會矛盾和人們行為規范方面的一切問題也就統統迎刃而解。可是在現實社會當中,問題卻並不這么簡單。首先,近年來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的各項法律已經相當多了,應當說人們的行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姦犯科"的人卻越來越多,案子也越來越大。其次,隨著我國社會近年來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人們的收入和消費水準不斷提高,按過去的說法是人們應當有物質條件來遵守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了("知恥"),但是近來反映在現實社會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現的問題不是減少了,反而有不斷增加之勢。

現在無論是從人們的街談巷議還是新聞媒介的報道來看,對於社會上普遍的道德水準均有"世風日下"之議。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無可指責"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邊有人受重傷須送醫院搶救,許多過路車輛就是不停車;有個別過路人好心把傷者送到醫院,反被傷者家屬訛詐。遇到歹徒行凶,許多人畏縮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與歹徒搏鬥,其餘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觀。公園里兒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數千人圍觀而無人下水。至於製造偽劣商品、偽造證件文書、在經營交易中的損公肥私等現象,更是比比皆是。當你詢問人們對這些行為的看法時,他們會一致地譴責其為"不道德"的行為,但一旦這類事件再次發生,你會發現大多數當事人、旁觀者的行為依然如故。為了防止和懲罰這些不道德的行為,國家不斷頒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懲罰辦法,對不贍養老人、虐待兒童、見死不救、造假等行為進行懲罰。但是實際效果又如何呢?憑靠不斷地增加和細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轉當前"世風日下"的趨勢?近年政府對"見義勇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從人們的內心深處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問題。

我們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標前進,但是憑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決中國社會中當前普遍存在的道德問題?何況在現實社會中有許許多多的不道德行為其本身並不直接觸犯法律。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幾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的傳統社會都採用了哪些辦法來使人們的行為符合普遍的道德規范?其中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對於今人是否能夠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罪"與"孽"

從古至今,中國人常常用"罪孽深重"來形容做壞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細思考,應當說"罪"與"孽"在其與法律的關繫上是有區別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觸犯了法律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刑事訴訟、法庭判決來對其行為違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測度並給予具體懲罰的。而"孽"則主要是指不直接觸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違反了社會普遍道德准則的行為,這些行為受到世人的道德輿論譴責,當事人如有良知,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對於"犯罪"與"作孽",中國民間社會把兩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將會受到朝廷刑律的懲罰,而後者則會遭受"天譴",受到神靈和冤鬼的懲罰。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雲南知識青年返城後經歷的電視連續劇《孽債》。為了取得婚姻上"單身"的資格而能夠返回上海,他們與當地的妻子離異、相互離異並把孩子寄養給當地農戶,他們當時的動機可以理解,行為也沒有觸犯法律,但卻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們受到傷害,並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責之中,通過幾個赴上海尋親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瀾而生動地表現出來,一個"孽"字在這里使用得就十分貼切。

《辭海》對於"孽"的解釋有五種:(1)古時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壞事,罪惡(《書·太甲中》:"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災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種解釋久已不用,人們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說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種解釋,指的是人做的壞事和罪惡,而且其懲罰是無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小孩子自懂事時起,人們就在對他灌輸樸素的道德規范,當他由於無知而折磨小動物時,老人就會搖頭說,"不要作孽呀"。當一個貧苦的童養媳被餓飯、被毆打時(這在當時既不犯法也不違禮)

,鄰居們就會搖頭說,"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戰爭時期,當一個村民為邀賞向日寇出賣抗日戰士時,人們會說,"作孽呀,他怎麼不怕出門被雷劈死"。可見,"孽"是與良心和良知相關的,不一定由這個世俗社會的法律來評判與懲罰,而且有時甚至與當權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違背的(如漢奸的行為符合當時"政府"的規則,但被民眾所不齒)。

官方的法律總會有漏洞,執法者也難得做到"明察秋毫"並把犯法者統統繩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師爺所說"大致古今律法,不論如何細密,總有漏洞",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在設法利用這些漏洞以謀私。但是,與觸犯世俗法律的行為相比,"作了孽總是要遭報應的",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報應也許在現世("現世現報"),也許在陰間,也許在來世;這些報應也許應在本人,也許延及子孫。從"報應"的觀點看,"孽"與我國的民間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律法"與皇權有著密切的關系,"禮教"與儒家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樣。

法治的刑律所針對的是對人身、財產的侵害,並制定了詳盡的懲罰辦法,也就是所謂"他律",憑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間所謂的"作孽"觀念主要譴責的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圍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婦女、兒童甚至其他生靈(牲畜、貓狗等),譴責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強欺弱、詐騙、無信義、向官府進讒言等)。對於"作孽"行為的懲罰主要是"天譴"式的報應(死後在陰間地獄中受苦、來世托生變驢變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為償還孽債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懲罰。人們根據社會普遍倫理與道德規范來行為,自覺自願地不去違背或觸犯這些規范,即是人們的"自律"。

薩姆納(W.H.Sumner)認為,在行為規范方面的民俗為社區大眾所長久接受之後,會產生一種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會過程,而轉化為"民德"(Mores,民間道德規范),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宗教或懼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原本產生於民眾日常生活與行為中的民俗(習慣性行為),經由原始宗教或懼鬼或魔術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轉化之後,成為具有約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間道德規范)。違反這一"民德"的行為,就是作孽。

二、"人治"、"禮治"與"德治"(道德規范)

"所謂人治與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那種把"人治"理解為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關系,而沒有一定的規范可守,這種"人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中國傳統社會中實行的乃是一種"禮治秩序"。當然,那些"開國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規范時是會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多少會帶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們也會受到社會傳統規范的束縛,不可能隨心所欲。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是通過紳權來實施的"禮治",並把其與西方社會的"法治"作為相互對立的兩種法律制度。但是,與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區紳權的)"禮治"相對應的,應當說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還存在著由於民間道德規范約束而在民眾生活中實際發生作用的"德治"(以"積德"為宗旨,以善惡之報為法則),或者說存在著民間的對於一般行為的普遍性的道德規范。當然這一提法(稱之為"德治"並與"法治"、"人治"、"禮治"相並列)還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論證,但只講"禮治"並不能完全涵蓋我國民間的全部道德規范。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禮治"是有其特定含義的,"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禮"是特定文化中由聖賢制定的行為准則,而不同於民間樸素的倫理規范(民間的"積德")。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治"、"禮治"、"法治"這些列於經傳的、與政治權威相聯系的行為規范都可以歸類於人類學所說的"大傳統",而一些流行於民間樸素的道德規范(民間的"德治",訓誡人們"不要作孽")也許可以歸類於"小傳統"。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了"法律"、"禮"和"道德":"禮……顯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於普通所謂道德。法律是從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力所加之於個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網,逃得脫還可以自己驕傲、得意。道德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見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棄,是恥。禮則有甚於道德:如果失禮,不但不好,而且不對、不合、不成。……禮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講明了"法律"、"禮治"和"道德"三者之間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禮"被傳統社會認為是士大夫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但這是由統治者為維護"三綱五常"和"尊卑有別"社會秩序而倡導並"教化"民眾的正統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規范。而民間的道德則源自於民眾中多少帶有些自發性的如"積德"、"從善","惻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樸素的觀念。

所以,"禮治"與"德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禮治"的行為規則是維護君權、族權、父權、夫權和鄉紳利益的,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電影《家》非常生動地說明了"禮教"的"吃人"與不道德。在一些社會場景中,"禮治"壓制了民間的樸素道德觀。如"禮"所維護的"三綱五常"推崇"烈婦",年輕寡婦自殺殉夫是會受到家族、社區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貞節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後會嘆息落淚,說這是"作孽"。雖然儒家推崇的"守禮"與民間流行的"積德"在某些行為規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時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說明兩者之間也存在沖突(如寡婦殉夫),所以"禮治"並不能等於以樸素道德觀念來規范人們行為的"德治"。這里稱"德治"並不是指由統治者推行的"治理之術",而僅僅表示一種行為規范和相應形成的多少帶有自發性的民間的社會秩序。

我國傳統的農村,幾乎村村都有廟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觀,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龍王和當地"有靈驗"的地方神癨\。人們會到城隍廟里去求簽問卜和哭訴自己的冤屈。民眾對於"作孽會遭天譴"的敬畏形成了他們在思想和行為方面自我約束的某種"德治"的精神基礎和文化氛圍。但是這種民間樸素的"德治"自解放以來,隨著歷次政治運動的滌盪已不復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義"對其他人(包括親戚、同事、鄰居、老師等)進行的關押迫害、人身侮辱、武鬥等等行為,從傳統道德的觀點來看都是"作孽",但是卻成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時髦行為。"鬥私批修"可以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禮",而這種"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的"紅色禮治"與封建社會的"禮治"一樣在實踐中同樣有違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時,解放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運動直接與全面地沖擊了民間宗教,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摧毀了民間關於"積德"和"作孽"會遭報應的信仰體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遠山區與世隔絕的村落里的人們,現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們已經不大會對孩子們講"不要作孽"這樣的道德訓誡了,恐怕向孩子們重復頻率最高的是功利主義的訓誡"好好讀書,將來才能掙錢做官,才能有出息"。"孽"這個詞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現得越來越少了。這標志著社會的發展呢?

還是某種意義上在道德方面的墮落?

在強調法律的同時,社會中關於"孽"的意識的普遍淡化,不考慮做了"缺德事"是否會"遭報應"或者根本否認"報應"的存在,是否是當今人們行為中道德水準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認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會權威,那必然是一種強權就是公理的混亂狀態"。

中國民間的傳統道德規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國在規范社會行為方面的某種民間鄉土資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梳理中,在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再認識與達到"文化自覺"的過程中,這也許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罪與孽:中國的"法治"與"德治"概說

⊙馬戎

三、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與實為"治法"的"法治"

人類自形成為社會之後,就必須產生一定的規范來防止個人、群體之間的沖突和相互損害,為處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糾紛制定一系列調解和懲罰規則。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並強制執行的國家法(訴諸於國家法的稱做"打官司"),也有流行於民間"約定俗成"的習慣法(訴諸於民間習慣法的稱做"私了",即糾紛的"私下了結")。

人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法律的作用評價不一,有的人批評中國缺乏西方社會那樣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會的發展缺乏明確的規則;另一些人則基於對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懷疑,從而從自然法的角度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倫理的重視和追求"無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於中國傳統社會法律的這兩種不同觀點,可以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從法律所涵蓋的不同行為對象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運作。

費正清認為中國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則為基礎的,是支持國家權力而不是限制專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統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眾避之惟恐不及的東西"。中國歷史可分為"亂世"與"治世","亂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罰來把偏離社會規范的各種行為糾正回來。

在西方,"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而"人治"被認為是隨意性的、沒有客觀標準的、體現的是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中國傳統社會通常被認為是"人治"的社會。但是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除了個別皇帝的意志給當時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歷朝歷代還是循著"禮法"在統治。儒家主張"禮治",重視道德倫理對人的教化作用,提倡"無訟";法家主張"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視的是刑律的實施,用懲罰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當然,法家強調法律的作用,也暗含著對君主"人治"的限制在裡面。但是,這種"依法而治"(Rulebylaw)與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與其稱之為"法治"不如稱之為"治法"。

四、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國家法、民間法與民間的道德規范

F. 鄉土中國禮的概念

禮俗社會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從社會秩序維持的角度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相對於法理社會而言。 我們喜歡劃分「人治」和「法治」， 費孝通提出「禮治」的概念，他認為禮治社會是並不能在變遷很快的時代中出現的，這是相同社會的特色。
中文名
禮俗社會
外文名
gemeinschaft
出處
鄉土中國
特點
相對於法理社會而言
概念
禮俗社會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從社會秩序維持的角度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相對於法理社會而言。按照通常的做法，我們喜歡劃分「人治」和「法治」，認為傳統社會是「人治」，而現代社會是「法治」。費孝通認為「人治」概念容易讓人誤解，似乎傳統社會是個人按照自己主觀意願，隨心所欲進行統治；而「法治」的實質是「人依法而治」，其實也具有人的因素，因而「人治」與「法治」的劃分並不準確。於是，費孝通提出「禮治」的概念，他解釋說：「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於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據的規范的性質。」（P49）如果說現代社會是法理社會，則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從性質上說，「禮並帶有文明的或是慈善的的意思，禮也可以是殺人的、野蠻的」。(P49)「禮是社會公認的合式的行為規范，合乎禮的就是說這些行為是做得對的，對是合式的意思。"（P50）禮和法一樣都是行為規范，「但禮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維持規范的力量」，「法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P50）「傳統是社會所積累的經驗。行為規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們的行為已完成社會的任務，社會的認為是在滿足社會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禮並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禮是主動的。」（51）「禮治從表面看去好像是人們行為不受規律拘束而自動形成的秩序。其實自動的說法是不確，只是主動地服從成規罷了。」「禮治的可能必須以傳統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問題為前提。鄉土社會滿足了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禮來維持。」（P52）「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不管一種生活的方法在過去是怎樣有效，如果環境一改變，誰也不能再依著法去應付新的問題了。所應付的問題如果要由團體合作的時候，就得大家接受個同意的辦法，要保證大家在規定的辦法下合作硬度共同問題，就得有個力量來控制各個人了。這其實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謂「法治」。」（P52）「法治和禮治是發生在兩種不同的社會情態中。這里所謂的禮治也許就是普通所謂人治，但是禮治一詞不會像人治那樣容易引起誤解，以致有人覺得社會秩序是可以由個人好惡來維持的了。

G. 法治、人治、禮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是什麼

區別：

1、概念不同

法治，謂根據法律治理國家，與「人治」相對。

人治是「法治」的對稱。又稱「賢人政治」，是關於依靠執政者個人的賢明治理國家的治國方式和理論主張。

德治是中國古代的治國理論，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道德規范，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禮治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主張以禮治國的思想學說。荀子認為，禮使社會上的人在貴賤、長幼、貧富等封建等級制中都有恰當的地位

2、理念不同

法治是依法治理國家，社會主要法制思想鄧小平所提出的觀點。

人治以人來治理國家，是封建主義社會的弊端，封建社會已經滅亡是不可行的。

禮治和德治是闡述的是同一個觀點，禮儀道德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基本准則，但是用禮儀和道德治理國家，那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法律沒有強制性了，如半夜睡覺不關門，人人如己。

3、來源不同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法治、人治是個舶來詞。遍考我國現代之經、史、子、集，我們都無從找到"法治"這兩個字的組合。

如德治、禮治則是在我國傳統的著作如《禮記》等等中可以找到、證其淵源的。

聯系：

1、就中國政治思想發展本身而言，在中國近代以前專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從中國近代鴉片戰爭開始則逐漸向民主、法治思想轉變，而德治貫穿社會生活。

2、法治社會是基於人、禮、德演變過來的，如果沒有了人文、缺少了禮儀更別說道德那也就是說法治不健全沒有了說服力只有強制性，可見法治是社會進步所產生的。

3、都是根據當時社會需要而產生的。

H. 鄉土中國對禮俗社會的解釋

禮俗社會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從社會秩序維持的角度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相對於法理社會而言。 我們喜歡劃分「人治」和「法治」， 費孝通提出「禮治」的概念，他認為禮治社會是並不能在變遷很快的時代中出現的，這是相同社會的特色。
中文名
禮俗社會
外文名
gemeinschaft
出處
鄉土中國
特點
相對於法理社會而言
概念
禮俗社會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從社會秩序維持的角度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相對於法理社會而言。按照通常的做法，我們喜歡劃分「人治」和「法治」，認為傳統社會是「人治」，而現代社會是「法治」。費孝通認為「人治」概念容易讓人誤解，似乎傳統社會是個人按照自己主觀意願，隨心所欲進行統治；而「法治」的實質是「人依法而治」，其實也具有人的因素，因而「人治」與「法治」的劃分並不準確。於是，費孝通提出「禮治」的概念，他解釋說：「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於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據的規范的性質。」（P49）如果說現代社會是法理社會，則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從性質上說，「禮並帶有文明的或是慈善的的意思，禮也可以是殺人的、野蠻的」。(P49)「禮是社會公認的合式的行為規范，合乎禮的就是說這些行為是做得對的，對是合式的意思。"（P50）禮和法一樣都是行為規范，「但禮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維持規范的力量」，「法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P50）「傳統是社會所積累的經驗。行為規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們的行為已完成社會的任務，社會的認為是在滿足社會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禮並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禮是主動的。」（51）「禮治從表面看去好像是人們行為不受規律拘束而自動形成的秩序。其實自動的說法是不確，只是主動地服從成規罷了。」「禮治的可能必須以傳統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問題為前提。鄉土社會滿足了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禮來維持。」（P52）「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不管一種生活的方法在過去是怎樣有效，如果環境一改變，誰也不能再依著法去應付新的問題了。所應付的問題如果要由團體合作的時候，就得大家接受個同意的辦法，要保證大家在規定的辦法下合作硬度共同問題，就得有個力量來控制各個人了。這其實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謂「法治」。」（P52）「法治和禮治是發生在兩種不同的社會情態中。這里所謂的禮治也許就是普通所謂人治，但是禮治一詞不會像人治那樣容易引起誤解，以致有人覺得社會秩序是可以由個人好惡來維持的了。禮治和這種個人好惡的

I. 什麼是法制，什麼是人制，區別在哪裡。

人制和法制 區別:

①兩者基礎不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基礎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

②兩者特點不同。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法治具有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的特點，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

③二者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不平等的原則，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 歷史上對法治與人治的三次爭論與三種不同理解 ：

(一)三次爭論 ：

1. 儒法之爭：這是第一次爭論，儒家主張人治(或德治、禮治)，而法家則主張依靠法治，提倡「法、術、勢」；

2.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爭：這是第二次爭論，其中柏拉圖提倡「哲學王」治國，即提倡人治，而亞里士多德則主張法治。

3. 17～18世紀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之爭：這是第三次爭論，其中資產階級主張民主和法治，而封建地主階級則主張人治與專制。

(二)三種理解 ：

1. 第一次爭論引起第一種理解，即「治理國家主要依靠什麼，是法律還是道德？」

   (1)總觀點：人治論認為國家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賢臣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法治論認為國家由主權者通過法律來治理。

   (2)在中國古代，儒家(人治論者)將天、道德、權力溶為一體，強調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而法家則主張主要應由掌權者通過強制性法律來治理，提出「務法不務德」。

   (3)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法治優於人治」、「多數人之治優於一人之治」，並且在自己的《法律篇》中第一次提出並解釋了「法治」一詞。

2. 第二次爭論引起第二種理解，即「對人的行為應採取一般性指引還是採取具體性指引」 (1)總觀點：人治論認為應對每個人採取個別的、特殊的指引；而法治論認為應對所有人採取一般的、共同的指引。

(2)在中國古代，法家盡管也提到了法的規范性，但是總體上來說中國古代儒法兩家並未就此問題展開論述。

(3)古希臘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柏拉圖認為法律是硬性條文，不可能對社會事務的處理做到面面俱到，法律不可能規定出適合於每一個人的特殊情況的法律條文，所以必須依靠「哲學王」利用技術來管理社會。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是可以克服人的弱點的，法律上是眾人之治，因而它更應該適用於大多數人，因而它必然具有原則性、普遍性，同時為適用於具體情況，可以通過修改法律，解釋法律，授權法官造法等方式來克服法的原則性帶來的局限性。

3. 第三次爭論引起第三種理解，即「政治制度上應實行民主還是專制？」

(1)總觀點：法治論認為應該主張民主、實行共和政體，而人治論認為應該主張君主，實行專政。

(2)主要出現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一些先進思想家反封建專制時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綱領中。

(3)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爭論中，也有反映，但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爭論中並末出現，因為這兩家在政治制度上都維護君主制或君主專制。